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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2月12日星期四

第四節 太平天國及第二次鴉片戰爭

第二章 太平天國及第二次鴉片戰爭

第一節 太平天國起義

一、洪秀全和金田起義

鴉片戰爭後,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向中國傾銷商品,逐步破壞了沿海通商口岸及其附近地區的傳統手工業。鴉片輸入年年激增。由它所引起的白銀外流、銀貴錢賤等問題,比戰前更為嚴重。清政府為了支付戰費和賠款,藉端進行搜刮。這些,都使勞動人民的負擔更加沉重。地主、官僚、貴族也加劇了土地的兼併,地租剝削率很高。加以災荒連年,1846至1850年,黃河流域和長江流域各省都連續遭到嚴重的水旱災害,兩廣地區也是水、旱、蝗災不斷。人禍天災,使人民陷於失業、破產、飢餓、死亡的團境。清政府的黑暗統治和沈重的封建剝削,以及外國侵略勢力所造成晌災難,激起人民群眾進行反抗鬥爭。

鴉片戰爭後十年間,漢、壯、苗、瑤、彝、回、藏等各族人民的起義和抗租抗糧等鬥爭,不下100多次,幾乎遍及全國。當時白蓮教、天理教鬥爭於北方各省,捻黨活動於河南、安徽、山東一帶,齋教散佈於湖南、江西、福建、浙江等地,天地會勢力更遍及長江和珠江流域。各地掀起的反抗鬥爭,以廣西、廣東、湖南三省聲勢最盛。而廣西則成為三省反抗力量匯合的基地。 1843年,湖南武岡州曾如炷起義。 1844年,湖南耒陽縣楊大鵬等2000餘人奮起抗糧。 1845年,廣西藤縣鄧立奇、鍾敏和起義。 1846年,湖南新田縣王宗獻舉事。 1847年,天地會首領雷再浩、李世德領導漢、瑤等族人民轉戰於湖南、廣西邊境。 1848年,廣東欽州與廣西橫州等地天地會聯合起義,廣東、廣西邊境的船艇水手也溯西江進入廣西,活躍在浸州、梧州一帶。 1849年,天地會首領李元發又在湖南、廣西邊境領導勞苦大眾攻縣城,殺縣官,戰斗在十幾個州縣。到太平天國革命爆發前,廣西的天地會起事多至數十部,每部“少者數百人,多者三、四千人不等”,“幾乎無地無之,無時無之”。 ①這些鬥爭狠狠地打擊了清朝統治勢力,使官僚、地主、豪紳惶惶不可終日。一個地主文人驚呼:“粵西近日情勢,如人滿身瘡毒,濃血所至,隨即潰爛,……終必有潰敗不可收拾之一日。”②但是,遍布廣西、湖南等省的天地會起事,由於缺乏統一的組織,山堂相峙,不相統屬,紀律性也較差,“飢則蜂起,飽則遠揚”,旋起旋散,以至被清政府各個擊破,或分化瓦解。而洪秀全、馮雲山等創立的拜上帝會則表現出與天地會不同的特點,它有比較明確的綱領和嚴密的組織。洪秀全(1814—1864年),廣東花縣人,農民家庭出身。七歲入材塾讀書,五、六年間,即能熟誦四書、五經等。由於他的學業成績優異,業師和家庭都對他期望殷切,相信他能及時取得功名,以“顯父母,光宗族”。 “學而優則仕”,是中國封建社會一般讀書人所走的道路,洪秀全早年也是沿著這條路走的。 1828 年,洪秀全初次到廣州應考秀才,沒有考取。此後,他一面當村塾教師,一面努力讀書,又幾次去廣州應試,但都名落孫山。多次科場失意,使洪秀全感到憤懣不平。就在1843年最後一次應試落第後,他閱讀了傳教士梁發的基督教佈道小冊子《勸世良言》。這本書是七年前他在廣州應考時得到的,內容是宣傳拜上帝,敬耶穌,反對崇拜偶像邪神,鼓吹天堂永樂、地獄永苦等教義。洪秀全讀後反應強烈,“覺已獲得上天堂之真路,與及永生快樂之希望”。 ①於是他按照書中的啟示,祈禱上帝,自行施洗,以示 “去舊從新”,並開始從事傳教活動。這在他一生中成為重要的轉折點。

第二節 太平天國的製度和政策

一、《天朝田畝制度》太平天國定都天京後,頒布了《天朝田畝制度》。 《天朝田畝制度》的基本內容,是根據“凡天下田,天下人同耕”的原則,把每畝土地按每年產量的多少,分為上、中、下三級九等,然後好田壞田互相搭配,好壞各一半,按人口平均分配。凡16歲以上的男女每人得到一份同等數量的土地,15 歲以下的減半。同時,還提出“豐荒相通”、以豐賑荒的調劑辦法。除了解決土地問題之外,《天朝田畝制度》還對農副業生產和分配等問題,做了一系列具體規定。生產和分配,都由農村政權的基層組織“兩”來實行管理,每25戶為一“兩”。分得土地的農民,都要參加農副業生產勞動。 “凡天下,樹牆下以桑。凡婦,蠶績縫衣裳。幾天下,每家五母雞、二母彘,無失其時”。 “凡二十五家中,陶冶木石等匠,俱用伍長及伍卒為之,農隙治事”。 1853年頒刻的《天朝田畝制度》封面在分配問題上,規定每“兩”生產的農副業產品,“除足其二十五家每人所食可接新谷外,餘則歸國庫。凡麥、豆、苧麻、布帛、雞犬各物及銀錢亦然”。 25家中婚喪等事所需要的銀錢糧食,都由每“兩”所設的國庫開支。鰥寡孤獨、疾病殘廢等喪失勞動能力的人,都由國庫供養。太平天國的領導們希望通過這樣的方案,建立“有田同耕,有飯同食,有衣同穿,有錢同使,無處不均勻,無人不飽暖”的理想社會。 ①《天朝田畝制度》所提出的平分土地方案,是農民階級對地主土地所有製的否定。它反映了當時廣大貧苦農民強烈地反對地主階級殘酷剝削的要求,以及獲得土地、追求平等平均的理想社會的渴望。正如列寧所指出的:“'地權'和'平均土地'的思想,無非是為了完全推翻地主權力和完全消滅地主土地佔有製而鬥爭的農民力求平等的革命願望的表現而已。”①但是, 《天朝田畝制度》所規定的分配土地和“通天下皆一式” 的社會經濟生活方案,是要在小生產的基礎上廢除私有製和平均一切社會財富,以求人人平等,是農民的絕對平均主義思想。這種方案不可能使社會生產力向前發展,相反,它將使社會生產力停滯在分散的小農經濟的水平上,把農業和家庭手工業相結合的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理想化、固定化。因此,它又具有違反社會發展規律的落後性。這個文件還規定天王的高度集權,官員的世襲制等,都表現了封建的等級關係。 《天朝田畝制度》既具有革命性,又具有封建落後性,這個矛盾是由農民小生產者的經濟地位決定的。太平天國領袖們繪製的平分土地和社會經濟生活的圖案,實際上是不可能實現的。他們為了適應現實的迫切需要,就不得不採取一些較為切實可行的措施。大約在《天朝田畝制度》頒布後不久,楊秀清、韋昌輝、石達開等根據天京糧食供應緊張的情況,向洪秀全建議在安徽、江西等地“照舊交糧納稅”。 ②這個建議,經洪秀全批准施行。實行“照舊交糧納稅”的政策,就是仿照清朝的辦法,即地主是田賦的主要交納者,徵收地丁銀和糟糧。這表明太平天國承認地主佔有土地,並允許地主收租。封建的生產關係和階級關係雖然受到衝擊,但並沒有改變。儘管如此,太平天國在其占領的地區內,曾沒收一部分地主豪紳和廟宇寺觀的田產,對富戶課以重稅和減輕農民的負擔。如天京附近的農民,“交長毛錢糧,不復交田主糧”。 ① 在太平天國起義的影響下,廣大農民群眾紛紛自發地起來反對地主的壓迫和剝削,有的佔有逃亡地主豪紳的土地,有的拒絕向地主交租,有的則少納地租。據當時一些文人的記載:江蘇揚州附近,“凡佃人田者,亦思抗租不納”; ②在安徽蕪湖,前江南河道總督潘錫恩所有的2000多畝土地,“自咸豐三年後,籽粒無收”。 ③ 這些事例說明,太平天國提出的平分土地的方案雖然並未實行,但是廣大農民卻奪回了相當數量的土地,並且由於少交或不再向地主交租,大大減輕了負擔,這不僅打擊了農村中的封建勢力,而且對太平天國地區農業生產的發展和支援農民戰爭,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二、各項製度和措施太平天國的最高領導為天王。天王之下設王、侯兩等爵位(後來在諸王之下陸續增設義、安、福、燕、豫、侯六等);設丞相、檢點、指揮、將軍、總制、監軍、軍帥、師帥、旅帥、卒長、兩司馬等職官。隨著形勢的發展,後來官制有所增改。爵位和職官不分文武,軍政兼管,既處理政務,又帶兵打仗。太平天國的政權機關,分中央、省、郡、縣四級。定都天京以後,楊秀清的東王府實際上成為中央政權的國務管理機關。東王府的吏、戶、禮、兵、刑、工六部尚書,成為分管各部的主管官員。省、郡、縣為地方政權,縣以下為基層政權。省級官員大都由王、侯兼任,郡設總制,縣設監軍。在《天朝田畝制度》中,對鄉官的組織系統、任務和職權,都作了明確規定。鄉官制度是按照太平軍的編制,把廣大居民組織起來,每五家設一伍長,五伍長設一兩司馬,四兩司馬設一卒長,五卒長設一旅帥,五旅帥設一師帥,五師帥設一軍帥,一軍共有12500家(其中由五“伍”二十五家組成的“兩”為最基層單位)。軍帥以下的各級官吏,一般由當地人民推舉,或由上級官員委派,他們被稱為“鄉官”。此外,還規定“寓兵於農”的鄉兵制度,即在軍帥的轄區內每家出一人為伍卒,組成一軍,“有警則首領統之為兵,殺敵捕賊;無事則首領督之為農,耕田奉尚(上)”。 ① 這種鄉官制度是一種軍政合一的組織。鄉官在維護地方秩序、徵收賦稅、辦理軍需方面都作出了不少貢獻。但是,鄉官的成分比較複雜。充任鄉官的,除農民和其它勞動人民外,還有流氓無產者,以及地主士紳。據記載,在安徽、江西、湖北等省一些府縣,都出現了由地主士紳充任各級鄉官的現象,如“脅田畝多者充偽官”,②“舉紳衿為軍帥、旅帥”等。 ③在城市管理方面,太平天國一度在天京完全廢除私有財產,生活必需品由聖庫按定額供給。居民按性別分別編入男館女館,夫妻不得同居。男子除參加軍隊的以外,都要參加生產或在政府機關中服役;女子大致與男子相同。商業也被廢除。對於手工業,則由諸匠營和百工衙統一經營管理。諸匠營有土營、木營、織營等,百工衙有弓箭衙、油漆衙、豆腐衙等,行業很多。諸匠營和百工衙只是為供應太平天國的需要而生產的,產品直接分配給各單位,不經過市場進行交換,生產者除吃穿之外別無報酬。洪秀全等太平天國的領導們都來自農村,他們根據農民絕對平均主義思想所製定的改造城市的方案,讓基層群眾過平均主義式的生活,有城無市,原來的城市變成了城堡,是不符合當時中國社會的發展趨向的,所以終於遭到失敗。 1855年初,他們開始允許天京居民恢復家庭生活,承認私營工商業,天京的社會秩序逐漸恢復原來的狀態。在婦女問題上,《天朝田畝制度》中規定,婦女同男子一樣可以分得土地,“凡天下婚姻不論財”,廢除買賣婚姻。太平天國曾提倡“一夫一婦”,禁止娼妓、纏足、買賣奴婢等。他們還建立了女軍,並設立了女官。這些措施對封建宗法制度起了衝擊作用。但是,洪秀全、楊秀清等領導者仍沿襲歷代封建帝王的妃嬪制。洪秀全還宣揚“妻道在三從,勿違爾夫主”之類的封建倫理道德觀念。

①這些事實說明,他們沒有擺脫封建社會的傳統影響。在思想文化領域裡,太平天國對孔子和儒家經書的正統權威進行了一次沖擊。金田起義前,洪秀全便在他的私塾中撤去孔子牌位。在1848年撰寫的《太平天日》中,洪秀全進一步發展了他的反孔思想,指出“推勘妖魔作怪之由,總追究孔丘教人之書多錯”,並把孔丘捆綁在“皇上帝”面前,接受審判、斥責和鞭撻,使'孔聖人”威風掃地。金田起義後,太平軍所到之處盡情掃蕩孔廟和孔子等人的牌位,把儒家經書斥之為“妖書” ,宣布:“凡一切孔孟諸子百家妖書邪說者盡行焚除,皆不准買賣藏讀也,否則問罪也。 ”② 這樣空前猛烈地衝擊孔孟及儒家經書,無疑具有革命意義。但是太平天國並沒有對儒家思想進行任何實質性批判,對四書、五經也只是刪去鬼神祭祀之類的字句,或做些枝節的文字改動,而把儒家思想中一些基本內容如等級制、三綱五常、天命論等,都保留了下來。太平天國在考試制度上也進行了一些改革,“無論何色人,上至丞相,下至聽使,均準與考”;① 考試的題目“不本四書、五經”。②此外,還頒行了“天歷”,改革了舊的曆法,對舊曆書中陰陽禍福、吉凶生剋等盡行刪除。太平天國建都天京後,從1853年4月到 1954年6月一年多的時間裡,英國出使中國的全權代表文翰及其後任包令,法國公使布爾布隆,美國公使麥蓮等,先後打著“中立”的幌子到天京訪問。他們訪問天京,是為了窺視太平天國的實際情況,試探太平軍及其領導對他們的態度,以便確定其侵華政策的具體措施。這些公使到天京後,企圖脅迫太平天國承認各國在華的侵略利益。文翰就把《南京條約》抄送給太平天國政府,其用意是要太平天國政府承認此項不平等條約。他還揚言,如果革命觸犯了英國的利益,他們將會像發動鴉片戰爭那樣來對付太平天國。太平天國的領袖們沒有屈服於外國侵略者的恫嚇,也沒有承認《南京條約》,而是主張平等往來,並明確宣布不許再賣鴉片。他們在嚴禁鴉片輸入的同時,鼓勵正當貿易。例如當時中國大宗出口的絲、茶,一部分是產自太平天國區域之內,另一部分則必須經過太平天國占領區才能外運。太平天國建都天京後,絲、茶出口不僅沒有減少,反而逐年上升。太平天國對外國資本主義的本質畢竟認識不清,他們因宗教形式相同而錯誤地把侵略者當成“洋兄弟”,表示允許外國侵略者“自由出入”及“貨稅不徵”。①太平天國定都天京後,建立了一套從中央到地方的政權機關,頒布和實行了一系列的製度和政策,表現了反封建的革命精神。但是,太平天國畢竟是農民戰爭,農民階級不是新的社會生產力的代表者,它不能創造斬的生產方式,不能建立一個符合歷史發展的新的社會。在太平天國控制的地區內,從經濟基礎到上層建築,清朝封建統治勢力雖然受到很大的打擊,但遠沒有被徹底摧毀,它在一定社會條件下會重新復活。農民階級的一些弱點,在起義隊伍尤其是領導集團中,也越來越明顯地反映出來。太平天國農民戰爭在高潮中已包含著走向衰敗的危機。

① 《太平天國》第1冊,第321—322頁。 ① 《紀念赫爾岑》,《列寧選集》第2卷,第418—419頁。 ② 《賊清匯纂》,《太平天國》,第3冊,第203—204頁。 ①《乙丙日記》卷2。 ②臧谷:《劫余小記》:《太平天國資料》:第84頁。 ③ 《徽郡禦寇案牘》,《太平天國史料叢編簡輯》第6冊,第116—117頁。 ① 《天朝田畝制度》,《太平天國》第1冊,第321頁。 ② 《賊情匯纂》,《太平天國》第3冊,第273頁。 ③ 《建德縣志》卷8。 ①《幼學詩》,《太平天國》第1冊,第233頁。 ② 黃再興:《詔書蓋璽頒行論》,《太平天國》第1冊,第313頁。 ① 《金陵省難紀略》,《太平天國》第4冊,第721頁。 ② 《賊情匯纂》,《太平天國》第3冊,第112頁。 ① 《英國政府藍皮書中之太平天國史料》,《太平天國》第6冊,第909、911頁。


第三節 第二次鴉片戰爭

一、英、法發動第二次鴉片戰爭和《天津條約》

1856 至1860年,正當太平軍與清軍在長江中下游激烈爭奪的時候,英、法在俄、美支持下聯合發動了新的侵華戰爭。因其實質是鴉片戰爭的繼續和擴大,所以被稱為第二次鴉片戰爭,也稱英法聯軍之役。

1854年,《南京條約》屆滿12年。英國曲解中美《望廈條約》關於12年後貿易及海面各款稍可變動的規定,援引最惠國條款,向清政府提出全面修改《南京條約》的要求。要求中國全境開放通商,鴉片貿易合法化,進出口貨物免交子口稅,外國公使常駐北京等。法、美兩國也分別要求修改條約。清政府表示拒絕,交涉沒有結果。 1856年,《望廈條約》屆滿12年。美國在英、法的支持下,再次提出全面修改條約的要求,英、法也提出同樣要求,仍被清政府拒絕。此時英、法與俄國進行的克里米亞戰爭已經結束,於是英、法決心發動一場新的侵華戰爭。 1856年10月,英國利用“亞羅號事件”製造戰爭藉口。 “亞羅”號是一艘走私的中國船,曾在香港註冊,但已過期。 10月8日,廣東水師在黃埔逮捕了船上的幾名海盜和涉嫌船員。這純係中國內政,與英國毫不相干。英國駐廣州代理領事巴夏禮遵照英國政府的指示,致函兩廣總督葉名琛,竟稱“亞羅”號是英國船,並捏造捕人時扯落英國國旗,要求送還被捕者,賠禮道歉。當時該船並未懸掛英國國旗,葉名琛據實复函駁斥,但不久即妥協退讓,將獲犯送到英領事館。巴夏禮百般挑剔,拒不接受。 23日,英艦突然闖入珠江,進攻沿岸砲台,悍然點燃戰火。接著,英軍炮轟廣州城,並於29日攻入城內,進行焚掠。由於兵力不足,被迫於當晚撤出廣州,退據虎門,等待援軍。 1857 年春,“亞羅”號的消息傳到倫敦。英國首相巴麥尊主張對華開戰,但議員對此態度並不一致。議會展開了激烈辯論,通過對巴麥尊內閣的不信任案。巴麥尊解散議會。議會改選,巴麥尊派獲得下院的多數議席,通過了擴大侵華戰爭的提案。 3月,英國政府任命額爾金為全權專使,率領一支海陸軍前來中國;同時建議法國政府共同行動。在此之前,法國正藉口“馬神甫事件”(又稱“西林教案”)向中國交涉,進行詐索。所謂“馬神甫事件”,是指法國天主教神甫馬賴非法潛入中國內地活動,胡作非為,於1856年2月在廣西西林縣被處死一案。此案迄未議結。法國為了換取英國支持它在越南“自由行動”,並取得天主教在中國傳教不受干涉的保證,便接受英國建議,派葛羅為全權專使,以“馬神甫事件”作為藉口,率軍來華。

1857 年10月,額爾金和葛羅先後率艦到達香港。 12月,英法聯軍5600餘人(其中法軍1000人)在珠江口集結。美國公使列威廉和俄國公使普提雅廷也到達香港,與英、法合謀侵華。 24、27日,額爾金、葛羅向葉名琛等發出通牒,第二次通牒限48小時內讓出廣州城。葉名琛忠實執行清政府“息兵為要”的方針,不事戰守。 28日,英法聯軍砲擊廣州,並登陸攻城。都統來存、千總鄧安邦等率兵頑強抵禦,次日失守。葉名琛被俘,被解往印度加爾各達,1859年病死於囚所。廣州將軍穆克德訥、廣東巡撫柏貴投降;柏貴在以巴夏禮為首的“聯軍委員會”的監督下繼續擔任原職,供敵驅使。侵略軍佔領廣州期間,當地人民在佛山鎮成立團練局,集合數万人,經常武裝攻城,使城中敵人膽顫心驚。香港、澳門愛國同胞也紛紛罷工罷業,以示抗議。英法聯軍根據其本國政府在出兵時的指示,要和北京直接打交道,以迫使清政府就範,決定北上,進攻大沽。 1858年4月,英、法、俄、美四國公使率艦陸續來到大沽口外,分別照會清政府,提出侵略條款,要求指派全權大臣進行談判。俄、美的照會還表示願意充當“調停人”。清政府派直隸總督譚廷襄為欽差大臣到大沽談判,英、法竟蠻橫地限令六天內答復其要求,否財即訴諸武力。 5月20日,英、法軍艦闖入白河,炮轟大沽砲台。守台將士英勇還擊,然而譚廷襄等人毫無鬥志,爭相西逃,大沽失陷。英法聯軍溯白河而上,26日,侵入天津城郊,並揚言要進攻北京。清政府慌忙另派大學士桂良、吏部尚書花沙納為欽差大臣趕往天津議和。

6月初,談判開始。英國代表驕橫要挾,俄、美公使則扮演“調停人”角色,從中漁利。俄使普提雅廷施展奸詐手段,誘逼清政府於6月13日首先簽訂了中俄《天津條約》,攫取了沿海通商、內地傳教、領事裁判權和片面最惠國待遇等一系列特權;並且還特別規定,兩國派員查勘“以前未經訂明邊界”,“務將邊界清理補入此次和約之內”,為沙俄進一步侵占中國領土埋下伏筆。美使列衛廉於6月18日逼簽了中美《天律條約》,也攫取了許多特權。 6 月26日、27日,中英《天津條約》、中法《天津條約》分別簽字。主要內容有:公使常駐北京;增開牛莊(後改營口》、登州(後改煙台)、台灣(後定為台南)、淡水、潮州(後改汕頭)、瓊州、漢口、九江、南京、鎮江為通商口岸;英、法等國人可往內地遊歷、通商、自由傳教;外國商船可在長江各口岸往來;修改稅則,減輕商船噸稅;對英賠款銀400萬兩,對法賠款銀200萬兩。11月,桂良等在上海又同英、法、美三國分別簽訂了《通商章程善後條約》,規定:鴉片貿易合法化;中國海關由英國人“幫辦稅務”;海關對進出口貨物照時價值百抽五徵稅;洋貨運銷內地,只納按價值2.5%的子口稅外,免徵一切內地稅。《天津條約》和《通商章程善後條約》的簽訂,進一步破壞了中國的主權,加深了中國社會的半殖民地化。二、英法侵略戰爭的再起和《北京條約》英、法政府遠不滿足從《天津條約》攫取的種種特權,蓄意利用換約之機再次挑起戰爭。清政府對條約也很不滿意,特別認為“以派員駐京、內江通商及內地遊行、賠繳兵費始退還廣東省城四項,最為中國之害”。①咸豐皇帝曾令桂良等與英、法代表談判通商章程時,交涉修改《天津條約》,寧願以免除關稅來換取取消公使駐京、內地遊歷、內江通商等條款,並設法避免英、法到北京換約。但是,英、法方面不容變易《天津條約》的各項條款,並堅持要在北京換約。1859年6月,英國公使普魯斯、法國公使布爾布隆到達上海。他們拒絕同清政府希望在上海換約而派去等候的桂良會商,而加緊準備北上。6月20日,普魯斯、布爾布隆與美國公使華若翰各率一支艦隊到達大沽口外。清政府以大沽設防,命直隸總督恆福照會英、法公使,指定他們山北塘登陸,經天津去北京換約,隨員不得超過20人,並不得攜帶武器。英、法公使斷然拒絕清政府的安排,堅持以艦隊經大沽口溯自河進京,並限期撤防。英艦隊司令何伯聲稱:“我們將穩操勝券,那麼我們就應該不惜用武力來打開白河的大門,並繼續向京城挺進。 ”①大沽口一帶防務,自1858年英、法兵艦退走後,清政府即命科爾沁親王僧格林沁負責。1859年6月24日晚,侵略軍炸斷攔河大鐵鍊兩根,拔毀河上鐵戧。25日,英法聯軍突然襲擊大沽口砲台。守衛砲台的直隸提督史榮椿、大沽協副將龍汝元等,在僧格林沁的指揮下,沉著應戰,開砲反擊。經過一晝夜激戰,擊沉、擊傷多艘敵艦艇,登陸進攻砲台的1000 多英軍傷亡近500人,何伯負傷。史榮椿、龍汝元等36名將士陣亡。戰鬥中,美國艦隊幫助英法聯軍作戰和撤退。8月,美國公使華若翰偽裝友好,由北塘進京,並在返回北塘時與直隸總督恆福互換中美《天津條約》批准書。在此之前,俄國代表已在北京換約。中國軍隊為保衛祖國,在大沽口痛擊侵略者,這是完全正義的行動。馬克思在論述這次戰役時指出:“中國人抵抗英國人的武裝遠征隊,毫無疑義地也是有理的。中國人這種行動,並沒有破壞條約,而只是挫敗了英國人的入侵。”①

英法聯軍大沽戰敗的消息傳到歐洲,英、法統治階級內部一片戰爭喧囂。他們叫嚷要對中國“實行大規模的報復”,“攻打中國沿海各地,佔領京城,將皇帝遂出皇宮”,藉以“教訓中國人”,讓英國人“成為中國人的生人”。 ①1860年2月,英、法兩國政府分別再度任命額爾金和葛羅為全權代表,率領英軍18000餘人,法軍約7000人,船艦200餘艘,來華擴大侵略戰爭。 4月,英法聯軍佔領舟山。 5、 6月,英軍佔大連,法軍佔煙合,封鎖渤海灣。俄使伊格納季耶夫和美使華若翰也於7月趕到渤海灣,再次以“調停人”為名,配合英、法行動。清政府在大沽獲勝後,幻想就此與英、法罷兵言和。當英、法艦隊逼臨大沽海口時,咸豐皇帝還諭示僧格林沁、恆福“不可貪功挑釁”,“總須以撫局為要”,② 並派恆福與英、法使者談判。僧格林沁認為北塘左右皆係鹽灘,敵軍“登岸不易”;即使越過鹽灘,“北塘后路現有馬隊各營,該夷亦不能直抄砲台之後”,③ 因而專守大沽,盡棄北塘防務。伊格納季耶夫向英法聯軍提供了北塘未設防的情報。 8月1日,英、法軍艦30多艘,由“俄夷引路,佔據北塘”。 ④12日,侵略軍大舉向新河、軍糧城發動進攻。僧格林沁所部蒙右騎兵英勇衝鋒反擊,在侵略軍猛烈炮火轟擊下,“精銳耗竭”。 14日,塘沽失陷。 21日,聯軍水陸協同,進攻大沽北岸炮合。守台清軍在直隸提督樂善指揮下,英勇抗擊。戰鬥直到晚上,砲台終於失守,樂善和愛國官兵全部壯烈犧牲。駐守南岸砲台的僧格林沁,在咸豐皇帝“以國家依賴之身,與醜夷拼命,太不值矣”⑤的諭示下,於當晚將防守官兵全部撤走。大沽陷落。侵略軍長驅直入,24日占領天津。清政府急派桂良等到天津議和。在談判中,英、法提出,除須全部接受《天津條約》外,還要求增開天津為通商口岸、增加賠款以及各帶兵千人進京換約等。清政府堅持先退兵,並不許帶兵進京換約,談判破裂。俄使伊格納季耶夫竭力煽動英法聯軍“盡快進入通州,不使僧王(僧格林沁)有在這個城市設防的時間”。 ①9月初,英法聯軍從天津向北京進犯。清政府再派怡親王載垣、兵部尚書穆蔭為欽差大臣,到通州議和。由於雙方爭執不下,談判再次破裂。 9月18 日,英法聯軍進攻張家灣,清軍頑強抵抗,傷亡很大,通州陷落。 21日,清軍與敵軍在八里橋激戰,“奮不顧身,齊聲大呼殺賊,進如山倒”。 ② 主帥僧格林沁等撤隊反奔,致使全軍動搖,而遭敗績。 22日,咸豐皇帝帶領后妃和一批官員倉皇逃往熱河(今河北承德),留下其弟恭親王奕訴負責議和。伊格納季耶夫又向英、法提供了有關情報和北京平面圖。 10月初,侵略軍佔領圓明園。這座經營了150多年,綜合中西建築藝術成就,聚集了古今藝術珍品和歷代圖書典籍,世界上少有的壯麗官殿和園林,在慘遭侵略軍大肆搶掠後,又被縱火焚毀。 13日,英法聯軍佔領安定門,控制了北京城。英法聯軍揚言還要炮轟北京城,搗毀皇宮。奕䜣乞請俄國公使從中斡旋。俄使伊格納季耶夫提出解決俄中邊界作為他調解的先決條件,然後對奕䜣說,中國“必須立刻同意聯軍的一切要求”。 ③奕訴在英,法武力逼迫和俄國恫嚇挾制下,於10月 24 日,25日分別與額爾金、葛羅交換了《天津條約》批准書,並簽訂了中英、中法《北京條約》。中英、中法《北京條約》不僅承認《天津條約》完全有效,而且又規定:增開天津為商埠;准許英、法招募華工出國;割讓九龍司,“歸英屬香港界內”;退還以前沒收的天主堂資產,法方還擅自在中文約本上增加: “並任法國傳教士在各省租買田地,建造自便”;賠償英、法軍費各增至800萬兩,卹金英國50萬兩,法國20萬兩。經過第二次鴉片戰爭和《天津條約》、《北京條約》的簽定,中國喪失了更多的主權,中國社會半殖民地地位進一步加深,中國人民的苦難更加深重了。

三、沙俄侵占我國北方大片領土沙俄侵占了廟街和庫頁島等地後,繼續入侵我國黑龍江流域。 1854年1月,沙皇尼古拉一世批准了俄國東西伯利亞總督穆拉維約夫提出的“武裝航行黑龍江”計劃。 5月,穆拉維約夫率領艦船70餘艘,運載俄兵近千名,不顧清政府的抗議,強行超過石勒喀河中俄邊界,闖過雅克薩、璦琿等地,橫穿中國領土兩千多公里,並在黑龍江下游闊吞屯(沙俄改稱馬林斯克)等處屯兵築壘,實行軍事佔領。 1855年5月,沙俄再次武裝侵入黑龍江,並遷來大批 “移民”,在左岸強行建立俄國居民點。 1856年末,沙俄竟將霸占的我國吉林三姓(今黑龍江依蘭縣)副都統所轄的黑龍江下游地區和庫頁島劃為它的“濱海省”,設首府於廟街(沙俄改稱尼古拉耶夫斯克)。 1857年,穆位維約夫派兵向黑龍江中、下游推進,在璦琿城對岸屯駐。 1858 年5月,乘英法聯軍進犯天津、威脅北京之際,穆拉維約夫率領兵船多艘駛至璦琿,向清朝黑龍江將軍奕山提出俄方擬定的條約草案,宣稱以黑龍江為邊界,黑龍江以北的中國領土歸屬俄國,如果不從,俄國將聯合英國對華作戰。奕山辯駁說,中俄邊界在格爾必齊河和外興安嶺,早經中俄《尼布楚條約》明文規定,從無更改,只有烏第河未經定界,有待議定。雙方交涉時,俄國兵船鳴槍放炮,以武力相威脅。 5月28日,奕山被迫簽訂了不平等的中俄《璦琿條約》。條約的主要內容為:黑龍江以北、外興安嶺以南60多萬平方公里的中國領土劃歸俄國,僅在璦琿對岸精奇哩江(今俄國結雅河)以南的一小塊地區(後稱江東六十四屯)仍保留中國方面的永久居住和管轄權;烏蘇里江以東的中國領土劃為中俄“共管”,原屬中國內河的黑龍江和烏蘇里江,此後只准中、俄兩國船隻往來,別國不得航行。清政府沒有批准《璦琿條約》,並對奕山等人予以處分。沙俄無視條約是非法的,竟把璦琿北岸的海蘭泡改名為 “報喜城”(布拉戈維申斯克)。沙皇亞歷山大二世特頒嘉獎,晉封穆拉維約夫為阿穆爾(黑龍江)斯基伯爵。 1860年10月底,俄國公使伊格納季耶夫自稱“調停有功”,並以幫助鎮壓太平軍為誘餌,向奕䜣提交了一份新的中俄條約草案和俄國單方面繪製的東部邊界地圖,逼迫奕䜣“一字不能更易”地接受,否則“兵端不難屢興”。 11月14日,奕䜣被迫簽訂了不平等的中俄《北京條約》。中俄《北京條約》除迫使清政府確認《璦琿條約》外,還規定:(一)烏蘇里江以東地區40餘萬平方公里的中國領土割讓給俄國,惟“遇有中國人住之處及中國人所佔漁獵之地,俄國均不得佔,仍準中國人照常漁獵”。 (二)中俄西部未定邊界,“此後應順山嶺、大河之流及現在中國常駐卡倫(哨所)等處,及一千七百二十八年(即雍正六年)所立沙賓達巴哈之界牌末處起,往西直至齋桑湖,自此往西南順天山之特穆爾圖淖爾(伊塞克湖),南至浩罕邊界為界”。 (三)俄國取得在庫倫(今蒙古國烏蘭巴托)、張家口、喀什噶爾等地免稅貿易、設立領事並享有領事裁判權。通過中俄《北京條約》,沙俄不僅把《璦琿條約》規定劃為中俄“共管”的烏蘇里江以東的中國領土強行割佔,而且又為割佔中國西部領土製造了“根據” 。條約還為沙俄擴大對華商品輸出和進一步侵略新疆、蒙古地區創造了有利條件。沙俄還把條約簽訂前一年由它單方面繪製的邊界地圖,當作條約附圖強加給中國,清政府拒絕簽字。

1861年6月,中俄雙方代表簽訂了《勘分東界約記》。這次勘界,實際上權勘分了興凱湖以南的陸界,並沒有勘分烏蘇里江和黑龍江的水界,只是在這張比例尺小於一百萬分之一的地圖上畫了一條紅線,表示兩國以這兩條江為界,它既不表明也不可能表明邊界線在江中的確切位置。在勘界和立界牌中,俄方力圖多佔中國領土。勘界立牌後,又不斷蠶食我方土地,搬移界牌,肆行侵占。自1862年8月起,清朝勘界大臣明誼和沙俄政府全權代表巴布科夫、扎哈羅夫等,在塔爾巴哈台(今新疆塔城)開始勘分西北邊界的談判。中國的西部疆界原在巴勒喀什池(今俄國巴爾喀什湖)。自18世紀初葉起,沙俄不斷進窺該地以東以南地區。通過中俄《北京條約》,沙俄強行規定中俄西段邊界的走向,把清朝設在境內城鎮附近的常駐卡倫指為分界標誌,把中國的內湖齋桑泊和特穆爾圖淖爾(今俄國伊塞克湖)指為界湖。隨後,俄國出兵強佔中國境內山隘、要津,壘石立界,製造既成事實。在談判過程中,俄方代表態度蠻橫,硬要中方接受其劃界方案,並多次出動軍隊襲擊博羅胡吉爾等卡倫,甚至揚言攻取喀什噶爾和伊犁。明誼嚴正拒絕俄方方案,談判中斷。 1864 年10月,在塔城重開談判。俄國派兵威逼塔城卡外,巴布科夫堅持中國必須按照俄國的分界議單劃界,“若不照此辦理,稍有更改,我們立即起程回國,只好派兵強佔”。 ①負責總理衙門的奕䜣一再指令明誼妥協讓步,惟恐如不接受俄方議單,“將兵連禍結,必致更難收拾”。 ②10月7日,明誼簽訂勘界議定書中俄《勘分西北界約記》。具體劃定了從沙賓達巴哈山口(今俄境)起至浩罕邊界為止的中俄西段邊界。據此,沙俄割佔了巴爾喀什湖以東以南,包括齋桑湖、特穆爾圖淖爾在內的計約44萬多平方公里的中國領土。沙俄是第二次鴉片戰爭最大的獲利者。它通過《璦琿條約》、《北京條約》和一系列的勘界條約,侵占了我國144萬多平方公里的領土。

① 《籌辦夷務始末》,咸豐朝卷31,第31頁。 ① 《布爾布隆致函外交大臣》,中國近代生資料叢刊:《第二次鴉片戰爭》第6冊,第191頁。 ① 《新的對華戰爭》,《馬克思思格斯選集》第2卷,第43頁。 ① 轉引自馬克思:《新的對華戰爭》,《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卷,第42—43頁。 ② 《籌辦夷務始末》咸豐朝卷55,第3頁。 ③ 《欽差大臣僧格林沁等奏嚴防海口酌量佈置情形折》,《第二次鴉片戰爭》第4冊,第323頁。 ④ 《籌辦夷務始末》咸豐朝卷55,第30頁。 ⑤ 《籌辦夷務始末》咸豐朝卷55,第35頁。 ① 阿·布克斯蓋夫登:《一八六○年北京條約》第121頁。 ② 贅漫野叟:《庚申夷氛記略》,《第二次鴉片戰爭》第2冊,第10頁。 ③ 《一八六○年北京條約》第205頁。 ①《籌辦夷務始末》同治朝卷29,第21頁。 ② 《籌辦夷務始末》同治朝卷44,第16頁。


第四節 辛酉政變及其以後的政治格局

一、辛酉政變

第二次鴉片戰爭結束後第二年,1861年11月,清朝宮廷內部發生了政變。咸豐皇帝逃到熱河行宮後,於1861年8月病死,遺詔以年方六歲的兒子載淳繼位,同時任命親信怡親王載垣、鄭親王端華、戶部尚書肅順等八人為“贊襄政務王大臣”,總攝朝政。載淳繼位後,改年號為“祺祥”。他的生母葉赫那拉氏(1835—1908 年),由貴妃而尊為皇太后,旋即加“慈禧”徽號。

皇后鈕祜祿氏(1837—1881年),被尊為皇太后,加“慈安”徽號。慈禧太后是一個權力欲極強、力圖取得實際最高統治權的人物,她與慈安太后密謀剷除肅順等贊襄政務王大臣,並與外國侵略者所支持的恭親王奕䜣相勾結,拉攏握有兵權的勝保等人。 9 月,奕䜣以弔喪的名義至熱河,與慈禧、慈安密議,決定返京以除肅順等人。議定之後,奕䜣先行回京佈置一切。此時,御史董元醇上折,奏請“皇太后權理朝政,並另簡親王輔政”。 ①這就激化了這場權力鬥爭。慈禧、慈安特召載垣、端華、肅順等贊襄政務王大臣會議,議論董元醇的請求。雙方爭論極為激烈,載垣等人極力反對“垂簾聽政”,要求發下明詔訓斥董元醇。相持數日,慈禧迫不得已,才將董元醇的原折和焦祐瀛代擬的嚴旨發下照抄。但是,她心中對肅順等人十分憤恨。 10月,載垣、端華、肅順向慈禧、慈安提出,因差務較繁,請將他們管理的處所酌量改派他人,以作為試探。慈禧、慈安抓住這個時機,順水推舟,竟解除了他們所掌管的兵權。而兼程趕至熱河的欽差大臣、兵部侍郎勝保,繼董元醇之後,又公然上奏摺,再次要求慈禧、慈安“垂簾聽政”,並聲稱此“皆中外臣工所欲言而未發者,奴才先為言之”。 ① 這無疑是對載垣等人的打擊。 11月1日,慈禧、慈安帶著載淳由熱河回到北京。次日,大學士賈楨、周祖培、戶部尚書沈兆霖、刑部尚書趙光等又在奕䜣的暗示下,上奏摺“請皇太后親操政權”。同一天,慈禧、慈安即以賈楨等人的奏請為由,接連發出四道上諭,內容是:解除贊襄政務王大臣任,派奕䜣等會議皇太后垂簾聽政享宜,將載垣、端華、肅順等革職拿問。 3日,又接連發出上諭,授恭親王奕䜣為議政王、在軍機處行走、宗人府宗令,大學士桂良、戶部尚書沈兆霖、戶部右侍郎寶鋆、戶部左侍郎文祥等均在軍機大臣上行走,鴻臚寺少卿曹毓英在軍機大臣上學習行走。隨後,慈禧太后等迅速捕殺了載垣、端華、肅順,其餘五大臣革職治罪,將載垣等人擬定的皇帝年號“祺祥”改為“同治”。慈禧太后奪取了實際的最高統治權。這便是“辛酉政變”(1861年農曆是辛酉年),或稱 “祺祥政變”、“北京政變”。辛酉政變後,慈禧太后的統治地位尚未穩固,她需要奕䜣的繼續支持,於是給予許多破格的待遇加以攏絡,如將他的長女留養宮中,晉封為固倫公主;賞他在紫禁城內乘用四人轎等等。奕䜣既已總攬朝廷權,便勢傾朝野。他羅致文祥、寶鋆、曹毓英、李棠階、董恂等人作智囊和助手,培植自己的勢力。在宣布八大臣罪狀的那道上諭中,把“不能盡心和議,徒以誘獲英國使臣以塞已責,以致失信於各國”,① 作為一個重要罪狀。肅順等人與奕䜣雖然在鎮壓國內農民起義的問題上立場一致,但在對待外國侵略者的態度上卻有所不同。奕䜣對外國侵略者是“待以優禮”, “以信義籠絡”,而肅順等人則要維持“天朝”的威風,對外國侵略者心存疑懼,不大馴順。因此,外國侵略者擔心肅順等人一旦返回北京,外交上很可能出現反复,不希望他們繼續掌握實權,而支持能“盡心和議”的奕䜣。慈禧太后和奕䜣的上台,外國侵略者感到非常滿意,認為這完全是他們“幾個月來私人交際所造成的”,也是奕䜣等人“對外國人維持友好關係使然”。 ②1862年3月,英國駐華公使普魯斯在致英外交大臣羅素的信中說:“在過去十二個月中,造成了一個傾心於並相信(同外國)友好交往可能性的派別,有效地幫助這一派人掌權,這是一個非同小可的成就。(我們)在北京建立了令人滿意的關係,在某種程度上已成為這個政府的顧問。”③

二、政變後的政治格局

辛酉政變後,中外反動勢力公開勾結起來。還在第二次鴉片戰爭結束後,英、法等國撕下了“中立” 的偽裝,以政府的名義,公開支持清朝統治者。英國首相巴麥尊聲明要清政府鎮壓太平天國,使“中國內部全局得入正規”。法國公使葛羅表示,要在“海口助中國勦賊,所有該國停泊各口之船隻兵丁,悉聽調遣”。俄國公使伊格那季耶夫也不甘落後,面告奕䜣:“請令中國官軍於陸路統重兵進剿,該國撥兵三、四百名在水路會擊,必可得手”。 ① 俄國政府還決定送給清政府一批槍砲,以便用來鎮壓人民的反抗鬥爭。搖搖欲墜的清政府中有一部分人,早就有心借助外國侵略軍鎮壓太平天國。由於英國不願俄、法搶在前面,所以它一度出面乾涉和要挾。清政府一些當權人物也擔心外國軍隊“佔據地方,勾結逆匪,阻撓官兵進剿”,不敢貿然答應俄、法的要求,但它卻密諭江蘇巡撫薛煥指使買辦商人與洋商“自為經理”。華爾組織洋槍隊參加鎮壓活動,就是這種“自為經理” 的產物。由於《北京條約》規定了各國有在北京派駐公使的權利,清政府同西方資本主義列強建立正式的外交關係已無法避免。

1861年1月,咸豐皇帝批准恭親王奕䜣等的建議,設立了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簡稱總理衙門,別稱總署或譯署),主管外交及通商、關稅等事務,後來連築鐵路、開礦、製造槍砲軍火等事務也歸它管理,總攬了全部洋務事宜。首任總理衙門大臣,除奕䜣外,還有大學士桂良、戶部左侍郎文樣。總理衙門成立後,即設南、北洋通商事務大臣。南洋通商大臣初為五口通商大臣,設置於1844年,原是兩廣總督兼職。 1858年改由兩江總督兼任,1868 年,因通商口岸已擴展至長江各地,遂改五口通商大臣為南洋通商人臣。北洋通商大臣初為三口(牛莊、天津、登州)通商大臣,1861年設置,當時是專職。 187Q年,因通商事務擴大,改三口通商大臣為北洋大臣,管理直隸、山東、奉天三省通商、交涉事務,由直隸總督兼任。總理衙門對於南、北洋大臣,只是備顧問和代傳達而已,不能直接指揮,在製度上沒有隸屬關係。與總理衙門有關的機構還有總稅務司和同文館。全國性的總稅務司署成立於1861年,設正、副總稅務司各一人,由洋人擔任,管理全部海關稅務。同文館於1862年在京師設立,是培養外國語言文字、科學技術人材的學校。在外國語言文字方面,先後分設了英、法、俄、德、日五館。科學技術方面,自1866年起,相繼添設算學館(包括天文)、化學館、格致館(力學、水學、聲學、氣學、火學、光學、電學等)和醫學館。總稅務司和同文館雖為獨立機構,但與總衙門關係密切,在組織上也有直接聯繫。奕䜣等人在奏請設立總理衙門的“通籌洋務全局”摺中,認為英國“並不利我土地人民,猶可以信義籠絡”,不過是“肢體之患”,俄國是“肘腋之憂” ,而太平軍和捻軍則是“心腹之害”,因而主張“滅發捻為先,治俄次之,治英又次之”。 ①實際上是要求與外國侵略者聯合鎮壓中國人民的起義。辛酉政變後,清政府決意求助於外國軍隊來鎮壓太平天國。 1862年2月,慈禧太后以同治皇帝的名義發布上諭,公然宣布“借師助剿”。上諭說:“借師助剿一節,業經總理衙門與英、法住京使臣商酌。……上海為通商要地,自宜中外同為保衛。……軍務至繁,若必俟總理衙門在京商酌,轉至稽遲。所有借師助剿,即著薛煥…… 與英法兩國迅速等商,克日辦理。但於勦賊有裨,朕必不為遙制。其事後如有必須酬謝之說,亦可酌量定議,以資聯絡”。 ②隨後,曾國藩在他的奏摺中也表示贊同清廷的這一決策,認為“目下情勢,舍借助洋兵,亦實別無良策”。 ① 至此,中外反動勢力公開勾結起來,共同鎮壓太平天國。慈禧太后、奕䜣等清朝最高統治者,對外依靠資本主義侵略者的幫助,對內則注意調整同曾國藩集團的關係,以取得他們的支持。慈禧太后等人懂得,清廷所依賴的武裝力量八旗、綠營已基本上被太平軍摧毀,要鞏固自己的地位,鎮壓太平天國農民運動,必須依靠握有能和太平軍對抗的唯一軍事力量的曾國藩集團,給他們以更大的權力。還在1860年6月江南大營覆滅後,咸豐皇帝因湘軍出力、江南江北大營收功的計劃破產,以肅順的主張,給曾國藩以地方實權,任命他為署兩江總督, 8月實授,加欽差大臣銜,督辦江南軍務,所有大江南北水陸各軍均歸節制。 1861年11月,慈禧太后上台的當月,又命令曾國藩統轄江蘇、安徽、江西、浙江四省軍務,所有四省巡撫、提督以下文武官員都歸他節制。兩個月後,又加曾國藩太子少保銜,授為協辦大學士。不僅用兵方略聽從曾國藩,甚至任命大員也聽他的意見。慈禧太后、奕䜣在對外關係上與肅順等人意見不同,而在對內依靠什麼力量鎮壓農民起義的問題上,並沒有什麼不同。所以有人認為是“朝用端華、肅順等遺策,用曾氏節制諸軍”。 ②慈禧太后上台後對曾國藩集團的放手使用,完全改變了過去既使用又限制的方針,調整了滿族貴族和曾國藩湘軍集團的關係;而曾國藩湘軍集團也就得以發展成為地主階級當權派中最大的實力派。到1864年湘軍攻陷天京為止,曾國藩集團先後被任命為總督、巡撫的有:兩廣總督毛鴻賓,直隸總督劉長佑,閩浙總督左宗棠,陝甘總督楊載福(岳斌),廣東巡撫郭嵩燾,江蘇巡撫李鴻章,安徽巡撫唐訓方,陝西巡撫劉蓉,山東巡撫閻敬銘,浙江巡撫曾國荃(未到任),湖南巡撫惲世臨。再加上1860、1861年已任總督、巡撫的駱秉璋、曾國藩、胡林翼、羅遵殿、嚴樹森、李續宜、沈葆楨、彭玉麟(未到任)、田興恕、江忠義(未到任),四年多的時間,共有21個湘軍集團頭目先後出任督撫。以1863年為例,當時清廷共設8個總督(未含漕督、河督)、15個巡撫實缺,湘軍集團竟佔了5個總督、 9個巡撫。曾國藩湘軍集團不僅擁有軍事大權,而且掌握了地方政權和財權。慈禧太后和奕䜣合作發動辛酉政變,除掉了載垣、端華、肅順等八個贊襄政務大臣,奪得了最高統治權,但政變後,叔嫂之間在權力上的矛盾、鬥爭日漸顯露出來。在政變中,道光皇帝的第七子、慈禧太后的妹夫醇郡王奕 也參與密謀。政變後,他因功加親王銜,授為都統、御前大臣、領侍衛內大臣。奕由於是慈禧太后的妹夫,“往往持大柄”,不滿意其兄奕䜣大權在握。 1863年他即奏稱“親貴不當專政”就是針對奕䜣而發的。在這場新的權力鬥爭中,慈禧太后和奕合作對付奕䜣,伺機而發。在太平天國農民運動被鎮壓之前,他們之間的矛盾暫時沒有公開化。隨著太平夭國的失敗,清朝的政局逐漸穩定下來,慈禧太后的統治地位也日趨鞏固,於是就處心積慮地要削弱奕䜣的權力。 1865年4月,她以奕䜣“目無君上”、“暗使離間” 等罪名,下詔革除其一切差事。慈禧太后這一突然的重大政治舉措,使許多王公大臣感到驚詫,紛紛上折請求收回成命。她見用權示威的目的已經達到,而且出於政治需要,也就採取先打後拉的手法,仍令奕䜣管理總理衙門,接著又恢復了他的領班軍機大臣的職務,但取消了議政王的稱號。從此,慈禧太后日益大權獨攬。清政府與外國侵略者的公開勾結,對曾國藩集團的加強依靠,這就使太平天國和各地人民的起義所面臨的形勢比以前更為複雜和險惡。

①故宮博物院明清檔案館編:《清代檔案史料叢編》第1 輯,第91頁。 ① 《清代檔案史料叢編》第1輯,第99頁。 ① 《清代檔案史料叢編》第1輯,第101頁。 ② 嚴中平:《一八六一年北京政變前後中英反革命的勾結》,《歷史教學》1952年4月號。 ③ 坂野正高:《中國和西方》(1858—1861),第241頁。 ① 夏燮:《中西紀事》卷20。 ① 《第二次鴉片戰爭》第5冊,第340—341頁。 ② 《籌辦夷務始末》同治朝卷4。 ① 《遵旨通籌全局摺》,《普文正公全集·奏稿》卷15。 ② 黃浚:《花隨人聖盒摭憶》。


第五節 太平天國後期及其失敗

一、太平天國領導集團的分裂

太平天國定都天京後,頒布、實行了一系列制度和政策,進行了北伐、西征和天京城外的破圍戰。到1856年上半年,除北代戰爭失敗外,太平軍在湖北、江西、安徽等戰場都取得了很大勝利,又在揚州打垮了江北大營,在鎮江和天京擊潰了江南大營,從而達到了軍事上的全盛時期。但是,軍事上的勝利,並不意味著政權的鞏固,相反,起義隊伍中的各種矛盾和弱點越來越明顯地暴露出來了。在太平天國內部,成分日益複雜,有不少地主、士紳、胥吏、商人以及遊民、潰勇等被捲進來。其中有些是暗藏的敵對分子,有些是隨風轉舵的投機分子,還有相當多的人是被迫參加的。這些人在太平軍中進行挑撥離間,煽動逃亡、叛變,甚至與清軍暗通消息,企圖從內部進行破壞,因此給太平天國帶來很大危害。 1854年在天京破獲的由張繼庚策劃的叛亂事件,就是一項顯著的事例。張繼庚本為清朝廩生,太平軍攻打南京時,他在城內參與組織反動武裝負隅頑抗。太平軍攻克南京後,他化名葉芝發,混入太平軍北典輿衙,潛伏下來,散播謠言,挑撥兩廣籍和兩湖籍戰士之間的關係,妄圖使太平軍內部自相殘殺。他串通潛藏的反動分子吳蔚堂等,拉攏收買了織營、土營、木營中的少數人以及水西等門的部分守軍,並暗中與江南大營向榮聯繫,多次密送情報,約期在清軍攻城時充當內應。 1854年3月,太平天國及時破獲了這起叛亂案件,張繼庚及其同夥被捕處死。太平天國的絕對平均主義理想,無論在農村和城市中都沒有而且也不可能獲得實現,封建的生產關係雖然受到某種程度的衝擊和破壞,但仍舊被保留下來或重新恢復。在這樣的社會基礎上建立起來的政權,就不可避免地同時具有封建的屬性,而且這種封建性隨著形勢的發展而愈益濃厚。太平天國頒布了一套“貴賤宜分上下,制度必判尊卑”的禮制,從天王到普通士兵之間,等級非常森嚴。諸王出行,官兵必須迴避道旁,高呼萬歲或千歲,否則就要受到嚴厲懲處。天王及諸王、侯都是世襲的。這些情況表明,太平天國的領袖們企圖借助於封建的等級制,來保證他們的權威和鞏固天國的秩序。建都天京後,太平天國領袖們的思想作風發生了變化。起義初期那種“敝衣草履,徒步相從”的樸質的思想作風多被拋棄,代之而起的則是對權利名位和奢侈生活的追求。太平軍進入南京後,立即大興土木,把兩江總督衙門擴建為天王府,拆毀了大批民房,動用了成千上萬的男女勞力,“半載方成,窮極壯麗”,旋因大火燒毀。 1854年又在原址復建,周圍十餘里,官殿林苑,“金碧輝煌”。 “侈麗無匹”。東王府的修建也是“窮極工巧,聘心悅目”。至如冠履服怖、儀衛輿馬等,都備極奢華。此外,天王還不斷選取民間秀女入官。這些情況表明,太平天國領袖們在進入天京後,生活上的奢侈腐化已經相當嚴重。太平天國領袖們之間的關係逐漸疏遠,原來“寢食必俱,情同骨肉”,變為“彼此睽隔,猜忌日生”,宗派色彩日益明顯。洪秀全僻處深宮,把許多精力用於宗教神學的著述,脫離了鬥爭實踐,脫離了廣大群眾。楊秀清、韋昌輝、石達開等各自通過家族、親戚、部屬等關係,結成自己的集團,並各自控制一部分軍隊。楊秀清因掌握了大部分軍政實權,所以“東府集團”勢力最大。這些集團之間爭奪權力的鬥爭日益尖銳。 1856年9月,太平天國領導集團發生了公開的分裂。楊秀清有出色的政治和軍事才能,太平天國起義前期能夠取得那樣巨大的發展,是和他的領導分不開的。但是,隨著起義的發展和個人權勢的上升,楊秀清驕傲專橫的傾向日益嚴重地表現出來,“威風張揚,不知自忌”。 ①

他對太平軍將士隨意加以杖責或處死,北王韋昌輝、燕王秦日綱等地位很高的領導人都受過他的杖責。甚至因洪秀全粗暴對待妃嬪和女官,楊秀清竟借“無父下凡”,要予杖責。楊秀清這樣專橫的作風,擴大了他與洪、韋、石、秦等的矛盾。 1856年8、9月間,江南大營被打垮,天京被包圍的形勢暫時解除,楊秀清乘機進一步擴大個人權勢,“逼天王到東王府封其萬歲”。 ②洪秀全雖然答應了楊秀清的要求,但立即密令在江西督師的韋昌輝、在湖北督師的石達開迅速返回天京。韋昌輝對楊秀清長期懷有不滿情緒,但表面上卻對楊阿諛逢迎,唯命是從。他的兄弟與楊秀清的妾兄爭宅,他甚至要處其兄以五馬分屍酷刑。韋昌輝討好楊秀清的目的,是“陽下之而陰欲奪其權”。 ③在接到洪秀全的密今後,韋昌輝立即率領心腹部隊 3000多人於9月1日深夜趕到天京,包圍了東王府,次晨將楊秀清及其眷屬殺死。接著天京城內發生混戰,太平天國優秀將領和戰士兩萬多人死亡。經過這場屠殺,韋昌輝控制了天京,獨攬軍政大權,在天京造成恐怖局面。 9月中旬,石達開從湖北趕到天京。他回到天京後,責備韋昌輝不該濫殺。韋昌輝又企圖殺死石達開。石達開聞訊後連夜逃往安慶,他在天京的一家老小全部被韋昌輝殺害。於是石達開調集在安徽的部隊,進駐寧國附近,要求洪秀全懲辦韋昌輝。韋昌輝的屠殺和專擅橫暴,激起了天京廣大將士的憤怒。洪秀全接受將士們的要求,於11月初殺死了韋昌輝及其心腹200多人,結束了韋昌輝對天京歷時約兩個月的恐怖統治。 11月底,石達開回到天京。洪秀全命他提理政務,“合朝歡悅”。但是,洪秀全經楊韋事件之後,對石達開也存有疑忌,所以封他自己的長兄洪仁發為安王、次兄洪仁達為福王,以牽製石達開。石達開被迫於1857年6月離開天京,率部獨立作戰。他的這一行動,使太平軍的兵力大大分散和削弱,便利了敵人的進攻。石達開率兵從安慶出發,起初在江西、浙江、福建等省活動,屢戰不利。從1859年起,轉戰於湖南、廣西、湖北、四川、雲南、貴州等省,多次擊敗清軍,對這些地區的群眾起義有一定的推動作用。但是,他脫離天京後,畢竟是孤軍作戰,沒有建立根據地,糧食、武器等補給困難,部隊的戰鬥力日益削弱,軍心逐漸渙散,分離、叛降的情況不斷出現。 1863年5月,石達開在四川大渡河紫打地(安順場)陷入清軍包圍,屢戰失利,傷亡慘重,部下只剩下7000餘人,糧食斷絕。石達開走投無路,自帶五歲的兒子石定忠、宰輔曾仕和等入清營,希望以停止最後的抵抗來換取保全殘部。這顯然是不切實際的幻想。他的餘部2000餘人被清軍於一夜之間屠殺淨盡,其餘已經遣散的也陸續被殺害。石達開本人被解赴成都凌遲處死,“臨刑之際,神色怡然”,“辭氣不卑不亢,不作搖尾乞憐之語”。 ①太平天國領導集團的分裂,帶來了極其嚴重的後果。它破壞了內部的團結,削弱了軍隊的戰鬥力,損傷了元氣,喪失了乘勝殲滅敵人的有利時機。而清政府方面則藉機糾集一切反動力量進行反撲。太平天國形勢急轉直下,1856年底,武昌、漢陽重陷敵手,隨後江西大部分地區也被清軍攻占。清軍重建江北大營和江南大營,並於1857年12月攻陷鎮江,圍困天京。 1858年5月,九江太平軍守將林啟容率部1.7萬餘人與清軍進行激烈戰鬥後,全部壯烈犧牲。

二、分裂後的形勢和《資政新篇》的提出

太平天國領導集團分裂後,形勢頓挫。洪秀全提拔了與清軍血戰多年的青年將領陳玉成、李秀成、李世賢等為各軍主將。他們領導太平軍奮力戰鬥,力挽危局。

1858年8月,陳玉成、李秀成會集各路將領,在安徽扒陽鎮(桐城縣東南)召開軍事會議,決定採取聯合作戰方針,同心協力解除清軍對天京的包圍。 9月,陳、李兩軍在滁州境內會師東進,攻破浦口,再次擊潰江北大營,殲敵萬餘人,並進占江浦,浦口一帶戰鬥的勝利,打通了天京與江北的交通,解除了江北清軍對天京的封鎖。洪秀全將江浦一帶改稱天浦省,派重兵駐守。正當太平軍主力進攻江北大營時,湘軍主力李續賓部在攻陷九江後,乘勢攻入安徽,進逼廬州咽喉三河鎮。 11月初,陳玉成聞訊自江浦揮師西接,直插三河鎮東南的白石山和金牛嶺,包抄湘軍後路。李秀成奉洪秀全之命,率部趕來支援。太平軍乘大霧發起猛攻,李續賓部亂成一團,拼死突圍,終不得出。經過激戰,太平軍摧毀湘軍全部營壘,擊斃曾國藩之弟曾國華等文武官員400餘人和湘軍數千人,李續賓自殺。這給曾國藩的湘軍以沉重打擊,他不得不承認:“三河之敗,殲我湘人殆近六千,不特大局頓壞,而吾邑士氣亦為不揚。”①三河大捷後,太平軍士氣重新旺盛起來,陳玉成、李秀成率部乘勝追擊,圍困安慶的清軍不戰而逃,皖北復為太平軍所有。 1859年3月,陳玉成聯合捻軍在廬州城外擊潰清軍,擒斬署安徽巡撫李孟群。在皖南,1858年12月,李世賢於寧國灣沚鎮大破清軍,殺提督鄧紹良,扭轉了不利的局面。在江西,楊輔清於1858年12月攻占景德鎮,並屢敗湘軍張運蘭部,牽制了曾國藩的兵力。天京上游局勢,至此暫時得到穩定。 1859年4月,洪仁迫於清軍緝捕,於1852年避居香港。他在香港親身接觸到一些西方資本主義的文化,又因與外國傳教士往來較多,所受基督教的影響也較深。他到天京後不久,被封為乾王,總理太平天國朝政。因為將領的不滿,不久洪秀全先後封陳玉成為英王、李秀成為忠王,其餘的也陸續封王。


第六節太平天國時期西南、西北各族人民起義

自1852年太平軍北上後,廣西各族人民繼續進行鬥爭,其中規模較大的有:陳開、李文茂在潯州(今桂平縣)建立的大成國;李文彩在永淳(今橫縣)領導的抗租起義,吳凌雲在太平府(今崇左縣)建立的延陵國;黃鼎鳳在貴縣發動的反清起義。陳開、李文茂率領的廣東天地會起義軍於1855年5月轉入廣西。 9月,改潯州為秀京,建大成國。數年中,起義軍分兵東征梧州,西取賓州(今賓陽縣),南寧,南克北流,北攻柳州、融縣、宜山。後又水陸並進,夾擊桂林。由於大成國內部組織鬆懈,軍事指揮不統一,屯兵堅城之下,曠日持久,終於被清軍各個擊破。 1861年8月,清軍攻破秀京,陳開犧牲,起義失敗。 1850年秋,壯族佃農李文彩領導了永淳壯、漢農民起義,聚集萬餘人,包圍縣城,迫使知縣同意:“官租民租,一概不收。”①隨後,李文彩在該縣平朗圩設立據點,四出打擊地主富豪。 1856年李文彩與大成國定北王梁昌聯合作戰,被授為定國公。 1859年,石達開回師廣西,李文彩欣然相從,奉太平天國正朔,跟隨石達開攻略桂西北各地,接著又轉戰黔東南一帶。 1861年後,李文彩與貴州張秀眉起義軍聯合作戰。 1872年,他在抗擊清軍的一次戰鬥中犧牲。 1852 年,廣西新寧州壯族吳凌雲發動起義,壯、漢人民相率加入。起義軍先後攻克太平府(今崇左縣)及龍州等數縣。 1861年,吳凌雲建立延陵國,自稱延陵王。 1862年,清軍攻破太平府城,吳凌雲退守新寧隴羅圩。 1863年2月,他在突圍中犧牲,餘部由其子吳亞終和張三、劉永福等領導。 1865年1月,他們進攻鎮安(今德保)府城,攻克天保縣屬各地,又分兵佔有歸順州(今靖西)至雲南邊境各縣村寨,縱橫數百里。 1868年,吳亞終兵敗德安,次年在那宥中砲身亡。劉永福先於1867年率隊進入越南六安,以黑旗為幟,這便是後來以抗法著名的“黑旗軍”。 1852 年,壯族黃鼎鳳在貴縣發動了起義。 1855年,被大成國授為將軍,後晉封隆國公。 1857年,黃鼎鳳與壯族謝秉彝起義軍聯合,攻下賓州、遷江等處,又應援李錦貴起義軍攻克上林,義軍有很大發展。大成國失敗後,黃鼎鳳退守貴縣平天寨。 1863年稱建章王。 1864年,清軍進攻乎天寨,黃鼎鳳出降被殺。二、貴州苗、教、號軍起義1855年春,台拱廳(今台江)張秀眉率領苗民抗稅起義,隊伍發展到數万人。兩年之間,起義軍連克黔東南、黔東諸府縣。同時,布依族楊元保於獨山,水族潘新簡於九阡(今三都),侗族姜映芳於天柱,也分別起義。諸路起義軍與張秀眉相互配合,整個黔東與黔東南各族起義軍聯成一片。 1857 年8月,漢族劉義順、胡二黑在石阡荊竹園起義,稱號軍。他們與苗民起義軍互相支援,先後攻下了思南府屬的一些州縣。齋教軍是何得勝、潘民傑領導的一支漢、苗、布依各族混合組成的起義隊伍,人數逾萬。數年中,齋教軍佔領了省會貴陽周圍的十幾個城池。 1857 年,黔西威寧的苗、彝農民萬餘人,借宗教聚會方式起義。他們以陶新春、陶三春兄弟為首,在畢節縣豬拱箐建立據點。不久,黔東南苗民起義軍岩大五部進入黔西。他們聯爲一體,攻畢節,克大定,又攻占了雲南鎮雄、四川高縣、珙縣等城,並在海馬姑開拓了新的根據地。貴州各支起義軍在斗爭中此呼彼應,互相支援。當張秀眉向黔東進軍時,天柱、思州等地數百屯漢族農民,“蓄發相從,輸金納賦,千里應聲”。 ① 號軍攻打城池,苗民主動運糧接濟;或小挫,“則苗、教大出救授,鉦聲滿山谷”。清方記載說:“攻苗匪則號匪梗其中,擊號匪則教匪繼其後。” ②1867年湘軍入黔,挾洋槍洋砲的優勢,轟毀義軍堡砦。次年2月,湘軍攻破荊竹園,將號軍“俘斬略淨”。接著向南進犯,連下30餘砦,張秀眉轉至湘西。苗軍在湘西連獲勝仗,湘軍被迫東還。清政府增派湘軍精銳萬餘人阻截苗軍歸路,使苗軍西返時遭到重大損失。在黔西,滇、川清軍合攻陶新春兄弟起義軍。經過半年戰鬥,豬拱箐、海馬姑先後被攻破,陶新春兄弟被俘犧牲。黔中的教軍,亦遭失敗。此後,張秀眉苗軍陷於孤立。湘軍深入尋戰,所過村寨,燒殺殆盡。苗軍據險堅守,並不時主動出擊。 1869年5月,張秀眉、包大度集合苗軍萬餘設伏於黃平縣的黃飄夾谷,一舉殲滅湘軍七、八千人,斃敵將領數十員。清軍不斷增援,於1870年11月攻陷台拱。 1871年5月,義軍被迫撤出凱里,退保雷公山。 1872年3月,再退烏鴉坡。最後,包大度受傷犧牲,張秀眉被俘遇難。

三、雲南回民起義

1855年冬,以楚雄回民與臨安漢民之間發生爭奪石羊廣礦事件為導火線,爆發了大規模的回民起義。 1856年春,馬金保於姚州、杜文秀於蒙化、馬如龍於臨安、馬復初於新興、徐元吉於澂江先後起義,很快形成了兩大勢力:一支是以杜文秀為首的滇西起義軍,另一支是以馬復初、馬如龍為首的滇東南起義軍。滇西回族起義是回、漢各族人民的反清大聯合。 1856年9月,杜文秀攻克大理,建立政權,自任“總統兵馬大元帥”,宣布“遙奉太平天國南京之號召,革命滿清,改正朔,蓄全發,易衣冠。田賦徵糧米,除丁銀。訴訟速審判,禁羈押”。 ①杜文秀闡明起義的目的是“志在救劫救民,心存安回安漢”;“此次出師,本為興漢,……但得漢、回一心,以雪國恥,是為至要”。 《揚威大都督蔡發春告誡諸將說:“漢人多而回人少,安可自樹大敵。今後禁止虐待漢人,且必須重用漢人。”《蔡發春犧牲後,所部由大司衡楊榮率領,其中“漢兵十之七八,回民十之二三”。 ④由於回、漢聯合,起義軍不斷擴大,先後攻克滇西各府州縣。滇東南迴民軍為馬復初、馬如龍等控制。馬復初是宗教上層分子,馬如龍是官宦之家出身。他們起兵後,表白自己“只欲報仇,不敢為逆”。因而他們在1856年至1861年雖三次圍攻昆明,都是時戰時和,並不堅決。 1862年,二馬降清,馬復初被封為二品伯克滇南迴回總掌教,馬如龍被授臨沅鎮總兵,成為清政府“以回攻回”的工具。 1867 年,滇西回民軍進圍昆明。馬如龍夥同清軍拒守。義軍久攻不克,反被擊潰。 1870年,楊榮所部與清軍反复搏戰,形勢日趨不利。這時,與英、法侵略者有勾搭的劉道衡上書杜文秀,提出 “交英、法亂華夏之一策”,主張“佯為英、法之黨助,使之亡清朝亂華夏”,“為帝王之驅除”。 ① 他的主張沒有被杜文秀採納。 1871年,劉道衡出走緬甸後,又假冒杜文秀名義向英王獻土稱臣,後被英方懷疑而無結果。 ②1872年,清軍包圍大理,起義軍堅持鬥爭,直至糧彈俱絕。杜文秀服毒後赴清軍主將岑毓英營中,企希保全城中百姓,岑毓英竟下令血洗大理城。歷時17年的雲南迴民起義,至此失敗。四、陝、甘、寧、青回民起義1s62年春,川、滇農民起義軍藍大順部由四川進入漢中,太平軍扶王陳得才也率部入陝,渭南迴民數千人投奔到陳得才旗下,為太平軍當先鋒隊。華州回民把前來“勸諭” 的清朝大臣張芾殺死祭旗,宣告起義。接著,關中平原的回民舉事,參加或配合陳得才部對清軍作戰。陝西漢族人民積極支持回軍,不少漢民參加回軍,“皆冒險出死力”。

關中地區的回民起義軍,攻克大荔縣的羌白鎮,並以此為據點向四境拓展。與此同時,甘肅回民也起義於會寧、通渭、秦安等地。 1863年春,回民起義軍先後攻取慶陽、邠州、郿縣等地區,使陝、甘回軍的活動地區聯成一片。 1866年秋,西捻軍張宗禹等率領6萬人入陝,這時已經撤住甘肅的回軍與撒拉、保安等族起義隊伍,聞訊東下接應,“捻自南而北,千有餘里,回自西而東,亦千有餘里”,“捻回合勢”,① 形成了西北各族人民反清鬥爭的高潮。 1867年,西捻軍自宜川渡河入山西,左宗棠率領湘軍追剿。 1868年西捻軍失敗,左宗棠復回陝西,以全力向陝、甘回軍進攻。西北迴民起義形成為四個中心:寧夏金積堡馬化龍部;甘肅河州馬占鰲部;青海西寧馬文義部;甘肅肅州馬文祿部。左宗棠首先把關中的回軍壓迫到陝北,進行殘酷的屠殺。接著便進攻寧夏金積堡。 1870年,陝、甘回軍合力反攻,大敗湘軍,南下到蒲城、富平、大荔等地,局勢為之一振。但左宗棠死力圍攻金積堡及其他回寨,不肯後撤。馬化龍獻出金積堡投降。此後,清軍向青海、甘肅進攻。 1872年初,河州回軍奮起迎擊,太子寺一戰,大敗湘軍。但馬占鱉卻乘勝投降。同年9月,湘軍進攻西寧,時馬文義已死,繼任的回族首領馬永福投降。左宗棠於是集中兵力進圍肅州。 1873年11月,肅州被攻破,馬文祿被殺,輾轉撤到肅州的白彥虎部西退新疆。至此,陝、甘、寧、青的回民起義均告失敗。

①(民國)《永淳縣志》;《永淳縣地方治亂紀要》第3 頁。 ① 同治十一年李瀚章奏,原件藏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 ② 王定安:《湘軍記》卷14。 ① 《大理縣誌稿》,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回民起義》第1冊,第29頁。 《大理縣誌稿》,《回民起義》第1冊,第33面。 《大理縣誌稿》,《回民起義》第1冊,第33面。 ④ 《回民起義》第2冊,第142頁。 ① 劉道衡:《上杜公書》,《回民起義》第2冊,第168、170頁。 ② 羅爾綱:《杜文秀“賣國”說闢謬》,《學術月刊》1980年第4期。 ① 《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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