金元理學的傳播

（四）金元理学的传播


　　和南宋并立的金朝，在它的建立初期，處在從奴隸制到封建制的轉化階段，對于漢文化隻是作爲封建文明而逐步加以接受，還不存在提倡某一學派的問題。在長期戰亂的年代，也沒有出現什麽“名家通儒”。金世宗、章宗倡導漢文化，獎勵儒學，宋朝的經學和理學才又在金朝繼續得到傳播。霸州儒者杜時升在嵩，洛山中教授二程之學。《金史·杜時升傳》說：“大抵以伊洛之學教人，自時升始”。易州麻九疇治《易》與《春秋》，并以邵雍的《皇極經世書》授徒。金朝末年，在學術上有所撰述并在社會上有所影響的學者，是王若虛和趙秉文。

　　王若虛 ——真定藁城人王若虛，字從之，承安二年（一一九七年）經義進士。以縣令進爲國史院編修官，預修《宣宗實錄》，曾奉使夏國，歸爲平涼府判官，轉延州刺史。王若虛著《道學淵源序》，以爲宋儒“使千古之絕學，一朝複續”。他推崇兩宋理學家“推明心術之微，剖析義利之辨，而斟酌時中之權，委曲疏通，多先儒所未見”，但也指責理學“消息過深”“揄揚過侈”“句句必涵氣象，而事事皆關造化”，“名爲排異端（佛，老），而實流于其中”。因此，他贊同葉适的評論，以爲理學家是将六經之書牽合性命之論，茫然不可測識（《論語辨惑序》）。他在《論語辨惑》中，對周敦頤、二程、朱熹、張栻等人的注釋，一一加以評論褒貶。指出朱注“删取衆說，最号簡當”，但有些注解則是“妄爲注釋”，“過爲曲說”。王若虛以金人而論宋學，得免派別的糾葛，因而議論較爲客觀平允。但他所學仍以宋學爲主，并未能獨辟蹊徑，成一家言。所著文章編爲《滹南遺老集》傳世。

　　趙秉文 ——趙秉文，字周臣，磁州滏陽人，晚年号爲“閑閑老人”，金哀宗時病死。生平研治《易》、《中庸》、《論語》、《孟子》諸經，兼善詩文。一時号爲“斯文盟主”。趙秉文以程朱的道德性命之學自任，在學術上少有新創。晚年值金朝衰亂，又于禅學求慰藉。傳世的著述有《閑閑老人滏水文集》二十卷。

　　蒙古滅金時期漸與漢文化有所接觸。一二三五年，蒙古闊出軍侵宋，攻下德安，俘儒生趙複。趙複字仁甫，德安人。楊惟中、姚樞攜趙複至燕京，見忽必烈于潛邸。趙複與姚樞在燕京建周子祠（周敦頤祠），又建太極書院，講授程朱理學。趙複帶來程朱傳注，盡付姚樞。《元史·趙複傳》說：“北方知有程朱之學，自複始”。金末儒生早已有人品評程朱之書，并非始白趙複。但建立書院，廣收門徒，則确是自趙複始，學者稱複爲“江漢先生。”姚樞将程朱書授予許衡。廣平人窦默與姚、許一起講習性理之學。姚樞、許衡、窦默，成爲元初影響一時的名儒，并且在他們的周圍形成了一個漢人儒士集團。元世祖忽必烈多次向他們訪問治道，并延聘教授太子真金。在元朝初年，蒙古奴隸制與封建制，漢法與“回回法”的政治鬥争中，姚樞、許衡等人無疑是起了重要的作用，但在學術上，他們對理學雖也有過某些評議，卻沒有多少建樹可言。

　　元朝滅南宋後，在江南著書講學的學者，則有鄧牧、吳澄和許謙。

　　鄧牧——浙江錢塘人鄧牧，字牧心。南宋亡後，他拒不在元朝做官。元成宗時，隐居在餘杭山中的洞霄宮，曾與宮中道士編集《洞霄圖志》。他的著述，則收編于《伯牙琴》一書。書名寓意是知音者少，書中的論說也确是遇然不同于流俗。鄧牧親曆南宋亡國之痛，深感南宋崇信空談，集權專制，貪婪腐敗所造成的禍害，著《君道篇》痛斥皇帝的專制，說：“所謂君者，非有四目兩喙，鱗頭而羽臂也，狀貌鹹與人同，則夫人固可爲也。今奪人所好，聚人所争，慢藏海盜，冶容海淫，欲長久治安可乎？”又痛斥官吏的貪暴：“吏無避忌，白晝肆行，使天下敢怒而不敢言，敢怒而不敢誅”。他同情人民的反抗，以爲都是由于官吏的剝奪而引起，說： “人之亂也，由奪其食；人之危也，由竭其力；而号爲理民者竭之而使危，奪之而使亂”（以上并見《伯牙琴·吏道篇》）。鄧牧還表露了他對君民名分不嚴的堯、舜時代的幻想，甚至主張“廢有司，去縣令，聽天下自爲治亂安危”。在鄧牧的著作中，有儒家“大同之世”的影響，也有道家太極陰陽說的闡述，但他自稱“三教（僧、釋、道）外人”，以表明他并非崇信某家舊說。他的論說隻是基于對現實社會統治秩序的憤嫉不平，從而提出強烈的抗議，産生虛幻的空想。這在理學綱常之說流行的年代，确是罕見而難能的。但鄧牧隐居著書正如伯牙鼓琴，在社會上并沒有多少反響。

　　吳澄——吳澄，字幼清，撫州崇仁人。與鄧牧相反，吳澄繼述程朱，傳播道學。吳澄在元初被召入京師，成宗時在龍興郡學講學。文宗時病死，年八十五。吳澄曆經元代七朝，多次入朝任講官史職，晚年歸家講學授徒，學者稱爲草廬先生。吳澄講學，祖述周、邵、程、朱，又企圖調和朱、陸，對理學作通俗的講解。如以“太極”爲萬物的總稱，認爲道、理、誠、天、帝、神、命、性、德、仁與太極都是一事。但他的基本論點，仍以爲理是氣的主宰。吳澄在元朝講理學，與宋金對立時期已不相同，他不再講“尊王攘夷”，而隻講倫常綱紀，以維護元朝的統治秩序。他說：“三綱二紀，人之大倫也，五常之道也。君爲臣之綱，其有分者義也。父爲子之綱，其有親者仁也。夫爲妻之綱，其有別者智也。長幼之紀，其序爲禮。朋友之紀，其任爲信”（《草廬精語》）。吳澄校定諸經，晚年著《禮記纂言》，注訓古禮，但他在哲學思想方面并無新創。

　　許謙——吳澄以後，理學的傳播者是金華人許謙。許謙，字益之，早年從金履祥學理學。仁宗時在東陽八華山講學，有門人千餘人，自号“白雲山人”。元順帝至元三年（一三三七年）病死，年六十八。仁宗是理學的提倡者，金華是理學昌盛之地，許謙講學四十年，一時很有影響。黃溍爲他作墓志銘說：“程子之道得朱子而複明，朱子之道至先生而益尊”。又說許謙之學 “以五性人倫爲本，以開明心術變化氣質爲先”（《黃金華集》卷三十二）。許謙在《入華講義》中說，人倫有五，即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謂之五倫。人性也有五類，仁、義、禮、智、信，謂之五性。大抵許謙講學，着重于倫常和修身之道，對哲學義理無多探讨。但朱嘉的理學經黃斡傳至何基、王柏、金履祥，再傳至許謙，在金華逐漸培育出一批信奉理學的儒生。明朝初年，金華文士形成以宋濂爲首的集團，具有頗大的勢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