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經濟簡史

春秋時期，鐵制農具開始普及，春秋時期除使用塊煉鐵外，還掌握了冶煉生鐵的先進技術。鐵器的使用使大規模開墾荒地成為可能，促進了私田的發展，同時也為手工業提供了銳利的工具，牛耕漸趨普遍起來，牛耕技術的發展，只有與鐵器的使用相配合，方可發揮出它的功能。在青銅冶鑄方面發明了錯金、錯銀、嵌紅銅等新工藝。侯馬大批鑄造陶范的出土，顯示出這一時期青銅冶鑄業和採礦業的規模很大、水平很高。春秋中期以後，各諸侯國已經大量使用貨幣。金屬貨幣的流通，促進了手工業、商業的發展。

隨著農業生產工具的進步，農業的生產在春秋末戰國初得到了飛躍發展。鑄鐵冶煉技術和鑄鐵柔化技術的發明，鐵制的農具得以普及，進而促進了農業的發展上升到了另外一個臺階。

商鞅變法以後，秦國的經濟體制就全面轉入「耕戰」。即重視農業生產和對外戰爭，以農業生產支持對外戰爭，以軍功授爵賜予土地。同時由國家法令具體指導農業生產。但統一全國後類似的制度似乎並未取得顯著效果。

漢朝的土地所有制與秦朝相同，土地私有，並可自由買賣。土地所有者須向國家耕地稅，耕地稅率為畝產的十五分之一或三十分之一。人口稅分為算賦和口賦。算賦是丁稅，十五至五十六歲的男女每年每人納一百二十錢（一算）。口賦是兒童稅，七至十四歲的兒童每年每人納廿錢。西漢早期，自耕農是農民階層的主體。到西漢中後期，土地集中日益嚴重，自耕農大量破產，淪為佃農。豪強莊園勢力日益強大。東漢後，這一現象更甚，地主莊園勢力的膨脹，亦間接導致了三國局面的形成。

漢朝時期，鐵製農具已經成為主要的生產工具，著名的農具種類有鐵犁壁、矩犁、全鐵曲柄鋤等。牛耕是最主要的犁地方式，最重要的犁地法是二牛抬杠。一些新式耕田法，如代田法、區田法相繼誕生。國家注重興修水利，尤以關中地區為最。著名的水渠有成國渠、六輔渠、白渠等。在洛水附近有一條龍首渠，由於附近地區土質松軟易坍塌，就用鑿井的方法代替地上渠道，叫做井渠，極類似於今天新疆地區的坎兒井。東漢時期，出現了翻車和渴烏等水利工具，增加了農業生產效率。著名的農書有《氾勝之書》。

西漢早期，冶鐵業分國營（中央政府）、官營（地方經營）和民營三種類型。當時著名冶鐵家有卓王孫、南陽孔氏等。漢武帝於元狩三年收冶鐵為國營，自此之後冶鐵業開始衰落，但由於此對國家財政較有利，之後一直沒有改變此政策。到了東漢，冶鐵業由社會自營，加上水排的發明，冶鐵業更加發達。銅器雖出現變少，但在兩漢時期仍是重要的金屬器。漆器則是兩漢時期重要的工藝品。漢朝的紡織業亦有國營與民營之分，民間著名紡織業者有陳寶光，他是織花機的發明者。到東漢時期，蠶桑養殖在長江流域和嶺南等地開始推廣，特別是四川地區。蜀錦更價值連城，在三國時期甚至成為蜀漢一大財源。麻葛製品中，最出名的是產於會稽地區的越布。

西漢早期奉行重農抑商政策，商人地位低下。文帝時期，在晁錯的建議下，改行貴粟政策，商人競買爵位，國家存糧大漲，商人的地位也有大幅度提高。西漢時期，全國已有數個商業中心，如長安、洛陽、邯鄲、江陵、吳、壽春、番禺、成都等，各大都會間亦有河渠或大道想通。絲綢之路是當時世界最重要的商路。而海上交通也有出現。在邊疆地區，與外國定期有「合市」供交換有無。伴隨著商業的發展，一些經商哲學紛紛出現。到東漢時期，中原地區商道線路發達，各地貨物往來更加頻繁。

西漢時期牛耕和鐵器的使用已經非常普遍。同時手工業也獲得了巨大的發展。尤其紡織業和瓷器製作發達。西漢是中國古代商業非常發達的一個朝代，國家的穩定和交通的發展為商業的發展提供了良好的環境。不僅國內貿易，而且對外貿易也非常發達。通過絲綢之路西漢甚至與古羅馬、印度等國家有間接的貿易關係。西漢文化對東亞和東南亞國家的影響深刻，越南、朝鮮、日本等國家都接受西漢文化的影響。

至王莽稱帝後進行多項改革，但政令繁瑣、朝令夕改，改革終告失敗，導致新朝覆亡。以下為王莽在位時的改革:1)土地改革-王田制：王莽提出，限制私有土地持有，超出部分為國有。無土地者由國家分配，一夫百畝，但完全無法執行。目的是解決西漢以來土地兼併嚴重的問題。 2)禁賞奴婢 3)推廣國營事業 4)改革幣制 。

至西晉時，農業由於兵事將休，在晉武帝時期就廢除屯田制，將民屯田給予農民，實施占田制及蔭客制，並以課田法課稅。占田制及蔭客制使世族佔田有法可依，平民也擁有一定大小的土地，但世族大量併購土地的問題並未解決。雖然課田法使地租比曹魏時重一倍，但由於農民由賦稅更重的屯田農民構成，所以負擔比屯田制稍微減輕。由於被蔭庇的農民只需向蔭庇者交租即可，國家稅收得由其他編民齊戶承擔，這使更多的農民轉蔭至大地主名下。最後政府稅收短缺，世族獲得經濟特權。

東晉時期莊園經濟在社會經濟中所佔的比例比北方更大。早在孫吳時期，江南經濟日益開發。當時吳姓世族即擁有眾多的莊園。晉室南遷後，中原人口大量南遷，改善南方地廣人稀的問題。僑姓世族大量開發無主地，建立方圓數十里至數百里的莊園，有效將勞動力組織起來。由於世族壟斷土地，佔奪田園山澤，使得貧富差距極大。所以王導曾於晉成帝咸和五年（330年）實施度田收租，以改變西晉時將田租與戶調合一徵收；咸康二年（336年）頒布「壬辰詔書」，禁止佔山護澤。這些都意圖減輕百姓負擔。當時莊園除了有部曲、佃客外，還有門生及奴隸。中原人士帶來北方精耕細作的技術，推廣牛耕加快耕田速度。東晉南朝重視水利，代有修築。最後，南方的水田普遍開發，農作物品種增加、生產量提高（如嶺南地區一年可兩熟）。長久下來使中國的經濟中心南移。

手工業主要由官府專營，設置少府及作部。冶煉業得到了發展，灌鋼技術的發明，把生鐵和熟鐵混雜在一起，工藝簡便，生產效率更高，鋼鐵的品質也更好。在熱處裡技術中發明了油淬，使鑄鐵可鍛化，最後鍛件成為主導地位。紡織業用麻織成的布，馬鈞改良紡織機，品種及品質皆提升。當時製紙業除麻紙外也利用籐做出「籐角紙」。紙張已經可作出雪白紙及五色花箋，到南朝完全替代竹簡和絹錦。製瓷業在製成技術也有長足的進步，並廣泛在南方地區擴散。例如浙江就形成越窯、甌窯、婺州窯及德清窯。製茶業方面，由於晉代士人習慣飲茶並提倡以茶代酒，使需求提高，種植區域進展到東南沿海。造船業歸官府管理，當時大船載重達萬斛以上。由於江南水路繁多，所以十分興盛。

商業方面，晉室南渡後，中原財富大多轉移至江南地區，商業仍然興盛，最大商業中心為建康、次為江陵。由於戰亂與銅量不足，鑄錢不足，幣值處於混亂狀態。貿易也有發展，南北互市和海外貿易主要由官府掌握，私人經營商業的很多，交易的大宗物品是糧食、布帛、魚、鹽等生活用品和一些奢侈品。廣州海上貿易發達，進口明珠、翡翠、犀象、香料，出口以絲綢為大宗。


唐朝經濟
唐朝經濟雖不如其後的宋朝那樣發達，但亦可圈可點。

農業
唐朝農業生產工具又有新的進步。曲轅犁就出現在唐朝。還出現了新的灌溉工具水車和筒車。唐朝前期，僅見於記載的重要水利工程就高達一百六十多項。其中著名的如玉梁渠、絳岩湖、鏡湖等。天寶年間，唐朝耕地面積達到八百五十萬頃。糧食產量也有提高。天寶八年，官倉存糧達九千六百萬石。長安洛陽米價最低時每鬥僅十三文，青州、齊州每鬥僅五文。唐朝後期，由於人口南移加上土地開墾及大修水利，南方的糧食產量大幅增加。

手工業
唐朝手工業分官營和私營兩種。工部是主管官營手工業的最重要部門，直接管理的機構有少府監、將作監、軍器監。少府監主管精緻手工藝品；將作監主管土木工程的興建；軍器監負責兵器的建造。監下設署、署下設作坊。此外還有鑄錢監和冶監等。官營手工業的產品一般不對外銷售，只供皇室和衙門消費。工人則分為工匠、刑徒、官奴婢、官戶、雜戶等。私營手工業較官營手工業比不發達。唐朝前期主要手工業有紡織業、陶瓷業和礦冶業。唐後期，南方手工業大幅進步，特別是絲織業、造船業、造紙業和制茶業。

商業與交通
唐朝的城市商品經濟仍不發達，但已有成長。長安、洛陽、蘇州、揚州、成都、廣州等都是一定地域內的商業中心。唐朝國內交通發達。陸路交通以長安為中心，道路遍佈全國。水路交通則是以洛陽為中心的大運河為主。全國共有驛站一千四百六十三所。其中陸驛一千二百九十七所，水驛二百六十所。自安史之亂後，由於大批士紳與工匠南遷，長江流域商業城市發展快速，國家的經濟財政亦仰賴南方的補給，當時有所謂「揚一益二」的說法；而江南最大城市、江南東道治所蘇州的繁華程度在中唐時已逐步超越揚州和洛陽，在全國僅次於長安，成為整個中國南方唯一的、最高等級的州——雄州，有「甲郡標天下」之說，即所謂“當今國用，多出江南。江南諸州，蘇最為大”；此外杭州、湖州等地的經濟也得到了較快發展。廣州、泉州、明州（今浙江寧波）和揚州等地成為海上貿易中心。而坊市分開的制度在蘇州、揚州等商業城市被打破，還出現了夜市。大城市中出現了櫃枋和飛錢。櫃枋經營錢物寄付，在櫃枋存錢的客戶可以憑書貼（類似於支票）寄付錢財。飛錢又叫便換，類似於現在的匯票。這些都說明瞭商業在唐朝後期的繁榮。

土地與賦稅制度
武德七年四月，唐朝政府頒佈均田令和租庸調。均田令規定政府依戶籍授田。人口三歲以下為黃，四歲為小，十六為中，廿一為丁，六十為老。丁男和十八歲以上的中男授田一頃，老男和殘障人授田四十畝。寡妻妾授田卅畝。和尚道士每人授田卅畝，尼姑女冠則有廿畝。貴族和官吏則另有規定。土地的買賣則有嚴格限制。無庸質疑，均田制對唐初生產的恢復有大意義。

租庸調法是與均田制配套實行的賦役制度。租庸調按丁徵收。每丁每年交納粟二石，稱為租。根據各地的不同生產，每年交納絹二丈，錦三兩，或布二丈五尺，麻三斤。稱為調。每丁每年要服徭役廿日，閏月加兩日。如果不想服徭役，每天折納絹三尺或布三尺七寸五分。稱為庸。如果政府額外加役，十五日，免調；卅日，租調全免。額外加役最多不可超過卅日。

唐朝後期由於藩鎮割據，均田制宣告瓦解，大莊園制經濟日益發展。莊園制的形成導致土地兼併嚴重，越來越多的自耕農成為地主的佃戶。這種情況導致稅收人口緊缺。據統計，肅宗上元元年國家控制的人口僅一千六百九十九萬零三百八十六。，其中納稅人口只有兩百三十七萬零七百九十九。唐朝的財政陷入崩潰。為解決財政困難，劉晏開始實行賦稅制度改革，取得很好的成效。德宗建中元年，唐朝的財政制度由租庸調法改為兩稅法。兩稅法沿襲過去地稅和戶稅的形式，按田畝的多少收地稅，按戶等的高低抽戶稅。這樣，官僚、貴族、地主和商人都要納稅，減輕了平民的負擔，也增加了政府的收入。但是，兩稅法也有一些弊病，諸如錢重物輕等。唐朝後期，為解決財政拮据的局面，實行鹽鐵專賣制度。政府設立鹽鐵使管理各地的專賣情況。結果導致物價飛騰，民怨四起，民間販賣私鹽者不在少數。而鹽鐵專賣制度也是黃巢民變的直接原因之一。


宋朝經濟
宋朝的經濟繁榮程度可謂前所未有，農業、印刷業、造紙業、絲織業、制瓷業均有重大發展。航海業、造船業成績突出，海外貿易發達，和南太平洋、中東、非洲、歐洲等地區50多個國家通商。南宋時期對南方的開發，促成江南地區成為經濟文化中心。

農業
宋代大興水利，大面積開荒，又註重農具改進，農業發展迅速。許多新形田地在宋朝出現，例如梯田（在山區出現）、淤田（利用河水沖刷形成的淤泥所利用的田地）、沙田（海邊的沙淤地）、架田（在湖上做木排，上面鋪泥成地）等。這大幅增加了宋朝的耕地面積。至道二年（996年），全國耕地為三百一十二萬五千兩百餘頃。到天禧五年（1021年）增加到五百廿四萬七千五百餘頃。各種新的農具在宋朝出現，例如新式水車龍骨翻車和筒車。代替牛耕的踏犁，用於插秧的鞅馬。新工具的出現也讓農作物產量大幅成長。一般農田每年可畝收一石，江浙地區一年可達到二至三石。北宋時宋真宗從占城引進耐旱、早熟的稻種，分給江淮兩浙，就是後來南方的早稻尖米，又叫占城米、黃秈米。長江流域和珠江流域農業發展迅速。一些北方農作物粟、麥、黍、豆來到南方。棉花盛行種植於閩、廣地區。茶葉遍及今蘇、浙、皖、閩、贛、鄂、湘、川等地。種桑養蠶和麻的地區也在增加。南宋時太湖地區稻米產量居全國之首，尤其以平江府（今蘇州）為代表，有“蘇湖熟，天下足”（指蘇州和湖州）或“蘇常熟，天下足”（指蘇州和常州）之稱。甘蔗種植遍佈蘇、浙、閩、廣、等省，糖已經成廣泛使用的食品，出現世界上第一部關於製糖術的專著：王灼著《糖霜譜》。

手工業
北宋的主要礦產包括金、銀、銅、鐵、鉛、錫、煤等。北宋時期金屬礦藏達到兩百七十餘處，較唐朝增加一百餘處。仁宗時期，每年得金一萬五千多兩、銀廿一萬九千多兩、銅五百多萬斤、鐵七百廿四萬斤，鉛九萬多斤、錫卅三萬斤。

宋朝的絲、麻、毛紡織業都非常發達。西北地方流行毛織業，四川、山西、廣西、湖北、湖南、河南等地麻織業非常發達。到了南宋時期，廣東雷州半島地區和廣西南部成為棉紡織業的中心。兩浙和川蜀地區絲織業最發達。宋朝政府還在絲織業最發達的地區設立織錦院，也就是官辦的絲織作坊。而相關的印染業也因此發達起來。

宋朝官窯、民窯遍佈全國。時有河北曲陽定窯、河南汝州汝窯、禹縣鈞窯、開封官窯、浙江龍泉哥第窯、江西景德鎮景德窯、福建建陽建窯等七大名瓷窯，和分佈在各地的許多大小瓷窯，所產宋瓷通過海上絲綢之路遠銷海外，如日本、高麗、南洋、印度、中西亞等地區。

宋朝時期，主要的造紙材料包括絲、竹、藤、麻、麥桿等。四川、安徽、浙江是主要的造紙產地。四川的布頭箋、冷金箋、麻紙、竹紙，安徽的凝霜、澄心紙、粟紙，浙江的藤紙等都聞名於世。甚至還有紙被、紙衣、紙甲等。紙張的大量生產與活字印刷術為印刷業的繁榮提供了基礎。宋朝的印刷業分三大系統，官刻系統的國子監所刻的書被稱為監本，而民間書坊所刻的書被稱為坊本，士紳家庭自己刻印的書籍屬於私刻系統。東京、臨安、眉山、建陽、廣都等都是當時的印刷業中心。當時坊刻書中以浙江最好，稱浙本，四川次之，稱蜀本。福建的刻書以量取勝，稱建本，其中尤以建陽麻沙鎮最多，世稱麻沙本。社會上流行刻書的風氣。其中以臨安國子監所刻的書品質最好。宋朝的刻書以紙墨精良、版式疏朗、字體圓潤、做工考究、傳世稀少、價值連城而聞名於後世。

宋朝造船技術水準是當時世界之冠。宋神宗元豐元年（1078年），明州造出兩艘萬料（約600噸）神舟。1974年福建泉州出土一艘宋代古船，有13個隔水倉，一兩個隔水倉漏水，船也不會沉。隔水倉技術，經馬可·波羅介紹，傳入歐洲。宋朝的主要造船廠分佈在江西、浙江、湖南、陝西等地區。虔州、吉州、溫州、明州都是重要的造船基地。太宗時期，全國每年造船達到三千三百餘艘。到了南宋，由於南方多水加上海上貿易日益發達，造船業發展更快。臨安府（今杭州）、建康府（江寧府，今南京）、平江府（蘇州）、揚州、湖州、泉州、廣州、潭州、衡州等成為新的造船中心。廣州製造的大型海舶木蘭舟可「浮南海而南，舟如巨室，帆若垂天之雲，舵長數仗，一舟數百人，中積一年糧」。南宋時代還出現了車船、飛虎戰船等新式戰艦。

金融商業
宋朝商業繁盛，通行的貨幣有銅錢、白銀。太宗時期，每年鑄幣八十萬貫。到神宗熙寧六年，已達六百餘萬貫。由於商品入口，宋朝大量銅錢、白銀外流，造成硬通貨短缺。真宗時期，成都十六家富戶主持印造一種紙幣，代替鐵錢在四川使用，是為交子。這是世界上最早的紙幣。仁宗後改歸官辦，並定期限額發行。徽宗時期，改交子名為錢引，並擴大流通領域。南宋於1160年(高宗紹興三十年)改為官辦“會子”，會子主要有東南會子（也叫行在會子），湖北會子和兩淮會子。但是為防止銅錢北流，宋朝政府規定在與金交界處仍然只能使用鐵錢。與交子不同，會子是以銅錢為本位的，面值有一貫（一千文）、兩貫和三貫三種，後增印兩百文、三百文與五百文小面額鈔票。乾道五年定為三年一界，每界發行一千萬貫，以舊換新。熙寧10年（1077年）的北宋稅賦總收入共7070萬貫，農業的兩稅為2162萬貫，占30% ；工商稅為4911萬貫，占70%。工商稅收入構成國家財政收入的主體。

海外貿易
由於西夏阻隔了西北的絲綢之路，加上經濟中心的南移，從宋朝開始，東南沿海的港口成為新的貿易中心。唐朝時期全國僅廣州一地設有市舶司，負責外貿事務。宋朝先後在廣州、臨安府（杭州）、慶元府（明州，今寧波）、泉州、密州板橋鎮（今膠州營海鎮）、嘉興府（秀州）華亭縣（今松江）、鎮江府、平江府（蘇州）、溫州、江陰軍（今江陰）、嘉興府（秀州）澉浦鎮（今海鹽）和嘉興府（秀州）上海鎮（今上海市區）等地設立市舶司專門管理海外貿易。其中以廣州、泉州和明州最大。泉州在南宋晚期更一躍成為世界第一大港和海上絲綢之路的起點。宋朝海外貿易分官府經營和私商經營兩種方式，其中民營外貿又占大宗。元豐三年，宋朝政府制定了一部《廣州市舶條法》，是中國歷史上第一部貿易法。而各個外貿港口還在城市立設立「蕃市」，專賣外國商品；「蕃坊」供外國人居住；「蕃學」供外商子女接受教育，政府還專門制定了蕃商犯罪決罰條。現在廣州和泉州城內仍然有許多藩客墓，成為當時海外貿易繁榮的佐證。

與中國通商的國家有：占城、真臘、三佛齊、吉蘭丹、渤泥、巴林馮、蘭無裏、底切、三嶼、大食、大秦、波斯、白達、麻嘉、伊祿、故臨、細蘭、登流眉、中裏、斯伽裏野、木蘭皮等歐亞地區五十八個國家。宋朝出口貨物包括絲綢、瓷器、糖、紡織品、茶葉、五金。進口貨物包括象牙、珊瑚、瑪瑙、珍珠、乳香、沒藥、安息香、胡椒、琉璃、玳瑁等幾百種商品。[15]宋朝從大量進口貨物通過市舶司獲得的稅收，從北宋皇祐（1049年—1054年）的53萬貫，治平（ 1064年—1067年）63萬貫， 到了南宋紹興（ 1131年—1162年）已達200萬貫，約占全國財政收入的百分之六，對宋代的繁榮起重要作用。

南宋時期，宋朝在與金和大理的交界處設立榷場來互通有無。宋朝出口藥材、茶葉、棉花、犀角、象牙等，進口北珠、人參、毛皮、馬匹等貨物。民間也有大量的走私貿易。由於宋朝銅錢信用佳，被大量走私到東南亞和西亞，而當時的朝鮮和日本更停用自己的通貨，改用宋錢。


元明經濟

由於蒙古的勢力擴展到了西亞地區，使得歐洲與元朝中國的交往更加頻繁，技術交流更加迅速。元朝的經濟仍以農業經濟為主，生產技術、墾田面積、糧食產量、水利興修以及棉花泛種植等都超過了前代。元朝是中國歷史上第一個完全以紙幣作為流通貨幣的朝代，建立起世界上最早的完全的紙幣流通制度，比歐洲早了400多年。因漕運、海運的暢通及紙幣的流行，商業在元朝也極度繁榮起來，使其成為當時世界上相當富庶的國家。而元朝的首都大都，也成為當時聞名世界的商業中心。意大利人馬可·波羅在忽必烈時期隨從他的父親和叔叔來到中國，在其口述並由魯斯蒂謙記錄的《馬可·波羅遊記》中描繪出元朝中國的繁華景象。


明朝初年，由於多年的戰爭與元末政府的巧取豪奪，經濟近乎在崩潰的邊緣。明朝初年實行休養生息的政策與移民墾荒，也實行屯田政策，軍屯面積占全國耕地的近十分之一。此外，商屯也相當盛行，政府以買賣食鹽的專賣證（稱之鹽引）作為交換，利誘商人江糧食運往邊疆，以確保邊防的糧食需求。明太祖也曾派遣國子監下鄉督導水利建設，並以減免稅賦獎勵耕作。這些措施使得過去很多飽受戰亂損毀的地區恢復了生氣，使明朝的經濟得到了快速的恢復。

明代經濟仍以自給自足的小農經濟為主，不過明朝的農業發展無論是產量還是生產工具，都高於宋元時期，紅薯、南瓜、蠶豆、馬鈴薯、玉米、棉花等農作物已由國外傳入中國，尤其是棉花，已在全國普遍栽種。此外，較容易栽種的蕃薯和玉米，可以種植於土壤相對較貧瘠的地區，對於糧食需求日增的明清兩帶尤其重要。萬曆年間，明朝的耕地總面積超過七百萬頃，為明朝中葉開始的人口穩步增長提供了堅實的基礎。

而在宋朝流行的俗諺「蘇常熟，天下足」，由於長江下游地區城市居民的快速增加，及長江中游地區的快速開發，到了明朝時，已經轉變為「湖廣熟，天下足」，意即當時主要的米糧生產區已經轉移到湖廣地區，也就是現在的湖北省和湖南省一帶。明末以後，湖廣的米開始被長途運送至江浙、閩廣等地區販售，使當地農民開始改種經濟作物。商業性農業的發展及隨之出現的長途交通，都有利於工商業的發展。

手工業方面，明朝仍然延續了元代的匠籍制，也就是規定全國技術好的手工業工人必須於官營手工業部門服務的制度。明代定以前的匠戶為匠籍，並規定這些入匠籍的手工、工人子孫世代承襲，不得脫籍改行，但不同點在於明代時，他們不需永遠在王朝服役，而只要依規定每隔幾年輪班到京城服役一次即可，稱之為輪班匠。但由於到京城的路途遙遠，輪班匠仍然常常發生逃役的狀況，於是在成化二十一年 （西元1485年），朝廷便下令輪班匠可繳交銀兩折抵役期，稱為「匠班銀」。而到了嘉靖四十一年，朝廷進一步改革匠役制度，每名輪班匠每年納「匠班銀」四錢五分，從而廢除了輪班制。但仍有部分工人留在官營手工業單位服務，匠籍制並未完全廢除。

自明朝初年起，以江南地區為代表的手工業高度發展，松江潞安府有織機1.3萬張，促進了市場經濟化和城市化，南京、臨清等城市「周圍逾三十里，而一城之中，無論南北財貨，即紳士商民近百萬口」。南京一地有眾多的陶瓷廠，每年可生產100萬件瓷器。景德鎮成為了世界瓷都。然而明朝推行「重農抑商」的原則以及嚴厲的海禁政策，使得商業受到了一定的壓制，但遠洋船舶噸位仍高達18000噸，占世界總量的18%。隨著明朝紙幣「大明寶鈔」的流通失敗，整個貨幣體系轉向為以白銀為主。日本和拉丁美洲的白銀大量流入也進一步促進了明朝經濟的發展，中國佔有世界白銀產量三成左右。明代經濟的另一個特色是城鎮經濟的繁榮，運河沿線由於往來商船不斷，周邊城市如濟寧、淮安、揚州等都非常發達。東南地區由於商品經濟繁榮，成為了全國的經濟集散地。由於商品經濟的繁榮，明代形成了按籍貫區分的商人集團，稱為「商幫」，如徽州商幫、晉陝商幫、廣東商幫、福建商幫、蘇州洞庭商幫、江西商幫等。這些商幫以「會館」為聯繫場所，互相支持，越做越大。

商人的地位在明朝時也有所提高，部分士大夫認為經商有成，在價值上也等同於讀書有得，「亦賈亦儒」「棄儒就賈」的現象也開始出現。此外，商業用的書也開始出現。商人為了實用目的而編寫此類書籍，內容介紹貿易路徑沿途的交通、習俗及商品行情等。此類書籍現存最早者為《一統路程圖記》。此外，由於商業的發達，各地紛紛開始大量生產具有當地特色的商品，運銷他處，使得區域分工日益明顯。

明朝嘉靖、萬曆年間，各地出賣絲綢、酒肉、蔬果、煙草、農作物、瓷器等商品不計其數，大量外銷賺取外匯所得；外國的不少東西，如歐洲的西洋鐘，美洲的煙草，在中國城市都有賣。西方學者漢斯•布羅埃爾在其著作《最先抵達美洲的是中國人》（1972年）中寫道：「中國憑藉著在絲綢，瓷器，等方面無與匹敵的製造業和出口，與任何國家貿易都是順差」。當時商業大都會有南京、北京、南昌、杭州、福州、廣州、蘇州、松江、淮安、揚州、濟寧、臨清、蕪湖、儀征、景德鎮、瓜洲等[5]。 在世界上，明朝是16世紀、17世紀時期手工業、經濟最繁榮的國家之一。

資料來源：維基百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