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前期的經學與哲學

第七章 宋金元時代的文化概況

第一節 經學、哲學、理學

　　中國封建經濟的發展，到宋代進入一個新階段，經學和哲學也發展到一個新階段。唐孔穎達撰《五經正義》結束了漢魏以來的儒家經學。唐以前的經學被稱爲“漢學”，宋以後的儒學稱爲“宋學”。宋學的特點，是不拘經義訓诂，憑己意說經。宋學自稱直接繼承孔子的道統，憑依孔子的經書，探讨有關自然界與社會的起源和構成的原理，形成自己的哲學系統，與漢學遇然不同。宋學中占居統治地位的學說是道學即理學。理學包括哲學和倫理綱常即封建的社會政治學說兩大部分。理學家用哲學的義理論證封建社會的統治秩序，對以後的封建社會産生着巨大的影響。宋代以後，占統治地位的儒學基本上是理學。

　　宋學的産生有其多方面的原因。（一）以農業爲基礎的宋代，地主土地占有制和租佃制成爲主要的普遍的經濟形态。前代依據門閥和等級取得祿位、占有土地的制度轉變爲主要經由科舉考試任命官員，和主要通過自由買賣而取得土地。經濟關系和政治制度上的這些變革勢必推動意識形态發生相應的變革。地主階級需要新的理論武器以維護其新的剝削關系和政治思想統治。（二）宋代以科舉取士，擺脫了前代貴族門閥和軍閥勢力的羁絆，朝政的議論呈現出前所未有的活躍局面。由此形成無休止的政黨之争，也由此形成政治、思想上較爲自由的風氣。這種風氣爲學術上的探讨和新學說的産生，造成了有利的政治條件。印刷術的發達提供了必要的物質基礎。（三）漢學發展到唐代已經陷入了絕境。孔穎達《正義》後，漢學不再有前進的可能。儒學要繼續發展，勢須另辟新徑。安史亂後，啖助及弟子趙匡、陸淳等治《春秋》學，抛開三傳，抒發己見。韓愈、李翺著《論語筆解》，韓愈又著《原道》、《原性》等篇，李翺著《複性書》，相繼提出“道統”與“性命”之說。唐人懷疑古訓、自出新意的學風，爲宋學的産生開辟了門徑。（四）佛教與道教在唐代盛極一時，在相當大的領域裏奪取了儒學的思想陣地。佛學提出的有關宇宙和人生的許多命題，爲古老的漢學所不曾有。儒學要戰勝佛學就必須對這些命題做出自己的回答。佛道的流行爲儒學提出了論争的任務，也爲儒學提供了足夠汲取的思想資料。唐代佛教的禅宗南宗曾汲取儒學而戰勝了儒學。宋代的理學則汲取佛道而戰勝了佛道。

　　理學創造于北宋，完成于南宋，在金、元繼續得到傳播。宋代的經學、哲學和理學，其思想來源大緻出于三個方面：一是漢學以前的原始儒學經典，主要是《易》《春秋》和《周禮》。二是佛學，主要是華嚴宗和禅宗。三是道教，主要是太極和陰陽學說。


（一）北宋前期的經學與哲學

　　宋朝承唐末五代戰亂之後重建統一的國家，經學的研究已經長期中斷，佛道二教仍在南方諸國流行。宋太祖、太宗尊崇儒學也崇尚佛道，旨在争取士人、以穩定宋朝的統治，并非出于學術目的。宋太宗時校定孔穎達《五經正義》，由國子監刻闆印行。真宗笃信道教，也倡導儒學，命國子監祭酒邢禹撰成《九經疏義》頒行。大抵宋初至真宗五、六十年間，主要是在恢複唐朝的一統經學，以維護宋朝的中央集權的統治，在學術上并沒有什麽新創。

　　宋仁宗時，随着科舉取士制的發展，已逐漸養成了一批儒士，宋朝統治的重重矛盾也開始暴露在人們的面前，朝野文士紛紛議論着改革朝政的方案。在學術上也一掃前時的沉寂，開始了多方面的新探索。

　　劉敞——仁宗慶曆間進士劉敞，字原甫，世稱公是先生，臨江新喻人，著《七經小傳》三卷，爲《詩》《書》《三禮》《春秋公羊》及《論語》重作新注（傳）。劉敞突破舊注的束縛，依己意作出新解，使學風爲之一變。吳曾《能改齋漫錄》引《國史》說：“慶曆以前，學者尚文辭，多守章句注疏之學。至劉原甫爲《七經小傳》，始異諸儒之說。”王應麟《困學紀聞》也評論說：“自漢儒至慶曆間，談經者守訓故而鑿。《七經小傳》出而稍尚新奇矣。”劉敞以己意說經，雖然在學術上并無重大的建樹，但由此形成破舊立新的學風，卻帶來極大的影響。

　　孫複、石介、胡瑗——孫複、石介、胡瑗号稱“三先生”，爲後來理學家所推重。

　　孫複，字明複，平陽人，三次考試進士，不中，退居泰山著書講學。學者稱爲泰山先生。仁宗慶曆間，起爲國子監直講。孫複專治《春秋》，著《春秋尊王發微》十五篇（現存十二篇）。所謂“發微”，即離開三傳，獨自闡發孔子褒貶善惡的微旨，實際上是借《春秋》抒發自己的主張。孫複力主“尊王”，貶斥春秋諸侯對周王室不忠，以爲諸侯盟會是“衆心離貳，忠心殆絕”。獨尊王室，提倡臣下效忠，這自然十分符合宋朝鞏固中央集權統治的政治需要。

　　孫複的弟子石介，字守道，兖州奉符人，曾考中進士，在徂徕山下講學，人稱徂徕先生，入朝爲國子監直講。石介講授《易》經，著《春秋說》，又著《怪說》三篇，力辟佛老，以爲三事天下“必然無有”，即無神仙、無金術、無佛。

　　胡瑗，字翼之，泰州海陵人，曾居泰山與孫複、石介同治經學。學者稱爲安定先生。範仲淹聘爲蘇州教授，在蘇、湖講授經學。胡瑗的學術仍以《易》爲主，現存著作有《周易口義》十二卷，又有《洪範口義》二卷。胡瑗在學校，分設二齋教授，選擇“心性疏通”的優等生入“經義齋”，研求經學義理。另設“治事齋”，學習政事、軍事和水利、曆算等實學。胡瑗講學時，要求學生聽講必須服裝整齊，專心端坐。但考試後，則舉行師生聯歡，歌詩奏樂，直到夜晚。胡瑗的教學法明顯地受到佛教傳法的影響，平時也仿效禅宗公案，向學生提出問題思考。胡瑗教授弟子數千人，成爲當時最大的教育家。他的教學法曾被太學吸收，在各地推廣，影響極大。

　　李靓——江西建昌軍南城人李靓，字泰伯（一○○九——一○五九年），自二十三歲開始著書。三十四歲考試不第，在南城教學，學者稱爲盱江先生。四十九歲在太學供職。五十一歲病死。李靓的經學主要是《易》經與《周禮》。李靓治學着眼于社會政治的實際，反對圖谶象數的迷信。他認爲“聖人作易，本以教人”，“君得之以爲君，臣得之以爲臣，萬事之理，猶輻之于輪，靡不在其中矣”（《易論》一）。李靓著《易論》十三篇，就《易》經講述君臣之道以至治身之道。又著《禮論》七篇，以爲“聖人之所以治天下國家，修身正心，無他，一于禮而已矣” （《禮論》一）。李靓所說的“禮”，包括禮樂刑政、仁義智信以至飲食起居等一切方面，實際上是論證當代的社會政治制度和統治秩序。由此出發，李靓又著《周禮緻太平論》及其他論著多篇，主張宋代社會應實行“平土”、“均役”，獎勵農墾以富國。李靓在哲理的探讨上并沒有多少發明，但他憑借《周禮》而提出一系列改革主張，卻對後來王安石變法有一定的影響。李靓弟子鄧潤甫即是變法派中重要的一員。

　　李靓四十五歲時著《常語》三卷，對孟子極力貶斥。他提出：孔子之道是君君臣臣，盂子之道是人皆可以爲君，因而造成諸侯争霸，天下大亂。五霸是三王的罪人，孟子是五霸的罪人。李靓從而認爲，孔子死而道不傳，孟子是背離了孔子。李靓直接解釋孔子之道尊天子抑諸侯，這與孫複的論說基本一緻。但他從抛棄訓诂發展到公然诋斥孟子，卻爲宋儒自稱繼承孔子道統之風開了端緒。

　　上述情況表明，宋朝建國五十年後，經學和哲學出現了重要的變化。主要是：（一）懷疑故訓，沖破舊傳統。宋仁宗時《五經正義》或《九經正義》已不能保持學術壟斷地位。學者從推翻《正義》，懷疑漢儒訓诂，直到貶斥孟子，在思想界形成疑古的學風。歐陽修進而認爲《易》經的“十翼”非孔子所作，不足爲據。《周禮》也未必出于周公。蘇轍、蘇拭懷疑《周禮》系秦漢儒者所增損，不可相信。司馬光也著《疑孟》篇，對孟子提出疑問。學者從不同的方面，合力沖破舊傳統，爲陷入絕境的經學開拓了新路。（二）究解經義，刻意求新。儒者擺脫章句訓诂的束縛，直接探究經書義理，競相提出新解。所謂新解，多從當代的社會政治需要出發，因而《易》、《春秋》、《周禮》三經的研究，成爲“顯學”。學者借《易》發揮哲理，以論證現實的社會秩序；借《春秋》倡導尊王，以維護中央集權的統治；借《周禮》以申述改革積弊的政見。經學逐漸從哲學和社會政治學說兩個方面求得新的發展。（三）反對佛道，吸收佛道。以石介爲代表的學者，繼承韓愈的傳統，力辟佛老。胡瑗則吸取佛教的某些形式和方法以講授經學，爲前所未有。

　　以上三個方面所表現出的新變革，爲理學的創立，準備了條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