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北洋系

一、清室衰微，袁氏崛起

中國近代軍閥的形成是從北洋軍閥開始的。北洋軍閥的產生有其原因和過程，我們不妨從更早一些時候的曾國藩的“湘軍”和李鴻章的“淮軍”談起。

1840年，清朝政府在鴉片戰爭中遭到失敗，中國的門戶被帝國主義列強的大砲轟開，中國開始淪為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國家，統治階級與人民大眾的矛盾日益激化。1851年1月，在廣西桂平縣金田村爆發了洪秀全領導的大規模的農民起義，建號太平天國。太平軍出廣西，陷湖南、湖北，沿長江直取南京，把清朝滿族地主手中的八旗軍和綠營兵殺得七零八落。因此，清朝政府不得不更多地依靠漢族地方的力量，號召各地的士紳自行組織地方武裝——團練，以抵抗太平軍。這樣，便逐漸形成了一些封建軍閥集團，其中最重要的，是曾國藩的湘軍和李鴻章的淮軍。

曾國藩（1811——1872），湖南湘鄉人。地方家庭出身，時任禮部侍郎，因喪母在家，清政府命令他幫助湖南巡撫督辦團練。於是，曾國藩便在湖南湘鄉一帶大力督辦團練，並在此基礎上建立了湘軍。全軍有水師五千人，陸軍六千五百人及工匠、役夫等共計一萬七千人。湘軍的大小將領大多是曾國藩的親戚、朋友、學生和同鄉。湘軍士兵以營官自招為原則，每個營只服從營官一人，全軍只服從曾國藩一人，形成一種濃厚的封建隸屬關係。湘軍將領主要有曾國荃、左宗棠、劉長佑、劉坤一、羅澤南、李續賓等。湘軍於1854年起出省作戰，編制逐步擴大，成了鎮壓太平天國革命及捻軍等的主要力量。

李鴻章（1823——1901），安徽合肥人。地方家庭出身，道光進士。1853年太平軍進占安徽時，曾在合肥參與辦團練，被太平軍擊敗。後任曾國藩幕僚。1861年在曾國藩的支持下，以團練為基礎編練淮軍約七千人。次年，率淮軍在上海、江蘇一帶與太平軍作戰。到1865年，全軍達六萬人，成為鎮壓捻軍的主力。淮軍主要將領有張樹聲、郭松林、劉銘傳、周盛波、潘鼎新、吳長慶、丁汝昌、葉志超、聶士成等，形成淮系軍閥，是清末反動勢力中的一個重要武裝政治集團。

在鎮壓太平天國和捻軍的過程中，清政府勾結外國侵略者組織了洋槍隊，後擴編為“常勝軍”和“常捷軍”。帝國主義的洋槍洋砲的威力，刺激了清朝的統治者，在鎮壓了太平天國革命以後，洋務派官僚奕訢、曾國藩、李鴻章、左宗棠等以“自強”和“求富”為標榜，進行洋務運動。他們開辦近代軍事工業，以一些近代新式的武器武裝湘軍和淮軍，並成立北洋海軍。

近年來，史學界對太平天國運動以及湘軍、淮軍的認識與評價都有了與過去不盡相同的結論，對曾國藩、李鴻章等人物也有了新的定位，曾、李所創辦的湘、淮軍，畢竟是不同於滿清的舊式的八旗軍隊，起碼它們是一種向現代化軍隊過渡的軍隊。如今，“湘軍”還成了一個值得自豪的響噹噹的牌子。但是，湘軍和淮軍等畢竟還是舊式的軍隊，只不過增添了一些近代新式的武器，它們的落後性和腐朽性在近代戰爭中展現無遺。1884年中法戰爭，淮軍在廣西戰敗，主將張樹聲、潘鼎新被革職。1894年中日甲午戰爭，淮軍將領丁汝昌指揮的北洋海軍和葉志超、衛汝貴統率的陸軍都在作戰中一敗塗地。

在中日甲午戰爭中，日本軍隊採用西方新式武器，編制和戰術所表現出來的巨大優越性，與清軍的腐朽落後形成鮮明的對比，大大刺激了清軍將領和清朝統治者，要求改革軍隊，編練新式軍隊的呼聲日高。當時的西太后等最高統治者，也從自身利益出發，為了鞏固和加強其封建統治，也需要依靠一些新式的軍隊。於是，清廷連發上諭，決定“參酌中外兵制”，改練新軍。指令成立“督辦軍務處”，以恭親王奕訢為首，慶親王奕劻為會辦，李鴻藻、翁同和、榮祿、長麟會同辦理。同時，命令淮系官僚胡燏棻在天津具體負責編練新軍。

胡燏棻（？——1906），安徽泗州人。同治進士，曾任廣西按察使等。1894年中日甲午戰爭爆發，胡燏棻受命留駐天當辦理東征糧台。同年11月，受命在天津馬廠主持新式練兵。次年9月移至小站。胡燏棻聘請德國人漢納根為教習，仿效西法訓練，從組織、訓練、技術、武器裝備上都改變了湘淮各軍的腐朽落後的狀況，編成十營，號稱“定武軍”。計有步隊3000人，砲隊1000人，馬隊250人，工程隊500人，共4750人。胡燏棻練兵，小有成績，但他畢竟是個官僚，不大熟諳軍事，因此，1895年底，胡燏棻調任蘆津鐵路督辦，小站練兵則由袁世凱接替。

袁世凱其人，可說盡人皆知，是北洋軍閥的首領。但是，他的出身經歷如何？怎麼會被派往小站練兵？還須稍作補敘。

袁世凱，1895年9月16日生於河南項城縣一個官僚地方家庭，故人稱袁項城。他字慰庭，故當上軍閥頭子以後，人稱袁慰帥。袁世凱的祖輩父輩，都受過傳統的封建教育，中過科舉，任過官職。尤其叔祖袁甲三，為道光進士，鎮壓捻軍起家，後官至漕運總督、禮部主事、軍機章京、監察御史等，與曾國藩、李鴻章過從甚密。其長子袁保恆、次子袁保齡都曾任清朝大官。

袁世凱的祖父袁樹三生有二子。長子袁保中，次子袁保慶。袁世凱是袁保中第四子，因叔父袁保慶無子，袁世凱便在七歲時過繼給袁保慶。袁保慶先後在濟南、揚州、南京等地為官，袁世凱亦跟隨左右，他對讀書毫無興趣和資分，卻樂於聽取那些治國的經驗之談。後養父生父相繼死去，又跟隨叔父袁保恆、袁保齡，學會不少官場本領。袁世凱兩度參加鄉試，都名落孫山，他又羞又憤，把自己所作的詩文付之一炬，說：“大丈夫當效命疆場，安內攘外，焉能齷齪久困筆硯間，自誤光陰耶！”於是，1881年5月，袁世凱到山東登州，投靠袁保慶的結拜兄弟淮軍統領吳長慶。

吳長慶以他為故人之子，仍希望他走科舉舉士的正路，延請名士張謇作他的老師。張謇對袁世凱要求十分嚴格，經常毫不客氣地指摘其文章過失。久之，袁世凱非常痛苦，乃向張謇開誠佈公，表示自己從戎決心已定，如果非要繼續科舉，則寧可出走。張謇便勸說吳長慶授袁以武職，袁因此而嶄露頭角，且一發不可收拾。

袁世凱對老師張謇還有一段故事：起初袁世凱對張謇十分恭敬，來往通信一概稱“夫子大人函丈”；他升任大清國山東巡撫後，致書時改為“季直先生閣下”；到官居直隸總督後，煊赫一時，致書竟稱“季直我兄”。張謇怫然不悅，作書以答曰：“夫人尊稱不敢，先生之稱不必，我兄之稱不像。”袁世凱深感慚愧，乃託言秘書所為，此後稱“夫子”如故。

1882年8月，清朝的“藩屬”朝鮮發生了“壬午政變”，清政府派吳長慶率部前往鎮壓，袁世凱亦隨行，並立有戰功，開始嶄露頭角。袁世凱領兵，軍紀甚明。曾有大清兵士數人強入民居吸食鴉片，袁世凱按律斬之，以頭示眾，並嚴厲聲明：“效尤者視此！”各營兵卒大嘩，秘密集議，都認為煙癮很深，不吸食則不能服役，不然就請給資遣散。袁世凱聞訊，即備好刀索等候，請願兵卒進來一個就殺一個，其餘皆畏死，不復敢來。吳長慶問道：“您果能一一執而殺之否？”袁世凱答道：“示威必不敢前，示怯必蜂擁至。若果全體俱來，也要盡數綁了，按名刑訊，承認有癮者殺無赦，不承認者寬恕之。僅須殺一二人，餘者必不敢承認！”

1884年中法戰爭爆發，吳長慶調回國內，李鴻章任命為“總理營務處，會辦朝鮮防務”。同年12月，朝鮮發生“甲申政變”，袁世凱感到事態嚴重，不待清廷回音，率兵平息了政變，再次立功。次年，26歲的袁世凱被李鴻章保薦任駐朝鮮總理交涉通商大臣。

袁世凱駐軍朝鮮十二年，縱橫捭闔，雷厲風行，有古代名將傅介子、班超的風采。尤可稱道的是，他在朝鮮多次粉碎日本的陰謀，日本人恨他入骨，一度要刺殺他。但是，袁世凱並不滿足自己的成就，他深知軍隊在國家政權中有著舉足輕重的地位，掌握軍事實力是取得權勢的捷徑，他早就想親自統領一支軍隊，作為自己建立功業的資本。他一直在等待著機會。1894年甲午戰爭，清朝軍隊戰敗，袁世凱本人也從朝鮮逃回北京。適逢清政府決定編練新軍，袁世凱亦積極鼓吹，多次上書朝廷，提出練兵計劃，逐漸獲得“知兵”的美譽。同時，袁世凱亦積極利用袁甲三和袁保恆的關係，在北京廣交諸如兩江總督劉坤一、湖廣總督張之洞有及翁同和、榮祿等權貴，爭取支持。終於皇帝下諭，袁世凱接替在天津小站編練“定武軍”、成績不甚顯著的胡燏棻。

二、臨危受命，小站練兵
　
1895年12月21日，袁世凱到達小站，接管定武軍。小站又名新農鎮，在天津東南七十里。袁世凱以新建陸軍督辦的身份來到小站後，在定武軍的基礎上，再招募步兵2250人，招募騎兵300人，總計2300人，並改定武軍為新建陸軍。

袁世凱粗通近代軍事知識，他參照曾國藩、李鴻章早期編練湘軍、淮軍的辦法以及德國的軍制，擬定了《練兵要則十三條》、《新建陸軍營制餉章》和《募訂譯員合同》等。新建陸軍雖然還沿用淮軍的營務處、營、隊、哨、棚等名稱，但編制上打破了舊軍的框框，基本上採用了近代德國的陸軍制度：軍隊分步、馬、炮、工、輜各兵種；一軍分兩翼，每翼轄二、三營；每營官兵一千一百多人等。新建陸軍的武器，全部由國外採購進來，主要有德國的砲和奧國的步槍。由於使用新式武器，舊的一套練兵辦法已不適用，袁世凱通過中國駐德國公使，延聘了巴森斯等十多名德國軍官，充當新建陸軍的教習，由他們訂出各種規章制度，又由他們監督實行。當時，正值德國威震歐洲，新建陸軍遂處處效仿德軍。不僅教官選擇、閱兵步伐、制服款式等均向德國看齊，連蓄須也流行德皇威廉二世的八字牛角須，袁世凱本人如此，其各級部將亦一概如此。

為了提高兵士的素質，新建陸軍中設有步兵、騎兵、砲兵、德文四所隨營學堂，統稱“行營武備學堂”，從兵士中考取學員，學制兩年，畢業生均擔任下級軍官，成績優秀者選派德國或日本留學，如孫傳芳、張士鈺、張樹元等。袁世凱小站練兵，揭開了清軍編練近代化的序幕，在中國近代軍制史上是一個重大的轉折。但是同時，我們也可以看到，新建陸軍從一開始，就依附於西方列強，這種由列強一手裝備和訓練的軍隊，只能成為列強侵略中國和控制中國的更強有力的工具。

在軍事裝備訓練方面，袁世凱極力採用資本主義的先進技術，然而，在選拔將領方面，仍因襲湘淮軍閥的舊習，“兵為將有”，專門培植依屬於自己的勢力，這大體可分為三類：

一、親戚、同鄉、舊知及追隨多年的家兵家將。這類人大都被安插在要害部門，充當爪牙和耳目。如：
劉永慶，河南項城人，與袁家有親戚關係，並隨袁世凱赴朝鮮，任為新建陸軍糧餉局總辦兼轉運局總辦，掌握全軍糧餉軍械大權。

吳鳳嶺，袁世凱家傭人之子，從小在袁家長大，後任袁世凱的跟班護衛，任新建陸軍馬隊第一營後隊隊官。

吳長純，安徽廬江人，袁世凱的老部下，任新建陸軍步兵右翼第二營統帶。

雷震春，安徽宿州人，袁世凱的老部下，任新建陸軍步兵右翼第三營後隊領官。

江朝宗，安徽旌德人，袁世凱的部屬，任新建陸軍參謀營務處及兵官學堂監督。

徐世昌，直隸天津人，早年與袁世凱在陳州相熟，時任翰林院編修，經袁世凱奏調來到小站，管理參謀營務處，成為袁世凱最得力的智囊和軍師。

此外，袁世凱在朝鮮時的差弁、親兵，如王同玉、趙國賢、王鳳崗、徐邦傑、唐天喜等十餘人，都分別擔任了新建陸軍的統帶、領官、哨官或哨長。

二、用官祿籠絡的一批北洋武備學堂的畢業生。李鴻章創辦的北洋武備學堂，是國內規模最大的一所陸軍學堂，畢業生大都能掌握一些近代軍事技能，但在舊軍隊中長期不受重用。袁世凱選用軍事學堂出身的人擔任軍官，本是一項重要的改革，但這改革一開始就帶有很濃的封建依附色彩。到1896年4月，武備學堂的畢業生充任新建陸軍各種職務者已達一百三十多人。其中著名的有：

段祺瑞，安徽合肥人，任新建陸軍砲兵營統帶兼砲兵學堂監督。

馮國璋，河北河間人，任新建陸軍督操營務處總辦兼步兵學堂監督。

王士珍，河北正定人，任新建陸軍工程營統帶兼講武堂總教習。

以上三人後來都成為北洋軍重要將領，號稱“北洋三傑”，被視為袁世凱的“龍、虎、狗”。

曹錕，直隸天津人，任新建陸軍學兵營統帶兼督操營務處提調。

張懷芝，山東東阿人，任新建陸軍右翼步隊第三營前隊隊官，後升砲隊第一營管帶。

段芝貴，安徽合肥人，任新建陸軍督操營務處提調。

此外，王英楷、陸建章、李純、田中玉、楊善德、王占元、鮑貴卿、田文烈、陳光遠、何宗蓮、李長泰、鍾麟同、劉承恩、邱開浩、商德全、王汝賢、張永成、吳金彪、馬龍標、梁華殿等人，都在新建陸軍中擔任了各級軍官。

三、招納的淮軍舊將。袁世凱以淮軍後繼人自視，一面籠絡武備學堂的學生，一面廣為招納淮軍舊將，表示自己延攬人才，新舊並用，一視同仁。主要的淮軍舊將有：

姜桂題，安徽亳州人，任新建陸軍步隊左翼翼長兼第一營統帶。

張勛，江西奉新人，任新建陸軍工程營統帶、行營中軍。

龔友元，安徽合肥人，任新建陸軍步隊右翼翼長兼第一營統帶。

任永清，安徽蒙城人，任新建陸軍馬隊第一營統帶。

阮忠樞，安徽合肥人，出身於淮軍將領家庭，由李鴻章推薦入新建陸軍，管理軍制餉章文牘機務，成為袁世凱重要參謀人員。

此外，還有孟恩遠、王懷慶、言敦源等人。

由於新建陸軍的將弁幾乎全都與淮軍血肉相聯，從組織上看，新建陸軍實質與淮軍一脈相承，實質已形成了一支“半私人性質”的軍隊。袁世凱正是以這批小站將弁為核心，結成了一個只聽命於他的封建的軍事集團，成為他日後從事反革命事業，進行政治投機的資本。

對待士兵，袁世凱喜歡使用“恩威並濟”的一套權術。他寫出諸如《兵丁駐紮營暫行章程》、《操場暫行章程》、《行軍暫行章程》、《簡明軍律二十條》、《查拿逃兵法》等條規，命令士兵遵守，並經常親自檢查。對嚴格執行者，或記功賞銀，或提升；對違章者，即加以嚴懲。他還從精神上對士兵進行麻痺和毒害，編了一些《勸兵歌》、《對兵歌》、《行軍歌》等口訣和歌謠，教訓他們要“敬官用命”，實質要士兵俯首貼耳地任其驅使。

由於朝廷在新建陸軍身上花費了大量銀兩，加上袁世凱的苦心經營，新建陸軍受到了朝廷的格外重視，督練官袁世凱更受到西太后等加倍賞識。1896年4月，監察御史胡景桂參奏袁世凱“尅扣軍餉，誅戮無辜”等罪名，被兵部尚書榮祿包庇過去，反而提升為直隸按察使，仍專管練兵。新建陸軍也為帝國主義侵華分子所矚目，列強駐天津侵略軍的軍官們常到小站“觀操”、“詫其軍容之盛”。英帝國主義分子貝恩福在小站參觀了兩天，回國後寫了一本書，盛讚新建陸軍和袁世凱，使袁世凱聲譽鵲起，身價倍增。到1897年，清政府又整治軍隊，編建精銳軍，分中、前、左、右、後五軍，由榮祿、聶士成、馬玉崑、袁世凱、董福祥五人分別率領。

三、組編新軍，北洋六鎮

在封建統治階級集團大力推行“練兵自強”的時候，資產階級改良派也提出“變法自強”的要求。光緒皇帝從要發憤圖強和擺脫受慈禧太后控制的雙重考慮，支持康有為、梁啟超、譚嗣同等為首的維新派的主張。1898年6月11日，光緒皇帝頒布詔書，實行變法，史稱“戊戌變法”。與此同時，後黨首領慈禧也加緊部署，準備發動政變。6月15日，慈禧強迫光緒帝免去支持變法的翁同和的職務，任命榮祿為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統率董福祥的甘軍、聶士成的武毅軍和袁世凱的新建陸軍，並稱“北洋三軍”。

袁世凱素來善於觀測風向，進行政治投機。在他一時還難於斷定帝黨和後黨哪一方掌握了絕對優勢時，他亦和維新派保持接觸，並表示自己支持變法的態度，戊戌變法前一年，袁世凱攜“列強瓜分中國畫報”覲見翁同龢，要求進行全方位的變法，雖沒有被翁採納，但維新派認為袁世凱是一位可以倚重的“擁兵者”。1898年9月18日，帝黨與後黨力量的對比發生了轉移，風傳慈禧要偕光緒到天津閱兵，屆時要廢掉他。光緒在危急時，給康樑下了一道密詔，望維新派“速密籌設法相救”。維新派主要人物捧詔痛哭，計無所出，唯寄望於袁世凱。當天深夜，譚嗣同到華寺袁的寓所與他商談，請他救聖上。袁表示竭死力以補救。譚說：“榮祿固操莽之才，絕世之雄，待之恐不易之。”袁則怒目視曰：“若皇上在僕營，則誅榮祿如殺一狗耳。”在此前後，光緒曾召見袁世凱兩次，袁世凱都表示了作臣子的“忠心”。9月20日即光緒第二天召見的當夜，袁世凱藉口彈藥不足和要更選將官，匆匆趕回天津向榮祿告密。榮祿連夜進京面秉慈禧。9月21日晨，戊戌政變發生，光緒被囚，維新派被捕殺。袁世凱以兩面派手段出賣了光緒帝和維新派，又獲得慈禧的賞識，官升至工部右侍郎。

政變後，慈禧太后為鞏固京畿重地，命直隸總督榮祿為欽差大臣，節制北洋各軍，組編武衛軍。武衛軍由五支軍隊編成，以聶士城的武毅軍為武衛前軍，駐蘆臺；董福祥的甘軍為武衛後軍，駐荊州、通州；宋慶的毅軍為武衛左軍，駐山海關內外；袁世凱的新建陸軍為武衛右軍，駐小站。榮祿另募新兵萬人為武衛中軍，駐南苑。武衛軍名為一軍，實際上各軍自成勢力。

1894年甲午戰爭，中國戰敗，日本強迫清政府訂立了不平等的《馬關條約》。《馬關條約》簽訂後，各國掀起瓜分中國的狂潮，外國教會勢力隨之蔓延到中國農村。這些教會刺探情報，霸占田產，包攬訴訟，侵犯中國主權，激起了中國人民的反抗，以至義和團運動的爆發。義和團在山東發展迅速，引起帝國主義的不滿，要求清政府撤換山東巡扶，由袁世凱接任。1899年12月，清政府委任袁世凱為山東巡撫。
袁世凱到山東後，大肆鎮壓義和團，討好洋人教會，保護洋人及教會利益。義和團對袁世凱恨之入骨，齊聲喚：“殺了袁黿蛋，我們好吃飯。”而洋人教士們則對他“頌述其恩”。當八國聯軍進犯京城時，袁世凱又參與兩江總督劉坤一、湖廣總督張之洞與各帝國主義國家訂立“東南互保”的協議，即承認列強侵略京津，列強允許各省在境內剿團保教而不進侵。1900年6月，北京處境危急，慈禧命袁世凱發兵勤王，保衛京師。袁世凱不敢得罪慈禧，又怕冒犯洋人，便採取拖延辦法。及至北京陷落，慈禧倉惶出走，袁世凱則運去大量銀兩、貢緞、食物，使慈禧不僅沒有責他藉故拖延勤王之罪，反而對他“大為嘉許”。辛丑條約簽訂後，慈禧回鑾。袁世凱又派親信率兵迎接，並負責籌款修復被八國聯軍破壞了的宮禁。袁世凱在山東的所作所為，深得中外反動派的讚賞，交口稱他為“應變良才”。1901年11月李鴻章臨死前說：“環顧宇內人才，無出袁世凱右者。”力保袁世凱繼任直隸總督。榮祿等也極力推薦。於是，慈禧明令提升袁世凱為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並加封太子少保。袁世凱成了權傾一時的封疆大臣。

袁世凱在發展自己勢力的同時，不忘向慈禧獻媚，以保住自己的地位。有一年慈禧過生日，各級官吏都搜珍選異，各出心裁。時任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的袁世凱，獨無所獻，人們皆嘖嘖稱奇。某日，慈禧巡視壽禮，嘖嘖稱讚一番，最後目睹四壁，沉吟無語，貌甚落寞。這時便有太監馳告袁世凱，袁略一沉思後即已明白，即蒐集名畫若干楨，盛飾以進。慈禧大喜道：“慰亭實獲我心，我正思此物，此物便來矣！”於是，袁世凱花費最少，卻獨得青睞。連送禮都如此取巧，梟雄固不同於常人！

袁世凱在血洗義和團的同時，已將山東防練各軍改編了二十營，共九千多人，稱武衛右軍先鋒隊。出任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以後，又將武衛右軍改編成常備軍各鎮，每鎮轄步兵兩協、四標、十二營約一萬二千五佰多人。兩鎮為一軍。李鴻章死後，淮軍群龍無首，袁世凱更乘此機會，把李鴻章在北洋經營數十年的官僚企業全部佔為己有，把他的幕府班底也大都網羅在自己的勢力之下。他所網羅的李鴻章舊部有：

楊士驤，安徽泗州人，進士出身，李鴻章的親信幕僚。袁世凱奏舉他為直隸布政使、山東巡撫。

楊士琦，楊士驤之弟，素來富有機略權變，袁世凱讓他充任洋務總文案，成為親信“智囊”。

孫寶琦，浙江杭縣人，長期為李鴻章屬吏，袁世凱奏舉他充任駐法、德公使。

趙秉鈞，河南汝州人，原為淮軍軍官，心狠陰鷙，“長於緝捕”，袁世凱委派他創辦巡警，漸漸成為袁世凱手下的特務頭子。

此外，還有陳壁、胡惟德、朱家寶、吳重熹、齊耀琳、梁士詒、張鎮芳、週學熙、孫多森等。這些淮系官僚有豐富的政治經驗，他們轉而為袁世凱效力，使得袁世凱的勢力得以迅速膨脹。

1901年，清政府決定廢除綠營制度，在全國范圍內共編練三十六鎮新式陸軍，袁世凱為了掌握更多的軍事實力，加緊謀求新軍編練權。1902年6月在保定成立北洋軍政司（後改稱督練公所），自兼督辦。同年底，朝廷任命袁世凱為京旗練兵大臣，使他掌握了北方各省的新軍訓練。1903年4月，榮祿病死，慶親王奕劻入軍機為領班大臣，掌握政府實權。奕劻是個昏庸的皇族官僚，素來收受袁世凱的重金賄賂，朝政方面更加依重袁世凱。袁世凱極力主張中央成立練兵處，統管全國的練兵。西太后和奕劻同意後，於1903年12月成立了練兵處，奕劻為總理練兵大臣，袁世凱為會辦大臣，但奕劻實際把全權交給了袁世凱，使他掌握了全國的軍制和軍餉。

到1905年，袁世凱已把北洋陸軍編為六鎮（相當於師）。這支擁有全國最精良裝備的六鎮新軍，共約七萬餘人，除第一鎮是旗兵，袁世凱不能完全控制，其餘五鎮都是由袁世凱一手培植起來的武裝。它的重要骨幹，幾乎都是小站出身的袁世凱的親信：第一鎮統制先後為鳳山、何宗蓮；第二鎮統制先後為王英楷、張懷芝；第三鎮統制先後為段祺瑞、曹錕；第四鎮統制為吳鳳嶺；第五鎮統制先後為吳長純、張永成；第六鎮統制先後為王士珍、趙國賢、段祺瑞。當時擔任協統的有雷震春、陳光遠、李純。擔任標統的有王占元、盧永祥、鮑貴卿、王懷慶、田中玉、楊善德、孟恩遠、唐天喜、王振畿、趙玉珂、王同玉等。擔任營管帶的有何豐林、陸錦、李長泰、李厚基、施從濱、閻相文等。

此外，袁世凱也盡量把其他軍隊納入自己的北洋系統。如宋慶的武衛左軍（前稱毅軍），在1902年宋慶死後，也逐漸由他的親信姜桂題接管。

在編練新軍的過程中，袁世凱還創辦了一批新式陸軍學堂，如行營將弁學堂，北洋武備速成學堂，保定陸軍小學堂。通過這些學堂，袁世凱把培訓軍官的權力緊緊抓在自己手中，培養了一大批具有北洋派系觀念的中下級軍官，作為他屬軍的骨幹的力量。

除了編練新軍，袁世凱還依照西法，尤其是日本的方法編練巡警。他在保定創辦巡警局，以趙秉鈞為總辦。趙秉鈞創辦了巡警學堂，組織巡警隊，不久，京津一帶的警權也掌握在袁世凱手中。他還以推行“新政”為名，極力插手教育、路礦、通商、外交、財政等事務，控制了直隸、山東、河南、東北等一大片地盤，使北洋集團成為清末統治階層中實力最為雄厚的一個軍事政治集團。

近年來的研究，有些學者認為袁世凱在這段時期，在改革方面是真正有實績的。1901年他任大清國直隸總督後，開始了大刀闊斧的改革，內容涵蓋教育、實業、警察、吏治、軍事等多方面，許多正是當初康、樑的主張。就實際效果來看，如教育一項，直隸及天津便受用不淺，直到民國初年都領先全國。總體來看，袁世凱是新法最堅決的推行者，也是清末最傑出的改革家之一。變法之後，他還推動立憲。1906年滿清醇親王載灃主持會議，奕劻、徐世昌、張百熙等人及出洋五大臣支持立憲，孫家鼐、容慶、鐵良等反對，雙方爭持不下。這時，袁世凱越眾而出，慷慨激昂地說：“實行立憲，是吾輩莫大的責任。官可不做，法不可不改！吾輩當共勉之。”

袁世凱重權於一身，引起了一批滿族皇親如軍機大臣、陸軍部尚書鐵良等的不滿。到了1908年11月，光緒皇帝和慈禧太后相繼病死，三歲的小兒溥儀繼位，由其父載灃攝政。攝政王載灃是光緒皇帝之弟弟，對袁世凱在戊戌變法中出賣光緒懷恨在心，更不滿他權勢過大，欲殺之以洩憤。後經奕劻、張之洞等說情，攝政王發布諭旨，以袁世凱患足疾為由，“即開缺回籍養疴”。1909年1月6日，本來威風八面的袁世凱，淒然離京回河南，其時，只有嚴修和楊度送到車站。袁世凱說：“二位如此待我，我很感動，但流言可畏，二位還是早點回去吧。”嚴修說：“聚久別速，豈忍無言。”楊度則說：“別當有說，禍不足懼。”
袁世凱並沒有回項城老家，而是到彰德（今安陽）城北門的漁上村隱居。袁世凱當然不會甘心歸隱終老，實際上，他一刻也沒有停止政治活動，他的寓所內設有直通北京的電報房，隨時與北洋將領們通消息，他不過是暗藏牙爪，待機而動罷了。

四、辛亥革命，竊取成果

1911年5月，清政府將川漢、粵漢鐵路收歸國有，並與英、法、德、美四國銀行團簽訂借款合同，出賣鐵路修築權。6月，四川成立保路運動同志會，在和平請願遭到鎮壓後，保路運動演變成反清武裝鬥爭。9月2日，清政府派川漢、粵漢鐵路大臣端方率湖北新軍入川鎮壓。湖北的革命團體文學社、共進會乘武昌清軍兵力空虛，策動武裝起義。10月10日晚，湖北新軍工程第八營革命黨人熊秉坤、金兆龍等打響第一槍，佔領楚望台軍械庫。各營紛起響應，舉吳兆麟為臨時總指揮，攻占鳳凰山、蛇山等要地。11日天明，起義軍攻克總督署，佔領武昌全城。同日，湖北軍政府成立，新軍第二十一混成協統黎元洪被推為都督。12日，起義軍克復漢陽、漢口。這便是辛亥武昌起義。武昌首義，湖南、陝西等省紛紛起來響應，形成全國規模的辛亥革命。

辛亥革命風起雲湧，清王朝岌岌可危，清政府急令馮國璋率北洋軍南下鎮壓。馮國璋南下途中，先到彰德秘密會見袁世凱，請示主意。袁世凱告之以“慢慢走，等著瞧”的秘訣。馮國璋心領神會，果然領著北洋軍“慢慢走，等著瞧”。清政府知道是袁世凱從中作梗，因急於消滅起義民眾，又見指揮不動北洋軍，終於被迫起用袁世凱，先後任命袁世凱為湖廣總督、欽差大臣、內閣總理大臣，使袁世凱重新掌握了軍政大權。

袁世凱兵臨武漢，並沒有盡力為清政府攻打革命軍，而是採取打打停停的手法，一邊利用北洋軍將領給清政府施加壓力，一邊向革命黨人討價還價，提出停戰建議以及南北議和的條件。這時，帝國主義也披著中立外衣，居間調停，誘迫革命軍與袁世凱妥協。12月1日，南北雙方達成停戰協議。12月2日，獨立各省的代表共三十九人集中南京，通過了《中華民國臨時政府組織大綱》，確定南京為臨時政府所在地，該政府實行總統共和制。12月18日，伍廷芳（廣東新會人）代表南方光復各省、唐紹儀（廣東香山人）代表袁世凱，在上海正式舉行和談。12月25日，中國同盟會首領孫中山由海外回到上海。12月29日，十七省代表在南京投票選舉孫中山為臨時大總統。

孫中山，名文，字德明，號逸仙，廣東香山人，1866年生。1878年，孫中山客居美國檀香山其兄孫眉處，接觸到西方資產階級民主思想。其後學醫行醫，進一步接受了西方資產階級教育，接觸到西方一些社會政治學說。1894年中日甲午戰爭，中國戰敗，促使孫中山放棄醫生職業，從事反清革命活動。1894年11月，孫中山在擅香山組織了興中會。1905年8月，孫中山在日本東京建立了中國同盟會。從興中會成立到武昌起義爆發前，孫中山領導了多次反清武裝起義，均未能成功。南京臨時政府成立後，孫中山以他不屈的革命精神和崇高的威望被起義各省代表選舉為臨時大總統。

1912年元旦，孫中山在南京宣誓就任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發布了《臨時大總統宣言書》和《告全國同胞書》，下令定國號為中華民國，1月2日通電各省改用陽曆。1月3日，各省通過了政府人員的任命事項，正式組成中華民國臨時政府。臨時政府設十個部：陸軍部總長黃興，海軍部總長黃鐘瑛，外交部總長王寵惠，司法部總長伍廷芳，財政部總長陳錦濤，內務部總長程德全，教育部總長蔡元培，實業部總長張謇，交通部總長湯壽潛，參謀本部總長黃興。此外，總統府秘書長胡漢民、法制局長宋教仁、印鑄局長黃復生。1月11日，各省代表會議議決五色旗為國旗。南京臨時政府的成立，標誌著中國第一個資產階級共和國的誕生。

南京臨時政府成立後，國內形勢極極其複雜，清政府還未倒台，袁世凱則手握重兵，南北雙方的上海和談並沒有實質的成效。當時，在南京周圍有10幾萬起義部隊，孫中山本來想派部隊北伐，一直打到北京。但是，孫中山拿不出錢犒勞軍隊，想向日本的洋行、財團借錢，而不成功。此時，中國資產階級的軟弱和幼稚明顯暴露，在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及立憲派等內外反動勢力的壓迫下，資產階級革命黨人中的妥協思想繼續發展，一再保證只要袁世凱宣布贊成共和，使清帝退位，孫中山將讓出臨時大總統職位給袁世凱，而這正是袁世凱所希望的結果。在得到上述保證以後，袁世凱即以武力脅迫清政府。1912年2月12日，清廷隆裕皇太后及攝政五載灃被迫宣布清宣統帝退位，退位詔書由清朝大學者洪亮吉的兒子洪述祖代擬。2月13日，袁世凱致電南京臨時政府宣布共和。同日，孫中山遵守諾言，向臨時參議院辭職並推薦袁世凱繼任臨時大總統。孫中山為了防止袁世凱專權獨裁，在辭職咨文中提出三個條件，即定都南京，袁世凱必須到南京任職，袁世凱必須遵守《臨時約法》和南京臨時政府頒布的一切法令。對此，袁世凱都表示答應。2月15日，臨時參議院選舉袁世凱為臨時大總統。

孫中山之所以提出三個條件，是想將袁世凱調離開他的老巢京津，並以約法及其他民主制度對他加以限制。2月18日，南京臨時政府派出蔡元培、汪精衛、宋教仁、魏宸組、劉冠雄、鈕永建為專使赴北京迎接袁世凱南下就職，於2月27日抵達北京。

然而，老奸巨滑的袁世凱當然不會順從地離開北京老巢到南京就職，當蔡元培待專使到北京後，袁世凱指使親信曹錕等在北京、天津、保定等地制造“兵變”，造成袁世凱不能離開北京南下就職的局面。蔡元培等專使只好離開北京回南京。3月6日，臨時參議院同意袁世凱在北京就職。3月10日，袁世凱在北京宣誓就任臨時大總統。3月13日，袁世凱任命唐紹儀為國務總理。3月25日，唐紹儀到達南京組織新內閣，接收臨時政府。在第一屆內閣中，外交總長陸徵祥、內務總長趙秉鈞、財政總長熊希齡、陸軍總長段祺瑞、海軍總長劉冠雄、司法總長王寵惠、教育總長蔡元培、農林總長宋教仁、工商總長陳其美、交通總長唐紹儀（兼）、參謀總長黃興。內閣成員中，袁工凱的親信及立憲派佔去一大半，屬革命黨人的黃興、陳其美也未就職。4月1日，孫中山正式解除臨時大總統職務。4月2日，臨時參議院議決臨時政府遷往北京。就這樣，袁世凱以陰謀手段奪取了政權，後人稱之為“竊國大盜”。袁世凱就任臨時大總統和臨時政府北遷，標誌著辛亥革命成果落到了大軍閥、大地方、大資產階級的手中，中國開始進入了北洋軍閥的黑暗統治時期。

北洋軍閥首領袁世凱當上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以後，表面上還裝作擁護共和，遵守《臨時約法》，但是，他可以隨意干政，如熊希齡組“名流內閣”，向袁世凱提交閣員名單：外交汪大燮、內務劉人熙、財政梁啟超、司法沈家本、陸軍陳宦、海軍薩鎮冰、教育范源濂、農商張謇、交通楊度。袁世凱閱畢問道：“這就是所謂第一流人才嗎？”隨即提筆更易一氣，遞還給熊希齡看，熊唯唯而退。到發佈時，僅梁啟超長司法、汪大燮長教育、張謇長農商，其餘皆為更易之人。

袁世凱知道，要坐穩總統寶座，就要牢牢地抓住賴以起家的北洋軍，憑藉手中的武裝力量實行軍閥統治。為了進一步培養軍事人才，他指令陸軍部建立一所陸軍軍官學校。7月初，該校在保定東關外前陸軍速成學堂舊址開辦，這就是著名的保定陸軍軍官學校。該校學制一年半，分步、騎、炮、工、輜重等科，學生大都由清河第一陸中、西安第二陸中、武昌第三陸中、南京第四陸中等四所陸軍中學堂保送，畢業後由陸軍部統一分配到各軍任見習上士排長，半年期滿後任少尉或中尉排長。該校共辦了九期，至1923年8月停辦，畢業學員為6523人，一些北洋軍將領尤其是國民黨的不少高級將領如蔣介石、陳誠、白崇禧、張治中、蔣光鼐、蔡廷鍇、傅作義等，均為該校畢業生。

在加強軍事實力的同時，袁世凱也很快剝下臉上的偽裝，舉起屠刀，向革命黨人砍去。袁世凱上台後不久，即發生了張振武案。

張振武是湖北羅田人，1877年生。早年留學日本，加入同盟會。歸國後，在武昌加入革命團體共進會。1911年10月，張振武參加武昌起義，任軍務部副部長。因正部長孫武有傷不能視事，張振武實負責部長責。在後來保衛武漢的戰鬥中，張振武多次面斥都督黎元洪的妥協行為。民國成立後，副總統兼鄂督黎元洪嫉恨張振武，免去了他軍務部副部長職。但是，張振武仍掌握著一支稱為“將校團”的精幹的武裝力量，這不僅成為黎元洪的心腹大患，也令臨時大總統袁世凱深感不安。於是，袁世凱與黎元洪相勾結，決定剝奪張振武的兵權。1912年5月，袁世凱邀張振武赴京，授以總統府軍事顧問官的虛銜，接著，又委其為蒙古屯墾使，將其派往邊疆，卻不給編制和經費。張振武一怒之下返回武昌。8月上旬，袁世凱、黎元洪合夥誘張振武再次赴京，湖北將校團團長方維隨行。8月13日，黎元洪密電袁世凱，以張“勾結土匪，破壞共和”等罪名，請袁將其處死。袁世凱於是下軍令，於8月15日將張振武、方維殺害。

張振武、方維案引起了軒然大波，參議員及輿論均質問政府何以擅殺無辜。袁世凱為逃避責任，公佈了黎元洪的電報，將視線移到黎元洪的身上，一時輿論大嘩。黎元洪受到各方譴責，而袁世凱則扮作無辜。如果說，在張振武一案中，袁世凱還能掩飾其凶殘面目的話，那麼，在不久發生的宋教仁一案中，他的面目便徹底暴露了。

五、獨裁統治，鎮壓革命

宋教仁是同盟會的首領之一，字遁初，號漁父，湖南桃源人，1882年，宋教仁與黃興在湖南創立革命團體華興會後，一直從事反清革命活動。武昌起義爆發後，宋教仁從上海到武漢，協助湖北軍政府辦理外交，後到南京籌組中央政府。中華民國成立，宋教仁任南京臨時政府法制局局長；1912年3月，出任唐紹儀內閣農林總長。

以宋教仁為首的一部分同盟會員，始終抱著“政黨政治”的理想，希望通過擴大組織，在議會中爭取席位，實現歐美資產階級的“責任內閣”的政治制度。1912年8月，宋教仁等以同盟會為基礎，聯合統一共和黨、國民共進黨、共和實進會、國民公黨等幾個小黨派組織，組成了國民黨。國民黨推孫中山為理事長，黃興、宋教仁、王人文、王芝祥、張鳳翔、吳景濂、王寵惠、貢桑諾爾布八人為理事。宋教仁代理理事長，主持黨務。之後，宋教仁在長沙、武漢、南京等地發表演說，主張制定民主憲法，成立責任內閣，並大量吸收黨員，使國民黨成為第一大黨。

宋教仁為了競選，歷遊湖北、安徽、江蘇、上海、浙江等地，每至一處，必登台演說，抨擊時政，臧否人物，鼓吹責任內閣，慷慨激昂，義無反顧。他曾經演說道：“我們接得各地的報告，我們的選舉運動是極其順利的。袁世凱看此情形，一定忌恨得很，一定要勾心鬥角，設法來破壞我們、陷害我們。我們要警惕，但是我們也不必懼怯。他不久的將來，或有撕毀《約法》、背叛民國的時候。我認為那個時候，正是他自掘墳墓、自取滅亡的時候。到了那個地步，我們再起來革命不遲。”他的演說詞屢被總統府秘書剪呈給袁世凱，袁世凱曾憤怒地說：“他口鋒何必如此尖刻？”

1913年初，在第一次國會選舉中，國民黨以絕對優勢獲得多數議員的席位。一心想實行獨裁統治的袁世凱感到威脅，決定以陰謀手段對付政敵宋教仁。3月20日晚，宋教仁準備由上海返京，在上海車站遇刺，22日凌晨傷重身亡。

宋教仁案發生後，舉國震驚，一致要求追拿兇手，袁世凱也假惺惺地表示要查辦。不久，真相大白：直接兇手為武士英，佈置行凶的是應桂馨，擔任聯絡的是內務部秘書洪述祖，同謀者是國務總理趙秉鈞，而主使者，則是臨時大總統袁世凱。不久，武士英、應桂馨、趙秉鈞均暴死，一般認為是袁世凱殺人滅口。惟有洪述祖蟄居青島租界，苟存至民國六年，終被宋教仁的兒子宋振呂尋見，並訴諸法庭，成為民國第一個受絞刑的人。洪述祖是袁世凱六姨太的親戚，因此能以內務部秘書的身份，經常出入總統府，且在宋案後得到袁的特殊關照（洪述祖是現代著名戲劇家洪深之父）。

宋教仁遇刺，使孫中山對袁世凱的幻想完全破滅，認識到“非去袁不可”。3月26日，孫中山從日本趕回上海，召集國民黨人緊急會議，主張武裝討袁。然而，國民黨內部卻意見不一，黃興、陳其美等主張“法律解決”，有些任議員的國民黨人幻想在國會內聯合其他議員進行倒袁活動。國民黨內部的紛爭，給袁世凱以充足的時間作準備。4月，袁世凱與英、法、德、日、俄五國簽訂了“善後大借款”；5月，著手軍事部署；6月，先發制人免去國民黨人江西都督李烈鈞、廣東都督胡漢民、安徽都督柏文蔚的職務，向國民黨發起進攻。

事態至此，孫中山、黃興等亦決定發動“二次革命”討袁。7月12日，李烈均受命在江西湖口組織討袁軍，宣布獨立。7月15日，黃興抵達南京，任討袁軍總司令，江蘇宣布獨立。接著，安徽、上海、廣東、福建、湖南、重慶等省市也相繼獨立。然而，主要戰場則在江西及南京，所以歷史上又稱“贛寧之役”。

袁世凱任命段芝貴為江西宣撫使兼第一軍軍長，督率李純、王占元等部攻擊江西，又派海軍次長湯薌銘率領長江艦隊攻擊湖口、九江等地。革命黨人李烈鈞及林虎、方聲濤等率部迎戰。

袁世凱任命馮國璋為江淮宣撫使兼第二軍軍長，督率楊善德、施從濱、雷震春、倪嗣衝各部沿津浦路南下。任命張勛為江北鎮撫使，率軍直逼楊州，合圍南京。任命海軍總長劉冠雄率領海軍艦隊南下，攻擊吳淞口。革命黨人黃興、陳其美、柏文蔚、紐永健、居正、冷遹等率部迎戰。

二次革命雖然聲勢浩大，但領導者沒有發動廣大的人民群眾參加，宣布獨立的各省之間又缺乏統一的指揮，因而在北洋軍強大的武力打擊之下，討袁軍很快陷入混亂和失敗。8月18日，李純攻陷南昌；9月1日，張勛、馮國璋攻陷南京，先後撤銷獨立。孫中山、黃興等被迫又一次逃亡日本。

經過制造宋案和鎮壓二次革命，袁世凱認為政敵已除，更加囂張，一步步向獨裁邁進。

1913年10月10日，袁世凱以暴力威逼國會議員選舉他為中華民國正式大總統。

1913年11月4日，直接下令解散國民黨。

1914年1月10日，宣布解散國會。

1914年5月1日，公佈《中華民約法》，改責任內閣制為集權總統制，正式廢除國務院官制，取消國務總理。

1914年5月23日，宣布恢復清代官制。

1914年12月，公佈《修正大總統選舉法》，造成總統終身制。

袁世凱雖在國內大權獨攬，然而，對外，他卻受制於洋人。所謂“弱國無外交”，1914年11月7日，日本攻占青島。12月末，日本駐華公使日置益從日本匆匆返回，馬上要求同袁世凱會晤。1月18日，日置益向袁當面投遞了一個文件——“二十一條”，要求中國接受。日本提出的“二十一條”，分五大類，就連曹汝霖都說：“日本這次提出'二十一條'，包羅萬象，集中大成，勢力由東北、內蒙以至閩、浙，權利由建鐵路、開礦產以至開商埠、內地雜居。甚至第五項要求政府機關設立日本顧問，兩國用同一軍械，警察又日本訓練，小學用日本教師，日本僧人到內地傳教。凡此苛刻條件，思以雷霆之壓力，一鼓而使我屈服。若使遂其所欲，直可亡國。”

袁世凱很頭疼，他只有與他的同事們竭盡全力去進行一場艱苦的談判。日置益投遞“二十一條”的第二天早晨，袁世凱召集外長孫寶琦、次長曹汝霖、秘書長梁士詒、政事堂左丞楊士琦到總統府。袁世凱說：“日本這次提出的'二十一條'意義很深，他們趁歐戰方酣，各國無暇東顧，見我國是已定，隱懷疑忌，故提出這個東西，意在控制我國，不可輕視。此條文的第五項，萬萬不可商議。”又說，“容我細閱後再交部。”

第二天袁把曹汝霖叫到總統府，說：“我已逐條細閱批示，你們照此商議。與日本談判時，應逐項逐條商議，不可籠統並商。”

2月2日下午3時，中日雙方在北京中國外交部開第一次會議。中國出席人員是：外交總長陸徵祥、外交次長曹汝霖、秘書施履本。日本出席人員是：公使日置益、參贊小幡酉吉、書記官高尾亨。

談判期間，袁世凱為爭取談判的主動權，展開了一系列的幕後運作。請顧問有賀長雄赴日本奔走遊說日本元老重臣，收買大批日本浪人做間諜，並秘密支持四個日本議員競選，這些接受了16萬日元選舉“運動費”的議員也果真彈劾了大隈內閣。

5月7日下午3時，日提出袁政府接受二十一條的最後通牒，限袁政府於5月9日午後6時前答复。這就是“五四”運動時經常提起“五七”國恥日的由來。

5月9日，陸徵祥、曹汝霖將“二十一條”的最後修訂本交給日本公使日置益。曹汝霖說：“當時，我心感淒涼，有一種親遞降表的感覺。”

通過外交談判和袁世凱的“幕後運作”，最後簽訂的文本實際上只有“十二條”。即使是已經簽訂的幾條，後來也被袁世凱大多破壞掉。袁世凱說：“購地租地，我叫他一寸地都買不到手；雜居，我叫他一走出附屬地，就遇到生命危險；至於警察顧問用日本人，我用雖用他，每月給他幾個錢罷了，至於顧不顧，問不問，權卻在我。其他各條，我都有破壞之法。”此後，在東北的日本人也曾說：“我們日本人在東北，被囚禁於附屬地界內，一步不敢出附屬地。”至於向中國人購地、租地，更談不上。日本受中國各機關聘僱人員也說：“我等名為顧問，其實絕無人顧，絕無人問。”

陶菊隱在他的《袁世凱傳》中寫到：“袁世凱被迫在“二十一條”上簽字後，好多天神誌為之不寧。他讓丁佛言撰寫了一本書，叫《中日交涉失敗史》，印刷了五萬冊，密存山東模範監獄中。他經常對左右說：“勾踐不忘會稽之恥，最後終於打敗了吳國；哪些咄咄逼人的人終有肉袒牽羊之一日，到那時，此書就可以問世啦。”以前我們的教科書都是說袁世凱與日本簽定二十一條，出賣中國主權，是不夠客觀的。

六、復辟帝制，自取滅亡
　
袁世凱通過修改憲法，已經實現了“總統終身制”。然而，他還不滿足，還想復辟當皇帝。

袁世凱產生這種念頭，與外界的慫恿有很大的關係。

袁世凱的兒子袁克定出訪德國。德國皇帝威廉二世對袁克定說：“中國的東鄰日本，奉天皇為神權；西面的英、俄，也以帝國為根本制度。中國地廣人眾，位於日、英、俄之間，離合眾共和的美國則很遠。美國人斷然不能遠渡重洋，來作中國的強援。如今中國的共和制度剛剛建立，執政者多為帝國舊臣，而革命分子勢力脆弱。以袁大總統的威望，一變民國為帝國，變總統為皇帝，這正是英、日、俄各國的願望。德國誓以全力襄助此事！”袁克定大喜過望，回國後即轉述與袁世凱，極力慫恿稱帝之事。

袁世凱心動，先制造輿論。1915年2月，通令全國學校一律恢復“尊孔讀經”，以“尊孔尚孟”為教育宗旨。

得知袁世凱欲稱帝，清季狀元張謇以師長之尊苦諫之，袁很慚愧，於是詭稱：“如果我表明以明代後裔為名稱帝，國民或許不會反對吧！”張謇笑道：“然則今日總長之朱啟鈐、將軍之朱瑞、巡撫之朱家寶、小生之朱素雲、青衣之朱幼芬、武旦之朱桂芳，皆有為皇帝之資格矣。”

李鴻章的侄兒李經羲也進謁袁世凱，正色說：“公以雄才大略見稱於中外，今乃甘冒大不韙之名，欲登九五之尊，國家利害，人心從違，兩不顧慮。設此事易為，則先叔文忠公已先公作皇帝矣。惜公以數十年之聲威，為宵小所弄，毀於一旦也。”袁世凱色變，只好說：“茲事重大，終當決諸全國國民。”

那麼，如何造成“全國國民”擁戴的局面？1915年8月，授意親信楊度糾合孫毓筠、嚴復、劉師培、李燮和、胡瑛組織“籌安會”，鼓吹恢復帝制。楊度等被稱為“籌安會六君子”。六君子中，唯嚴復喊冤。嚴復早有清名，雖與袁克定交情不淺，卻不甚支持洪憲帝制。他赫然發現自己名列籌安會發起人時，鬱悶地說：“餘列名發起人，事前未知。皙子（楊度）曾找我縱論時政，我但將我之所見告之。不料未幾，報端即現籌安會通啟，列入賤名，是何異於拉夫政策？”

1915年10月至12月，籌安會加緊活動，制造全國選舉，贊成君主立憲，向袁世凱上推戴書，勸進皇帝位。

1915年12月12日，袁世凱正式發表接受皇帝位的申令。13日，在中南海居仁堂接受百官朝賀。31日，改總統府為新華宮，定1916年為洪憲元年。就這樣，袁世凱強奸民意，終於當上洪憲皇帝。

有些學者認為，袁世凱的洪憲帝制，是君主立憲的帝制，而非滿清式獨裁帝制。它並不以否定共和革命為先決條件，相反，他為了尊重和承認武昌起義的功績，第一道“禦令”便是冊封黎元洪為“武義親王”。

但是，不管怎樣，就在袁世凱洋洋得意，準備登上皇帝寶座的時候，已遭到全國人民及各派政治力量的強烈反對。以孫中山為首的中華革命黨雖然宣布“恢復民主共和制度”，策劃各地武裝起義，但仍未提出反袁要求，內部組織無力，脫離廣大群眾，沒有起到組織全國反袁力量的領導作用。相反，以梁啟超為首的民主派進步黨人卻掌握反袁運動的領導權。1915年12月初，梁啟超的學生、原雲南都督蔡鍔擺脫袁世凱的控制，由北京潛返雲南，策動都督唐繼堯及國民黨人、原江西都督李烈鈞等共同討袁。24日，他們在雲南護國寺召開軍事會議，組織討袁軍，因寺而取名護國軍。護國軍由三個軍組成：蔡鍔任第一軍總司令，李烈鈞任第二軍總司令，唐繼堯任第三軍總司令。25日，正式通電宣布雲南獨立，發布討袁檄文，護國戰爭正式爆發。

1916年1月，蔡鍔率第一軍入四川，與北洋軍曹錕、張敬堯部激戰於敘州、瀘州、綦江之間；李烈鈞率第二軍入廣西，與桂軍陸榮廷部聯合，進逼廣東。貴州、廣西宣布獨立，四川、湖南、廣東等省形勢緊張。因中國國內形勢的變化，帝國主義都改變了支持袁世凱稱帝的態度。北洋集團內部也出現分化，袁世凱的親信大將段祺瑞託病請假赴西山，馮國璋則坐鎮南京作壁上觀，兩人均密令前方將士屯兵不前，不為袁世凱賣力。袁世凱開始感到大事不好，在3月22日被迫宣布撤消帝制。袁世凱稱帝，前後共八十三天。

袁世凱曾說了自己取消帝制的原因：“吾昨觀天象，見巨星隕地，謂吾生平所再見矣。第一次所見亦同，不彌月，李文忠公薨逝。今又再見，吾體力雖健，而抱恙未瘳。況吾家幾世以來，未有逾五十九歲之男，吾適逢此年，恐不久於人世矣！”因此萬念俱灰，壯誌全消。

袁世凱雖然取消帝制，還想繼續當大總統。但護國軍不答應，聲明袁世凱稱帝是叛國的罪人，不能再當總統，要他辭職。4月間，護國軍迫使廣東督軍龍濟光宣布獨立，西南各派反袁力量於5月8日在廣東肇慶組織護國軍務院，代行國務院職權。唐繼堯任撫軍長，岑春煊任副撫軍長；梁啟超、劉顯世、陸榮廷、龍濟光、蔡鍔、李烈鈞、陳炳錕、戴戡、羅佩金、呂公望、劉存厚、李鼎新等任撫軍；梁啟超兼政務委員長，章士釗為秘書長，唐紹儀為外交專使。不久，各省相繼獨立，最後，連袁世凱的忠實心腹陝西督軍陳樹藩、四川督軍陳宦、湖南督軍湯薌銘，迫於廣大人民的壓力，也先後宣布三省獨立。時人戲稱“起病六君子，送命二陳湯”（“六君子”與“二陳湯”又都是中藥之名）。

袁世凱破壞共和，復辟帝制，弄得眾叛親離，四面楚歌，憂怒成疾，經疹斷為尿毒症。5月中旬，病勢加重；6月初，病情更重。1916年6月6日，北洋軍閥首領，竊國大盜袁世凱在全國人民的唾罵聲中可恥地死去，時年57歲，真的未打破袁家“未有逾五十九歲之男”的宿命。。

本章敘述了北洋軍閥集團形成的原因及過程。北洋軍閥集團並沒有因其首領袁世凱的病死而消亡，在袁世凱死後，北洋軍閥集團產生了大分化，各派系混戰了十年之久，其後，有的又演變為國民黨新軍閥，繼續參與中國政壇的搏鬥，從這一點來說，本章只可以算作全書的引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