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統治集團的衰朽

（三）南宋統治集團的衰朽


　　蒙古軍退，賈似道不顧忽必烈主動撤兵的事實，謊報他抗蒙得勝，上表說：“諸路大捷，鄂圍始解，江漢肅清。宗社危而複安，實萬世無疆之休。”理宗認為賈似道立了大功，特下詔褒揚，說賈似道“隱然殄敵（殄音舔ti1n），奮不顧身，吾民賴之而更生，王室有同于再造”，加封少師、衛國公。賈似道由此進一步掌握了大權。

　　賈似道隨即排擠左相吳潛，吳潛被彈劾罷相。宦官董宋臣已在吳潛作相時被斥出朝。支持董宋臣的閻妃，也於一二六○年七月病死。賈似道進而清除朝中董、丁一黨，全部把持了政權。從此，賈似道在理宗、度宗兩朝獨專朝政十五年。南宋在賈似道等統治下，繼續腐敗，直到滅亡。

　　排斥異己——賈似道隱瞞求和真相，騙取權位，對抗蒙有功的將士，陸續給予打擊。保衛釣魚城奮勇抗戰的王堅，在蒙古軍退後被調入朝，任侍衛步軍司都指揮使，被免去了四川的兵權。賈似道又把王堅調出，知和州，實際置之閑地。不久之後，王堅抑鬱而死。曹世雄截斷涪州浮橋，阻擊敵軍，功居第一，賈似道忌其功，將曹世雄貶竄殺死。賈似道又實行所謂“打算法”，凡在抗戰中支取官物作軍需者，一律治罪。抗蒙立功的向士璧、印應飛，因此遭彈劾罷官，被逼死，家屬又被拘償付軍需。趙葵知潭州，也被彈劾曾在正月十五日支官錢張燈設宴，罷官征償。賈似道控制禦史台，凡是同賈似道不和的官員都被禦史以各種罪名彈劾免官。

　　腐敗的統治——理宗賈似道當政時期，朝內外官僚機構空前龐大腐敗，甚至遠遠超過了北宋仁宗時的狀況。一二五六年，禦史朱熠（音易y@）就指出“境土蹙而賦斂日繁，官吏增而調度日廣。”他揭露說：“真宗、仁宗時，以三百二十餘郡的財賦供給一萬多官吏的俸祿。今天是以一百餘郡的力量來養活兩萬四千多冗官。” 賈似道當權誤國，大批阿諛求利的官員，稱頌他是周公再世。

　　一二五六年考試進士，江西廬陵人文天祥考中狀元。文天祥在考卷中，深刻揭露了士大夫教育子弟追求功名利祿的狀況。他說：“現在士大夫之家教育子弟，從小時候教授字句，就選擇一些不違背時尚不得罪官長們的文章讀。年長以後，專門練字作文，靠這個來應鄉試，考科舉，去獵取高官厚祿。父兄所教，師友所講，都只是個利字。能夠不這樣的，幾乎沒有幾個人。”士大夫騙取名利，也教育子弟們唯利是圖。宋代以科舉取士命官，朝廷上下，都被唯利是圖的官僚們把持了。

　　買公田——對蒙作戰，進一步暴露了和加深了南宋財政上的危機。

　　四川地區是僅次於東南的重要經濟基地。南宋的財政稅收和軍糧供應，都有三分之一左右來自四川。四川大部地區淪陷後，不能再向朝廷提供軍糧。南宋統治下的東川地帶，還要靠京湖一帶供給駐軍的糧米。東南地區隨著土地兼併的急劇發展，大片田地集中到大官員將領手中，他們憑藉權勢，逃避賦稅。朝廷糧餉不足，便以 “和糴”為名，向地主富戶攤派徵購，所謂“國用邊餉，皆仰和糴”。朝廷財政虧缺，又依靠增發紙幣來作為“和糴”的支付手段。結果是：紙幣濫發，物價上漲，軍糧不足，南宋王朝陷入重重危機之中。

　　賈似道當權時，所謂“國計困於造楮（紙幣），富民困於和糴”，已成為極其嚴重的問題。一二六三年，知臨安府劉良貴、浙西轉運使吳勢卿等建議實行買公田。賈似道採納此議，命禦史台官上疏說：“三邊屯列，非食不飽，諸路和糴，非楮不行。”“為今日計，欲便國便民，而辦軍食、重楮價者，莫若行祖宗限田之制。”辦法是按官品規定占田限額。兩浙、江東西等地官戶超過限數的田地，從中抽出三分之一，由官府買回，作為公田出租。如買田得一千萬畝，每年可收六、七百萬石租米作軍糧。據說行買田法，“可免和糴，可以餉軍，可以住造（停造）楮幣，可平物價，可安富室，一事行而五利興。”理宗下詔買公田，設置官田所，由劉良貴提領，先在浙西路實行。地價按租米折算。租米一石，給價二百貫。占田在二百畝以下者免買。此法實行到一二六四年，南宋共買公田約一千萬畝，收租米六百多萬石，在臨安鹹淳倉儲存。

　　買公田使南宋王朝按計劃掠奪到一批租米，但租種田地的農民卻由此遭受到殘酷的壓榨。官府買公田後，在各鄉設立“官莊”，仍由當地的地主充當莊官，向農民收租。規定每收租米一石，明減二鬥，不許再額外多收。但事實上地主從中舞弊，敲剝農民。買公田時，往往以租米六七鬥虛報一石，官府據以規定重額的官租，強迫農民交納。農民直接遭受著南宋王朝的殘酷剝削，階級矛盾更加尖銳化了。

　　買公田時，有權勢的大地主可以拒不“投買”（申請賣田），地方官府要完成買田的額數，便強迫二百畝以下、“百畝之家”的小地主賣田。買田價格，也減少到租米一石給十八界會子四十貫。或者只給一些度牒、官誥折價。如將仕郎誥折一千貫紙幣，承信郎折一萬五千貫。官婦的封誥，安人誥折四千貫，孺人誥折二千貫等等。地主的田地被官府奪去，換來一些虛銜的官誥。《宋史•賈似道傳》說：公田法行，“浙中大擾”，“破家失業者甚眾”。南宋王朝同地主爭奪田地的矛盾，也激化了。

　　發“關子”——南宋王朝，長期以來依靠大量印發紙幣來挽救它的財政困難。理宗統治時期，紙幣的濫發，已到了極為嚴重的地步。高斯得的奏疏說：“國家版圖一天天縮小，財力白耗，用度不足，近年尤其嚴重。每年收入一億二千多萬貫，支出二億五千多萬貫，管財政的大臣，只知增發楮幣。”他慨歎說：這是飲鴆以止渴。

　　南宋孝宗時，發行紙幣“會子”，每界只有二千萬貫，印發極為慎重。甯宗時對金作戰，用紙幣籌軍費，十一、十二、十三界同時流通，發行到一億四千萬貫。但到了一二三二年（理宗紹定五年）增加到三億二千九百萬貫，一二四六年，又猛增到六億五千萬貫，共發行了十八界。一二六三年，賈似道當權時，甚至每天增印十五萬貫。紙幣的印造並沒有因為買公田而停止，反而日益擴大。

　　一二六四年，理宗病死。賈似道擁立太子趙禥（音齊qí）作皇帝（度宗）。在這期間，賈似道又下令印發新的紙幣，稱為金銀關子，在全國發行。原來發行的第十七界會子廢止不用。第十八界會子，以三比一折換新的關子。

　　發行紙幣原來有銅錢作儲備。但“會子日增，現錢日削”。銅錢散在民間，不願換用紙幣。對外貿易中，也不斷有大量的銅錢外流。東南沿海地區各路，原有十多萬貫現錢的，只存一二萬貫。袁甫在《論會子劄子》中說：“舊會散在民間有五十千萬（五億貫），朝廷的現錢不過二百萬貫。如果以現錢一貫按時價（一比五）折納舊會，也不過一千萬貫，還不到五十分之一。”紙幣大量印發，沒有現錢作儲備，幣值越來越低，物價越來越漲，實際上是朝廷憑空剝奪去人民的大批財富。

　　會子不斷增發，物價不斷上漲。一二四○年，發行第十八界會子，第十七界以五折一，物價隨即猛增。浙東中等年成，而米價增長十倍。臨安附近，一斗米價十貫（北宋初，糧價每石六七百文）。一度任相的杜範說：“物價騰踴，以前也曾有過。但升米一貫，還有增無已，日用所需，十倍於前，是前此所未有。”杜範所說的這種情形，在南康軍、池陽、太平、建康等地，都大致相同。米一斛，價廉者六七十貫，高者到百多貫。結果是“流離殍死（殍音漂pi3o），氣象蕭然”。淳祐年間（一二四一——一二五二年），臨安附近地區“殍饉相望，中外凜凜”。關子發行後，“物價益踴，楮益賤”。如桑價由三百變成三千文，增長十倍。高斯得作詩描述說：“自從為關以為暴，物價何止相倍蓰（音喜x！）。人生衣食為大命，今已剿絕無餘遺。真珠作襦（音如y*）錦作褲，白玉為飯金為糜。蒼天蒼天此何人，遘（音夠g^u）此大疾誰能醫！”紙幣大量發行，物價浮動，市井蕭條，也使城市工商業遭到破壞。南宋王朝日益走上了經濟崩潰的道路，無法醫治了。

　　楮輕物貴，也直接威脅到軍隊士兵的生活。守邊兵士，由縣官支給需用，每月都有定數。改行關子以後，第十八界會子二百還不夠買一雙草鞋，卻要供戰士一天的生活需用。方回描述說：“軍中數口之家，天冷沒有被褥和炭火，每天吃不上飯。空著肚子，穿著破衣服，非常可憐。”他還慨歎說：“饑寒窘用，難責死鬥。”蒙古大軍壓境，南宋的士兵困苦到如此，難以死戰了。南宋的處境，正如袁甫所指出的：“楮幣蝕其心腹，大敵剝其四肢。危亡之禍，近在旦夕。”

　　統治集團的腐朽——南宋大敵當前，兵虛財潰，皇室、貴族、官僚集團卻還在侈靡揮霍，縱情聲色，一天天爛下去。

　　理宗信用宦官，統治集團日益腐朽。度宗更加荒淫昏庸，在作太子時就以好女色出名。作皇帝後，整天沉溺於酒色。稱賈似道為“師相”，加號平章軍國重事，由宰相替他掌印。賈似道完全把持了朝政。

　　物價高漲，民不聊生。皇室、貴族卻囤積大批糧食財物，恣意揮霍。一二六二年，臨安城中缺糧，饑荒嚴重。知臨安府馬光祖請見榮王與芮（度宗生父，理宗弟。），連去三次，說現在人民都要餓死，請榮王拿出一些糧食“以收人心”。榮王拒絕，撒謊說他倉庫空虛。馬光祖當面拿出證據，說某倉還有幾十萬石。榮王無話可對，勉強答應拿出三十萬石。榮王是皇室貴族的一個代表。在“民饑欲死”的年代，皇室貴族正是這樣不顧人民死活，囤積居奇。

　　賈似道獨攬朝政，聚集了許多善長駢儷文的士人，歌功頌德，粉飾升平，對財政困難和邊防危機，都不准奏報。高斯得上奏章說：浙西大水災，死者數百千萬。 “連年旱暵，田野蕭條。物價翔踴，民命如線。”賈似道不准上奏。臨安米貴，劉應龍作《勸糶歌》，因而被貶官去朝。度宗從某宮女處聽說邊事緊急，賈似道把宮女處死。南宋王朝“危亡之禍，近在旦夕”，賈似道卻在西湖邊的葛嶺，依湖山之勝，建造他的豪華堂室，題作“半閑堂”，又造花圃稱“養樂圃”。高宗在西湖享樂的集芳園，也歸賈似道作家廟和別墅。賈似道又建多寶閣，強迫官屬貢獻各種奇器珍寶，每天去觀賞。聽說余玠死時，棺木中有玉帶，下令掘開墳墓取走。又著《蟋蟀經》，描述他養蟋蟀、鬥蟋蟀的經驗。賈似道強取宮女葉氏作妾，又養妓女數十人，在半閑堂和湖上遊戲取樂，置朝政於不顧。人們說： “朝中無宰相，湖上有平章。”有人題詩說：“山上樓臺湖上船，平章醉後懶朝天。羽書莫報樊城急，新得峨眉正少年。”太學生上書指責賈似道，“踏青泛綠，不思閭巷之蕭條；醉釀飽鮮，遑恤物價之騰踴。”賈似道是腐朽的官僚集團的頭目和代表。充斥各級軍政機構的官員士大夫們，不談理財備戰，不顧國家存亡、民間疾苦，而只是苟且偷安，坐享富貴。文天祥中狀元時的考官王應麟曾指出，南宋的大病有三：一是民窮，二是兵弱，三是財匱，歸根是士大夫無恥。理宗、度宗和賈似道集團為宋朝的滅亡準備了社會經濟條件，也準備了精神條件。宋朝的覆滅，不可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