遼代的經濟與文化

第三節 遼代的經濟與文化


（一）經濟概况

　　契丹族原來在滿河流域以漁獵爲生，進而經營畜牧。遼朝建立後，又在漢族的影響下，逐步發展了農業生産，出現了工商業的繁榮。上節已經叙述過契丹社會制度的變革，下面隻說契丹、漢族等各族人民在各個部門的生産狀況和商業貿易。

　　

　　一、漁獵畜牧

　　漁業契丹舊居潢河、土河間，四時捕魚。冬春之際，江河水凍，有鑿冰鈎魚法。遼朝一代，一直沿用。宋人程大昌《演繁露》記載道宗時在達魯河（長春河）鈎魚的情況。大意是：達魯河東連大海，正月結冰，四月解凍。鈎魚時，先使人在河上下十裏間用毛網截魚，不讓魚跑掉。在河面鑿四個冰洞，叫做冰眼。三個冰眼鑿薄不透冰，從這裏觀察魚的動靜。一個冰眼鑿透，準備鈎魚。魚在冰裏日久，遇到有出水的地方，一定要來伸頭吐氣。等魚到冰眼，用繩鈎投去，沒有鈎不中的。另有一種夜間罩魚法。遼聖宗時，宋朝的使臣宋绶來遼，聽說聖宗在土河上罩魚。在河冰上鑿冰眼，舉火一照，魚都來湊集，垂下鈎竿，很少能跑掉（《宋會要稿》，又見《續資治通鑒長編》天禧五年）。

　　遼朝曆代皇帝也經常在達魯河或鴨子河（混同江）的春捺缽鈎魚。捕獲頭條魚後設宴慶祝，稱“頭魚宴”。這種捕魚法，長久流傳。元朝時，張德輝至胪朐河（胪朐音盧居lu j&），當地居民說，河中有三四尺長的大魚，春夏秋都不能捕得，到冬天可鑿冰捕獲。（《塞北紀行》）直到現在，我國北方某些地區仍然沿用鑿冰鈎魚法。據《北史·室韋傳》記載，室韋族曾有過鑿冰入水“網取魚鼈”法。鑿冰鈎魚的生産方法當是契丹勞動人民的一個創造。

　　射獵《唐書·契丹傳》說：契丹“射獵，居處無常”。契丹建國後，仍舊長久保持狩獵生産（《遼史·遊幸表序》）。契丹婦女，自後妃以下，也都長于騎射，和男子一起田獵。按照季節的不同，大體上是，春季捕鵝、鴨，打雁，四五月打麋鹿，八九月打虎豹。此外，也射獵熊、野豬、野馬，打狐、兔。狩獵以騎射爲主，輔以其他方法。如射鹿：在鹿群必經之地灑上鹽，夜半鹿飲鹽水，獵人吹角仿效鹿鳴，把鹿引到一起，聚而射之，叫做“舐鹻鹿（鹻同堿）”，又叫“呼鹿”。射鹿曆來是契丹狩獵生産中的一個重要部門。《北史·契丹傳》記北朝時契丹風俗，父母死三年後收屍骨焚燒，祝告說：“若我射獵時，使我多得豬（野豬）鹿”。東丹王倍善畫契丹人物射獵，有千鹿圖爲宋朝所得。遼慶陵壁畫，也畫有鹿的形象。捕捉鵝、雁、野鴨等飛禽，多利用飼養的鷹鹘，特別是産于東北的海東青鷹。遼朝每年都要到女真等部捕捉或強索海東青飼養。遼帝春捺缽捕鵝，先由獵人找到有鵝的地方，舉旗幟爲号，周圍敲起扁鼓，把鵝驚起，然後放鷹捕捉，鵝墜下後，用刺鵝錐刺死，舉行“頭鵝宴”祝賀。春捺缽以海東青捕頭鵝，帶有多少固定的典禮性質。一般契丹獵人，當隻是飼鷹捕捉飛禽，鷹是他們生産中的助手。契丹人又用豹作助手，馴豹捕獸。宋绶至契丹，看到引出三個豹，很是馴服，在馬上依附契丹人而坐，狩獵時用它來捕獸。（《宋會要稿》）陝西乾縣近年發現唐章懷太子墓壁畫《出獵圖》，畫一騎射獵人，背後一馴豹蹲坐馬背，随行出獵。又一獵人，背後豹不馴，獵人在馬上回視，怒目揮拳。唐武後時，陸續收編契丹流散部落，任用契丹降将（如李楷固、李光弼）。唐人的馴豹獵獸，很可能是從契丹傳來。唐壁畫的情景當近似于契丹的情景。

　　畜牧畜牧業是遼朝契丹的主要生産部門。《遼史·營衛志》說：“大漠之間，多寒多風，畜牧畋漁以食，皮毛以衣。轉徙随時，車馬爲家”。遼代契丹仍是随水草放牧，即所謂“馬逐水草，人仰湩酪”（湩音凍dòng）（《遼史·食貨志》）。但各部落實行地區性統治後，除戰馬外，分地以牧，各有多少固定的“分牧”地區。放牧的牲畜以駝、馬、牛、羊爲主。駱駝用以載運物資，也用來拉車（沈括：《熙甯使虜圖抄》）。牛用來載物、拉車（遷徙有氈車，運載有大車，送終拜陵用牛車），兼供乳食。羊主要供取皮毛和肉食。馬是主要的牲畜，所謂“其富以馬，其強以兵”（《遼史·食貨志》）。契丹射獵、放牧、交通、作戰都不能離開馬匹。《遼史》記載牲畜價格，分駝、馬、牛、羊四等。但在牲畜中，馬和羊數量最多，也最重要。述律後對遼太宗說“我有西樓羊馬之富”。羊和馬從來是契丹牲畜财富的代表。早自契丹建國前，曆代貴族對北方遊牧族作戰，總要大量擄掠牲畜。建國後，被征服的各族也要每年把一定數量的牲畜進貢給遼朝。對外擄掠所得，分賜作戰将士。因而牲畜的占有有官、私之分。私有數量的多少，又有了貧富之別。遼朝封建制确立後，各部出現的大批貧民，主要當是貧苦的牧民。官有的牲畜擁有極大的數量。據《遼史·道宗紀》：道宗時“牧馬蕃息，多至百萬”。遼朝在各地區設有“群牧使司”、“馬群司”、“牛群司”等各級官員管領。邊地各族曆年進貢的牲畜，大概即由駐在當地的群牧官就地管理，因而天祚帝亡前，西北邊地仍擁有大批的馬群。大石西行時，西北各族進獻馬、駝、羊等大批牲畜，奠立了遼朝西遷和重建的基礎。

　　

　　二、農 業　　

　　遼太祖阿保機采韓延徽策，安置俘擄的漢人在北地從事墾藝。此後，各投下州的漢族人民，也務農耕作。契丹封建制确立後，又出現了租種契丹、奚貴族田地的漢人佃戶。九八二年，景宗诏：“諸州有逃戶莊田，許番漢人承佃，供給租稅”（《宣府鎮志》）。宋蘇轍使契丹，在中京南見奚人役使漢人佃戶，有詩雲：“奚君五畝宅，封戶一成田，故壘開都邑，遺民雜漢佃”（《栾城集》）。據《契丹國志》記載，遼時中京一帶的奚人也已從事耕種。契丹本族人民經營農耕，當始于太宗得燕雲之後。《遼史·食貨志》記遼朝建國前勻德實已“相地利以教民耕”。這一傳說如果包含有可信的成分，當也隻是個別地區的原始的耕作。太宗時才有開墾農田的明确記載。九三九年，以烏古居地水草豐美，命五院六院兩部的瓯昆、乙習本、斡納阿剌等三石烈人遷居到這裏。次年，又給予海勒水一帶地爲農田，從事耕作。又诏有司教民播種紡績。九四六年，诏“敢傷禾稼者，以軍法論。”（據《遼史·營衛志》。同書《食貨志》記述有誤。）聖宗過藁城，見乙室奧隗部婦人種黍已熟，派人幫助收割，可見契丹部落中确已有部分居民參加農耕，但在契丹族的整個的經濟生活中，還不如牧業的地位重要。到道宗時，農業耕作才又有了進一步的發展。道宗派耶律唐古率部在胪朐河邊墾田，收獲後即移屯鎮州。耶律唐古在鎮州連續十四次獲得豐收，積粟幾十萬斛。馬人望爲中京度支使，到任半年，經營得法，也積粟十五萬斛。東京道的鹹、信、蘇、複等五十多城，都設置了和籴倉，粜陳籴新，允許百姓借貸，收息二分，各處所積不下二三十萬石。《遼史·食貨志》說： “遼之農谷，至是爲盛”。

　　燕雲十六州的漢人地區是遼朝農業的基地。遼朝統治者多次下诏募民墾荒，開辟農田。九九五年，準許昌平、懷柔等縣百姓開墾荒地。九九七年，募民耕種灤州荒地，免租賦十年。一○八九年，遼道宗賜給山西靈丘一所廟宇山田一百四十多頃。這個事實說明山區也已大批開辟了山田。

　　遼朝農作物，燕雲地區仍以稻、麥爲主。九八七年，李仲宣撰《祐唐寺創建講堂碑記》說，薊州“地方千裏，籍冠百城，紅稻青粳，實魚鹽之沃壤。”一○六四年，道宗下令禁止南京百姓決水種植粳稻。天祚帝時，燕京“稻粱之屬，靡不畢出”。薊州三河縣北鄉有寺莊一所，景宗乾亨（九七九——九八三年）以前，墾田三十頃，其中種麥一千畝，都是上等的好田。

　　遼朝在農耕方面也有所創造。宋朝派往遼朝的使臣王曾記述他所看到的情形說，自過古北口，居民都住草房闆屋耕種，沒有桑柘等樹木，因爲怕吹沙壅塞田地，種地都在壟上。《遼史·食貨志》也說：遼地多半是沙碛，三時多寒，春秋要及時耕種收獲，種黍要因地勢高下，與中原不同。遼朝在北方風沙地帶，因地勢高下在垅上作垅田，是勞動人民的一個創造。

　　稻、麥、粱、黍之外，契丹舊地又多種穄（音記jì，糜子米）。《五代會要》說，奚人種穄，秋收後在山下作窖儲存，煮穄作粥。《後漢書·烏桓傳》說，烏桓居地宜于種穄。大概自東漢以來，就有種穄的傳統。宋朝使臣去遼，遼朝多以乳粥詩客（朱彧《萍洲可談》，王洙《談錄》）。梅聖俞《送景純使北》詩：“朝供酪粥冰生碗，夜卧氈廬月照沙”（《宛陵先生集》）。乳粥或酪粥當是用穄制成。宋朝雜變稅中有穄米一種。《東京夢華錄》記載，宋朝京城開封，中元節時沿街賣穄米飯，用來祭祀祖先。種穄非遼朝所特有，但在契丹、奚的農作物中，奚是較爲重要的一種。

　　漢地所無而遼朝已先有的作物是西瓜。遼太宗滅後晉後，晉同州郃陽縣令胡峤随蕭翰入遼，七年後逃到後周，撰《陷北記》記述在遼朝的見聞。胡峤說，自上京東行到一處平川，多草木，始吃西瓜。據說是契丹破回鹘得此瓜種，施用牛糞搭棚種植。瓜的大小象中原的冬瓜，但味道很甜。（《契丹國志》胡峤：《陷北記》）在唐人文獻中，不見有關西瓜的記載。胡峤的記述也說明，前此漢地并無西瓜。（李時珍《本草綱目》主此說）遼朝自回鹘得瓜種，移植成功，以後傳入金、宋，才逐漸爲漢族農民普遍種植。西瓜自回鹘傳入契丹，又自契丹傳給漢族，在我國各族人民的經濟交流史上，是一個值得記述的事件。

　　西遼滅亡後，耶律楚材于一二二二年到河中府，有詩雲：“萬頃青青麥浪平”，“沖風磨舊麥，懸碓杵新粳。”描寫出當地農業稻、麥豐收的繁榮景象。遼朝統治下的契丹族、漢族以及其他各族人民，不僅開發了我國的東北地區，也使西遼統治地區的農業得到了發展。

　　

　　三、手工業

　　鐵冶在遼代的手工業中，冶鐵占有重要的地位。契丹建國前，已開始有鐵。阿保機征服室韋後，又有坑冶。胡峤《陷北記》說：室韋有三族，地多銅鐵金銀，室韋人制作的銅、鐵器很精好（又見《遼史·食貨志》）。大抵契丹從室韋人那裏學得了坑冶法。阿保機滅渤海後占據廣州，本渤海鐵利府，改名鐵利州。此地原爲渤海鐵冶地區，多有鐵礦，成爲遼朝的一個鐵冶基地。阿保機又以渤海俘戶在上京道饒州置長樂縣，内一千戶冶鐵納貢。宋朝使臣王曾在柳河館西北，也見有渤海人就河漉沙石煉鐵。渤海在唐時即擅長冶鐵。《新唐書·渤海傳》以渤海“位城之鐵”爲名貴出産之一。渤海冶鐵術傳入契丹，推動了遼朝冶鐵業的發展。遼朝東京道尚州東平縣有鐵礦，采煉者三百戶，按賦稅制度供鐵。阿保機南征幽、薊，在還軍路上發現銀、鐵礦，命置礦冶。冶煉者可能是俘擄來的漢族人民。契丹奴隸采煉的鐵礦，有柳濕河、三黜古斯和手山三處。起初冶煉者是諸斡爾朵和大族（皇族）的奴隸，聖宗時置爲曷術（鐵）部。柳濕河和三黜古斯的今地，還不能确指，手山就是今鞍山的首山。首山附近曾發現過深達十八米的遼代礦坑，更加證明：遼朝的奴隸們是鞍山鐵礦的最早的開采者。鞍山鐵礦，現在經過我國鋼鐵工人的辛勤開發，已經建設成社會主義的鋼鐵基地。追本溯源，遼朝奴隸們創始的功績，是值得紀念的。

　　遼東一帶，自西漢以來即在平郭設有鐵官冶鐵。遼陽漢墓曾有大批鐵器出土。遼朝的鐵冶也多在這一地區，所以在東京設戶部司管領。在遼朝的鐵冶業中，又以冶煉镔鐵最爲著稱。《金史·太祖紀》說：“遼以賓鐵爲号，取其堅也。賓鐵雖堅，終亦變壞，惟金不變不壞，……于是國号大金”。金朝依女真完顔部住地按出虎（女真語，義爲金）水爲國号，遼朝可能也是依遼水建号。《金史》所紀，出于附會，不甚可信。但遼朝号稱出産镔鐵，卻是事實。镔鐵是一種精煉的鐵，接近于鋼，或者即可認作是鋼的一種（勞費爾《中國伊朗編》有此說）。《隋書·西域傳》載波斯産镔鐵。宋人樂史《太平寰宇記》說罽賓（罽音記j@）也産镔鐵。《契丹國志》記大食等國向契丹貢獻的物品中有“賓鐵兵器”。遼初，大食僅“來貢”一次，《遼史》不載貢品，《國志》所記是否有據，不可知。大食的镔鐵可能對遼有所影響，但顯然不起決定的作用。沙俄的布勒士奈得在《中世紀研究》中說，镔鐵是在十二世紀時由阿拉伯傳入中國。他完全忽視了早在十世紀時遼朝以産镔鐵著稱的事實。王曾去契丹，至打造部落館見有“番戶”百餘，鍛鐵爲兵器。遼朝賀宋朝正旦，有镔鐵刀作禮物。遼朝擁有豐富的鐵礦，經過室韋、渤海、契丹和漢族等各族勞動人民交流冶鐵技術，鍛煉出質量較高的鐵或較低的鋼，是可能的。

　　金銀　阿保機俘擄蔚縣漢族人民，在澤州立寨“采煉陷河銀冶”（《遼史·地理志》），又在征幽薊還軍道上，發現銀鐵礦，命令開采。滅渤海後，在富州置銀冶，改名銀州。聖宗時，在潢河北陰山及遼河之源各得金銀礦，開礦采煉。現存遼代的石刻碑記中也反映出，遼朝境内的銀冶存在于許多地區。大抵遼朝的金銀礦，以漢族人民爲主，與渤海、契丹等各族人民共同冶煉，并共同發展了金、銀手工業。近年遼甯、河北各地出土大批遼代鎏金和銀制手工藝品，包括鎏金馬具、飲食用具、各種首飾和佛教器物，這些金銀制品繼承了漢族手工業者的傳統技藝，又溶合了契丹族的某些特有的風格。

　　馬鞍和車　宋太平老人著《袖中錦》以“契丹鞍”與端硯、蜀錦、定瓷等并列，稱“天下第一”。契丹勞動人民制作的馬鞍，不僅在遼朝，而且在全中國的各民族中享有盛名，是遼代手工業的又一個成就。遼朝回賜西夏等國貢使物件，有金塗鞍辔馬，素鞍辔馬，賜給宋朝的禮物中還有塗金銀龍鳳鞍勒、銀鞍。一九五四年，赤峰市大營子發掘遼驸馬衛國王墓，出土有銀質鎏金鞍飾，鑄有精細的花草紋。銀質鎏金鞍橋飾，鑄作雙龍戲珠紋，極爲精美。契丹以鞍馬爲家，對馬具的制作特爲講求，在當時我國各民族中，確是無與倫比。

　　遼朝還有專業的車工，在打造館造車。沈括說：“契丹之車，皆資于奚。”大約奚族制車，比契丹更爲精良。

　　紡織遼朝的紡織業，燕雲十六州的漢人地區，在唐五代的基礎上繼續發展。渤海地區，唐時曾以出産布、綿、綢著稱。早在阿保機時，即驅擄漢地數州士女到契丹，傳播了紡織技術。遼朝建國後，随着各民族的經濟交流和農業的發展，在契丹、奚等族的舊地，也有了紡織業生産。胡峤記遼初上京的情況是“交易無錢而用布”。大抵當時布匹（麻布）已普遍生産。遼朝得燕雲後，絲織業逐漸發展成頗大的規模。遼都上京有绫錦院諸工作坊，織工主要是漢人。祖州也有绫錦院，有契丹、漢、渤海等族手工業者三百人紡織，供遼朝皇室需用。遼朝以定州的漢人俘戶在中京道建宜州，也從事紡織。《遼史》稱，宜州“民工織纴，多技巧”。靈河（大淩河）沿岸靈、錦、顯、霸四州植桑麻，居民無田租，隻供蠶織。聖宗時曾以顯州交納的绫錦，賞賜左右貴族。《遼史·禮志》記遼朝貴族的禮服有錦袍、白绫袍、绛紗袍。遼朝對外贈送或賜與的物品中，有绫、羅、绮、錦、紗、穀、緞等多種，可見絲織業的發達。赤峰遼驸馬衛國王墓出土有平金的絲織物。近年遼甯翁牛特旗發現遼壁畫木槨墓。墓室中死者夫婦卧于屍床上，鋪蓋絲織的被褥衣衾。墓中出土有各色绫、羅、織錦、刺繡，并有刻絲和印染絲羅，顯示出遼朝絲織業已達到相當高的水平。

　　制瓷遼代手工業中另一特出的成就，是著名的遼瓷。瓷器是漢族勞動人民的一個重要的創造。遼代漢族、契丹等各族人民，在唐、五代制瓷技術的基礎上，又有新的創造。近年各地陸續發現大批遼墓和一些遺址，出土有大量遼瓷。分布的地區遍及遼代的南京、上京、東京以及現在的赤峰、建平、沈陽等地。出土瓷器有白瓷、青瓷、三彩以及細胎白黑瓷器、缸胎雜色大型瓷器和翠綠釉瓷等多種，明顯地遼朝燕雲地區也出現了類似宋朝的“作”的手工業組織。“作”的首領叫做“作頭”和“都作頭”。一○五七年建造的房山縣良鄉鎮清涼寺千佛像石幢，就是由姓王的“燕京作頭”父子雕制的。有些遼朝的石刻還署有“蓋閣都作頭”、“蓋殿寶塔都作頭”等名稱。

　　

　　四、商業貿易

　　遼朝得燕雲後，以幽州爲南京，在遼陽設東京。承天後、聖宗時又在奚族舊地設中京（大定府）。興宗改雲州爲西京（大同府），與上京合稱五京。五京是遼朝政治重心，也是商業交通的重心。上京的城邑建制，如幽州制度。南城叫做漢城，是漢人集中的居住區，有樓對峙，下列市肆，經營商業。南門之東有回鹘營，回鹘商販聚集居住。中京城由燕薊的漢族良工營建，自朱夏門入，街道東西有廊舍三百間，居民在廊舍下布列店肆（列廛肆庑下）。東京外城稱漢城，河北漢人在此聚居，有南、北市。早晨在南市，午後在北市交易。上京、中京、東京的商業區都在城南。南京依舊制，商市在城北，陸海百貨都要聚集在北市買賣。西京大同府主要是軍事城鎮，商業遠不如南京發達。遼朝皇室百官駐在捺缽時，也往往有臨時的市場，交易貨物。遼朝設“行宮市場巡檢使”管理。沈括在宋神宗時去遼朝，見到“小民之爲市者，以車從之于山間。”（《熙甯使虜圖抄》）各州縣則有市集。
　
　　隋、唐以來，曆史形成的各地區的經濟聯系，并沒有由于遼朝和五代、宋朝的政權并立而隔絕。五代時，遼和梁通過聘使往來，交易貨物。後唐在雲州北野固口與契丹互市，成爲固定的貿易市場。後晉設回圖務管理貿易。遼朝派遣回圖使，在開封設邸店，往來販運。立國江南的吳越、南唐也和遼朝有使臣往來，以納貢或饋賜的方式交易貨物。九四三年，遼太宗曾遣使去南唐，贈送羊、馬，并出售馬二百匹，買回羅、纨、茶、藥等物品（陸遊《南唐書》）。

　　遼和北宋并立，前後一百六十餘年，雙方的貿易往來，日益頻繁，加強着北方和南方的經濟聯系。這種聯系大緻通過三個途徑進行：（一）朝廷往來聘使。每年新正元旦、帝後生辰，相互遣使祝賀，帶去大批珍貴禮物。對方也以大批物品“勞賜使臣”。送禮和回賜有固定的項目和數額，形成朝廷間定期和定量的物品交換。（二）官方設立的榷場（貿易場）。宋初，在鎮、易、雄、霸、滄州各設榷場，與遼交易。此後随着宋、遼關系的發展而時有變化。澶淵之盟後，遼朝先後在涿州新城、朔州南和振武軍，置榷場與宋貿易。宋朝在雄州、霸州和安肅軍置三榷場，後又在廣信軍置場。榷場是由官方管理的固定的貿易場所，遼、宋都設有專官，監督交易，征取稅收。（三）私人交易。在榷場以外，還有大量的私市交易，以規避稅收取利。有的商人越界去對方境内販運謀利，甚至通事（翻譯人員）也和使臣私相交易。榷場禁售的貨物，也多走私。通過各種走私貿易，種類繁多的大批貨物，往來販運不斷。

　　遼朝賣給宋朝的貨物，牲畜中以羊爲最多。宋神宗時，河北榷場買契丹羊，每年數萬隻，運到汴京（開封），多瘦惡耗死，每年費錢四十餘萬缗。通過各種途徑輸入宋朝的物品，還有馬匹、馬具、皮革制品、毛氈、镔鐵刀劍、“北珠”等。北珠是來自女真的珍珠，在宣和間，圍過寸者價至二三百萬，極爲名貴（《鐵圍山叢談》卷六）。阿保機建國前，在炭山南古漢城有鹽池。據說契丹八部都取這裏的鹽食用。此後開采，規模更大。遼太宗得河間煮海鹽，得燕雲後更多采海鹽。遼鹽産量甚大，售價較宋朝低，自海口入界河，經雄、霸入涿、易等地。通過走私活動，遼鹽大量售入宋界，宋朝官吏不能禁止。


　　遼朝的銅錢

　　遼朝自宋朝輸入的貨物主要有：茶葉、藥材、糯米、絲織品、麻布、漆器以及香料、犀角、象牙等奢侈品。

　　據胡嶠所見上京的情形，遼朝初年，大約錢币還不甚流通。燕雲地區仍然沿用五代時的舊錢。景宗時置鑄錢院，鑄乾亨錢。随着封建經濟的發展，聖宗、興宗、道宗各朝屢鑄銅錢行用。在遼、宋之間的商業貿易中，遼錢嚴禁出境，但宋朝的銅錢卻大量流入遼朝通用。


（二）文化概況

　　契丹、漢族在經濟方面相互交流，在文化方面也相互吸收。由于漢族的封建文化，比起契丹來，處在較高的階段，契丹在由奴隸制向封建制的轉化過程中，逐步接受了漢文化，但仍保持自己的民族特色。契丹和漢族共同創造了以漢文化爲核心又帶有契丹民族特色和時代特色的遼文化。

　　

　　一、契丹文字

　　阿保機建國後，由突呂不等創制契丹文字，後來被叫做契丹大字。阿保機弟叠剌又制契丹小字。契丹大、小字長久失傳，隻有一些零散的存留。一九三○年，在今遼甯白塔子的遼皇陵，出土道宗及宣懿皇後等長篇契丹字哀冊刻石，契丹字文獻才被人們所注意。近年來，又陸續發現刊有這種契丹字的墓志（如遼甯義縣蕭相公墓志）和銅鏡等文物多種。國内外的研究者曾對這種文字作過不少的探索，取得一些成績，但還遠不能通讀。一九五一年，遼甯錦西西孤山出土遼蕭元忠墓志，刊有另一種字體較簡的契丹文字。一九六六年，考古工作者在遼甯巴林左旗林東遼太祖陵，也發現了刻有同一種字體的契丹字殘石。從出土契丹字文物看來，大抵前一種哀冊文字當是契丹大字，後一種字體較簡的文字是契丹小字（也有相反的說法，待考）。《五代史》附錄《契丹傳》說阿保機以漢字隸書之半增損，作成契丹文字。契丹大字和小字是依據漢字字體而改作的拼音字。契丹大字是以幾個音符疊成契丹語的一個音綴，在形體上仍仿漢字合成一個方塊字，很是繁贅難認。契丹小字，筆劃稍簡，所以又被叫做“小簡字”（《遼文彙·補遺》鄭恪墓志）。據說叠剌學習回鹘文後，才造契丹小字。據現存女真字推知，契丹小字大約是以一個方體字代表一個音綴，但不再像大字那樣合疊成多音符的方塊字，而是參照古回鹘文的辦法，自上而下，連續直寫。所以說它“數少而該貫”（《遼史·皇子表》）。但由于每個音綴仍是來自漢字的方體，無法聯寫，這就形成各音綴相互分離，各個多音詞之間又不易截斷的缺點，行用起來很不方便。契丹大小字大約隻是在契丹貴族文人中使用，範圍很窄。《遼史》記載精通契丹字的文人，大多兼通漢字。遼文化主要仍是以漢字作工具而得到傳播和發展。


　
　　二、佛教

　　契丹建國前流行原始的巫教，有巫和太巫。建國後，仍作爲一種宗教習俗而保存下來。遼朝皇帝舉行祭山儀、歲除儀、瑟瑟儀（射柳祈雨）等，都由巫或太巫贊祝行禮。柴冊儀（選舉聯盟長、皇帝即位）拜日，喪葬及歲除拜火。阿保機擄掠漢人，佛教随之傳入契丹。漢人在契丹地區爲遼朝建設城邑，同時也建造佛寺。太宗得燕雲後，佛教進一步傳播，但據胡峤所見，上京的僧尼都還是來自燕雲一帶的漢人。聖宗以後，漢文明随着契丹封建制的确立而廣泛發展，佛教也在遼朝更加流布。

　　石經隋僧徒靜琬在涿州大房山的白帶山開鑿石室，刻石闆佛經在石室收藏，用石塊灌鐵作門，準備佛教一旦毀滅後還可保存這些佛經。白帶山因此又稱石經山。山上有寺，唐時建号雲居寺。靜琬刻石經三十年，唐貞觀十三年（六三九年）死。弟子相傳五世，繼續刊刻，此後即中斷。遼時經幾次戰争，雲居寺毀損，聖宗時重修。遼南京官員韓紹芳（韓延徽孫）打開石室，檢對石經，上報遼朝。聖宗命僧徒可玄繼續刊刻經闆，補缺續新。經興宗、道宗兩朝，至清甯三年（一○五七年）刻完《大般若經》、《大寶積經》共六百塊，合原存石經《涅槃經》、《華嚴經》等經共有二千七百三十塊。合稱四大部經（趙尊仁：《涿州白帶山雲居寺東峰續镌成四大部經記》）。此後，仍繼續校勘刻石。天祚帝天慶七年（一一一七年），又将道宗時所刻石經大碑一百八十片，寺僧通理大師等校刻石經小碑四千八十片，埋在寺西南的地洞裏，上建石塔一座，刻文标記（志才：《涿州涿鹿雲居寺續秘藏石經塔記》）。從聖宗到天祚帝時的刊刻石經是遼朝對佛經的一次較大規模的校勘、整理。

　　校印佛藏從興宗時起，遼朝開始校勘、刊印大藏經，即佛經的總集。唐代佛經，流毒極廣，但大批佛經的流布，主要還是少數僧徒傳抄，或信仰者作爲“功德”摹寫。敦煌發現唐鹹通六年（八六五年）印本《金剛經》，說明印刷術發明後，佛經已在刻印，但也還隻限于較通行的少數經卷。九七一年，宋朝在印刷術發達的成都，雕闆十八萬塊，印成最早的大藏經，通稱“宋藏”（《開寶藏》）。遼興宗以來，遼朝也雕印大藏經（漢文），通稱“丹藏”（契丹藏經）。據遼燕京的僧徒覺苑說，興宗命遠近搜集的佛經，都付雕印，并要人詳勘，覺苑因此參預校勘。一○五三年（重熙二十二年），遼興中府建靈岩寺，曾購得藏經一部收藏，以廣流通（耶律劭：《靈岩寺碑銘》）。大抵當時丹經已經初步印行。道宗時，繼續收羅，校勘入藏。一○六八年（鹹雍四年），南京玉河縣的地主鄧從貴出錢五十萬與覺苑募信徒助辦，印大藏經五百七十九帙，在陽台山清水院（北京大覺寺）收藏（《遼文彙》卷七志延：《陽台山清水院藏經記》）。一一○三年（乾統三年），易州涞水縣金山演教寺，也有本縣董某捐造大藏一座，印五百餘帙收藏（《遼文彙》卷八《金山演教院千人邑記》）。據大同華嚴寺金朝的碑記說，遼興宗時校證的藏經，即有五百七十九帙。佛經是麻醉人民的鴉片，大量印刷流通，隻會更便于散播毒素。如果說還有一點作用的話，那隻是佛教利用來作爲傳播工具的某些文化得以留存和在民族間交流。在丹藏雕印的差不多同時，遼朝的鄰國高麗也雕印大藏經，通稱“麗藏”。遼朝的丹藏傳入高麗，很受高麗僧人的重視。高麗藏再次雕印時，取麗藏、宋藏和丹藏對照校勘，印成新雕麗藏。高麗僧宓庵說，丹藏總共不到二百函，不滿一千冊，“帙簡部輕”，“紙薄字密”。宓庵贊歎說：這大概不是人功所能造成，好象是借助了神力。中國的雕闆印刷、造紙，當然不是靠什麽“神力”，而是人民群衆勞動和智慧的産物。把它用來印造佛教的毒品，自然是極大的浪費。但宓庵所記丹藏情況卻足以說明，遼朝勞動人民在造紙術、印刷術和書籍裝幀等方面都已取得令人驚歎的成就，超過了唐、五代時期所達到的水平。

　　寺院佛塔遼代在各地建造了大批寺院和佛塔。天津市薊縣現存遼建獨樂寺觀音閣，是一座雄巍的木構建築，外觀兩層，内部三層。閣建于九八四年，中央泥塑将近五丈高的觀音像，樓闆中留空井，使佛像穿過直立。我國現存最古的木構建築，五台山唐建佛光寺大殿，是運用傳統的木材框架結構法。觀音閣的建築，實際是采用佛光寺大殿的框架法，而又三層重疊，構成一座三層的木樓。山西大同（遼西京）下華嚴寺薄伽教藏殿，建于一○三八年（遼重熙七年），梁下仍存遼代題記。大殿雖經後世重修，仍然保存遼代的木建結構和梁枋彩畫，殿前滿列“教藏”（藏經的書櫥）三十餘間，是國内現存最古的教藏。

　　遼代的佛塔遍布于五京所屬的許多地區。常見的遼塔是八角十三層的磚塔，塔爲實體，不能入内攀登。與唐代的佛塔，例如長安大慈恩寺的大雁塔，構造完全不同。遼塔的這種形制後來也爲金代所繼承，在中國建塔史上，成爲具有獨特風格的遼、金塔。所謂八角當是據《四分律》，十三層是據《大般涅槃經·後分》：“佛告阿難……起七寶塔，高十三層”。現存北京天甯寺（遼南京天王寺）磚塔和遼甯甯城縣大甯（遼中京大定府）故城址的大磚塔，可以作爲這種類型的代表。遼甯林西白塔子的白磚塔八角七層，内部中空，可直登，近似唐塔。山西應縣一○五六年建造的佛宮寺木塔，層檐用鬥拱平托八角六檐，分爲五層，附暗層四層，實際上是九層，連塔尖高達二十丈。塔身全用木建，造形瑰麗，有如樓閣，是我國現存的唯一的一座大木塔。這樣一座高大的木構建築，經曆九百多年風雨雷電的考驗，仍然屹立而不傾塌，确是建築史上的一個奇觀。寺院和佛塔都是佛徒用來毒害人民的工具，但建造者卻是被壓迫的勞動群衆。剝去宗教迷信的外衣，作爲古代人民辛勤建造和遺留的一份建築遺産，還是值得保存和吸取借鑒的。

　　三、儒 學

　　九一八年，阿保機要祭祀一個在漢人中有影響的人物，以鞏固他的統治。左右的侍臣以爲可祭佛。阿保機說：“佛非中國教”。太子倍說：“孔子是大聖人，萬世所尊，應當先祭孔子。”阿保機大悅，即建孔子廟，命皇子倍春秋祭奠。佛教來自天竺，但到唐朝已經逐步地中國化。遼朝的佛教實際上已是作爲漢文化的一部分而流傳。著名的僧人也多是漢人。但比較說來，孔丘的儒學自然更能代表純粹的漢族封建文化。因之，遼朝統治者更重視儒學，作爲統治漢族人民的工具。不過，儒學在遼朝的政治、社會生活中進一步發揮它的統治作用，還是在契丹的封建制确立以後。據說遼聖宗好讀《貞觀政要》，并由漢臣摘錄唐高祖、太宗、玄宗可以取法的事迹進呈。《貞觀政要》是以儒家的政治學說爲指針，對唐朝和前代的封建統治經驗的一個總結。因之，它不象儒家經典的迂闊，而更能切合封建統治者的實際需要。《貞觀政要》一書一直受到遼朝的重視。興宗時，蕭韓家奴并把它譯爲契丹文，給興宗閱讀。蕭韓家奴上疏論政事，也援引唐太宗的“輕徭省役”、“使海内安靜”的所謂“治盜之方”，即壓制農民反抗的儒家統治方術。《遼史·興宗紀》說：興宗“好儒術”。道宗時，儒學更盛。一○八六年，曾召翰林學士講五經大義。一○八八年，又召耶律俨（漢人，本姓李）講《尚書·洪範》。洪皓《松漠紀聞》說，道宗要漢人講《論語》，講到“夷狄之有君……”等句，避嫌疑不敢講。道宗說，上古時候的熏鬻等族，沒有禮法，所以叫“夷”。我們現在已經彬彬有文化，和漢族沒有兩樣，你還避什麽嫌？遼朝至道宗時，封建的經濟制度已經很發展，漢文化爲契丹貴族普遍接受，儒家的封建政治思想也在統治階級中，成爲占統治地位的政治思想。


　　四、曆史學　　

　　聖宗時起，遼朝也依仿漢人修史體制，編修實錄。九九一年，室昉（音訪f3ng）、邢抱撲等撰實錄二十卷。興宗時，蕭韓家奴又與耶律庶成等編錄遙辇可汗以來至興宗重熙時事迹，共二十卷。道宗時，一○八五年，史臣進太祖以下七帝實錄。一一○三年，天祚帝召監修國史耶律俨編纂太祖諸帝實錄。俨修成《皇朝實錄》七十卷，遼朝西遷後，仍在金、元保存。金、元纂修《遼史》，依據的原始材料，主要就是耶律俨的《實錄》。

　　現存遼王鼎撰《焚椒錄》一卷，是僅存的一部有關遼朝史事的私人紀述。王鼎，涿州人，道宗時爲翰林學士，爲遼朝草拟典章，後升觀書殿學士。因事得罪，流放鎮州。王鼎得知耶律乙辛誣陷宣懿後案始末，因撰《焚椒錄》記述此事。書中收錄了有關的文獻。元人撰修《遼史·宣懿後傳》很可能參據了此書。

　　

　　五、語言文字學

　　遼朝還有兩部語言文字學著述流傳下來。一是聖宗時僧行均（漢人，俗姓于）編撰的《龍龛手鏡》（宋刊本“鏡”作“鑒”）。《龍龛手鏡》是一部通俗的漢字字書，部首字依平、上、去、入四聲分爲四卷，第一卷九十七部，第二卷六十部，第三卷二十六部，第四卷五十九部（最後一部爲雜部）。每部所收字，也依四聲次序排列。各字注反切音和簡要的字義。全書共收二萬六千四百多字，注解共十六萬三千多字。自東漢許慎著《說文解字》自“一”至“亥”排列部首，後世字書，相沿不改。行均突破舊例，依據當時實際的讀音和通用的字體，另作編排，雖然體例不盡完善，創新的精神，還是可貴的。行均書又多收民間制作的俗字，如不部的歪（w1i）、甭（b6ng）、孬（n1o）等字。清代的考據學者錢大昕因此譏諷行均“以意分部”，“文攴不分”，收入甭、孬等“裏俗之妄談”，是“污我簡編”（《潛研堂文集·跋龍龛手鑒》）。其實，錢大昕所攻擊的幾處，正是行均超越前人的獨到處。遼朝書禁甚嚴，不準出境，但行均此書仍流入宋朝。沈括《夢溪筆談》稱贊它“音韻次序，皆有理法”。宋朝曾在浙西雕闆刻印。元蘇天爵說，當時遼朝文獻，隻有耶律楚材家藏的耶律俨《實錄》和行均的《龍龛手鏡》還保存，其他多亡失（《滋溪文稿·三史質疑》）。《手鏡》宋刊本因避諱改爲《手鑒》。蘇天爵所見，當仍是遼刊本。此書還曾傳入朝鮮，有朝鮮古刻本，分爲八卷。後來也傳到日本。日本元和（一六一六至一六二三年）時，有古活字本印行。

　　另一部著述是希麟著《續一切經音義》。唐長安西明寺僧慧琳（疏勒人），依《開元釋教錄》所收佛經，依次音注，寫成《一切經音義》一百卷。唐朝亡後，此書在江南地區不再流傳。五代末年，高麗曾遣使去吳越尋訪不得，但遼朝仍有留存。聖宗時，燕京崇仁寺僧人希麟（漢人），依仿慧琳書例，對《開元釋教錄》以後的佛經，續加音注，寫成《續一切經音義》一書，分爲十卷。元代編撰的《至元法寶勘同總錄》卷十及《大藏目錄》卷下，都還著錄慧琳及希麟書，但明、清時，兩書不再在我國流傳。遼道宗時，曾送給高麗丹藏一部，希麟書因而傳入高麗。一四五八年（明天順二年）又傳入日本。清光緒初，我國學者才又發現了此書的日本翻刻本，開始利用來進行漢語史的研究（一九一二年刊印的《頻伽藏》曾據日本刊本影印收入）。中、朝、日三國在曆史上有過多方面的文化交流，許多古代典籍因而得以保存和流通。希麟書流傳的曆史，是其中的又一個事例。

　　

　　六、文學藝術

　　唐、五代吟詩成爲風氣，也影響到遼朝。遼初，皇子倍有“小山壓大山”詩流傳。聖宗以後，随着漢文化的傳布，契丹貴族多學作詩賦。史載聖宗喜吟詩，曾作曲百餘首。道宗多作詩賦，并由耶律良編爲《清甯集》。道宗宣懿後，天祚帝文妃（渤海人）也都有詩歌流傳。經遼朝皇帝的提倡，貴族文人也多作詩編集。如皇族耶律隆先有詩集《阆苑集》。蕭柳作詩千篇，編爲《歲寒集》。耶律良有《慶會集》等等。這些詩集都不再流傳，大抵内容平泛，被淘汰是自然的。元人耶律楚材《湛然居士集》收有《醉義歌》一首，自序說是“遼朝寺公大師”所作，原作爲契丹字，楚材在西域遇到西遼前郡王李世昌，學習契丹字，乃譯此歌。寺公大師不知何許人，詩中稱“病竄”“斥逐”，與南村農丈人飲叙。大約是得罪被黜的契丹官員或失意文人，流寓鄉間，以表面的豁達掩蓋内心的憤悶。詩中有“村家不棄來相陪”，“黍稷馨香栖畎畝”，“老母自供山果醋”等農村景色，與遼朝帝後的廟堂酬唱，旨趣不同。詩體似樂府歌行，長達一百二十句，是僅存的遼人長篇。《醉義歌》原作不存，現在隻有耶律楚材的這一譯本。契丹語與漢語語序結構不同。宋人洪邁《夷堅丙志》曾記契丹人學漢詩，如“鳥宿池中樹，僧敲月下門”讀作“月明裏，和尚門子打。水底裏，樹上老鴉坐”。《醉義歌》百餘句一氣呵成，詩中多用漢人史事掌故，全篇依漢語用韻，也頗工整。如開頭四句：“曉來雨霁日蒼涼，枕帏搖曳西風香，困眠未足正展轉，兒童來報今重陽”。耶律楚材稱贊爲“可與蘇（轼）、黃（庭堅）并驅争先”。如果不是經過耶律楚材改作，失傳的原作當也是模拟漢詩。

　　現存遼朝帝後的一些片斷詩句，大多不出宮闱享樂或勸谏之類，沒有什麽文藝價值可說。它隻是顯示了漢文化對契丹的深刻影響。唐詩中影響最大的是白居易的作品。遼聖宗曾以契丹字譯白居易諷諫集。《古今詩話》載聖宗佚句“樂天詩集是吾師”，想見白詩在遼朝流傳甚廣。白居易曾自記：自長安到江西三四千裏，凡鄉校、佛寺、旅店、行舟之中，往往題我詩句。元稹也說，元、白詩的手抄本、摹勒本在市上販賣，用來交換茶酒，處處都有。白詩不僅在漢族，而且也在兄弟民族中得到傳播，原因是他的某些詩篇反映了一些人民的呼聲，詩句也明白易懂，比李、杜詩更加接近民間的口語。宋朝蘇轼的詩也在遼流傳。蘇轍奉使到遼朝，回來向宋朝報告說，本朝民間開版印行的文字，北方無所不有。我初到燕京，就有人告我：令兄（蘇轼）的《眉山集》已到此多時。另一使遼的使臣，聽說遼燕京書肆自己刻印蘇轼詩，叫做《大蘇集》（宋王辟之《渑水燕談錄》）。蘇轍使遼，有詩說 “誰将家集過燕都，每被行人問大蘇”。耶律楚材稱贊寺公《醉義歌》，可與蘇、黃并驅，也正說明遼詩受到了蘇詩的影響。

　　遼初，耶律倍善繪畫，以契丹人物和騎獵爲體裁，受到人們的重視。《宣和畫譜》著錄耶律倍畫十五幅，爲宋朝所珍藏。元時黃溍還曾見過耶律倍《獵騎圖》一幅，寫有跋文，但元朝以後，不再見著錄。郭若虛《圖畫見聞志》載，遼興宗以五幅缣畫千角鹿圖贈宋仁宗，宋仁宗曾作飛白書回贈。遼甯巴林左旗林東遼慶陵有壁畫保存，畫中有契丹服裝和漢服的人物，四時山水鳥獸和鹿等寫實景色。一九七二年，吉林庫倫旗發現道宗時遼墓，墓中門洞及天井有巨幅彩繪壁畫。墓道長二十多米，左壁繪出行，右壁繪歸來景象，構成一條地下畫廊。畫中有契丹貴族和漢族官員等人物，也有被奴役的契丹、漢族人民的形象。有山水花鳥，也有車馬及日常用具等具有契丹民族特色的多種景物。精美的畫面顯示出遼代無名畫工們的藝術才能，與陝西乾縣唐章懷、懿德兩太子墓壁畫，同爲我國繪畫史上的傑作。但内容局限于貴族生活範圍，境界是狹隘的。

　　

　　七、醫 學

　　契丹原奉巫教，以巫術治病，無醫藥。阿保機破吐谷渾，得醫人子直魯古收養。直魯古長大後，學醫，專門從事針灸。遼太宗時，成爲皇室的太醫，著《脈訣針灸書》一卷，傳于世。此書明人陳第編《世善堂藏書目錄》中仍有著錄，可見明代還有流傳。針灸早在戰國時已經發明，唐代更有發展。直魯古大約是從漢人學得針灸，又在實踐中總結經驗，寫成針灸書流傳，對針灸學作出了貢獻。

　　遼朝的醫學，在長時期内可能主要是依靠針灸。至興宗時才又有發展。《遼史·耶律庶成傳》說，興宗時，契丹醫人還很少知道切脈審藥。耶律庶成譯出方脈書通行，人們都能學會。契丹各部落也由此懂得“醫事”，即懂得切脈審藥。耶律庶成翻譯介紹的功績是不應被抹煞的。

　　遼代契丹、漢族等各族共同創造了豐富多彩的遼文化。在我國各民族的曆史文化遺産中，遼文化有一定的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