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漢經濟概況

第四節 經濟概狀



　　東漢的農業、手工業生產在西漢的基礎上續有進步。手工業的進步尤為顯著，好些重大的發明，記錄在東漢以及三國的史書裏。

　　

　　農 業　

　　牛耕——西漢後期，黃河流域用牛耕田，已經相當普遍。東漢時牛與農業的關係更見重要。《後漢書》開始有牛疫的記載，如西元七六年，漢章帝詔書裏說，近年來牛多疫死，墾田減少，穀價頗貴，窮人流亡。西漢時偷馬要處死刑，偷牛只是照普通偷竊加重治罪。東漢殺自己的牛和偷別人的牛都處死刑，可見牛的重要。漢光武帝初年，任延做九真太守，教民用牛犁，田畝因而年年增辟。漢明帝時，王景做廬江太守，也因興水利和教用牛犁，境內富饒。廬江地近，用牛卻在後，九真路遠，用牛較在前，說明牛耕法的推廣是偶然的緩慢的，但也說明在逐漸向外地推廣。整個看來，東漢農業技術比西漢是進步得多。

　　水利——東漢水利大抵修復西漢舊渠，少有新創，但卓越的水利工程家仍屢見記載。王莽時（西元——年）黃河在魏郡（治鄴）決口，河道南徙，改從千乘（山東利津縣）入海。河水侵入汴渠（東漢漕運的要道），兗豫兩州連年遭水災。漢明帝擢用王景（西元六九年），發民卒數十萬人治河。王景測量地勢，開鑿山阜，建立水門，自滎陽至千乘口築堤長千餘裏，使河、汴分流，河不侵汴。從此汴渠得安流運漕，黃河受南北兩堤約束，水勢足以衝擊沙土通流入海（至一○四八年才又改道），幽冀兗豫四州得免較大的河患。王景治河是東漢人民和自然界作鬥爭的一次大勝利。漢順帝時（一四一年）會稽太守馬臻在會稽、山陰兩縣（浙江紹興縣）治鏡湖（又稱鑒湖），築大堤周圍三百五十餘裏，灌溉民田九千餘頃。馬臻以後，會稽山陰千餘年沒有大的水旱災。長江下游的水利事業，馬臻是光輝的創始人。東漢末年，曹操為適合軍事運輸和農田灌溉的需要，大開河渠，溝通黃河淮河長江三大水，交通比前更便利。又在河北開平虜、泉州兩渠，接連海上運輸，控制了割據遼河流域的公孫氏和塞外烏桓族。三國分立，北方水利常在興修，成為恢復生產消滅蜀吳的一個重要因素。墾田——東漢史書保存著九個戶口記錄、五個墾田記錄。這些數位是根據當時口賦、算賦、更賦、田租推測出來的約數，當然不能是準確的，但也不全是虛構。戶口數和墾田數列如下：

　　漢桓帝時的戶數顯有錯誤，《晉書•地理志》所記戶數一○、六七七、九六○，口數五六、四七六、八五六，或比較可靠。

　　自漢光武帝到漢和帝，戶口繼續在上升，墾田自然也在擴大。東漢戶數一般在千萬戶左右，墾田數一般在七百萬頃左右。墾田漢和帝時達到高峰，戶數漢桓帝時達到高峰，這些數字固然未必確實，但也可見田數與口數差額在增大，農民破產失業的痛苦在加劇。崔寔（漢桓帝時人）《政論》裏說：當今青徐兗冀四州人稠土狹，田畝不夠使用；關中和涼幽二州以及內附近郡都是土曠人稀，良田荒棄不開墾。依據崔寔所說，衰落的地區有西漢最饒富的關中，有南匈奴內附後作為居住地的並州和邊患頻繁的涼幽二州。縱然江南和益州有些發展，並不能抵補關中等地的衰落，東漢農業繁盛的地區，實際只有豫冀兗徐青五州和司隸的一部分，豪強大混鬥恰恰就在這些繁盛地區裏進行，這就可以想見這一次大破壞是何等嚴重。

　　

　　創造性的手工業

　　東漢手工業表現了卓越的創造性，這和兩漢四百年政治的統一，文化的積累是不可分的。從實物與文字記載裏看到的重要創造有下列幾種。

　　紙——兩漢學校發達，經學又極煩瑣，士人錄寫大量經傳師說，竹簡重，縑帛貴，很自然的需要一種代用品，紙就在這個需要下產生了。《漢書•外戚•趙飛燕傳》載有一種可以寫字叫做“赫蹄”（赫音細xì）的東西。應劭（東漢人）說是薄小紙，孟康（三國魏人）說是染赤色紙。如果應、孟所說不誤，是漢成帝時已經有紙。當時既能制薄小紙，也就遲早會制較厚較大的紙。應劭《風俗通》說：漢光武帝遷都洛陽，載素（帛）簡（竹）紙書共二千車。西元七六年，漢章帝賜給賈逵用竹簡寫的和用紙寫的《春秋左氏傳》各一套。如果這些記載不誤，是漢和帝以前早已用紙寫書了。一○二年（漢和帝永元十四年）立鄧皇后。鄧皇后禁絕郡國獻珍玩，但令供紙墨。鄧皇后宣導節儉，不應讓郡國獻縑帛，這裏所說的紙顯然是指比縑帛價廉的那種紙。蔡倫當時正做尚方令（掌製造御用器物），可能受鄧皇后的影響，專心製造更合用更廉價的紙。原來造紙原料用絮，絮是冬衣用舊了的絲綿（如後世冬衣用棉花），用絮造紙（可看《說文》糸部絮字紙字及段玉裁注），自然比縑帛價廉。蔡倫改用樹皮、麻頭、破布、破魚網作原料，不僅紙價更廉，而且原料更多，推廣更易，因此天下莫不採用他的新方法，稱為蔡侯紙。《後漢書》說蔡倫以前縑帛叫做紙，意在推崇蔡倫的創造，其實蔡倫以前有紙，絲毫也不曾減少這個偉大創造的價值，因為只有這樣的紙才能代替竹簡和縑帛。一○五年（漢和帝元興元年）蔡倫改進造紙方法成功，這應是人類文化史上值得歡欣的一年。建安時，左伯能作紙，精細有光，造紙術又前進一步。

　　瓷器——商朝已發明制釉。鄭州二裏崗出土的一件豆青釉布紋陶尊，全身內外都加釉。洛陽出土西周灰青釉陶豆兩件。戰國時有質胎近瓷的帶釉陶器。顯示商周以來由陶變瓷的趨勢。戰國時能制瓦，兩漢又能制磚。兩漢有些磚瓦堅硬近于天然石，足見燒窯技術在進步。燒窯技術應用到陶器製造上，就會有早期瓷器的創造。西漢鄒陽《酒賦》（偽書《西京雜記》引）裏始見瓷字。河南板橋水庫和洛陽都有西漢四耳罐和盤的出土，河南信陽東漢墓中也發現過青瓷壺、洗、杯、碗等物，證明兩漢確有瓷器。這種質地堅細外加彩色釉藥的器物，已從陶器躍進到瓷器的範圍內，雖然還不能說是完全的瓷器，意義卻是重大的。瓷器對古代殘留的銅器陶器進行了革命，給手工業開出一條寬廣的新道路，同紙一樣是人類文化史上的一個大創造。

　　陽燧——戰國時能製造壁琉璃，長沙楚墓中有藍琉璃珥，彩琉璃球，質地非常精美。東漢時進步到能制厚玻璃。王充《論衡》說：方士熔煉五種石塊，鑄成陽燧，可在日光下取火。西漢以前陽燧用銅制，東漢始用玻璃。由於方士故作神奇，說是要五月丙午日午時鑄造才能有效，所以熔煉法流傳不廣，制玻璃業不能發展。

　　織花機——西元五九年，漢明帝率群臣祭漢光武帝，群臣衣裳都用五彩花紋很複雜的織成品。西漢織工在研究織花機，漢哀帝時還沒有完成，漢明帝時確實製成織花機了，這是紡織手工業的大進步。魏明帝時博士馬鈞改良織綾機，省工省時，花紋更精。

　　鐵釘——鐵釘的使用，似開始於制棺的棺釘。王符（漢安帝時人）《潛夫論》裏說，製造棺材要用釘。有了鐵釘，建築造船等業增加一種必要的用具，技術上可以前進一步。

　　火井——西漢末揚雄作《蜀都賦》，沒有說火井。西晉初左思作《蜀都賦》，始有“火井沈熒（火在井中）於幽泉”的話。可見利用火井煮鹽是在東漢或三國時期。用柴火煮鹽水一石，僅得鹽二三鬥，用井火可得四五鬥，生產量增加一倍。

　　石炭——石炭的使用不知開始於何時。二一○年，曹操在鄴築銅雀台。台北面有冰井臺，藏石炭數十萬片（片字或作斤字）。西晉初陸雲見了很覺新奇，寫信告訴陸機。二陸吳郡人，是博學的文學家，他們不曾知有石炭，足見當時還沒有通行。南朝宋時人雷次宗作《豫章記》，說建城縣（江西高安縣）葛鄉出石炭，可以煮飯，南方用石炭比北方較遲。

　　水排——東漢初年，杜詩做南陽太守，創作水排，用水力鼓動排橐（風箱），鑄造農器，用力少，見功多，百姓稱便。東漢末年曹操用韓暨為監冶官。以前冶鐵或用馬排或用人排。用馬排造一石熟鐵要耗費一百匹馬力，用人排費功力更多。韓暨改用水排，比馬排省費用三倍。韓暨南陽人，當是採用杜詩的遺法，並非新創，但從南陽推廣到魏國，韓暨是有功的。

　　翻車、渴烏——漢靈帝時，宦官畢嵐作翻車和渴烏。翻車是一種河邊汲水的機車；渴烏是吸水的曲筒。馬鈞改良翻車，機件輕便，童子也能轉動，照西晉傅玄所描寫，馬鈞的翻車很像是後世常用的龍骨車。

　　水碓——東漢獻帝末年，雍州刺史張既督促隴西、天水、南安三郡富人造水碓。水碓是用水力激木輪舂米的器械，發明當在東漢時期，張既由內地傳到西北地方。

　　霹靂車——二○○年，曹操與袁紹大戰。曹操創制發石車，攻破袁紹軍壁樓。發石時有大聲，因名為霹靂車。馬鈞改良發石車，用一個大輪，輪上掛數十塊大石，用機械轉輪，大石連續拋出，比曹操所制一發一石，威力大增。發石車唐時稱為炮車，是攻城利器。

　　上述各條揭示出東漢時期手工業勞動者對自然界的征服又邁進了一步，結合農業上的發展，社會財富的創造比西漢提高了，東漢工商業的發達和城市的繁盛，可以說明這個事實。

　　

　　工商業

　　洛陽與南陽是東漢兩個最大的中心城市。王符《潛夫論》裏說，洛陽地方浮末比農夫多十倍，虛偽遊手比浮末又多十倍。全國一百個郡一千個縣成萬有市的邑，工商與農夫的比例，大體上與洛陽相似。王符區別農工商的本末，說：農桑為本，工商為末；工造有用物為本，造淫侈無用物為末；商通有用物為本，通淫侈無用物為末。農工商守本離末則民富，離本守末則民貧。照王符的說法，浮末是守本的工商，虛偽遊手是離本的工商。為什麼離本的工商占絕對大多數呢？因為勞動人民創造出來的財富，極大部分被富貴人剝削去了，富貴人需要的是淫侈之物，供給淫侈之物以牟利的正是王符所說的那些淫商。

　　王符描述以京師貴戚為首的富貴人家衣服、飲食、車輿、裝飾、廬舍都非常淫侈。這些人家養著大量奴僕婢妾，讓他們身穿錦繡衣，足登麂（音己jǐ）皮履，佩帶犀角、象牙、珠、玉、金、銀、琥珀、瑇瑁（音代昧dāimèi）等精製品，表示主人家的富貴氣象。富貴人死後，棺材一定要用江南出產的大楠木，從幾千裏外運來，讓工匠雕治，工程極其精細。一套棺槨重約一萬斤，要耗費成千上萬的人工才能造成。葛洪《抱樸子》記載漢朝廣陵某富貴人的墓塚說，吳景帝時，發掘一個大塚。塚內有高閣。四周有行車路，高可以騎馬。靈座前侍立長五尺的銅人數十枚。棺內置雲母石厚一尺，屍體下有白玉璧三十枚。死人懷中有形似冬瓜長一尺許的白玉，耳鼻塞棗形黃金。這一類墓塚，照王符說，東起樂浪，西至敦煌，萬里版圖內富貴人家都是這樣。富貴人不論是活人或死人，都是極淫侈的消耗者。他們殘酷地榨取農工所生產的財富，通過淫商達到窮奢極欲的目的。

　　社會生產力的提高，並不曾改進生產者本身的生活，而富貴人卻愈益集中了大量的財富。西漢富商的財產最多不過一萬萬錢，東漢時士孫奮有錢一億七千余萬，折國有錢二億，奴隸八百人，錢比西漢加倍了。東漢法律上也禁止商賈兼做地主，叫做“商者不農”、“禁民二業”。事實完全相反，無市籍地主同樣做商賈，商賈同樣做有市籍地主。鄧太后廢鹽鐵官營制以後，大利所在，二業更是混成一業，大大增加了豪強的財產。受這個法令迫害的還是那些勞動人民。官吏藉口禁民二業，禁農民捕魚打獵，甚至禁采桑養蠶，使農民窮困破產的過程加速起來。

　　王莽末年，大小豪強抗拒農民起義軍，到處築起稱為營、壁、塢的堡壘，實行武裝割據。東漢時期，這種堡壘合法存在並逐漸加強，豪強勢力遠遠超過西漢時期，試先看下列兩個事例：

　　（一）汝南郡袁紹哀術是士族大豪強。袁紹佔據河北，留在本郡各縣的門生賓客，擁兵守壁，反抗曹操。曹操用滿寵為汝南太守，攻破二十餘壁，又誘殺十幾個壁帥，共得戶二萬，兵二千。袁術死後，殘部逃到廬江。孫策襲破廬江，得百工、鼓吹（樂隊）及部曲三萬餘人。

　　（二）仲長統《昌言》裏說，豪強人住著接連數百棟的大宅院，佔有著大片的良田，畜養著成群的馬牛羊豕，州城郡城裏開設著大商店，車船周流四方，販運奇物寶貨。這種豪強人連做個伍長的資格也沒有，卻有成千的奴婢，上萬的徒附，享樂比封君還強，勢力等於郡守縣令。他養活賓客刺客和敢死士，替他迫害或殺死窮人。窮人被迫服從役使，冤枉窮困，不敢到官府申訴，因為申訴只有危險沒有好處。

　　以上兩個事例，第一個說的是在戰時的無市籍地主豪強，第二個說的是在平時的有市籍地主豪強。總起來看，豪強在平時，以大宅院為中心，築起一個堡壘。宅院裏住著供享樂用的“妖童、美妾、倡謳、妓樂”之類的奴隸，也住著充當爪牙走狗的賓客、刺客、敢死士之類的文武流氓。堡壘裏住著製造各種自用器物或商品的工匠，又有經營商販的商賈。袁術家工匠齊全，號稱百工，開大商店、車船周流四方的豪強當然也有很多的工匠和商賈。這種工匠、商賈以及牧人就是成千奴婢中的一部分。堡壘外住著佃農。他們在暴力脅迫下，變成半農奴的身分（人身還不能被買賣），叫做徒附。崔寔《政論》敍述徒附的生活情況說，貧戶沒有耕地，只好向豪富低頭，父子妻女象奴婢一般替田主耕種，一輩一輩做下去。活著衣食不足，死了買不起棺材。年景略差，便得餓死或出賣妻子。真是說不盡的傷心慘目，作為人的生趣被剝奪得乾乾淨淨了。大名士申屠蟠隱居在田野間，住屋用蓬草蓋頂，依桑樹枝作梁棟，同傭人一樣。傭人即徒附，他們住的是這樣的陋室，室裏只有一些破被爛帳，臨死時還得到路旁去死，不敢死在家裏，因為沒有葬身的土地（《昌言》“被穿帷敗，寄死不斂”）。徒附窮困到極度，那裏會有人的生趣！

　　徒附離開豪強，更無法生活，因此，徒附不僅幾乎無償地替豪強耕作，而且還得替豪強當私兵。這種豪強武裝，叫做部曲。（徒附戶一家人也統稱為部曲。）袁紹的附屬堡壘有戶二萬兵二千，大概一戶徒附，得出一人當部曲兵。袁術部曲有三萬餘人，大概袁術一家的徒附戶至少有三萬餘（一部分被部曲將帶走）。豪強與文武流氓平時組成一個統治集團，戰時便成為軍事統率集團，豪強當統帥，一些賓客當僚佐，一些刺客敢死士當將校，部曲兵不敢不力戰，否則就有滅家的禍難。東漢豪強的兼併性、割據性和破壞力都顯得特別強烈，原因之一在於他們擁有所謂部曲的私人隊伍。

　　物質生產進一步發展的東漢社會，同時也就產生出更強暴的豪強力量。這種力量反過來阻礙生產以至摧毀生產，最後連進行生產的勞動人民也被儘量屠殺。根源只有一個，就是豪強的兼併性、割據性。

　　豪強有良田，又有工具牛犁和徒附，農業生產品成本比較低。他們操縱市上谷價作為兼併土地的一種手段。廣大農民所有的田地是中下等田地，他們也必須有牛犁，並降低自己的生活水準同徒附一樣，才有可能用近乎同等成本的穀物在市上出賣，換取必要的錢來繳納官府賦斂和購買最低限度的生活用品。如果遭遇天災、額外賦斂等意外事件，那就有破產當徒附的危險。東漢首尾一百九十五年中，地區大小不等的有災（水、旱、蝗、風雹等災）年多至一百一十九年，額外賦斂更是東漢後期豪強政治的特點。不難想見，農民困急只好賣耕牛，失去耕牛只好賣土地當徒附。徒附不斷在增加，豪強勢力不斷在擴大，農民不斷在加速破產，如此迴圈，農業生產力自然逐漸由萎縮一直到被摧毀。

　　豪強製造器物用奴隸（奴隸身價最高不過二萬錢），民間手工業業主用傭工（如申屠蟠家貧，曾“傭為漆工”）。業主要賣出自己的生產物，必須減輕成本，首先是壓低傭工的生活到奴隸的水準。事實上使用傭工到底還不是使用奴隸，多少要付出一些傭錢，成本多少還得高一些，因此民間手工業受奴隸勞動的阻礙，不能順利地發展起來。

　　阻礙生產摧毀生產是豪強兼併性的表現。兼併性發展到更大規模的混鬥割據，就表現出可駭的破壞力，東漢社會在這個破壞力的衝擊下崩潰了。

　　王莽亂後，戶口大耗損，經東漢前期的休養生息，漢和帝時，人口恢復到五千三百余萬。此後安、順、沖、質四帝人口都在五千萬以下，漢桓帝時又達到五千萬（《晉書•地理志》作五千六百萬）。這些數字不管它如何缺少真實性，至少還可以顯示當時人口是多而不是少。現在看一九○年（漢獻帝初平元年）以後豪強們怎樣急劇地破壞社會生產力，使多的人口變為人口極少。

　　破壞的方式有下列幾種：

　　屠殺——一九○年，董卓驅迫洛陽地區百姓遷往長安，沿路死人無數。洛陽二百里內所有官私房屋，全部被燒毀。一九三年，曹操攻徐州，殺男女數十萬口。一九二年董卓死後，部將們連年互鬥，燒毀長安城，關中居民數十萬戶，死亡略盡，長安成了空城，附近幾百里內不見人跡。二一九年曹仁屠宛。長安、洛陽、南陽三大城市全毀滅了。這只是幾個例，其他屠城殺人，規模大小或有不同，殘暴性卻並無不相同。

　　搶掠——曹丕敍述一九○年以後豪強割據的情形說，名豪大俠，富室強族，都以討董卓為名，紛紛起兵。大豪強佔據州郡，中豪強佔據縣城，小豪強佔據鄉村，各依武力，互相吞滅。這種豪強軍隊在割據地內過著“饑則寇掠，飽則棄餘”的野獸生活，他們等到生產徹底被破壞，人民餓死得差不多的時候，自己也就很難生存下去。袁紹軍在河北吃桑椹充腹，袁術軍在江淮吃蚌蛤過活，不久都潰敗了。豪強佔據州郡，到鄉村象蝗群那樣吃人民，吃完這一處再吃別一處，吃到無可吃時，即人民死亡略盡時，他們才算做完了事情。

　　疫病——《續漢書•五行志》記漢靈帝時有五次大疫。大醫學家張機在《傷寒論•序》裏說，我的宗族原來很大，人數在二百以上，建安紀元以來，還不到十年，族人死了三分之二，傷寒病患占十分之七。一族人死去三分之二的疫病，在《五行志》上並沒有記載，因為它連年發生，不算是值得記載的大疫。漢獻帝時大疫，據《五行志》所記是在二一七年（建安二十二年）。曹丕說，那一年疫病，很多親友遭了災。曹植也說，家家有死人，室室有哭聲，或一門盡斃，或舉族滅亡。以著名文學家建安七子為例，孔融、阮瑀早死，其餘王粲等五人都死在這次大疫中，可見喪亡確極嚴重。疫病是暴政戰亂的自然產物（例如二一七年的大疫，從曹操攻孫權軍中開始），它不是所謂天災，它同殺死餓死一樣是統治階級製造的人禍。

　　人民不是被殺死就是餓死或疫死，經濟文化的中心地區黃河流域，在短短的建安時期化為一片大荒原。王粲從長安逃往荊州，寫一首《七哀詩》描述路上見到的慘狀說：“出門無所見，白骨蔽平原。路有饑婦人，抱子棄草間；顧聞號泣聲，揮涕獨不還。未知身死所，何能兩相完。”仲長統《昌言》也說，東漢民戶，過去一般在一千萬戶左右，還有不少遺漏戶和居住漢地的外來族都不算在內。到了今天（漢獻帝時），名都空而不居，百里絕而無民者不可勝數，這樣下去，人要滅絕了。二○二年，曹操在他的原籍譙（安徽毫縣）下了一道命令說： “吾起義兵，為天下除暴亂。舊土人民，死喪略盡。國中終日行，不見所識，使吾淒槍傷懷”。曹操在家鄉走一天，路上看不到一個熟人，與王粲仲長統所寫破敗情狀都是親見的實事，完全可信。這些事實說明什麼呢？說明兩漢四百年積累起來的財富和文化以及創造財富和文化的勞動人民一起被統治階級毀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