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西北系

一、貧民小兵，羽翼漸豐

在前面兩章中，我們都多次提到馮玉祥其人。在中國近、現代史上，馮玉祥是一個重要的、帶有傳奇色彩的人物。他從一個小兵，升至一級陸軍上將。他雖然身居高位，卻始終保持平民本色。他原是北洋直系將領，卻倒戈相向，自成一派。他曾反共又親共。他曾聯蔣又反蔣。他從一個典型的舊軍人，最終轉變成一位民主的鬥士。馮玉祥的國民軍（也稱西北軍），曾是中國近、現代軍閥混戰中的一支強大的武裝力量。談到中國近代軍閥，不可能不提及馮玉祥及其馮係也稱西北系軍事集團。

馮玉祥，字煥章，原籍安徽省巢縣，1882年11月6日出生於直隸青縣興集鎮。父親馮有茂是淮軍中職位低下的哨官。馮玉祥少時家境貧寒，只讀了1年零3個月私塾。11歲時，為了掙得每月3兩3錢的餉銀，在他父親所在的營中補了兵。他本名馮基善，馮玉祥這個名字，是補兵時管帶隨手給他寫上的，以後就一直沿用了下來。1896年他14歲時，正式入營當兵，參加過修築大沽口砲台的勞役。熬到20歲那年，他才作為教習，每月拿4兩8錢餉銀，擔任喊口令的任務。這時，他看到袁世凱的新建陸軍在教練、裝備等方面比舊式軍隊先進，於是，他拋棄了通過苦練得來的教習職位，投靠新軍。

到新軍以後，馮玉祥由於體格魁梧強健，聲如洪鐘，加上勤學苦練，頗得上司賞識，不久便升任副目、正目，3年後便升至哨長（排長）。不久，他與協統（旅長）陸建章的內侄女成婚，得到陸的提拔，1911年升任北洋軍第20鎮的管帶（營長）。

1911年前後，馮玉祥受到進步思想的影響，10月，武昌起義爆發後，馮玉祥與軍中的革命軍官王金銘、施從雲等一起，發動了灤州起義。起義失敗，王金銘、施從雲犧牲，馮玉祥被拘禁，隨後被遞解回籍。1912年民國成立後，馮玉祥重被陸建章啟用，授任營長。1914年升任第7師第14旅旅長。同年10月，14旅改為第16混成旅，馮玉祥任該混成旅中將旅長。

1915年，袁世凱稱帝，護國討袁戰爭爆發。當時，馮玉祥率軍在四川，歸袁世凱的親信陳宦指揮。袁世凱的領兵大將曹錕、吳佩孚、張敬堯等也都在四川，他們共同威脅和利誘馮玉祥支持袁世凱稱帝，好從中得到升賞。在此關鍵時刻，馮玉祥深明大義，反對倒退，加入了討袁護國的行列。他一方面與護國軍首領蔡鍔將軍聯繫，一方面力勸陳宦不要與護國軍為敵，應宣布四川獨立，反對袁世凱稱帝。陳宦在馮玉祥的勸說和壓力下，終於通電宣布四川獨立，反袁稱帝。此舉給予袁世凱沉重的打擊，不久他便憂憤死去。

1916年，馮玉祥被反動勢力排擠，離開部隊到北京郊外的西山賦閒。聽到張勛復辟的消息以後，馮玉祥立即回到部隊駐地廊坊，指揮部隊參加討伐軍，並通電反對張勛復辟。馮軍攻入北京城，平定了復辟丑劇。馮玉祥還主張驅逐清遜帝溥儀出宮，把皇宮的財產和文物收歸國有。但是，段祺瑞不准，使得馮玉祥的主張當時無法實現。

1918年，孫中山領導的護法戰爭爆發，段祺瑞派馮玉祥的第16混成旅去福建和孫中山的護國軍作戰。馮玉祥趁南下之機，率部在武穴通電主和，反對段祺瑞窮兵黷武。段祺瑞十分惱怒，要罷免馮玉祥。但全軍將士擁護馮玉祥，堅決要求馮繼續任職。段祺瑞害怕事態擴大，只好收回成命。但是，時任總統府高等顧問的陸建章因支持馮玉祥，被段祺瑞指使徐樹錚誘殺於天津。從此，馮玉祥開始和孫中山先生交往，並逐漸傾向於革命。同年10月，馮玉祥被任命為湘西鎮守使。

其時，張敬堯軍駐湘北，吳佩孚軍駐湘南，馮玉祥駐湘西；張荼毒湘人，吳、馮卻甚得民望。吳善治軍，且識時勢，每有驚人之論，馮歎曰：“此君鵬程萬里，必不久居人下也。”於是曲意交歡，事之如兄長。吳也重視馮的口碑，傾力提拔。

馮玉祥駐軍湖南時，百姓抵制日貨，馮也倡導甚力。日本領事聞訊，派人到常德質問馮，認為他沒有盡力保護日僑生命財產。馮拍胸脯說：“煩您轉告貴領事，保護外僑生命財產，是我的職責所在！”即日傳令，每家日貨商店，均派兵兩名為守衛，晝夜不輟。這樣一來，日貨商店無人敢問津，日商損失甚鉅，日領事又派人來質問，馮玉祥怫然不悅地說：“從此以後，其有危害貴僑生命財產者，恕不負責！”

1920年的直皖戰爭，直、奉聯合打敗皖系，把持了北京政權。1921年，北京政府撤銷皖系陳樹藩陝西督軍職務，改由直系閻相文繼任。陳樹藩拒不卸任，致使閻相文決定以武力接收。馮玉祥的第16混成旅為入陝接收的先鋒部隊。馮玉祥將全旅編成3個縱隊，由張之江、李鳴鐘、張維璽率領，從河南直入陝西，經過幾番激戰，擊敗陳軍，並把陳樹藩趕出西安。於是，閻相文順利入城接任。由於第16混成旅作戰有功，擴編為第11師，馮玉祥升任師長。同年8月23日，陝西督軍閻相文在督署內突然吞服鴉片自殺，馮玉祥繼任陝西督軍。

1922年4月，第一次直奉戰爭爆發。開始奉軍佔了上風，吳佩孚在長辛店失利，急調馮玉祥救急，同時任命馮玉祥為後方總司令。馮軍兵分三路向奉軍發起攻擊，不久，大破奉軍。5月5日，與奉軍勾結的河南督軍趙倜發兵偷襲鄭州。馮軍又與趙倜和鮑德全的部隊在鄭州展開血戰。5月9日，馮軍發起反攻，大破趙部，並追擊趙部殘兵至開封。這場直豫戰爭（也稱河南戰爭）結束後，馮玉祥被任為河南督軍。

馮玉祥就任河南督軍後，馬上進行整訓和擴充軍隊，改編了兩個補充團和一個學兵團，不久又將這三個團擴大為三個混成旅。此時，馮玉祥有了一個師又三個混成旅的實力，馮軍成為了一支舉足輕重的部隊。由於馮玉祥屯兵開封，與洛陽的吳佩孚在一條鐵路線上，朝發夕至，雞犬相聞，遂成為吳佩孚的心頭大病。馮玉祥有些新派思想及平民作風，治軍嚴謹，嚴禁煙賭娼妓，這些做法，使吳佩孚怒不可遏，斥責他是“赤化”。於是，吳佩孚與馮玉祥的關係日益惡化，吳佩孚操縱中央，於1922年10月由黎元洪總統調馮玉祥到北京任陸軍檢閱使，這是個有職無權的閒差，實際上是把馮玉祥逐出河南。

馮玉祥出任陸軍檢閱使兩年期間，主要精力用於訓練部隊。馮玉祥是小兵出身，深知士兵的苦楚，所以他既治軍嚴格，又十分愛護士兵。他不准官長侵犯士兵利益，要求官長與士卒同甘苦。他特地規定，只准上級請下級吃飯，不准下級請上級吃飯，只准上級給下級送禮，不准下級給上級送禮。馮玉祥對下級軍官都很熟，不但能叫出他們的大名，而且記得很多人的小名。他常常與士兵打成一片，毫無大官的架子。就在擔任陸軍檢閱使時，他曾親自給一個得敗血病的士兵獻過血，這在近、現代軍閥中恐怕是絕無僅有的。

由於當時的士兵都沒有文化，馮玉祥在練兵的過程中，也有些笑話。馮玉祥的性格直爽，一次查崗遇到哨兵在睡覺，他十分生氣，立即要打軍棍以懲罰，開打前，他先問士兵，知不知道“玉不琢不成器”，士兵沒文化，還睡眼惺忪，馮玉祥又操著安徽口音，士兵回答：“知道。總司令如果遇不著我就不生氣。”馮玉祥聽後，哈哈大笑，饒了那士兵。馮玉祥練兵好用問答式。他有一次召集部隊講話，講了一段即問：“你們都聽見了沒有？”士兵齊聲高呼：“聽見了！”再講一段，又問：“你們懂嗎？”全體回答：“懂！”馮便指一士兵問：“我剛才講的是什麼？”該士兵肅立敬禮回答：“報告總司令，忘了！”又有一次，馮對部隊大講三民主義，講完後帶領大家齊喊：“我們是有主義的軍隊。”隨即問某士兵：“我們有的是什麼主義？”該士兵肅立高聲答道：“報告總司令，是帝國主義。”弄得馮玉祥哭笑不得。

馮玉祥祖輩貧窮，歷經磨難，成為高級軍事將領後，他身上還保持著普通農民和下層士兵的許多優點。他曾有一首詩這樣寫道：“平民生，平民活。不講美，不要闊。只求為民，只求為國。奮鬥不懈，守誠守拙。”馮玉祥要求部隊要愛護老百姓，他讓士兵左臂都佩戴著“不擾民，真愛民，誓死救國”的白布藍字袖章，要求官兵把老百姓看成自己的父母兄弟鄉鄰親戚。他還親自編了《愛百姓歌》，要部隊廣泛傳唱。對於害民、擾民的官兵，他的處罰相當嚴厲。馮軍中曾發生過一個連長強迫老百姓換馬，和一個士兵吃老百姓西瓜不給錢的事，結果那連長和士兵均被槍決。有一次，馮軍行軍途經懷柔和密雲，道兩旁都是綴滿鮮紅大棗的棗樹，整整三個旅開了過去，也沒有人去採摘棗子，樹上仍然果實累累。

馮玉祥把軍隊訓練看得極為重要，他始終如一日地抓教育訓練，並且不斷改進訓練方法和提高訓練水平。1917年7月他率第16混成旅進駐常德，有了兩年能正規地系統地訓練部隊的時間。他組織了教導隊培養幹部，成立官佐體操團提高技術水平，經常組織閱兵和行軍；組織官兵學習文化、政治等知識。而他自己，也刻苦學習。他每天學英文兩小時，學習時，即在門外懸一牌子，上書：“馮玉祥死了！”學完後開門除牌，向人說：“馮玉祥復活了。”後來，他可以在美國的街頭用英文作反蔣演說。1922年10月他出任陸軍檢閱使後，又有了兩年訓練部隊的時間。他在辦教導隊的基礎上又辦了高級教導團，對以前教導隊畢業的人員再作培訓。此外，還辦了學生團和電學傳習所、高級戰術研究會等。

馮玉祥還是基督教徒，故他除了有“民主將軍”“布衣將軍”的美譽外，又有“基督將軍”之稱。

由於馮玉祥注重部隊的思想教育和軍事訓練，馮軍的軍風與當時兇惡蠻橫的軍閥部隊完全不同，既得民心，戰鬥力也強盛，這為他日後發動北京政變，自成一派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二、北京政變，驅逐清室

1924年9月，直系軍閥孫傳芳、齊燮元進攻皖系盧永祥，爆發了江浙戰爭。奉系張作霖則以粵浙奉同盟為由，通電責直，並率兵入關，響應浙盧反直。9月15日，15萬奉軍分六路向榆關、朝陽進攻，爆發了第二次直奉戰爭。曹錕火速電召吳佩孚到京主持戰務，吳佩孚於9月17日到京，18日被任命為“討逆軍”總司令。吳佩孚在中南海四照堂點將，任命王承斌為副總司令兼後方籌備司令；以彭壽莘為第一軍總司令，出兵山海關；以王懷慶為第二軍總司令，出兵喜峰口；以馮玉祥為第三軍總司令，出兵古北口；張福來為援軍總司令，杜錫矽為海軍總司令。這次戰爭雙方各有20萬人參加，戰爭首先在熱河揭開，但主要戰場是在山海關一帶。

馮玉祥出任討逆軍第三軍總司令，任務是率部出古北口經灤平、承德向北進軍。馮玉祥所擔任這路，交通不便，人煙稀少，地瘠民貧，不但行軍困難，而且給養也無法解決。馮玉祥知道這是吳佩孚故意所為，企圖以此使馮部陷於絕境。吳、馮之間不可調和的矛盾，促使馮玉祥最後下定決心，趁這次直奉戰爭進行倒戈，發動政變。

馮玉祥受命以後，藉口籌措軍糧，修理軍械，故意拖延出發時日，及至出發，每天只前進二、三十里，10月1日才到達古北口，又以籌措給養為名停了下來。在古北口，馮玉祥靜觀戰局變化，一面秘密與張作霖的代表達到倒直的協議，一面與駐喜峰口的直系援軍第二路司令胡景翼和京畿警備副司令孫岳秘密計劃倒戈。胡景翼和孫岳二人，早年都曾加入同盟會，民國成立後，都曾參加倒袁運動和護國戰爭，胡景翼還曾出任陝西靖國軍總指揮，所以他們都讚同馮玉祥傾向革命的主張和行動。

幾天以後，馮玉祥得到東線直系屢戰失利的消息，同時又接到討逆軍總部參謀長張方嚴“九門口危急，望速進軍”的電報，認為時機已到，遂於10月21日將後隊改為前隊，晝夜兼程。22日午夜，馮軍第8旅旅長李鳴鐘，第22旅旅長鹿鍾麟，在負責戍守北京的孫岳配合下，一槍未發，首先率部開到北京，佔領交通、電訊等重要機關。鹿鍾麟派出一營兵力包圍了總統府，將還在睡夢中的曹錕抓了起來，並囚禁在中南海延慶樓上。

10月24日，馮玉祥到達北京，通電停戰。24日，馮玉祥迫使曹錕發表命令，撤銷吳佩孚討逆軍總司令等職務。不久，馮玉祥又迫使曹錕自動辭職。曹錕的佞幸李彥青被槍斃，巨額財產被奪取。曹錕之弟曹銳服毒自殺。馮玉祥的北京政變，使直奉戰爭的形勢急轉直下，直軍軍心大亂，迅速潰敗。吳佩孚由秦皇島逃回天津，後又只得率殘部乘艦狼狽南逃。

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但在袁世凱和帝國主義威脅下，南京臨時參議院通過了優待清室的八項條款，使清遜帝溥儀仍留居故宮，沿用宣統年號，享受皇帝的生活，如民初溥儀大婚，各地遺老及士民均奉賀禮，曾為大清國重臣的徐世昌賀禮2萬元為最多，張勛、張作霖、曹錕等都有重禮，大總統黎元洪則特別從關稅內撥出10萬元，8萬為清室優待費，2萬為代表民國的賀禮。各地遺老到京祝賀者極多，而奉賀禮最多的一省，卻是始倡革命的廣東。對此，馮玉祥早已深惡痛絕。北京政變後，北京一些清末遺老和保皇黨人乘機活動，復辟清帝之謠紛紛。為此，馮玉祥採取果斷措施，決定把溥儀驅出故宮。11月4日，黃郛攝政內閣會議議決修正清室優待條件五條，從即日起永遠廢除皇帝專號，與中華民國國民在法律上享有同等權利；每年補助清室家用50萬元，另撥200萬元開辦北京平民工廠，收容旗籍平民；清室即日遷出宮禁，自由擇居，民國政府仍負保護之責；清室宗廟陵寢永遠奉祀，民國政府酌設衛兵妥為保護；清室私產歸清室完全享有，其一切公產則歸國民政府所有。11月5日，京畿警備總司令鹿鍾麟向清室宣布了以上條件。並限令溥儀即日出宮。是日下午，溥儀及其妻妾，少數太監、宮女隨其移居什剎海溥儀父親醇王載灃的故居醇王府，後又移居天津日租界的張園。

北京政變成功之後，馮玉祥聯同胡景翼、孫岳將所部改為國民軍，宣布脫離直系軍閥系統，自成一派。國民軍共三個軍，馮玉祥任總司令兼第一軍軍長，胡、孫分任副總司令兼第二、三軍軍長。次年，馮玉祥任西北邊防督辦，所部駐紮北京、察哈爾及綏遠地區，第一軍改稱西北陸軍，歸西北邊防督辦公署直轄，並增編為六個師又三個旅，因此，馮玉祥所屬各部又被稱為西北軍。

馮玉祥發動北京政變，囚禁曹錕，驅逐清室，脫離直系軍閥系統，組建國民軍，這些都是帶有革命性質的重大政治舉動。但是，由於政治立場的局限，馮玉祥不可能從根本上提出推翻軍閥統治的政治主張。他一方面電請孫中山北上共商國是，一面又與奉系軍閥張作霖聯合，推出段祺瑞就任中華民國臨時執政，使政權又落到段祺瑞、張作霖手中。

得知北京政變的消息及接到馮玉祥的電邀，在廣州正在與共產黨合作，改組國民黨，成立國共合作統一戰線的孫中山先生，也極受鼓舞，馬上打電報給馮玉祥，電文說：“……大憝肅清，諸兄功在國家，同深慶幸！建設大計，即欲決定。擬即日北上，與諸兄晤商。先此電達，諸維鑑及。……”馮玉祥也立即回電孫中山，請早日北來，指示建國方針。並派馬伯援為代表持他的親筆信，前往廣東歡迎孫中山先生。馮玉祥囑咐鹿鍾麟：“孫先生到京後，一定要盡力保護。”並說：“國民軍的隊伍，就等於孫先生的隊伍，應聽從孫先生的指揮。”

孫中山於1924年11月13日抱病北上，17日到達上海，22日到達北京。當孫中山到達北京的時候，馮玉祥卻因張作霖和吳佩孚的聯合壓迫，已離開北京。孫中山在旅途中積勞病倒，於3月12日在北京逝世。
原來，北京政變後，馮玉祥、張作霖、段祺瑞三派共同把持北京政權。此時皖系的軍事勢力所存無幾，段祺瑞政府的基礎只是建築在馮奉兩系的軍事均勢之上。馮奉控制北京政權後，雙方的矛盾不斷產生並激化，11月及12月間，馮玉祥和張作霖先後採取“以退為進”的手法，提出辭職，恫嚇對方。段祺瑞不得不從中調解，作出“巧妙”處理。1925年1月，段祺瑞準馮玉祥辭去陸軍檢閱使一職，專任西北邊防督辦；準張作霖辭去東三省巡閱使一職（各省巡閱使也一律裁撤），另加任張作霖為東北邊防督辦，以與馮的西北邊防督辦相對稱。馮奉兩系的勢力範圍也劃分清楚，津浦線為奉系的發展方向，京漢線為馮系的發展方向。由於段祺瑞的撮合，馮張兩人互換蘭譜結為異姓兄弟，雙方的矛盾暫時得到了緩和。

由於馮玉祥部將鹿鍾麟任京畿警備司令、張之江任察哈爾都統，李鳴鐘任綏遠都統，馮玉祥的西北邊防督辦並不是一個有名無實的空銜。馮玉祥在1924年12月12日通電取銷國民軍的名稱，並且宣布解除國民軍總司令一職，但是國民軍這個名稱仍然被沿用，與西北軍並稱。馮玉祥的國民軍第一軍錶面上僅有三個師，即宋哲元的第11師、鹿鍾麟的暫編第1師和劉郁芬的暫編第2師，但是實際上該軍已經擴充到7、8萬人，加上國民軍第2、第3兩軍，共有近18萬人，成為北方除了奉係以外最大的一支武裝力量。
馮玉祥將軍的民主傾向，受到共產黨人和國民黨人的關注。李大釗派人到馮玉祥的國民軍中工作，並親自對馮做工作。經李大釗和徐謙的介紹，馮玉祥結識了蘇聯駐華大使，決定為實現孫中山的聯俄、聯共、扶助農工三大政策，請蘇聯政府派人幫助訓練軍隊。1925年10月，蘇聯顧問到達張家口，馮玉祥派他們去訓練軍隊，他自己也聽蘇聯政治顧問給他講政治課，並任命共產黨員劉伯堅做他的政治部部長。是年12月，馮玉祥還派人將誘殺了自己恩人陸建章的徐樹錚刺殺於廊房車站。

國民軍的日益強大以及馮玉祥的“赤化”傾向，引起了帝國主義及其各系反動軍閥的恐懼和敵視，一場直奉晉聯合討馮的戰爭很快爆發了。

三、南口大戰，五原誓師
　
1925年下半年，奉系張作霖加緊擴展地盤，多次入關，不僅南侵至長江下游地區，佔有江蘇、安徽、上海，在北京又極力壓迫馮玉祥，在京畿地區構成了對國民軍的三麵包圍形勢。

1925年11月，馮玉祥支持奉係將領郭松齡倒戈反奉，與郭松齡簽定了“反奉密約”。11月23日，郭松齡在灤州起兵反奉。馮玉祥利用郭松齡回師進攻張作霖，奉軍陣腳大亂之機，出兵佔領了熱河，繼而攻下天津，驅走了奉系直隸督辦李景林，奪取了直隸地盤。

如果郭松齡反奉成功，國民軍的處境會大為改觀，但郭松齡與張作霖激戰一個月，終因奉張有日本帝國主義的支持而兵敗被殺（郭松齡倒戈反奉事件詳見第四章第三節）。當北方戰事正酣之時，南方的直系軍閥吳佩孚已東山再起，在武漢組成十四省討賊聯軍，揮軍北上。吳佩孚與張作霖很快達成“諒解”，“討賊”變成了“討赤”，共同攻擊馮玉祥。

馮玉祥在直奉兩軍的前後夾擊之下，為了轉移視線，保存實力，於1926年1月1日發出辭職通電，並竭力辯白自己沒有“赤化”。馮玉祥還派人分別去見張作霖、吳佩孚，希望停戰議和。但這些舉動沒有使直奉軍閥放棄消滅國民軍的企圖，他們仍然調兵遣將，向國民軍進逼。馮玉祥只好出走包頭，準備赴蘇聯考察，部隊交給張之江、鹿鍾麟等。面對日益危急的形勢，國民軍諸將領由孫岳出面（當時胡景翼已病逝），主張通電商請馮玉祥出山，重新主持大局。當時的許世英內閣，也派陸軍總長賈德耀親赴包頭面見馮玉祥，敦勸他打消出國下野之意，務請出山。但馮玉祥不願捲入這場軍閥混戰的漩渦，去意已定，堅辭不允。他為了尋求革命的道理，於是年五月赴蘇聯考察。

1926年1月下旬，國奉戰爭（也稱馮張戰爭）正式開始。東北張作霖的奉軍，以討伐郭松齡殘部魏益三為名，兵進山海關，進攻熱河、灤州。在山東由李景林、張宗昌組成的直魯聯軍，沿津浦路北上反攻天津。在湖北的直系軍閥吳佩孚，在河南打敗了國民二軍岳維峻部後，兵進河北石家莊，在山西的晉系軍閥閻錫山，與吳佩孚相呼應，兵出娘子關，南攻順行，北攻保定。國民軍遭到了直、奉、晉等軍閥的聯合進攻和包圍，最後退守北京。鹿鍾麟在北京發動了第二次政變，驅段下台，釋放曹錕，願意迎吳佩孚進京主持政局，但遭到吳佩孚拒絕。4月15日，國民軍撤出北京，退至懷柔、延慶、蔚縣、多倫、懷來、涿鹿等地，主力各部退到預設陣地的南口。

國民軍推張之江為總司令，將國民軍編為七個軍，以鹿鍾麟、宋哲元、李鳴鐘、鄭金聲、門致中、石友三、劉郁芬分任軍長。以鹿鍾麟為東路司令，率國民軍主力守南口、懷來；以韓復渠、石友三守地泉、豐鎮，以防晉軍斷其退路；以宋哲元為西路司令，由熱河撤防回守多倫。1926年5月，南口大戰爆發。“討赤”聯盟軍分別在延安、赤城、獨石口、沽源、多倫和南口等地向國民軍各部發起進攻，在約兩千里戰線上展開戰鬥。直奉晉聯軍共五十多萬人，戰況空前激烈。直軍吳佩孚在直魯聯軍張宗昌的配合下，擔任南口正面攻堅戰；奉軍吳俊升率部出熱河攻多倫，直下張家口；晉軍商震部北出大同以斷國民軍的退路，企圖將國民軍消滅在塞北草原上。國民軍頑強抵抗，在南口戰場，國民軍陣地溝深壕涸，前置電網，後設地雷，防禦工事長達百餘里，聯盟軍猛攻多日，竟不能前進一步。

聯盟軍的兵力雖然多於國民軍數倍，但直、奉、晉各派軍閥各有各的打算，聯盟軍內部並不統一，作戰亦難以協調，在直軍中，孫傳芳陳兵徐州，準備奪取山東；靳雲鶚在南口前線按兵不動，並和國民軍信使來往不斷，準備配合國民軍奪取山西；在奉軍中，李景林因曾支持郭松齡而見疑於張作霖，準備回師天津。國民軍既與孫傳芳、靳雲鶚、李景林有如此默契，便於5月中旬，在晉北豐鎮、陽高突然向晉軍發起猛攻，大破晉軍，雁門關外要地盡為國民軍佔有。

6月，吳佩孚免去靳雲鶚的十四省聯軍副司令、第一軍總司令等職務，張宗昌也將李景林部繳械，直、奉、晉各派軍閥取得了諒解後，7月，又重新部署兵力，進攻南口。在北路，奉軍吳俊升部由多倫攻沽源直下張家口；在正面，由直魯聯軍為主攻，經昌平、沙河攻南口，其右翼為奉軍一部，在張學良的指揮下經永寧、延慶直下南口後背；其左翼為直軍，下分兩線，一線由門頭溝向懷來，一線由淶源、蔚縣攻天鎮；在晉北，晉軍也發起反攻，攻占廣靈。

國民軍在聯盟軍三面圍攻之下，艱苦作戰，堅持了三個多月。最後，由於多方作戰，給養困難，餉械無補，且各部將斷絕聯絡，加之士兵傷亡過半，不得不於8月15日下令總退卻，向西突圍。退路線均是窮僻之地，聯絡困難，交通不便，給養醫藥無著，加之天氣寒冷，後面追兵不捨，國民軍節節潰敗，損失慘重。各部將深感前途無望，因此自尋出路，一部投向山西閻錫山手下，一部開往綏遠等地。至此，為時近5個月的南口大戰全部結束。這場軍閥大戰從1月戰至8月，雙方死傷慘重，這也是北洋軍閥之間最後的一次大混戰。

馮玉祥在1926年元旦通電辭職後，即離開部隊到了包頭。同年5月，馮玉祥赴蘇聯考察。在莫斯科期間，馮玉祥經徐謙介紹，正式加入了中國國民黨。國民黨中央委員會任命馮玉祥為西北國民軍黨代表。
1926年7月，廣州國民政府舉行北伐。8月，馮玉祥結束在蘇聯的考察訪問，偕同蘇聯顧問多人秘密離開蘇聯經庫倫回國。途中，馮玉祥派出劉驥到廣州同國民革命軍商談南北會師問題。9月16日，馮玉祥等抵達綏遠五原後，即同當地國民軍將領孫岳、方振武、弓富魁以及於右任、徐謙等共同決定組建國民軍聯軍，由馮玉祥出任總司令。9月17日，在五原舉行誓師典禮，宣告國民軍聯軍正式成立。馮玉祥在典禮上發表宣言，聲明國民軍聯軍是民眾的武裝，遵奉孫中山先生的遺囑，進行國民革命，實行三民主義，要為解放被壓迫之中國民族，解除軍閥之壓迫而奮戰；宣布國民軍聯軍完全脫離北洋軍閥的系統，並宣布國民軍聯軍全體加入國民黨。

五原誓師後，國民軍各部紛紛來投，計約集五、六萬人。其所屬各部是：第1軍軍長為陳希聖；第2軍軍長為方振武；第4軍軍長為徐永昌；第6軍軍長為石友三；第8軍軍長為韓復榘；第2師師長為孫良誠；第5師師長為馮治安；第7師師長為馬鴻逵；第10師師長為劉汝明；第12師師長為孫連仲；騎兵第1師師長為張萬慶；騎兵第2師師長為趙守鈺。

馮玉祥面對當時的局面，根據李大釗等共產黨人的建議和國民政府的要求，決定採取“平甘援陝，聯晉圖豫”的方針（當時閻錫山已被廣州國民政府任命為北方國民革命軍總司令）。在陝西，國民軍第三軍第3師楊虎城部和陝西軍務督辦李雲龍的第10師等部，被吳佩孚的劉鎮華部7萬軍隊圍困已達8個月之久，西安城戰況危急。馮玉祥命令佟麟閣、孫連仲兩師入甘肅，幫助在甘肅的孫良誠、張維璽部肅清了吳佩孚的勢力，隨後入陝。又命韓復榘等部進駐寧夏，徐永昌率部入晉，歸閻錫山指揮。11月下旬，國民軍聯軍孫良誠、方振武、馬鴻逵、劉汝明、孫連仲等部合擊劉鎮華軍，使劉軍全線潰退。11月28日，西安之圍得以解除。國民軍聯軍接著分數路乘勝追擊，“援陝”終成定局。

1927年5月，國民軍聯軍被編為國民革命軍第二集團軍，馮玉祥出任總司令。馮玉祥為了“圖豫”，重新部署軍隊，分六路出兵，與北伐軍呼應，連克洛陽、孟津、偃師、孝義等。5月31日，馮軍打到鄭州、6月1日，北伐軍劉興部也到達鄭州。至此，第二集團軍與北伐軍終於在中原會師，馮玉祥也達到了“圖豫”的目的，馮軍又發展到20多萬人，自南口重創後得到復蘇。

四、參與北伐，聯蔣反共
　
1927年3月，東路北伐軍攻至上海。3月26日，蔣介石到達上海後，即與帝國主義、買辦資產階級密謀，舉行反革命政變。4月2日開始，蔣介石多次與李濟深、李宗仁、白崇禧、黃紹竑、吳稚暉、張靜江等舉行秘密會議，謀劃反共清黨。4月12日，上海反革命政變開始。隨後，在南京另立了以蔣介石為首的國民政府。

以汪精衛為首的武漢國民政府，當時由國民黨左派及共產黨所把持，堅決與南京國民政府對抗，怒斥蔣介石的反革命行為。但是武漢國民政府受到四面軍事包圍和經濟封鎖。汪精衛、唐生智等人認為繼續北伐，與馮玉祥會師中原，再北聯閻錫山共討奉張，最後解決寧漢對立問題較為有利。蘇聯顧問鮑羅廷亦認為進軍河南，把馮玉祥從陝西接出來，打通自西北往蘇聯的交通線才有出路。中共領導人陳獨秀亦贊同首先北伐。1927年4月19日，武漢北伐軍在武昌南湖誓師，以唐生智為總指揮，張發奎、劉興等率軍北上，終於在6月1日與馮玉祥部會師鄭州。

由於寧漢對立，武漢國民政府有後顧之憂，難以繼續北伐；而馮玉祥則希望以“繼續北伐”來擺脫自己軍隊單面禦敵、受奉魯軍閥威脅的困境，積極促成寧漢合作。另外，由於共產黨工農運動的某些過火行為，也使馮玉祥對共產黨的主義和政策不理解，轉變為不支持。1927年6月10日，馮玉祥與汪精衛、譚延闓、唐生智、徐謙、孫科等人在鄭州舉行秘密會議。會議決定公開反共，主張寧漢協調一致，將武漢政府和南京政府相“統一”。會後，唐生智帶領北伐軍由河南退回武漢，鎮壓工農運動。而馮玉祥則去徐州，和蔣介石密商武漢與南京的合作問題。

1927年6月20日至21日，馮玉祥與蔣介石在徐州召開反共會議，參加會議的除馮玉祥、蔣介石外，還有胡漢民、李宗仁、張靜江、白崇禧等人。會議主要討論了政治、軍事及黨務問題，會議的核心是蔣馮合作。會議確定了反共、反蘇、寧漢合作的方針。蔣馮聯合北伐，共同“清黨”，從1927年7月起，每月接濟馮玉祥部軍餉250萬元。馮玉祥立即致電汪精衛、譚延闓等人，要求速將蘇俄顧問鮑羅廷解職歸國，力勸汪精衛與蔣介石通力合作，努力推進反共和北伐大業。蔣馮還聯名發表通電，表示意見完全一致。這次會議為“清黨”反共作了準備。1927年7月15日，汪精衛在武漢發動反革命政變。至此，國民黨反動派公開破壞了革命的統一戰線，全面“清黨”反共。

寧漢雖然合流，但國民黨內部並未能統一，武漢的汪精衛、唐生智以國民黨“正統”自居，力主倒蔣；桂系李宗仁、白崇禧等勾結各方勢力，乘蔣介石嫡係部隊在外之機，武裝控制南京。蔣介石內外交困，決定採取以退為進的辦法解脫困境，於8月12日辭去國民革命軍總司令職，離開南京經上海回奉化原籍。這樣，國民政府的“繼續北伐”仍未能實現，馮玉祥只得在河南、陝西一帶孤軍作戰。

為了鞏固陝、甘後方，加緊削剪各地異己，馮玉祥與陝軍田玉潔等部的衝突日益加劇，10月，爆發了涇原之戰。馮玉祥派宋哲元率部平息了田玉潔等部的叛亂。在河南，馮玉祥於10月之後先後發動了兩次蘭封戰役，消滅了豫東、豫北的直魯軍。馮玉祥在戰局危急的情況下，多次向寧漢雙方請援，但未見派來一兵一卒。馮軍在糧彈俱缺的困苦中，只能依靠自己的力量對付數倍於己之敵。馮玉祥考慮到整個軍事戰局要有個統一的指揮，於是聽信孔祥熙的遊說，聯合閻錫山電請蔣介石出山。1928年1月4日，蔣介石宣告復職。

1928年2月2日至2月7日召開的國民黨二屆四中全會通過了進行第二次北伐的決議。之後，蔣介石將原第一路軍、西北國民軍、北方國民軍、兩湖地區的部隊改為第一、二、三、四集團軍，蔣介石、馮玉祥、閻錫山、李宗仁分任總司令。其部署是：以何應欽為北伐軍總參謀長，留守南京；第一集團軍沿津浦線北進；第四集團軍沿京漢線北進；第二集團軍在京漢、津浦線之間，分為魯西、直南兩個集團北進，策應一、四集團軍；第三集團軍由京綏、正太兩線向東攻占保定、石家莊，再轉攻京漢線；然後四路會攻京、津。

4月5日，北伐軍在徐州誓師。4月9日，蔣介石下達總攻擊令，四路集團軍分別出動。4月22日，蔣、馮兩軍在泰安城外會師，27日占領泰安。5月1日，蔣軍佔領濟南，張宗昌、孫傳芳部遭受沉重打擊。5月3日至11日，日軍出兵干涉，製造了濟南慘案，阻止北伐軍前進。南京國民政府決定對日妥協，繞過濟南繼續北伐。5月21日，蔣介石、馮玉祥、白崇禧在鄭州會商軍事，決定各集團軍於25日前全線進攻。之後，北伐軍先後攻占邯鄲、保定、大同、石家莊、張家口等地。6月1日，北伐軍由津浦、京漢、京張線向著京津地區推進。在日本帝國主義壓力下，南京國民政府與張作霖談判達成協議，張作霖退往關外，北伐軍和平佔領京津。6月3日，張作霖退出北京，6月4日在皇姑屯被日軍炸死。同日，南京國民政府任命閻錫山為京津衛戌總司令，張蔭梧、傅作義分任北京、天津警備司令。6月15日，南京國民政府發布宣言，宣布“統一告成”。6月21日，國民黨中央政治會議決定改直隸省為河北省，以商震為省主席，並改北京為北平，北平、天津均為特別市。

隨著第二次北伐的成功，馮玉祥的部隊亦空前地壯大，編制番號達到9個方面軍，32個軍，81個師，還有其他地方軍隊。光是馮玉祥的嫡係部隊，人數已達到40萬。這9個方面軍的總指揮分別是孫良誠、孫連仲、韓復榘、宋哲元、岳維峻、石敬亭、劉郁芬、劉鎮華、鹿鍾麟。第二集團軍參謀長是曹浩森。馬鴻逵、石友三、韓占元、秦德純、馮治安、馬鴻賓、李雲龍、井岳秀、吳新田、楊虎城、佟麟閣、張維璽、劉茂恩、萬選才、劉汝明、龐炳勳、呂秀文、王鴻恩、劉驥、鄭大章、席液池、梁冠英、吉鴻昌、耿幼麟、高樹勳、曹福林、孫桐萱、周永勝、鄧寶珊、孫蔚如、張自忠、馮欽哉、武庭麟、馬法五、肖之楚等著名的將領都是當時馮玉祥屬下的軍、師長。

國民黨的北伐結束後，馮玉祥和蔣介石的合作也很快結束了。在戰後劃分地盤時，蔣介石將馮軍在戰爭中付出重大犧牲奪回的原來的“屬地”平、津和河北劃給了閻錫山，使馮玉祥大為不滿。蔣介石又排斥和控制馮玉祥在山東的勢力，從而加劇了馮玉祥與蔣介石及閻錫山的矛盾。馮玉祥知道與蔣、閻的衝突在所難免，加緊鞏固自己的陝、甘後方。1928年8月，留守後方的馮部第四方面軍總指揮兼陝西省政府主席宋哲元，率部圍攻陝西的地方軍閥，攻破黨玉琨據守的鳳翔城，擊斃黨玉琨，俘虜5000多人。宋哲元命令將全部俘虜殺絕。除第17師師長趙鳳林暗自將本師所俘的1000多人釋放外，其餘4000多人全遭殺戮。鳳翔大屠殺，成為中國近代軍閥混戰史上最殘酷的一次血腥事件。此外，第7方面軍總指揮兼甘肅省政府主席劉郁芬，於11月率部平息了馬仲英等部的河州事變，結束了甘肅自民國初年來八鎮割據的局面。

1929年1月，國民黨各派在南京召開了全國編遣部隊的會議，馮軍作為蔣、馮、閻、李四大軍事集團中兵力最雄厚的一支而遭到蔣、閻的嫉視。蔣介石、閻錫山合夥炮製了一個不利於馮玉祥的方案，馮玉祥因此稱病不出席會議並秘密離開南京回到河南輝縣百泉村。於是，蔣、馮的矛盾公開化了。

還未及蔣介石與馮玉祥的直接衝突，以李宗仁、白崇禧、黃紹竑為首的新桂係與蔣介石為爭奪地盤而率先矛盾激化，蔣介石以行政院長和兩湖地盤為條件，拉攏馮玉祥出兵14萬相助。1929年3月26日，南京國民政府下令討桂，組成“討逆軍”，由蔣介石兼任總司令，何應欽任參謀長，朱培德任前敵總指揮，分三路進攻。第一路軍由朱培德兼總指揮，率部由江西攻鄂南；第二路由劉峙為總指揮，率部從安徽沿長江西攻武漢；第三路軍由韓復榘為總指揮，率西北軍一部由河南信陽沿平漢線南攻武漢。3月30日，蔣介石下達總攻令，蔣桂戰爭爆發。

在戰爭開始後，馮玉祥暗中應諾李宗仁“出兵30萬相助”，但他卻在等待觀望，既不出兵助桂，也不發兵助蔣，以期在蔣介石戰敗後再坐收漁人之利。不料桂係因李明瑞部被蔣收買而很快潰敗，馮玉祥投機不成，只得起兵助蔣討伐李宗仁。然而，他也不知道，自己的部將韓復榘在戰爭中也被蔣介石暗暗收買過去了。

五、馮蔣相爭，中原大戰
　
蔣桂戰爭中以桂系的失敗而告終，蔣介石收編了李宗仁的第四集團軍，李宗仁、白崇禧、黃紹竑通電下野。蔣桂戰爭結束後，蔣介石並不履行對馮玉祥的諾言，積極進行討馮的軍事部署。同時散佈馮玉祥勾結蘇俄的謠言，發表《和平統一為民國政府唯一之願望》的文章，宣稱“欲消弭內亂，非剷除軍閥不可，欲剷除軍閥，非根本撲滅封建地盤思想不可。”為討馮作輿論準備。又多次邀馮進京議事，企圖予以誘捕。閻錫山也乘機配合蔣介石的行動，準備襲擊馮軍背後。

1929年5月中旬，馮玉祥在華陰召開會議，決定武裝反蔣，自任護黨護國軍西北路總司令。為集中兵力，防止腹背受敵，會議決定縮短戰線，收縮兵力，把山東、河南駐軍全部西撤，集中在豫西、陝西待命。然而，這一“集結兵力，縮短防線”的部署並不能使一些部將所接受，蔣介石也加緊拉攏馮軍將領。待馮軍行動伊始，便先後有韓復榘、石友三、劉鎮華、楊虎城、馬鴻逵等部叛馮附蔣，使馮玉祥軍力大損。5月23日，蔣介石委任唐生智為討逆軍第五路總司令，引誘唐率部攻馮。同日，國民黨中央常務會議決定撤消馮玉祥的一切職務，永遠開除國民黨黨籍。5月24日，南京國民政府下令查辦馮玉祥。在蔣介石的強大壓力下，馮玉祥採取了以退為進，避戰自守的策略，於5月27日通電下野，聲稱入華山讀書。馮軍據守潼關，只守不攻，使蔣軍失去進攻口實。

與此同時，馮玉祥派人會晤閻錫山共同反蔣。蔣介石則拉攏閻錫山抑制馮玉祥。閻錫山有他的算盤，揚言與馮相偕出洋，企圖誘馮入晉，挾馮以自重，向蔣討價還價。為聯閻討蔣，馮玉祥於6月24日到達太原。閻錫山對馮玉祥虛以委蛇，不與馮商討反蔣之事，並向南京報告馮在太原的情況。6月30日，閻錫山親到北平會晤蔣介石。蔣口頭委任閻為全國陸海空軍副總司令，蔣、閻達成了共同製馮的秘密協定。閻錫山回晉後，改變了對馮玉祥的態度。7月7日，閻錫山將馮玉祥誘騙到五台建安村加以軟禁。

馮玉祥見蔣、閻已有勾結，暗中通知西北軍將領，要他們向南京方面靠攏，表示西北軍接受中央指揮。蔣介石也想趁機拉攏控制西北軍，先後派於右任、賀耀祖到西安慰勞和點編西北軍，供給軍餉。不久，又任命鹿鍾麟為軍政部長。閻錫山見此情形，頗為恐慌，深怕西北軍與蔣介石合作，聯合對付他。同時，在8月，全國第二次編遣會議召開，情況對他不利，所以，閻錫山主動改變對馮玉祥的態度，於中秋之夜親自前往建安村，向馮玉祥賠禮道歉，共商聯合反蔣之計。馮玉祥當即表示，願捐棄前嫌，合作反蔣。雙方約定，先由西北軍發動討蔣，晉軍再起而響應。

10月10日，西北軍宋哲元等通電討蔣，兵分三路進攻河南，蔣馮大戰爆發。10月11日，蔣介石下討伐令，並親自指揮，以朱培德為參謀總長，派遣唐生智、方鼎英、劉峙、楊森等部分兵五路迎戰。正當蔣馮兩軍激戰之際，閻錫山卻按兵不動。蔣介石見有隙可乘，於10月28日，正式任命閻錫山為全國陸海空軍副司令，並請他就近負責處理西北問題。閻錫山名利雙收，再次倒向蔣介石一邊，作出部署，限制西北軍行動，西北軍孤立無援，12月1日，退回潼關。而馮玉祥也再次成為閻錫山的階下囚。

李宗仁及馮玉祥相繼失勢，蔣介石又把矛頭指向閻錫山。1930年1月，閻錫山與蔣介石矛盾激化，雙方以電報形式進行論戰，互相責罵。一時間，全國反蔣派代表紛紛雲集太原，表示願意擁戴閻錫山為反蔣領袖。馮玉祥趁機密召鹿鍾麟，令其再次主動與蔣介石聯絡。閻錫山聞訊，當然不希望西北軍與蔣介石聯絡。閻錫山決定與馮玉祥和好，攜手反蔣。2月26日，閻錫山再次親赴建安村，向馮玉祥賠禮道歉。對閻錫山的所為，馮玉祥氣憤異常，但他深知要反蔣，必須同閻錫山結成聯盟。所以，他當即表示不記前嫌，並願意擁閻為全國軍政領袖。2月28日，閻、馮自建安村回到太原，與各方代表進行廣泛磋商，形成了反蔣聯合戰線。3月8日，馮玉祥回到陝西，主持軍事。

3月15日，由晉軍將領商震和西北軍將領鹿鍾麟等57人聯名通電反蔣，擁戴閻錫山為中華民國陸海空軍總司令，馮玉祥、李宗仁為副總司令。4月1日，閻錫山在太原宣布任職。同日，馮玉祥、李宗仁在潼關、桂平各就副總司令職（為拉攏張學良，也任他為副總司令，但張不通電就職，也不申明反對）。一場規模空前的軍閥大混戰——中原大戰爆發。

這場戰爭，雙方共有100多萬人，在東起山東，西至襄樊，南迄長沙，北到河北的千里戰線上進行互相殘殺。在5月，作為主力的閻錫山晉軍和馮玉祥的西北軍，首先赴津浦、隴海、京漢等線作戰。戰爭初期，馮軍萬選才等部失利，劉茂恩又被蔣收買而倒戈，引起聯軍方面極大混亂。中央軍出動飛機助戰，又轟炸又掃射，西北軍第四路軍總指揮樊鍾秀見狀驚恐萬分。馮玉祥為安定軍心，將部隊集中訓話。他問：“空中烏鴉多還是飛機多？”士兵回答：“烏鴉多。”馮玉祥又問：“烏鴉拉屎時掉到你們頭上沒有？”大家異口同聲回答：“沒有！”馮玉祥信心十足地說：“所以，飛機投彈命中的機會極小！”眾人覺得他說的話有道理，高興地散去。第二天行軍時，恰巧又有飛機轟炸，大家都不躲避，但是，飛機轟炸畢竟不同於烏鴉拉屎，結果，炸彈落處傷亡慘重，連總指揮樊鍾秀也被炸死。經馮玉祥重新部署，穩住陣腳，經歷一番激戰，在平漢線及隴海線上大敗蔣軍。在津浦線上，由於蔣軍韓復榘保存實力，率兵東撤，晉軍也輕而易舉攻占濟南，閻馮軍向徐州、蚌埠進逼。

此時，蔣介石調整軍事部署，把主戰場從隴海轉移到津浦線，實行主攻閻軍拖跨馮軍的戰略。8月4日，馮玉祥為牽制蔣軍對津浦線的進攻，在隴海線對蔣軍進行猛烈攻擊，準備一舉拿下徐州，與晉軍會師。但閻錫山見蔣軍重點攻擊自己，即令部隊停止南進，對津浦線採取守勢，把馮軍孤懸在隴海線上，使之失去呼應。8月15日，蔣軍重佔濟南，晉軍敗退黃河以北。蔣介石乘勢把重兵用於隴海線上，9月6日開始總攻。閻錫山為保存實力，密令隴海線上名為歸馮玉祥指揮的晉軍向黃河以北撤退，使西北軍陷於孤軍作戰的境地，形勢急轉而下。

此時的閻錫山，正急欲組織政府，充當元首。9月9日，閻錫山聯合國民黨改組派汪精衛及西山會議派鄒魯、謝持等，在北平成立了國民政府，閻錫山為國民政府主席。他為取“久久”諧音作為吉兆，於1930年（民國19年）9月9日下午9時，在北平懷仁堂宣誓就職，時稱“四九小朝廷”。

然而，“四九小朝廷”只能是個短命的政權。由於戰場上形勢急轉直下，反蔣聯軍節節失敗，閻錫山不得不電請張學良相助，但張學良在蔣介石的拉攏之下，於9月18日發表擁蔣通電。9月21日，派出12萬軍隊入關，佔領天津、北平，隨後佔領華北。蔣介石全力對付馮軍，馮軍處於腹背受敵的險境。馮玉祥仍想破釜沉舟，背水一戰，但張維璽、馮治安、田金凱等部被蔣軍重重包圍，吉鴻昌、梁冠英等又向蔣介石投降，馮玉祥已無力再戰。10月4日，汪精衛、閻錫山赴鄭州促馮玉祥共同發表停戰通電。10月8日，馮玉祥和閻錫山通電下野，中原大戰結束。在這場軍閥混戰中，雙方死傷30萬人，給中原人民帶來了深重的災難。

中原大戰之後，馮軍各部被蔣介石、張學良改編，有的尋找關係自謀出路。馮玉祥軍事集團自1924年北京政變後脫離北洋軍閥系統，自成派系，其後不斷發展壯大，成為中國北方地區最強大的武裝力量之一，但最終在國民黨新軍閥的混戰中土崩瓦解。

六、馮系瓦解，眾將殊途

馮系軍閥集團雖然在中原大戰中失敗瓦解，馮軍中的重要將領如鹿鍾麟、宋哲元、孫良誠、孫連仲、劉汝明、馮治安、秦德純、龐炳勳、楊虎城、吉鴻昌、張自忠等部先後投至蔣介石麾下，但由於馮玉祥治軍嚴明，與其他軍閥武裝比較，馮軍的革命性最突出，在其後發生的一些重大事件中，馮軍舊部仍發揮了重要的積極的作用，這裡舉出幾例：

1933年3月，日本侵略軍在佔領了東北三省及熱河之後，向長城各口大舉進攻。駐守長城一線的中國軍隊，奮起抵抗。由西北軍改編的第29軍，在軍長宋哲元的指揮下，在喜峰口浴血奮戰。第29軍將士面對日軍飛機、裝甲車和大砲的猛烈轟擊，在冰天雪地裡，憑藉手榴彈和大刀，沉著應戰，拼死肉搏，使喜峰口失而復得。第109旅旅長趙登禹帶傷出擊，率眾與敵肉搏相拼，打得日軍膽戰心驚。喜峰口之役是長城抗戰中最悲壯的一曲。

1933年5月，馮玉祥、方振武、吉鴻昌在中國共產黨推動下，以西北軍舊部為基礎，在張家口成立了察哈爾民眾抗日同盟軍，由馮玉祥任總司令，方振武任前敵總司令，吉鴻昌任前敵總指揮。同盟軍得到全國人民的擁護和支持，很快發展到10餘萬人。6月下旬，同盟軍北進抗敵，連克康保、寶昌、沽源等地。7月12日收復多倫，將日偽軍逐出察哈爾省，隨即準備進兵東北。7月下旬，蔣介石誣馮玉祥擅立軍政，並勾結日軍夾攻同盟軍。8月9日，馮玉祥被迫撤銷同盟軍總部。方振武、吉鴻昌率部繼續抗日，但在日蔣軍夾擊下，終因彈盡糧絕，於9月底失敗。

方振武，安徽壽縣人，1885年生，早年參加辛亥革命及討袁戰爭，後入張宗昌部，1925年12月投靠馮玉祥，抗戰失敗後流亡外國，後避居香港。1941年12月香港被日軍佔領，化裝潛回廣東，在中山縣境內被國民黨特務逮捕殺害。吉鴻昌，河南扶溝人，1895年生。1913年十八歲時入馮玉祥部當兵，後逐級升至軍長，察哈爾抗日失敗後，吉鴻昌被迫轉入地下，繼續抗日鬥爭。因吉鴻昌在1932年加入中國共產黨，蔣介石欲置之死地。1934年11月，吉鴻昌在天津法租界被捕，11月24日在北平陸軍監獄英勇就義，留下了“恨不抗日死”（〈〈就義詩〉〉）的悲憤遺言。方振武和吉鴻昌，已作為抗日英雄而長留史冊。

1936年12月12日，爆發了震驚中外的西安事變。發動西安事變的，是東北軍首領張學良和第十七路軍總指揮楊虎城兩將軍。楊虎城，陝西浦城人，1893年生。早年參加辛亥革命和護國戰爭。1924年後追隨馮玉祥，歷任國民三軍第3師師長，國民聯軍第十路總司令。1929年投靠蔣介石，歷任新編第14師師長，第17路總指揮，陝西省主席，西安綏靖公署主任等。楊虎城及由西北軍改編的第17路軍官兵，因參與西安事變而名垂史冊。西安事變之後，楊虎城被迫辭職。1937年6月，蔣介石令其“出洋考察”。七七事變後，楊虎城欲返國參戰，但遭到蔣介石拒絕。11月回國，即被逮捕，先後被囚禁於南昌、長沙、益陽、息烽、重慶等處，前後達12年之久。1949年9月17日，楊虎城被殺害於重慶中美合作所監獄，同時被殺的還有其妻、子、女、秘書夫婦、副官、警衛多人。

1937年，北平、天津處於日軍勢力三麵包圍之中，僅西南一角尚在中國軍隊控制之下，盧溝橋位於平漢路上，是北平通往內地的唯一門戶。7月7日晚，蓄謀已久的日軍駐丰台的一個大隊在盧溝橋附近進行挑釁性實彈演習。深夜十一時許，日軍詭稱聽到宛平城內有槍聲，演習部隊失踪士兵一名，而無理要求入城搜索，當即遭到中國守軍拒絕。日軍星夜調集部隊包圍宛平城。次日晨5時，當中日聯合調查組在宛平城會商調查辦法時，日軍突然鳴槍開砲，進攻宛平城。駐守盧溝橋的宋哲元第29軍，奮起自衛反抗，這就是盧溝橋事變，又稱七七事變。事變後，第29軍在北平南宛英勇抗敵。7月28日，副軍長佟麟閣、第132師師長趙登禹壯烈殉國，是抗日戰爭為國捐軀的第一、二位高級將領（趙犧牲在前）。佟麟閣是河北高陽人，1892年生，1912年入馮玉祥部；趙登禹是山東荷澤人，1898年生，1914年入馮玉祥部。佟、趙兩將軍是馮玉祥的多年部屬，兩人犧牲後，馮玉祥異常悲憤，寫了〈〈吊佟趙〉〉一詩悼念。南宛抗戰，第29軍共犧牲了1000多名將士。第29軍軍長宋哲元，山東樂陵人，1895年生，早年入馮玉祥部，後成為馮系重要將領。中原大戰後，歷任第29軍軍長，察哈爾省主席、平津衛戌司令、冀察政務委員會委員長、河南省主席、冀察綏靖公署主任等。南宛抗戰後，曾任第一集團軍總司令。後因病休養，1940年4月5日在四川綿陽病逝。宋哲元曾製做“鳳翔大屠殺案”而遭唾罵，但也因其抗日功績而名垂青史。

在抗日戰爭中，還要特別提到馮軍的一位重要將領、民族英雄張自忠。張自忠是山東臨清人，字藎忱，1891年生。1916年起在馮玉祥的西北軍中人排長、連長、營長、團長。1926年升任馮玉祥副長官，同年8月加入國民黨。1927年國民軍改為國民革命軍第二集團軍，任軍官學校校長；後任第25師師長、第38師師長。1933年任喜峰口第29軍前線總指揮，參與指揮喜峰口抗戰。1935年華北事變後，任冀察政務委員會委員兼察哈爾省主席、天津市市長。七七事變後，任國民黨政府軍第五十九軍軍長。1938年3月台兒莊戰役中，率部增援臨沂，取得大捷。10月，任第33集團軍總司令，上將軍銜。其後，張自忠率部參加了武漢外圍戰、鄂北、襄東之戰。1940年5月中旬，率部由宜城東渡襄河截擊日軍，經數次激戰，不幸於16日在南瓜店壯烈殉國。張自忠將軍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直接犧牲在戰場上的亞洲戰場最高職務第一人。蔣介石驚聞張自忠殉國後，也立即下令第五戰區不惜任何代價奪回張自忠遺骸。繼張自忠任第59軍軍長的黃維剛率部再渡襄河，與日軍激戰，終於在方家集尋得英烈墳墓，開棺將忠骸起出。張自忠遺骸運到宜昌後，宜昌10萬人不懼日機在頭頂盤旋，迎接張自忠靈柩。盧作孚派專船送靈柩至重慶。蔣介石率全體軍政委員前往碼頭迎接，並為之舉行了國葬。馮玉祥親自為張自忠撰寫了“張上將自忠弟千古藎忱不死”的題詞。延安也舉行了隆重的追悼大會，毛澤東題寫了“盡忠報國”的挽詞。

此外，馮軍將領鹿鍾麟、孫連仲、馮治安、劉汝明等在抗日戰爭中都擔任了戰區司令長官或集團軍總司令等重要職務，為民族抗戰立下功勳。鹿鍾麟、張之江等在新中國成立後留居大陸，成為著名的愛國民主人士。

當然，馮軍畢竟屬軍閥武裝集團，成分比較複雜，也出現了一些民族敗類，如馮軍重要將領韓復榘，在抗戰爆發後，為保存實力，接連放棄濟南、泰安、濟寧，退往魯西南，後被蔣介石處決。而劉郁芬、孫良誠、石友三、龐炳勳、門致中、張維璽等，更在抗戰的中、後期投降日偽，當了漢奸。

至於馮玉祥本人，自中原大戰後沉寂隱居。1931年九一八事變後，他力主抗日，反對蔣介石對日妥協政策。同年12月，被選為國民黨第四屆中央執行委員、國民政府委員。1932年3月，馮玉祥移居泰山，奮發讀書，探索救國救民的道理。1933年5月，他和共產黨合作，聯同舊部方振武、吉鴻昌等在張家口組織察哈爾民眾抗日同盟軍，出任總司令，率部奮力抗出日偽侵略軍。後因蔣介石的破壞和逼迫，於8月去職，再上泰山。1935年9月，蔣介石為了裝點門面，偽裝抗日，以息眾怒，電請馮玉祥出山。馮玉祥為團結抗戰起見，於11月1日下泰山赴南京。12月中旬，馮玉祥出任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副委員長。

抗日戰爭爆發後，馮玉祥先後出任第三、第六戰區司令長官，在淞滬和津浦線北段指揮抗日。但後被蔣介石撤銷指揮軍隊作戰權，在武漢、重慶擔任閑職。抗戰勝利後，馮玉祥隨國民政府回到南京。馮玉祥不滿蔣介石的高壓恐怖政策及企圖發動內戰消滅共產黨的所為，提出以考察水利為由赴美國。蔣介石也樂得馮玉祥出洋，便給了他一個“水利特使”的銜頭，強令其退伍，離開軍界。1946年9月2日，馮玉祥偕妻兒、秘書及一水利小組離上海乘船赴美。

1947年5月開始，國內掀起了聲勢浩大的愛國民主運動，蔣介石悍然發動內戰，馮玉祥中止了水利考察，留居紐約，不斷公開發表抨擊南京政府和蔣介石，要求停止內戰的言論。1948年初，馮玉祥參加了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並被推為該黨中央政治委員會主席。1月7日，馮玉祥被南京國民黨中央開除黨籍。同時，美國政府也準備將他驅逐出境。就在這何去何從的十字路口，同年7月，馮玉祥響應中國共產黨號召，帶領夫人與孩子們離開美國經蘇聯回國，準備參加新政治協商會議籌備工作。9月1日，他們所乘勝利號輪船在黑海失火，馮玉祥不幸遇難，終年66歲。同時遇難的，還有他的女兒馮曉達。馮夫人與孩子馮穎達、馮洪達等也受了傷。

9月7日，馮玉祥的遺體在蘇聯莫斯科火化，19歲的馮曉達則葬在敖德薩的一處公墓。馮玉祥將軍海上遇難的噩耗傳出，中外震驚。國民黨革命委員會、愛國民主人士、中國共產黨以及支持中國革命的外國朋友都以各種形式進行了深切的悼念活動。1953年10月15日，馮玉祥的骨灰安放在泰山由人民政府建造的馮玉祥將軍陵墓。

馮玉祥將軍遇難後，其夫人李德全繼承他的遺願，帶領孩子們回國參加新中國的建設。馮玉祥發動北京政變前，在報上刊登徵婚廣告，應徵者無數。馮玉祥問她們的第一個問題都是：“為什麼要和我結婚？”得到的答案都不能令他滿意。最後，有一個膚色微黑、身材健壯的女子回答道：“上帝怕你在人間做壞事，特意派我來管著你。”馮玉祥肅然起敬。於是這個叫李德全的女子，成為馮玉祥的第二任妻子。馮玉祥曾蓄須，顯得威風凜凜。夫人李德全則說：“野蠻人遍體多毛，文明愈演進毛亦愈少。”馮聽後馬上將鬍鬚剃掉。李德全是河北通州人，1896年生。1923年畢業於北京女子文理學院。曾任中蘇友好協會常務理事、中國戰時兒童保育會副理事長、中國婦女聯誼會主席等。新中國時期，歷任衛生部長、中國紅十字會會長、國家體委副主任、全國婦聯副主席、全國政協副主席等。1958年加入中國共產黨。1972年4月23日在北京逝世。

一個名相士見過馮玉祥後，曾評價說：馮玉祥“貌似劉備，才如孫權，志比董卓，詐如呂布，運只袁紹耳”！在軍閥混戰時期，馮玉祥為了自保和發展，的確表現出多變和善變，這是後人指責的一點。另外，馮玉祥禦下極嚴，如韓復榘、孫良誠等雖官至上將，但只要稍有怫逆，亦須在眾人面前，輕則面壁而跪，重則褫衣受杖。在電話裡都要勒令下跪，且要追問：“跪下沒有？”等到那邊回答“跪下了”才肯罷休。諸將竊議道：“受辱如此，吾儕有何面目統帥部下耶？”但是受杖、罰跪、面斥，都是馮軍記功的默示，處罰越多，升遷越快，於是苟且之徒尚能戀棧不走，氣節之士無不絕袂而去。這一點連毫無治軍經驗的陳公博都看出來了，他說：“馮玉祥焉得不敗！”不過，馮玉祥這位貧民出身，由小兵升至一級陸軍上將的舊軍人，由於他最終成為真誠的愛國者，堅決抗戰的民族英雄、反對獨裁內戰的以身殉國的民主鬥士，永遠會受到人民的懷念和景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