荀子與韓非

第七節 荀子與韓非


　　孔子提倡仁義、禮樂，墨子反對禮樂，提倡兼愛。楊朱反對兼愛，提倡為我。孟子反對楊墨，提倡仁義。老子莊子反對仁義、禮樂，提倡無為、任自然。荀子反對孟、墨、老、莊，提倡禮義。荀子弟子韓非，博采荀、老、名、法各家要旨，集成韓非的刑（形）名法術之學。孔子仁義學說至孟子得到充分的發揮，孟學結合陰陽五行家成一大學派。孔子禮樂學說至荀子得到適時的修正，通過韓非結合黃老名法成一大學派。荀子在儒家中是和孟子有同等地位的大師，在諸子百家中也和孟子一樣，善於評論異家，表彰儒學，是孟子以後最大的儒者。韓非傳荀學，脫出儒家範圍，自成專家，完成了極端專制主義的政治理論，為戰國時期最後的也是最合時的大思想家。

　　荀子名況，趙國人。齊宣王招天下著名學士來齊國，居稷下，食大夫祿，號稱列大夫，著書議論，不治政事。齊湣王時，稷下學士更盛，多至數萬人，齊湣王晚年，荀子到稷下遊學。當時齊將敗亡，列大夫離齊散去，荀子南游楚國。齊襄王時，稷下士又盛，荀子回到 齊國在列大夫中“最為老師”，被尊稱為卿。荀子遭讒，離齊至楚，春申君以荀子為蘭陵（山東棗莊東南）令。荀子又遭讒，離楚至趙，在趙孝成王前議兵。離趙至秦，見秦昭王與秦相范睢。離秦歸趙，又至楚為蘭陵令。前二三八年，春申君死，荀子失官家居，著書數萬言，死後葬蘭陵。《史記•荀卿列傳》說荀子“年五十，始來遊學于齊”。齊湣王晚年到春申君死時，約五十年，如《史記》所說，荀子年當在一百歲左右，似不可信。應劭《風俗通》改年五十為年十五。荀子見齊國將亡，說齊相行王道，十五六歲童子談論王道，游齊游楚，也未必可信。荀子確實年齡無法證明，自前二八六年（齊滅宋年）至前二三八年是荀子活動時期，則近事實。

　　孔子所傳授的禮，內容是等級制度及由此產生的法令和刑罰。外表是朝聘喪葬、揖讓周旋等繁縟的儀式。樂配禮儀居附屬地位。儒家禮樂，經墨家道家的攻擊，又不合時君世主的好尚，戰國時古儀古樂崩壞略盡，禮義（禮的本意）卻因荀子的修正和發揮，更接近法家學說，符合地主階級政治上的需要。秦朝建立大一統制度，基本上採用了荀子的禮義學說。

　　《左傳》昭公二十五年載鄭大夫子大叔說，“人是靠禮生活的，人不論直性或曲性，都得按照禮來矯正自己的性格，合禮才得稱為成人。”荀子從這個傳統觀點出發，創造出一套禮義學說。

　　荀子對自然界的看法，與孔子孟子有極大的區別，與老子卻有些接近。荀子以為天有常道，地有常法，按照自然規律在運行變化，並無鬼神、命運、妖怪操縱著天地萬物。吉凶禍福在於人為，不在天地。尊敬天地，希望多生財物，不如加強生產，積蓄財物，由人自己來控制。讚美天地的威德，不如利用物性，由人自己來制裁。等待好時候的到來，不如自己按時勤作，不失機會。依賴天地生長財物，不如依賴自己的智慧，使生長得更多。想望萬物來供人使用，不如自己治理萬物，各得其用，不使失喪。心願天地多生些有用的物，不如治理已有的物使成為有用。棄人為而望天賜，是反萬物之情（理）的妄想，即使勞心苦思，決不能得到益處。君子盡力做自己的事，不希望天有什麼賜與，所以一天天有進步；小人放棄自己的努力，希望天有什麼幫助，所以一天天在後退，君子小人的懸殊，就在於一個靠自己，一個靠天地。人對自然界，不是要順從畏敬，恰恰相反，要發揮人力，向自然界作鬥爭，使天地萬物為人所控制、所利用。這種人勝天的思想，正是戰國時期生產力顯著發展的反映（《荀子•富國篇》說，人力可以增加生產，不愁衣食缺乏）。從孔子的畏天命到老莊的任自然，各學派中只有荀子能正確地說明人對自然界的關係，《天論篇》應是諸子書中最有積極意義的也是唯物論思想最顯著的一篇重要著作。

　　荀子認為人勝天地萬物的原因在於合群，群所以能合的原因，在於合理分配生產物。分配合理自然大家協和，協和自然一致，一致自然多力，多力自然堅強，堅強自然勝物。反之，分配不合理就要爭奪，爭奪就要紛亂，紛亂就要分離，分離就要衰弱，衰弱就不能勝物。人勝物的關鍵既在於合理分配生產物，那末，貴賤有等級，長幼有差別，貴者長者分多，賤者幼者分少，自然是不容量辯的真理了。荀子把這個所謂真理叫做禮，也叫做禮義。制禮的是聖人，行禮的是王公大夫士，所以天子至尊至貴，應得最高的享受，握最大的權力。自天子至士按禮分祿，是合理的。眾庶百姓不知禮，必用刑法來制服，使出力生產，供養長上，也是合理的。荀子把封建等級制度看作與人類同時並存的永恆真理，把制禮行禮的國君大夫士看作養活眾庶百姓的人，說禮的定義就是養（《禮論篇》說“禮者養也”）。孟子說“治於人者食人，治人者食於人”，還算是治人者因分工而得食，荀子則說成治人者養人，事實完全顛倒了。他的封建專制主義學說，就在這個治人者養人的觀點上建立起來。

　　荀子以為人生而有欲，有欲必爭奪，這就是性惡論的根據。性惡論形式上是說凡人之性皆惡，實際卻分王公大夫士與庶人（民）為兩大類。士以上屬知禮類。照荀子的說法，人性原來是惡的，因為學禮與為禮而知禮義，惡變為善了，這種行為善的人，可用禮樂來對待。眾庶百姓屬不知禮類，因為他們不學禮不為禮，所以始終是性惡的。這種行為不善的人，必用刑罰來制服。荀子又分人為聖人、中庸、元惡三種。聖人能自動矯正本性，製作禮義；中庸能受教化知禮義；元惡不受教化不知禮義。王公士大夫的子孫，如果不學禮義，應歸入庶人類；庶人的子孫，如果學禮義，應歸入卿相士大夫類。不學禮義便是性惡，庶人顯然不能學禮義，所以性惡的是庶人。孟子用統治階級的理義來證明人性善，荀子用統治階級的禮義來證明人性惡。性善論性惡論歸根只是說，合於統治階級利益的就是善，不合的就是惡。

　　對善人用禮樂，對不善人用刑法。禮樂刑法歷代有變化，孟子法先王，虞夏商周都是先王，無法得到適合當今的禮樂刑法。荀子改為法後王，理由是天地過了長久的日子，眼前的卻是今天，先王行了各種的治道，合時的卻是後王。荀子斥責俗儒，說他們粗略地取法先王，擾亂當世的法制，議論談說，實際上無異於墨子。這大概是指孟子一派的儒者，因為他們標榜法先王，無異於墨子的法先王。荀子所讚美的大儒是法後王，重禮義，輕詩書，劃一制度，輔佐當今後王統一天下，這大概是說荀子自己的志願。孟子法先王，是想行周公孔子的所謂王道，荀子法後王，是要實行戰國末年已經成熟了的中央集權制度。孔孟政治學說經荀子修正，不再是迂闊難行的儒學了。

　　荀子人勝天地萬物說，是有進步意義的，由此造出專制主義的學說，在當時也是適合政治需要的。可是荀子否認命運，不敬天地，不信鬼神，不法先王，輕視仁義，人本性惡諸說，對統治階級並不合用。因為統治階級要利用命運、天地、鬼神來鞏固自己的地位，要利用先王、仁義、性善來文飾自己的政治，赤裸裸地用刑法來實行專制主義，是和王霸雜用的統治術不合的。所以在形式上合用的還是孔孟傳統儒學，而荀子在儒學中地位不得不落後於孟子。後世孔子廟中沒有荀子的位置，雖然專制主義是他宣導的。

　　荀子是儒家傳經大師，秦漢儒生所傳《詩》、《禮》、《易》、《春秋》諸經說，多出荀子，因之在儒家傳經事業上荀子遠高於孟子。

　　韓非繼承荀子的哲學與政治學，推進一步便失去儒家面貌，成為刑（形）名法術之學。

　　韓非是韓國貴族，與李斯同在荀子門下為大弟子。李斯自以為不及韓非。韓國衰弱昏亂，韓非屢諫韓王任用賢人，富國強兵，韓王不能用。《韓非子•問田篇》載堂谿公勸韓非不要得罪昏君權臣，遭受禍害。韓非回答說“我不怕昏君權臣，寧願遭死亡的禍害，一定要替眾庶百姓謀利益”。韓非所說為眾庶謀利，實際是代表新興地主階級的政治思想，堅決反對殘餘領主的腐朽政治。韓非著書十余萬言，傳到秦國，正合秦國政治的需要，秦始皇讚歎不已，說“我得見此人，和他在一起，死也安心了”。秦攻韓求韓非，前二三三年，韓非入秦。李斯怕韓非得信任，進讒言殺害韓非。

　　韓非子是戰國末總結諸子學說的大思想家，他吸收荀子的儒家學說、老子的道家學說以及東周以來鄭國傳統的法家名家學說，構成韓非的刑名法術之學。荀子依據儒家“禮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禮記•曲禮》）的舊說，主張人君對士以上用禮義，對庶民用刑罰。韓非子廢棄禮義，主張人君對臣民一概用刑。韓非思想的基礎是更加擴大的性惡論。韓非推崇老子，全書多引《道德經》語，但老子宗旨在柔弱無為，韓非卻主張剛強有為。《解老》《喻老》兩篇，闡發道德本意，語甚詳備，但其中無一語說及無為柔弱，可見韓非僅取老子的法術，並不取老子的宗旨。法家（包括名家）有法、術、勢三派。李悝、商鞅一派專主用法。李悝著《法經》六篇，為律家之祖。商鞅定秦法，國富兵強。他們所主張的法是君主制訂法令，全國臣民無不遵守，有功必賞，有罪必罰。君主一人所說出的話是最高貴的話，說出來就成為令，所要做的事是最適當的事，定出來就成為法。一國裏面，不許有兩個人定法出令。申不害、尹文一派專主用術。術是君主駕馭臣下的方法，形名是術的一種。所謂形名，就是“循名以責實”，要臣下名（言）實（行）相符。尹文說，有形的（實在的事情）一定有名（名義、言論），有名的卻未必一定有形。有了事實，不一定被言論到，但事實仍是事實；有了言論，是否真合事實，不可不根據言論去檢查事實。所以君主必須根據臣下所言，檢查臣下所行。慎到一派專主用勢。勢是憑藉權位，有重權高位便能治天下，用不著要等待賢智。韓非綜合三派學說，以為君主當乘勢執術，臣下當守法奉令，不可偏廢。

　　集一切權力于君主一人，是韓非學說的本旨。但君主一人決不能有這種無限的智力，照韓非說：國君一人力不敵眾人，智不勝萬事，與其靠自己不如靠一國。用一國的眼睛看，看得最清楚，用一國的耳朵聽，聽得最明白。所以下君用盡自己的智慧，中君能用眾人的力，上君能用眾人的智。用眾人的方法是“聽其言必責（檢查）其用（實用），觀其行必求其功（效果）”（《韓非子•六反篇》）。

　　韓非思想是荀子思想進一步的發揮，以此為基礎，採取老子的術，商鞅的法，申不害、尹文的術（形名），慎到的勢，造成完整的極端專制主義的政治理論。當春秋後期農民地主兩個新階級開始產生的時候，與領主對比，勢力自然是微弱者。孔子主張復興周道來求政治上的統一，正反映了那些微弱階級的政治要求。戰國前期，兩個新階級力量增加了，孟子主張行仁政、保民而王，說明地主階級向領主要求統一，還不能離開農民階級的援助。戰國後期，地主階級更加強大，公然和農民階級對立，它的代表人荀子主張用專制主義來求統一。到了韓非學說的出現，說明中央集權制度已經達到完全成熟的時期，地主階級成為主要的統治階級，同時農民階級也成為主要的對抗階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