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工業的興盛

（二）手工業的興盛


　　隨著造船業的發達和對外貿易的發展，北宋時指南針已經普遍地使用於航海。造紙業和刻版印刷業也迅速發展，仁宗時工匠畢昇發明了活字印刷。火藥也被大量用於製造武器，火器的製造取得了成就。此外，諸如紡織、染色、制瓷、礦冶等各部門無論從原料的採集、生產過程和產品種類、數量方面，都有顯著的進展。各業的作坊，規模之大，也超越了前代。


　　一、造船業的發達和指南針的普遍使用

　　北宋建都東京，依靠東南漕運，漕船是必不可缺的運輸工具。宋太宗時，各州歲造運船三千多艘。官營作坊製造統治階級所需要的戰船、漕船、使船、龍船，民營作坊製造民用的商船、遊船。

　　北宋在東京設造船務，各地重要州軍設官營造船作坊。長江兩岸交通要衝還設有專門修船的場所。

　　內河航行的船舶，最大的叫做“萬石船”。遠涉重洋的民用海船，稱為“客舟”，可載二千斛粟。據說“上平如衡，下側如刃”，“又於舟腹兩旁，縛大竹為橐（音駝tu$）以拒浪”。船上的設備包括拋泊、駕駛、起碇、轉帆和測深等方面，比較齊全。這樣的海船，在當時世界上是較先進的。朝廷用的海船，稱為“神舟”，其長闊高大，什物器用人數，都相當“客舟”的三倍。

　　造船業的發達，促使遠洋航行技術不斷進步。北宋海船已使用指南針測定航行方向。沈括《夢溪筆談》記載了羅盤儀構造的基本原理。朱彧（音玉y)）《萍洲可談》和徐兢《宣和奉使高麗圖經》記載，舟師在航行中，夜觀星，晝觀日；遇陰晦天，白天黑夜都看指南針。當時用的是指南浮針（即水羅盤）。指南針廣泛應用於航海，對發展海上交通，推動世界各國人民的往來，起了巨大的作用。


　　二、印刷業的發展和活字印刷術的發明

　　唐、五代開始應用的印刷術，到北宋時才有了普遍的發展，廣泛用來刻印書籍。國子監刻印的書，後世稱為監本。各地官府也刻印書籍。書院、家塾也印書。民營的書坊、書肆、書籍鋪，分佈更廣，刻書、賣書，成為世業。民營書坊刻印的書，後世稱為坊本。北宋初，成都刻《大藏經》十三萬板，國子監刻經史十多萬板，從這兩個數位，可以看出當時印刷業規模之大。

　　東京、杭州、蜀中、福建是北宋印刷業的幾個中心。北宋“監本”書大半在杭州刻印。當時人評價：木板書以杭州為第一，蜀本次之，福建最下。蜀與福建，多以柔木刻版，取其易成而速售，但不能持久。東京印板，不比杭州差，但紙不佳。上海博物館藏有北宋“濟南劉家功夫針鋪”印刷廣告所用的銅板，證明當時民間也已掌握了雕制銅板的技術。

　　沈括《夢溪筆談》記有仁宗慶曆中，布衣（平民）畢昇發明活字板的事蹟。辦法是：用膠泥刻字，每字一印，用火燒硬。先設一塊鐵板，板上敷勻藥品（松脂、蠟、紙灰等合制而成）。印刷時，把鐵制的框子放在鐵板上，在框子中排列膠泥活字，製成一板。再用火烤板，使藥品熔化，用另一平板從上面壓平，使板上的字面平整。冷卻後，就可用墨印書。畢昇也用木頭刻過字，但木材纖維有伸縮性，沾上水後會膨脹起來，排板時就高低不平，而且和藥粘連一起，不容易弄掉，不如泥字方便。畢昇發明膠泥活字印刷術，是對世界文明的偉大貢獻。


　　三、兵器製造業的進步和火藥的應用

　　北宋初年，由於作戰的需要，對兵器製造極為重視。東京南、北作坊每年製造塗金脊鐵甲等三萬二千副，弓弩院每年製造角弝弓（弝音霸b4 ）等一千六百五十多萬張，各州作坊製造黃樺黑漆弓弩等六百二十多萬張，數量極大。又設廣備攻城作，領有火藥、猛火油等十一個作坊，製作之法，嚴禁外傳。

　　火藥、火器的製造技術，北宋發展到新的階段。北宋已經利用火藥製造燃燒性的火器，隨後逐步製造爆炸性的火器。曾公亮《武經總要》還記載了製造火藥的三個詳細配方。宋初，兵部令史馮繼升等進火箭法。滅南唐時，用過火炮、火箭。一○○○年，神衛水軍隊長唐福獻火箭、火球、火蒺藜。一○○二年，冀州團練使石普說能制火球、火箭，曾由真宗面試。據《武經總要》記載，火箭是 “施火藥於箭首”。火球（引火球、蒺藜火球、霹靂火球）、火鷂（鐵嘴火鷂、竹火鷂）、煙球（煙球、毒藥煙球）是點燃後用炮放。火炮用於攻城，蒺藜火球使敵騎受傷，毒藥煙球使敵人中毒，口鼻出血。


　　四、礦冶、紡織、制瓷等業

　　礦冶業——北宋初，各地共有礦冶二百零一處，英宗時增加到二百七十一處。統治階級，首先是皇室貴族，要搜括大量金、銀。仁宗皇祐時，每年得金一萬五千多兩，銀二十一萬九千多兩。英宗時，金減九千，銀增九萬。鑄錢所用的銅，由官府嚴格控制。宋太宗時，凡出銅的地區，一律禁止民采，全歸官鑄。仁宗皇祐時，銅年收五百十萬多斤。韶州岑水場，仁宗時開發鑄錢，有工匠十多萬人，規模很大。鑄錢需用鉛、錫混合鑄造。仁宗時，鉛年產九萬多斤，錫三十三萬斤。英宗時增開礦冶，鉛增產二百萬斤，鐵、錫共增百余萬斤。

　　鐵主要用於鑄造兵器、農具。徐州利國監、兗州萊蕪監是北宋著名的冶鐵地。仁宗皇祐時，全國每年得鐵七百二十四萬多斤。漢朝已應用石炭，北宋多數冶鐵爐使用石炭作燃料，以增高爐溫，加快冶煉的進程。據蘇軾說，徐州利國監用石炭“冶鐵作兵，犀利勝常”。冶鐵爐的鼓風設備有所革新，鼓風器由皮囊改為木風箱，風箱體積可以造得很大，不像過去用皮囊受到皮革大小的限制，同時裝置牢固，可承受較大的壓力。這種風箱的裝置，見於《武經總要》。

　　北宋時，在軍事和醫藥上都已利用石油。開採情況不詳。《夢溪筆談》最早記錄了石油這一名稱。

　　紡織業——紡織業從來是技術比較發達，生產比較廣泛的手工業部門。不僅有官營和私營的大批作坊從事紡織，廣大農村的勞動婦女也無不紡織布帛。徵收布帛，是宋朝賦稅的一個重要項目。

　　北宋絲織業以兩浙、川蜀地區最為發達。開封設綾錦院，為皇室貴族織造高級織品。河北路產絹，有“衣被天下”的稱號。麻織業集中在成都府路和廣南西路。廣南西路廣泛種植苧麻（苧音柱 zh)），農民婦女都善於織布。麻布產量比唐代大有增加。

　　東京有官營的染院，也有民營的染坊（如“餘家染店”），還有推車染色的手工業者。各州也有民營染坊和染工。唐朝的印染技術，到北宋有所提高。刻工雕造花板，供給染工印染“斑纈（音協 xié）”（印花綢）。

　　制瓷業——北宋制瓷業普遍發展，有突出的成就。不僅供貴族使用的高級瓷器，在工藝技術上達到新水準，而且生產出大量的一般日用瓷器，為民眾廣泛使用。開封官窯、汝州汝窯、禹州鈞窯、定州定窯生產的瓷器最為著名。

　　造紙業——隨著印刷術的發達，民間的造紙業發展很快。造紙用的原料，種類很多。川蜀用麻，北方用桑皮，沿海用苔，浙江用麥稈、稻稈、嫩竹、油藤。造紙的技術也更加進步。徽州黟（音—yT）、歙（音舍shè）兩縣生產的紙張，五十尺為一幅，勻薄如一。各地還有多種加工製作的箋紙。紙張經過加粉、加蠟、染色、砑花（砑音亞y4），製造成精緻的色箋，用來寫字、作畫。

　　制鹽業——北宋制鹽，主要有曬鹽、煮鹽兩種。曬鹽的主要產地是解州安邑、解縣境內的兩個鹽池，因此也叫池鹽。煮鹽法各地不同。京東、河北、兩浙、淮南、福建、廣西六路的沿海地帶，煮海水為鹽，俗稱煮海。河東、陝西、河北路的一些地區刮取鹹土煎煮為鹽，稱煮鹹鹵，鹽叫土鹽，主要產地在並州永利監。成都和梓、利、夔州，鑿井取鹵，煎煮，稱煮井，鹽叫井鹽。此外，階、鳳等州土崖之間也產鹽，稱崖鹽或石鹽。


　　五、手工業作坊和家庭手工業

　　北宋規模較大的手工業生產，大多集中在官營和私營的手工業作坊。城鄉有不少個體小手工業者，從事簡單的勞動。和農業相結合的家庭手工業，仍然像汪洋大海，分佈在農村。

　　官營手工業作坊——北宋朝廷和皇室消費的大批器物，以及軍需武器，都由朝廷專設的手工業作坊製造，設有專門機構如少府監、將作監、軍器監等管理。軍器監的東、西作坊共分五十一作，有工匠七千九百多人，專門製造各種軍事物資。少府監專管皇室用品的生產。將作監管理土木建築。各地官府也都設有官營的作坊。

　　官營作坊役使的工匠中，有從軍隊調來的有手藝的人，稱為“軍匠”，仍隸名軍籍；有從民間招募來的工匠，由官府支給雇值（工錢）和食錢；還有從民間徵調來輪流服役的工匠。作坊的監官和作頭，經常“減刻”工匠的雇值、食錢，工匠的生活極為艱苦。製作的器物，要勒記工匠的姓名，由官員檢查優劣以定賞罰，工匠因此又要遭到各種壓迫。工匠負擔沉重的勞動，又遭受殘酷的壓榨，往往被迫逃亡，或奮起殺作頭監官，進行反抗。

　　私營手工業作坊——規模較大的是采鹽和冶鐵。鹽業除官營外，又有官督私營，或私營而由官府專賣。地主豪商則私開鹽井，生產私鹽。文同《丹淵集》記載，陵州開私鹽井的豪民，一家有七、八井至一、二十井，雇傭工匠二、三十人至四、五十人。每井工匠約四、五人。工匠都是他州別縣“浮浪無根著之徒，抵罪逋逃，交易名姓，盡來就此傭身賃力”，“與主人營作”。工匠不堪主人的壓迫，往往群起反抗，“算索工值”，或投別處為業。這個記載說明，私鹽井的工匠對主人，不存在嚴格的人身依附關係，但遭受著殘酷的壓榨。工匠多是逃亡的農民或“罪犯”，用改變姓名的辦法逃避戶籍和刑法。這些私井，也隨時都有遭到封建王朝依法處置的危險。

　　私營的冶鐵業，由朝廷專設的“監”、“冶”管理、控制。著名的徐州利國監，有三十六冶（冶鐵爐），每冶各百餘人。據說當地農民多會鍛鐵，但利國監的工匠仍多是“饑寒亡命”，即逃亡的農民。佔有鐵爐的冶戶是擁有巨萬財富的富豪大家。登州鐵冶戶姜魯等十八家，都擁有大批田產。冶戶對工匠的剝削相當殘酷，工匠對冶戶存在著嚴格的人身依附關係。

　　隨著制瓷業的發達，各地出現大批燒造瓷器的小型民窯。如徐州蕭縣白土鎮有民窯三十多窯，陶匠數百人。大抵只是十多名工匠生產的小窯。窯戶多鄒姓，有“總首”即總頭目管理，可能是與“行頭”相似。徽州有的造紙作坊，也雇傭了數十名工匠，有蕩料、抄紙、焙紙等分工。

　　城鄉個體手工業——城市和集鎮的個體手工業工匠，大部分來自農村，一部分是從各個階層中分離出來的貧民。東京有所謂“百姓繡戶”。朝廷裁造院繡造不及的物色，交給繡戶繡造，支給工錢。一○一二年，真宗下詔：裁造院對百姓繡戶“不得抑勒差配”和減刻工錢。說明官府常用強制的辦法壓榨繡戶。吳曾《能改齋漫錄》已載：臨川入伍十八，自製紗帽，在東京街上售賣。東京街巷又有木竹匠人，叫作“雜貨工匠”，和各種雜作人夫，候人呼喚“修整屋宇，泥補牆壁”。這些工匠主要還是臨時性的服役，或者從事修理加工，並不生產手工業產品。

　　北宋農村中還有一些有專門手藝的個體手工業者，在當地製造產品，或短暫地外出到他鄉，為人紡紗、打銀、修甑（蒸鍋。音贈zèng），工畢後仍回本材。他們是牢固地粘附在土地上的個體手工業者，自有生產工具和一小塊耕種的土地。

　　家庭手工業——在封建的自然經濟中，廣大農村普遍存在著和農業相結合的家庭手工業，主要是紡織業。北宋王朝強迫農民交納布帛作賦稅。農婦紡織的布帛，絕大部分作為賦稅被剝奪。向地主借高利貸，也用布帛抵債。至於絲織的綢絹，全部被貴族地主們剝削。張俞《蠶婦》詩：“昨日到城郭，歸來淚滿巾，遍身羅綺者，非是養蠶人。”養蠶人是穿不到羅綺的。作為農民副業的家庭手工業產品，主要是用來償付租稅和高利貸，少量剩餘供自己需用，基本上還不是作為商品而生產。只有少數有餘力的自耕農，偶爾以少量的粗布，或紮一些箕帚，造一些小農具等，拿到附近的集市上去交換。

　　北宋時，一些地區出現了以從事紡織為主的民戶，叫做機戶。仁宗時，梓州已經有幾千家機戶。一○三三年，宋朝規定：機戶每年紡織的綾，只能自賣三分中的一分，其餘二分要由官府收買。由於官府壓價買綾，機戶消折本錢，不能生活，因此請求官府減少買綾數的一半。封建官府的種種壓迫和剝削，使機戶難以獲得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