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朝的經濟狀況

第二節 南朝的經濟狀況


　　東漢時期，長江流域的經濟已經表現出上升的趨勢，孫吳建國時，又有些進展。西晉末大亂，黃河流域漢族人大量南遷，其中士族只是少數，極大多數還是勞動民眾。他們帶著北方比較進步的生產技術來到南方，在南方原有的生產基礎上，加入新力量，因而生產力有顯著的提高。東晉末和梁末兩次禍亂以外，南朝境內沒有發生過大的戰爭破壞，這也是生產力得以逐漸發展的一個重要原因。依據下列事例，可以說明南朝發展中的經濟狀況。

　　

　　人口增加

　　

　　長江流域向來人口稀少，最大的荊、揚二州，當西晉武帝太康全盛時，荊州有三十五萬戶，揚州有三十一萬戶。西晉惠帝割揚州七郡荊州三郡置江州，又割荊州三郡屬梁州。西晉懷帝又割荊州五郡置湘州。荊州所屬二十二郡割去了一半，但多數戶口仍在荊州所屬襄陽江陵及江州所屬武昌一帶地區。東晉時，北方流人大量南來，主要僑寓在荊揚二州。宋孝武帝時，荊、江、揚三州戶口占江南全戶口的半數。所謂三州，實際仍是太康時的荊揚二州（江州本是荊揚二州的一部分，荊州割歸梁州湘州的八郡，不是戶口稠密地區），假如北方流人戶口和東晉以來荊江揚三州一百三十餘年繁殖的戶口，總數相當於荊州割去的八郡戶口數，那末，宋孝武帝時荊江揚三州仍應有六七十萬戶，全江南應有一百二三十萬戶（不包括豪強藏匿的戶口）。但四六四年（宋孝武帝大明八年）的戶口數，全國只有九十萬六千餘戶、四百六十八萬餘口。當時江南以外，尚有徐、南兗、兗、豫、青、冀、司、雍、梁、秦等州以及益州全部，全國實際戶口，決不能只有此數。陳朝國土最小，陳宣帝時有戶六十萬，隋滅陳，得陳戶五十萬，男女口二百萬。二八○年，西晉滅吳，得吳戶五十二萬，男女口二百三十萬。陳朝地比吳國略小，陳亡時戶口也略少，自吳亡至陳亡，中間經過三百餘年，戶口似乎一點變動也沒有，顯然是不合實際的。東晉和南朝的戶口數過度不合實際，原因主要在於士族享有特權。東晉元帝依靠士族立國，法禁寬弛，列入《百家譜》的士族固然特權最大，不入譜的北來士族以及東南原有的士族，也各享特權。這種特權之一是“挾藏戶口，以為私附”，即並若干戶為一戶，士族出名作戶主。戶主勢力愈大，所附私戶數也愈多。東晉時山遐作余姚令，到縣八十日，即查出私附一萬餘人。縣中豪強，群起攻擊，山遐要求朝廷再留二十天，追查私附，朝廷不許，免山遐官。會稽郡所屬共十縣，人口約三十五萬（這是宋孝武帝大明八年人口數，東晉時人口也許較少），假如平均每縣人口為三萬五千，余姚一縣私附竟多至萬餘人。余姚不是士族聚居地，豪強藏戶已如此眾多，其他郡縣可以類推。

　　僑郡縣並無一定境界，朝廷不問僑寓士族所占田畝數，當然不征租稅和徭役，歲月積久，兼併愈甚，土斷與僑寓兩種主張成為政治上嚴重的鬥爭。所謂土斷，就是主張把僑郡縣士民作為土著，民眾向朝廷納租稅服徭役，不再讓士族獨佔這些利益。所謂僑寓，就是主張維持士族在僑郡縣裏一向獨佔的利益。土斷對朝廷有利，凡有可能代替東晉自立朝廷的人都主張土斷。三六四年（東晉哀帝興寧二年），桓溫實行土斷，制定嚴法禁止挾藏戶口，並在全國大查戶口，普禁藏戶，彭城王司馬玄藏匿五戶，被桓溫懲罰，朝廷因此收入大增。桓溫失敗後，土斷制廢棄不行。四一三年（東晉安帝義熙九年）劉裕又實行土斷，省去不少僑郡縣。宋孝武帝時，雍州刺史王玄謨請在雍州實行土斷，宋孝武帝下詔並省雍州所屬三郡十六縣為一郡。宋完成了土斷制，但士族制度既然存在，就無法變革挾藏戶口的積弊。

　　齊高帝新建齊朝，想整頓黃籍。黃籍是普通民眾的戶口名簿，是朝廷征取租稅徭役的根據。黃籍向來是一個大弊竇，官吏受富民（非士族的地主和富農、商賈，商賈不一定要入仕，但可得士人免稅的利益）賄賂，給納賄者或注軍功，軍功戶中至少有三分之二是假冒；或出錢一萬余，偽造祖先爵位，就可以稱士族；或因禿發，假託僧人；或遷徙無定，不立戶名；或戶存而黃籍不載，或人在而注已死亡，如此種種，弊端極多。免役免稅的戶口愈增，貧苦民眾的負擔也愈重。齊高帝設專官檢查黃籍。齊武帝繼續檢查，罰納賄改籍人到邊地充戍役。四八五年，富陽（浙江富陽縣）妖人唐寓之作亂，三吳納賄改籍人來投奔的多至三萬。齊武帝派兵進擊，斬唐寓之。這次作亂，是富民反抗檢查黃籍，畏罰叛變，根本不是農民起義。唐寓之雖然失敗，納賄改籍人的反抗依然強烈。四九○年，齊武帝不得不取消檢查，承認宋代黃籍上一切弊端完全合法有效。

　　梁武帝不敢再檢查黃籍，卻想從整理士籍入手，依據東晉賈弼之所作《士族譜》，宋劉湛所作《百姓譜》，設立譜局，改定《百家譜》，凡八十卷，東南士族另立一部，不在百家之內。梁武帝能定百家士族和東南士族的譜系，但不能防止富民的繼續納賄改黃籍，結果只能是百家土族、東南士族和富民冒名的士族並存，各按自己的勢力去剝削勞動民眾。梁郭祖深說，民眾為避免重役，或自斷手足，或投靠士族作附隸，稱為屬名。梁朝的屬名，就是東晉的私附，足見豪強挾藏戶口，一向保持不變。

　　自桓溫首創土斷制，至梁武帝定《百家譜》，都說明士族與朝廷爭奪民戶，朝廷並不能改變這個形勢。因此，長江流域人口實際是增加了，在偶存的幾個戶口數字上卻看不出人口的增加。

　　

　　農業前進

　　

　　江南地勢卑濕，人口稀少，農民向來用火耕水耨法從事生產。所謂火耕水耨，就是燒去田裏雜草，灌水種稻，草和稻並生，高七八寸，一併割去，再放水灌田，草死稻長。這樣簡單的耕種法，生產量自然很低微。西晉武帝時，杜預奏稱東南水災特別嚴重，原因在於火耕水耨必須高地蓄水，多築陂堰，每遇水雨，堤壞氾濫，低田損毀，延及陸田。過去東南地曠人稀，不妨用這個舊法，現在戶口日增，村舍相接，田地高低不一，每歲陂堰放水，為害實多。請令地方官決去曹魏以來新造諸陂堰，修繕漢朝舊堰及山谷私家小陂，借免水災。晉武帝聽從杜預的建議。魏吳對立，魏在邊境上造陂堰，不顧吳境受災害，西晉統一後，舊邊境上人為的水災可以減輕，至於火耕水耨的逐漸改革，主要由於戶口日增，村舍相接，不得不改進耕作技術，以免水火的災害。在人力薄弱的地區，自然還會保持著落後的舊耕種法。

　　揚（包括東揚州——會稽郡）、荊（包括雍州——襄陽和江州）二州，人口較多，農業也最發達。依據史書所記的一些材料，可以看出這些地區興修了不少水利。例如東晉時，曲阿（江蘇丹陽縣）立新豐堰，溉田八百余頃，烏程（浙江吳興縣）築荻塘，溉田千頃，勾章（浙江慈谿縣西）修復漢時舊堰，溉田二百餘頃。宋齊梁相繼修復芍陂（在安徽壽縣南）堰堤，溉田萬頃。宋時修復漢六門堰（河南鄧縣西），溉田三萬頃。江南多湖沼，泄水可變成湖田。宋謝靈運求會稽回踵湖，又求始寧（浙江上虞縣西南）休崲湖（崲音皇huáng）作湖田。宋孔靈符奏請遷徙山陰縣（浙江紹興縣）貧民到余姚（浙江余姚縣）、鄮（音貿mào浙江鄞縣東）、鄞（浙江鄞縣）三縣開墾湖田。作堰溉田和泄水成田，都是顯示農業在發展中。用糞作肥料，不見記載，宋武帝功臣廣陵人到彥之微時以挑糞為業，挑糞很可能用作肥料，因為荊揚等地，火耕水耨法已不能繼續行施，必須採用施肥法。《史記•吳世家》記吳楚兩國邊邑婦女爭桑樹，引起戰爭（前五一八年），足見遠在春秋時期，南方絲織業已很普遍，東晉以來，愈益發達。耕織都前進，樹立了社會財富的基礎。

　　

　　手工業發展

　　

　　南朝在手工業方面，有三個重要的進步，一個是煉鋼術，一個是造紙術，一個是制瓷術。

　　煉鋼術——人類使用鐵的發展過程，按照煉鐵技術的限制，形成熟鐵、生鐵、鋼鐵三個階段。首先得到的只能是熟鐵，因為當時的技術（主要是風箱），還不能熔化鐵礦石。熟鐵缺乏炭素，性柔軟，不能製造需要有相當硬度的工具，作用遠不及青銅器，也不及石器。技術前進一步，能夠熔化鐵礦石，這就得到了生鐵。生鐵含炭素過多，性硬而脆，耐磨性較高，可以鑄造農具，但還不能製造武器。熟鐵比生鐵難熔化，用煉生鐵的方法（熔鐵爐中鐵礦石與木炭混合在一起）來煉熟鐵，因風箱通風力量不夠強，熟鐵不曾熔化，卻在高溫下吸收了百分之零點二五至百分之一點七的炭素，這就成為滲炭鋼。再加以淬、鍛等工，擠出鐵中所含熔渣（雜質），就成為品質較純的鋼鐵。有了這種鋼鐵，才能代替青銅在武器上的地位。中國古代煉鐵技術的發展是迅速而卓越的，遠在春秋前期，已經能夠熔煉生鐵，鑄造農具和大鼎。按照鐵的發展次序，春秋前期既有生鐵，春秋以前應早有熟鐵，只是缺乏硬度，不能用來作重要的生產工具。春秋後期，《吳越春秋》所記幹將莫邪夫婦剪爪發投入煉鐵爐因而製成寶劍的故事，暗示冶煉家開始摸索出滲炭鋼的制煉法。戰國時有鋼，不僅可從文字記載上推知，並已有實物發現。到西漢武帝時，鋼鐵武器完全代替了青銅武器。煉成滲炭鋼是偉大的成就，中國取得這個成就比世界上任何一個國家都早。不過，滲炭鋼要制為純鋼，必須鍛煉百來次，費人工太多，而且愈鍛煉愈柔軟，不適宜於戰時的實用。曹操曾制百辟（避）刀五把，是百煉的寶刀，他說，我的兒子裏有不好武而好文學的，每人給一把。足見百煉的鋼刀，是不能上戰場的。鍛煉較少的鋼制武器，又可能因熔渣和含炭量多了些，容易折斷。要剛柔得中，生產較易，就得在制煉法上再前進一步。這一步在南朝時期實現了。

　　《重修政和證類本草》鐵精條下引陶隱居（陶弘景）說“鋼鐵是雜煉生（生鐵）鍒（音柔róu熟鐵）作刀鐮者”。雜煉生鍒法後世一直保持著。在近代煉鋼法應用以前，它是一種進步的技術。《天工開物》裏說這種煉法是熔鐵爐中生鐵和熟鐵混合在一起，火力到時，生鐵熔化，包裹和滲入熟鐵，生鐵多餘的炭素被缺少炭素的熟鐵所吸收，也排擠出一些熟鐵所含的熔渣，生熟鐵都成為鋼鐵。取出加鍛，再煉再鍛，反復數次，就成品質較純的鋼鐵。這種煉法，費功較少，產量較多，既可制刀劍，又可制農用的鐮（能制鐮刀，價不會太高），對發展生產力是一個貢獻。陶弘景一生曆宋齊梁三朝（四五六年——五三六年），所說雜煉生鍒法的應用，當與他同時或在以前。吳越在春秋時期最先發明滲炭鋼，有冶煉技術的傳統。齊時上虞人謝平創制剛（鋼）樸，號稱中國絕手。剛朴不知是何物，按朴原意為樹皮，剛樸可能是指生鐵熔液包裹熟鐵（象樹皮包裹樹幹）而同成鋼鐵，如果是這樣，那末，謝平就是雜煉生鍒法的發明人了。南朝著名製造兵器的冶所是在會稽郡所屬的剡縣（浙江嵊縣）三白山，看來會稽郡冶煉技術較高，謝平是尤高的冶煉家。東晉初年，會稽郡民眾避重役，從海道逃到廣州，刺史鄧嶽大開鼓鑄，好些非漢族居民因此知造兵器。可見會稽一向是南方冶煉技術較高的地方。

　　揚州在南朝，是鼓鑄的重要地，建康有左右二冶，尚方（皇室工業）有東西二冶，工人多用囚徒。鐵的產量多，梁鑄鐵錢，堆積如丘山，市上交易，用車載錢。梁武帝用鐵數千萬斤塞浮山堰決口，足見南朝鐵產量是豐富的。梁武帝曾令尚方造刀劍，裝飾極精巧。尚方有橫法鋼，仍是百煉的柔鋼，技術可能比舊的百煉法有些改進。

　　造紙術——西漢時已有紙，經東漢蔡倫改良，紙的功用大進一步。至東漢末建安時，左伯改良造紙法，紙的功用又前進一步。左伯是東萊（山東黃縣）人，東萊一帶成為造好紙的重要地。陳朝徐陵《玉台新詠序》裏說“五色花箋，河北、膠東之紙”，梁元帝《詠紙詩》“皎白猶霜雪，方正若布棋”，足見南北朝時，美色紙出在北方，南方造紙術也有很大的進步。剡溪（在浙江四明山區）一帶四五百里盛產藤，取藤皮造紙，質地極佳，余杭（浙江余杭縣）由拳村也出好藤紙。唐時書家以用藤紙相誇。製造藤紙開始在東晉時。范寧令屬官說，“土紙不可以作文書，皆令用藤角紙”。藤角紙即藤紙。東晉末，桓玄選二王（王羲之、王獻之父子）寫在帛上和紙上的字跡，各裝成一帙，常置手邊。南朝書家寫字多用麻紙，麻紙別稱布紙，就是用破舊麻布製造的紙。麻紙可供二王寫字，精美可以想見。王羲之曾一次贈送謝安紙九萬張，當是這種麻紙。在紙上塗黃色防蠹藥物稱為黃紙。當時好紙已能大量生產，因之桓玄下令廢竹簡，用黃紙代竹簡。隋滅陳，獲得大量陳朝藏書。這些書籍多是陳宣帝時用紙抄寫。紙到南朝完全代替了竹帛的地位，是和造紙技術的發展相適應的。

　　制瓷術——實物證明，商和西周的帶釉硬陶器，可說是最原始的瓷器。兩漢瓷器雖然還沒有完全脫離原始狀態，但製作技術繼續在提高。三國西晉制瓷術又有進境，脫離原始狀態轉入成熟的初期。西晉文士作賦，茶、酒和瓷器聯繫起來，說明瓷器已是日常生活的用具。現在發見的瓷器，三國以迄南北朝都是青瓷，出土地點遍及南北。不過，制瓷術最高的地方還是在會稽郡。據現有的發掘資料，孫吳西晉，會稽制瓷業已漸發達。東晉和南朝將近三百年，會稽遭受戰亂較少，是一個士族聚居地。士人享樂生活裏飲茶也是享樂的一種，講究茶具，對制瓷技術起著推動作用。茶具以外，日常生活用具及特製殉葬的明器，種類也很多，越窯和各地窯業成為一種重要的手工業。到唐朝，越窯聲名更大，陸羽《茶經》說，“瓷碗，越州上，……或者以邢州處越州上，殊為不然。邢瓷類銀，越瓷類玉，邢不如越一也；邢瓷類雪，越瓷類冰，邢不如越二也；邢瓷白而茶色丹，越瓷青而茶色綠，邢不如越三也”。照陸羽的比較，越窯所制茶具是最好的。陸龜蒙讚美越瓷詩，有“九秋風露越窯開，奪得千峰翠色來”句，大抵青瓷的製作，越窯確已達到最高境。唐時越瓷無疑是東晉南朝時越瓷的繼續發展。

　　

　　商業通暢

　　

　　東晉和南朝時期，長江流域經濟開始發展，以皇室和百家士族為首的統治階級，在這個經濟基礎上過著奢侈腐朽生活。一般他說來，統治階級用政治勢力從農民手工業者搜刮得錢，通過商業用錢取得各種消費品，消費品的大部分是由農民手工業者生產出來的（小部分是奴婢、罪徒等人的無償生產），通過商業，農民手工業者得以收回一部分錢來進行再生產。因之，社會經濟在政治較好、剝削較輕、商業通暢的情況下，可以有緩慢的進展；在政治苛暴，但商業仍能流通的情況下，也還不至於全部窒息；只有遭受破壞性特別強烈的戰爭，商業完全停頓的時候，社會經濟才呈現崩潰現象。梁末侯景大亂，就是這樣的一個時候，其餘大體上屬於前兩種情況，也就是長江流域經濟上升的趨向，其中商業起著一定的流轉作用。

　　建康是最大的商業城市。城中有四個市，又秦淮河北岸有大市，還有小市十餘所。建康以外，京口、山陰（會稽郡治）、壽陽、襄陽、江陵、成都、廣州等地也是商業城市。史稱建康“小人率多商販，君子資于官祿，市廛列肆，埒（音劣liè相等）於二京（長安、洛陽）”。商業主要為官人供給消費品，所有商業城市都是和建康一樣。齊朝暴君東昏侯，極其淫侈，妃妾服裝，都選用最珍貴的材料，向商市購買金寶，付錢比普通價高數倍。他寧願用其他方法去搜括民間錢物，卻不敢不付給商人所索的高價，這說明官和商相互依存，誰也缺少不了誰。

　　士人向來有免稅權，因之士人多兼營商業。東晉王彪之整頓商市令裏說，近查山陰市多有不法商人，或隨地開設店肆，或隱漏估稅，假冒豪強的名號，擁有貿易的厚利，淩踐無勢力的平民，獨佔居要害的地點。其他城市，情形大致相同。這裏所說不法商人，或者就是兼營商業的士人，或者是和士人勾結、仗勢橫行的奸商，普通商人是不敢這樣做的。又如東晉謝安有一個同鄉罷官從廣州回建康，帶來蒲葵扇五萬把。謝安取一把自用，建康人爭出高價買蒲葵扇，這個同鄉獲利數倍。宋孔道成從會稽來建康，帶貨船十餘艘，滿載綿絹紙席等物。梁武帝弟蕭宏，貯藏布絹絲綿漆蜜紵（細麻）蠟等雜貨數十屋。蕭宏在建康有數十處商邸，招待各路商客，廉價買進客貨，貯藏起來，待價出售。蕭宏又用高利貸的方法，吞併別人的田、宅、邸、店，建康和三吳不少人因此喪失產業。士人和貴族經商求富是普遍的，不過，對整個商業說來，主要經營者仍是社會地位卑微的商販。

　　南朝重要產鹽地，在江南是吳郡海鹽縣（浙江海鹽縣），在江北是南兗州鹽城縣（江蘇鹽城縣）。海鹽縣海邊有大片鹽田。鹽城縣有鹽亭（制鹽場所）一百二十三所，公私商運，每年常有船千艘往來。經營鹽業的自然是豪強，其中有商人也有士人。

　　軍人（小軍官，凡小軍官都是素族，士人不作小軍官）也是一向享有免稅權，軍事重鎮壽陽、襄陽，與北方有商業上往來，在這裏軍官可以販運求富。

　　南朝和海南諸國通商，主要是經由廣州南海郡的番禺（廣州市），交州的龍編、西卷。自宋朝開始，有林邑、扶南（柬埔寨）以至天竺、師子國等十余國與南朝通商，梁時商業尤盛。輸入貨物多是象牙、犀角、珠璣、琉璃、吉貝（又寫作古貝、木棉布）、香料等，中國輸出貨物多是綾絹絲錦等。《宋書•夷蠻傳論》裏說外國珍貨，為富貴人所喜愛，所以“舟舶繼路，商（商人）使（使官）交屬（往來）”。梁時，外國商船有時一年到來十幾批。當時北魏貴族已經腐化，也需要南貨（南海貨）供消費，梁就多輸入南貨在邊鎮與魏互市，交換北方產品。做交廣二州官，很快就致巨富。宋時垣閎作交州刺史，任滿回來，帶資財值錢一萬萬。凡作廣州刺史，無不暴富，俗話有“廣州刺史但經城門一過，便得三千萬（錢）”的說法。從官吏貪污的錢數來看，當時中外交易的貨物，數量並不小。

　　南方水上交通便利，也是商業發達的一個原因。東晉安帝時，建康一次風災，毀壞官商船多至一萬艘。此後官商船當愈來愈多。孫吳時，海上大船長二十余丈，可載六七百人，裝萬斛重的貨物。梁時，大船可載二萬斛。南朝造船技術比孫吳有很大的進步。由於人口增加，有較充足的勞動力用以開發農業，手工業商業也隨著發展起來，東晉南朝將近三百年的一個時期裏，長江流域起了很大的變化。司馬遷在《貨殖列傳》裏描寫西漢時長江流域的經濟狀況說，江南卑濕，人多夭死。地廣人稀，生活依靠稻米魚羹。種稻用火耕水耨法，懶散成俗，缺乏積蓄，少有凍餓的窮人，也少有千金的富家。經過東漢和孫吳，經濟逐漸上升，到東晉南朝時，長江流域成為富饒的地區。沈約《宋書•孔季恭等傳論》裏說，江南地廣，田畝肥沃，民眾勤於本業（耕織），一郡豐收，可供數郡食用。會稽濱海傍湖，良田有數十萬頃，上等田地，一畝值一金，北方上等田地還比不上它。荊州揚州盛產魚鹽木材、絲綿布帛，運銷四方，滿足天下人的需要。看司馬遷和沈約的兩種描寫，顯然，南朝時期長江流域的面貌大不同於西漢時期了。

　　勞動民眾改造長江流域的面貌，使它從貧困進入富饒，但富饒的享受者當然是那些剝削者，沈約所說良田，主要是為士族文武官員所佔有，滿足天下人的需要也只是滿足剝削者的需要，勞動民眾依然過著貧困的生活，因而社會經濟的發展仍是很有限的。下面簡單地分述剝削者和被剝削者兩大類。

　　皇帝——以皇帝為首的統治階級，主要是用沉重的租稅、徭役及鑄劣質錢來實行苛暴的剝削。

　　勞動民眾為維護偏安的漢族政權，負擔著過重的租稅。東晉初年，承用西晉戶調法，晉成帝改為按田畝實數收租制，平均每畝取十分之一，稅米三鬥，稱為度田收租制。這是對地主不利的制度，地主拒交租米，積欠至五十余萬斛。晉哀帝減田租，畝收二鬥。晉孝武帝再對地主讓步，廢度田收租制，改定王公以下，丁男（十六歲稱全丁，十三歲稱半丁）每口稅三斛。這一改變，對非地主的民眾是極大的不利，為和緩反對，免除服徭役人的口稅。過了六年，增稅米為每口五石，服徭役人免口稅的制度，不久也就無形取消了。貧民與王公平等納稅，負擔不平等到什麼程度！宋齊梁陳，口稅有增無減。口稅以外，又課丁男布絹各二丈，絲三兩，綿八兩，祿絹八尺，祿綿三兩（祿絹祿綿供官祿）。害民尤甚的還有苛稅多種，其中有所謂資稅（財產稅）。晉劉超做句容縣官，以前縣官親到四鄉估評百姓家產，劉超但作大函送各村，教百姓自寫家產數目投函中，寫訖送還縣官。百姓依實投報，課稅收入，超過往年。收資稅不擾民的官只有劉超一人，可見其餘都是擾民官。宋時資稅，民家桑長一尺，田增一畝，屋上加瓦，都得抽稅。因此，人民不敢種樹墾地，屋破不敢塗泥。齊蕭子良說當時官吏苛斂，民間桑樹房屋都評價抽稅，往往斬樹發瓦，折錢充數。梁郭祖深說，官吏迫脅良善，比豺狼還要兇惡。齊時征塘丁稅，蕭子良上表稱，浙東五郡，塘511 丁稅每人一千文，貧民典賣妻子，不能足數，仍多積欠。這些苛雜稅制，迫使民眾加速地失業破產，淪落到佃客奴婢的地位。

　　從東晉到梁陳，有所謂估稅，是抽百分之四的商業稅。凡買賣奴婢馬牛田宅，有文券的大買賣每一萬錢抽稅錢四百，賣方出三百，買方出一百，稱為輸估。不立文券的小交易，隨物價百分抽四，稱為散估。估稅以外，還有過路雜稅。如建康西有石頭津，東有方山津，各設津主一人，賊曹（檢查員）一人，直水（水上檢查）五人，檢查違禁品、來歷不明人以及柴炭魚葦等物。大小各津並十分稅一。士人經商免稅，商人納百分之四的稅，小販過津口納百分之十的稅，朝廷設估稅的理由是 “人競商販，不為田業，故使均輸（納稅），欲為懲勵”，實際卻是勵士人懲商人，勵商人懲小販。

　　西漢以來，通行五銖錢。孫權在江東鑄大錢，一個當五銖錢五百，又鑄當一千的大錢。東晉時沈充私家鑄小錢，市上與孫權錢並用。宋鑄錢極劣，一千錢長不滿三寸，稱為鵝眼錢。比鵝眼錢更劣的錢，稱為綖（音延yán）環錢，入水不沉，隨手破碎，商賈不敢行用。後來禁用鵝眼、綖環等錢，專用古錢（五銖）。古錢多被奸人剪鑿破損，公家收稅，必須圓大，人民納兩錢代一錢，或加七百買好錢一千，負擔嚴重，因此犯罪受刑，冤苦無告。梁鑄錢多種，輕重不一，幣制紛亂，後廢銅錢改鑄鐵錢，紛亂更甚。陳廢鐵錢，改鑄五銖錢，一錢當鵝眼十錢。又鑄六銖錢，一當五銖十，行用不便，人民愁怨。南朝錢法紊亂，輕重屢變，主要是造輕錢取利。齊武帝時孔覬指出鑄輕錢的原因是由於朝廷“惜銅愛工”。所謂惜銅，就是用少量的銅鑄多數的錢；所謂愛工，就是粗製濫造，不管品質的惡劣，歸根是朝廷利用劣錢來奪取民眾的財物。

　　繁重的徭役對農業生產是一種極大的破壞力。東晉范寧說：“古代役民，一年不過三天，今世役民，幾乎一年不得三天的休息。”齊朝與北魏接境的揚徐二州，人丁服軍役三中取二。遠郡每人出米五十斛免行，仍須充雜役。梁郭祖深說，人民充軍役身死，有的主將給死者妄加叛亡惡名，死無對證，按叛亡懲罰，全家同村，悉遭破壞。人民被迫或自斬手足，避免重役，或投靠士族做附隸，稱為屬名。這是因為士族有免役特權，附屬在士族戶下，為戶主服役，比服官役要好一些。梁武帝曾停止各地女丁服役，足見婦女也不能免役。只看這些事例，再看范寧說的那句話，可以想見東晉南朝徭役害民的嚴重。

　　上述各種苛暴的剝削，都是以皇帝的名義，通過全部官吏來進行，所有勞動民眾都得接受這種剝削。皇帝以外，還有兩種主要剝削者，一種是從來就有的地主，一種是齊梁新起的僧尼。

　　地主——東晉南朝是少數大地主的政權，所以土地集中在少數大地主手裏。晉刁協家有田一萬頃。謝混家有田業十餘處。宋沈慶之家財累萬金，有產業在婁湖（在江蘇昆山縣），指地告人說，錢都在這裏。孔靈符產業殷富，有墅（莊園）在永興（浙江蕭山縣），周圍三十三裏，水陸地二百六十五頃，又有果園九處。當時大族，都擁有廣大土地，這些只是偶見的例證。

　　他們土地的獲得，有所謂賜田，如王導有賜田八十余頃在鐘山（南京城東北）西。有所謂求田，如謝靈運求會稽回踵湖，始寧休崲湖，決水為田。有所謂懸券，如蕭宏放高利貸，借錢給人，文契上預先指定田地房屋作抵押，到期不還，驅逐業主，收歸己有。更強暴的方法是霸佔山澤。如刁協家專擅京口山澤，蠹害貧民。齊蕭子良在宣城（安徽宣城縣）、臨城（安徽青陽縣）、定陵（青陽縣東北）三縣封閉山澤數百里，禁民樵采。山林湖澤被勢家佔有，百姓誤入捕魚，罰布十匹，汲取飲水，刈割柴草，都有罰禁。甚至有些統治者也感到橫暴太甚，民憤難抑，在法律上規定霸佔山澤的禁律，事實上禁律依然是一些空文。

　　勢家大族擁有部曲，作為私有的武力。部曲本是大地主脅迫本族貧人、佃戶及附近農民組成的私人軍隊。大地主作將帥時，部曲當作親兵隨從出戰，在平時，用部曲壓迫民眾，霸佔山澤田宅。部曲有部曲將，這一種人是大地主的爪牙，是附屬于大地主的一種剝削者。

　　南朝士族又擁有稱為門生的一種人。晉陶潛有腳病，使一門生與二兒舁籃輿。陶潛是貧士，還有一個門生為他服役。宋徐湛之有門生千余人，都是三吳富家子弟，衣服鮮麗，隨從徐湛之出入。謝靈運有門生數百人。齊劉瓛每出遊，一門生持胡床隨行。門生對主人似乎有些象親隨人的身分。梁顧協標榜廉潔，有門生新來投靠，不敢獻厚禮，只獻錢二千文，顧協發怒，賜杖二十。姚察有門生送南布（木棉布）一端，花綀（音束 shù葛類）一匹，姚察厲聲驅出。顧協姚察不收禮物，算是例外，其餘當是以收門生禮物為斂財的一個方法。東晉南朝最重門第，凡不入士流的微族，即使豪富，不敢僭士族，也不敢希望獲取高的官位，可是出錢買做門生以後，得服事貴人，自覺身分提高。貴人出仕，更得隨從到任，分潤贓物。例如益州歷任刺史，莫不大事聚斂，多至萬金，隨從賓僚，都是京城窮子，出去做郡縣官，儘量貪污致富。劉秀之做益州刺史，整頓政治，人民悅服。門生地位比賓僚低，情誼卻很親近，他們跟隨主人，自然也要仗勢剝削。

　　佛寺——齊蕭子良提倡佛教，南朝佛教開始興盛。梁武帝時，佛教極盛。建康有佛寺五百餘所，各擁大財產。僧尼十余萬人，食肉飲酒，窮奢極侈。外州郡佛寺，不可勝數。男僧得收白徒，女尼得收養女，白徒養女不入戶籍，免除一切課役。郭祖深說，天下戶口，幾乎失去一半。郭祖深主張革除白徒養女，准僧尼蓄奴婢。僧尼只許蔬食，婢女只許著青布衣。梁武帝正在515 大興佛教，當然不聽郭祖深的建議。

　　佛寺財產豐富，兼營高利貸。齊江陵長沙寺僧鑄黃金為金龍，重數千兩埋土中。甄彬曾持一束苧向長沙寺庫房質錢，後贖還苧，苧中有黃金五兩，問寺庫知是有人持黃金質錢，管庫僧誤置苧中。小自一束苧，大至黃金貴物，都可以質錢，想見營業範圍的廣泛。後世典當業，從南朝佛寺開始。

　　上列從皇帝到僧尼，是一大群殘酷的剝削者，長江流域經濟不能有更多的發展，主要是受這群人的阻礙。勞動民眾在這個阻礙下辛勤地進行著長江流域的開發事業。

　　小農——佔有一小塊耕地，農業生產以外，兼營副業，勉強維持一家人生活的農民，在數量上是較大的，租稅徭役，朝廷主要是從這部分農民取得。史載宋武帝劉裕微時的生活，可以代表這部分農民。劉裕是個農民，有時販履賣蘆葦，穿的是妻臧氏手制的短布衫襖。做皇帝後，保存所用耕具示子孫。在皇宮裏仿照農民住屋造自己的寢室，床頭有土障，壁上掛葛制的燈籠，麻制的蠅拂。他的孫子宋孝武帝看了說，田舍翁有這些，已經算是很好了。大抵普通農民，連葛燈籠麻蠅拂也是沒有的。宋孝武帝時，山陰縣人多田少（多被大族佔有），孔靈符請遷徙貧民到余姚、鄮、鄞三縣開墾湖田。當時朝臣全數反對孔靈符的建議，說山陰豪族富家，田並不少，貧民傭耕，可以謀生。朝臣代表大地主的利益，要貧民來充當佃戶，孔靈符代表最高地主（朝廷）的利益，要貧民墾得一些田地，為朝廷納租。宋孝武帝不聽眾議，移民墾田，都成良業。自然，這些良業終究還是被豪族富家占去。

　　東晉定制，官品第一第二，佃客不得過四十戶，自第三品起，每品減五戶，第九品五戶。農產物主客酌量分配。都下民戶多投王公貴人當佃客，朝廷制度，並不實行。士族有免役特權，民眾為避免可怕的徭役，不得不投靠士族當屬名。既然很大部分的土地為豪族富家所佔有，佃客數量無疑也是很大的。

　　奴婢——南朝士族又多擁有奴婢。如晉陶侃有家僮千數，刁協家有奴婢數千人。宋謝混有奴僮千數百人，沈慶之有奴僮千人。其他大族所有奴僮數量當不相上下。普通士族家庭，也養奴婢當作重要的財產，兄弟分家時分取奴婢。奴婢主要用在耕田織布，所謂“耕當問奴，織當問婢”，就是使用奴婢的目的。有時也派奴到遠方去經商，不會逃走。五二五年，梁將元法僧逼迫彭城兵將三千餘人來建康，都印額為奴。足見奴隸額上印著字，所以無法逃走。齊時，劉寅使奴當伯上廣州，經過七八年還是回來。據說當時六斗米約抵錢五千，奴婢一人抵米六鬥或值錢五千至七千。奴婢來源主要是破產農民，奴婢身價驚人的低也就說明農民生活驚人的惡劣。奴隸是勞動民眾中最受壓迫的一層，侯景作亂，奴隸成為侯景的唯一支持者。

　　手工業者也是開發長江流域的一個重要力量，煉鋼、造紙、制瓷、造船都是他們特出的貢獻。

　　勞動民眾推動長江流域的經濟前進，士族享受了這個前進的利益，其中一部分人在文化上作出貢獻，算是對勞動民眾提供了一種報酬。

　　隋唐文化繼承南朝，隋唐經濟也依仗南方。數全國財富，“揚一益二”，就是長江流域開發的結果。到唐中期，韓愈說“當今賦出天下而江南居十九”，長江流域地位更見重要。所以，將近三百年的東晉南朝，在政治上是偏安一隅，在經濟文化上卻有巨大的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