幾個重要的制度

第二節 幾個重要的制度

　　中國成為統一的封建國家，自秦朝開始，到西漢才鞏固起來。

　　要鞏固國家的統一，必需在構成封建國家的地主農民兩大階級間，在統治階級內部各階層間，求得一定限度的妥協，否則統一是不可能的。西漢取得秦朝失敗的經驗，創立了幾個重要的制度，這些制度都有利於統一，因之漢朝的統治相對地鞏固了。

　　“撫我則後，虐我則仇”，這是農民對統治者的態度。所謂撫，就是還能容忍的剝削；所謂虐，就是不可容忍的剝削。統治者注意這個限度，便有可能取得農民的妥協。

　　以皇帝為首的統治階級，其中包括貴族、文武官吏、地主、大商賈四種人，歸根只是一個地主階級。這四種人都含有割據性，只有在皇帝和他的朝廷堅強有力的時候，他們才擁護統一，成為中央集權的支持者。如果皇帝和他的朝廷力量衰弱了，他們便為擴大自己的利益，加緊割據活動，一直到統一被破壞。作為統治階級首領的皇帝，一方面要滿足他們的要求，換取對朝廷的支持，一方面又要限制他們的過度活動，減輕對朝廷的損害。皇帝與這四種人在相互關係上，也就是在剝削農民的權利上，要規定出有效的制度來，以求得統治階級內部的妥協，是一件困難的事，西漢朝廷到極盛時期才規定了這種制度：

　　

　　一　分封諸王

　　漢高帝消滅完全割據的異姓王，代之以半割據的同姓王。這些同姓王國官制與漢朝廷無異，朝廷只派遣太傅、丞相兩個大官，其餘官吏由國王自己任用。當時國王多是幼童，國內軍政用人大權，實際掌握在丞相手中。漢文帝時，國王都長大了，開始驅逐漢官，圖謀叛變。漢景帝消滅七個叛國，改定王國制度，國王權力全部被削去。前一二七年，漢武帝行推恩法，允許國王分城邑給自己的子弟，從此大王國分成許多小王國和侯國。漢武帝又設刺史官，按六條考察政事，第一條考察豪強，其餘五條考察郡守。六條外還有不成文的一條，就是考察國王，有罪狀便奏聞。不法的國王因此受到懲罰。漢景帝以後，皇子可以封國稱王，但不可能擁兵割據。這個分土不治民的制度，大有利於國家統一的鞏固。

　　

　　二　朝廷鑄錢

　　戰國時幣制紊亂，至秦始皇時確定為黃金與銅錢兩等。漢改秦制，黃金以一斤（約合今半斤）為單位（一斤也稱為一金），銅錢直到漢武帝時才確定用五銖錢。在五銖錢確定以前，銅錢輕重不一，私鑄錢盛行，錢法很亂。漢高帝廢秦半兩錢，行榆莢錢，重三銖（一兩二十四銖，一銖約合今二分），令民間（豪強）自鑄。自前一九三年（惠帝二年）至前一一三年（漢武帝元鼎四年）間，錢法變了九次，也就是在鑄錢問題上，朝廷和豪強作了九次鬥爭，到第九次朝廷才取得勝利。豪強役使貧民，開採銅、錫礦，用鉛、鐵雜入銅內，鑄劣錢牟大利。《漢書•食貨志》說：漢武帝時，盜鑄金（偽造黃金）、錢人，罪當死者數十萬；豪強率眾互相鬥殺，不可計數；自首免罪的人多至百余萬；不敢自首的人比自首的人還要多。這個記載說明：盜鑄金錢的豪強，聚數百萬人對抗朝廷，是一個破壞中央集權的巨大勢力。前一一三年，漢武帝銷廢各種銅錢，專令水衡都尉在京師鑄五銖錢，通行天下。此後朝廷每年用十萬人采銅鑄錢，至西漢末共鑄二百八十萬萬錢。五銖錢輕重合宜，自漢至隋七百餘年，基本上行用不廢。朝廷鑄錢權的確立，有利於國家統一的鞏固。

　　

　　三　鹽鐵官營

　　冶鐵、煮鹽與鑄錢三大利，朝廷收歸官營以前，都被豪強大姓所專擅。一家豪強，奴役貧民往往多至千餘人。戰國以來，著名大商賈，多營鹽鐵業，在地方上都是第一等大豪強。秦時有鐵官，也可能有鹽官。秦朝集中一切權利，山東豪富被遷徙入關，原來的鹽鐵業當是由鐵官鹽官經營。漢高帝向豪強讓步，三大利都允許民間私營，最大的鹽鐵商積財多至萬金。如大鹽商東郭咸陽、大鐵商孔僅，家產也各有千金。漢武帝採用各種斂錢法，卻不能從鹽鐵商取得一些財物。前一一九年，漢武帝擢用桑弘羊、東郭咸陽、孔僅三個大商賈做理財官，向商賈奪取鹽鐵業。這是一個艱難的鬥爭，漢武帝用刑罰並沒收器物來禁止私鑄鐵器和煮鹽，又招歇業鹽鐵商做鹽鐵官，換取鹽鐵商的合作。出鐵的郡國設鐵官，全國有鐵官四十四處（一說，五十處）。產鹽地方設鹽官，全國有鹽官三十二處（一說，三十六處）。從此鹽鐵官營成為定制，朝廷增加了巨大的收入，有利於國家統一的鞏固。

　　漢武帝確立錢、鹽、鐵三業官營制度，大大削弱了豪強割據勢力，雖然他們還是兼併土地，敲剝農民，向割據稱雄、破壞統一的方向發展，但趨勢畢竟是比較緩慢了。

　　

　　四　賦 稅

　　戰國末年，七國人口約二千萬左右，至西漢末，平帝元始二年即西元二年，據《漢書•地理志》記載，有民戶一千二百二十三萬三千零六十二，人口五千九百五十九萬四千九百七十八，定墾田數八百二十七萬五百三十六頃。這些數字當然不一定準確，但二百餘年來，戶口墾田數在上升則是事實。占人口極大多數的農民需要和平，需要賦稅輕徭役少。西漢除了漢武帝時用兵，農民流亡戶口大耗損，其餘年月，一般是比較和平的，行施三十稅一制，田租是輕的，因此農民樂於開闢荒地，擁有一些自己的田宅，過著自給自足的生活，但是賦錢與徭役是重的，因此農民創造出來的財富，通過合法和非法的形式流注到統治階級方面去。

　　農民在擴大全國墾田的面積，同時又在失去自己的一份田宅，甚至失去自己的身體和妻子。這個農民方面失去、統治階級方面獲得的過程是由緩到快、由少到多、由不顯著到顯著的。失與得的關鍵，在於被當作調節器的朝廷，能不能起著調節的作用。西漢後期，朝廷失去了這種作用。

　　朝廷規定的賦錢和徭役，主要有下列幾種：

　　口賦——民年七歲到十四歲，不分男女，每人每年出口賦錢二十。漢武帝改為三歲起出口賦，二十錢改為二十三錢。漢元帝時改三歲起為七歲起。

　　算賦——民年十五歲以上，不分男女，每人每年出算賦一百二十錢，叫做一算。商賈與奴婢，每人算賦加倍。

　　更賦——更是力役的一種。男子二十三歲至五十六歲，都得服役。每人每年在本郡或本縣服役一個月，稱為更卒或卒更。每人按一定次序輪流到京師服役一年，稱為正卒。雇貧民代本人服役，每月出錢二千，稱為踐更。每人每年戍邊三日，稱為徭戍，不能去的人出錢三百，稱為過更。照晁錯（晁音潮cháo）說，農夫五口之家至少要有兩人服役。照董仲舒說，農民每年平均要服役三個月。這是何等嚴重的負擔。

　　戶賦——每戶每年出戶賦二百錢。

　　獻費——每人每年給皇帝六十三錢，稱為獻費。

　　農民要繳納賦錢，必需出賣自己的生產物，首先就受到商賈的剝削。漢文帝時晁錯說：農夫遇到水旱災荒或急征暴斂，只好把家裏的東西半價賣出去（值一千賣五百），沒有東西，只好借加倍利息的債（借一千還二千），最後只好出賣田宅妻子來還債。晁錯以為這就是商人所以兼併農人，農人所以破產流亡的緣故。晁錯建議：令富人（無市籍的地主）輸粟入官，朝廷賞給爵位，有罪可以免罪。他說，這樣一來，富人有爵，農民有錢，粟有出路。漢文帝聽從晁錯的話，定賣爵、除（免）罪等法令。富人剝削農民的粟米器物，不象商賈能在市上賣出去，朝廷用爵位和免罪權利來收買粟米，出路就寬廣了，從此富人憑藉政治勢力，可以放手掠奪。商賈錢多，富人勢力大，原來在剝削上處劣勢的富人，現在和商賈有了同等的機會。晁錯替富人分商賈兼併的利益，形式上卻是替農民叫苦。

　　農民不論從商賈或從富人得到錢，最後總得送給官府。地主有錢，繳納租賦本不嫌重，朝廷還要給他們多種免賦免役的特權。自漢惠帝時起，優待地主的法令，略舉如下：

　　優待官吏——六百石（中級官）以上官，全家人免一切徭役，只有軍賦（更賦）不免。

　　優待皇帝同姓——凡諸劉全家人免一切徭役。西漢末，諸劉凡十余萬人。

　　優待有爵人——第九級爵五大夫以上，本人終身免役。買五大夫爵，價值粟四千石。

　　優待武功爵——漢武帝賣武功爵，規定用金錢，不得用粟。第七級武功爵千夫相當於五大夫，本人終身免役。

　　優待下級官吏——凡下級官吏，本人終身免役。

　　優待士人——凡士人入太學讀書，本人終身免役。

　　朝廷要得到統治階級中人的支持，必須讓他們分享剝削的權利，同時又要防止兼併的過度迅速。朝廷堵住了鑄錢、冶鐵、煮鹽三條兼併的捷徑，兼併者只好走比較緩慢的一條長路。因為在這條路上農民進行抵抗，即使窮困到“衣牛馬之衣，食犬彘之食”，還為著保存一小塊耕地而堅持鬥爭。皇帝制定法令，幫助地主商賈向農民進攻，有時也限制或打擊他們，給農民一個暫時喘息的機會。這樣做，可以延緩分裂局面的到來，有利於國家統一的維持。

　　

　　五　尊儒立官學

　　漢高帝用太牢祭孔子，承認儒學在學術上的正統地位。但西漢前期，指導政治的學說是黃老刑名之學，其次是陰陽五行之學，儒學博士不為朝廷所重視。著名儒生如賈誼雜陰陽五行學，晁錯雜刑名學，講純儒學的大儒只能做博士官。漢景帝的母親竇太后好讀老子書，《詩》博士轅固當面斥老子書是奴僕書，竇太后發怒說，那裏來的罪徒書！儒家罵道家是奴僕，道家罵儒家是罪徒，儒道兩大學派衝突，對政治統一是有害的。漢武帝完成了學術統一的巨大任務，把道、名、法、陰陽五行各家統一在儒家裏面。

　　漢武帝採用策問（考試）的方法，凡對策公開講黃老刑名縱橫的人一概罷黜不取，獨取董仲舒、公孫弘等儒生，都給好官做。董仲舒、公孫弘講《春秋公羊》學，董仲舒是西漢今文經學中最大的儒者，公孫弘後來做丞相封侯。從此諸子百家被黜，儒學獨尊，特別是《春秋公羊》學成為最通顯的儒學。

　　西漢前期，士人的仕途大抵有三條：一條是郎官，家有中等財產（財產十萬錢以上，漢景帝改為四萬），自備車馬服裝生活費，可以到京師做郎官，等候朝廷的使用。一條是在本郡做小官吏，不限財產。一條是大官府指名徵召。漢武帝采董仲舒、公孫弘的建議，京師立學校，又令郡縣推舉孝廉、茂才，供朝廷選用。儒學與仕途結合起來，要做官非學儒不可，士人都變成儒生了。

　　京師的學校（太學），五經博士當教官，有正式學生五十人，叫做博士弟子。全國各郡保薦學生到博士處受業，待遇同博士弟子一樣，名額不定。兩種學生都是一年考一次，考上、中兩等的給官做，考下等的黜令退學。又選通經學的小官吏做地方官府的卒史，職務是用經義裝飾政事。從皇帝丞相一直到地方官，都會講經學，政治思想統一了。漢昭帝增博士弟子名額為一百人。漢宣帝增為二百人。漢元帝增為一千人。又在郡國設五經卒史，地方上開始也有學校（漢景帝時文翁已在蜀郡立地方學校）。漢成帝時太學博士弟子曾增至三千人。自從漢武帝立官學，兩漢學術上只有儒家派別間的爭辯，不再有儒與非儒不同學派的鬥爭。這是封建國家統一以後自然產生的結果。這個結果不利於學術思想的發展，但也有助於國家統一的鞏固。

　　貴族、官僚、地主、商賈是朝廷的支持者，同時又是破壞者。分土不治民的制度確立後，貴族不能稱兵割據了。鑄錢、冶鐵、煮鹽三大利收歸官營後，豪強兼併的速度延緩了。賦稅制度重賦役，給地主商賈以兼併的便利，輕田租，也讓農民保持一些抵抗的力量。官學制度規定中庸主義的儒學作為官吏的思想標準，同時以儒學為基礎，吸收其他有利於統治者的各種學說，使儒學經常適合於統治階級的需要。西漢創立了這些重要的制度，不僅為兩漢所遵守，西漢以後整個封建時代的各皇朝，也只能修改補充，不能廢除另創。擴展疆域的漢武帝在創立制度上也充分表現了他的雄材大略，只有他才能壓服豪強，收回三大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