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之宰相制度

試比較唐、宋之宰相制度，並論其對兩代政治之影響。


宰相是輔弼重臣的總稱，既是君主的最高幕遼又是百官之長，宋史稱「宰相之識，佐天子，總百官，平庶政，事無不統」（職官志），故宰相在歷代官僚制度中，恆居樞紐地位。唐承隋制，新唐書載「中書令、侍中、尚書令，共議國政，此宰相之職也」（百官老）。宋承唐官，亦以「三省長官皆為宰相之任」（宋史、職官志），然兩代宰相之職官組織、設制精神；權責與發展，卻頗相歧異。

就職官組織比較：

唐代三省為中書、門下、尚書：中書掌定旨出命，門下掌審議封駁，尚書主執行政令，權責分明，然中書、門下既一主出命、一主審議，不免時有各持已見之事發生，太宗乃設「政事堂」，以為議政之所，由是政事堂乃成為實際決策的中樞所在，於是中書令和門下侍中為真宰相，代政事堂議事，而尚書左右僕射要兼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或「同中書門下三品」等職，亦即獲真宰相身份，於政事堂會議；宋制雖有三省之名，實際則甚不同。宋初宰相亦稱「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實則就中書內省為政事堂，門下及中書外省、以其他官主判未嘗預聞政事，故宋史謂「宰相不專任三省長官，尚未書門下列於外，又別置中書禁中，是謂政事堂。」（職官老）此相異之一也。

又唐代除三省長官為當然宰相外，凡加「同三品」，「同平章事」，皆為宰相，並無軒輊；至宋則設副宰相為「參知政事」，宋史載其職掌為「掌副宰相，毗大政參庶務」（職官老），此又其另一不同也。


就設制精神比較：

唐代相制的創設精神，一方面在謹慎大政；另一方面在使君主與權臣俱不能獨斷，因此，一切政令，由中書進擬，經門下審議後，天子不得輕易改動，而「不經鳳閣（中書）鸞台（門下）」，未得為敕（資治通鑑唐紀）充份，顯示上述的設制精神，但宋太祖即位，懲於唐末五代之權奸肆燄及藩鎮跋扈，設制精神放地方於中央，再集中央權在君主，故宋初定制，以中書省與樞密院分掌文、武二柄，使行政與軍事不專委一人，使兩權及互相牽制，以杜絕強臣專擅之弊，然而，卻步入君主專制的局面。由是觀之，兩代掌相制及之設制精神不同。


就權力所及之事項比較：

唐代相權雖出令封駁執行三分程序，然軍國大政以至刑獄、用人、考績等權，仍極完整，至宋相權已被分割，權責有限。唐時，軍事原由宰相下的兵部，財政本屬戶部，而宋的軍事和財政大權，則分別為「樞密院」與「度支」、「鹽鐵」、「戶部」三司所有，宰相一般無權過問。所謂中書治民、樞密主兵，三司理財是也。又進賢用人方面，唐由宰相以的吏部主管，五品以上官，由宰相決定；五品以下官，則全部由吏部依法任用，至宋則設考課院，王金全選之事，「以分中書之權」（宋史．蘇紳傳），後改名審官院，並分東西，東院主文選，西院主武選，所以宋代宰相，用人之權亦大受侵奪。此外，宋又設審刑院，主覆核刑部之重大案件，由此可見宰相權力所及的事項大為削減，唐三省至宋時在權力來說是「名存實已」。


就權力行使之方式比較：

唐三省權責分明，凡有軍國大事，先由中書全人草擬，經中書令，待郎決定了審議後，進呈畫押，敕旨即下；送門下省駁止；然後送尚書執行。故君主、權臣無由專斷，而宋制則有事時，宰相須光用劄子向皇帝請旨，由皇帝裁決，稱「面進取旨」，然後再由皇帝正式擬旨，故宋之宰相已無唐之宰相議政之權，宰相不過聽命執行而已。

又唐之政令，雖出於中書門下然政事堂所下之「堂帖」，亦足號令四方；至宋而「有詔禁止」，不許宰相有指揮公事之權，惟聽命於皇帝之敕旨之權，與唐又有所不同，蓋在君主而不在宰相，相權僅及於畫敕，權力大削。


就君主對宰相之禮遇比較：

唐代宰相，坐而論道，「宰相早朝上殿命坐，有軍國大事則議之，常從容賜茶而退」（筆錄）。至宋，啜茶及宰相「奏事，坐論殿上」之禮遇，亦自宋太祖而廢止。


就宰相與台諫之關係比較：

唐代御史，主要職責在彈劾百官之違法行為，並不輕言政治上的得失；反觀宋制，臺官動輒批評時政，彈劾宰執之臣。諫官亦然，唐代諫官多受宰相之統率，以糾正君主缺失。宋代諫官則脫離門下省而獨立成「諫院」，極少受宰相之節制，且每以宰相為其論奏對象，相權受（言官）牽制，「宰相但奉行召諫風旨」（宋史）。


就相權之發展比較：

唐初以三省長官，共議國政為宰相之職互相制衡。至武后，引文學之士密議國政，以分宰相之權，由是，即使有宰相之職，仍需加「同中書門下三品」，始有宰相之權。及玄宗時，安史亂起，中樞幾度播遷，中書門下兩省組織漸壞，翰林學士代興，中書省遂逐喪失出命擬詔之權；德宗以後，樞密使權勢漸盛，終而內可決詔書，外可與宰相議政。至唐末，大權操於內廷之手，外廷宰議相，遂成傀儡，權責日削。北宋時，宰相在行政決策、單事、財政、用人等各方面的權力雖較唐代為低，但南渡以後，宰相多領兵，政則相權有提升趨勢，與唐之發展不同。

唐初宰相，權責三分，相互制衡，亦足制衡君權，不失為善制，惜武后以後君權日漲，相權日輕，至宋代，宰相權位更不足以牽制君權，君主復以台諫節制，相權更削，由是而漸開君主專制之局，影響政治之發展極大。



首就影響唐室政治而論，唐初宰相，定策出令，均有一定程序，且「政事堂」議政更集思廣益之效，具「合議制」性質，對減少決策過失及防止權力集中，實有宏效。故唐太宗時凡事百司商量，然後經宰相籌劃，諸事穩當才能上奏施行，故舊唐書稱唐太宗時，朝政「鮮有敗事」，則太宗時貞觀治世之出現，宰相制度的影響，實不容忽視。

然而，「合議制」亦易引起宰臣之意見分歧，根據資治通鑑記載，「文宗時，每議政之際，是非蜂起，上不能決也」（唐代）是一明證，此情形自然影響朋黨之出現。現代史家薩孟武分析「宰相為要實行自己的主張，不能不結集朋黨，於是朋黨之禍就發生了。」（中國社會政治史），唐代朋黨之爭，影響唐代晚期政治敗壞，此亦唐代宰相制度之負面影響也。

另一方面，唐代相權已較漢代為輕，亦顯示皇室地位上升，與基礎的趨於鞏固，又相權三分，互相牽制，不致權臣篡奪，不易成功。因此，雖有奸相而少權相，李林甫、楊國忠雖權傾一時，但龍頻震怒，立即去職，減少政治上不穩定的因子。亦因此，唐代雖幾經變亂，然卒能自力維持，保大統於不墜，以相權互相制衡、君權高之影響。如安史之亂，玄宗雖蒙難播遷，然卒能平定大亂，是一明證，故林天蔚總結唐代相制對政治之影響曰：「安史之亂後，三省制破壞，宰相職權被侵奪，唐因此而衰亡」（隋唐史新論），可見宰相制度影響唐代治亂興衰之大也。

次就宋代而言，宋初削弱相權，集中央大權於君主，大大加強君權。而宋無時不在異族強鄰壓迫中，處危治國之力量微弱，然宋室卒能安然保持，未遭強權重臣的篡竊，張金鑑在「中國政治制度史」中稱「蓋君主專制政權之功也」，確是也。則知此宋之政治的穩足與北宋宰相制度有極密切關係。

同樣，宋以台諫官牽制相權與宰相對峙，於是雙方為求鞏固權位，遂黨同伐異，由是而造成宋代的黨爭，影響宋代政治極大。

宋代相權，自神宗元豐改制以後，宰相之權漸重，如將三司所掌移歸六部，審官院歸入吏部，罷審刑院，歸其職於刑部，仍由中書宰相統屬，兵權仍在樞密，但每由宰相兼領，由是而相繼出現權奸，如此北宋之蔡京，南宋之秦檜、汪伯彥、史彌遠等，均禍國殃民，終使宋政權不穩而衰亡。

總之，君權、相權相互制衡，而非宰相相制，國家才可治平。唐代三省雖相權三分，然君相之權較均衡，故此形成唐之盛世，宋之君主刻意裁抑相權，宰相職權被削，又受諫官之制肘，以致事事被阻撓。力不均衡，造成了宋代積弱不掁的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