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中共假言抗日以圖存，藉口抗日以擴張（上）

　　一九四九年之後，在中國大陸任何一本歷史教材裏，都清楚明白地寫著：“是中國共產黨領導全國軍民堅持八年抗戰，才戰勝了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這個“歷史性的謊言”，既因中共在思想、文化、學術、教育等各個領域實行全面專制，而使得知情者噤若寒蟬，不敢言真；又因它不厭其煩地對大、中、小學學生反復地予以強行灌輸，方才使得“長在紅旗下、泡在苦水裏”的好幾代中國人深信不疑。特別是被毛澤東和他的紅色秀才們製造，並由美國記者愛德加•斯諾傳播，和中共自己刻意宣傳了半個多世紀的“紅軍二萬五千里長征”，更因被冠上了 “北上抗日”這樣一個無限正義和無限愛國的前提，中共“長征”竟成為一曲“革命浪漫主義的英雄史詩”，足以“動人心魄”。再加上御用文人和其他文人必須歲歲年年地“放聲歌唱”，小說、戲劇、電影、話劇，故事，包括民間鼓詞與雜曲，都一再被指示要以它為題材進行創作和表演，以對一代又一代“革命接班人”進行 “革命傳統教育”，因此，這個墨潑的謊言就在被重複了一千次一萬次以後，而成為“歷史的真實”。然而，這個“歷史的真實”卻因為中國大陸人民自己對中國現代歷史反思的不斷深入，而終於迎來了被徹底揭穿真相的這一天。這個“歷史的真實”就是：

一　　中國共產黨失敗逃亡是真，北上抗日是假

第一、日本何時侵略我國、中共何時倡言抗日

　　眾所周知的是，日本陰謀侵佔我國東三省的明確日期，是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是故，在中華民國和中國國民黨那裏，才會有十四年抗戰之說。所謂八年抗戰，其意為“八年全面抗戰”，前六年是為“局部”。因為日本發動全面侵華戰爭是在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但是，在中共的歷史教科書裏，卻從來不言十四年抗戰，而只稱八年抗戰。那末，自一九三一至一九三七年間，中共在做什麼？

　　一、自一九三一至一九三五年八月，中共是在蘇俄命令下，為顛覆中華民國而發動武裝暴動、土地革命和建立俄式蘇維埃政權；是在“武裝保衛蘇聯”的總方針下，與蘇俄“裏應外合”，公然地進行武裝叛國，並乘“九一八” 之機，分裂祖國並製造“兩個中國”，成立俄屬“中華蘇維埃國”。對此，不僅一九三一至一九三五年間的所有中共文件，都證明了這才是“歷史的真實”，而且，一九四九年以後中國大陸的每一本歷史教科書，甚至是御用文人的大量文藝作品，也都盡情地“歌頌”了這一“歷史的真實”。

　　二、一九三零年十月，在殘餘軍閥的一系列大規模叛亂被中華民國政府軍相繼蕩平之後，中華民國政府因明確制定了“攘外必先安內”的正確國策，從而開始了對中共武裝叛亂，特別是對中共江西蘇區和鄂豫皖蘇區的圍剿。這一圍剿，歷經五次，歷時四年。如前所說，第二、第三和第四次圍剿，雖因九一八事變、淞滬抗戰和長城抗戰而不得不中斷。但在中共所有的黨史檔和現代史教科書中，卻一再地記述了中共如何“歡呼”這三次反圍剿的“勝利”，卻從來不曾記述他們有一言一語以提出抗日，有一言一語以要求北上東北、長城抗日，或東進上海抗日，卻記載著他們如何乘國難當頭，而將叛亂叛國的呼聲喊得更高，並將武裝叛亂叛國的行徑愈演愈烈。


第二、中共失敗突圍是真、勝利長征是假

　　在中共的許許多多歷史教科書裏，都寫著中共紅軍於一九三四年十月二十一日開始了“勝利長征”。但是，同是在中共的這些教科書裏，卻又都明明白白地寫著，中共在第五次反圍剿失敗以後，中共江西中央紅軍曾於一九三四年十月二十一日突圍。然而，“失敗突圍”與“勝利長征”是不可以“同日而語”的。因此，在同一年、同一月、甚至是在同一天內，中共中央紅軍離開江西究竟是“失敗突圍”還是“勝利長征”呢？

　　一、中共承認第五次反圍剿失敗了。一九三五年一月，中共“遵義會議”所通過的“中共中央反對敵人第五次圍剿的總結決議”指出，“紅軍第五次反圍剿戰爭的失敗及退出中央蘇區後遭到的嚴重損失，主要原因是在軍事上執行了單純軍事防禦路線，是博古和李德在軍事上犯了一系列嚴重錯誤的結果。”中共在它對內的正式檔裏承認是“失敗退出”，而非“勝利長征”。

　　二、中共中央紅軍是因第五次反圍剿失敗而倉促突圍。中共《中國現代史》首先稱：“一九三四年三月，廣昌失守之後，紅軍又兵分六路，全線防禦，繼續實行所謂短促突擊，使紅軍和中央蘇區損失更大。整個戰爭形勢對紅軍和中央蘇區越來越不利。紅軍繼續在內線作戰已無可能打破敵人圍攻，只剩下長征一條路了。”01 中共《中國現代史》繼之又稱：“一九三四年十月，中央蘇區的興國、寧都、石城等相繼失守，粉碎敵人第五次圍剿的希望完全喪失。中共中央領導人博古等倉促決定中央紅軍（一方面軍）主力撤離中央蘇區，突圍轉移。”02 “一九三四年十月二十一日，中央紅軍連同後方機關八萬六千多人，從福建長汀、寧化和江西瑞金、萼都等地出發，向紅二、六軍團所在地湘西進軍，開始長征。” 並且，“長征開始後，中共中央領導人又在軍事上犯了逃跑主義的錯誤，使紅軍蒙受巨大損失。從十月二十一日至十一月三十日，雖經紅軍英勇苦戰，連續突破敵人的四道封鎖線，渡過了湘江，但是卻付出了慘重的代價，人員損失過半，減至三萬餘人，並始終不能擺脫被動挨打的局面。博古等的左傾錯誤導致中央紅軍以至中國革命陷入極大的危機之中。”03

　　上述引言證明，一是第五次反圍剿的連連失敗，使中共紅軍“只剩下長征一條路了”。二是第五次反圍剿的失敗逼迫中共中央領導人倉促決定“撤離中央蘇區，突圍轉移”。三則明明是失敗撤離，卻偏要說是向“湘西進軍，開始長征”。四是犯了“逃跑主義的錯誤”，並在“逃跑”中始終不能擺脫被動挨打的局面，使得“中國革命”陷入極大的危機之中。如是，中共失敗逃亡、而非長征抗日的歷史事實，已經無庸質疑。


第三、中共北上長征是假、南下和西上逃亡是真

　　顯然，突圍和逃亡是不能與進軍和長征“相映生輝”的。後來，中共不過是要用“長征”和“進軍”這些漂亮的言詞，來掩蓋它失敗後的突圍和逃亡罷了。第五次反圍剿失敗後，自一九三四年十月至一九三六年底，中共的失敗和逃亡分為四個階段。

　　第一階段，中共中央紅軍首先南逃湘西。中共現代史教科書承認“中央紅軍開始長征，目標是與二、六軍團會合。二、六軍團在川湘黔邊界展開了強大攻勢，策應中央紅軍”。04 《中國革命史薈萃》一書亦在吹噓中證實，湘鄂川黔根據地曾“將數十萬國民黨軍隊吸引到自己方面來，有力地配合了中央紅軍的‘戰略轉移’”。05

　　有必要說明的是，中共中央紅軍之所以要南逃川湘黔邊境，是因為川湘黔邊境“地處邊陲均距四省省會千里之外。反革命軍事力量薄弱……它重巒疊嶂，江河縱橫，進可以截斷長江交通，退可以憑藉高山峻嶺，是土家、苗、白、漢等族雜居的地方……地方軍閥派系林立，極不統一，有利於革命的武裝割據……有利於根據地主力迴旋……有利於我軍在敵人矛盾交錯中生存發展，有利於開闢根據地”。06 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變和一九三二年一二八淞滬抗戰時，中共紅三軍曾乘政府軍兩次被迫停止和中斷圍剿，於一九三三年一月進入湘鄂邊。是年十二月“由湘鄂西中央分局在咸豐大村召開會議，提出創造湘鄂川黔根據地的口號”。07 “一九三四年七月，正式形成永（順）、大（庸）、龍（山）、桑（植）為中心的湘鄂川黔根據地”，即成為紅二、紅六軍團的武裝割據地區。08

　　由是可知，中共中央紅軍是南逃湘西，意欲與紅二、六軍團會合，圖謀於川湘黔邊繼續實行武裝割據。所謂失敗突圍之日，便是長征北上抗日之時，則只能是後來所“編寫”的謊言。

　　第二階段，中共中央紅軍被迫逃往西南企圖重新建立根據地。據中共現代史教科書稱：“渡過湘江後，如果繼續與二、六軍團會合，就必須與五、六倍於己的敵人打硬仗，這對於只剩下三萬人的中央紅軍，顯然有覆滅的危險。這時，毛澤東力主放棄與二、六軍團會合的計畫，改向敵人力量薄弱的貴州‘前進’（單引號為引者所加），避免鑽進敵軍佈置好的口袋，以在敵兵力薄弱的川黔邊建立新根據地。……一九三四年十二月十八日，中共中央于黎平召開政治局會議，決議放棄去湘西的計畫，決定建立川黔邊新蘇區，並首先建立以遵義為中心的黔東北根據地。”09 於是“中共中央紅軍才於一九三五年一月強渡烏江，打下了遵義城”。10

　　由是可知，中共中央紅軍改向西南逃竄的目的，是為了建立以遵義為中心的黔東北新根據地，既不是北上，也不是長征，更談不上是抗日。

　　第三階段，中共中央紅軍被迫由西南向西北逃竄。中共殘餘紅軍因敵人力量薄弱而打下遵義城之後，雖然經歷了“黨在歷史上生死攸關的轉捩點”11 ，但是，原來欲在黔東北建立新根據地的目的，卻由於敵人的圍追堵截而不能實現。當是之時，為了不被消滅，為了能夠與早已逃往川北、並建立了蘇區的張國燾四方面軍會合，12 中共中央紅軍曾於一九三五年一月下旬至一九三五年五月上旬狼奔豕突，輾轉逃竄。一渡赤水，強渡長江未成；二渡赤水，被迫退回遵義城；三渡赤水至川南不成，旋再返貴州；直至四渡赤水，經會澤越金沙江，由西康東南部的會理北上德昌、越雋，過大渡河，再經天全、金興，方於六月十六日逃至四川西北的懋功與張部會合。

　　歷史的事實是，不論是中共中央紅軍要由西南逃向川西北，還是張國燾早已從鄂豫皖西逃五千里而至川北，抑或是曾武裝割據在川湘黔邊的紅二、六軍團，亦於一九三五年十一月由桑植向川西北突圍和逃亡，以及後來他們先後在懋功和甘孜的會合，中共三大紅軍主力殘部都不是長征，而是逃跑，都不是北上，而是西逃。既與北上抗日完全沒有關係，亦從來沒有喊過一句北上抗日的口號。

　　第四階段，中共一、四兩個方面軍由合而裂，南北分途逃竄，毛部落腳陝北。

　　一、一九三五年六月，中共中央紅軍即第一方面軍與張國燾第四方面軍於逃亡途中在懋功會合，並召開懋功軍事會議。在懋功會議上，毛澤東“提出了向甘北寧夏北進的軍事計畫”。他說明“共產國際曾來電指示，要我們靠近外蒙古，現時根據我們自身的情況也只有這樣做”。會上，當張國燾提問“共產國際何時有這個指示”時，“張聞天起而答復，在我們沒有離開瑞金前（按：十個月前），共產國際在一個指示的電報中曾說到中國紅軍在不得已時可以靠近外蒙古。中央紅軍離開江西蘇區後，即與共產國際失去聯繫，現在無法通電報”。對此，張國燾在他的《回憶錄》裏還記述說：“毛澤東談笑風生地說下去。他說他打開地圖一看，西北只有寧夏這個富庶的區域，防守在那裏的馬鴻逵部，實力也比較薄弱。莫斯科既有這樣的指示，雖然事隔多時，相信仍會從外蒙古方面來策應我們。那我們也就不怕外蒙與寧夏之間那片沙漠的阻隔了。他加重語氣說，打開窗子說亮話，我們有被消滅的危險……如果寧夏再不能立足，至少中共中央一部分幹部，還可以坐汽車通過沙漠到外蒙古去，留下這些革命種子，將來還可以再起。”13

　　張國燾說：“毛澤東這篇富於風趣但又非常沉痛的講話，當時給我們的印象不是反感，而是同情。他所提出來的計畫，沒有著重說到陝北，沒有說到北上抗日，因為當時我們在被隔離的狀態之下，對於抗日一事確實非常茫然；他也沒有說到在陝北可以和劉子丹、高崗及徐海東兩部會合，因為劉子丹、高崗的名字那時我們都不知道”。“張聞天等都說，中共中央對徐海東部由鄂豫皖西行到陝北地區，是否依然存在，以及陝北一帶是否有其他的遊擊隊等，均毫無所知。”14

　　在懋功會議上張國燾本人也提出了三個計畫，一是向川北、甘南和漢中發展的川甘康計畫，二是向陝北發展、取寧夏為後方、以外蒙古為靠背的北進計畫，三是向蘭州以西河西走廊發展、以新疆為後方的西進計畫。顯然這三個計畫均與北上抗日無關，純粹是“求生存”的計畫。用張國燾的話來說，“我們當時最主要的問題是生存和死亡”，而“我們這一群人特別堅強，不怕一切困難”的原因，是因為“志在尋求生存之道”。15 對此，中共黨史專家亦說道：“一九三五年六月二十六日，兩河口會議決定創造川陝甘根據地，並未提出去陝北。”16

　　由是可知，中共一、四兩個方面軍在懋功會合後，雙方既未提出北上陝北，更未提出北上抗日。毛澤東提出的向甘北寧夏北進的計畫，是為了打通北逃蘇聯的道路，而不是抗日。此時，已經是中共中央紅軍逃離江西八個月之後了。

　　二、一九三五年八月，即距懋功軍事會議兩個月後，中共中央政治局于毛爾蓋附近沙窩召開會議。這次會議一是通過了“中央關於一、四方面軍會合後的政治形勢和任務的決議”，並稱“蘇維埃運動和土地革命已獲得重大勝利，紅軍在反圍剿中也獲得了重大勝利；中央在過去一個時期已發生的軍事路線的錯誤，遵義會議已經適當地將它糾正過來了；遵義會議以後中央所執行的都是正確的路線；全黨全軍都應團結在中央的周圍，繼續為蘇維埃中國而奮鬥”。二是“曾談到抗日問題，但沒有人說應將蘇維埃的現行政策，改為抗日的民族統一戰線政策”。張國燾坦承說，“我們沒有想到可以在抗日的問題上找到我們的救生圈”。17 三是鑒於“我們再停留下去，敵人更會調集較多兵力封鎖我們，不讓我們走出這個區域”，張國燾乃提議“紅軍全部進入甘南岷縣臨潭一帶地區，再依情況決定北進或西進”。18 毛爾蓋會議既未決定北上，更未決定抗日。如果有人不相信中共“叛徒”張國燾的話，那末，下文所述的事實可以證明張國燾的話不是謊言。

　　三、一九三五年八、九月間，中共紅軍在毛爾蓋西北巴西一帶與政府軍接戰失敗，再加上一、四兩個方面軍之間的猜忌和毛、張的內訌，毛澤東乃率領一方面軍彭德懷、林彪、葉劍英等部六千殘餘，以陝甘遊擊大隊的名義，悄然逃往甘肅西南的西固附近。中共黨史專家稱，毛的中共中央曾於一九三五年九月十二日在俄界召開會議，提出“放棄川陝甘方針，決定經甘東北和陝北，以遊擊戰爭打通國際路線，到接近蘇聯的地區去創造根據地，休整力量，但沒有明確落腳點放在陝北”。直至 “一九三五年九月二十八日，中共中央在通渭縣榜羅鎮召開的政治局黨委會議上，才作出了紅軍長征的落腳點放在陝北的決定”。19

　　一九三五年十月十九日，毛的一方面軍殘餘抵達陝北距延安五十公里的吳起鎮。十月下旬，毛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講話稱：“第一，在俄界會議上，曾想到在會合後到接近蘇聯的地區去，那時保衛與擴大陝北蘇區的觀念是沒有的。第二，榜羅鎮會議（由政治局常委同志參加），改變了俄界會議的決定。因為那時得到了新的材料，知道陝北有這樣大的蘇區和紅軍（按：指徐海東和劉子丹部，後與毛部於一九三五年十一月在陝北瓦窯堡會合）。第三，現在我們應批准榜羅鎮會議的改變，以陝北蘇區來領導全國革命（按：不是抗日）。”20

　　毛部在與陝北紅軍會合後，仍然堅持蘇維埃“國號”，並由毛任蘇維埃中央執委會主席，秦邦憲為中華蘇維埃國中央人民委員會主席。猶如張國燾所言，“陝北一帶是中國歷史上造反者和土匪嘯聚之所，它的各種條件，象大海中的一個避風港，似乎所有西北方面的造反者，不管他們最初的目的如何，當他們處在逆境的時候，不是南走漢中秦嶺巴山山脈，便是北走陝北，以待時機。這主要是地理的形勢所使然”。21 毛澤東和它的中共中央最後落腳在陝北，雖為偶然，卻也是“為傳統所決定”。

　　另外，張國燾的第四方面軍在毛爾蓋與毛的中央紅軍分裂後，卻決定“南下”而非北上，自然更非抗日。其部下“忙著作南下的動員工作”，如張國燾在他的回憶中所說，“打到天全廬山吃大米，是我們當時激勵戰士的口號”。22

　　由是可知，分裂後不論是毛還是張，他們都根本沒有北上抗日之心，卻有繼續作亂之想。毛部將逃亡終點定在陝北，是因意外地發現陝北尚存紅軍；張部南下逃亡，更與北上抗日南轅北轍。在中共第五次反圍剿失敗逃亡整整一年後，中共各路殘餘紅軍不僅沒有在言詞上提出抗日，更沒有在行動上進行抗日。其時，如果有人打出了諸如“北上抗日先遣隊”一類的旗號，則不過是打著抗日的旗號以逃跑罷了。23 而所謂北上，所謂建立陝北抗日根據地，前者是為南下不成之後的“被逼”，後者自然是彌天大謊。遂足以證明中共“北上抗日是假，失敗逃亡是真”。

二　　中共乘國難以圖存的口號與陰謀 —— 抗日民族統一戰線

第一、蘇俄命令中共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由來、性質和轉變

一、共產國際反法斯統一戰線的由來和性質

　　二十世紀三十年代上半期東西方法西斯的興起，給世界帶來了戰爭的巨大威脅，亦給地跨歐亞兩洲的蘇聯帶來了濃重的戰爭陰影。曾經為了發動世界共產革命，更為了“自保”，而一心要在別國進行“紅色顛覆”的蘇俄，終於意識到必須改變其對外戰略的必要性和迫切性。由是，蘇俄乃假手共產國際，改變它一貫命令和要求各國共產黨在本國進行造反革命即顛覆的戰略，開始要求和命令各國共產黨謀求與本國政府建立反對法西斯的“民族統一戰線”，以在新的國際形勢下繼續“保衛蘇聯”和“武裝保衛蘇聯”。一九三四年五月二十三日，蘇聯《真理報》刊登了法國共產黨書記多列士的文章：“為統一戰線而鬥爭的法國共產黨”。《真理報》還同時發表了“爭取統一戰線，反對分裂”等文章，指出“共產黨人完全可以同社會民主黨領導人進行適當的反法西斯聯合行動”。24 中共黨史專家則稱“蘇聯《真理報》五月二十三日的文章，實際上是共產國際轉向反法西斯統一戰線的第一個信號”。25 緊接著共產國際準備召開第七次代表大會。中共領袖王明參加了籌委會。會議通過五項議程的第二項就是“法西斯的進攻以及共產國際在爭取工人階級團結起來反對法西斯的鬥爭中的任務”，決定具體討論反法西斯統一戰線的問題。一九三四年六月十四日，聯共（布）駐共產國際代表曼努意斯基已在共產國際“七大”籌委會上建議，統一戰線的綱領應該“不是無產階級專政，不是社會主義，而是一個引導群眾為無產階級專政和社會主義而鬥爭的綱領”。26 一九三五年七月一日，季米特若夫就共產國際第七次代表大會的第二項議程，寫信給共產國際執委會，就統一戰線問題提出四點意見，其中第三點便是：“共產黨不要對統一戰線機構採取包辦的態度，不要裝腔作勢地談論共產黨的領導權，而要在實際上實現共產黨的領導。”27

　　由是可知，蘇俄在假手共產國際，命令各國共產黨在本國謀求建立反法西斯統一戰線的初期，其採取的仍然是，既要建立統一戰線，又要試圖通過建立統一戰線來實現共產黨的領導，以使統一戰線在實際上成為一個引導群眾為無產階級專政和社會主義而鬥爭的策略及手段。這個指導思想的建立，不僅為中共早期統一戰線的謀劃奠定了“陽謀”的形式，更為中共後期統一戰線的謀略，埋藏下了“陰謀”的方向。


二、共產國際命令中共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前期策略及其形成原因

　　首先，共產國際命令中共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前期策略的形成，是基於中共代表團就中共國內革命狀況的報告。據中共黨史專家稱：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為向共產國際和各國黨報告中國蘇維埃和紅軍力量的狀況作了準備。但是，王明、康生所領導的中共代表團卻遠不是實事求是的。周和森（高自立）整理材料，寫了一篇題為《中國蘇維埃的武裝力量》的文章。根據周和森所說，中國蘇區遍佈陝西、甘肅、四川、新疆、雲南、貴州、湖南、湖北、廣西、廣東、江西、福建、安徽、浙江、河南、山西等十六省區的一千三百四十個縣，並把全部中共軍隊分為三個部分：朱德徐向前部（指會合前的一、四方面軍）；賀龍蕭克部（指二、六軍團）；項英部（指南方各省遊擊隊）。這篇文章誇大了紅軍的力量，說正規軍有四十八點五萬人，遊擊隊有九十九點五萬人。周和森的文章還附有圖表和遊擊區發展示意圖。共產國際“七大”剛一開會，周和森的文章就發表於一九三五年七月出版的聯共（布）機關刊物《布爾什維克》雜誌第十四期上。而“中國紅軍粉碎蔣介石第五、第 ‘六’次圍剿後蘇維埃和遊擊隊發展示意圖”（單引號為引者所加），則由中共代表團精心繪製，置放於共產國際“七大”的會議大廳內。28

　　其次，共產國際命令中共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前期策略的形成，是因為一九三五年夏天，在得知蘇俄和共產國際要建立反法西斯統一戰線之後，以王明為首的中共駐莫斯科代表團，曾趕在共產國際“七大”召開之前，起草並通過了中國共產黨《為抗日救國告全體同胞書》。據中共黨史專家稱：共產國際“七大”進行中，中共代表團的《為抗日救國告全體同胞書》曾譯成俄文，送交史達林和季米特若夫審閱，經同意，以中國蘇維埃中央政府和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的名義發表，檔注明日期為一九三五年八月一日，所以稱為“八一宣言”。

　　八一宣言一方面慷慨激昂地宣稱：“蘇維埃政府和共產黨特再一次鄭重宣言：只要國民黨軍隊停止進攻蘇區的行動，只要任何部隊實行對日抗戰，不管過去和現在他們與紅軍之間有任何舊仇宿怨，不管他們與紅軍之間在對內問題上有任何分歧，紅軍不僅立刻對之停止敵對行動，而且願意與之親密攜手共同救國。”另一方面八一宣言又陰險地要“大家起來，衝破日寇蔣賊的萬重壓迫，勇敢地與蘇維埃政府和東北各地抗日政府一起，組織全中國統一的國防政府……”，以取代正在積極抗日和正在積極準備抗日的中華民國政府。

　　必須指出的是，一九三五年夏天，中共中央紅軍第五次反圍剿不僅早已失敗，並且其殘部的四處逃亡已歷時十個月之久。此時中共駐莫斯科代表團向共產國際“七大” 所作的，完全違背事實與極度作虛弄假的彙報，和中共駐莫斯科代表團所發佈的八一宣言，尤其是這個宣言所宣稱的，既要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又要顛覆國民政府；既要抗日，又要瓦解國民革命軍；更要堅持抗日與反蔣並重，和蓄謀成立以中共蘇維埃政府及中共紅軍為核心的國防政府與抗日聯軍的策略；就在實際上為蘇俄和共產國際于建立反法西斯統一戰線的原有陰謀基礎上，進一步制定中共“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陰謀戰略，奠定了至為關鍵的基礎。

　　事實正是如此。一九三五年七月二十六日，共產國際“七大”召開之際，共產國際執委皮克即在他的工作報告中說：“在共產國際第六次代表大會以後，採用蘇維埃形式的中國革命是一個突出的事件……只有蘇維埃才能使中國保持統一和獨立。”為此，當談到中共在建立中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中的任務時，皮克又指出：“在反對本國資產階級和日本侵略者的鬥爭中，要把蘇維埃革命擴展到全中國去。”

　　一九三五年八月二日，季米特若夫在向共產國際 “七大”作“法西斯的進攻和共產國際為工人階級反法西斯主義的統一而鬥爭的任務”的報告時，又明確指出：“在中國，那裏已經在大片的國土上建立了蘇維埃區域和強大的紅軍。日本帝國主義強盜式的進攻和南京政府的叛變，使中國人民面臨民族危亡的危險。這樣，中國的蘇維埃就強有力地表現出中國民族鬥爭的反帝力量的統一中心。”然後他便以支持中共統一戰線“倡議”的形式（指八一宣言），提出了建立廣泛統一戰線的問題。後來他還在《中國共產黨十五周年紀念》一文中說：“在中共所走過的道路上也有內部困難。它必須征服關門主義者的反抗，他們不瞭解在當前情況下中國人民求解放的唯一途徑是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它也必須反對機會主義 —— 投降主義分子，他們想放棄黨在政治上和組織上的獨立性。”後來，他的話不僅成為毛澤東以“堅持獨立自主”為名，而蓄意推行消極抗戰和積極擴張的“合法”藉口，亦成為劉少奇在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問題上一再堅持“既要反對關門主義、又要反對右傾投降主義”的理論依據。

　　一九三五年八月七日，中共領袖王明作了“討論季米特若夫同志報告的發言”。在這個長篇發言中，他說：“我認為中國共產黨和中國蘇維埃政府應當發表一項聲明，向一切政黨、團體、軍隊、群眾組織和著名政治家說明情況，請他們準備參加進去組成一個統一的國防政府。”一九三五年八月八日，蘇聯《真理報》在報導王明發言時，曾特別地重複王明的話說：“……為挽救我們的祖國和我們的人民同所有的黨派進行談判。中國共產黨和中國蘇維埃政府提出為祖國解放和獨立而建立國民政府和抗日聯軍。”

　　由是可知，不論是共國際秉承蘇俄的意志，以要求中共實行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政策，還是中共在八一宣言中激昂慷慨地宣稱了他們要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決心，由於這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政策和決心，是在一個虛假的輝煌背景上所製造，又浸透著共產國際的陰險謀略，因此，在性質上，第一、它仍然是對於中華民國顛覆的繼續。第二、它將是中共欲在統一戰線的掩護下，為圖存和擴張所能夠找到的一個嶄新陰謀策略。其後的歷史發展，不僅完全證明了這一論斷的正確，而且，由於中共陰謀運籌這一策略的成功，竟使得這一借重“民族大義”所制定的陰謀策略，及其種種陰謀行徑，為挽救中共的覆亡，甚至是轉而推動中國共產革命的勝利，起到了決定性的作用。


三、蘇俄命令中共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之前期策略的轉變及其原因

　　由於東西方法西斯勢力的日益猖獗對蘇聯產生了巨大威脅，由於中國的抗日對於蘇聯具有重大意義，還由於中共在蘇俄命令下的叛亂和叛國遭到了毀滅性的打擊，由於上述原因正在促使蘇俄尋求儘快地改善它與中華民國政府的關係，所以，由共產國際“七大”所制定的，命令中共既要建立和實行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方針，又要借助建立和實行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以進一步擴張中國蘇維埃運動和加緊顛覆中華民國政府的陰謀策略，也就不得不有所改變了。共產國際開始從要求中共執行“反蔣抗日”的統一戰線策略，轉變為開始要求中共執行“聯蔣抗日”的統一戰線政策。並且隨著形勢的發展，而逐漸地將命令中共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陰謀，轉變成了真心要求中共執行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命令。

　　這個轉變，在莫斯科自然比較容易為王明和中共代表團所接受。更何況，剛剛在共產國際“七大”上大吹特吹了中國蘇維埃運動“偉大成就”的中共代表團，又僅僅是在半個月之後，就知道了中共第五次反圍剿的徹底失敗，和中共殘餘紅軍正在四處逃亡的消息呢。誠如中共黨史專家們所說，共產國際“七大”閉幕之後，中國工農紅軍第五次反圍剿的失敗，以及有關長征和遊擊戰爭遭受挫折的消息，傳到了共產國際……為此，共產國際和中共代表團才把建立以中共為領袖的“反蔣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策略，變成了建立以“聯蔣抗日”，即以國民黨為主體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思想。誠如王明於一九三五年八月在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會議上所說的那樣：“僅僅靠紅軍的力量，還不能戰勝日本帝國主義及其走狗，而從政治趨向的觀點來看，還有很大一部分人民還沒有脫離其他政權和其他黨派的影響，他們今天還不擁護蘇維埃，而在其他政黨中，國民黨在當前則是一個最大和最有影響力的黨。” 五十年後，王明又在他的《中共五十年》一書中說：“一九三五年十一月，我發表了‘新形勢和新政策’一文……第一次表示了聯合蔣介石共同抗日救國的想法。”

第二、莫斯科與中國境內逃亡者們在建立統一戰線政策上的政治誤區

　　莫斯科和駐莫斯科的中共代表團，雖然因為上述原因而改變了共產國際“七大”所制定的陰謀統戰策略，將“反蔣抗日”和擴展蘇維埃政權及中共軍隊的陰謀，迅速地改變成了“聯蔣抗日”和建立以國民黨為主體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策略。但是，“由於共產國際‘七大’期間我黨駐國際代表團發表‘八一宣言’時，黨中央正在長征途中，由於與共產國際電臺聯繫的中斷，無法掌握全局形勢的發展，和及時瞭解宣言的具體內容，因而不可能對黨的策略方針作出根本轉變”。29 所以，時至一九三五年十一月中旬，當中共駐莫斯科代表團成員張浩即林育英，將共產國際要求中共建立反帝民族統一戰線的決定帶到陝北中共中央時，所帶回的仍然是共產國際“七大”所作出的建立“反蔣抗日”統一戰線的決定。而由共產國際和中共代表團所改變了的、建立“聯蔣抗日”的統一戰線策略，卻滯留在莫斯科，並由於共產國際與中共中央的電訊聯繫沒有恢復，而造成了陰錯陽差之誤。

　　因此，對歷經逃亡而剛剛落腳在陝北的中共來說，對在一年多的逃亡中，還從來沒有想到要用抗日來作為“救命圈”的中共紅軍殘餘來說，共產國際命令中共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指示，“當時給我們的印象，似乎是一夜之間，整個世界都變了”，因為“共產國際指示中共，要中共來一個一百八十度的大轉向”，以至“我們當時對於這些新消息極為振奮，一致贊成這個新政策”，因為“這在中共的發展上，似乎是山窮水盡疑無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因為“現在蘇維埃走到窮途末路，非有這個改變不可”。30 於是中共黨史專家乃稱：林育英回到中共中央後，中共中央便發表了“一一二八”宣言，即“中華蘇維埃政府和紅軍革命軍事委員會抗日救國宣言”。該宣言宣稱 “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政府與中國工農紅軍革命軍事委員會特向全國人民宣言：不論任何政治派別，任何社會團體，任何個人類別，只要他們是願意反蔣者，我們不但願意同他們訂立抗日反蔣的作戰協定，而且願意進一步同他們組織抗日聯軍和國防政府……”

　　中共及其紅軍終於在日本帝國已經侵略我國四年之後，在歷經一年多輾轉逃亡，只剩下不足二萬人馬的窘境中，才在蘇聯的命令下，第一次喊出了抗日的口號，並從此開始了借抗日以反蔣、借抗日以圖存和借抗日以擴張的“中國共產革命”新階段。

　　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陝北瓦窯堡召開會議，林育英在會上傳達了共產國際“七大”精神和中共代表團發佈八一宣言的經過。

　　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二十五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瓦窯堡通過了“中央關於目前政治形勢與黨的任務的決議”。該決議稱：“發動、團結與組織全中國全民族一切革命力量去反對當前主要的敵人 —— 日本帝國主義與賣國賊頭子蔣介石……只有最廣泛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才能戰勝日本帝國主義及其走狗蔣介石……”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二十七日，毛澤東又在瓦窯堡党的活動分子會議上作了“論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策略”的報告，論述建立廣泛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可能性和必要性，指出無產階級必須堅持統一戰線中的領導權，擴大和鞏固紅軍根據地，“組織千千萬萬的民眾，浩浩蕩蕩的革命軍，是今天的革命向反革命進攻的需要（按：不是向日本侵略者進攻的需要）”。

　　由是，中共黨史專家乃稱：經過瓦窯堡會議……中共中央沒有接受共產國際和中共代表團的“聯蔣抗日”主張，而是堅持了共產國際“七大”和“八一”宣言的立場，主張“反蔣抗日”。莫斯科建立中共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的改變，顯然與中共逃亡者們的主張產生了重大政治誤區。然而，這個政治誤區卻為毛澤東和他的中共堅持誤了下去。因為，誠如張國燾所說的那樣，“抗日這頂大帽子，可以掩護一切。主要是野心家能在這頂大帽子下，實現自私的勾當”。31


第三、蘇俄聯蔣抗日的明確化和中共反蔣抗日的陰謀運作與發展

　　由於東西方法西斯勢力的愈加倡狂，由於蘇俄不得不重新計較自己的利害和得失，“一九三六年夏天……共產國際關於中共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著重點已經明確地轉向了團結蔣介石國民黨，以便促使蔣介石政府的對日抗戰”（按：蔣介石國民黨的對日抗戰絕不是由蘇俄來促成的）。32

　　所以，一九三六年六月一日，當中國發生殘餘軍閥打著抗日旗號於兩廣發動叛變時，六月十日蘇聯《消息報》就發表了“是煙霧還是挑釁？”的署名文章，譴責中國殘餘軍閥所發動的“兩廣事變”，說：“事變所打起的抗日旗號，不過是控制國民政府的假面具罷了。”

　　所以，一九三六年七月，王明又在蘇聯發表了題為《為獨立自由幸福的中國而奮鬥》的文章，指出：“有些人用這樣的理由來反對紅軍與南京軍隊建立反日統一戰線，就是他們說：中國共產黨不能與舊敵蔣介石建立任何聯繫……為了反對共同的敵人和強大的敵人，為什麼中共不能和蔣介石建立統一戰線呢？”

　　但是，正是在一九三六年夏天，當中共與共產國際的電訊聯繫已通，蘇俄對中共建立“聯蔣抗日”的“民族統一戰線”要求，已經抵達延安之時，以毛澤東為實際領袖的中共卻制定了如下的陰謀策略：

一、打起抗日旗號，對外聯蔣抗日，對內反蔣抗日
　　一九三五年五月五日，中共中央發表“停戰議和一致抗日”通電，第一次對外“放棄”了“反蔣抗日”的主張，轉為“聯蔣抗日”。

　　一九三五年五月二十五日，即二十天之後，毛澤東卻在致閻錫山的信中稱：“先生如能與敝方聯合一致，抗日反蔣，則敝方同志甚願與晉軍立於共同戰線，除此中國人民之共敵”（按：在毛的話裏，這個“公敵”仍然是蔣介石而不是日本）。

　　一九三六年五月三十日，中共中央西北局宣傳部“關於目前形勢和我們陝甘黨的任務討論提綱”提出，要“準備更多抗日的力量和更順利的條件去反對日本和賣國賊頭子蔣介石”。

　　一九三六年六月十三日，即在兩廣“六一事變”發生後數日，中共中央又通過了“關於當前政治形勢的決議”，認為：“兩廣事變在一定程度上具有民族革命的意義……在目前形勢下，抗日戰爭和反蔣戰爭是分不開的。”由是可知，中共和毛澤東不僅對兩廣事變的態度已經與蘇俄大相徑庭，而且在“反蔣抗日”還是“聯蔣抗日”這個根本問題上，更已經是內外有別，即對外搞陽謀和對內搞陰謀了。


二、打著抗日旗號對外逼蔣抗日，實際反蔣抗日

　　由於中共不能公然違背蘇俄及共產國際的命令，所以，毛澤東的中共就對外表示“聯蔣抗日”，對內堅持“逼蔣抗日”，實際上還是“反蔣抗日”。然而，蔣的抗日又何須中共來“逼迫”。

　　一九三六年八月十二日，中共中央對內發出了“關於今後戰略方針”的檔，提出“我們的總方針應是逼蔣抗日，抗日與反蔣並提的口號是錯誤的”。

　　一九三六年八月二十五日，中共中央寫了《中國共產黨致中國國民黨書》，由潘漢年送至南京。該書稱：“我們願意同你們結成一個堅固的革命統一戰線，如像一九二五至一九二七年第一次中國大革命是兩党間結成反對民族壓迫與封建壓迫的偉大的統一戰線一樣。”33

　　但是，一九三六年九月一日，也就是在上述“致中國國民黨書”發出五天之後，中共中央卻向全黨發出了關於“逼蔣抗日”的指示。這個指示說：“在放棄反蔣抗日的方針之後，黨的方針是逼蔣抗日”。方針承認國民黨中央軍全部或其大部有參加抗日的可能。所以，“我們愈能組織南京以外的各派軍閥走向抗日，我們愈能實現這一方針。”

　　這就是說，中共不僅要在抗日的旗號下，實現與地方封建軍事勢力的聯合，而且還要在抗日的名義下，與這些朝附夕叛的殘餘軍閥結成反對蔣介石和中央政府的“統一戰線”。不幸的是，這個對中共來說乃是真正的“統一戰線”，竟在他們終於尋找到了一個最為合適的物件 —— 軍閥張學良以後，被實現了。


三、打著抗日旗號，實行西進擴張，以慘敗為告終

　　因林育英回國時曾帶回史達林的指示，即“莫斯科對中共西進計畫的指示”。因該指示“說到川康地區紅軍打進新疆的計畫已經得到史達林的贊許，史達林認為如果中共紅軍能夠控制新疆和甘肅河西一帶地區，蘇聯將予以必須的軍火供應，並協助訓練工作，使成為一支勁旅”，所以，一九三六年十月，當第四方面軍與已經改編成為第二方面軍的紅二、紅六軍團，輾轉抵達蘭州以西的會寧，與第一方面軍會合之後，中共立即決定成立以第四和第二方面軍為主體的西路軍，實行西進計畫，奪取河西走廊，“……在政治上說來，是增加了我們與張學良在政治上聯盟的資本，即紅軍不局限於陝北的彈丸之地，而且握甘北、甘西一帶地區，這不僅可為西安的張學良保障後方，而且可以打通通往蘇聯的道路”。於是，張國燾又說：“我們開始執行上面所擬定的軍事計畫……我們這次軍事行動的主要口號就是北上抗日。”34 然而歷史的事實是，西路軍的向西北“進軍”，乃與日寇所侵佔的祖國東北領土背道而馳。

　　一九三六年十一月上旬，西路軍一支約二萬二千兵力，由徐向前率領從清遠渡黃河向西擴張，因遭遇政府軍追剿而徹底敗亡，僅存七百人，後由徐帶領逃入俄境，直至全面抗戰爆發後才陸續回到陝北。另一支由張國燾賀龍率領，約一萬五千兵力，於一九三六年十一月中旬奪取了東接陝北的寧夏同心城，因立即遭遇政府軍圍剿，基本被殲滅。

　　至此，中共在分途逃亡到川康、陝北之後會合的三大主力，共伍萬五千人，僅剩下陝北的不足兩萬人馬了。然而，這兩萬人馬亦在政府軍的包圍之下，處在朝不保夕之中。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一日，正在緊鑼密鼓地進行“聯張反蔣”的毛澤東，卻率領張國燾、周恩來、彭德懷、賀龍、林彪等，以“中國工農紅軍首領”的名義，致電蔣委員長，要求“停止進攻紅軍”，“保證一致抗日”。


四、利用民眾抗日情緒，策劃抗日救亡運動以圖存

　　如前所說，自一九三一年九一八日本侵佔我東三省直到一九三五年八月一日王明在蘇俄承命統一戰線策略，發表八一宣言，第一次提出抗日，中共既不抗日，也從來沒有為抗日而要求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更沒有發動過任何“抗日救國或抗日救亡”的運動，沒有提出過任何“停止內戰一致對外”的要求。如果有，那也只是中共為在內地農村發動和擴大武裝叛亂，旨在“武裝保衛蘇聯”，而由中共城市地下組織借抗日的名義煽動年輕學生，以與之裏應外合而已，如一九三一年秋冬由中共策劃和指揮的搗毀《中央日報》、沖砸國民黨中央宣傳部、並包圍南京國民政府的“學生運動”。但是，一九三五年底，當逃亡陝北的中共中央及其紅軍殘餘，在獲悉了共產國際關於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新指令以後，為了“圖存”，不僅迅速地接過了“抗日”的旗號以自榜，而且立即開始策劃“抗日救亡運動”，宣傳“停止內戰、一致對外”的口號，企圖借抗日以“圖存”。據中共現代史教材稱，中共中央瓦窯堡會議之後，“中共北平臨時工作委員會先策劃成立了北平學生聯合會，後又與北平學聯多次舉行秘密會議，經過反復研究，決定以請願的方式發動和組織一次‘抗日救亡’運動”。35 實際上，則是借喊抗日以救中共之亡的運動。這便是一二九“學生運動”的政治背景。用中共今天的話來說，中共乃是這次“學生運動”的黑手。

　　一九三五年十二月十八日，中共又策動它的中華全國總工會致書全國工人，號召工人組織起來，聲援北平學生抗日救亡運動。企圖利用人民的愛國反日情緒，將救中共之亡的運動推向全國。用中共今天的話來說，則是陰謀製造混亂、動亂和暴亂。

　　一二九運動對中共的歷史作用是重大的。用中共史家的話說就是：一二九運動具有重大的歷史意義。它有力地宣傳了“停止內戰、一致對外”的主張，進一步推動了全國抗日民主運動的蓬勃開展……一二九運動中的先進青年，後來沿著中國共產黨所指引的道路，深入到工廠、特別是深入到農村和革命隊伍中去，走上了與工農兵群眾相結合的道路，其中許多人成了中國革命事業中的骨幹力量。”36

　　一九三五年十二月十二日，在為中共竊據的上海文化界，中共地下党乃利用中華民國政府所給予人民的言論出版自由，策劃發表了“救國運動宣言”。十二月十七日，中共策劃成立了“上海文化界救國會”，並完全按照中共口徑發表宣言，提出“迅速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停止一切內戰，釋放一切政治犯”。

　　一九三六年二月，中國國民黨中央宣傳部發表“告國人書”，明確指出“上海愛國救亡運動”是“共產黨的陰謀”，並且證據確鑿。但是，為中共一手操縱，並享有新聞、言論、結社之充分自由的上海文化界救國會竟立即發表“對中宣部告國人書之辯證”，公開攻擊國民黨中央宣傳部的“誣衊”。（按：這在一九四九年後直至今天的中國大陸，誠為“不敢想像”。）

　　一九三六年五月三十一日至六月一日，中共地下黨又在上海策劃召開“全國各界救國聯合會成立大會”，聯絡二十餘省六十多救亡團體，以所謂公正的姿態，借“成立大會”宣佈：“只要抗日，而不幫助任何黨派爭奪領導權”，實際上卻在中華民國國難深重的歷史時刻，在國民政府已經領導過淞滬抗戰、長城抗戰和正在積極準備全面抗戰的情形下，為中共乘亂圖存，製造了全國性的動亂、混亂甚至是暴亂。後來被證明與中共有著千絲萬縷關係的所謂上海七君子，實為中共製造這樣一場混亂、動亂與暴亂，直至為中共救亡，作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對此，他們在“解放後”不僅早已供認不諱，而且炫耀不已（參見“君子”們的各種回憶文章）。

五、在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名義下恢復地下組織、再造共產革命

　　中共中央政治局瓦窯堡會議之後，劉少奇即被派往華北，並在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名義下，恢復與主持中共中央華北局，重建和發展中共地下組織，成立形形色色的所謂抗日救國團體，借用“停止內戰、一致對外”的口號，對政府和軍隊，尤其是對擔負征剿中共紅軍的西北軍和東北軍上層進行滲透、拉攏和策反。

　　一九三六年四月和一九三六年十一月，劉少奇在中共河北省委內部刊物《火線》上先後發表了“肅清立三路線殘餘 —— 關門主義和冒險主義”與“民族統一戰線的基本原則”等文章。他說：“廣泛的民族革命統一戰線，已成為我黨領導中國革命到勝利之路的中心問題與關鍵問題；與敵人營壘中可能與我們合作的成份，或者今天還不是我們主要的敵人者，建立暫時的聯盟，去反對主要的敵人，是向那些願意同我們同盟者作必要的讓步……”在這裏，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已經被偷換成作為暫時聯盟的民族革命統一戰線。而這個革命統一戰線的性質，又是為了反對主要的敵人。而這個主要的敵人，顯然不是日寇。

　　劉少奇還說道：“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提出，是從一九二七年以來，我黨在策略上的最大轉變……但並不改變革命的性質和革命的任務。”由是可知，這個名為抗日的民族統一戰線，在實際上，不過是中共要繼續實行共產革命而非進行抗日救國的陰謀策略罷了。

　　他還說：“在統一戰線中，共產黨在政治上和組織上都是獨立的。同時，一分鍾也不能忘記自己的最終目的，一分鍾也不能放棄用共產主義精神去教育群眾與組織群眾的獨立工作，一分鍾也不能放棄為無產階級本身利益而鬥爭。”顯然，中共究竟要借“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來做些什麼，劉少奇已經說得再明白不過了。

　　劉少奇甚至說：“在民族統一戰線內部，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爭奪領導權的工作，就是不能免的。領導權問題，是民族統一戰線的中心問題；民族統一戰線未形成前，拒絕統一戰線的左傾思想，是危險的；統一戰線形成後，右傾思想就將逐漸地成為主要危險；中國的無產階級要在正確的戰略和策略指導下，將集中全國所有的革命力量在自己的周圍……”在劉少奇看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中心問題是領導權問題，而不是抗日的問題，更不是民族存亡的問題。中共要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根本目的，就是要將全國所有的革命力量（按：不是抗日力量，或曰僅是打著抗日旗號的革命力量），集中在中共的周圍。劉少奇作為中共白區工作模範的歷史功績，正是從這裏開始建立；他作為中共領袖的地位，也正是從這裏才開始得到中共全黨的認同，特別是毛澤東的重視。

　　據中共現代史稱，在劉少奇赴津恢復中共中央北方局不數月後，已經聯繫到的脫黨者和新發展者，已達五千人。37

　　由於中華民國政府給了民眾新聞、言論和集會、結社的很大自由，一九三六年春，中共北方局發動北平學生與少數上層知識份子，成立了由中共掌握的“華北各界救國聯合會”，進一步掀起了華北“抗日救亡”的高潮；一九三六年二月，中共于華北策劃成立了“革命青年團體” “中華民族解放先鋒隊”，以作為中共的週邊組織，意在求解放，而非求抗日；一九三六年四月，中共策動“北平學聯”改名為“北平學生救國聯合會”。五月，又在上海策劃成立了“全國學生救國會”。學潮遂由此而疊起，中共地下組織亦由此而得以擴展。一場完全是為了救中共而非救中國的“抗日救亡”運動，開始橫行在國難深重的祖國大地上，並由是而製造了極大的和連續的混亂、動亂及暴亂。

　　一九三六年春夏之間，中共北方局通過各種關係派出幹部到宋哲元、閻錫山、張學良與楊虎城的軍隊中，接洽聯繫中上層軍官，離間他們與中華民國政府及蔣介石的關係，以所謂“停止內戰、一致抗日”的名義，勸阻他們不要“進攻”紅軍，直至策反他們以抗日的名義來對抗中央政府和蔣介石。一場聯張反蔣“抗日”的陰謀，從此緊鑼密鼓地開始了運作；一場罔顧中華民族危亡的陰謀武裝政變，就要被搬上歷史舞臺。


六、決策聯張反蔣“抗日”，策動西安武裝政變以圖存

　　誠如張國燾在他的回憶中所說，“陝北同志推行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之初，所找到的對象不是蔣介石，而是張學良。因此，中共的政策也就隨著這一事實而有所變化。”38 換句話說就是，“原來的聯蔣抗日政策，變成了聯張反蔣抗日”。39 雖然張國燾認為，張學良原來在他們的眼中是比蔣介石還要壞的反動派。這是因為剛落腳陝北的毛澤東，看到了張學良與日本有殺父之仇，看到了東北軍失土戀家的心態，看到了張學良作為一個不抵抗將軍所承受的巨大壓力，看到了一位少年軍閥的幼稚和野心，更看到了他為了以西北為根據地與蔣介石對抗，雖不重視紅軍，卻重視中共與蘇聯的關係。40 當然，中共領袖們更加看到了的，乃是張學良志大、位尊卻又才疏學淺、毫無經驗的公子哥兒性格（參見上卷第六章兼論）。於是，“與西安的電報往來完全由毛澤東處理，他每次接到西安來電，就邀我們去談論一番。這些電報有些是關於蔣要在西安舉行剿匪會議，指示剿匪機宜，有些是關於西安和其他地區抗日運動的發展情形，我們便據此謀求對策。我們回給張學良的電報，則都是毛澤東的精心傑作，字裏行間極盡打氣之能事”。41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二日西安事發，毛澤東立即說：“這件事，我們應該站在後面，讓張學良去打頭陣。”42 而“我們這些中共中央負責人，沒有一個想到西安事變可以和平解決。……有的人主張把蔣殺了，以絕後患；有的人主張將他嚴密拘禁起來，作為人質，逼南京抗日，並形成西安的軍事優勢”。43 此後，“西安的電報雪片般飛來，多數是報告拘留蔣氏的經過，以及南京方面的反應……張學良的來電對如何處理蔣的問題，頗表躊躇；對南京的軍事壓力，也頗有顧慮。毛澤東聚精會神地在那裏草擬電報，不是獨尊張學良為‘全國抗日領袖’，便是讚揚他‘一舉手便扭轉乾坤’。他的電文在說到嚴密看守蔣時有這麼一段： ‘我公顧慮周詳，梟雄自難漏網；但誠恐有萬一之失……誠如來電所雲，蔣某確系賣國獨夫，理應付之國法，弟等極力贊成由人民公審……’”。“毛說他所草擬的電報，處處給張學良暗示，要他堅決對付蔣，但在文字上不能赤裸裸地說出來，否則將來要留下痕跡的……”。毛“微笑著安慰朱德說，我和你的意見並無不同之處，不同的只是方法；我已著力暗示張學良應該如何做，但這‘殺’字不好由我們口裏說出來”。44 “我們致莫斯科的電報是毛澤東起草的，除報告西安事變真相外，並指出這是根據張、楊、共三角聯盟抗日反蔣的協議而發生的，中共中央已積極推動張、楊堅決與蔣分裂。”45

　　然而，“幸好莫斯科的回電於十三日晚間到達了……第一段，肯定西安事變是日本陰謀所製造；並說明張學良左右和他的部隊裏，暗藏著一些日本間諜，利用張的野心，甚至利用抗日的口號，製造中國的混亂，我們若聽任其發展下去，中國將出現長期內戰，抗日力量，因之完全喪失，日本便可坐享其利。蘇聯絕不會為這種陰謀所利用，更不會給予如何支援；相反的，現已明白表示反對態度。第二段指出中國目前所急需的，是一個全國性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因此，最重要的是團結和合作，而不是分裂和內戰；並說明張學良不能領導抗日，蔣介石如能回心轉意，倒是能領導抗日的唯一人物。第三段指示中共應爭取和平解決西安事變，利用這一時機與蔣介石做友善的商談，促使其贊成抗日；並在有利的和平解決的基礎上，自動將其釋放”。46 “史達林電報到後，毛澤東……踱來踱去……曾很急躁地表示：‘反了，天翻地覆了，從前我們向張、楊那麼說，現在又要反過來這麼說，張楊不會說我們反復無常嗎？’”47

　　應該說，張國燾在他的《回憶錄》裏，確已把中共策動西安事變的真相，栩栩如生地描繪了出來，這也是中共聯張逼蔣，並終於“逼”出西安事變的第一手證詞。但如果有人不相信中共“叛徒”張國燾的話，那末，其他的相關檔和資料，特別是在大陸出版的中共黨史研究著作，已有力地佐證了張的話不是謊言。

　　其一、據中共黨史專家稱：“十二月十二日西安事變發生當天，中央給在華北工作的劉少奇的電報中，明確指出要擁護張、楊的革命行動。”十二月十九日（即在接到莫斯科指示以後），“中央關於西安事變及我們的任務的指示”雖然批評張、楊“多少採取了軍事陰謀的方式，把南京置於西安的對立地位”，但總的還是肯定“西安事變是中國民族資產階級代表要求停止剿共、停止一切內戰並接受了共產黨抗日主張的結果”。48

　　其二、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四日蘇聯《真理報》發表了長篇社論《中國發生事變》。該文稱：“陝西省發生了舉世矚目的重大事件。據各國通訊社所發自中國的不完整的消息稱，駐陝西省的張學良部隊發動了反對南京中央政府的兵變並將政府首腦蔣介石將軍扣作人質……毫無疑問，張學良部隊舉行兵變的原因，應當從不惜利用一切手段説明日本帝國主義推行奴役中國事業的那些親日分子的陰謀活動中去尋找……”史達林顯然因為不瞭解西安事變乃為中共“聯張反蔣”的陰謀所策動，所以，《真理報》才會講出如此激烈的言詞來。

　　其三、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六日，共產國際執委會向中共中央發出了由總書記季米特若夫簽署的電報，稱：“……張學良的行動無論其動機如何，客觀上只能有損於中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力量的團結，並鼓勵日本的侵略。”

　　其四、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二十一日，蘇聯《真理報》報導說：“西安事變發生之初，當時世界報刊均認為，事變正中日本下懷。波蘭《信使晨報》甚至指出，蔣介石被扣留的消息在日本關東軍中引起一片歡騰……”

　　必須指出的是，中國共產黨“聯張反蔣”策略的成功，雖然一手策動了罔顧民族危亡的陰謀武裝政變 —— 西安事變，但因全中國各派政治力量和全國人民的憤怒指斥，全世界輿論的共同反對，主要是他們的“工人階級祖國”的需要和“共產國際”的指示，他們才在史達林的命令下，將自己打扮成了“和平解決西安事變的調停者”，實際上則是“解鈴還得系鈴人”，從而由中共一手導演了一出以賣國和“愛國”同為主題的新編現代歷史劇。雖然這出新編現代歷史劇在現實中以大團圓的局面收場，導演者不僅掩飾了罪孽，而且變成了和平的使者，但卻把它悲慘的結局留給了後來的歷史，留給了它苦難的中國大陸人民。


三　　中共乘國難以“擴張”的口號與陰謀 —— 抗日民族統一戰線

　　西安事變不僅為中共的“圖存”帶來了希望，而且為它乘國難以擴張製造了機遇。而這一切都得力于蘇俄為它制定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和毛澤東利用這個統一戰線以進行陰謀策化所獲得的成功。

第一、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是中共“暫時妥協”和“積極讓步”的總策略

一、暫時的妥協及其手段

　　中共所謂暫時的妥協，在實際上就是虛假的妥協，是為了在取得合法地位以後實行陰謀擴張所必須作出的讓步，藉此以欺騙國民黨、國民政府和全國民眾。

　　中共實行暫時妥協的第一手段，就是在高喊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前提下，兩次向國民黨提出“四項保證”。第一次是在一九三七年三月十五日向國民黨五屆三中全會提出的。其內容為：一、孫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為今日中國之必須，本黨願為其徹底的實現而奮鬥。二、取消一切推翻國民黨政權的暴動政策，及赤化運動，停止以暴力沒收地主土地的政策。三、取消現在的蘇維埃政府，實行民權政治，以期全國政權之統一。四、取消紅軍名義及番號，改編我軍為國民革命軍，受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之統轄，並待命出動，擔任抗日前線之職責。

　　同日，中共還在延安向全國廣播稱：“關於階級鬥爭問題，中國共產黨屢次宣言，本黨當前的工作是為民族團結一致而奮鬥，和實現民族聯合陣線以抵抗侵略。為了這個目的，共產黨曾疊次聲明停止階級鬥爭。而且中國共產黨曾自動宣佈停止沒收地主的土地。這一切證明本党為集中力量完成民族解放的偉大使命，現在並不提倡階級鬥爭。”

　　第二次是在“七七事變”之後，即一九三七年七月十五日，中共又在“中國共產黨為公佈國共合作宣言”中，向國民黨和國民政府作出了內容完全一樣的“四項保證”，並且宣稱：“本黨這種光明磊落、大公無私與委曲求全的態度，早已向全國同胞明白表示出來，並且已獲得同胞們的贊許。現在為求得國民黨的精誠團結，鞏固全國的和平統一，實現抗日的民族鬥爭，我們準備把這些諾言在形式上尚未實行的部分……立即實行，以便用統一團結的全國力量，抵抗外敵的侵略”云云。

　　中共實行暫時妥協的第二手段，則是對外高喊抗日和標榜抗日。一九三七年七月十五日，在中共發表上述宣言的同時，朱德在延安發表了“實行對日抗戰”的講演，稱：“紅軍沒有任何地盤的野心，沒有任何權利的狂欲。他的職志是抗日救國……他願意……改編為國民革命軍，服從中央政府的指揮，以便在中央政府的領導下無阻礙無隔閡地實現全國上下一致的對日抗戰……蘆溝橋的炮聲響了，紅軍已做好了隨時出發的準備。聽從著中央政府的命令……無條件地聽從這個總指揮部的指揮……”

　　中共實行暫時妥協的第三手段，是對外持續高喊建立真正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一九三七年七月二十三日，毛澤東就在他對外發表的“反對日本進攻的方針、辦法和前途”一文中聲稱：“全中國人民、政府和軍隊團結起來，築成民族統一戰線的堅固的長城。執行抗戰的方針和上述各項政策，依靠這個聯合陣線。中心關鍵是在國共兩黨的合作。” 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中共當時的主要負責人張聞天亦公開發表文章稱：“兩党的領導者……要能夠善於在抗日高於一切、一切為了抗日的基本原則下，用互相諒解、互相讓步的方法，求得不同意見的合理解決。”49

　　中共實行暫時妥協的第四手段，是承認並擁護國民黨蔣介石和中華民國政府，是全中國人民抗戰和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真正領導者。同樣是在“反對日本進攻的方針、辦法和前途”這篇文章中，毛澤東曾“真誠地”並且是“宣誓式地”寫道： “全國軍隊包括紅軍在內，擁護蔣介石先生的宣言，反對妥協退讓、實行堅決抗戰……共產黨人要一心一德、忠實執行自己的宣言，同時堅決擁護蔣介石先生的宣言……”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張聞天也公開發表文章稱：“關於目前抗日戰爭中，蔣介石先生所領導的國民黨已經處在領導的地位，這是誰也不能否認的事實……我們應該向國民黨同志聲明，我們是竭誠擁護現在蔣先生領導下的國民政府的……這是全中國人民自己的政府，也是我們共產黨人的中央政府……”50

　　一九三八年十月，在中共“六大”上，毛澤東仍在他對外公開的“新階段”報告中稱：“抗日戰爭的進行和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組成中，國民黨居於領導和基幹的地位。”“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是以國共兩黨為基礎，而兩黨中以國民黨為第一大黨，抗戰的發動和堅持，離開國民黨是不能設想的。”同月，中共在對外發表的“中華民族的當前緊接任務”第二條中又稱：“誠心誠意擁護蔣委員長，擁護國民政府，擁護國共兩黨及一切抗日黨派的親密合作，反對一切分裂企圖，反對任何漢奸傀儡政府。”

　　中共實行暫時妥協的第五手段，是對外熱情歌頌國民黨、蔣介石領導和堅持抗戰，讚揚國民黨的革命歷史與民主建國成就，“保證並決心”與國民黨一起建設一個三民主義的新中國 —— 中華民國。

　　其一、全面抗戰爆發後，特別是在全面抗戰的前期，中共曾一再地歌頌國民黨和蔣介石領導抗戰。甚至在它的不抗戰、假抗戰和真擴張已經被揭露出來，並造成抗戰陣營內部的衝突時，中共仍然因為在力量上尚嫌不足，而繼續歌頌國民黨和蔣介石所領導的抗戰。一九三八年九月二十九日即武漢會戰期間，毛澤東仍致函蔣介石委員長稱：“先生領導全民進行空前偉大的民族革命戰爭，凡我國民無不景仰……敵雖凶頑，終必失敗。”時至一九四二年七月七日抗戰五周年紀念日，皖南事變已經發生之後，中共仍然對外發表宣言稱：“全國軍民必須一致擁護蔣委員長領導抗戰。”

　　其二、一九三八年十月，毛澤東曾在他公開發表的“新階段”報告中讚揚國民黨說：“國民黨有他光榮的歷史，主要是推翻滿清，建立民國，反對袁世凱，建立過‘聯俄、聯共、扶助工農’的三大政策，舉行了民國十五、六年的大革命，今天又在領導著偉大的抗日戰爭。它有三民主義的歷史傳統，有孫中山先生、蔣介石先生前後兩個偉大的領袖，有廣大的愛國的黨員。所有這些，都是國人不可忽視的，這些都是中國歷史發展的結果……十五個月來，全國各個抗日黨派都有進步，國民黨的進步也是顯著的。它召集了臨時代表大會，發佈了抗戰建國綱領，召集了國民參政會，開始組織了三民主義青年團，承認了各黨各派合法存在與共同抗日建國，實行了某種程度的民主權力，軍事上與政治機構上的某些改革，外交政策的適合抗日政策等等，都是具有歷史意義的大事件……可以預斷，國民黨的前途是光明的。”由是，中共擴大的六屆六中全會通過的、並對外公開的政治決議案乃稱：“全國政治制度正在逐步地民主化。”

　　其三、顯然，要與國民黨一起建設一個三民主義的中華民國，就必須承認孫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早在一九三七年五月，當中共在延安召開臨時代表大會時，就公開地通過了“堅決實行三民主義提綱”，並將之“對外公佈”。該提綱稱：“我們不但不拒絕三民主義，而且願意堅決實行三民主義，而且要求國民黨同我們一道實行三民主義，而且號召全國人民實行三民主義，使國民黨、共產黨、全國人民，共同一致為民族獨立、民權自由、民生幸福這三大目標而奮鬥。”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張聞天也在他公開發表的文章中宣稱：“我們共產黨人不但願意在抗日問題上，在實現孫中山的民族主義問題上，同國民黨合作，而且願意在實現孫中山的民權主義與民生主義上也願意同國民黨合作，我們願意同國民黨共同建立民族獨立、民權自由與民生幸福的民主共和國。”51 中共對外公開的六屆六中全會政治決議案還宣誓曰：為了“為三民主義的新中華民國而奮鬥”，中國共產黨願意再一次正式宣佈“中國共產黨對於擁護三民主義、擁護蔣委員長、擁護國民政府的誠心誠意”。毛澤東亦在他公開發表的“新階段”報告中說道：“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以三民主義為政治基礎，不但是合作抗日的基礎，而且是合作建國的基礎。三民主義中的民族主義將引導這個合作到爭取民族解放，其民權主義將引導這個合作到徹底的建立民主國家，其民生主義則更可能引導這個合作到很長的時間。三民主義的政治綱領和政治思想，保證著統一戰線的長期性。”

二、積極的讓步及其手段

　　如果說，中共所謂暫時的妥協，實際上乃是虛假的妥協，那末，毛澤東所謂的積極的讓步，便在實際上和本質上對他們所謂的暫時妥協，作了最為貼切的解釋。為了解釋“積極的讓步”的正確性，毛澤東早在一九三八年就對他的黨人作了這樣的“科學說明”：“‘有所不為而後有所為’……‘為了更好的一躍而後退’，正是列寧主義。把讓步看作純消極的東西，不是馬克思列寧主義所許可的……我們的讓步、退守、防禦或停頓，不論是向同盟者或向敵人，都是當作整個革命政策的一部分看的，是當作曲線運動的一個片斷看的，一句話，是積極的。”52 顯然，毛澤東在這裏真正想說的是，中共要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目的，只不過是為了他們的“革命”而讓步，而不是為了抗日而讓步。

　　中共實行積極讓步的第一手段，便是“既聯合、又鬥爭”的“革命的兩面政策”。當全面抗戰爆發，中共正在高喊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之際，毛澤東就已經提出了這一“鬥爭”策略。不是針對日本，而是針對正在抗戰的中華民國政府和中國國民黨。毛澤東說：“現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既不是一切聯合否定鬥爭，又不是一切鬥爭否認聯合，而是聯合和鬥爭兩方面的政策。”53 對此，張國燾曾一針見血地指出，毛澤東的所謂既聯合、又鬥爭，無非是“假聯合、真鬥爭”罷了。54

　　但是，毛澤東卻對這一 “假聯合和真鬥爭”，作了“科學”的解釋。他說：“所謂聯合，就是同資產階級的統一戰線。所謂鬥爭，在同資產階級聯合時，就是在思想上、政治上、組織上的 ‘和平’的‘不流血’的鬥爭；而在被迫著同資產階級分裂時，就轉變為武裝鬥爭。如果我們黨不知道在一定時期中同資產階級聯合，黨就不能前進，革命就不能發展；如果我們党不知道在聯合資產階級時又同資產階級進行堅決的、嚴肅的‘和平鬥爭’，黨在思想上、政治上、組織上就會瓦解，革命就會失敗；又如果我們黨在被迫著同資產階級分裂時不同資產階級進行堅決的、嚴肅的武裝鬥爭，同樣黨也就會瓦解，革命也就會失敗。”

　　這是一九三九年毛澤東在《共產黨人》“發刊詞”中寫下的一段話。在這裏，毛澤東一是十分明確地說明了所謂聯合，仍然是鬥爭，只不過是和平的與不流血的鬥爭；二是毫不隱誨地指出，當“被迫”分裂而不能聯合，即不能進行和平的與不流血的鬥爭時，中共就要進行武裝鬥爭。而不論是和平的鬥爭還是武裝的鬥爭，都不是抗日鬥爭，而是革命鬥爭，都不是針對日寇而鬥，都是針對資產階級，即正在浴血抗戰的中華民國政府和中國國民黨而鬥。應該說，這裏豈但連一點點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氣味都沒有了，甚至連一點抗日的氣味也沒有了。相反，它使人們聞到的，卻已經是內戰的火藥味。因為，正是在抗戰剛剛走向最為艱難的相持階段時，毛澤東和他的中國共產黨就已經將在國難中打內戰的理論準備好了。

　　中共實行積極讓步的第二手段，是一再地對內強調，要“爭奪”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領導權。首先，早在西安事變還沒有發生前，劉少奇在他論述蘇俄為中共制定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時，就已經一再地對內指出過一分鐘也不能忘記爭奪抗日民族統一戰線領導權的話（參見上文）。其次，一九三七年五月在中共于延安召開的“蘇區”黨代表會議上，毛澤東即在“中國共產黨在抗日時期的任務”和“為爭取千百萬群眾進入抗日民族統一戰線而鬥爭”的報告中，強調要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中堅持無產階級領導權的重要性，並尖銳地指出：“使無產階級跟隨資產階級呢，還是使資產階級跟隨無產階級呢？這個中國革命的領導權問題，乃是革命成敗的關鍵。”（按：在這裏仍然是革命而非抗日）再就是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十二日，當毛澤東在延安党的活動分子會議上作“上海太原失守後抗日戰爭的形勢和任務”的報告時，毛又一次對內堅決地說道：“在統一戰線中，是無產階級領導資產階級呢，還是資產階級領導無產階級呢？是國民黨吸引共產黨呢，還是共產黨吸引國民黨呢？……必須尖銳地提出誰領導誰的問題，必須堅決地反對投降主義。”（按：毛在這裏所提到的投降主義是指投降國民黨，不是指投降日本）此後，在抗戰的漫長歲月裏，毛澤東和他的中國共產黨都一直把爭奪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領導權問題，當作一個極其重大的問題來對待，甚至當作黨內的嚴重路線鬥爭來處理。難道毛和他的中共當真就忘記了，他們曾一再地承認過，唯有中華民國政府、中國國民黨和蔣介石先生才是全中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領導者嗎（如果在事實上確實存在著這樣一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話）？當然沒有。但是，毛澤東之所以如此強調並要爭奪這一“領導權”的原因是：

　　其一、對外高喊服從和擁護國民黨、蔣介石領導抗戰，承認國民黨和蔣介石是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當然領導，不過是中共陰陽兩面政策的“陽面”，並且是為了實行“陰面”圖存和擴張的需要。

　　其二、顯然，抗日並不是用服從、擁護等等大話就能敷衍得過去的。當敵人真的打到山西之後，當中共紅軍已經接到了被派赴山西前線抗日的命令之後，中共就立即面臨著“服從和擁護國民政府和最高統帥部領導”究竟是真還是假的大問題，就面臨著究竟是真抗戰還是假抗戰的大問題。彼時，毛澤東就使出了這樣一把“刹手鐧”，對內提出抗日民族統一戰線裏面還存在著一個“誰領導誰”的問題，即“是無產階級領導資產階級還是資產階級領導無產階級”的問題。也就是說，如果你服從了國民黨的命令開赴前線真抗日，你就是服從了資產階級，就將無產階級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中的領導權拱手讓給了資產階級。顯然，這對於那些也想走上抗日前線的某些有愛國心的中共將領來說，不能不說是一個“緊箍咒”（參見下文）。

　　其三、還有一個更為重要的原因，就是只有對內堅持宣稱要奪取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領導權，才能夠既堅持中共對八路軍和新四軍的“絕對領導權”（毛澤東語），才能夠在八路軍深入敵後建立“抗日”根據地時，保證在敵後建立的政權，乃是中共獨裁政權，具有中華民國分裂政權的性質。這才是問題的真正要害所在，才是毛澤東所謂革命成敗而不是抗日成敗的關鍵所指。一句話，如同中共黨史專家所說，“無產階級領導權問題是民族統一戰線的中心問題，也是革命取得勝利的關鍵”，55 而不是抗日取得勝利的關鍵。

　　中共實行積極讓步的第三手段，就是堅持所謂“獨立自主原則”。一九三七年八月，毛澤東在對內發出的“關於紅軍作戰原則的指示”中（參見下文），就已經提出了“獨立自主”的原則和內容。嗣後，自洛川會議始，他一直堅持要推行他的“獨立自主原則”，不僅形成了理論，並且獲得了成功。一九三八年十月，毛澤東在他的“民族戰爭中的中國共產黨”一文中曾指出：“右傾機會主義分子的危險，在於執行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中，犧牲黨在政治上和組織上的獨立性，把無產階級為了反對共同敵人而與其他階級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政策，曲解成為使無產階級及其政黨成為資產階級的尾巴。”不久，毛澤東又在他的“統一戰線中的獨立自主問題”一文中指出：“總之，我們一定不要破裂統一戰線，但又決不可自己束縛自己的手腳，因此不應提出一切經過統一戰線的口號。如果解釋為一切服從蔣介石和閻錫山，那也是錯誤的。我們的方針是統一戰線中的獨立自主，既統一，又獨立。”後來，當毛澤東在總結他和王明“投降主義路線”分歧和鬥爭的根本要害時，就曾明確地將“是要獨立自主、還是不要獨立自主”當成了他的正確路線和王明的錯誤路線的分水嶺（詳見下節）。

　　自然，毛澤東的所謂既統一、又獨立，如果套用張國燾的話來說，亦無非是“假統一、真獨立”罷了。

　　自然，當毛澤東已經能夠公開地說出這樣的話時，那也是因為他已經能夠說得起這樣的話了。因為，一九三八年十一月，雖然還不是毛澤東敢於“破裂”統一戰線之時（因為一旦“破裂”，中共仍有翻船的危險），卻已經是毛澤東對內的獨立自主策略，在敵後擴張方面頗有斬獲之日了。

　　自然，毛澤東又絕不僅僅是只要堅持空泛的“獨立自主”的。他還有堅持“獨立自主”的具體原則。這些具體原則就是：一、八路軍和新四軍要堅持不打大仗、硬仗和運動戰，要把群眾工作當作中心任務。二、八路軍和新四軍只能堅持敵後山地遊擊“戰”（後來則指示八路軍、尤其是新四軍要發展敵後平原地區的遊擊“戰”），其主要任務乃是求得在敵後的發展和擴張。三、八路軍和新四軍的根本任務，就是建立敵後由中共領導的“抗日”根據地，即分裂中華民國的中共農村獨裁政權（詳見本卷第四章）。

　　應該說，所謂獨立自主原則不過是毛澤東對外高喊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陽謀背後的陰謀。然而，正是這個陰謀的確定和推行，才使得中共的所謂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成了一篇徹頭徹尾的假話；也正是這個陰謀的成功實現，才使得中共在國難當頭的日子裏，因不抗日和假抗日，而能真發展和真擴張，從而奪取了地盤，壯大了力量，並為戰後發動那一場內戰“打好了重要基礎，積累了豐富的經驗”。誠如中共黨史專家們所總結的那樣，“獨立自主是發展和壯大無產階級力量的一個手段。”56

　　中共實行積極讓步的第四手段，就是在全中國軍隊（除中共以外）浴血抗戰的艱難歲月裏，將他們在十年武裝叛亂叛國中所決心要完成的三大任務 —— 發動武裝暴動、煽動土地革命和建立俄屬蘇維埃政權，改名為武裝鬥爭，農民戰爭和建立敵後“抗日”根據地。實際上就是要借用抗戰所給他們帶來的大好歷史條件，在高喊抗日和高喊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幌子下，將他們在十年叛亂叛國中所堅持的目標，改頭換面地予以合法化和大發展（詳見本卷第四章）。

　　中共實行積極讓步的第五手段，就是視其自身力量的變化和擴張的成就，來調整他們積極讓步的程度。“七七”之後，中共在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中實行獨立自主的策略，有三個階段。第一階段是提出階段，從一九三七年八月十五日毛澤東向黨內發出“關於紅軍作戰原則的指示”，到一九三七年十一月王明從蘇聯歸來提出 “要真統戰抗日”之前。這個階段是毛澤東在黨內提出並堅持要求党的高級幹部，尤其是一些抗日心切的高級將領，在思想上、特別是在行動上能夠貫徹執行“獨立自主原則”的時期。由於毛澤東堅持做“過細”的思想工作，其目的基本達到（詳見本卷第四章）。第二階段是確立階段，從一九三七年十一月王明自蘇聯歸來，到一九三八年十月中共召開六屆六中全會。在本階段，雖然因為王明帶回了史達林要求中共真統戰抗日的指示，並因為王明的堅持而在黨內引起了要不要真統戰抗日和要不要獨立自主的爭論，但由於“毛澤東高超的領導藝術”（中共黨史專家語），和中共在敵後實行擴張的初步成功，而終於使得對外高喊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和對內實行不抗日、假抗日的獨立自主策略，基本上得到了全黨的認同。毛澤東更是以此為轉捩點，將假抗日和假統戰的獨立自主路線，不僅在理論上，而且在實際上確立和發展起來了。第三階段，因中共力量的進一步擴張，而使假抗日和真擴張的獨立自主策略，逐步從陰謀走向了“陽謀”。中共為了陰謀擴張而終於敢明目張膽地 “專打友軍和不打敵軍”了，甚至在被國民黨和國民政府發覺後，中共已敢反咬一口，並公然宣稱要打退“第二次反共高潮”了。在本階段，因實力的增強和地盤的擴大，再加上國民黨為對日抗戰而無法重開圍剿，中共才日漸表現出有恃無恐與“你奈我何”的姿態。毛澤東於此一時期對黨內所做的指示，還有他寫下的“光輝著作”，如“共產黨員發刊詞”、“目前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中的策略問題”、“論政策”和“關於打退第二次反共高潮的總結”等，均表現了與前兩個階段完全不同的口氣和神氣，已敢於“言所欲言和為所欲為”：什麼抗戰，什麼救國，什麼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已經全然不在他的話下，滿紙上所寫的竟公然是革命的武裝鬥爭和革命的統一戰線，而不是抗日和抗日的統一戰線了（參見下文）。


第二、對外高喊抗日統一戰線、對內推行革命統一戰線以加速赤化運動

　　應該說，一九三八年十月至十一月間，乃是中共對外持續高喊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卻對內發動和推行“革命統一戰線”的真正起點。因為，在中共的六屆六中全會上，鞏固了權力的毛澤東已從此放開了他“堅持革命而不是堅持抗日”的膽量。同時，中共的假抗日和真擴張，至此已不再是毛澤東一人之所為，而是中共一黨之所為。這是因為毛澤東的陰謀擴張路線使中共黨人嘗到了甜頭。當然，如前所說，這自然為中共集團的整體素質所決定。

　　一九三八年十一月六日，即在政府軍艱苦的武漢會戰期間，毛澤東終於借談“抗日戰爭和戰略問題”，而開始大談起“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來了。毛澤東說：“革命的中心任務和最高形式是武裝奪取政權，是戰爭解決問題。這個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革命原則是普遍地對的，不論是在中國還是在外國，一概都是對的。”“在這裏，共產黨的任務，基本地不是經過長期合法鬥爭以進入起義和戰爭，也不是先佔領城市後取鄉村，而是走相反的道路。”“中國革命戰爭在其歷史進程的各個時期中有不相同的內容。然而都是武裝的革命反對武裝的反革命，都是革命戰爭，都表示了中國革命的特點和優點……在中國，離開了武裝鬥爭，就沒有無產階級和共產黨的地位，就不能完成任何的革命任務。”57

　　在這裏，已經沒有一言一語以談抗日。相反，“抗日”已經被公然地換成了“革命”，“抗日戰爭”已經被換成了“革命戰爭”，換成了“武裝奪取政權”，換成了“武裝的革命反對武裝的反革命”。而毛澤東筆下的武裝鬥爭所指，已決不是正在屠殺我們同胞的日本侵略者，而是那個正在艱苦抗日的國民黨“友軍”。至於毛澤東要運用農村包圍城市的辦法，即發動農民戰爭的方法，就更不是要打擊日本侵略者，而是要奪取那個正在艱難抗日的國民黨政權了。一年之後，即一九三九年十月，毛澤東在為《共產黨人》所寫的發刊詞中，又全面地論述了中共應如何在抗日戰爭中進行“革命發展”的重大問題，即党的建設、武裝鬥爭和統一戰線問題。這就是中共黨人在後來所說的“革命的三大法寶”。可惜的是，這三大法寶，竟沒有一件法寶是用來對付日本侵略者的。

　　同時，為了在黨內將“抗統”轉變為“革統”，更為了將“革統”從黨內“統”到黨外，毛澤東乃開宗明義地說道：“為了中國革命的勝利，迫切地需要建設這樣一個党，建設這樣一個黨的主客觀條件也已經大體具備，這件偉大的工程也正在進行之中。”而這個工程就是要 “建設一個在全國範圍內的廣大群眾性的、思想上組織上完全鞏固的布爾什維克化的中國共產黨”。因為“黨更加布爾什維克化，黨就能，黨也才能更正確地處理黨的政治路線，更正確地處理關於統一戰線問題和武裝鬥爭問題”。58

　　兩個月後，毛澤東已將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明確地轉換成了“革命統一戰線”。他在大談知識份子的問題時，已經指出：“共產黨必須善於吸收知識份子，才能……發展革命的文化運動和發展革命的統一戰線。”59

　　一九四零年三月，毛澤東又在“目前抗日統一戰線中的策略問題”的黨內指示中，將如何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旗號下，發展中共“革命統一戰線”的手段和內容予以了明確說明。他說：“必須採取發展進步勢力，爭取中間勢力，反對頑固勢力的策略……發展進步勢力，就是發展無產階級、農民階級和城市小資產階級的力量，就是放手擴大八路軍，新四軍，就是廣泛地創立抗日民主根據地，就是發展共產黨的組織到全國，就是發展全國工人、農民、青年、婦女、兒童等等的民眾運動，就是爭取全國的知識份子，就是擴大爭民主的憲政運動到廣大的人民中間……爭取中間勢力，就是爭取中等資產階級，爭取開明紳士，爭取地方實力派……地方實力派，包括有地盤的實力派和無地盤的雜牌軍……”

　　這就是毛澤東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外殼之下，所要建立的中共“革命統一戰線”。其目的，自然不是為了抗日，而是為了“革命”，是為了在抗日的旗號下，繼續和擴張“赤化”運動。這無疑是對中共兩度“四項保證”的公然背叛和徹底背叛。

　　必須指出的是，毛澤東和他的中共並不是在中國人民的抗日戰爭已經發展到相持階段，才開始在“抗統”的旗號下建立“革統”的。實際上，在中共首次提出“四項保證”，特別是在“七七事變”發生、中共再度提出“四項保證”之始，中共就已經陰險地在做著“要將抗日民族統一戰線轉變為革命統一戰線”的準備了（詳見下章）。


第三、抗統與革統的理論基礎 ——“階級鬥爭與民族鬥爭的一致性”理論

一、虛假的抗統和真實的革統需要有理論的支撐

　　毛澤東除掉在對外高喊“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之始，就已經對內提出過，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中，究竟是無產階級領導資產階級還是資產階級領導無產階級的“大道理”，以壓迫和說服那些想對日寇打大仗和硬仗的中共將領以外，當毛澤東在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上的“陰陽兩謀”，已經對中共的圖存與擴張產生了初步的效果以後，當國民黨、蔣介石所領導的衛國戰爭在經過一年多的浴血奮戰，日本狂圖三月亡華的速決論已經破產之際，如果毛澤東和他的中共必須趁抗日這個特殊的歷史時期，以進行更大的“革命”擴張，他就必須拿出理論來說服他的全體黨人，以實現對外高喊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和對內建立共產革命統一戰線的“統一”。即為他在虛假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之下建立中共一黨的“革命”統一戰線，奠定理論基礎。

二、“階級鬥爭可以調節的理論”與“一致性理論”

　　在對毛澤東來說具有轉折意義的中共六屆六中全會上，毛澤東首先提出了“階級鬥爭是可以調節的”理論。他說：“階級和階級鬥爭的存在是一個事實，有些人否認這種事實，否認階級鬥爭的存在，這是錯誤的。企圖否認階級鬥爭存在的理論是完全錯誤的理論。我們不是否認它，而是調節它。”60 這樣一來，由於階級鬥爭不僅存在，而且可以“調節”，因此如何停止和發動階級鬥爭，與如何縮小和擴大階級鬥爭，就不僅完全掌握在毛澤東和他的中共手裏，而且完全可以按照毛澤東和中共的需要，來任意進行“調節”了。

　　由是，毛澤東又說道：“在民族鬥爭中，階級鬥爭是以民族鬥爭的形式出現的，這種形式表現了兩者的一致性。一方面，階級的政治經濟要求在一定的歷史時期內以不破裂合作為條件；又一方面，階級鬥爭的要求都應以民族鬥爭的需要為出發點。這樣便把統一戰線的統一性和獨立性，民族鬥爭和階級鬥爭，一致起來了。”61 毛澤東終於找到了建立虛假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和建立真實革命統一戰線的結合點。因為即便是民族鬥爭，也是階級鬥爭，它只不過是階級鬥爭的一種形式，因此，中共堅持階級鬥爭就沒有錯。同時，階級鬥爭的民族鬥爭這種形式，又表現了階級鬥爭雙方在民族鬥爭中的一致性。所以，當中共圖存、甚至是擴張的政治經濟要求需要不破裂的階級合作時，中共便可以對外高喊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當中共圖存的目的已經達到，甚至是擴張的力量已經足夠到不怕階級合作的破裂時，中共便可以為了擴張和奪權而連友党也敢反，友軍也敢打，直至連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口號也不用喊了。因為，階級鬥爭是由中共根據自身的需要來進行調節的。

　　歷史的事實是，為了充分地利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為了在“抗統”的幌子下建立旨在奪權擴張的“革統”，當中華民國在長期艱苦抗戰中已經日見其弱，中共卻因不抗日和假抗日，真擴張和真賣國而日見其強時，毛澤東也就愈來愈張狂地對他的黨人說道：“還有更多的同志不瞭解民族鬥爭和階級鬥爭的一致性，不瞭解統一戰線政策和階級政策，從而不瞭解統一戰線教育和階級教育的一致性。……統一戰線政策就是階級政策，二者不可分割，這一點不清楚，很多問題是弄不清楚的”。 62 至此，毛澤東終於攤開了他的底牌：統一戰線就是階級鬥爭，統一戰線政策就是階級鬥爭的政策。這就等於是說，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就是中共進行階級鬥爭的統一戰線。因而，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目的，不過是為了對抗戰的國民黨和國民政府進行階級鬥爭罷了。而對這個階級鬥爭進行調節的權力，便掌握在毛澤東和他的中國共產黨手中。中國人民長期、艱苦和犧牲慘烈的偉大衛國戰爭，就是這樣地被毛澤東和他的中共當成了奪權、擴張和鬥爭以及再度發動中國共產革命的時機和條件。

第四、中共雙重統戰獲得成功的原因及其對擴張、奪權、打天下的意義

一、中共雙重統戰成功的原因

　　就中共一方而言：其一、是打著抗日旗號進行欺騙的成功和打著抗日旗號以進行招兵買馬的成功。其二、是打著抗日旗號以發動農民戰爭和建立農村獨裁政權的成功。其三、是中共用高喊抗日和高喊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以誘引知識份子，主要是一批在戰爭年代雖失意、失路，卻滿懷報國熱情的小知識份子們參加共產革命統一戰線的成功。其四、是中共在整個抗戰期間，持續使用“革命兩面政策”，因假抗日和不抗日而沒有遭遇戰爭創傷，卻反而“不戰而創強”的成功。其五、是中共將正規軍的全部力量都用來做“發動群眾”工作和建立敵後分裂政權的成功。其六、是中共在“陰面”而非“陽面”，因而能夠玩盡陰謀手段所造就的成功。其七、是中共在一個相當民主的政治條件下，作為一個合法的在野黨，而能夠在相當程度上爭取不明真相之社會力量和不明真相之國際力量的同情，甚至能夠聯合和聯絡所有反對黨派以“乘亂爭民主、鬧自由”的成功。其八、是中共能夠將對外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暗渡陳倉為對內的共產革命統一戰線的成功。

　　就中華民國政府和中國國民黨一方而論：其一、是中華民國政府對中共“輸誠”的措置不當。具體言之，就是當中共在西安事變之後主動向中華民國政府和中國國民黨提出“四項保證”時，執政的國民黨由於與中共有過所謂合作的經歷和教訓，因此，一方面應對中共慣用的陰陽兩面政策有相當的警惕，不能予以輕信；一方面則在接受中共“輸誠”的政策上，決不應該為他留下一個“獨統”的陝甘寧政權和晉察冀政權，更不應該在中共的紅軍被改編為政府軍之後，又在接受最高統帥部指揮的名義下，由中共和毛澤東享有獨立指揮和絕對指揮其軍隊的權力。這在實際上就等於是在全民抗戰之中，為中共留下了一個可以完全不聽指揮和絕對獨立自主的條件，從而為中共使用陰陽兩謀的策略創造了機遇。

　　其二、是中華民國政府、中國國民黨和蔣介石先生，因肩負著抗日的重任和保護人民的責任，于民族大義之下，不得不對中共一再地採取讓步的結果。並且，在讓步既不能使中共自省，又不能禁止中共的假抗日和真擴張時，卻不敢“大義滅共”，而只是軟弱地採取所謂“限制異黨活動辦法”等予以限制，一則限制不了，二則只會引起反彈，三則反而授中共統戰其他合法黨派反對正在領導抗日的執政黨以口舌。

　　其三、是執政的中國國民黨沒有接受北伐前後中共在蘇俄的指使和命令下，對國民黨採取“挖心戰術”的嚴重歷史教訓所致。在中共以高喊團結抗戰和運用所謂四項保證向政府“輸誠”之後，中華民國政府和中國國民黨，居然重新予共產黨在後方大城市、甚至是陪都重慶宣傳共產革命、共產思想及共產文化的自由，重新予共產黨辦報、辦書店和設辦事處的自由，重新予共產黨借抗日為誘餌以對國民黨進行滲透的自由。直至為共產黨將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暗渡陳倉為共產革命統一戰線，和中共在國民黨、國民政府和抗日的國民黨軍隊裏面發展共產黨的秘密組織，提供了連共產黨也想像不到的“大好政治條件”。卻完全沒有想到，在延安和中共統治的所有地方，即所謂的中共抗日根據地，卻絕沒有宣傳三民主義的自由，絕沒有中國國民黨發展的自由，絕沒有中華民國政府行使其權力的自由。相反，在延安長達四年半的整風運動中，在中共所領導的所謂抗日根據地中，卻一直是在長期地和隨時隨地地“深挖”著國民黨特務。僅延安一地就在整風中挖出了數千名所謂國民黨特務，並因此而製造了無數的冤假錯案，直至枉殺了無數條性命。而中共在國民黨、國民政府和國民革命軍中招降納叛、收買挖心和暗結蛛網的種種做法，卻在毛澤東對黨內的指示、毛澤東的《選集》和中共的內部檔裏隨處可見。所以，當抗戰勝利結束時，在國民黨中，在國民革命軍中，在中華民國政府的官員中，共產黨的秘密組織早已結成了一張若大的網路，不僅無所不及，而且無法清除。

　　其四、由於中國國民黨是一個執政的黨，是一個領導抗戰的党，又是一個正在抗戰中推進民主政治的黨，用中共和中共領袖王明的話來說，就是“抗戰中的中華民國人民已經享有了充分的民主和自由”。所以，不僅她的一切表現和作為都在明處，而且，既能給人罵，又能給人反。然而，中共在野，延安在暗處，猶如費正清所言，還是一個“農村獨裁政權”，既不給人罵，更不給人反。所以，你聽到的便都是好聽的大話和假話，不好聽的真話和實話，你根本就聽不到。並且，即便是你要去參觀和考察，他也只給你看他要給你看的，而他不願給你看的，你是永遠也看不到。這就在不明真相的人們眼中，造成了所謂國統區有明有暗，而“共統區卻是一片光明”的錯覺。這就為抗戰的國民黨在與共產黨不抗戰的鬥爭中，帶來了十分被動的局面。更為美國等所謂的國內外民主勢力對共產黨產生好感，和對國民黨產生惡感，造成了先天的畸形效應。由是，這個執政黨，當她在長期的艱苦抗戰中被打得遍體鱗傷、奄奄一息之後，再被那個不給人罵、更不給人反的在野黨共產黨，以及由它所統戰的各合法民主黨派所共同罵倒，直至打倒，也就是完全可能的了。今日，將臺灣推向了民主和繁榮的中國國民黨在臺灣和在海外天天被人罵，和五十年來絕不允許任何人罵的中國共產黨，不僅在中國大陸，在海外也鮮有人敢罵的情形，實已將這個道理對比得再清楚不過。

二、中共雙重統戰對其擴張、奪權和打天下的意義

　　眾所周知的是，中共在奪取中國大陸政權之後，曾一再宣揚他們之所以革命成功，歸根結底是因為他們擁有“革命的三大法寶”。即：党的領導，武裝鬥爭和統一戰線。而所謂統一戰線，就是指對外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和對內的共產革命統一戰線。而統一戰線之所以成了中共奪權成功的法寶，是因為：沒有統一戰線，便沒有中共對外所曾高喊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就沒有中共圖存的達成，就沒有中共擴張的實現，就沒有中共對內建立共產革命統一戰線的可能，因而也就不可能有中共在中國大陸奪權的成功。此其一。

　　其二、沒有統一戰線，中共就失去了實現武裝鬥爭的可能。也就是說沒有了統一戰線，中共就非但少了一個重要的法寶，而且少了第二個重要的法寶 —— 武裝鬥爭。因為中共如若不對外高喊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提出“四項保證”，並獲得中華民國政府和中國國民黨的“接受輸誠”，其時中共的殘餘武裝力量非但不能得以擴張，只怕連圖存也完全不能。而圖存之後，如若不繼續對外高喊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高喊抗日，則中共的武裝鬥爭和武裝力量的發展，就失去了它的理由和來源。對此，毛澤東早在一九三九年就已經明白地說道：“統一戰線和武裝鬥爭，是戰勝敵人的兩個基本武器（按：這個敵人是指正在領導抗戰的中華國民政府和中國國民黨，而非日寇），統一戰線是實現武裝鬥爭的統一戰線（按：即對國民政府和國民黨實行武裝鬥爭）。”63

　　其三、正因為統一戰線為中共在抗日招牌下的武裝鬥爭即武裝發展，帶來了實現的可能，所以，全面抗戰爆發僅只兩年多，當大量的國民黨官兵犧牲在對日抗戰的戰場上時，幾乎不曾主動對日寇打過一場像樣戰鬥的中國共產黨，卻得到了巨大的發展。一九三六年西安事變時僅有二萬人馬的中共，不僅於一九三九年就開始對內宣稱 “已有五十萬大軍活躍在敵後廣大的國土上”，64 而且，毛澤東在一九三九年十月就已經明確地說道：“我們黨已經走出了狹隘的圈子，變成了全國的大黨”。65 一九四零年三月，他更在“目前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中的策略問題”一文中指出：“共產黨領導下的無產階級，農民和城市小資產階級的進步力量，最近時期有一個大的發展，基本上已經奠定了抗日民主政權的根據地。”多年之後，當中共黨史專家在總結中共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歷史功績時，曾激動地說，抗日民族統一戰線， “為中國人民革命力量的發展創造了條件，使中國革命進入了一個新的高潮，使共產黨從根本上擺脫了以往狹小的處境，走向了一個廣闊的天地。在抗戰中，共產黨依靠這個統一戰線，迅速地發展了人民的抗日民主運動，猛烈地發展了人民武裝和政權，很快地發展壯大了黨的力量。這就為抗戰的勝利奠定了牢固的基礎，為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準備了有利的條件。”66 在此，除掉人人都能讀得懂的某些假話、大話以外，其餘的話，無非都是中共如何利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進行圖存和擴張的最好“代白和代供”。

　　其四、正是中共接受和使用了統一戰線這樣一個法寶，所以，中共才有可能將前此十年中蘇聯所交代的三大叛亂叛國任務，即發動武裝暴動、煽動土地革命和建立蘇維埃政權，在“抗日”這個不同的和國難當頭的歷史條件下，獲得了意想不到的大發展。如前所說，只不過武裝暴動被換成了抗日名義下的武裝鬥爭，土地革命被換成了抗日旗號下的農民戰爭，建立蘇維埃政權被換成了建立敵後“抗日”根據地罷了。由是，中共在前十年所沒有能夠獲得成功的叛亂和叛國，便終於在全中國人民艱苦抗戰的歲月裏得到了成功，或曰為成功做好了大大的準備。這一切實在應該歸功於蘇俄為他們制定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策略，歸功於日本帝國對我國長期並且是瘋狂的侵略戰爭，歸功於毛澤東和他的中國共產黨在國難當頭之日，敢於假抗日和真賣國的“膽略和智慧”。而中共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究竟是否存在過的問題，歷史亦終於走到了能夠揭開它真相的這一天。

四　　王明的“真統戰抗日”路線和毛澤東對王明

“右傾投降路線”的抵制、批判和鬥爭

　　如果我們已經在事實上和理論上澄清了中共所謂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陰謀性質和特殊功能，那麼，如果我們還能夠將毛澤東和王明圍繞著真統戰抗日和假統戰抗日的黨內鬥爭厘述清楚，則中共所高喊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究屬真假的問題，就會顯得格外地清楚和明白。

第一、王明回國的原因及其堅持的真抗日民族統一戰線

一、王明回國的原因

　　前文已經敍述了蘇俄是怎樣命令中共從“反蔣抗日”走向了“聯蔣抗日”的。但是，一向聽命于蘇俄的毛澤東和中共，卻在對外高喊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同時，對內制定、並推行了一條假抗日、真擴張的陰謀統戰路線。顯然，這條陰謀統戰路線很快就引起了史達林的強烈不安。由於莫斯科需要中國的抗戰來解除日本對它的威脅，由於莫斯科不相信中共能夠在短時期內獲得抗戰的領導權，由於莫斯科認為蔣介石政府有了英、美、蘇的支持，即便不能打敗侵略者也能拖住日本，因此，史達林才會擔心毛澤東以獨立自主為核心的陰謀擴張路線會惹怒蔣介石，從而造成中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破裂，內戰的爆發和中國抗戰的失敗，從而陷蘇聯於兩面作戰的境地。多年以後，共產國際總書記季米特若夫在他寫給毛澤東的信中就曾指責說：“中國共產黨內的情況令我擔憂……根據我瞭解的一切，我認為，縮小同外國佔領者鬥爭規模的方針，以及明顯地偏離民族統一戰線政策的方向，在政治上是錯誤的。在中國人民民族戰爭期間，這樣的方針有使黨脫離人民群眾的危險，會有害地造成內戰的加劇……”所以史達林和共產國際為使中共不破裂統一戰線，為使中共服從蔣介石的統一指揮，為加強中共對共產國際政策的貫徹，乃決定派遣王明回國。史達林在王明歸國前還接見了王明一行並指示說：“不要害怕共產黨人會淹沒在民族解放的汪洋大海中，共產黨人應該積極地參加到民族解放鬥爭中去。”67

二、王明真統戰和真抗日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

　　張國燾在《回憶錄》中曾指明，王明回國以後之所以堅持真統戰和真抗日之民族統一戰線的根本緣由，其一是為了救國，其二是為了保衛蘇俄免受日本的侵略。他說：“他首先指出現在抗戰，確是中華民族存亡絕續的關鍵，國民黨既已積極抗戰，中共便應主動地與之密切合作……如果中國能夠充分擴大抗戰力量，給日本以長期的抵抗，這樣將使日本無力向蘇聯進攻，對國際無產階級的革命前途大大有利。”68 王明真統戰和真抗日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具體表現在以下三個方面：

　　其一、在政治上和理論上認為“抗戰高於一切”。一九三七年三月，王明即在莫斯科發表了“救中國人民的關鍵”一文，稱：“救中國人民的關鍵是將中國人民的所有力量團結成為反日民族統一戰線，首先就是要使國內兩個具有決定意義的有組織的政治力量（即國民黨和共產黨）在抗日救國的共同綱領上實行合作。”一九三七年十二月，王明一回國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講話稱：“今天的中心任務，是一切為了抗日，一切經過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一切服從抗日。”69 一九三七年十二月政治局會議結束後，誠如中共黨史專家所指出的那樣，鑒於寇深禍重和對於毛澤東假抗日、不抗日的不滿，並且“深怕我黨領導的革命力量的發展引起蔣介石不滿”，王明又寫作並發表了“挽救時局的關鍵”一文，指出：“目前挽救時局的中心關鍵，在於我全民族抗日力量的更加團結。”而“團結我全民族抗日力量的唯一正確方案，便是鞏固和擴大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並稱，“要更加鞏固和擴大抗日民族統一戰線，首先就必須鞏固與擴大我國兩大政黨 —— 國民黨和共產黨的親密合作”。王明認為，更加鞏固和擴大兩黨合作的障礙，在於有一些人“忘記了抗日是目前民族統一戰線的最主要的共同綱領，忘記了以抗日與否來劃分友敵的最主要標準……忽略了抗日高於一切、一切服從抗日的言行準則……”。王明甚至在該文中真誠地指出：“國共兩黨都是中國一大部分優秀進步青年的總匯……國民黨中也沒有什麼法西斯蒂派……國共兩黨應該互相監督、共同負責、共同發展、共同勝利……共同建立獨立、自由、幸福的新中國。”

　　一九三八年三月政治局會議之後，由於王明看出了建立真正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主要障礙，是由於毛澤東為中共制定了一個假抗日、真擴張的陰謀“統戰”策略，已經並正在得以貫徹和執行。因此，王明才又纂文指出：“統一戰線的核心在於國共兩黨的一致性，無論政治路線還是軍事路線，中國共產黨都不應該過多地強調自己的主張。”70

　　一九三八年十月二十日，在中共六屆六中全會上，當毛澤東所制定的陰謀“抗戰”策略已經得到強行貫徹，抗戰陣營就要面臨著公開分裂的危險之時，針對毛澤東在全會上一再地批評他“一切為了抗日、一切經過統一戰線”的“錯誤”，王明要求作了題為“目前抗戰形勢與如何堅持持久戰爭取最後勝利”的長篇發言，仍然堅持“一切為著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一切經過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路線，強調要“對友党、友軍採取大公無私，仁至義盡，言行如一，表裏一致，互相幫助，互相尊重，互相友愛，共同工作，共同發展，同生死、共患難，禍福與共，相依為命的工作方法和方式。”

　　其二、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形式和內容上堅持兩個統一的理論。也就是“統一的國防政府和統一的國防軍隊”理論。所謂統一的國防政府，就是指以中華民國政府為統一的抗戰政府；所謂統一的國防軍隊，就是指以國民革命軍為主體的統一的抗日軍隊。王明說：“全中國統一之國防政府的建立，全中國統一的國防軍隊的創造，全中國人民的抗日救國大團結的開始形成，這就是保障繼續抗戰和爭取抗戰勝利的最主要條件。”71 由是，王明又指出：“關於蘇維埃問題，共產黨員和優秀的國民黨員的瞭解是：變蘇維埃政權為一般民主的政權，而且，這個政權將其活動同意于全中國統一的中央政府。”“對於紅軍問題，共產黨員和國民黨員中的愛國志士的瞭解是：改紅軍為國民革命軍……這種軍隊在反對外敵的共同鬥爭中，為執行總的軍事計畫，應當服從統一的軍事指揮。”72

　　在中國的全面抗戰已經爆發四個月之後，王明承認：“中國正在成為統一的和有組織的國家。”“在中國，已經在國民政府的基礎上建立了全中國統一的國家政權。”“已開始建立全中國統一的國民革命軍。這種統一的國民革命軍已經有統一的軍事行動去反對共同的敵人，這就是建立真正全中國統一的軍隊的基礎已經有了。”73

　　中共十二月政治局會議之後，王明立即起草了《中共中央對時局的宣言》。宣言提出：自蘆溝橋事變以來，“開始形成了我統一的國家政權和統一的國家軍隊”。而且要進一步建立“有統一指揮、統一紀律、統一武裝、統一待遇、統一作戰計畫的有足夠數量的有新式武裝的和政治堅定的國防軍隊”。

　　由於王明堅持“兩個統一”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理論，所以，當他發現毛澤東堅持不聽從國民政府和國民革命軍總部的指揮，堅決不打大仗、硬仗、運動仗，卻一意要貫徹他的所謂山地遊擊戰時，王明曾一再地要求“必須堅決確定廣泛實行以運動戰為主、而輔以遊擊戰、配合以陣地戰的戰略方針”。74 而當他發現毛澤東以山地遊擊戰為掩護，實際只是想建立敵後非屬於中央政府的中共分裂政權時，王明則明確地指示：“在八路軍收復的晉察冀邊區三十幾個縣中，一切行政系統與人事問題，都要事先征得戰區司令長官和中央軍事委員會及國民政府的同意和批准。”75 毛澤東和他的中共自然不會聽從他。

　　其三、王明承認國民政府、國民黨和蔣介石在努力堅持抗戰救國和民主建國。一九三七年十一月七日，王明在“蘇聯十月社會主義革命二十周年與中國人民的對日作戰”一文中說：“中國以前是不斷的內戰，現在是和平統一了……現在中國人民和軍隊已在五省和上海區域，進行了將近四個月的英勇的全國武裝抵抗了。”

　　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在中共的政治局會議上，王明曾明確指出：“雖然中國的政治制度距民主共和國的制度還遠，但人民開始有了充分的民主自由……中國的政治制度已經開始了民主化。”

　　一九三八年三月，同樣是在中共的政治局會議上，王明在他的先後兩次發言中曾一再地指出：“應該承認國民黨現在政府和軍隊中均居於領導地位，為我國第一大政黨，國民黨二百萬軍隊是抗戰的主力。”76

　　一九三八年十二月，王明在漢口會見美國《合眾社》記者白德恩時，又稱：“中國共產黨對國民政府積極抗戰的政策表示滿意，中國共產黨極力幫助和擁護領導抗戰的國民政府。”“國民政府軍事委員長蔣介石先生精明堅決，雄才大略，才能勝利領導全國抗戰。”

　　中共黨史專家嗣後在按照毛澤東的調子批判王明的右傾機會主義時，曾指責王明在自己的發言、報告和文章中，“極力美化蔣介石、國民黨、混淆抗日營壘的政治分野”。77 中共黨史專家的指責，明確地表達了毛澤東和他的中共，就是要公然地將真正堅持了抗戰救國的國民政府、國民黨和蔣介石，誣陷為不抗日的政府、政黨和領袖。


二、毛澤東和中共對王明“右傾投降路線”的讓步、抵制、批判和鬥爭

　　當王明帶著莫斯科的指示，史達林的旨意，還有他對蘇俄的忠誠和對自己祖國抗戰前途的關心，企圖改變毛澤東已經制定和中共已在執行的陰謀統戰策略，並希望用真抗日和真統戰來矯正毛澤東和中共的陰謀擴張路線時，他的遭遇將可想而知。然而，王明畢竟是史達林派回來的人物，畢竟帶著共產國際對中共的指示而歸，畢竟在黨內有一定的影響，而他的真抗日和真統戰的理念，又畢竟能夠與黨內一些愛國良知尚未徹底泯滅的黨人，尤其是一些有著抗日榮譽心的軍事將領，一拍即合。因此，分歧既不可免，勝負也就難有定算。它無疑將取決於實力，取決於王明和毛澤東個人之間抗爭的結果，更取決於中共黨人的群體政治、文化素質。

　　其一、分歧的出現和性質。誠如中共黨史專家們所言，“王明回國，給中國共產黨帶來了嚴重分歧。因為王明不是一個人的問題，是涉及到共產國際的方針、政策的問題……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就必不可免地要同王明右傾投降主義路線進行嚴肅的鬥爭……因為黨內的一批軍事幹部自洛川會議之後，就對洛川會議確定的獨立自主的山地遊擊戰原則等問題與毛澤東發生了分歧”。因為“面對日軍的倡狂進攻，有一些軍事指揮員和中央負責人對毛澤東的這一方針難以理解。他們渴望打大仗、打硬仗，主張把運動戰與遊擊戰結合起來，配合國民黨軍隊打幾個硬仗，來提高抗日軍隊的士氣和振奮全國民心。王明在十二月政治局會議上的報告恰好與黨內這些同志的願望相結合，傾向于王明的主張”。78

　　這便是分歧的由來和基礎。而最能夠說明這一分歧的性質的，莫過於彭德懷在《自述》中所寫下來的這一段話：“我認真聽了毛主席和王明的話，相同點是抗日，不同點是如何抗法。王明講話是以國際口吻出現的，其基本精神是抗日高於一切，一切經過統一戰線，一切服從統一戰線。”“會議上的精神是不一致的，感覺回去不好傳達。”79 顯然，彭德懷的話既含蓄，又明確。明確在他指出了王明的基本精神是抗日高於一切；含蓄在他指出會議的精神不一致，回去後不好傳達，因為毛澤東和王明的講話不一樣。這便是分歧的根本所在。

　　其二、毛澤東假讓步和王明缺少政治鬥爭經驗。據中共黨史專家稱，雖然“在十二月的政治局會議上，毛澤東仍然強調統一戰線中的獨立自主原則，堅持遊擊戰方針……但在參加會議的多數同志贊成王明主張的情況下，毛澤東在王明指出的‘國共兩黨共同負責 ’的意見方面，也適當做了調整和讓步。”然而，毛澤東的讓步是假的，是害怕局面發生急轉的一種策略。“吃了不少洋麵包的王明不但對於中國的國情瞭解得太少，對於毛澤東的高超領導藝術也估計得太低”。因為作為“勝利者的王明不僅沒有在十二月政治局會議上做成一個決議……在三月政治局會議上仍然沒有形成決議”。再加上王明兩次會後都去了武漢，並在武漢擔任長江局領導工作，坐鎮中央的仍然是毛澤東，所以，“在實際上，王明的右傾投降主義也只在局部發生影響，全黨執行的仍是以毛澤東為代表的正確路線”。80 由是，毛澤東表面上的讓步，卻換來了在實際上對王明路線進行抵制的勝利。

　　其三、毛澤東對王明路線開始反擊和王明路線的失敗。毛澤東假抗日真擴張之陰謀策略的貫徹和勝利，不僅大大增強了中共的“革命力量”，也大大地增強了毛澤東在黨內說話的資本。有著“高超領導藝術”的毛澤東，終於可以不必再擔心王明路線在黨內對他的威脅了。用中共黨史專家的話來說，就是“一九三八年九月中共六屆六中全會召開前，中國革命的發展（按：不是中國抗日的發展），已經決定王明不能在中共‘七大’登上總書記的崗位”。81 由是，毛澤東終於在六中全會上開始了對王明真統戰抗日路線的公開批判和反擊。毛澤東批判王明“只知道聯合國民黨，而他的正確主張是對國民黨一面聯合，一面鬥爭”。毛澤東總結他和王明的分歧說：“在統一戰線問題上，是要獨立自主還是不要獨立自主？在戰爭問題上，是獨立自主的山地遊擊戰還是運動戰？”毛更在對會議的總結中指出：“總之，我們一定不要破裂統一戰線，但又絕不可自己束縛自己的手腳，因此不應該提出一切經過統一戰線的口號。一切服從統一戰線，如果解釋為一切服從蔣介石和閻錫山，那也是錯誤的。我們的方針是統一戰線中的獨立自主，既統一，又獨立。”82

　　其四、毛澤東和中共對王明真抗日和真統戰“罪行”的清算和鬥爭。四十年代伊始，毛澤東在延安開始了著名的整風運動。在這一場長達四年半的政治清洗中，王明終於被毛澤東送上了被批判和被鬥爭的舞臺，終於變成了毛澤東最大的異己分子，他的真抗日和真統戰的路線亦終於被冠上了“右傾投降主義”的桂冠，王明本人更被鬥爭折磨得痛苦不堪。特別是一九四三年五月十五日共產國際的解散，又在“客觀上為中國共產黨徹底肅清王明右傾投降主義錯誤的影響創造了有利的條件”，所以，即便是季米特若夫寫信給毛澤東，指責他“現在進行的反對王明和周恩來的運動在政治上是錯誤的”，也已經毫無作用。一九四三年十二月二十八日中共中央書記處發出了“關於研究王明、博古宗派機會主義錯誤的指示”。同一天中共中央政治局又發出了“關於反對統一戰線中的機會主義的指示”，從此將王明宗派定為反黨性質。其四條罪行：一是反對毛澤東的“論持久戰”（詳見下章）；二是迷信國民黨；三是反對統一戰線中的獨立自主；四是主張運動戰，反對遊擊戰。王明終於為他的真抗日與真統戰路線付出了慘重的代價。

　　王明的悲劇在於：當他作為一個隻認蘇俄不認祖國的第三國際共產黨員時，他一整套錯誤的、甚至是賣國的思想路線，不僅在中共黨內占了上風，而且為祖國製造了極其深重的災難，也為他的黨埋下了失敗的種子；而當他於全面抗戰開始之際，因蘇俄的派遣而回國以後，他雖然既認宗他的“工人階級祖國”，也認宗他的苦難的民族，並為了執行蘇俄的命令和要真心地抗戰救國，而提出了一整套真抗日和真統戰的正確路線。然而，他非但沒有成功，反而被指責為一個“右傾投降主義者”，成為毛澤東和中共清洗的對象，並在歷經被批判和被鬥爭的痛苦後再一次逃往蘇聯，直至客死在他那個“工人階級的祖國”，並最終地和他的俄國戰友們迎來了整個共產革命失敗的歷史命運。

　　王明的悲劇還在於，直到他死後，在他自己的祖國和他自己的黨內，都沒有人承認他一生當中唯一一次正確的思想和路線，這就是他在抗戰期間所堅持的真抗日和真統戰的正確路線。以至於直到今日，他所曾隸屬的那個黨的歷史學家們，仍然在批判著他的“右傾投降主義路線”，詆毀著他一生中曾唯一正確的愛國思想和愛國事業。這雖為王明一己的悲劇，更為中共全體的政治本質和文化素質所決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