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

第十節 文 學



　　任何一種富有生氣和真實性的文學，無例外地起初一定是民間創造出來的。但是，它也往往是樸素的，藝術水準不是高級的。當它在民間流行很廣，引起某些上層文學家的注意時，它就會被他們採取並加工改造。於是一種新體文學在文學史上出現了，那些上層文學家也就成為著名的創作家。這是極可尊敬的創作家，沒有他們，民間文學不能上升到高級文學的地位上來，也不能在統治階級的書籍裏保存下來。

　　一種新體文學登上高級文學的地位，上層文學家便分化為兩部分。一部分（起初是多數）是保守的。他們拘泥于舊體文學，專在雕琢辭句、模擬體制方面下功夫，外形愈修飾愈顯陳舊，內情也愈仿古愈見貧乏，熟腔濫調，失去了文學的真價值，結果是由衰微走到死亡。一部分（起初是少數）是創造的。他們發展新體文學，從各個方面添加新因素，推動它達到極盛境界。從此外形又脫離內情，由極盛轉向衰微，由新體變成舊體，別一個由民間創造的新體文學又上來，與舊體文學相對立。凡是主要的文學都遵循著這個民間創造、文士加工、新陳代謝的規律在繼續前進。此外也有某些舊文體經過形式的改造，可以變成新文體，如楚辭變漢賦、漢賦變六朝俳賦、俳賦變唐宋律賦；又如西漢散文變駢文，再變為東漢駢文，再變為魏晉六朝駢文，再變為唐宋四六文，再變為明清八股文。這些派生或不成為文學的各種體制，配合主要文學，便構成全部文學史。

　　文學是一條長河。如果說《詩》三百篇是一條上源，經（除《詩經》）傳諸子是一條上源，《楚辭》是一條上源，那末，西漢文學匯合了這些上源成為長河的正身。西漢文學正象西漢這個朝代一樣，規模是宏大的，創造力是充沛的，許多種文體，都在西漢時期發達起來。下面敍述的，是其中最重要的幾種。

　　楚辭（或稱騷體）——屈原創作楚辭，已經到達這一文體的最高峰。後來宋玉、唐勒、景差諸人，繼起製作，楚辭已達極盛境界。楚辭是楚國的地方音地方調。項羽、劉邦都不是文學家，《垓下歌》、《大風歌》卻是很好的楚辭，因為他們生長在楚國，自然會楚音楚調。反過來說，不會楚音楚調的文士，既缺乏作楚辭的技術條件，更缺乏屈原那樣深摯的情感，除了模擬形體辭句，還能作出些什麼來呢！現存西漢文士所作楚辭篇數還不少，有新意的只不過賈誼《吊屈原文》、淮南王劉安《招隱士》、漢武帝《秋風辭》等幾篇，其餘都是些可有可無的作品。楚辭到西漢已進入衰微階段，雖然作家與篇數是大大增加了。

　　漢賦（或稱古賦）——在屈原楚辭影響下，北方文士創作了賦體。荀卿曾作賦十篇，秦時有雜賦九篇，但漢賦的來源主要是楚辭。西漢賦約一千篇，這說明它是西漢文學的代表也是西漢文學家的專業。在西漢前期，枚乘、賈誼是著名的作者。中期走上極盛階段，司馬相如是最大的辭賦家，後期作者揚雄，用思深沉，構辭精密，也還是辭賦大家。揚雄曾奉詔作賦，限於時日，做得太急促了，成篇後困倦小臥，夢中覺得五臟流出在地上，醒來大病了一年。他作賦是這樣深思的，因此他雖然每篇都模擬別人的體制，顯得缺少創造力，但用思構辭，還保有自己的特殊性。西漢辭賦家揚、馬（司馬相如）並稱，就在於揚雄的模擬不同于一般庸才陳陳相因的模擬。

　　自西漢至六朝這個長時期裏，賦成為重要文學的一種，因為它善於用美麗的韻語細膩地客觀地描寫各式各樣的大小事物，新事物常有出現，好的作家常能造成新賦。所謂“寫物圖貌，蔚似雕畫”，就是賦在文學上169 的作用。

　　樂府歌詩（五言古詩）——歌詩，不管它形體如何演變，永遠是文學的一個主流。《尚書•舜典》說“詩言志，歌永（長聲）言”。這可以說是古人給歌詩立的定義。相傳是卜子夏所作的《毛詩•大序》裏有幾句話，很能說明歌詩的意義。《大序》說：詩是志的表現。心裏有感動叫做志，發出來成言語叫做詩。情在裏面動，發出相適應的言語；言語覺得還不夠適應，所以加上嗟歎聲；覺得還不夠，所以再加上長聲的歌唱；覺得還不夠，那就不知不覺地要手舞足蹈，和在心裏的情完全相適應。劉勰《文心雕龍•明詩篇》說：人都有情感，接觸外物就要動起來，情動了就要歌唱起來，這是很自然的事。上面那些話，都是說歌詩是與人的生活不可分離的。這也就是為什麼歌詩最初的主要創造者，總是廣大勞動人民而不是上層文士的緣故，因為真實的富有生命力的志，產生地是在勞動人民的心裏。同時，這樣的歌詩，總是和民間音樂相結合的，因為歌詩、舞蹈、音樂三者往往密切結合著。凡歌詩到了不能合樂以至不能歌唱的時候，它的衰微期或死亡期也就到來了。西周言志的歌詩，是四言（四字成句）詩，到春秋後期四言詩亡了。當然，活的詩仍在民間成長著，那就是五言詩。漢武帝仿周朝采詩的舊例，設立樂府，廣采民間歌詩，選大音樂家李延年做協律（調諧音律）都尉，主持樂府。音樂家張仲春協同作樂歌。丘仲造笛，作為協律的樂器。樂府製作的歌詩可分為兩類：一類是朝廷專用的歌詩，造詩的人都是著名文學家如司馬相如等多至數十人。《漢書•禮樂志》載《郊祀歌》十九章，就是這一類的主要作品。還有漢高帝時唐山夫人所作《安世房中歌》十七章，與《郊祀歌》性質相類似。這些歌詩都是皇帝對天地鬼神言志，與人民的志有極大距離，因之無法和它共鳴而感到它是好詩，不過比那種模擬《詩經》，僵屍般的四言詩如韋孟《諷諫》、《在鄒》等篇，到底還表現出一定的創造力，所以還應該承認它是文學的一種。別一類，也是最重要的一類，是民間歌詩。《漢書•藝文志》歌詩類有吳、楚、汝南歌詩十五篇，燕、代謳、雁門、雲中、隴西歌詩九篇，邯鄲、河間歌詩四篇，齊、鄭歌詩四篇，淮南歌詩四篇，左馮翊秦歌詩三篇，京兆尹秦歌詩五篇，河東、蒲反（同阪bǎn）歌詩一篇，雜歌詩九篇，雒陽歌詩四篇，河南周歌詩七篇，河南周歌聲曲折七篇，周謠歌詩七十五篇，周謠歌詩聲曲折七十五篇（聲曲折即歌譜），周歌詩二篇，南郡歌詩五篇。看上列篇目，可以想見樂府收集地方詩的廣泛。這些歌詩原來是“街陌謳謠”與地方音樂，經樂府加工改造，謳謠上升為高級文學，音樂也上升為相和調（周房中曲的遺聲。絲竹相和，執節人唱歌，有平調、清調、瑟調，漢世稱為相和三調）、清商調（相和三調中清調的發展）。今存漢世歌詩，兩漢混淆，不能確指哪些是西漢樂府的遺篇，但有一點很明顯，就是凡兩漢歌詩，都有真實的內容，是創造的不是模擬的。清商調流傳到六朝，北方統治者尊為“華夏正聲”。唐朝新音樂發達，清商調當作“雅聲”被保存在琴工裏，也就是說，清商調到唐朝才死亡。

　　樂府歌詩大體是五言詩。它本是民間謳謠，雖為樂府所採取，上層文士仍看作欠雅，不願做那種新體詩。《漢書•藝文志》歌詩類凡三百十四篇，照《文心雕龍》說，其中沒有文士做的五言詩，所以蘇武詩、李陵詩、班婕妤詩都是可疑的。不過，新的文學主流既然高漲起來了，任何保守勢力都不能阻抑它的繼續高漲。漢武帝立樂府采詩，事實上等於提倡五言詩。蕭統《文選》所錄《古詩》十九首，多是兩漢下層失意文士所作，其中《東城高且長》、《凜凜歲雲暮》兩篇，顯然是太初改曆以前的詩篇。這說明失意的下層文士首先採取民間新詩體。到了東漢，班固、傅毅、張衡等上層文士開始做五言詩，那些託名蘇武、李陵、班婕妤等人的西漢詩，實際上只是東漢上層文士的假託。東漢五言詩色彩還比較樸素，到建安時期，五言詩才文質並茂，走上極盛的階段。

　　散文——西漢前期，言語與文辭，一般說來，還沒有多大的分離。例如，說楚人語的漢高帝詔書，說齊人語的《春秋公羊傳》，除去一些方言，與普通文辭無甚區別。漢武帝時，分離的趨勢，開始顯著起來。這是由於（一）儒學極盛，朝廷詔書多用古言古字；（二）辭賦發達，文士們創作駢體文。不過，西漢時期，言語與文辭基本上還是一致的，因之西漢散文仍保持戰國諸子生動自然的作風。司馬遷《史記》就是西漢散文的最高代表，其他如賈誼、晁錯、董仲舒、賈捐之、劉向等人議論政治的文篇，也是著名的散文。唐以後所謂古文，溯源於西漢，《史記》常是古文家摹習的主要藍本。

　　駢文——用同數的字造句便成駢句，積句成篇，便成駢體文。《詩》三百篇以及楚辭，凡屬韻文，句法都很整齊。經傳諸子等散體文中也往往雜用駢句或韻文。單音文字可以構成駢句駢文是出於自然的。西漢文士開始有意識地創作駢體文，即多用整齊的句法入散體文，使形式上增加美感。司馬相如《封禪文》，揚雄《劇秦美新》等篇，可作西漢駢體文的代表。此後駢文逐漸發展，言語與文辭也愈趨分離，東漢以後的文辭，成為少數人紙上的言語，不再是人的口頭言語。因為駢文脫離活的言語，所以它只能在形式上變化以求美觀，表達思想的作用卻愈變愈少，一直變到完全不能表達思想。唐朝韓愈提倡古文，就是對這種可憎的形式文辭進行不徹底的文學革命。

　　上述各文體以外，漢武帝時有小說家虞初，作《周說》九百四十三篇，據東漢人應劭說“其說以周書為本”，很像是通俗的周史演義。又有《百家》一百三十九卷，想是許多家小說的總集。小說接近民間文學，與上層文士不能相容，東漢末仲長（姓）統（名）主張“百家雜說，請用從火”，要把小說全部燒掉才快意，事實上小說確被上層文士消滅了。他們為什麼憎恨小說，不許它存在呢？《漢書•藝文志》說它是“街談巷語，道聼塗説者之所造也”，又引孔子說，“致遠恐泥，是以君子弗為也”。小說既是說民間事，當然有不合統治階級意旨的地方，那就很自然地要遭到憎恨。

　　

　　簡短的結論

　　

　　秦始皇開始統一的中國，到西漢朝才確實鞏固起來。

　　西漢朝的建立是秦末農民戰爭的後果。農民第一次發動戰爭便推翻秦朝，開後來大小數百次的農民起義的端緒，歷史意義非常重大。

　　劉邦是勝任的起義首領，他比陳勝、吳廣、項羽較多地代表農民階級的政治要求，因而得到農民的支持，終於擊敗強大的項羽軍，成為最後的成功者。

　　西漢前期實行無為政治，讓人民獲得六七十年的休養生息，這對於中央政權的鞏固是有決定作用的。朝廷因此得到人民的支援，消滅七個割據國，進一步鞏固了中央集權制。

　　在經濟繁榮與政治鞏固的基礎上，傑出的漢武帝推動西漢朝進入全盛時期。漢武帝統治的成就；政治方面，實現了高度的中央集權制；經濟方面，興修水利，推行了進步的農業技術，從豪強手裏收回了鹽鐵鑄錢三大利；軍事方面，打敗了北邊的強敵匈奴，開闢了通往西域的商路，疆域大大擴展了；文化方面，加強了上層建築的創造，有助於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狀態的穩定。漢武帝的成就是多方面的，他無疑是中國歷史上有特殊功勳的偉大人物。漢宣帝時匈奴入朝，邊境安寧，西漢達到了全盛的最高點。

　　西漢後期，社會經濟還在繼續發展，由於地主階級無限的兼併，迫使農民小工商大量破產，無法生活下去。土地高度集中與一部分貧民失身為奴隸，成為當時最危急的問題。腐朽了的西漢朝廷不可能解決這個問題，一個豪強集團的首領王莽試圖解決，當然他也是不可能的。最後爆發了農民大起義。

　　農民起義軍推翻了王莽政權，但不能建立起新的朝廷。南陽豪強集團首領劉秀利用農民軍打敗農民起義軍，恢復漢朝的統治。

　　據西元二年的記載，當時西漢有一千二百二十三萬餘戶、五千九百五十九萬餘人的巨大戶口，有東西九千三百零二裏、南北一萬三千三百六十八裏的廣大疆域。距今二千年前，中國已經建立起這樣偉大的一個以漢族為主體的統一國家，此後的中國，依靠這個堅實的基礎繼續發展。這不僅是中國歷史上的一個巨大成就，而且也是人類歷史上的一個巨大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