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統一的原因

第四節 秦統一的原因

　　秦滅山東六國，建立中央集權的一統大帝國，在中國歷史上是一個劃時代的偉大事件。毛澤東同志在《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裏指出，“如果說，秦以前的一個時代是諸侯割據稱雄的封建國家，那末，自秦始皇統一中國以後，就建立了專制主義的中央集權的封建國家；同時，在某種程度上仍舊保留著封建割據的狀態。” 這樣簡要深刻的語句，把周秦以下三千年封建國家的本質完全刻畫出來了。由於宗族制度的崩潰，被殘酷地束縛著的農奴從大小宗族中得到解脫，成為比較自由一些的廣大農民階級，這個階級受盡戰爭的痛苦，是反對割據，要求統一的。由於家族制度的興起，地主比起領主來，數量大大增加了，力量卻大大分散了。地主階級的豪強，在某種程度是實行割據的，但不遇特殊的時機，要象領主那樣割據稱雄，也是困難的。地主階級面對著這個巨大的農民階級，既不能恢復宗族制度分而治之，那末，建立起一個專制主義的中央集權的統治機構，是完全合於需要了。農民階級要求統一，地主階級在一般情況下，也要求統一，再加上當時社會已經存在著許多有利於統一的因素，這就只剩下一個誰來統一的問題。秦擁有各種優勢，代表地主階級向領主殘餘勢力進攻，客觀上相當地符合於農民階級的要求，主觀上則是滿足了地主階級的願望，秦帝國就在這種情勢下出現了。

　　秦國僻在西方，文化落在東方諸侯國的後面，但也在逐步前進。前三八四年（秦獻西元年）開始廢用人殉葬制；前三七八年（七年），開始有市；前三七五年（十年），開始有戶籍。秦孝公時，商鞅變法，制訂許多法令，建立起新興地主階級的政權。前三三六年（秦惠文王二年）開始用錢。落後的秦國，入戰國後，一變而成先進的國家。

　　正因為秦國的腐化勢力比較薄弱，所以新的制度得以實施。荀子曾到過秦國，在《疆國篇》裏誇獎秦國民俗的樸素，官吏的忠實，大官的守法，朝廷的清靜，認為是最好的政治。秦國軍制，荀子也認為比別國好。《議兵篇》說，齊國講求勇力技擊，斬敵首一級，賞金一錙（音資zī，一兩二十四銖，六銖為一錙），這種軍隊只能“事小敵”，遇上大敵就離散崩潰了，這是“亡國之兵”。魏國的武卒，是按照嚴格的標準選拔來的。被挑選上的人可以免戶賦徭役，這樣一來，軍隊輾轉增加，“地雖大，其稅必寡”，這是“危國之兵”。秦國以軍功升進，不管他是什麼人，打勝仗的有賞，打敗仗的有罰，所以人人奮勇，求得軍功。齊國的技擊，不能碰上魏國的武卒，魏國的武卒，不能碰上秦國的銳士，一碰上，就象以卵擊石了。足見秦在政治上、軍事上都佔有優勢。

　　前二四六年，即秦始皇即位的時候，秦地有巴、蜀、漢中、宛、郢、上郡、河東（山西西南部）、太原、上黨等郡。函谷關外有滎陽及周國舊地。單就疆土形勢來說，秦對山東佔有優勢。

　　關中地本肥沃，鄭國渠造成後，溉田四萬余頃，農產更加豐富。秦昭王時，蜀郡太守李冰造都江堰，開闢稻田，大興水利，蜀地沃野千里，無水旱災，富饒無比。秦擁有兩個大農業區，再加上巴、蜀出銅鐵木材，西北戎狄地區出牛馬，資源豐足，能夠支持連年不斷的戰爭。《史記•貨殖列傳》說“關中土地約占天下三分之一，人口不過十分之三，財富卻占十分之六”。這種估計，未必確實，但經濟力量，秦確佔優勢。

　　秦自商鞅變法以來，獎勵力耕力戰，造成與山東諸國不同的民俗。秦始皇以前，秦國奪得重要都邑，往往驅出原來居民或令秦民遷往雜居。如前三二五年，取陝，放還陝民給魏國。前二八六年，魏獻安邑，秦出其居民，募秦民並赦免罪人遷徙安邑。前二八二年，取趙二城，前二七九年，取楚鄢、鄧，都赦免罪人遷居新地。前二七三年，立南陽郡，釋免奴隸去居住。這大概是防止山東腐化生活傳染秦民的緣故。同時，山東遊士也反對秦國習俗，如魯仲連願跳東海尋死，不願做秦民。秦始皇時，改變了這種辦法，秦民與非秦民的差別，雖然還是存在，不過沒有以前那樣嚴格了。大抵秦國民俗，比山東樸素勇武，這也是秦的一種優勢。

　　商鞅代表地主階級的利益，建立單純的地主政權。不過，地主階級沒有結合士與大商賈，力量還不能說是完整。秦始皇改變舊習慣，尊崇大畜牧主烏氏倮（音裸 luǒ），位比封君（地位和侯爵一樣），優待大丹砂商寡婦清，“禮抗萬乘”（國王用客禮相待）。又用大商賈呂不韋為秦相國。呂不韋養學士、食客三千人。這樣，山東遊士和大商賈，不再反對秦的統一戰爭了。秦國地主政權的加強和影響的擴大，又是一種優勢。

　　秦比山東六國有上述多種優勢，但在全中國範圍內，如果還沒有統一的條件，秦統一仍是不可能的。當時形勢，卻已具備了促成全國統一的下列條件：

　　水陸交通陸路用車，西周時期以宗周為中心，通達四方各國。東周時又有海上內河兩種水上交通，戰國時更為發達。特別是內河交通，照《禹貢》所說，貢道（商路）以黃河為乾路，聯絡各水，全國九州都可通達。《史記•河渠書》所說內河交通，自滎陽引黃河水南流為鴻溝，與濟、汝、淮、泗四水相會，中原地區宋、鄭、陳、蔡、曹、衛等地水上都可以交通。楚地西部有漢水；東部有邗溝，貫通江淮二大水，北上聯濟沂二水。吳越地區有三江（松江、錢塘江、浦陽江）五湖（太湖），掘渠相通，外可通海，內可通邗溝。齊地淄水濟水相通。巨大人工溝通了大小各水，成一南北各地水路交通網，大有助於全國的統一。

　　商業戰國時商業發達，居澤地的人得用木材，居山地的人得吃魚鹽，各地居民，因貨物交換，經濟生活上相互聯繫相互依賴，不可割離了。《禮記•月令》仲秋月，“開放關市，招徠商賈，以有易無，各得所需。四方來集，遠鄉都到，自然財物充足，國用民用，不感缺乏，百事順利。”這是商業有相當重要地位的說明。因為各國間需要通商，閉關不相往來成為不可能。

　　水利灌溉 山東各國，各造堤防，天旱爭奪水利，天澇放水到鄰國。例如東周國想種稻，西周國不放水（前三六七年周分為東西兩國）；趙魏兩國地高，齊國地勢卑下，黃河不決齊堤，便要氾濫趙魏。壅水和放水，給地主、農民以生死的威脅，統一的管理成為兩大階級的共同要求。

　　障礙水陸交通的有各國所設的關津和長城、巨塹。障礙商業流通的有苛稅，如客人過關，關吏要關稅並勒索賄賂，騎白馬過夫，照例要多納稅。《孟子•盡心篇》說“古代設關為了禁暴，今世設關為了行暴”。障礙水利灌溉的有以鄰國為壑的各國堤防。這都是人為的障礙，只有全國統一才能消除或減少由於割據所發生的災害。

　　以上所說諸原因以外，還有下列看來是抽象的，但是有巨大作用的兩個原因：

　　勞動人民要求統一春秋時期大小一百多國，象莒、邾等小國，也要準備兵車一千乘。小國對大國繳納的貢賦徭役，以及列國間的戰爭損害，國內君主貴族的奢侈浪費，全壓在勞動人民的肩上，那時候小國人民，負擔是極其嚴重的。但如晉齊等大國，土地人口比莒邾大幾十倍，兵車不過四五千乘，從這一點說，大國人民的負擔，要比小國輕得多。戰國時期，秦趙等大國，兵力六十萬，戰爭中用全兵力的次數極少，可以說人民負擔又比春秋時期大國要輕些。所以人民的經驗是：做小國的人民不如做大國的人民，做大國的人民不如做全中國統一的人民。鄒魯兩小國打仗，鄒國官員戰死三十三人，兵卒一個也沒有死亡。鄒魯人民不願意打仗，七國人民當然也不願意打仗，誰能統一中國，人民就希望從他那裏得到和平。《孟子•公孫醜篇》說“人民遭受虐政的苦難，再沒有比現時更厲害的了。饑人見食物就要吃，渴人見水就要喝，……那個國王能行仁政，人民喜歡他，好比倒掛的人得到了解救”。秦國政治在七國中比較好一些，因此人民把希望寄託在秦國，荀子曾代表這個希望斷定秦國將實現統一全中國的偉大任務。

　　共同文化要求統一西周以來，雖說華族居住中原，非華族的各種族居住在華族的四周，但事實上，中原地區也是各族雜居，與華族對敵，勢力不小。東周後期，華族生產力進步，文化程度提高，因此逐漸地把居住在中原地區和四周邊沿地區的各族融合起來。苗族的楚國統一南方，文化向上發展，與華族的區別消失了。東夷各族，長期接觸華族文化，陸續併入齊魯楚各國。秦在西方，受戎狄影響，被東方諸侯看作戎狄，戰國初年秦國文化上升，成為華夏文化國。北方和東北方各族對趙燕等國，經過戰爭和文化交流，一部分併入華族，大部分退到長城以外。戰國時期，北起秦、趙、燕三國長城，南至舊吳、越海濱，大體上只存在著一個華夏文化，也就是居住在廣大境域內二千萬左右的人口，文化是共同的，心理狀態是共同的。孟荀大儒主張行仁政，使天下“定於一”。明確地代表了這種共同心理。

　　秦國擁有多種優勢，在全中國範圍內又具備著多種統一的條件，配合起來，這就是秦為什麼能夠結束八百年諸侯割據稱雄的局面，建立起專制主義的中央集權的封建國家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