兼論－－專制改良、民主改良及革命與改良的關係

兼 論　　專制改良、民主改良及革命與改良的關係

　　何謂“改良”？改良就是求善，就是在不改變原有性質前提下的“自我求善”。就是指這個自我求善的過程，及其非毀棄的方式。

　　何謂“政治改良”？政治改良就是指在政治上的“自我求善”，和這個自我求善的過程，及其非毀棄的方式。

　　政治改良亦有兩種，一是政治行為的改良，二是政治制度的改良。前者具有上述政治改良的本意，是為政治改良的初級階段。後者是要對現存政治制度進行改良，是為政治改良的高級階段。然而，若無其他條件的形成、推動或逼迫，歷史至今尚未提供它成功的先例。英國是因流血的革命和流血的反復較量，才產生了改良的新政體。但這個因革命才產生的“君主立憲”，及其逐步走向“虛君共和”的歷史，卻並不是舊政治制度實行自我改良的過程和結果，而是革命爆發後實現“調和”的政治產物。這個“調和”，在王室，是為讓步；在民眾，則為勝利；在國家，是為進步；在歷史，則是提供了只有革命才能帶來王朝政治妥協的可能性；和只有革命，才能為在根本上改變專制制度帶來可能。雖然革命有著各種各樣的形式，並非專指暴力而已。前蘇俄和東歐共產專制制度的垮臺，就不是暴力革命的產物。至於十九至二十世紀交替時期的日本，雖然在近現代進步的國際條件下，被迫由封建割據走向了專制統一，即由封建式君主專制走向了中央集權式君主專制，但它只能新其貌而未能新其心的歷史事實，只能說明它在實質上不過是整個專制制度發展範疇內的改良，即專制制度發展期的改良罷了。雖然它同樣經歷了武裝改良、即“倒幕戰爭”的洗禮。

　　然而，政治改良卻有“何種制度之下”這樣一個前提。這就為近現代世界範圍內政治改良的歷史和現實，劃清了 “專制改良”和“民主改良”的明確界限。也就是說，在專制制度內，首先，企圖在不改變原有制度或曰體制的前提下，採用非暴力的方式以進行政治行為的自我求善，便是專制改良，亦即專制改良的初級階段。如法國國王路易十六的改良，俄國沙皇亞歷山大一世和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的改良，滿清王朝前期的改良和當代東歐、蘇俄的早期改革，都屬於這一範疇。它們的共同特徵，都是處在專制制度衰亡期，為挽救這個制度及其統治而進行的政治行為的改良。至於中共，則連政治行為的改良都還沒有達到，或曰還根本不想改。其次，是在保留君主專制制度或其他形式的專制制度、專制政體的前提下，採用非暴力的方式，以對現存專制制度或曰專制體制，進行局部的、或過渡性的民主改良，比如君主立憲，便是專制制度的改良，是為專制改良的高級階段。然而，如前所說，若無其他條件的形成、推動和逼迫，歷史至今尚未提供它自我成功的先例。所以，它在性質上雖具有民主改良的本意，在結果上卻難有民主改良的成功。

　　由是可知，純粹的民主改良，則是指在一個已經確認、確立了民主制度的國家或地區，所進行的政治行為的改良。這個政治改良，因在民主制度已經被確認和確立之後，所以，它才既是對於舊制度遺留問題的逐步克服，又是對於新制度下新問題的逐漸解決。也就是在民主制度前提下非暴力的求善及其過程。當前東歐和俄國，以及今日中國臺灣正在試圖逐步解決的種種新舊社會問題，都是顯明的例證。

　　因此，凡自稱“體制內”的改良者，都應該問一問自己，“我乃是哪一家體制內的改良者？”這樣一個問題。因為這個問題，不但事關體制的性質，事關你立身于何種體制之內，事關你所推動的政治改良的性質，而且事關你個人在體制內外的政治前途。因為只要你試圖突破原專制體制，而企圖改良到另一個民主的體制裏面去，那麼，那個原專制體制就怕連體制內的一席之地也不會給你了！上個世紀末和本世紀末中國兩代專制體制內政治改良者的下場，便是明證。儘管如此，但如果你始終都要堅持留在專制體制內，又堅持自稱是所謂“體制內”的改良者，雖然你並不好意思明稱自己要維護的就是專制體制，甚至更不管這個專制體制要不要你，你都想要它，那麼，你要做一個專制制度維護者的決心和形象，也就昭然而若揭。應該說明的是，追求政治改良，且不論其身處“體制內外”者，常常都是一些希望專制統治者學好改好的人，一些對舊專制制度和舊專制統治集團懷抱希望的人，或一些與專制統治集團以及其中的權勢者們有著千絲萬縷聯繫，或有著利益和利害關係者。但是，他們當中確實有一部分人乃因渴望國家和平進步和擔心國家混亂混戰，才成為要求改良而反對革命者。這在一個相當長的歷史時期內固屬天真幻想，卻也是對革命的起因和革命暴力形式之所以形成的原因，缺少正確認識的一個結果。但是，前東歐、蘇俄非被“打垮”、而是“自垮”，雖非改良成功、亦非暴力革命所成的歷史事實，已經為非暴力的革命，展現了她完全可能取得成功的歷史可能性。

　　因此，當歷史已經走到了今天，走到了離我們前一代改良者和革命者的論爭已經相去近百年的時候，我們自然希望不要重返前一輩改良者和革命者曾一再歷經爭論、衝突才匯而合之的老路，而是應該在推進祖國民主進步的同一條道路上，各行其是，但又避免衝突；目標一致，卻又各顯其能。除掉象歷史上曾出現過的那樣，改良派們又要為著自身在感情或利害上的需要，而一再地反對革命。那麼，豈但革命和改良的論戰仍然不能避免，而且革命戰勝改良的前途亦必然會出現在歷史的面前。雖然我們相信今天體制內外的政治改良者們，他們大多數已經成為要求中共進行制度性改良的政治改良派了；雖然我們更加相信，今天的民主革命派們已經不可能拒絕一切能夠促成民主變革的種種和平方式了。並且越來越多的人都已經明白，倘若革命者和改良者能夠聯起手來以共同反對專制制度，中共專制統治者們，才有可能在革命這樣一個倍顯壓力的政治壓迫下，向人民實現妥協以接受和平變革。當然，中共若是繼續冥頑不靈，等待著它的，自然是革命的不可避免和改良匯入革命的不可避免。大清朝的一朝覆亡早已提供了歷史的前證，我們自然並不希望中共再將它覆滅的後證，提供給歷史。

結論　中國共產革命與中國共產黨

　　現在，我們可以對中國共產黨和中國共產革命做一個結論了。這個歷史的結論就是﹕

　　第一、中國共產黨是在蘇俄這個境外顛覆勢力的直接策劃、操縱、命令和指揮下建立與發展起來的，是國際共產專制復辟勢力的一個部分。

　　第二、中國共產革命的前期，曾以俄式共產革命為榜樣，後期則是打著共產革命旗號的，具有鮮明暴民運動特徵的傳統型現代農民造反。

　　第三、中國共產革命的對象，非但不是專制統治和君主王朝，卻是推倒了專制王朝、結束了君主制度，正在與形形色色專制復辟勢力進行著殊死較量，並艱難地推進著民主進步的新中國——中華民國。

　　第四、中共建黨以來做了如下幾件大事﹕一是受俄命“參加”、誘逼和破壞孫中山先生領導的中國國民革命。二是受俄命反對北伐、破壞北伐和背叛北伐。三是受俄命發動武裝叛亂和武裝叛國，分裂祖國和製造兩個中國。四是在國難當頭和中華民族奮起抗戰的歷史歲月裏，假抗日和不抗日，真擴張和真賣國。五是在中國人民戰勝日本法西斯侵略之後，迫不及待地發動內戰，處心積慮地反對民主化進程，並在蘇俄的支持下，打贏了那一場意在改朝換代的農民戰爭。六是在中國大陸建立了一個全方位的教政合一式專制復辟政權，為中華民族製造了空前的災難。

　　有必要指出的是，這裏並不存在一個我們“要徹底否定共產黨”的問題，而是共產黨用它自己七十餘年“名為革命實為反動和血腥的歷史”，徹底地否定了它自己。雖然，有一些人對共產黨總是保留著一絲溫情，甚至是在某些搞民主的朋友身上，我們都不難看到這一絲溫情的存在。之所以如此，有的是因為與共產黨有著千絲萬縷的感情聯繫和利害關係；有的是因為對共產黨的歷史、特別是中華民國的歷史缺少最起碼的瞭解；有的雖然對專權時代的共產黨充滿否定之情，卻對共產黨這個勝利者所編造的輝煌歷史早已深信不疑，輕易難以動搖；有的僅僅因為中華民國和中國國民黨是一九四九年的失敗者，因而總想在失敗者那裏找到共產黨多少有些正確的證據……誠然，中國共產黨曾經最能夠蒙蔽人的，還是他們高舉過的“共產主義理想和共產主義革命”的旗幟，因為這一面旗幟太美好，也太能夠欺騙人。但是，我們只需用一個共同的標準，來檢測和衡量一下共產黨及其對中國現代歷史的“貢獻”，我們就不能不徹底地否定它和批判它。因為在中國現代歷史的艱難發展和特殊發展中，我們只能以進步還是反動的標準，愛國還是賣國的標準，來對它作出究竟是應該肯定或是應該否定的結論。因為我們無法用不同的標準來臧否中國共產黨。因為所有的政黨，所有的政治力量，包括任何個人，在歷史發展的法則面前，都只能被一視同仁。雖然這對於那些對中共情有獨鐘者，乃是一個難以回避的巨大痛苦。

　　同樣有必要指出的是，對共產黨的徹底否定，並不等於對共產黨人的全部否定。因為，如導論所述，一是共產主義作為一種理想，或曰僅僅作為一個空想，並沒有錯，錯的是馬克思所提出的一整套實現共產主義的理論和手段；二是傳統農民革命雖然只能導致“建立新王朝和復辟舊制度”這樣一個政治結果，但農民革命本身卻應該是被同情的，只要它不是對新生民主政權的造反和反動。許多人基於上述兩個原因而參加共產黨，甚至參加了那一場旨在打江山的共產革命和農民戰爭，也就是情有可原的了。所以，將共產革命和農民造反的一般參加者，與聽命蘇俄、陰謀破壞中國國民革命、甚至叛賣祖國利益的中共領袖們加以區別；將決策假抗戰、不抗戰和日蔣火拼之賣國路線的中共領袖，和為中共所騙，以為中共才是真抗戰而積極參加共產黨者加以區別；將在這場專制復辟的血腥歷程中已經和正在覺悟者，與為了維護到手的專制權力而繼續甘當劊子手的冥頑不化者加以區別；將不僅是正確的，而且對於進一步認清中共的歷史罪行和避免變革期的混亂與流血局面，非但極為重要，並且有益而無害。因為我們仍然希望絕大多數的中共黨人，還是回過頭來做中華的兒女，而不要繼續去做馬列的子孫。因為口口聲聲要向馬克思報到的中共黨人們，實際上他們當中的絕大多數早就不信馬列了。歷史需要我們有如此的認識，歷史也要求我們這樣去做。

下卷總注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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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01、《中國現代史》第四二頁 。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
02、《張國燾回憶錄》第一冊第二四三頁。
03、參見中共中央檔案館“中共中央檔彙編”一九二一至一九三零部分。另參見剛剛解密的前蘇聯同時期檔案。
04、共產國際代表馬林在中共“三大”上的講話。
05、中共“三大”決議。
06、同02，第一冊第三零八頁。
07、同02，第四五四頁。
08、《李宗仁回憶錄》。
09、《張國燾回憶錄》。
10、同上。
11、轉引自向青著《共產國際與中國革命關係史稿》第五十頁，北京大學出版社。
12、廖仲凱此行獲蘇俄對廣東革命政府每年二百萬墨西哥圓的援助。
13、即史達林“五月指示”。共產國際代表、印度人魯易為表示對汪精衛的信任，曾將該指示“示汪”，汪乃大懼。五月指示的主要內容：一、沒有土地革命，國民黨中央委員會就會變成不可靠的將軍們的可憐的玩物……必須根除對不可靠將軍們的依賴性，我們堅決主張從下面實際奪回土地……二、必須從下面吸收更多的新的工農領袖到國民黨中央委員會去……國民黨中央委員會的某些老領袖害怕事變，正在動搖和妥協……國民黨現存機構必須予以改變。三、動員二萬左右的共產黨員，加上湖南湖北約伍萬的革命工農編成幾個新軍。四、必須嚴懲那些壞蛋，並組織“革命軍事法庭”懲辦和蔣介石保持聯繫或唆使士兵殘害人民、殘害工農的反革命軍官……。參見《史達林全集》第十卷第一三一至─三二頁。
14、參見上卷第三章及注釋。
15、鮑羅廷為反蔣，曾在南昌和武漢分別策反李宗仁和唐生智“取蔣而代之”，當時的李宗仁雖未予理睬，唐生智則躍躍而欲試。參見《李宗仁回憶錄》等。
16、《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主席團關於中國民族解放運動和國民黨問題的決議》。載蘇聯《共產黨人》雜誌一九六九年第四期。
17、華岡：《中國大革命史》。中國大陸文史資料出版社。
18、一九二七年“四一二”前，中共在武漢國民政府的要人吳玉璋對上海工人糾察隊的指示。
19、參見上卷第四章注。
20、《南京國民政府的建立》第四五頁。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21、中共中央檔案館《中共中央檔選編》，一九二六年卷第三七八至三七九頁。
22、一九二六年底，當鮑羅廷已經同意遷都時曾說“我們已有充分的準備在武漢建立自己的中央。”中共黨史專家後來也稱“中共與國民黨左派已對遷都武漢有了較為充分的思想準備。”前者參見亞•伊•斯切潘若夫著《中國國民革命軍的北伐》第四九五頁。後者參見《南京國民政府的建立》第四五頁，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23、鮑羅廷為策動唐生智“東征討蔣”，曾錯誤估計唐生智在東征前尚不可能與中共決裂。他說“我的箱內還有草（指蘇俄對武漢政府的借款），他（指唐）還要吃我的草，還不至於跑掉。”
24、一九二七年四月中，在甯方國民黨已經實行“清黨”之後，鮑羅廷和中共領袖認為“國民黨左派很可能與蔣介石妥協，而與中共分裂，因此，只有繼續北伐，才能給憂惶無措的小資產階級一個很好的希望和出路，他們必樂意跟著我們走這一條路，這樣才算是我們領導他們。”（蔡和森：《党的機會主義史》）。由是，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九日，漢方國民黨和武漢國民政府乃于武昌舉行第二次北伐誓師，並任命唐生智為北伐總指揮，任命馮玉祥為第二集團軍總司令，同時希望得到閻錫山的支持。
25、甯方實行“清黨”後，對漢方北伐軍影響殊深，北伐軍獨立師師長夏鬥寅與楊森謀，並約定三十五軍軍長何健和十五軍軍長劉佐龍，然後於一九二七年五月六日自駐地宜昌沿江東下，於五月十三日發表進攻武漢的“反共通電”。武漢政府急調葉挺二十四師迎擊夏部，因何健已率軍開赴河南前線，劉佐龍部未敢輕動，遂敗。但是，夏部“叛亂”後果嚴重，不僅波及全省，而且造成漢方北伐軍軍心嚴重不穩。馬日事變和國民革命軍駐江西第三軍軍長朱陪德遣共之變，以及唐生智為清共還兵武漢之變，遂相繼發生，武漢“俄國政府”因此而面臨著漢方北伐軍眾叛親離的局面。
26、夏鬥寅起兵反共前後，北伐河南的第三十五軍軍長何健曾派參謀余湘三赴長沙與許克祥等策劃清共。一九二七年五月二十一日（馬日）晚，由許克祥統一指揮，由教導團團長王東原、留守處主任陶柳率部分途包圍並封閉湖南省黨部、總工會、農民協會、省黨校、省特別法庭等二十餘處為共黨把持的機關，解除了工人糾察隊和農民自衛軍武裝。是晚即有百名中共黨人被處決。五月二十三日許等正式組成“中國國民黨湖南救黨辦事處”，五月二十八日又正式組成“中國國民黨湖南救黨委員會”，部份縣市遂有清共除共之舉。對“馬日事變”，武漢國民政府不願下達討許命令，汪只以國民政府名義致電長沙，令軍隊維持治安，令工農糾察隊嚴格遵守秩序，不得報復，連中共中央總書記陳獨秀也指責農民運動過火，並不批准毛澤東和蔡和森提出的，在兩湖地區舉行暴動的計畫。毛、蔡欲組織數十萬農民進攻長沙的計畫遂以泡湯。嗣後武漢國民黨中央政治會議決派譚平山等赴湖南查許“叛變”，並查農運過火事，鮑羅廷亦隨調查團前往。但譚平山剛抵嶽州，即獲悉許克祥已電令嶽州駐軍就地槍決鮑羅廷，鮑被嚇回。武漢國民黨中央政治會議乃決定由唐生智全權處理。因唐認為農民運動過火，許克祥僅受記過處分。唐並命令為共產黨所控制的湖南黨部和民眾團體停止活動，否則即按反革命罪辦理，武漢國民黨中央只好同意。
27、因馮玉祥在鄭州會議上提出寧、漢雙方應共同北伐，遂引起中共的不安與反對。因“共同北伐”的結果必然是“共決cp（共產黨英文縮寫）”。因此，中共乃陰謀促汪、唐“東進討蔣”，即挑撥北伐軍分裂打內戰。本具野心的唐生智，因既有反共之心，又有反蔣之念，所以，乃暗決先回師武漢清共，再伺機東進討蔣。所以，鄭州會議後，唐生智即中斷北伐，還兵武漢，赴長沙調查馬日事變，並於一九二七年六月二十六日在長沙致電武漢政府，認為“馬日事變”責任在中共，並稱中共的工農運動，實是“橫流潰決，疊呈恐怖”。
28、當甯方清党和漢方決定繼續北伐之時，馮玉祥已入潼關，並控制了陝、甘、豫三省，稱兵五十萬，嫡系約二十五萬。但因所部一直常駐綏、陝、甘、豫等貧疾地區，經濟實力不夠，又對宿敵張作霖深懷戒心，故亟望能夠在中原駐腳，並鞏固其在國民黨中的地位。所以馮開始雖然對寧、漢雙方持中庸姿態，但當馮赴鄭州與汪會談，旋又赴徐州與蔣會談之後，馮乃決定與蔣合流並發表“敬告全國同胞及國民黨書”，要求中共暫時退出國民革命聯合戰線，停止農、工運動及階級鬥爭，驅逐鮑羅廷。馮回鄭州後，即著手 “清黨“，並將全軍政治工作人員一律集中開封受訓，以辨明是否共產黨員。第二集團軍政治部主任劉伯堅率先被解職。被查明為中共者，即專車送歸武漢。俄國顧問烏斯季若夫亦被馮遣送回國。
29、汪精衛在看到史達林的“五月指示”後，因得知中共要暴動而大懼，加上夏鬥奄“叛變”、朱培德“遣共”和 “馬日事變”後漢方國民革命軍已嚴重不穩，六月二十九日國民革命軍第三十五軍軍長何健又發佈了反共訓令，稱“工農運動，此禍不去，禍將不堪”，因此“詔告我官佐士兵暨各界父老兄弟姐妹，共起急圖。並請我中央政府，我唐總司令，明令共產黨分離”。所以，自六月中旬起即已在商量和共產黨分離辦法的汪精衛，終於七月十四日夜召開秘密會議，決定“分共”和“驅俄”、即驅逐俄國顧問鮑羅廷歸國。
30、參見《導論》對法國革命期間望岱農民叛亂的評述。

第二章：
01、羅易：《中國的革命和反革命》第五三八頁。印度加爾各答《新生出版社》，一九四六年版。
02、黃平：《往事的回憶》第六一頁。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一年版。
03、一九二六年十一月三十日史達林在共產國際執委會中國委員會所發表的“論中國革命前途”的演說。
04、《第三國際駐華代表羅易致馮總司令書》。
05、布哈林對中共“六大”的報告，一九二八年六月十八日。
06、向青：《共產革命和中國革命關係史稿》第一二一頁。北京大學出版社，一九八八年版，。
07、同上，第一一八頁。
08、中共廣州暴動於十一月十一日淩晨發動。羅氏發言為十一月十四日，廣州暴動已經失敗。
09、同07，第一二一頁。
10、如中共黨史專家解讀，“革命危機”即指“革命時機的成熟或到來”，對革命物件而言，即是“革命危 機”。參見《共產國際和中國革命關係史稿》一書。
11、一九二九年五月二十七日，中華民國東北地方政府在蘇俄駐哈爾濱領事館查獲大量蘇俄及第三國際與中共的來往函電，與蘇俄及第三國際對中共的正式命令和中共向蘇俄及第三國際的彙報文件完全吻合。其原始資料仍藏於臺北。
12、曹仲彬、戴茂林：《王明轉》第一一三頁。吉林文史出版社，一九九一年版。
13、《史達林全集》第十卷第四七至四八頁。人民出版社，北京，一九五四年版。
14、《國際通訊》第九卷第六四期。
15、改組派是由原汪系國民黨親俄親共派演變而來，亦為國民黨中的反蔣派。在中東路事件上，改組派堅定地維護國家民族利益，堅決地反對蘇俄侵略，故招蘇俄忌恨。蘇俄方命令中共要殺盡國民黨改組派。
16、同06，第一五七頁。
17、同06，第一七八頁。
18、同06，第一八零頁。參見王明《中共布爾什維克化的道路和列寧主義在中國的勝利》一文。另見《王明傳》。
19、同七，第一三六至一三七頁。
20、曹、戴：《王明傳》第一七三頁。
21、同上，第二零二頁。
22、中東路事件之後，李立三為執行蘇俄“武裝保衛蘇聯”的命令，曾擬定了《新的革命高潮於一省或數省的首先勝利》的決議。在李向共產國際遠東局代表羅伯特呈報後，未獲同意，李便擅自將此決議下發，並要求撤換羅伯特。嗣後，李又拒絕接受共產國際要求停發該決議的命令，並在會上說：“忠於共產國際，遵守共產國際的紀律是一件事，而忠實於中國革命又是一回事。”他甚至說：“在佔領武漢之後，就可以用另外的方式去和共產國際說話了。”由是而激怒了蘇俄和共產國際。這便是蘇俄和共產國際一定要“倒李”的由來。參見《中共黨史教學參考資料》，人民出版社，北京，一九七九年版。
23、由於李立三的武裝叛國計畫大到了既要在廣州、香港等地組織暴動，以將英國捲入；又要在哈爾濱、大連等地發起暴動，引發日本和蘇聯的衝突；甚至建議第三國際採取進攻路線，促使蘇聯紅軍向我國東北發動進攻，並讓蒙古人民共和國發表作戰宣言；最後激起全世界帝國主義與蘇聯之戰。這就把蘇聯拖進了“危險的戰爭泥淖”，實與“武裝保衛蘇聯”大異其趣。這是蘇俄決定“倒李”並扶持王明上臺的又一個重要原因。參見黃平：《往事的回憶》，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一年版。
24、共產國際鑒於李立三的“錯誤”，決定派周恩來和瞿秋白回國召開中共六屆三中全會以批判和處分李立三。但中共六屆三中全會僅僅將李立三的錯誤歸結為“戰略上犯了‘左’的個別冒險傾向的錯誤”。所以第三國際才指責中共六屆三中全會執行的是“調和主義”的路線。王明因深諳其意，乃挑起“兩條路線”之爭，以推動“國際路線”對李立三“行左實右”路線與六屆三中全會“調和路線”的批判。
25、同06，第一七二頁。
26、同06，第一一六至一一七頁。
27、參見《中國現代史》第二三七頁。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一九八三年版。
28、《共產國際和中國革命關係史稿》第一二零頁。
29、同上。
30、北師大編《中國現代史》第二四二頁。
31、32，同30，第二四二頁、二四三頁。
33、該信亦在羅明拉茲的主持下向中共黨內發出。參見注35。
34、同30，第二四四頁。
35、文聿：《中國左禍》第十二至十四頁。香港天地圖書出版公司，一九九四年。另參見本章下文。
36、同06，第一三四至一三五頁。
37、北師大編《中國現代史》第二四八頁。
38、毛澤東：《井岡山的鬥爭》。
39、北師大編《中國現代史》第二三六至二四九頁。
40、曹、戴：《王明傳》第一二零至一二一頁。
41、同上。
42、同上，第一一五頁。
43、同06，參見第一五五頁。
44、同06，第一五七頁。
45、同06。
46、北師大編《中國現代史》第二七三頁。
47、同上。
48、蘇聯《真理報》，一九三一年十一月十二日。
49、蘇聯外國工人出版社，一九三二年六月版。
50、北師大編《中國現代史》第三一零頁。
51、同上，第三七六頁。
52、同上。
53、馬克思：《哥達綱領批判》。
54、《張國燾回憶錄》第二九四至二九五頁。
55、同上。
56、北師大編《中國現代史》第一九零頁。
57、毛澤東的《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一文首次全文發表在中共湖南省委機關刊物《戰士》上面。再發表時，文中所引的這一段話被陳獨秀刪除。後來歷次出版發表，均刪除了這一段話。
58、同56，參見第二七三頁。
59、《張國燾回憶錄》第八九四頁。
60、《紅旗飄飄》是中共為進行“革命傳統教育”所編纂出版的大型系列《革命回憶錄》。其中記述如何改造“山中土匪、綠林好漢”為中共“革命”軍隊的故事極多。
61、參見文聿《中國左禍》一書。
62、63同上。

第三章：
01、02、03：《中國現代史》第三八九頁。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一九八六年。
04、同上，第三九零頁。
05、《中國革命史薈萃》第一八二頁。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一九八六年。
06、 同上。
07、同上，第一八零頁。
08、同上。
09、同05，第一五四頁。
10、同上，第二五四頁。
11、《張國燾回憶錄》第一二零九頁。
12、同上，第一一一三頁。
13、同上，第一一二八頁。
14、同上，第一一二九頁。
15、同上，第一一八六和一一七八頁。
16、同05，第二四八頁。同01，第三九二頁。
17、同11、第一一六三和一一六四頁。
18、同上，第一一六六頁。
19、同05，第二四九頁。
20、同05，第二四九頁。
21、同11，第一二三二頁。
22、同11，第一一八二頁。
23、一九三四年十月，中共方志敏部曾打著“北上抗日先遣隊”的旗號逃出江西，後在皖南被剿滅。方本人在被捕後被處決。
24、蘇聯《真理報》，一九三四年五月二十三日。
25、向青：《共產國際和中國革命關係史稿》第一八八頁。北京大學出版社，一九八九年版。
26、同上。
27、同25，第一九零頁。
28、同25，第二六八頁。
29、同11，第一一九九和一一二零頁。
30、同上，第一二八八頁。
31、同上。
32、同05，第二六九至二七零頁。
33、同25，第二零九頁。
34、同11、第一二零八頁。
35、北師大編《中國現代史》第四零六頁。
36、北師大編《中國現代史》第四零一頁。
37、參見北師大等編著的《中國現代史》。
38、39、40，同11，第一二零二頁。
41、同11，第一二三六頁。
42、同11，第一二三七頁。
43、同11，第一二三九頁。
44、同11。
45、46、47、同11，第一二三八頁。
48、同25，第二一零頁。
49、洛甫：“鞏固國共合作，爭取抗戰勝利”。《中國現代史資料選集》第五冊第二二一頁，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50、同上，第二二零頁。
51、同上，第二二三頁。
52、毛澤東：“統一戰線中的獨立自主問題”。一九三八年十一月五日。
53、《毛澤東選集》第二卷第七二一頁。
54、同11。
55、“關於獨立自主問題的再認識”，《山東師範大學學報》一九八五年第四期。
56、同上。
57、《毛澤東選集》合訂本第五零六頁。
58、毛澤東：“共產黨人發刊詞”。一九三九年十月四日。
59、毛澤東：“大量吸收知識份子”。一九三九年十二月一日。
60、《毛澤東選集》合訂本第四九一頁。
61、同上，第五零四頁。
62、毛澤東：“關於打退第二次反共高潮的總結”。《毛澤東選集》合訂本第七三九頁。
63、毛澤東：“共產黨員發刊詞”。
64、參見下章注第二十七條。
65、同05，第二七九頁。
66、中國大陸《黨史資訊報》，一九八九年一月十六日，第四版。
67、王稼祥：“回憶毛澤東同志與王明機會主義路線的鬥爭”。《人民日報》一九七九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68、同11，第一三二七頁。
69、王明於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九日至十四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的講話。
70、曹仲彬、戴茂林：《王明傳》第三零七頁。吉林文史出版社。
71、同70。
72、王明：“蘇聯十月社會主義革命二十周年與中國人民對日作戰”。一九三七年十一月七日。
73、同70。
74、王明：“在三月政治局會議上的總結”。中國人民解放軍政治學院黨史教研室編選的《中共黨史參考資料》第八冊第一二零頁。
75、同上。
76、同25。第二三一頁。
77、同上，第二三一至二三二頁。
78、同70、第二九一頁。
79、《彭德懷自述》第二二四頁。人民出版社，北京，一九八一。
80、同70。
81、同上。
82、《毛澤東選集》合訂本第五零五頁。

第四章：
01、《六大以來》，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一年版。
02、同上。
03、《張國燾回憶錄》第一二九四頁。
04、05、同03，第一二九五頁。
06、07、08、同03，第一二九六至一二九七頁。
09、同上，第一二九七至一二九九頁。
10、〔蘇〕彼得•富拉基米若夫：《延安日記》第一九二頁。
11、《中國革命史薈萃》第二八七頁。
12、曹仲彬、戴茂林：《王明傳》。上述電文參見《中共中央檔選集》第十集。
13、同11，第三三六頁。
14、“平型關伏擊戰所殲之敵非二十一旅團主力之辨析”。《中國革命史薈萃》第三三六頁。
15、張玉法：《中國現代史》第六二一頁。
16、17、18、19、20，《中國革命史薈萃》第三三一頁至三三五頁。
21、《彭德懷自述》和《中國革命史薈萃》第三三四頁。
22、23，同11。
24、《中國革命史薈萃》第三三二頁。
25、同上。
26、〔蘇）彼得•富拉基米若夫：《延安日記》第一九二頁。
27、同上。
28、《戰爭和戰略問題》，《毛澤東選集》合訂本第五一五至五一七頁。
29、同上。
30、向青：《共產國際和中國革命關係史稿》。
31、同11，第二八八頁。
32、毛澤東：“關於整個華北工作應以遊擊戰爭為唯一方向”。一九三七年九月二十五日毛澤東給周恩來、劉少奇、楊尚昆等的信。
33、同11。
34、《毛澤東選集》合訂本第五一七頁。
35、《共產國際通訊》第十八卷第六期。
36、毛澤東：“目前抗日統一戰線中的戰略問題”。一九四零年三月十一日。
37、毛澤東：“抗日根據地的政權問題”。一九四零年三月六日。
38、39、40，同上。
41、同11。
42、“毛澤東同志為中共中央寫給東南局的指示信”。《毛澤東選集》合訂本第七一一至七一二頁。
43、彼得•富拉基米若夫：《延安日記》第三四頁。
44、同42。
45、北師大編《中國現代史》第四五一頁。
46、47、48，《中國革命史薈萃》第三一二至三一三頁。北師大《中國現代史》。
49、毛澤東：“必須制裁反動派”。《毛澤東選集》合訂本第五三九至五四零頁。
50、毛澤東：“目前形勢和黨的任務”。一九三九年十月十日。
51、“論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中的戰略問題”。《毛澤東選集》合訂本第七零七頁。
52、同上，第七零八頁。
53、54、55，56、57，同上。
58、59，同42。《毛澤東選集》合訂本第七一二至七一三頁。
60、同11，第三四一頁。
61、何世芬：“毛澤東同志在抗戰初期軍事戰略轉變中的傑出貢獻”。中共《黨史研究》一九八四年第一期。
62、參見曹仲彬、戴茂林：《王明傳》第三一四頁。
63、參見向青：《共產國際和中國革命關係史稿》第二四二至二四七頁等。
64、參見文聿：《中國左禍》第一七六至二一九頁等。
65、擔任過蔣介石先生侍衛長的孔令晟將軍，曾于筆者訪問臺灣時告訴過作者，他當時就在陝西擔任堵截共產黨向抗戰後方偷運鴉片的任務。
66、〔蘇〕彼得•富拉基米若夫：《延安日記》第四三頁。
67、同上。
68、同上，第五三三頁。
69、鄭義：《紅色紀念碑》第四一七至四一八頁。
70、同67，第六八頁。
71、參見王檜林、李隆基：“抗日根據地在抗日戰爭中的地位和作用”，《北京師範大學學報》•社科版，一九八四年第六期。王首道：“抗日根據地的偉大歷史意義與我黨實事求是的光榮傳統”，中共《黨史研究》，一九八五年第二期。

第五章：
01、毛澤東此時提出的所謂擴大解放區即擴大中共的佔領區，所謂縮小淪陷區是指要縮小中華民國政府統治的區域。
02、毛澤東七道命令的部分內容。
03、中共党人張執一回憶文章：“戰鬥在敵人心臟裏”。《傳記文學》第五五卷第四期轉載。
04、《毛澤東選集》一九六七年版合訂本第一零五零頁。
05、張玉法：《中國現代史》第六八三頁。
06、同上。
07、徐焰（大陸學者）著：《蘇聯出兵中國東北紀實》第一零八頁，香港天地圖書出版公司。
08、同上，參見第一零九頁。
09、一九四五年十一月三十日陳雲、高崗致中共中央電。
10、同07，第一一四頁。
11、同07，第一二二頁。
12、中共在東北曾將八千日本戰俘，主要是有機械、醫療等專長的日本投降官兵納入中國人民解放軍建制，以助其打內戰。參見徐焰著《蘇聯出兵中國東北紀實》一書。
13、《毛澤東選集》合訂本第一零五七頁。
14、張玉法：《中國現代史》第七零零頁。
15、張玉法：《中國現代史》第六九二頁。
16、張執一：“戰鬥在敵人心臟裏”。
17、同上。
18、 19、20、21、22，參見沙健孫：“論一二一運動”，《北大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一九八零年第六期。聶榮臻：“戰鬥在第二條戰線上”，《人民日報》，一九七九年一月二十四日。徐玉芳：“試論第二條戰線”，《青運史研究》，一九八二年第五期。沙健孫：“論抗暴運動”，《近代史研究》一九八四年第四期等。
23、某作家曾參加中國大陸原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主席王昆侖的追悼會，當時曾驚訝王的遺體上竟覆蓋著中共黨旗。後來當該作家被中共欽點為某省的人大常委時才知道，原來所有八個民主黨派從中央到地方各級主委和秘書長都必須由中共黨員擔任，即必須是中共“地下黨”，並且是在“解放”之後。
24、毛澤東：“以自衛戰爭粉碎蔣介石進攻”。《毛澤東選集》合訂本一零八三頁。
25、毛澤東：“集中優勢兵力，各個殲滅敵人”，一九四六年九月十六日。《毛澤東選集》合訂本一零九三頁。
26、毛澤東：“三個月的總結”，一九四六年十月十日。
27、同上。《毛澤東選集》合訂本一一零一頁。
28、毛澤東：“以自衛戰爭粉碎蔣介石進攻”，一九四六年七月二十日。《毛澤東選集》合訂本一零八二頁。
29、毛澤東：《三個月的總結》。《毛選》合訂本第一一零一頁。
30、周穀：“六十年前潛伏在國民黨心臟中的共諜”。《傳記文學》第五十六卷第一期。
31、吳天遙：“劉鼎和西安事變”。《傳記文學》第五十六卷第三期。
32、熊向輝：“地下十二年與周恩來”。《傳記文學》第四十七卷第六期。
33、同上。

第六章：
01、一九八八年二月，某省一位名作家突然在報紙上看到自己成了某縣人民代表，緊接著又成了本省的人民代表，並被“選”為“省人大常委”。後來這位作家便在常委會上提出：“我既不知道自己被選，也沒有選過別人，怎麼就被‘選’成了代表和常委？”該省人大主任、前省委書記王光宇乃當場告訴他說：“這是組織上的事情，沒有必要讓你知道。”這位作家遂長期不去開會。
02、此為王若望先生親自告訴作者。參見《王若望文集》，中華民國團結自強協會出版。
03、由於中共檔案尚未解密，上述各種數位都是根據內部人士揭發和部分學者研究的成果。但對於實際情形而言，上述各種數字都是比較保守的。
04、盛傳中國大陸的“十等人”民謠，版本甚多，此處僅錄出其中一種，歌詞為：一等公民是公僕，子孫三代都享福。二等公民是官倒，國內國外掙美鈔。三等公民是大款，買房買車買馬票。四等公民搞承包，吃喝嫖賭都報銷。五等公民大蓋帽，吃完原告吃被告。六等公民是記者，隔三差五吃油了。七等公民手術刀，打開肚皮要紅包。八等公民方向盤，上班下班都能撈。九等公民是教育，魷魚海參認不全。十等公民老百姓，學習雷鋒幹革命。此外還有大量形容中共腐爛幹部的歌謠，如：“吃飯基本靠請，喝酒基本靠送，工資基本不花，老婆基本不用”和“喝茅臺三杯五杯不醉，打麻將三夜五夜不睡，收紅包三萬五萬不退，玩女人三個五個不累”等等。
05、辛灝年：“以血腥手段建立極權專制政權 —— 中共土改和鎮反的回顧”。一九九九年第三期香港《開放》雜誌。
06、七十年代初的中共中央文件曾有“毛澤東與汪東興有關在文革中死了多少人的對話”。
07、參見文聿著《中國左禍》一書。
08、一九八三年八月，作者應邀赴青海訪問講學，曾參觀位於柴達木盆地八百里瀚海中的諸勞改農場。是時，勞改農場十場九空，連軍警亦不易見，問及當地住民，卻被告知，幾乎所有政治犯都被平反，所以，連軍警也回家了。然而，不過數月之後，因中共嚴打，遂複人滿為患。
09、“要命”即指中共強迫農民計劃生育。
10、一九五六年三月中共中央轉批的“中央十人小組關於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壞分子的解釋及處理的政策界限的暫行規定”。
11、國民黨叛將李濟深之子李沛瑤為中共人大副委員長，為其武裝警衛所殺。
12、中共一直將它在一九五九至一九六一年因製造人禍餓死數千萬農民的罪惡，歸咎於“三年自然災害”。後有學者查閱中央氣象局資料，才發現“五九、六零及六一”三年間竟風調雨順，根本沒有所謂自然災害。大陸農村老一輩農民亦對此記憶猶新。
13、上述引文均引自陳一咨著《中國大陸的改革與發展》一書。
14、轉引自鄭義《紅色紀念碑》第四七九頁。
15、一九九二年春鄧小平南巡後的對內講話，曾發至省軍級。
16、參見法國記者所著《雪域》一書。
17、一九三五年中共中央紅軍南逃彝族大小涼山地區時，劉伯承曾為借路，而親書保證在“革命”成功後讓彝族自治。一九五零年彝人要求兌現中共當年承諾，劉卻自食其言炮轟大小涼山，幾將大小涼山削平。
18、作者于一九八三年夏赴青海訪問時曾瞭解到，一九五九年西藏“叛亂”乃是中共誘發的結果。起因是有“謠言”稱“藏人要有行動”，中共乃借開會將青海的各級藏族頭人集中誘捕，從而引發青海藏族的騷亂，中共即借機鎮壓。“叛亂”遂從青海發起。
19、即中共一手培養的內蒙作家瑪拉沁夫。瑪拉沁夫海還是中共作家丁玲的學生，但因瑪拉告發丁玲講過“一本書主義”的話，此話遂成為丁玲被打成右派的罪行。
20、文革史研究家劉國凱先生，在他於一九七一年就秘密纂寫、並於一九八二年在海外用英文出版的“中共文革史”一書中，曾提出文革是三年而非十年的觀點。其理由是：自毛於一九六六年發動文革至一九六八年紅衛兵、造反派被鎮壓，毛所發動的文革就已經結束。作者初步接受劉的觀點，並明確地認為，除掉毛的紅衛兵和造反派終於被毛所鎮壓以外，文革應為三年的主要理由，乃是三年之後“毛氏君主式獨裁極權統治業已全面建立”，即毛澤東發動文革的根本目的已經達成。其後直至毛死，由毛澤東和四人幫所發動的種種運動，均為文革餘波。參見劉國凱、王相先生等新編寫出版的《封殺不了的歷史》一書。

第七章：
01、一九七七至一九七九年，中共黨內供高級幹部參閱的《大參考》雜誌曾對農民搶糧 、盜糧的情形有較多報導。這是促成中共被迫同意在農村實行包產到戶的重要原因之一。
02、參見七十年代中期“全國青少年犯罪討論會”資料。
03、打“白條子”，即指中共基層政權在糧食收購工作中，用“白條子”代替現金償付農民，兌現時，又常常是按六成或七成付給現款，強取豪奪，造成農民損失慘重，從而招致農民的極大不滿。
04、江澤民曾於“六四”以後公開說過一定要讓個體戶們“傾家蕩產”，並曾見於報端。原因是個體戶們曾支持過八九民主運動。
05、參見中共頑固派領袖鄧立群等人數度致中共中央的“萬言書”。
06、一九八零年，李劍所寫的“歌德還是缺德”一文原發表于《河北文學》，中共遂利用這篇 文章挑起了一場“是歌社會主義德，還是缺社會主義德”的所謂文藝論爭，並批判 了一些所謂“缺社會主義德”的作品。
07、一九七九年二月胡耀邦在中共中央禮堂的講話。
08、參見陳一咨著《中國大陸的改革與發展》一書。
09、同上。這僅僅是一個保守的數字。另有學者指出，一九六二年中共各省省委書記並頭會曾認為，一九五九至一九六一年的“非正常死亡”人數為七千萬。
10、參見本卷第六章注第二十四條。
11、一九七八年貴州民間詩人黃翔等曾赴北京貼大字報，公開宣佈成立一九四九年後的中國第一個民間文學社團“啟蒙社”，創辦第一個民辦刊物《啟蒙雜誌》，並發表宣言。不久，啟蒙社乃分裂為三個組織，即啟蒙社，解凍社和新潮社。後來均迅速遭到鎮壓，黃翔等為此系獄數次，年將六旬才被流放海外。
12、西單牆風雲正起之際，恰值中共召開十一屆三中全會之時。鄧小平遂利用民主牆上的民眾呼聲，擊敗了黨中“凡是派”，奪取了中共最高權力。為此，北京民間才流傳出文中的“兩句話”，以形容西單民主牆和鄧小平及中共三中全會的關係。
13、參見李洪林著《中國思想運動史》。
14、文革後的文學解放運動以及其後的民主牆運動，曾帶來全國民辦刊物的興起。但鄧小平在逮捕了魏京生等民主牆積極分子之後，又因全國民刊協會在武漢召開全國民刊代表大會並發表宣言，中共遂下令取締民刊，大肆逮捕各地民刊的主辦者，一場以北京西單民主牆為象徵的民主運動因此而被中共撲滅。
15、同13。
16、此以某些“改革派作家”的小說、特別是中共作家王蒙的中篇小說《蝴蝶》等為發起作品。其後，所謂現代派文學因被中共官方文壇所竭力提倡而充塞文壇。
17、〔法〕米涅著：《法國革命史》。
18、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於一九八八及一九八九年出版的長篇小說《都市的女兒》和《少夫人達琳》。
19、一九九七年十月十一日，在紐約由中國大陸學者和留學生髮起並主辦的“辛亥革命紀念大會”上，金堯如先生曾擁抱主講人辛灝年先生流淚而言，使整個會場氣氛激越。參見當時海外的相關報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