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業與農民

第三節 農業與農民

　　西漢農業，大體上前期恢復，中期發達，後期因豪強無限止的兼併，農業在發達的基礎上呈現衰落現象。三個時期裏，數量逐漸增加的一部分農民總是在失去自己的田宅，有些轉業為小工商，有些陷身為奴隸，這種情形中期已經嚴重，到後期更趨嚴重。

　　中期農業發達的原因，主要由於漢武帝大興水利和推廣較進步的農具與技術。

　　漢武帝發動巨大的民力，進行著興修水利與對匈奴作戰兩大事業。水利促進農業，農業支持戰爭，漢武帝取得戰爭的勝利，是與水利上的成就相配合的。

　　水利工程是發展農業的一個重要基礎，自傳說中的大禹以下，治水常是大的政治措施，但巨大規模的治水，卻自漢武帝開始。

　　漢武帝採用鄭當時的建議，令水工徐伯測量地形，發卒數萬人開漕渠，自昆明湖（陝西長安縣西南）到黃河，長三百餘裏，節省漕運時間一半，並灌溉渠下民田萬餘頃。漢武帝又發卒萬人開掘管道，自徵縣（陝西澄城縣）引洛水至商顏山下。洛水岸常崩壞，開渠不成，水工卻發明了開井渠法，在地下開水渠，鑿井深數十丈，井井相連，自商顏山西引水到山東，長十餘裏。稱為龍首渠。前一一一年，採用倪寬的建議，在鄭國渠旁開六條小渠，灌溉高地，稱為六渠或輔渠。前一○九年，漢武帝發卒數萬人塞瓠子口（河南濮陽縣），親自到河上，令隨從官員自將軍以下與卒同負薪。二十餘年黃河大決口，終於堵塞了。這是和水鬥爭最大的一次勝利。自此以後，更大興水利，獎勵朔方、西河、張掖、酒泉、敦煌、北地等郡開渠溉田，如敦煌郡魚澤障（堡）尉官崔不意，教民力田得谷，漢武帝特改魚澤障為效穀縣（甘肅安西縣西）。這都是邊郡，武威、張掖、酒泉、敦煌又是新郡，興修農田水利，大有利於邊防的鞏固。其他如關中有靈軹（音紙zhǐ）渠、成國渠、 （音違wéi）渠、白渠，溉田數千頃至萬餘頃；汝南、九江郡引淮水；東海濱引钜定澤水；泰山下引汶水；開掘管道，各溉田萬餘頃。至於各地小渠及蓄積山谷水成陂池，不可勝數。普通旱田，每畝約收一石（合今二市鬥），水田約收四石（合今八市鬥），漢武帝大規模治水，對中國北部廣大地區的農業生產，具有重大的進步作用。

　　漢武帝晚年推行趙過的新田器和耕作技術，農業開始發生大變革。

　　趙過創代田法，又創制新田器，耕耘下種都有巧便處。所謂新田器就是耦犁和耬車。有了這些新田器，實行代田法，便用力少而得穀多。代田比縵田顯然是一個大進步。

　　代田——用耒 （音叉chā）發土後，即在土上散播穀種，不分行列，稱為縵田。縵田是原始的耕作法，地力用盡，必需休息（上田一年，中田二年，下田三年，稱為萊田），或雜種五穀（黍稷麻麥豆），調劑地力。這種耕作法，障礙著農業生產的發展。趙過代田法，突破了這種障礙。代田法是一畝（直測，橫一步，縱二百四十步；方測，橫十五步，縱十六步）中每步分三畎，每畎寬一尺深一尺。一步寬六尺，三畎每年換位一次，能常保地力。畎中發出的土置畎旁，稱為壟。谷種播畎中，苗逐漸長大，耨草時撥壟土培苗根，到盛暑壟畎都平，根深不畏風旱。

　　耦犁——自春秋時期起，可信已有牛耕，但極少使用。趙過改善舊法，創制耦犁，推廣牛耕。法用二牛挽二犁，二人各扶一犁，一人牽引二牛，共二牛三人。

　　耬車——耬車是下種器，一人一牛，挽耬下種。

　　人力犁——用趙過的田器和代田法，比縵田每畝一年多收一石或二石。一般農民無力養牛，有人教趙過作人力犁。人力多一天能耕三十畝，人力少也能耕十三畝（一畝約合今半畝）。

　　漢武帝提倡新田器和新耕作法，令大農官選取有技巧的手工業奴隸制造新田器，又令全國郡守派遣所屬縣令、三老、力田（地方小農官）、鄉里老農，到京師學習新田器使用法及耕種養苗法。提倡的結果，邊城戍卒及河東、弘農、關中諸地豪富家實行代田法，其他地區仍用耒、 等田器。趙過以前，《淮南子》說，農夫一人用耒耕種，不能過十畝，一歲收穀，不能過四十石。趙過以後，漢昭帝時桓寬《鹽鐵論》說，內地郡縣人口稠密，缺少牛馬，用耒耕田，百姓貧苦而衣食不足。這說明推行代田法，主要在關中等地區，能行代田法的又不是貧苦農民而是地方豪富。但趙過創新法的功績無疑是重大的，因為農業開始走上新的階段，舊耕作法勢必逐漸被捨棄。

　　西漢三十稅一制，便利了豪強兼併。漢武帝興修水利，提倡新田器和代田法，更增強了豪強兼併的力量，加速了農民階級的分化。到西漢後期，土地高度集中與奴隸大量被使用，造成豪強在政治上不可抑制的勢力。

　　農民要逃免破產的災難，只能在耕作技術上求生存。漢成帝時，氾勝之總結農業經驗，作《農書》十八篇，對節候、辨土、施肥、選種、下種、禦旱等農事，各有敍述（北魏賈思勰《齊民要術》引氾勝之書）。特別是區種法，為氾勝之書的新創。區種法分上農區、中農區、下農區三種。上農區是發土方、深各六寸為一區，每區相隔九寸，一畝得三千七百區。壯男長女一天可作一千區。每區下好糞一升，粟種二十粒，一畝用粟種二升。中農區發土方七寸，深六寸，每區相隔二尺。下農區發土方九寸，深六寸，每區相隔三尺。用區種法的田稱為區田。區田法可用在山陵、坡阪、城上、宅旁零星小塊土地和澆薄、未墾的土地上，農具、粟種、肥料也比較省便，遇旱災可挑水灌溉，費力雖多，收穫卻頗可靠。一家有田十畝，便不愁餓死了。區種法適合於最窮苦的小農經營，對豪強兼併多少起些延緩破產的作用。

　　漢成帝時已有溫室，種冬生蔥韭菜蔬，這當然也是農民的一種創造。

　　農民在開闢耕地，在改進耕作法，在增加農業生產，西漢末年，墾田多至八百萬頃，這是農民勤苦勞動的成就。西漢社會繁榮的基礎，主要是農民造成的。

　　晁錯敍述漢文帝時農民的生活狀況說：農夫一家平均五口人，其中應服徭役的壯男至少有二人，一年裏有幾個月不能在自己田地上勞動。一家人合力種田不能超過一百畝，收穫不能超過一百石。春耕、夏耘、秋獲、冬藏、採伐薪柴、給官府服徭役，一年到頭，不得一天休息；另外還要有些耗費，如送往迎來、吊死喪、問疾病、養育孤兒幼童，實在是勤苦已極。一遇到水旱災荒，急征暴賦，那就只好賤賣農產品和借貸錢物，忍受商賈的盤剝，最後只好出賣田宅子孫來還債。晁錯所說，正是當時農民一般的普遍的生活狀況。他們過著這樣勤苦的生活，在繼續增長的剝削下，一部分農民失去田宅，破產逃亡。《鹽鐵論》敍述農民破產逃亡的過程說：貧苦農民不堪賦稅徭役的壓迫，大抵逃到豪強家裏供役使。官吏不敢得罪豪強，賦稅徭役加到還沒有逃亡的中小人家，小家被迫逃亡，中家變成小家，最後也只好逃亡。逃亡者多數變成下列各種身分的人。

　　佃農——董仲舒說，貧民耕豪富家田，按收穫量繳納一半作田租（“見稅什五”）。

　　雇農——貧民受雇耕主人的田地，稱為傭耕或田客。客與奴地位極相近，《史記》、《漢書》多是奴客並稱。東漢崔寔《政論》說，如果沒有奴，可以用客，客庸（雇價）每月一千錢，西漢客庸可能也是一千錢。

　　田僮——是耕田的奴隸。漢武帝曾沒收商人的大量田地與田僮，足見一般地主（包括商人）都願意使用奴隸。佃農要分穀物一半，田客要月錢一千，兩漢奴價普通是一萬五千錢，耕作技術最高的奴隸，買價不過二萬餞，用奴比用客便宜得太多。因此凡是地主都希望農民破產變奴隸。不過這種願望與地主首領的皇帝（儘管皇帝本身兼做大奴隸主）在賦稅徭役的收入上有利害的衝突。皇帝從農民可以取得各種收入，從私家奴隸卻僅取得加倍的口算。私家奴隸愈多，皇帝損失愈大，因此政論家和政治家有限田限奴隸的議論和措施。西漢地主確實使用巨大數量的奴隸，但這並不能改變下列一個事實，即奴隸只是破產農民中的一部分，構成西漢社會的主要階級，不是奴隸而是與地主對立的，占人口絕大多數的小私有生產者——勤苦農民。

　　破產農民的另一部分，即是所謂“背本趨末”“離鄉輕（棄）家”的小工商和傭工。漢景帝時丞相周亞夫的兒子買葬具，雇了傭工搬運回家，卻不給工錢，被傭工告發。傭工出賣勞力，比小工商更是一無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