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亡漢興乃民心之背向

有言國之與興亡關乎民心之背向，試就秦亡漢興之故事加以闡釋。


國家之興亡，除了政治因素之外，最重要的是民心背向。國家若得到人民支援，社會才會穩定，政權才能長治久安；相反，如統治者的施政殘暴不仁，國家便不獲支援，更會導致民怨沸騰，弄致官逼民反，使政權逐步推向覆亡。就以秦亡漢興爲例，賈誼在《過秦論》中指出秦的統治乃"仁義不施"，秦代政權不獲人民支持的原因。秦始皇的暴政，秦二世的昏庸和暴虐，令人民不願再忍受其嚴厲的統治政策，最後更亡於劉邦、項羽爲首的義軍手上。劉邦在入關之時，表現出統治者的風範，廢除秦的苛法，與人民約法三章，而項羽則由始至終所給人民的印象是殘忍好殺，他火燒阿房宮，屠殺咸陽百姓，並坑殺受降士卒二十萬人。相比之下，劉邦更爲深得民心，最後能打敗項羽，建立漢朝，以上種種皆與民心向背有關。

秦始皇統一中國後，對人民的勞役亦隨之增加。始皇肆意役使民衆，使人民不願支援政府。例如命蒙恬派三十萬大軍驅逐匈奴，又派屠雎帶五十萬人，分五路南下嶺南，致使"丁男被甲，丁女轉輸，民不聊生，自經於道樹，死者相望。"此外，又不斷武裝移民，南征而起戍守五嶺，軍民與流放無異。此外又築長城，開馳道，修宮室，建陵墓，征伐和戍守等，皆爲苦役，且秦統一之後，沿用舊制，以致往返時間增爲十倍，而秦法過期皆處斬，民間遂爲一大苦事。故西漢董仲舒加以批評，謂秦"力役三十倍於古"，秦代不惜民力，逼使人民反抗。陳勝、吳廣的揭竿而起，實爲必然的結果，而秦亦最終滅於平民階級的手裏，可見民心背向的重要性。

另外，始皇在統一中國後，窮奢極侈，大興土木。在咸陽境內建造了二百七十座殿，還興建"東西五百步，南北五十丈，上可坐萬人"的阿房宮。建築"以水銀爲百川江河大海，機相灌溉，上具天下，下具地理，以人魚膏爲燭的驪山陵墓等，始皇更迷信方土，追求神仙，凡事種種，皆耗費甚鉅，再加上浩大的軍費支出，足見其奢侈浪費之極。由於國用不足，不得不加重賦稅，使"租賦二十倍於古"，以致"男子力耕不足糧餉，女子紡織不足衣服"，結果大失民心，弄致天怒人怨。

就施政而言，秦代的刑法嚴峻，專任刑罰以鎮壓人民，所施的刑罰太過分嚴苛，如"偶語詩書者棄市"、"赴役衍期者斬"、"一人犯罪，誅及三族"；人民動輒得咎，而陳勝、吳廣亦是因刑法太苛而被迫抗秦。人民對於統制思想及新的法制不太習慣，開始懷念舊有制度，加上六國勢力未除，在他們煽動之下，一夫當難，全國便騷動起來，當時秦二世當政，政局更趨腐敗：君主昏庸，權臣弄政，令秦的政局岌岌可危。始皇本有建立萬世不墮政權之野心，故集軍政大權於一身，推行中央集權制，認爲這樣便萬無一失，但他卻不明歷史的潮流中，平民的勢力正在崛興，除了以往貴族代替貴族的政權更替模式外，人民亦可威脅政權，正因其忽視平民的力量，以嚴苛刑法來管束，終於令民心思變，起而反抗，使建立了十五年的秦朝覆滅。歸根究底，秦以法家治國，其立國精神本得不到人民支持。

相反，劉邦得天下，實與民心依附有莫大關係。方其初從義帝旨令，入據咸陽，即廢除秦代苛政，與民約法三章："殺人者死，傷人及盜抵罪"，於是民皆欣悅，甘於跟隨劉邦。而且劉邦來自民間，其左右股肱，如：陳平、周勃等，莫不爲市井布衣，因而深知民間疾苦，得天下後，皆能罷秦徭役，與民休息，以黃老無爲之術，替代贏秦法家之治，故能迎合廣大百姓之要求。由於民心安定，政權由是得以鞏固。反觀以貴族身份起義的項羽卻不知爭取民心，大肆殺戮，入咸陽而盡焚宮室，屠殺秦民及士卒，自招秦人反感，更使戰敗者不敢向其投降，於彭城的遊擊中，漢軍情願投水溺弊也不肯投降。敗卒不投項羽，人心也不歸附，埋下劉成項敗的伏線。

另外，劉邦能夠打敗項羽，建立漢室政權，結束秦末混亂之局，亦爲歷史興亡，繫乎民心背向，給予有力的證明。劉邦明白欲爭天下，人心之背向極爲重要，故入關中之初即與父老約法三章，以安民心。本來劉邦本已佔領秦之宮室，但聽張良勸告封鎖宮室府庫，還軍灞上，留待兵至再作處理，以顯其嚴正不貪。除蕭何取秦富所藏的人口圖籍外，一無所取，令百姓大悅。其後，又先爲義帝發喪，傳檄諸侯以討項羽之不義，使天下諸侯皆擁護之，其部隊亦以紀律嚴謹著名，從不擾民，並安撫流亡百姓，令人心盡歸劉邦，反觀在秦代以法家治術統治國家，重法不重人，以致其法難以得到人民支持。到秦二世時，手段更爲嚴苛，曾巡行全國，查察"郡縣守尉，有罪者誅之"。其準則是"殺人者眾爲忠臣，稅民深者爲明吏"，足見其昏庸的程度，秦於其統治下，人心必會背棄政府，統治力量自當動搖。

秦的滅亡，主要其仍帶春秋戰國以來的貴族習氣，不恤民力，役民過甚，而戰國以來平民階級的力量不容忽視，故秦亡之際，平民階級勢力之大，可從陳勝、吳廣起義一事可所映出來。劉邦的基礎，正好來自這班"父老"及平民，故劉邦的施政，往往符合平民的要求，針對秦代之弊，深受支持。劉邦在漢初實行無爲而治，順應了歷史的要求。他吸收了秦代亡國的教訓後，命陸賈將之總結，於是撰《新語·輔政篇》謂："秦以刑罰爲巢，故有覆巢卵之患"。（無爲篇）又謂："秦非不欲爲治，然失之者乃舉措暴衆而刑太極故也"。蕭何乃主張爲政須輕徭、薄賦、緩刑、與民休息、以恢復社會元氣，遂開無爲而治之局，由於治國方針以人民的角度出發，因此民心歸附，到文景時期發展興盛，國家開始強大起來。

秦自始皇二十六年併天下，至二世、三世而亡，前後只有十五年國祚，主要是因爲始皇好大喜功，不知與民休息，久經戰亂之後，國力未復，即大興土木，引致民力盡竭，又由於君權轉變爲集權的時間過速，人民難以在短時間內適應，秦又不施仁義，不斷向人民榨取剝削，以嚴峻刑法鎮壓人民，使人民生活於水深火勢之中。而歷史的趨勢顯示出平民階級迅速冒升，不甘忍受其嚴峻之法。始皇雖建立大一統皇朝，但亦種下了其帝國覆亡之遠因，因此秦始皇一死後不久，民心皆以抗秦，秦國便宣告覆亡。諺語云："水能覆舟，亦能載舟。"然則民心背向亦由水之覆載也。秦漢之得國，實符合歷史時勢，順應民衆意願，而秦之乍滅亦沿自其施政嚴苛，不施仁義，使百姓背離秦國。雖然秦之覆滅與漢之繼統，亦繫於政權本身軍力、政治之始消彼長，惟就歷史發展過程而言，仍不知可爲"民心背向乃歷史興亡主因"一說下有力之註腳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