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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8月2日星期六

孟子與鄒衍

第五節 孟子與鄒衍


  孔子創儒家學說,墨子反對儒家,創墨家學說。楊朱生在墨子後,針對兼愛,創“為我”學說,反對墨家。孟子說,“拔他身上一根毛,天下人都可以得到利益,他是不幹的。”楊朱是這樣一個極端自私自利的提倡者。孟子時,楊墨兩家學說滿天下,士人們不是從楊就是從墨。儒家禮樂學說被墨家破壞了,儒墨兩家說法不同的仁義學說又被楊朱破壞了。繼承傳統文化即所謂周道的儒家學派,自然要起來堅決反抗,代表人物就是孟子。

  孟子名軻,魯國鄒人。孔子中庸學說傳曾參,曾參傳子思(孔伋,孔子孫),子思再傳為孟子,孟子學說可以說是孔子的嫡傳。孟子與齊宣王梁惠王同時,帶著車子數十乘,侍從多至數百人,遊說齊魏等國王,雖然他的學說被國王們看作“迂闊而疏於事情”(不合時宜),但在當時思想界中卻發生大影響。晚年回家著書七篇,又給後世思想界極大的影響。孟子確是孔子以後最大的一個儒學大師。

  孟子自任為孔子的繼承人,《孟子》七篇,充分發揮了孔子學說的仁義部分。大體說來,作為孟子思想中心的仁義學說,表現在他的反對非儒家學派和他的政治思想、哲學思想等三個方面。

  孟子反對當時各種非儒家學說,主要是“辟楊墨”。他在《滕文公篇》裏痛斥楊朱墨翟,說“楊氏為我是無君,墨氏兼愛是無父,無父無君是禽獸”。墨翟有君,硬說他無父,稱為禽獸;楊朱無君又無父,卻說他無君,看作與人相近的禽獸。在《盡心篇》裏說“逃出墨家一定到楊家去,逃出楊家一定到儒家來”。足見孟子認為楊與儒是比較相近的。孟子“辟楊墨”,正說明孟子的階級偏見。墨子被認作禽獸,只是因為墨家代表勞動群眾要求一些政治上的利益。墨家流派宋鈃(音堅 jiān)創制華山冠(華山形狀,上下平均)表示上下應該平等,這是儒家絕不能允許的。楊朱與孟子同屬地主階級,區別只在楊朱所暴露的剝削思想,毫無掩飾、毫無節制,孟子則是談仁義,使剝削思想有掩飾與節制。楊朱的思想在政治上就是暴君汙吏的民賊思想,孟子對它深惡痛絕確是事實,但和墨家比起來,卻看作較好的思想了。孟子又和許行的農家學說作了一次著名的辯論。《滕文公篇》載許行主張“君民同耕,不耕不得食。布和帛長短同,麻和絲輕重同,五穀數量同,鞋子大小同,那末價錢都一樣,即使幼童上市,不會受騙”。這種虛幻反動的平均思想的學說,孟子予以非常明快的駁斥,是有重大意義的。孟子說,“貨物不同,價值也不同,大鞋與小鞋同價,誰還製造大鞋呢?照許行的做法,天下再沒有好品質的貨物了,怎麼治國家!”孟子一生辯論,影響最大的在於辟楊墨,但有較多進步意義的卻在辟許行。當時各國都在講求富國強兵的方法,孟子獨依據仁義學說,與各種學派進行爭辯,對儒家學派有極大的貢獻。

  孟子的政治思想,基本上是勸國王行仁政以達到全中國統一的目的。仁政首先是實行井田制度,給農民五畝之宅、百畝之田,另外給國君耕公田十畝,比種田百畝抽稅十分之一的徹法,農民收入可以多一些。當時地主兼併,農民失地或少地,給農民土地是必要的,但土地從何處來,孟子不曾說及。不過,孟子既有此主張,總會想到土地的來源。他是孔子的嫡傳,要複西周之古。他對滕文公談施行井田的辦法是劃地主的土地為井田(所謂“正經界”),分配給農民去種,使農民“死徙無出鄉”,“公事畢(種公田),然後敢治私事(種私田)”。這種辦法,實際是要地主回到領主、農民回到農奴的地位上去。象滕那樣小國,也許實行得了。至於齊魏大國,不僅不能阻止地主的兼併,同時也不能強迫多數農民再去當農奴,所以孟子的仁政學說,被國王們看作不合時宜,無法採用。但是孟子的仁政學說,含有不少獨辟的積極思想,如痛斥民賊,說湯放桀,武王伐紂是誅獨夫不是弑君;如重民輕君,說“民為貴,社稷(國)次之,君為輕”。得民心的人得做天子,天子失民心,就是獨夫,人人得而誅之。如君臣關係,說君待臣象手足,那末臣待君象腹心;君待臣象犬馬,那末臣待君象路人;君待臣象土芥(輕賤物),那末臣待君象仇敵。如限制君權,說國君用人或殺人,不要單聽左右親近人的話,也不要單聽大夫們的話,要國人都說這個人好或國人都說這個人可殺,經過國君考察後,才決定用或殺。孔子在《春秋》弑君書法中,承認國人有權殺暴君。孟子依據孔子及西周時敬天保民思想,大膽予以發揮,成為封建時代最可寶貴的一種政治理論。

  孟子的哲學思想,是性善論。這是仁義學說必然的出發點,猶之性惡論必然主張禮樂學說一樣。孟子把口、耳、目、心所喜歡的東西人人相同,來證明合於統治階級利益的理義,也是為一切人所喜歡。事實恰相反,統治階級的理義,根本在於維護剝削,而被統治階級的理義,根本在於反對剝削。統治階級的理義,怎能說是為一切人心所喜歡呢?孟子性善論是從統治階級看本階級的性是善的,所以本階級的理義也是善的。以此為標準,被統治的人當他對理義表示順從的時候,性也是善的,表示反對的時候,象墨子代表庶民要求一些政治上的權利,那就是性惡的禽獸。與孟子相反,荀子主張性惡論,是從統治階級看被統治階級的性是惡的,所以要用統治階級的刑法來強迫被統治階級順從,事實上荀子也以為統治階級的性是善的,否則不可能有制禮的聖人,也就不可能有遵禮的士大夫。性善性惡說法不同,本質都是宣佈統治階級權利的不可侵犯。性惡論的出現,也說明戰國後期階級矛盾比前期更趨尖銳。

  荀子說子思、孟子是五行學說的創始者。孟子有“五百年必有王者興”(《孟子•公孫醜篇》),“由堯舜至於湯五百有餘歲,……由湯至於文王五百有餘歲,……由文王至於孔子五百有餘歲”(《盡心篇》)等近乎五行推運的說法。比孟子稍後的鄒衍,擴大五行學說,成為陰陽五行家。秦漢時孟子一派儒者與陰陽五行家結合,大得統治者的尊信。

  《周易》講陰陽,《洪範》講五行,原來是解釋宇宙的兩種不同的哲學思想。陰陽是樸素的辯證法,五行是樸素的唯物論。至齊人鄒衍混合兩種思想,並且改造成唯心論,大大加強它們的神秘性,創立起陰陽五行家。鄒衍著書五十六篇,十余萬言。

  戰國時期海陸交通開始發達,地理知識大為增加,如《山海經》、《穆天子傳》、《逸周書•王會解》以及比較真實的《禹貢》、《周禮•職方氏》等書,都反映出人們的眼界不再局限在黃河中下游這個小區域裏面。鄒衍依據當時已有的一些地理知識,用先驗小物,推而大之,至於無邊的方法,先詳述中國九州名山、大川、道路、禽獸、物產、奇珍,稱為赤縣神州。從此推廣,象赤縣神州的州共有九個,稱為九州,外面有小海環繞。小海環繞的九州稱為一州,這樣的州又共有九個,外面有大瀛海環繞。再往外便是天地的邊際。鄒衍又用同樣的方法,從當時上推至黃帝各時代的制度和盛衰,再往上推直到天地剖判以至天地未生的時候。這些雖出臆測,但擴展了空間觀念和時間觀念,應是鄒衍學說中的有益部分。

  曾子反對天圓地方說,以為如果地是方的,那末地的四角就沒有天。又重視歷數,說聖人注意日月的度數,考察星辰的運行,使四時節氣不發生錯誤。孟子也說一千年的冬至日可以算出來。曾子、子思、孟子學派,主要在講論仁義,其次才兼講天文歷數。這個學派的支流陰陽五行家,主要在講論天文歷數,其次才講仁義。古代天文歷數與災異占候混為一事,迷信成分極濃厚。前五一一年,晉國史官史墨給趙簡子占夢,預言六年後吳將攻入楚都,但不能滅楚,理由是火勝(克)金。墨子不信五行,駁斥占卜術用五色龍定吉凶。足見東周時五行說早已通行,至鄒衍特加發揮,號稱“談天衍”,把陰陽消長與五行相勝配合起來,造出五德終始(水德克火德,火德克金德等)的循環論與命定論。

  陰陽五行家傳播“推五德終始之運”的學說,要人們一舉一動完全聽命於鬼神天數。這種學說影響最廣泛而流傳又極久遠,是戰國諸家學說中最有害的一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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