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莽篡漢

有言王莽之所以篡漢"亦天時，非人力所致"，此言當否？試加論析。

"亦天時，非人力所致"，即是王莽篡漢既是天時，亦是人力所致，但當時天時的重要性遠大過人力的所爲。西漢末，土地兼併問題嚴重，以致農民與商賈的貧富縣殊日趨嚴重。漢武帝時雖用經濟政策，令商賈無法得漁鹽之利，但對外用兵傷了國家財力；宣帝時進行減稅，希望使農民受惠，然而這卻深化了當時的情況。改革失敗，天災頻仍，國庫空虛，無力賑災，農民更形窮困。且當時流行乃陰陽五行思想，漢中葉後盛行有兩種觀念，一是授命說，二是五德終始說；況且王莽乃擁著外戚身份，利用這些天時可爲他篡漢提供了非常重要條件。最後，王莽憑著其力量、才智而篡漢。《漢書·王莽傳》中記載王莽代漢時，群臣向他朝拜，沒有任何反對聲音，更無反對勢力，不廢一兵一卒，可以將天下得手。這也說明不可忽視王莽的重要性。

西漢當時社會經濟狀況，最主要便是貧富縣殊的問題。早在武帝時，土地兼併日趨嚴重，董仲舒曾提出一套改革建議。然而，西漢晚年，成哀二帝、師丹等人曾提出限制田地、奴隸的建議，可惜商賈、富豪的勢力加深，反對聲音甚多。宣帝曾提議減稅，但大量土地乃集中於商賈之手，商賈得益，農民反未受其利。故此，土地兼併，蓄奴成風、貧富縣殊不但未得解決，反之更趨惡化。故有云：富者田連阡陌，貧者地無立錐"。正好反映土地兼併之烈。

漢自文帝以來，由於工商業大幅發展，以致商賈、小販等享阡陌之得。農民卻生活困苦，耕者不能自給自足，致人以相食。有謂："民有七亡、而無一得"、"民有七死，而無一生"等說。這些情況都導致農民窮困的必然結果。西漢末，國庫空虛，糧食不足，土地兼併嚴重，問題不能解決，使官吏貪污、商賈等積財富。譬如成帝時張禹據田四百頃，哀帝時董賢家產達十三萬頃，社會經濟惡劣，政治黑暗，君主治國失策，天災發生而國家無力解決，使人民遂思轉變，渴求一新政權之出現。王莽憑藉這種有利的天時，成就王莽日後利用此天時而有賑災濟民之舉。其他如供給農民田宅、農具、供人治病、給錢予死者安葬等措施，皆是王莽針對此天時而制的。

其次，第二個重要天時是王莽乃以外戚身份掌權弄政。武帝以後，經昭宣兩代，政治尚算清明，不過其政治最大轉變爲外戚專政，但不多任職不久，未能爲患。至成帝時，情況轉變，王政君乃元帝的皇后，元帝早死，繼位的成帝年幼，由母后等外戚掌政，分別用王鳳、王音、王商、王根、王曼、王譚等兄弟掌政，音、商、根甚至爲大司馬。哀帝時雖改擢用丁氏、博氏及寵臣董賢，王氏的大權大為旁落，但哀帝死後，王莽等人僞矯立平帝、孺子嬰爲帝，繼而掌據朝政。然而，王莽乃能以外戚身份鑽營，主要憑藉叔伯餘陰，而王政君獨掌大權六十多年，歷元成哀平四帝，母儀天下。加上西漢末的皇帝奢侈成風，生活荒誕。元帝勾結宦官閻顯，政治腐敗，成帝好微行，鬥雞等，不理國事，哀帝荒淫任性，寵倖董賢，他賞賜田二千頃，家奴也得十萬錢，至其抄家，共得四十三萬緡。可證明當時君主昏庸無道，政風不靖，貪官勾結，農民卻生活於水深火熱之中。王莽便在此情況下，藉以外戚身份，經過多番積極救世救民之措籠絡人心。所謂："在家必聞，在國必聞"、"色取仁而行違"者邪！莽既不仁而有佞邪之材，又乘四父歷世之權。遭漢中微國統三絕，而太后壽考，爲之宗主，故得肆其奸匿以成篡盜之禍。推是廣亡，亦天時，非人力所致。王莽利用此有利時機，擅於鑽營各階層人士，上至權貴，下至士人、人民乃是他所利用而提高個人聲望的。加上，王莽和其他王氏子弟截然不同，他一反輕挑、奢侈之風氣，甚得人民支持，此乃爲王莽不費一兵一卒，天下歸心而篡漢作註腳也。

漢武帝時已用儒家治國，儒家學術思想大爲流行。因當時儒家的思想混合了戰國時的陰陽學說及法家等學說，但當儒家已變質，而繼秦滅學之後，董仲舒注《公羊春秋》，儒者爲宗，始推陰陽。而陰陽學說多解悉怪異之象。漢中葉後，另外兩種的觀念亦隨之盛行，乃授命說和五德終始說。"授命說"即皇帝做事要先得天命，已天命不只賜於一家，而是常變更的，"古無不滅之國"乃是"授命說"的要旨。還有，五德終始說亦的相生相度，中國自古受行家思想熏陶，認爲"君權天授"，故有見災累既，告譴天子失德，應留意政事。成帝時，翼奉以成帝獨親信異姓大臣，陰氣大重，必有火災，後長安自鶴失火。配合當時流行的五德終始、授命之學說，繁衍出禪讓之說。當時大多儒家認爲漢乃堯舜之後，應效法堯舜的禪讓美德。而且當時君主亦篤信此道，如哀帝欲讓位予董賢，可見的禪讓說影響之深。漢儒天命轉移的理論是聖人授命，天降符端、封禪告兩，天子失德，上天便譴責，災異興起，遜位讓賢，此乃禪讓步驟。當時已有天災等異象，如蝗災、火災等，接照帝時又有人見大石自立、數千大鳥圍繞，昌色枯樹重生等，此乃被喻爲漢統緒已近終，王莽利用當時風偽造符端，加速篡漢。如平帝時，王莽爲外戚身份，當時已可見其居心可測。因爲時勢造就了王莽擁有發揮其過人之處，篡漢亦事在必得了。

雖然王莽憑藉當時天賜的良機而成功篡漢，但亦不容忽視其個人之力量。王莽雖爲權貴，然自幼生活儉恭，皇后對他特別憐惜。他一反王氏子弟般的奢侈之風，令他得攀引援進，可知他爲人心謀遠慮才智有過人之處，亦懂憑藉勢力，以增加自己的政治本錢，如將女兒嫁給平帝為后，又收買人心，各階層人士皆爲他所拉攏。譬如擴充大學、廣招生徒、徵集古今文經等，使士人投其懷抱。他又大封宗室功臣一百七十一人，官員退休也有養老金，這使貴族功臣加以擁戴。而獻田三十頃及錢一百萬賑災濟民，這些措施主要安撫貧民，亦使人民歸心於他。這些皆是爲國家服務的，是盡心盡力的爲人民固是人力也，而他亦積極製造"機會"，譬如王莽授意蜀人哀章，身穿黃衣，手持銅框，內裝天書兩卷，謂王莽代漢即因安漢公攝政。

以上各點，是王莽爲了適應時勢而産生的人力。他是有政治理想，故王莽以天時爲基礎，在其之上建立人力之爲，使漢政權輕爲莽所奪。

天時爲王莽篡漢的先決和最重要的條件，而人力爲其次要的。必然先有天時，才能有力所致。例如，以漢武帝爲例，當時政治清明、國家興盛，然而有才幹的外戚如衛青，這名大將軍曾擊退匈奴，幫助國家建功立業。固一個人的作爲成功與否，不可單靠其本身能力，而先天即"亦天時，非人力所致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