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原人民的抗金鬥爭和南宋統治的確立

（二）中原人民的抗金鬥爭和南宋統治的確立


　　宋王朝在南京重建後，面臨的首要問題依然是：對待南侵的金朝，是戰，是守，還是投降？

　　高宗即位後，不能不標榜“中興”，因之起用抗戰派中聲望最高的李綱作宰相，令副元帥宗澤知開封府兼東京留守，領兵進駐東京。李、宗成為抗戰派的主要代表。高宗又起用副元帥黃潛善為中書侍郎，參預政務，汪伯彥同知樞密院事，執掌軍權（不設樞密使）。黃、汪成為投降派的代表人物。李綱任相命下，投降派官員即起而反對。禦史中丞顏岐說：“李綱為金人所惡，不宜為相。”右諫議大夫范宗尹說：“李綱名過其實，有震主之威，不可以相。”六月，李綱奉召入朝，提出十條抗金建國的建議，反和主戰，請嚴懲張邦昌等漢奸，破格任用抗戰將士。投降派以“二聖北狩”為藉口，主張“割地厚賂以講和”。李綱提出反駁，說即使“割天下之山河，竭天下之財用”，也絕不可能滿足敵人的無窮欲望。要求高宗學習漢高祖劉邦不顧太公被俘勇猛作戰的態度，下決心罷一切和議。李綱又提出改革軍制、整頓紀律、重新部署防禦力量、募兵買馬等一系列建策。高宗並不實行。

　　北宋亡後，河東、河北地區人民紛紛自動組織抗金武裝，英勇殺敵。李綱薦用在兩河人民中素有聲望的抗戰派將領張所為河北招撫使、傅亮為河東經制使，招募義兵，組織人民抗金。兩河人民踴躍響應，士氣大振。

　　當時抗戰派和投降派激烈爭論的一個問題，是還都東京抗金，還是放棄中原繼續南逃？高宗採納黃、汪的意見，準備逃往東南。李綱極力反對，說天下精兵健馬都在西北，主張暫遷襄、鄧，等兩河部署就緒，即回東京。宗澤到東京，整頓城市，穩定秩序，“物價市肆，漸同平時”，又上書請高宗“勿聽奸邪”，決策回汴。投降派官員紛紛主張南逃，說“汴都蹂踐之餘，不可複處”，“東南財力富盛，足以待敵”。黃、汪等極力促請高宗南逃。李綱對人說：“天下大計，在此一舉。國之存亡，於是焉分。吾當以去就力爭。”面見高宗，說君子小人不可並立。高宗一面安慰李綱，一面升任黃潛善為右相，與李綱並列相位，作用黃罷李的準備。

　　抗戰派和投降派爭論的另一個問題，是如何對待中原人民的抗金武裝。

　　黃、汪等投降派對待兩河人民抗金武裝，完全採取敵視的態度，稱他們是“盜賊”。高宗剛一即位，黃、汪等即建議“罷諸盜及民兵之為統制者”，選擇精銳編入官軍。實際上就是解散民兵，改編為鎮壓人民的官軍，不准他們抗敵。李綱採取完全相反的政策，依靠民兵抗金。黃、汪等蓄謀破壞，指使知大名府張益謙上奏：招撫使設立後，河北“盜賊”更多，應速罷廢。李綱爭辯說：“張所尚未出發，張益謙何以知道其騷擾？”又說：“朝廷因河北民眾無人統率，才設置招撫使，借民力保國家，並不是設招撫使以後才有盜賊。”傅亮才出發十幾天，黃潛善、汪伯彥又指責他逗留不進。李綱再為傅亮辯解，高宗不聽，罷免張所、傅亮，廢除招撫、經制兩司。高宗、黃、汪等又指使朱勝非起草詔書，說李綱“狂誕剛愎”，“茲遣防秋，實為渡河之擾”，“設心謂何，專制若此！”李綱罷相。太學生陳東、進士歐陽澈上書，說李綱不可罷，黃、汪不可用，並請高宗還都，親征，迎回徽欽二帝。高宗竟將陳東、歐陽澈押赴市上斬首。李綱當了七十五天宰相，所有抗金措施，在他罷相後四、五天內，全被廢除。高宗和黃、汪全部控制了軍政大權，作放棄中原逃往東南的準備。

　　

　　一、中原人民的抗金鬥爭


　　北宋滅亡後，中原各地人民紛紛組織武裝抗金，拿起刀槍，頑強戰鬥，寫下了雄偉的篇章。

　　抗金義軍，主要是由農民組成，也有士兵、下級軍官、小商人和僧徒參加；原來起義反對封建壓迫的農民武裝，這時也加入了抗金的行列；一部分被宋王朝責令解散的勤王兵，不肯散去，也在繼續進行抗金活動。由這些力量彙集成的抗金義軍，活躍于大河南北、太行東西，成為反抗金兵侵掠的重要力量。其中規模較大的有以下幾支。

　　八字軍——河內人王彥，曾被張所任命為河北招撫司都統制。張所被罷免後，王彥率領部分義軍堅持戰鬥，轉入太行山區。戰士都在面部刺上“赤心報國，誓殺金賊”八字，以表示鬥爭的決心。因此，號稱八字軍。八字軍將士一心，英勇殺敵，得到兩河人民的回應。民兵首領傅選、孟德、劉澤、焦文通等，率領十九寨十幾萬人歸附，綿亙數百里，鑼鼓之聲相聞。並、汾、懷、澤等地的抗金群眾，也接受王彥領導。八字軍與金軍大小數十百戰，斬獲敵人無數，並奪回大量河南被擄人口，威震燕代，牽制了金軍南侵的活動。

　　紅巾軍——起初在晉城、長治一帶活動，後來擴大到河北、陝西等地。聲勢浩大，組織嚴密。他們的器械雖不如金兵，但瞭解敵情，而且“略無所懼”，所以能屢敗敵人。有一次，紅巾軍襲擊金軍大寨，金左副元帥宗翰幾乎被擒。金軍痛恨紅巾軍，逐捕最急，往往妄殺平民以洩憤，但不能獲得真紅巾軍。紅巾軍的隊伍反而日益擴大。

　　五馬山義軍——五馬山在慶源，五馬山寨首領是武翼大夫趙邦傑和保州路廉訪使馬擴。後來他們訪知一個自稱信王趙榛（高宗兄弟）的人，便迎請他為主將，加強號召力。五馬山寨義軍，發展到十余萬人，在河北、山西等地區發生了很大影響。

　　梁山泊水軍——梁山泊起義農民，遭到宋軍鎮壓後，繼續以梁山泊為據點，堅持戰鬥。金軍南侵，中原淪陷，以張榮為首的水軍，形成為一支強勁的抗金隊伍。

　　處於敵後的幽燕地區人民，也配合中原人民的抗金，紛紛起義。原巡檢使楊浩與僧人智和禪師一起，在玉田縣山中，集結抗金壯士萬余人，準備擴大力量，反抗金朝的統治。易州十八歲的青年劉裏忙佔據山區，結集南北少壯兵士邀擊金軍，也發展到萬餘人。

　　以上幾支外，黃河南北各地遍佈著人民抗金隊伍，依山靠水結寨，總計約有六、七十萬人，鬥志昂揚，聲勢浩大。知開封府宗澤，不顧高宗、黃、汪一夥對民兵的敵視，積極聯絡兩河和陝西的人民抗金隊伍，依山河築壘防守。許多人民武裝自願擁戴宗澤，聽他的號令。宗澤依靠民眾的支持，駐守東京。金兵不敢來犯。

　　高宗在八月間罷去李綱，十月間即實現南逃的計畫，南宋小朝廷全部逃到揚州。這個逃跑的行動等於向敵人表示：南宋王朝已決意放棄中原。

　　金朝得到高宗南逃的消息，在這年十二月再次發動南侵，向中原大舉進兵。中原地區人民展開了艱苦卓絕的抗金戰鬥。

　　金兵分道南侵。由宗輔、宗弼（兀術。術音燭zh*）率領的金東路軍，在建炎二年（一一二八年）正月攻陷山東青州、濰州，至千乘縣被人民義軍擊敗，放棄青、濰兩州退走。活動于梁山泊一帶的張榮水上義軍，出動船隻萬艘作戰，給金軍以沉重打擊。

　　由宗翰率領的中路軍，在建炎元年（一一二七年）十二月攻入西京洛陽。次年正月，西京統制官翟進和兄翟興敗金軍于伊川皂礬嶺，又敗之於驢道堰，三月再敗之於福昌、龍門，把金軍趕到河北，收復西京。翟進死，翟興與接近兩京的河東、河北諸路義軍密切聯繫，配合作戰，雖三面受敵而屹立不動，對金軍是一個不小的威脅。

　　由婁室率領的金西路軍，建炎二年（一一二八年）正月攻陷長安，二月又連陷華、岐、隴、秦諸州。鄜延經略使王庶召募河南北義兵抗敵，十天內，得孟迪、種潛、張勉、張漸、白保、李進、李彥仙等部，各有兵萬人，遠近回應。鞏州人李彥仙領導的義兵多次和金軍交戰，一月中破敵五十餘壘，三月間收復陝州，又過黃河收復絳、解等縣。邵興（後改名邵隆，人呼邵大伯）率義兵歸李彥仙，李彥仙命他領兵渡河收復平陸縣所屬四鎮。另一義兵首領劉希亮收復鳳翔，張宗諤收復長安。金兵至咸陽，看到渭河南岸義兵滿布平野，不敢再戰，倉皇退去。

　　人民的抗金鬥爭開展得如火如荼，再一次造成抗戰的有利形勢。南逃的高宗小朝廷不但不予支持，反而在建炎二年正月下詔，誣指義軍“遂假勤王之名，公為聚寇之患”，勒令解散。宗澤接到此詔後，立即上疏反對，要高宗收回成命，“黜代言之臣，降罪己之詔，訂還闕之期”，“以大慰元元激切之意”。高宗不理。

　　宗澤又部署諸軍，想乘勢大舉渡河，擬出全面反攻的計畫奏報朝廷。黃、汪等說宗澤發了狂，拒不允准。七十多歲的老臣宗澤，既想依靠中原人民抗戰，又要忠於決心投降的宋王朝，陷於無法解脫的矛盾中，憂憤成疾，背上發疽（音居j&）而死。臨死前，對部下諸將說：“諸君能為我殲滅強敵，我死也不恨了！” 諸將流涕回答：“願盡死力！”宗澤長吟“出師未捷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滿襟”，又連呼三聲“過河”，念念於未竟的壯志。

　　宗澤死後，高宗任命投降派杜充繼任東京留守。杜充一意打擊宗澤部下抗戰將士和人民義軍，許多受宗澤號令的抗金義軍都被迫散去。八字軍領袖王彥親自到揚州見高宗，力陳兩河地帶民兵的抗敵熱情，請高宗派官軍北伐。高宗和黃、汪等竟下令奪去王彥的兵權，要他把八字軍交給投降派範瓊統領。堅持抗金的人民武裝力量，接連不斷地遭到了南宋王朝的打擊。


　　二、金軍再度南侵，南宋小朝廷繼續逃竄


　　高宗一意求和，中原人民抗金力量受挫。一一二八年秋，金兵再次南侵，目標直指揚州。

　　金兵南下，攻陷五馬山寨，抗金義軍戰敗。宗翰軍出雲中，陷濮州、澶淵，入山東境。建炎三年（一一二九年）正月，宗翰軍先後攻下徐州、淮陽、泗州，並派遣拔離速率兵奔襲揚州。二月初三日，高宗在揚州聽到拔離速部攻陷天長軍的消息，驚慌失措，帶領禦營都統制王淵和親信宦官康履，匆忙逃跑。渡過長江到達鎮江後，百官才陸續趕到。金軍進入揚州，大肆擄掠後，焚城而回。

　　高宗從鎮江逃到杭州。朝野激憤，揭露黃、汪。高宗被迫罷免黃、汪，改任朱勝非為相，王淵簽書樞密院事。三月間，統制官苗傅、劉正彥以“為民除害”的名義，發動兵變，殺死王淵和康履，逼迫高宗退位，讓位給三歲的兒子趙旉（音夫f&）。江東制置使呂頤浩、尚書禮部侍郎張浚，約集韓世忠、張俊、劉光世等起兵鎮壓，苗、劉出走，高宗又恢復了帝位。呂頤浩任宰相，張浚知樞密院事。

　　一一二九年五月，高宗由杭州北上，進駐江寧，改名建康府，派洪皓為大金通問使向宗翰求和。金朝不許，扣留宋使。八月，高宗又派杜時亮為“奉使大金軍前使”求和，求和書無恥地說：“今以守則無人，以奔則無地，此所以朝夕諰諰（戰戰兢兢。諰音喜x!） 然惟冀閣下之見哀而赦己也”。“前者連奉書，願削去舊號，是天地之間，皆大金之國而尊無二上，亦何必勞師遠涉而後為快哉！”金朝不理高宗的搖尾乞憐，再次出兵，南下侵掠。

　　閏八月末，高宗在建康聽到金宗弼軍南下的消息，急忙從建康跑到鎮江。九月初，聽說金軍攻陷山東登、萊、密等州，又從鎮江逃到常州。十月，又逃到杭州。金軍打到長江沿岸，宋軍沿江防線很快崩潰。金兵進至黃州，荊湖沿江措置副使王羲叔領兵逃走，金兵過江。江東宣撫使劉光世在江州，守禦長江，每天只是與部屬宴飲，金兵從黃州過江還不知道，直到金兵離江州幾十裏地，他才倉皇逃走。金兵順利地攻入江西、湖南。守禦江淮、鎮守建康府的杜充（自東京逃來守建康），聽說金兵來到，藏在城中不敢出來，金兵過江，他便領著三千軍馬跑到真州去向金朝投降了。十二月，宗弼向杭州進軍，如入無人之境，連續攻下杭州、越州、明州、定海。

　　高宗小朝廷，從杭州逃到越州，從越州逃到明州，從明州逃到定海。金兵逼近定海，高宗又採納宰相呂頤浩的建議乘船入海，漂泊到溫州避難。金軍乘船追襲，遇到大風雨，被和州防禦使張公裕率領的大船沖散。金軍退回明州，放火燒城，擄掠大批財富。一一三○年二月，金軍又在杭州大肆擄掠後北還。

　　金軍北撤，一路燒殺搶掠。一些抗戰派將領指揮的隊伍，奮起阻擊了金軍。

　　鎮江之戰——浙西制置使韓世忠，守鎮江。一一三○年三月，韓世忠在鎮江與宗弼軍會戰，世忠妻梁氏親自擊鼓助戰。宋軍大敗金兵。金兵不能渡江，便向韓世忠行賄，表示願盡歸所掠，贈以名馬，被韓世忠嚴正拒絕。金軍被堵截在黃天蕩四十八天不得出，後來利用老鸛河故道鑿成一條連接江口的大渠，才得以逃往建康。這次戰役，宋軍雖然未獲全勝，但韓世忠以八千人的隊伍，打得號稱十萬的金軍狼狽而逃，扭轉了南宋一味逃竄的頹勢，意義是重大的。

　　建康之戰——金宗弼軍退回建康，擄掠大批居民和大批財物，集中到六合。從瓜步口到六合，無數載運的船隻連綿不斷。金軍在城內放起大火後，退出建康城，準備從靜安鎮渡江北返。到靜安後，卻意外地遭到了宋嶽飛軍的沉重打擊。

　　相州湯陰人嶽飛，出身於貧苦農家。北宋聯金攻遼時，岳飛曾應募從軍。一一二六年，金軍圍攻東京。趙構在相州召募兵士，岳飛再次應募。此後，曾在張所部下作統制。張所被罷免，岳飛投入王彥軍抗金，又轉到宗澤部下。杜充代宗澤後，岳飛受杜充統轄。一一二九年建康失陷，杜充叛變降金。岳飛集合餘部繼續抵抗，轉移到宜興縣境，歸張俊節制。二十七歲的青年將官岳飛，在戰場上轉戰四年，始終堅持抗敵。嶽飛統領的部眾，鍛煉成一支鬥志旺盛的堅強隊伍。

　　金兵焚掠建康時，嶽飛軍正駐紮在距建康不遠的前線。岳飛得知金兵到靜安鎮，不等張俊的命令，主動向敵軍發動出其不意的猛攻。權建康通判錢需，在建康失陷後拒不降敵，在靜安鎮附近聯合抗金鄉兵，堅持抵抗。嶽軍來攻，鄉兵從敵後殺出，主動配合。兩軍夾攻，金兵大敗。十數裏內，金兵屍橫遍野。金兵大小軍官一百七十多人被殺。宋軍繳獲金兵馬甲近二百副，弓箭刀旗金鼓等三千五百多件。金兵敗退，岳飛、錢需進駐建康城，勝利地收復了建康。

　　富平之戰——金軍宗弼部侵掠東南時，西路婁室部攻打陝州，李彥仙領兵固守，堅持兩年，大小二百余戰，使金軍不能前進。川陝宣撫處置使張浚命都統制曲端去援救，曲端按兵不動，最後陝州糧盡城破，李彥仙壯烈殉難。金軍長驅入關。宋軍中只有曲端的副將吳玠（音介jiè）率兵抗擊，先後在青溪嶺、彭原店戰敗了金軍。

　　一一三○年九月，金朝又派皇子、右副元帥宗輔到陝西，會合北上的宗弼軍和在陝西的婁室軍，打算深入陝川，然後從長江東下，侵掠東南。張浚召集劉錫、吳玠、劉、孫渥、趙哲等秦川五路人馬，共約三十萬，以劉錫為都統制，發檄文向金兵問罪，展開大規模的反攻。九月下旬，劉錫率五路大軍與金軍在富平激戰，趙哲畏敵先逃，宋軍潰敗。富平之戰是金軍南侵以來宋軍第一次大規模抵抗。宋軍戰敗退兵，金軍侵入關隴。

　　和尚原之戰——富平戰敗，張浚退守興州，都統制吳玠招集散卒，扼守秦嶺北麓大散關附近的和尚原。一一三一年十月，金宗弼軍進攻和尚原，吳玠和弟吳玠音林 lín）選勁兵強弩分番輪射，連戰三日，大破金兵，俘虜金兵以千計。宗弼身中流矢，逃回燕山。金軍南侵以來，還沒有打過這樣大的敗仗。金軍自陝川進軍的計畫被粉碎了。

　　金軍這次南下侵掠，直抵海邊，但和攻掠東京或揚州時不同，在擄掠北返的途中，一再遭到南宋抗戰將士的沉重打擊。金軍敗走，政治形勢由此發生了新變化。

　　這時的金朝，仍然建都在會寧府。奴隸主貴族一再發動的南下侵掠戰爭，主要目的在於擄掠財富和擄掠人民作奴隸，還不想直接統治中原地區。金兵南侵，擄去大批漢人，鎖上鐵鏈，在耳部刺字，標價出賣，或者趕到西夏去換馬，或者賣給蒙古、室韋等鄰族。女真貴族夏天北還，秋天南侵，不在中原久居。

　　高宗南逃，決意放棄中原。金太宗告諭宗望，應當再立一個象張邦昌那樣的“藩輔”。宋濟南府知府劉豫在一一二八年金軍南侵時，殺掉濟南守將關勝，叛變降金。劉豫向金將完顏昌（達賴）行賄，請求立他作傀儡皇帝。金軍南侵途中，連續攻下大名、歸德，並在杜充棄職逃跑後，在一一三○年二月，攻佔了東京。這年九月，金朝便立劉豫在大名作“大齊皇帝”，以降金的原太原知府張孝純作宰相。兩年後，劉豫又遷到東京。金朝把齊國作屬邦，把中原和陝西地區交給劉豫等去統治。

　　高宗在一一三○年四月從海上回到越州，紹興二年（一一三二年）正月，又返回杭州。早在一一二九年七月，高宗已把杭州升為臨安府，作建都的打算。金兵退走後，東起淮水、西至秦嶺的戰線，逐漸穩定下來。南宋王朝在臨安建立起它的統治，控制著半壁江山。


　　三、南宋統治的確立


　　高宗建都臨安，只圖苟安江南，對外繼續屈辱妥協，對內加強對人民群眾的鎮壓，以維護它的統治。

　　妥協苟安——金兵退走，高宗回到臨安，不能不標榜“恢復”“中興”，但隨即大興土木，修建明堂、太廟，明顯地表示出苟安江南的企圖。禦史張致遠說：“創建太廟，深失復興大計。”殿中侍御史張洵更明白地指出：“去年建明堂，今年立太廟，是將以臨安為久居之地，不復有意中原。”金朝立劉豫後，高宗更加放棄了還都東京的打算。黃潛善、汪伯彥等放棄中原、苟安東南的主張，被高宗實現了。

　　一一三○年十一月，前禦史中丞秦檜從金朝來到臨安。秦檜在金兵攻下東京時，隨徽、欽二帝和大臣們被擄走。何栗等在進入金界途中自殺。秦檜卻一直跟到金朝，屈膝投降，又為金軍南侵作參謀。秦檜自稱從金軍逃回，其實是金朝放他回來作內奸。這時，呂頤浩已出為建康府路安撫大使，范宗尹作右相。秦檜由范宗尹引薦，得見高宗。范宗尹進上秦檜代高宗擬好的一封向完顏昌議和的國書。高宗看後，說“檜樸忠過人，朕得之喜而不寐”，遂命劉光世向完顏昌通書致意。高宗任秦檜為禮部尚書，三個月後，又升任參知政事。秦檜自稱，他有兩策可以聳動天下。一一三一年七月，范宗尹罷相。八月，秦檜受命作右相兼知樞密院事。一一三二年五月，秦檜網羅南宋投降派官員，設置修政局，準備修改南宋的政治、軍事體制，以適應降金的需要。七月，左相呂頤浩回朝，與秦檜不和。秦檜拋出他的兩策：“南人歸南，北人歸北”，即不但放棄中原，而且把抗金投宋的河北人、中原人全部交還給金朝和劉豫。八月，禦史黃龜年彈劾秦檜“專主和議，沮止國家恢復遠圖”，“植黨專權”。呂頤浩也向高宗竭力揭露秦檜。高宗說：“秦檜說南人歸南，北人歸北。我是北人，該歸到哪里？”命兵部侍郎綦崈禮（綦音奇qí，崈同崇）起草制書，譴責秦檜，罷免相位，並告諭朝廷永不再用。秦檜為相一年，遭到朝臣反對而罷相，但放棄中原，偏安江南，仍然是高宗既定的國策。

　　鎮壓農民——金兵南侵、高宗逃竄的過程中，宋朝的潰軍乘機四處劫掠，城市鄉村都遭到嚴重的破壞。舒蘄光黃鎮撫使李成、蘄黃鎮撫使孔彥舟等各領兵數萬人，佔據州郡，到處殺掠，變成殘害人民的盜匪，最後又去投降金朝或劉豫，往來竄擾。禦史韓璜描述當時的情況說：“自江西至湖南，無問郡縣與村落，極目灰燼，所至殘破，十室九空。詢其所以，皆緣金人未到而潰散之兵先之，金人既去而襲逐之師繼至。官兵盜賊，劫掠一同，城市鄉村，搜索殆遍。盜賊既退，瘡痍未蘇，官吏不務安集而更加刻剝，兵將所過縱暴而唯事誅求，嗷嗷之聲，比比皆是，民心散叛，不絕如絲。”南宋王朝暴露了投降逃跑的面目，官吏、兵將和盜匪一樣地劫掠刻剝。在此情況下，各地農民紛紛舉行了武裝起義。

　　高宗小朝廷把起義群眾看作是比金朝更危險的敵人。反對秦檜的呂頤浩也主張“先平內寇，然後可以禦外侮”。金兵退後，高宗隨即把幾個領兵的大將張浚、韓世忠、劉光世、張俊以及張俊統率下的嶽飛等部，都從前線調離，大力平定“內寇”。幾年之內，他們屠殺的農民，竟達幾十萬人。對待金朝的“外侮”一意屈辱妥協的高宗小朝廷，就這樣在農民的血泊中，建立起黑暗統治。

　　詆毀王安石——北宋末，欽宗即位，就下詔說：“今日政令，唯尊奉上皇詔書，修復祖宗故事。群臣庶士，亦當講孔孟之正道，察（王）安石舊說之不當者，羽翼朕志，以濟中興。”隨即起用程頤最得意的門生、程學的繼承人楊時，作右諫議大夫兼侍講、國子祭酒。楊時立即上書攻擊王安石，說“今日之禍，實安石有以啟之。安石挾管、商之術，飾六藝以文奸言，變亂祖宗法度”，請欽宗“毀去（王安石）配享（孔廟）之像，使邪說淫詞不為學者之惑”。欽宗下詔罷去王安石孔廟配享，改為從祀。當時太學生多崇信王安石的學說，紛紛起來反駁楊時。禦史中丞陳過庭等也上疏對楊時進行彈劾。楊時終於在反對聲中被罷免。

　　高宗剛一建立南宋小朝廷，就又起用楊時為工部侍郎兼內殿侍講。一一三一年八月，秦檜拜相的第二天，追贈程頤直龍圖閣。高宗在制書中稱讚程頤是“老師大儒”，“自得于正心誠意之妙”，“高明自得之學，可信不疑”，又攻擊王安石等變法派是“曲學阿世”：說褒顯程頤，是為了表明“上之所與，在此而不在彼”。范宗尹為相，高宗對他說：“人欲明道見禮，非學問不可”，“正心誠意，率由於此”。范宗尹說：“人主尤以此為先務”。呂頤浩、秦檜作相，高宗又對他們說：“人主之德，莫大於仁。”呂、秦說：“聖學高明，以誠、仁二者治心，修身、正家、齊天下有餘裕矣。”高宗大力提倡“正心誠意”的程學，崇信程學的儒生都得到任用。士大夫想作官得利祿，便“托其說（程學）以自售”。一時程學大興，成為作官的捷徑。

　　在高宗和范宗尹、秦檜等宣導下，程頤的門徒，展開了對王安石的圍攻。宋朝以科舉取士，王安石的“三經新義”，在太學生和青年文士中有著廣泛的影響。欽宗時楊時曾奏請銷毀“三經新義”，這時又寫出《三經義辨》，從學術上向王安石進攻。一一三五年，楊時病死。高宗特詔褒揚《三經義辨》，又賜其家屬銀二百兩、帛二百匹，作為對楊時反王安石的酬賞。攻擊王安石的另一個辦法，是篡改歷史。高宗任命范沖（范祖禹子）重修《神宗實錄》，楊時也著《熙寧日錄辨》，對王安石變法的歷史事實肆意篡改。再一個辦法，是對王安石進行人身攻擊。代表作就是邵伯溫（邵雍子）的《邵氏聞見錄》。邵伯溫假託蘇洵的名義，偽造《辨奸論》，說邵雍聽到杜鵑的叫聲，就預測到王安石作相“天下將亂”。邵伯溫還編造說：王安石平日不梳頭，不洗臉，前生是個獾（音歡hu1n），兒子王珪死後下了地獄等等。以荒唐的謾駡，對王安石肆意詆毀。

　　高宗、楊時等加給王安石的最大罪狀是：徽宗、蔡京的亡國和宋朝的南逃，都是由熙寧變法造成的。這當然是自欺欺人。明代的陳汝錡曾反駁說：今史牒具在，凡蔡京所逢迎，“蠹國害民非一政，然何者為熙寧之政？”凡蔡京所交結，如童貫、李彥、梁師成、朱勔、王黼、白時中、李邦彥等等，“何者為熙寧之人？”高宗集團把徽宗、蔡京的亡國，歸罪於王安石變法，顯然是想藉以掩蓋投降逃跑的罪責，繼續苟且偷安。

　　控制將帥——高宗狼狽逃竄過程中，不得不允許抗金將帥“便宜從事”。將權日重，就又引起高宗的疑忌。一一三○年五月，崇奉程學的禦史中丞趙鼎奏說：“祖宗於兵政最為留意”，“太祖和趙普講明利害，著為令典，萬世守之不可失。今諸將各總重兵，不隸三衙，則民政已壞”。“是祖宗之法，廢于陛下之手”。高宗會意，下詔限制將帥轉移財用和任免官員的權力。六月，又以宰相范宗尹兼知樞密院事，廢除南逃時設立的禦營司。北宋以來，政治和軍事分立兩府。仁宗以後，宰相不兼樞密。高宗用宰相兼領軍事，說是為了“收兵柄，一賞罰，節財用”。中書舍人季陵又上奏說：“張浚在川陝，區處軍事，安置從臣。偏於太專”。一一三一年二月，翰林學士汪藻上“馭將三說”，大意說：“諸將過失，不可不治”；將領只能聽命，不應參預謀劃，議論政事；“自古以兵權屬人久，未有不為患者”，“不早圖之，後悔無及”。他建議 “漸銷諸將之權”，能馭將才能“弭盜”“遏敵”。高宗既要依靠諸將鎮壓人民起義和抗禦金兵，又擔心將領功高權大威脅他的統治，陷於難以解決的矛盾當中。北宋建國之初，太祖收兵權，意在防止割據，反映了中央集權和地方割據之爭。南宋建國之初，主降的文臣力求控制主戰的將帥，意在防止將帥專權抗敵，實質上是反映了投降派和抗戰派的鬥爭，和北宋初的收兵權，性質完全不同。高宗對金朝“且守且和”，對將帥且用且疑，處在重重矛盾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