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kipedia

搜尋結果

Translate

2008年10月3日星期五

道教的流行

第四節 道教的流行



  道教是漢族自創的一種宗教,目的在對抗外來宗教——佛教。漢族統治階級也曾想利用鬼神來欺騙民眾,《周易•觀卦彖辭》說“聖人以神道設教,而天下服矣”。《象辭》相傳是孔子所作。如果確是這樣,是孔子也知道宗教對統治者的好處。可是孔子所傳的儒學,卻是不語神怪專重人事的一種學說,儒學對統治階級有很大的好處,但說教者是所謂聖人而不是天帝或代天帝立言的半神人。儒學雖在漢族封建社會裏生了不拔之根,但比起宗教來,不能不說是相形見絀,因為它缺乏鬼神的威力,最大限度只能管人(民眾)的生前,不能管人的死後,而管到死後是更有力地管活人的重要方法。西漢今文經學以董仲舒為代表,曾力圖改造儒學成為宗教,結果毫無成就,想改造孔子從聖人變為天神,事實上是困難的。西漢末年古文經學興起,在阻礙儒學宗教化方面,起著積極的作用。

  東漢統治階級更著重在創立宗教化的儒學,讖緯大為盛行,同時古丈經學也盛行起來,反對讖緯,使孔子保持儒師的本來面目。東漢統治階級創教運動完全失敗了。

  佛教是強烈的麻醉劑,它那一大套什麼佈施得福,許願(賄賂)免罪,淨土地獄,因果報應,精神不滅,六道輪回等等聳人耳目的騙術,東漢統治階級當作新奇的工具,予以接受和利用,是毫無困難的。但漢族有傳統的倫常道德,那就是君臣父子夫婦等五倫。佛教恰恰是破壞這些倫常的異端。漢族統治階級決不肯放棄儒學的倫常,也決不肯放棄佛教的騙術,而佛與儒又各已定型,不能融佛儒為一教,這樣,東漢統治階級只好採取提倡儒學,限制佛教(只許胡僧傳教,不許漢人出家),放任道士創立道教。胡僧到魏晉間還叫做乞胡,他們靠討飯度日,所有騙人的方法,如果不行施出來,就無法謀生。道士在旁偷看,把所有騙術都學會了。騙術中最根本的一條是敢說無邊無際的大話,所謂大言不慚,就是佛教絕技之一。道士本來也是敢說大話的,得到佛教的啟示,說大活的本領並不比佛教差一些。它迅速擁出黃帝老子為教主,宣稱讀《道德經》五千言,與讀佛經有同樣的功德。東漢初年,楚王劉英“誦黃老之微言,尚浮屠之仁祠”,念的是道經,拜的是釋迦,只要能降福,念什麼拜什麼都無所謂。當時胡僧勢力孤弱,沒有漢僧作徒黨,又不曾譯出佛經,只好讓信徒讀道經。尤其使佛徒不堪的是道士造“老子入夷狄為浮屠”的謊話,後來演化為“《老子化胡經》”。《化胡經》雖在西晉末出現,故事卻在東漢時開始編造,編造的方法不外取佛書用以瞎吹釋迦的話頭,一概搬來給老子裝上。例如說老子生下來,即有九龍吐水灌洗其身,化為九井。老子生下即能行走,一步生一朵蓮花,共有九朵。老子“左手指天,右手指地,宣告:天上天下,唯我獨尊……”。《化胡經》又說“我令尹喜,乘彼月精,降中天竺國,入乎白淨夫人口中,托蔭而生,號為悉達,舍太子位,入山修道,成無上道,號為佛陀……”,這樣說來,釋迦是尹喜的後身,又是老子的徒弟,對佛教是很不利的,佛教徒心懷憤恨,但在東漢魏佛教勢力薄弱時期,只好默認這種侮辱,並且還可能默認佛是尹喜後身而減輕傳教的阻力。

  《史記•老子列傳》稱為隱君子的李耳,被道教徒裝扮成比釋迦高一輩的大神聖,道教有了教主,還缺少道經,必須從速製造。東漢張道陵造《靈寶經》及《章醮》(音叫jiào)等二十四卷(一說數百卷),粗具宗教規模。東漢順帝時琅邪人于吉派遣學生宮崇到宮門獻上所謂神書——《太平青領書》一百七十卷,“專以奉天地順五行為本”。這是《太平青領書》的宗旨,所有兩漢今文經學的陰陽五行災異讖緯,以及神仙家的長生術,都可以包羅在這個著書宗旨裏面。因為東吳孫策殺了道士于吉,結果對孫策不利。曹操引為教訓。照曹植《辯道論》說,曹操招收道士,不是想求神仙,而是“恐此人之徒,接奸詭以欺眾,行妖惡以惑民”。這裏產生了這樣的一個矛盾,完全按照統治階級的意願塑造出來的道教,現在反成了統治階級看作奸詭妖惡的可怕之物,這說明黃巾起義是道教被敵對階級——農民階級所利用,對統治階級說來,道教還必須切實馴化,即增加儒學的倫常,佛教的因果報應,再其次是神仙家的長生術,這樣,才能真正成為無後患的工具。東晉葛洪著《抱樸子》,是繼《太平青領書》以後第二次製造標準道書。葛洪的先世葛玄,孫吳時造《上清經》,葛玄的弟子鄭隱,有道書數百卷,傳授給葛洪。葛洪憑藉葛玄的遺業著《抱樸子》。《抱樸子•內篇》專談煉丹術,這自然是道教本色。外篇專談人事,談來談去,不能超出儒學的範圍。道教這一次著書嘗試又失敗了。葛洪著《抱樸子》以前,道教已經造了不少道書,據《抱樸子•遐覽篇》所記異書,大體上分經、圖、記、符等四類。這幾百卷道書,根本目的是要煉金丹,金丹一成,所有道書都可以作廢。統治階級需要道教,是要象佛教那樣,能麻醉廣大民眾,葛洪著《抱樸子》,依然缺乏宗教的麻醉作用。

  南朝劉宋時,有道士陸修靜撰《靈寶經目》,他對宋明帝說,“道家經書並藥方、咒、符、圖等,總一千二百二十八卷,一千零九十卷已行於世,一百三十八卷,猶隱在天宮”。陸修靜所說道書卷數比《抱樸子•遐覽篇》多幾倍,大概晉宋間又有人大造道書。造書的方法,看來主要是偷竊佛書,陸修靜所說“或采搏餘經,或造立序說,或回換篇目,稗益句章,作其符圖”。所謂采搏餘經,就是剽竊佛書,所謂回換篇目,裨益句章,就是取原有道書,改頭換尾,增添文句,算是新書。陸修靜本人是否剽竊佛書,造出道經,尚無明證。他和名僧東林寺釋慧遠是朋友,慧遠是收藏南北譯出佛經最多的僧人,陸修靜從東林寺看到許多佛書,竊取一些來補益道書,應該說不是不可能的。陸修靜造論文八篇,其中一篇題為《自然因緣論》,所謂因緣,顯然受佛書影響,加自然二字便成為道教講因緣。按照這個方法,取佛書原文,改換幾個專用字,如世尊改為天尊,佛道改為真道,真金像改為元始真,佛書很方便地就變成道書。自從道士發現這個方法以後,道教的宗教作用,開始可以同佛教比高低,佛教一整套謊話騙術,道教全部搬來,應有盡有,佛教獨家出賣的麻醉劑,現在變成兩家分賣了。對統治階級說來,多開一家麻醉劑分店,以廣招徠,並無不利處。它知道讓道士偷竊佛書,是充實道教的最好方法,所以任令道士繼續偷竊,同時又助佛徒繼續譯出新書,以便道士永遠有新書可偷。從南北朝以下,統治階級調劑佛道儒三大勢力,力求三方有相當的平衡,使各顯其用。道教愈是宗教化,就愈為統治者所重視,而宗教化的關鍵,在於偷佛書是否足夠,儘管僧徒痛心疾首,指控道士偷竊,證據十分確實,卻無人查究。統治者利用宗教,是很巧妙的,道教在這種扶植下,發達起來了。

  陸修靜第一次編道書的總目,說明劉宋時道教已積累起不少的圖書,可以自立門戶。陸修靜以後,又續有添造,南朝齊時陳顯明造《六十四真步虛經》,梁時陶弘景造《太清經》及《眾醮儀》十卷。北朝元魏時寇謙之造《雲中音誦新科之誡》二十卷,又造《錄圖真經》六十卷。陸修靜與寇謙之同時,這說明南北朝初期,南方和北方,道教都已經是成熟的宗教,可供統治者利用,北朝魏太武帝甚至要興道滅佛,北方道教勢力似乎比南朝更強大一些。北周武帝又一次興道滅佛,道士焦子順等人,乘機偷竊佛經一千余卷作為道書。當時玄都觀道士奏上道經目錄有二千零四十卷。陸修靜說道經一千零九十卷,到北周忽增至二千零四十卷,所增之書,主要是《漢書•藝文志》所載諸子書八百八十四卷,焦子順等所偷佛書一千餘卷,大概要隱藏一些時候,陸續宣佈。依《玄都經目》說,道書共有六千三百六十三卷,其中二千零四十卷有書可查,其餘四千三百二十三卷並未見書。按《隋書•經籍志》載佛書有六千一百九十八卷,周武帝時佛書卷數比隋要少一些,《玄都經目》所說四千三百二十三卷未見的書,當是指尚未偷來的佛書全部。如果周武帝的統治能延長若干年,佛書將要全改為道書。

  道教偷佛書愈多,本身與佛教的區別就愈少,佛教用來誘惑愚人的一套,道教也應有盡有,有些還是道教比佛教得到統治階級更多的歡心。例如佛教無父無君,不知忠孝,這在統治階級看來,是最大缺陷。道教補起忠孝兩條,就滿足了統治階級的要求。《玉清經•本地品》說元始天尊講十戒,第一戒不得違戾父母師長,反逆不孝;第二戒戒殺生,與佛戒同;第三戒不得叛逆君王,謀害家國。另一道書說五戒十善,五戒全同佛教,十善則第一是孝順父母,第二是忠事君師,二善正補佛教之不足。大抵南北朝末年,佛道兩教勢均力敵,只要爭取到統治者的偏寵,就能暫時壓倒對方。隋唐兩朝特別是唐朝,佛道兩教鬥爭的形勢,甚為劇烈,朝廷忙著做調劑工作,不敢使宗教太顯著地失去均勢。下文著重講唐朝的道教,必要時也不能不涉及佛教和儒學。

  道教高談清靜無為,佛教專演苦空寂滅,不過這都是些裝門面的話頭,實際完全相反,他們都積極參加政治活動,有些甚至是政治陰謀的發動者。周武帝興道滅佛,佛徒助隋反周,特別是女尼智仙,給隋文帝影響最大。周武帝死後,著名道士焦子順便向隋文帝密告受命之符,幫助他陰謀奪取周政權。隋文帝即帝位,尊焦子順為天師,經常和天師商議軍國大事,怕他往來疲勞,在皇官附近立一個五通觀,使他安居。焦子順助隋滅周,目的是想在新政權中為道教占一地位,極端崇佛的隋朝,道教還能保持僅次於佛的地位,這大概就是焦子順政治活動的結果。統治者對道教總沒有對佛教那樣放心,開皇十三年(五九三年)命令私家不得藏緯候圖讖。道教的妖言,使隋文帝畏懼起來了。隋煬帝剛即帝位,于大業元年(六○五年),便下令禁止圖讖,與讖緯有關的書,一概燒毀,私藏禁書,查出後處死刑。又在東都洛陽置道術坊,所有懂得五行占候蔔筮醫藥的人,令聚居坊中,朝廷派官檢查,不許隨便出入。道術坊中人固然也與佛教徒有關,但關係更密切的卻是道教徒,隋煬帝這種處置,顯然是怕有人象焦子順那樣給政治野心家密告受命之符。事情果真是這樣。一個著名道士王遠知給唐高祖李淵密傳符命。又有僧徒景暉授李淵密記,說他當承天命。道士僧徒看到舊統治不穩,在強宗豪族中尋找可能取得政權的人,給他傳符命,事成算是助義有功,事不成,傳者口說無憑,可無危險。地主階級分出若干利益,扶植宗教,原意是要它們起助順作用,但在統治者地位動搖時,它們又起助反作用。隋朝的經驗,使唐朝十分注意儒佛道三種勢力的均衡問題。

  李淵本是迷信極深的庸人,他在起兵反隋時,對佛許下大願,說做成皇帝,一定大弘三寶。這個庸人在做成了皇帝,並且削平群雄,政權穩固以後,感到沙門道士 “苟避征徭,不守戒律”,對朝廷是不利的。他排除眾議,下詔沙汰天下僧、尼、道士、女冠,勒令被沙汰的人還俗,京師留寺三所,觀二所,諸州各留一所,其餘寺觀,一概廢棄。寺觀比例,似乎兩教待遇公平,實際是打擊佛教,暗助道教。因為佛教在隋朝得到無限制的發展,現在寺數大減,自然要大批僧尼還俗,道教人數有限,與佛教有不差多少的容身地,還俗就不是什麼迫切的利害關係。這個詔令剛宣佈,唐太宗發動政變,停止沙汰僧道。

  李淵所姓的李,無疑是北周的貴姓,這種關隴貴姓,遠不能和山東士族比高低。李淵自稱出自隴西李氏,即使是真的,門第也不算高。著《道德經》的李耳。早被道教徒吹成高大無比的教主,李淵想提高門第,和教主攀親是個簡便的方法。李淵即帝位的第三年(六二○年,武德三年),晉州(山西臨汾縣)人吉善行,說在羊角山地方見到一位騎著白馬的老叟,叫他轉告唐天子說,我是你的祖宗,今年擊賊(王世充)獲勝後,子孫享國一千年。李淵聽了吉善行的話,即在羊角山立老君廟。這樣,李淵與李耳的祖孫關係就算確定了。次年,他到終南山拜謁老君廟。大概羊角山立廟以後,其他地方也相繼立廟,宣揚皇帝與老君是親屬。李淵利用道佛二教,還利用儒學,六一九年(武德二年)他命令國子監裏立周公(先聖)孔子(先師)廟各一所,四時致祭。六二五年(武德八年),他親到國子監,正式宣佈三教地位,道第一,儒第二,佛最後。

  唐太宗李世民與長兄皇太子攣建成,爭奪帝位繼承權,佛教徒以法琳為首,擁護李建成,道教徒以王遠知為首擁護唐太宗。唐太宗迅速獲勝,道教按照唐高祖興道抑佛的既定方針繼續得到發展。王遠知是茅山道士陶弘景的徒弟。唐太宗戰勝王世充和竇建德,回到長安,有一天同房玄齡著普通人衣服去見王遠知,王遠知迎出來說道,這裏面有聖人(皇帝),難道是秦王麼?這顯然是詐術,秦王身被黃金甲,率鐵騎萬匹,坐兵車,押王竇二俘到太廟行獻俘禮,王遠知在路旁看熱鬧,豈有不認識秦王之理,他行施這一詐木,秦王果然被迫承認了。王遠知接著說,將作太平天子,希望好好的幹。唐太宗不久登上帝位,給王遠知在茅山特造太平觀,表示崇敬,這個王遠知也就儼然成了神仙。所謂神仙異人,說穿了無非是行施詐術是否得售,王遠知就是行詐得售的一人。唐太宗為推崇李耳,在儒學方面有所安排,六二六年(貞觀二年)取消周公的先聖名義,以孔子為先聖,顏回為先師。這是因為老聃不過是東周的一個史官,周公則是西周開國元勳,要周公屈居老聃下,似乎不順。孔子相傳是老聃的學生,儘管唐太宗大崇儒學,不妨礙老第一,儒第二的次序。佛道兩教互相排擠,都想本教獨尊,六三七年唐太宗下詔,確定男女道士地位在僧尼之上。這是僧道爭地位,道教得政治上助力,奪得優勢的第一次。六三九年,道士控告僧人法琳譭謗皇宗(李耳),唐太宗派大臣查勘,判定法琳有罪,流放到益州,法琳在路上死去,又一次給佛教以沉重的打擊。不過,唐太宗偏護道教,僅僅是要確定李姓是教主李耳的子孫,並不減損對佛教的信仰,所有佛教徒佞佛的行動,他不曾缺少一件。他信佛教實際比信道教更深,他吃天竺僧的長生藥就是明證,他尊崇道教,完全是一種政治行動,目的在提高李姓的地位。六三八年即貞觀十二年,唐統治已經鞏固,吏部尚書高士廉奉命撰成《氏族志》,居然仍以山東崔姓為第一。皇族仍居次位。唐太宗出面斥責,才改列皇族為第一,外戚為第二,降山東崔氏為第三。皇族能夠勉強列在第一位,首先是因為皇權鞏固,其次是道教主姓李,否則就是唐太宗發怒力爭,未必能使舊士族承認,可見提倡道教還是有效的。

  唐高宗與武則天是夫妻,但爭奪權力的矛盾顯然存在,唐高宗以道教徒為自己的擁護者,武則天以佛教徒為自己的擁護音。六六六年,即政權全歸武則天的第六年,這個實際已經夫位的懦夫,到孔子廟行劄,贈太師名號,這大概是對儒生表示求助。他又到毫州老君廟行禮,上尊號為太上玄元皇帝,聖母曰先天太后,上尊號絲毫無救于李姓的失勢。武則天召集僧道百官議《老子化胡經》,並下令搜聚天下《化胡經》一概焚棄,不得列在道經之內。這一來佛教徒大佔優勢。唐高宗教諸州營造孔子廟堂及學館,儒與道聯合,可能給佛徒一種壓力。武則天上奏請令王公百官都學《老子》,每年依《孝經》、《論語》例考試土人。唐高宗令道士隸宗正寺,班在諸王之次,僧徒自稱是釋子(釋迦的兒子),唐高宗這樣處置,意思是說凡道士都是李耳的兒子,應該擁護李姓的皇帝;又令貢舉人必須兼通《道德經》,實際是要合儒道為一個擁李的力量。六八三年,唐高宗死,武則天奪取帝位的活動愈益迫切,佛徒助武則天奪位有功,得到的報酬是明令規定釋教在道教之上,僧尼處男女道士之前。這時候,道教徒知道失勢,要恢復首位無望了,就有些道士要求棄道當僧,如洛陽弘道館主杜義乞改行為僧,武則天賜名玄嶷,並特賜僧壽三十歲。老道士一下變成老和尚,有資格反道了。他作《甄正論》,斥責道經,說是全出偽造,這個道教的叛徒,大受佛教徒的稱頌,其實,唐高宗不死,杜義到死也決不會變玄疑。佛教正在得勢,有一個僧人請求銷毀《老子化胡經》,武則天指定八個學士(儒生出身)討論這個僧人的請求,討論的結果是“漢隋諸書所載;不當除削”。為什麼一向崇佛曾下令焚棄《化胡經》的武則天會保護《化胡經》,可能她正要殺悍僧薛懷義,殺死以前,對道教表示一些好意。宗教只是統治者用來擺弄別人的玩具,宗教徒希望充當的,起初也無非是這種玩具,每當被擺弄的時候,就有得利的機會。到了後來,即統治者本身中宗教毒極深的時候,宗教就要反過來擺弄政治,甚至宗教指使教徒發動宗教戰爭,取得政教合一,使政從屬於教。武則天中佛教毒是很深的,但還能保持清醒,掌握擺弄佛道兩教的權力,所以她是一個能幹的皇帝。她晚年也求長生藥,令僧人胡超合藥,三年合成,所費巨萬。這個僧人名胡超,可能是胡僧冒用漢姓名。大概胡超合藥不敢用峻烈藥物,這樣他自己免了死,武則天也免了死。吃長生藥不死,除去武則天恐無第二人。

  唐中宗恢復帝位,起初意識到自己復位是唐朝中興,趕緊下令貢舉人依舊學《老子》,老君依舊稱玄元皇帝。不久韋皇后掌權,佛教徒又得勢。華嚴宗所謂三祖的法藏,著述甚富,聲名甚大,曾被武則天封為賢首菩薩戒師,他在唐中宗時,與僧慧范(太平公主的姦夫)等九個人,因造聖善寺(紀念武則天的佛寺)有“功”,同時受賞,九人並加官階,賜爵郡公或縣公。他是慧范一流的僧人,非善類可知。唐中宗韋皇后作惡不久,就都死去。同樣昏懦的唐睿宗繼位作皇帝,他依然受佛教的引誘,走向滅亡的道路,“天下十分之財而佛有七八”,“出財依勢者盡度為沙門”,佛教控制唐政權似乎頗有可能了。可是,道教起著對抗的作用,使得佛教遇到阻礙。佛道爭奪權利互不相讓,唐睿宗無法判先後,令在法事集會上,僧尼男女道士並進並退,表示二教平等。

  唐玄宗看到了佛教所含有的危險性,即位以後,大興道教,實際就是阻遏佛教的無限發展,同時也是受長生術的欺騙。唐玄宗自稱夢中看到老子,醒來畫出真容,又教人畫老子像許多張,分送天下各州開元觀安置,令當時男女道士莊嚴迎候,像到後行道七晝夜,朝廷給錢作設齋行道的費用。又賜錢給親王公主以至全國文武百官兵士,令假日酒食宴會,表示慶喜。這樣大規模地提倡道教,佛教是相形見絀了。佛教有四大菩薩,唐玄宗和道教徒李林甫等捧出四個真人來相對,他們封莊子為南華真人,文子為通玄真人,列子為沖虛真人,庚桑子為洞靈真人。莊子著有一部書,列子、文子各有一部偽書,還可以說憑書得封號,庚桑子僅僅名見於《莊於》,硬湊成四真,其荒誕無稽,與佛教四大菩薩相同。宗教本來是從荒誕無稽中產生出來的,不管它有什麼說法,都只能一笑置之。道教得勢,就企圖壓抑儒學,取得獨尊的地位。最早是唐太宗,取消周公的先聖名號,升孔子為先聖,事實上古文經學盛行的結果,述而不作的孔子決不能代替作者之謂聖的周公,廟太宗受到儒生的抵制,計畫失敗了。武則天換了一個辦法,她封周公為褒德王,孔子為隆道公,老子的名號是玄元皇帝,王爵公爵自然應向皇帝低頭,可是,周公的資望,遠非老子所能攀附,要周公作者子的待從,唐玄宗等道教徒也是難於說出口的。後來又出了一個辦法,索性推開周公,追封孔子為文宣王,直稱文宣王與聖祖(老子)同時,是聖祖的學生,應該在太清太微二宮聖祖像前,更立文宣王道像,與四真列侍左右。儒家是否肯忍受道教這種侮辱呢,沒有人出來說話,大概是忍受了。因為孔子給道教主當侍從,並不妨礙儒生的仕途,而且只在兩個直宮裏當侍從,在其他許多學宮裏,孔子依然南面稱王,足為儒生增光。儒者滿足于王號,周公的先聖地位,也就無人保衛,從此學宮中的周公,因孔子封王而自然退位。開元天寶時期,道教極盛,佛教相對地衰退,這從佛教徒賀知章棄佛當道士可以看出當時的氣候。

  唐朝皇帝興道教,不管在政治上有何企圖,想要得長生藥,卻都是一樣的。自唐憲宗起,許多皇帝是貪生怕死的愚夫,貪生便要信道教的長生藥,怕死便要佞佛求來生的福報,化死後的災難,唐憲宗、店穆宗、唐敬宗、唐武宗、唐宣宗都是吃長生藥喪命的,唐武宗滅佛,以為可得老君的歡心,唐宣宗興佛,不吃道士藥,專吃太醫李元伯所制長生藥,以為太醫非道也非佛,結果還是中毒死了。至於大臣名人因服長生藥而死的為數更多,道教毒死了一批統治階級中人,這就是統治階級提們道教的一點成績。

  每個宗教都有排斥異己獨吞利益的願望。佛道兩教都象餓虎似地想獨吞利益,這裏只舉一兩個例,可以概見惡鬥的危險性。唐初,有道士宋冀,在隆山縣(四川彭山縣)新立道觀。釋道會勾結總管段倫,改觀為寺,道眾不伏,拒絕遷移。釋道會又勾結安撫大使李襲譽,引兵到縣,四面鳴鼓,一時驅出,道眾怨訴,要求歸還道觀。道會說,我恨不得天下道觀都改為寺,這一所是絕不能歸還的。僧徒勾結官府強奪道觀,行為極為惡劣。道教徒對待僧徒,也是惡毒有加,例如李抱真為澤潞節度使,軍資匱乏,管下有一老僧,聲名甚大,李抱真同他商量說,請和尚宣稱在操場焚身,後面掘一條地道通我住宅,等火發作,和尚可入地道避到我家來。老僧很滿意,正式申請焚身。佛教信徒,男女群集,舍財大數。七日滿期,灌油發焰,擊鐘念佛,李抱真遣人堵塞地道,老僧被一陣猛火燒成灰土。李抱真收取所積財物,送入軍資庫。這種充滿殺機的陰毒行為,如果擴大起來,變成軍閥間的衝突,那就可能出現宗教戰爭。可是唐朝最高統治者,除了少數昏君(如廟中宗)甘心充當佛教的俘虜外,其餘皇帝都知道調和三教對自己有利。唐德宗開三教講論例,促進三教的調和。西元七九六年(貞元十二年),德宗生日,令儒官與和尚道士講論,這些人都是精選出來的老滑頭,誰肯在皇帝生日自討沒趣!《南部新書》說,三教講論的格式是“初若矛盾相向,後類江海同歸”,有這個格式,三教間矛盾大體上調和了。

  因為朝廷要調和三教,三教中自然會產生一批巧宦佞人,適合朝廷的需要,又適合自己做官發財的需要。代表人物如太常卿韋渠牟,他初讀儒書,博覽經史,後來做道士,又做和尚,自稱塵外人,或稱遺名子。唐德宗時參加三教會講,口才便捷,很得皇帝的重視。又如宰相韋處厚,他佩服世教(儒),棲心空門(佛),外為君子儒,內修菩薩行。這種不倫不類的怪物,正好是適合做大官的材料。

  儒與佛調和,佛的方面也逐漸和儒合流。僧徒行儒業的很多。中晚唐詩文中,常見文僧、詩僧、琴僧、草書僧等名號,可見不少和尚對儒的學業,很是精通。儒佛之間最大的抵觸是忠孝問題。忠和孝是維護封建秩序的綱常,孝為忠之本,在家是孝子,出仕是忠臣,所以有求忠臣于孝子之門的說法。封建統治者為了鞏固本身統治,必需提倡忠孝。但佛教有無父無君的教義,這個教義也是佛教信仰的根本,如果根本動搖,佛教的以無為本、以生為苦和超世的嚮往,都無法說通。所以大部分和尚在君父問題上,不肯讓步。他們知道,儘管不讓步,封建統治者也捨不得拋棄佛教,因為權衡得失,佛教的免災得福,因果報應,使被壓迫階級忍受一切苦,不敢起反抗心,統治者因此所得之利,是足以抵補無父無君之弊而有餘的。而且佛教雖說無父無君,並未影響漢族各階層人士之禮法思想和行為,即使是和尚,也還緊緊依賴統治者,得些實際利益,在平常情況下,哪能真的做到無君。所以儒佛之間的這個矛盾,雖然長期存在,還是能夠調和下來。不過儘管如此,這個問題終究是佛儒進一步合流的一個大障礙,於是有和尚出來提倡孝道。佛徒師生間,實行儒家的三年喪制,大反佛教的教義,但大有利於佛教的推廣。

  南宗禪學出現後,佛儒的調和,更大進一步。佛與儒調和,也與漢族的宗教——道教調和。佛道兩教,有著可以調和的基本論點。例如佛說性空,道說無名,皆以虛無為本,兩教又都有以主為苦厭世無我的思想。在超世的嚮往上,道有神仙洞府,佛有極樂淨土。此外如靜坐(道)、禪定(佛)的持修方法,符籙(道)、咒語(佛)的法術等,彼此之間也都有共同的地方(以上佛教以大乘空宗為據)。至於互相模仿竊取經書,更不待言。道教剽竊佛書,前面已經說過。佛教偷取道教教義,在唐代可以密宗為例。密宗吸取了佛教以外天竺各外道的宗教儀式以及各種神秘法術,內容很龐雜,唐玄宗時開始在中國傳播,肅、代、德三朝大盛。密宗的做法,和道教有相同的地方,不少方術,彼此也相似。有些顯然是抄自道經的。如道教崇拜北斗墾,密宗稱為妙見菩薩。道教的司命、司祿之神及泰山府君,也見於密宗經文。密宗又畫道教的符,用以治病隱身,求財免災。此外如七七、九九之數,青龍、白虎、朱雀、玄武、六甲禁諱、十二肖諸神等,都是道教所有而為密宗竊去。晚唐以後,密宗衰微,其法術大都與道教合流。

沒有留言:

發佈留言

總網頁檢視次數

熱門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