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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8月3日星期日

老子與莊周

第六節 老子與莊周


  《道德經》五千言,確是戰國時期的著作。據《史記•老子列傳》所說,《道德經》的著者是楚國苦縣(河南鹿邑縣)厲鄉曲仁裏人李耳。李耳的兒子名宗。宗為魏將,封于段幹。前二七三年,宗被秦白起擊敗,魏使宗獻南陽求和。《史記•魏世家、六國表》與《戰國策•魏策》均有記載。宗(《魏策》作段幹崇)是戰國後期人,事無可疑,那末,李耳的年代也可以推知。宗兒子名注。注兒子名宮。宮玄孫名假。假在漢文帝時做官。假兒子名解,為膠西王邛(前一五四年邛死)的太傅,就在齊地住家。司馬談、司馬遷父子崇尚黃老,《史記》在《老子列傳》記李耳世系,在《樂毅列傳》後記道家傳授,體例略同《孔子世家》與《仲尼弟子列傳》。《史記》敍述李耳鄉里世系及師弟傳授,如此明確,必有根據,決非虛構。

  據《禮記•曾子問篇》,孔子師事老聃,是老聃確有其人。戰國諸子創學說,多依託古人,道家書依託尤多。《漢書•藝文志》道家:《老子鄰氏經傳》四篇。班固自注:“姓李名耳,鄰氏傳其學。”班固生在東漢初年,不曾懷疑《老子》非李耳所作。道家書有《伊尹》(商湯相)五十一篇,《太公》(周文王師)二百三十七篇,《辛甲》(周太史)二十九篇,《鬻子》(周文王師)二十二篇,《管子》(齊桓公相)八十六篇,《黃帝四經》四篇,《力牧》(黃帝相)二十二篇。這些書都依託古代帝王師相,李耳所作依託孔子師老聃,是不足為奇的。《黃帝四經》非黃帝作而世稱為黃帝,《老子》上下篇非老聃作而世稱為老聃,事同一例。說《老子》上下篇一定是老聃所作,未免拘泥,說《老子》上下篇一定是關尹(《漢書•藝文志》道家有《關尹子》九篇)環淵(《漢書•藝文志》道家有《蜎子》(蜎音淵yuān)十三篇)之流所作,未免穿鑿。莊子說孔子到東周,見道家思想的老聃問禮,接受老聃的教訓。莊子也說楊朱見老聃。按楊朱生在墨子後,孟子前,決無見老子之理,莊子說顯然不可信。《莊子》書本來十分之九是寓言,信寓言為真事,未免過於天真。《史記•老子列傳》列舉若干荒誕不可通的說法以後,用“誰也不知道對不對”一句話把那些不可通的說法都否定了。司馬遷最後斷定說老子(李耳)是個隱君子,不是東周史官;他的兒子名宗,是魏國的將軍;李耳學說的宗旨是“無為自化,清靜自正”,不是教孔子篤守古禮的那個老聃。著《老子》上下篇的人,應根據《史記•老子列傳》與班固《漢書•藝文志》肯定是李耳。孟子批評當時各學派,沒有提到老子,這說明李耳學說流行在孟子後。荀子開始評論老子,說他只看到屈的好處,沒有看到伸的好處。韓非子作《解老》、《喻老》兩篇,發揚老子學說。足見老子學說的傳播在戰國後半期。

  老子是有極大智慧的古代哲學家。他觀察了自然方面天地以至萬物變化的情狀,他觀察了社會方面歷史的、政治的、人事的成與敗,存與亡,禍與福,古與今相互間的關係與因果,他發現並瞭解事物的矛盾性比任何一個古代哲學家更廣泛更深刻。他把這種矛盾性稱為道與德。道是從一切具體事物中抽象出來的自然法則或規律。《老子》書中多用“一” 代表道。“一”裏面有正反兩面對立著。有對立,才有變動,老子稱為“反者道之動”。反面開始是柔弱的,但是它可以轉化到強大方面去,取得正面的地位。老子稱為“弱者道之用”,“柔弱勝剛強”。正反兩面在一定條件下互相轉化,老子稱為“禍兮福之所倚,福兮禍之所伏”,“正複為奇,善複為妖”。德是宇宙間一切具體存在著的事物所含有的特性。德不能脫離具體事物而獨立存在,德所寓的事物稱為得。韓非子說“德者內也,得者外也”,王弼注《道德經》(即《老子》)說 “德者得也”。從各個的德綜合為一般的道,從一般的道表現為各個的德,有道便有德,反之,沒有德也就沒有道。韓非子稱為“道有積(積眾德成道)而德有功(實在的事功),德者道之功(道不離德)”(《解老篇》)。莊子說道在萬事萬物的裏面,郭象注《莊子》說“道不逃於物”。老子以這些樸素的辯證法,講論 “人君南面之術”(統治術)與一個人(統治階級的人)如何立身處世的方法,全部學說貫穿著道德這個根本思想。

  老子看到了矛盾的某些重要法則,特別是正反兩面互相轉化的法則,成為老子學說的精髓。因為戰國時期,貴族領主正在沒落中,已沒落的企圖恢復失去了的特權,未沒落的企圖鞏固將失去的地位,思想上帶著消極、保守的色彩,老子學說正是這些沒落領主思想的反映。老子學說的精神,不是要發展矛盾,解決矛盾,向前推進,而是要阻止發展,保持原狀以至向後倒退。老子在政治上人事上應用他所瞭解的法則,大體有四類:一類是“抱(守)一”。所謂“抱一”,就是一方面“無為”、“好靜”、“無事”、“無欲”,緩和另一方面的反對,使事物常常保持原來的情狀,不讓矛盾發展起來。老子以為治民做事,最好象“嗇”(農夫)種田,只許田上有一種禾,不許有別種草。國君能在危機未起前去危機,亂事未起前除亂事,國家可以長久。做事情始終如一(“慎終如始”),可以免於敗壞。一類是 “取”。其方法是“將欲歙(音系xì 縮小)之(對方),必固(定要)張(擴大)之;將欲弱之,必固強之;將欲廢之,必固興之;將欲奪之,必固與之”。自方處於柔弱地位,使對方處於剛強地位,剛強已極,就要轉化到它的對面,歸於失敗。這個道理叫做“柔弱勝剛強”、“強梁者不得其死”。一類是“守”。既然正反兩面要易位,已在正面的人,如何能常得而無喪(失),常利而無害呢?韓非子在《解老篇》裏解釋禍福的關係說,“人有禍害,心裏恐懼,心恐懼則行為端正,行為端正則思慮周到,思慮周到則明白事理。行為端正則無禍害,無禍害則盡天年;明白事理則必成功。盡天年則長壽,必成功則富貴。長壽富貴叫做福,而福本於有禍,所以說,禍兮福之所倚。……人有福自然是富貴,富貴自然衣食美,衣食美自然驕心生,驕心生自然行為淫邪,舉動違理。行為淫邪自然要短命,舉動違理自然無成功。短命無成功叫做禍,而禍本生於有福,所以說,福兮禍之所伏。”這裏說明正反易位是有一定的條件的,要常保正面,不轉到反面,必須“知止、知足”,必須“去甚、去奢、去泰”,必須“知其雄,守其雌……;知其白,守其黑……;知其榮,守其辱……”,正面不完全脫離反面,正面就會保持常態。例如王公大人自稱孤、寡、不穀(不善),表示貴不棄賤,高不棄下,因為“貴以賤為本,高以下為基”,貴、高脫離賤、下,貴、高也就不能存在。劉向《別錄》論道家“秉要執節(關鍵),清虛無為,及其治身接物,務崇不競(柔弱)”;《漢書•藝文志》班固論道家說,“秉要執本(道、德),清虛以自守,卑弱以自持,此人君南面之術也,合於堯之克讓(能謙遜退讓)。”這都是說,老子善於守高貴地位,是統治階級最有用的學說。一類是“無”。老子闡發無的妙用,是老子學說獨到的見解。老子以為“有無相生”,“有生於無”,例如房屋,當門窗處無牆壁,這個無對房屋正是有用。老子把無當作最高的理想。他說,學道應天天進益,行道應天天減損,減損又減損,一直到無為。無為才能無不為。想取天下,一定要無為,如果有為,就不能取天下。戰國時期社會動盪劇烈,人民迫切希望安靜休息,老子所說無為、清虛、靜止,正是當時取天下的一個方法。無為政治在一定時期是有效的,西漢前期便是明證。

  老子應用無的學說在階級矛盾上,對統治階級主張無為。他說,民為什麼饑餓,因為統治者食稅太多;民為什麼難治,因為統治者喜歡有為。又說,朝廷很奢華,民間一定田荒食虛,所以“損有餘(統治者)而補不足(民)”是合乎天道的政治。對被統治階級主張愚民。他說“古之善為道者,非以明民,將以愚之(民);民之難治,以其智多”。要“虛其(民)心(無知),實其腹(有飯吃),弱其志(無欲),強其骨(能勞動),常使民無知無欲”。事實上愚民是困難的,因此他想倒退到小國寡(少)民的遠古時代去。那裏用不著各種器械,不要舟車,不要甲兵,不要文字,結繩就行了。這一國望得見那一國,這一國聽得到那一國的雞狗聲,國與國間居民自給自足,一輩子不相往來。老子想分解正在走向統一的社會為定型的和分離的無數小點,人們被拘禁在小點裏,永遠過著極低水準的生活,彼此孤立,沒有接觸的機會,社會進步所不可缺少的願望和努力,老子都看作有害。這種反動思想,正是沒落領主的思想,他們不敢向前看,只好回頭看那遼遠的後面,幻想在那些小點裏過著“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樂其俗”的美滿生活。

  道家學說比儒家更保守。儒家復古,只複到西周,道家卻想複到“結繩而用之”,“鄰國相望,雞犬之聲相聞,民至老死不相往來”的遠古。社會向前發展,在地主階級的儒家看來,只要加以節制,不使變動太快、離舊禮制太遠,就可以了;在沒落領主的道家看來,則是不可容忍的罪惡。《莊子•天地篇》載一段故事,說子貢在路上看見一個種菜老人,抱甕入井,汲水灌園,用力多,見功少。子貢勸他使用桔槔,老人忿怒道“誰不曉得那個東西,我不能無恥到用桔槔的地步”。這當然是寓言,但正表現道家的極端的保守思想。

  老子小國寡民的政治思想是反歷史的,就其深刻地觀察了當時社會各方面的矛盾,發見了若干辯證法的規律來說,卻是極可珍貴的。老子生在戰國時期,對辯證法已有如此程度的認識,雖然古代的辯證法必然是不完備的、自發的、樸素的,但在馬克思主義的唯物辯證法傳入中國以前,古代哲學家中老子確是傑出的無與倫比的偉大哲學家。

  老子的唯物論是把天地萬物的運行生滅,看作純循自然規律,並無人格化的神存在。人對自然只能任(順從)和法(效法),不能違背它。他說“天地不仁(無情),以萬物為芻狗”,所以“聖人不仁,以百姓為芻狗”。芻(草)、狗(獸)、人都是天地間自然生長的物,獸食草,人食狗,都合乎自然規律,天地並不干預獸食草,人食狗,所以聖人也不干預百姓的各謀其生活,所謂“聖人無常心(成見),以百姓心為心”,與“以百姓為芻狗”,用意相同,歸根還是無為,任自然的意思。後來法家引申這種思想為極端的專制主義,就是君主制訂法令,臣民絕對服從,象服從自然規律一樣。

  儒道兩家是封建統治階級不可偏廢的兩個重要學說。儒家是一條明流,它擁護貴賤尊卑的等級制度,使統治者安富尊榮;道家是一條暗流,它闡明駕馭臣民的法術,使統治者加強權力。秦漢以後歷朝君主,凡善於表面用儒,裏面用道,所謂雜用王霸之道的國常興盛,不善用的國常衰亡。儒經和道經也為歷朝士人所必讀,成為學術思想的主要泉源。因此,孔子與老子兩大學派,一顯一隱,灌溉著封建社會政治、文化的各個方面。

  莊周,宋國蒙(河南商丘縣東北)人。《史記》說他與梁惠王齊宣王同時,也就是與孟子同時,恐不可信。莊周當是宋王偃(前三二八年至前二八六年)時人,與李耳同時或稍後,因為莊子思想顯然源出老子,《史記》已有定論。莊子所說人事極大部分是荒誕無稽的寓言(《莊子•寓言篇》所謂“寓言十九”)。所謂與惠施辯論,楚威王聘請為國相等事,都屬假設,並非實有。《莊子》三十三篇,其中內篇七篇是莊子自作,外篇雜篇共二十六篇,多出道家依託,不全合莊子本意。論莊子應以內篇為主。

  宋王偃狂妄,逐宋君剔成,自立為王。他是戰國時著名暴君。攻擊齊、楚、魏,與三大國為敵。掛起一個盛血的皮囊,把它射破流血,叫做射天。酗酒淫婦人,群臣勸諫,就被他射死。各國都說宋國出了桀紂,不可不誅。齊魏楚三國出兵殺王偃,滅宋國。莊子宋國人,目睹王偃作亂,正象狸子黃鼬子東跳西躍,不顧高低,一朝被捉,無地逃命。戰國末葉,爭城奪地,機詐無窮,辯士說客,議論紛紜,莊子都看作狸子黃鼬子跳東跳西,蚊子牛虻子飛來飛去,不算作一回事。老子主張無為,目的在於有為、無不為,主張任自然,目的在於效法自然規律來治國、馭眾、固位、保身。莊子以“物(人)不勝天”(《莊子•大宗師篇》)為中心思想,說無可奈何的叫做命,不可違離的叫做天。他把無為說成無是非,無成敗,無夢醒,無生死,無空間(“天地並”)、時間(“無古今”),一切歸於無;把任自然說成棄絕人世,學做渾沌,不視不聽不食不呼吸,回到無人類的世界裏去。莊子所作內篇七篇,把戰國社會的消極面集中表現出來,他那種極端厭世悲觀的思想和縱肆無邊際的辯說,似乎要引導人們走到毀滅的路上去。郭象《莊子序》說“讀了他的書,自己好象經過昆侖山,入太虛境,遊惚恍庭的樣子了”。荀子評莊子只見天不見人,是的,莊子完全失去了人對自然鬥爭的自信心。

  莊子思想源出老子,流派卻不同,所以兩漢時黃老並稱,不稱老莊。魏晉時期以莊配老,並稱老莊,與佛經同為腐朽的統治階級所宗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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