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節 革命運動的發展

同盟會機關報《民報》創刊後，公開宣布以“傾覆現今之惡劣政府”、 “建設共和政體”和“土地國有”為“主義”，① 用資產階級的民族理論分析中國的滿漢民族關係，指出滿族對漢族實行高壓的不合理性和漢民族起來反抗的正義性；強調“專制之為禍”，並通過世界資產階級革命的歷史，說明只有與君權浴血奮戰，才能爭得民權，任何專制君王都不甘心放棄壓迫人民的權力，清王朝兼有民族壓迫者的性質，更加不會和平讓出政權；除民族革命、政治革命外，還認為“社會革命當與政治革命並行”，熱情地宣傳了“土地國有”思想。用孫中山“三民主義”理論武裝起來的《民報》，迅速佔有了進步輿論的中心領導地位，大受海內外進步知識分子的歡迎。

以康有為、梁啟超為代表的資產階級改良派，驚懼於思想界權威地位的動搖和喪失，企圖駁倒同盟會提出的革命綱領，阻遏民主革命思想的傳播。革命派清楚地認識到，對於改良派的進攻，必須予以有力的回擊，才能進一步推動革命的發展。因此，革命與改良兩條道路、兩種思想的對立更加尖銳，兩派之間的壁壘更加分明了。 1905 至1907年間，革命派與改良派在政治思想領域內的論戰達到了高潮。這次論戰的規模之大，時間之長，鬥爭之激烈，影響之深遠，在中國近代史上是僅見的。同盟會的機關報《民報》和改良派的主要喉舌《新民叢報》是雙方論戰的主要陣地，兩派在新加波、檀香山、舊金山、香港等地的報紙也都投入了這場鬥爭。論戰涉及的範圍很廣，包括民主革命的對象、任務、方法、前途等一系列重大問題，歸納起來，主要是圍繞“三民主義”進行的，即要不要“反滿”和以暴力推翻清王朝的統治，政治革命的目標應是君主立憲還是民主共和，以及封建土地制度是否應當改革等三大問題。要不要“反滿”和用暴力推翻清王朝，是這次整個論戰的中心。為了論證“反滿”和暴力革命的必要，革命派抓住“非我族類，其心必異”的傳統觀念，反复宣傳滿族非中國臣民；滿族入主中原，中國實際上早已亡國；滿族入關後對漢民族實行血腥統治，二百六十年如一日；滿族以少數“劣等”民族高踞於漢族“優等”民族之上，從歷史到現實，都絕對不合理。這些宣傳顯然具有濃厚的封建種族主義色彩，頗有煽動性，但經不起理論推敲。不過，革命派隨即指出“反滿”並非要殺盡滿人，而只是反對滿清王朝，“顛覆現今之惡劣政府”。在不推翻反動、賣國的滿清王朝，中國就不能前進的歷史關頭，革命派把“反滿”和暴力革命緊緊結合起來，從而把握了人民要革命的時代脈搏，實現了對時代潮流的指導。改良派爭辯說，滿族早就是中國臣民；清朝取代明朝，只是政權的更迭，不是亡國；滿族入關後即已和漢族同化；“反滿”和政治變革沒有必然的因果聯繫，反對變革的不盡是滿人；所以，應當以政治變革為目標，而不應以“反滿”為目標；暴力革命是殺人盈野的殘酷行動，並勢必引發內亂和招致帝國主義瓜分，最後導致亡國。因此，主張“反滿”和暴力革命的，“當以故殺祖國之罪科之”。改良派的民族理論不能說是錯誤的，但他們竭力掩蓋清朝政府的種種罪行，脫離了當時鬥爭的殘酷現實，違背了億萬群眾的感情和利益，從而遭到進步人士的唾棄。在論戰中，革命派熱情地歌頌了革命的歷史火車頭作用，指出革命雖不免流血，但可“救人救世”，“無革命，則亦無平和，腐敗而已，苦痛而已”。 ① 革命派還正確地宣布，推翻清王朝後將以民主的原則對待滿人，“儕之於平民”，決不歧視。關於改良派提出的革命將引發內亂、招致外國干涉和爪分的問題，革命派也作出了自己的回答。革命派強調民主革命不同予以往的農民戰爭，是有綱領、有組織的運動，且速戰速決，“無恐怖時代之慘狀”。他們自信能夠控制住局勢，使革命有秩序地進行，不會發生內亂。內亂既不發生，外國也就無由干涉。至於瓜分，根本的危險在於清政府的腐敗和賣國，所以推翻清朝的革命正是避免中國被列強瓜分的唯一途徑。所有這些，都有助於法除人們對革命的疑慮，增強對革命的信心。

政治改革的目標是君主立憲還是民主共和，是這次論戰的又一重點。改良派一貫主張，政治改革只能循序漸進，君主專制、君主立憲、民主共和是必經的階段，不能“躐等”。梁啟超指出，只有有自治能力的國民才能享受民主共和，而國民的自治能力又須經過長期的培養，像中國這樣“數百年卵翼於專制政體之人民”，“既缺乏自治之習慣”，“又不識團體之公益”，如驟以民主共和，必然險象環生， “民無寧歲”，而最後仍歸於專制。他聲稱：“與其共和，不如君主立憲；與其君主立憲，又不如開明專制。”①在當時的形勢下，唯一可行的辦法是“勸告”清政府實行“開明專制”，或“要求”清政府實行“君主立憲”。改良派機械地把“君主立憲”列為民主政治的必經階段是缺乏根據的，但他們強調實行民主政治需要有相應的“生計” 及“政治、道德、學術”水平，②則含有合理的內容，不能簡單地斥為“無恥讕言”。革命派用“取法乎上”批駁改良派的“循序漸進”，聲稱自由、平等是人的本性，一旦破除禁錮，就會沛然而出。譬如流水，雖受千年專製而“伏行於地”，“一旦有決之者，則滔滔然出關”。 ③有著幾千年曆史的中華民族，決不會沒有實行民主共和的能力。

國民的政治程度雖低，但和“不辨菽麥”的皇帝及“蠅營狗苟”的大臣相比，“固已優之萬萬”，所以政治改革不能期望政府，而應“專望之國民”。他們認為，通過革命實踐，人民的政治程度可望迅速提高，在推翻清朝統治之後，一定能夠建立世界上最完善的“共和政體”。革命派沒有理會改良派關於“民智未開”不利於民主建政的警告，真誠地寄希望於革命，寄希望於人民，表現了民主主義者的堅定立場，但機智多於剖析、信念多於理念，缺乏民主建政的具體規劃和實施方案。封建土地制度是否應當改革的問題，爭論沒有充分展開。孫中山的“平均地權”和《民報》標舉的“土地國有”，本不是一回事。在這個問題上，革命派內部的見解並不一致，且語焉不詳。梁啟超據“耳食之言”，指責革命派主張“土地國有”是以國為盜，“奪富人之所有以均諸平民”，藉以博得下層群眾同情。他舉出許多“理由”，認為“土地國有”破壞了私有製的 “自然法則”，“將妨害”社會生產力的發展和“阻礙”社會文明的進步。革命派爭辯說，土地屬於自然資源，理應由全民所共享；少數地主階級壟斷土地，不僅陷億萬貧民於苦難深淵，而且是工商業發展的一大障礙。為了國家的繁榮昌盛，必須廢除封建土地制度，實行“平均地權”或“土地國有”，從而推動社會生產力的發展，促進整個社會的進步。這場激動人心的大辯論以革命派的勝利告終。論爭的實質是用什麼手段、建立一種什麼樣的資本主義制度。其中，是顛覆還是保留現有政權的爭論吸引了絕大部分的注意力。當時雖然大多數人並不真正懂得民主共和的內容，但通過論戰，反滿——革命——建立共和國，在人們的心目中成為同一鏈條上緊密相聯的幾個環節，極大地推進了民主革命思想的傳播。革命派和改良派在論戰中存在著原則分歧，但也有一些共通之處。兩派都反對帝國主義的侵略，但又都替侵略者開脫罪責，認為“人必自侮而後人侮之”，“自有可亡之道，豈能怨人之亡我哉！”①兩派都不敢正面提出反對帝國主義的口號，反而希望爭取帝國主義的支持和讚助。兩派都反對封建專制制度，主張建立民主政體，但又都對反封建的艱鉅性缺乏認識，改良派只想有個“國會”，革命派則再加一個“民選總統”，以為這些就是民主建政的全部。論戰表明，革命派和改良派代表著同一個階級——資產階級的利益，是這個階級在政治上的兩翼：左翼的革命派希望用革命陣痛為資本主義的發展開闢道路；右翼的改良派希望不冒革命風險為自己爭得較好的境遇。兩派的分裂和對立，正是中國資產階級尚不成熟的表現。

儘管革命派本身存在著許多嚴重的弱點，但他們以高昂的革命精神，決心通過暴力推翻清王朝，建立資產階級共和國。這個主張，受到了當時進步人士的普遍擁護。 《民報》風行海內外，多次重印，仍然供不應求。繼《民報》之後，又一批革命刊物，如《复報》、《雲南》、《鵑聲》、《漢幟》、《河南》、《四川》等相繼創刊，和《民報》相呼應。國內許多城市如上海、武漢、天津、廣州等地，都有革命黨人主編的報紙出版。同時，大量秘密的和公開發行的革命書籍在人民群眾中廣泛流傳。革命派已經以明顯的優勢佔領了思想陣地。革命運動於是不可遏抑地迅猛發展。

二、同盟會領導的武裝起義及其他革命活動

同盟會成立後，以孫中山為首的資產階級革命派，朝氣蓬勃，積極開展各項革命活動。他們一面創辦《民報》及其他報刊，大造革命輿論，批判改良思想；一面派人回國，發展革命組織，聯絡會黨和新軍，不斷發動武裝起義。 1906年秋冬間，孫中山、黃興和出獄後從上海到東京任《民報》主編的章炳麟等製訂了《中國同盟會革命方略》，詳細規定了起義的方針、政策及有關事宜，其中擬定的準備起義後發布的《軍政府宣言》，第一次言簡意賅地闡述了革命宗旨即“四綱”（驅除韃虜，恢復中華，建立民國，平均地權）和實施程序即“三序”（軍法之治，約法之治，憲法之治），成為各地革命黨人共同遵從的經典性文獻。隨後，孫中山即奔赴南洋，具體籌劃在華南組織起義。

1906年12月，在湖南、江西交界的瀏陽、醴陵、萍鄉地區首先爆發了號稱“革命軍”的大規模會黨起義。萍瀏醴一帶，向來會黨眾多，且和自立軍、華興會有過密切的聯繫。 1906年夏，黃興派劉道一、蔡紹南等返湘整頓會黨。蔡紹南，萍鄉人，回鄉後到處“演說革命”，得到會黨首領龔春台（謝再興）等信從。這年，湖南大水，“禾穀不登，一粒如珠”，災民衣食無著，人心浮動，萍、瀏、醴一帶盛傳“殺韃子”、“劫富濟貧”的呼聲。龔春台等遂密謀起義，創立洪江會，設總機關於麻石，勢力迅速發展到萍鄉、宜春、萬載、瀏陽、醴陵各縣，並決定在農曆十二月底清朝官府封印後舉事。風聲外播，清吏不斷派人突擊搜捕，會黨頭目李金奇、蕭克昌等先後被捕殺，總機關也遭抄封。在形勢十分緊急的情況下，龔春台部會眾二三千人於 1906年12月3日在麻石豎旗起事。十天之內，各處會黨首領先後舉兵，擁有會眾2000餘人的薑守旦也在瀏陽響應。起義群眾包括煤礦工人、貧苦農民和防營士兵等，總數達 3萬人以上。這次起義明顯地反映了革命思想的影響。起義軍豎白旗，旗書“革命軍”及“洪福齊天”字樣，頭裹白布，“所過地方，只索軍械、令供糧食白布，所搶劫焚殺者，皆向辦警察保甲紳士人家為多，到處出有偽示安民，收買人心”。 ① 告示用“欽命替天行道督辦革命軍”名義，內容則限於“體天伐罪吊民”、“江山統一歸漢”等，② 沒有超出會黨傳統的“劫富濟貧”、“滅滿興漢”的政治水平。在組織上也還沒有克服舊式會黨起義的弱點，倉卒發唯，各股蜂起，號令不一，事前缺乏嚴密的計劃，起事後又沒有迅速出擊的戰斗方案，清政府急調湖南、湖北、江西、江蘇等省軍隊5萬多人四面圍剿。起義軍僅憑從地方“團防局奪來的二三千支槍，和清軍奮戰近日，交戰20餘次，表現了英勇頑強的戰鬥精神，終以寡不敵眾而失敗。龔春台、蔡紹南、姜守旦等潛逃，數千群眾被殺。萍瀏醴起義使革命黨人精神振奮。東京的同盟會員“莫不激昂慷慨，怒髮衝冠，亟思飛渡內地，身臨前敵，與虜拼命，每日到機關部請命投軍者甚眾”。③ 且有人假託龔春台名義撰寫“中華國民軍南軍革命先鋒隊”檄文，刊登《革命軍報》，以廣聲勢。

清政府則在長江中下游大興黨獄。湖北日知會首領被捕，並誣指為湖北會黨首領劉家運，遭嚴刑拷打，死於獄中。湖南同盟會分會負責人禹之謨早在8月間被捕，定為永遠監禁，萍瀏醴起義後被絞殺。先後由同盟會派回國內的劉道一、孫毓筠、楊卓林、胡瑛、寧調元、權道涵、段濡等相繼在湖南、湖北、江蘇被捕，劉道一、楊卓林等被殺害。長江中、下游的革命活動遭到嚴重挫折，黃興因而轉向協同孫中山經營華南。

從1907年5月至1908年4月，在孫中山的直接領導下，同盟會在華南沿海和沿邊地區連續發動了六次武裝起義，即1907年5月的饒平黃岡起義，6月的惠州七女湖起義，9月的防城起義，12月的鎮南關起義，1908年3月的欽州馬篤山起義和4月的雲南河口起義。孫中山的戰略思想是：在華南沿海和沿邊地區起義，奪取兩廣為根據地，然後揮師北上，長江南北革命黨人齊起響應，從而直搗北京，推翻清朝。但是，歷次起義都失敗了。失敗的根本原因在於革命黨人缺乏依靠群眾、發動群眾進行長期艱苦戰鬥的決心。他們之所以選擇在華南沿海和沿邊地區起義，主要是為了便於從海外接濟餉械。起義後，往往因為餉械接濟困難，在清軍的鎮壓下，便解散起義隊伍。歷次起義人數最多的也不過1000多人，其中好幾次都只是幾百人的冒險突擊。例如，1908年3月黃興率領200多人進入欽州馬篤山起義，隨後在廣東、廣西邊境的幾十個村鎮轉戰40多天，大小數十仗，先後擊敗1萬多清軍，聲威大振，但由於沒有依靠群眾和發動群眾，孤軍苦戰，糧食困難，戰士疲勞，終於失敗。

防城起義本來具有很好的群眾基礎，但革命黨人並沒有重視在群眾中紮根。 1907 年春，廣東欽州三那（那桑、那黎、那彭）地方人民為反對清政府增收糖捐，召開“萬人會”，組織了以劉恩裕為首的群眾隊伍，掀起聲勢浩大的抗捐運動，一度攻入欽州城。清政府派兵鎮壓，劉思裕犧牲，群情更為激憤。三那人民派梁建葵等為代表，赴河內向孫中山求援。孫中山派王和順前往聯絡。當時，廣大群眾革命情緒很高，梁建葵等“在各鄉村組織革命軍，預備發動，有槍數百枝，劉思裕之侄顯明黨數百人來會，聲勢頗盛”。 ① 但是，王和順等坐失良機，一心指望清軍郭人璋部反正，在三那附近徘徊觀望達數月之久。 9月，革命黨人依靠三個清軍下級軍官的反正，佔領了防城，仍然不去發動人民群眾，而轉攻欽州，要求清軍統領郭人漳應約起義。郭人漳拒絕後，起義軍又臨時決定去襲取靈山。結果猛攻靈山不下，防城又被郭人漳部奪去。對清軍反正的幻想造成了這次起義的失敗。 1907至1908年間，光復會在浙江、安徽發動了兩次起義。同盟會成立後，光復會的一部分領導人如徐錫麟因意見分歧，沒有加入同盟會，繼續以光復會名義進行革命活動。浙江紹興大通學堂是光復會的據點。徐錫麟等召集金華、處州、紹興等地會黨頭目入校練習兵操，藉以蓄積革命力量，伺機起事。徐錫麟為打入清政府內部以發動革命，納粟捐官，以道員分發安徽候補，充任巡警學堂及巡警的會辦。紹興大通學堂由秋瑾主持。秋瑾於1904年底在上海加入光復會，次年在東京又加入同盟會，被推為浙江分會負責人。她接辦大通學堂後，積極聯絡平陽、武義等地會黨首領，吸收浙江新軍官佐及軍事學堂師生朱瑞等參加光復會。經過秘密聯繫，秋瑾和徐錫麟決定在浙江、安徽同時發動起義，遙相呼應。部署未定，嵊縣會黨先期發難失敗，武義、金華、蘭溪、湯溪、浦江各縣會黨武裝也先後遭到鎮壓。徐錫麟倉卒舉事，於1907年7月6日利用安徽巡撫恩銘到巡警學堂參加畢業典禮的機會，刺殺恩銘，率領學生等進攻安慶軍械所，失敗被執，慷慨就義。紹興大通學堂受到牽連，秋瑾被捕，犧牲於紹興軒亭口。

早在1905年，安徽革命知識分子柏文蔚等組織了名為 “岳王會”的革命團體。岳王會以軍事學堂學生及新軍官佐為主要聯絡對象，成為光復會的外圍組織。 1908年11月22日，岳王會軍事骨幹、安徽新軍砲營隊官（連長）熊成基率馬、砲營新軍千餘人起義，圍攻安慶一晝夜未能得手，向集賢關退卻，旋改變戰略，擬取道桐城，襲取廬州為根據地。清軍追擊，部眾漸散，到廬州時已不滿百人，勢不能支，熊成基潛匿，起義失敗。後來，熊成基在東北被捕犧牲。

同一期間，四川革命黨人聯絡會黨在江安、滬州、成都、敘府多次發動起義，都沒有成功。湖南、湖北等省也有革命黨人發動會黨起義，但因步調參差，缺乏集中統一的指揮而均告失敗。除熊成基安慶起義外，歷次起義基本上是依靠會黨發動的。會黨的主要成分是遊民無產者，即破產的農民和失業的手工業工人。他們同廣大農民有著天然的聯繫。聯絡會黨，客觀上可以說是資產階級革命派發動農民的一種特殊形式，但這並不意味著革命派與農民階級建立了革命的聯盟。革命黨人由於獲得會黨的支持，感到自己有所憑藉，大大增強了革命的決心和信心。但是，革命黨人聯絡會黨的工作存在著嚴重的缺陷：一般只是聯絡會黨首領藉以發動起義，不注意對會黨群眾進行民主革命的教育；重視利用會黨勇於鬥爭的精神，但無法克服會黨紀律鬆弛的現象。革命黨人沒有能力改造會黨，在歷次起義失敗後，反而產生了埋怨會黨的情緒，認為“會黨發動易，成功難，即成而囂悍難制，不成則徒滋騷擾”。 ① 於是，他們把工作重點逐漸轉移到新軍方面。新軍同農民的聯繫不如會黨，但比較集中，比較有組織性。由於新式教練的需要，新軍的中下級軍官和士兵中也有一些知識分子，這就為革命黨人打入軍隊進行活動提供了便利條件。當時，清政府編練新軍主要是仿效日本，派往日本留學的人很多，同盟會成立後的兩三年內，在日本陸軍士官學校學習的就有300多人，其中約三分之一加入同盟會，有的如閻錫山還加入黃興組織的機密團體“丈夫團”。此外，國內各省的陸軍中、小學堂的學生也有不少加入同盟會或其他革命組織的。這些軍事學堂的學生畢業後，分派到各省新軍擔任中下級官佐，加上一些革命知識分子入營當兵，從而在新軍中普遍地埋下了革命的種子。同盟會東京總部曾指示各省分會，“希望國內同志竭力向清朝新軍之初級軍官運動”，① 吸收入會。 1907年，廣東陸軍中、小學生參加同盟會的就佔學生總人數的30％以上；至1910年，步兵一標（團）和砲兵一營士兵入會的人數接近總數的80％。其他各省新軍中的革命勢力也不斷迅速發展。 1910年的廣州起義就是依靠新軍發動的。以孫中山為首的資產階級革命派經歷了1907至 1908年多次起義的失敗，仍然堅持武裝鬥爭。 1909年秋，黃興等在香港設立領導機關，準備在廣州發動起義，派趙聲、朱執信、倪映典等在廣東新軍中發展革命組織。年底，各項工作逐漸準備就緒，預定於次年2月24日（元宵節）前後發動。不幸消息洩露，廣州地方官吏加強了戒備，並下令收繳新軍士兵手中的槍枝彈藥。革命黨人不得不提前發動，倪映典等於1910年2月 12日率新軍千餘人在廣州城郊起義。清軍出城彈壓，倪映典中彈犧牲，起義軍傷亡百餘人，終因子彈缺乏（每人不過七顆）而失敗。廣州新軍起義失敗後，同盟會的一些領導人中間出現了悲觀失望的情緒。 “舉目前途，眾有憂色。詢及將來計劃，莫不唏噓太息，相視無言”。 ② 一部分革命黨人喪失了信心，連黃興也準備去從事暗殺活動。本來，革命黨人早就把暗殺作為革命的輔助手段，並認為面對殘暴的強敵，暗殺可以喚醒沉睡的人民，成為革命的導火線，而又簡便易行。因此，從興中會到同盟會，組織了七八個暗殺團，策劃過 50起以上的暗殺活動。有的作為起義的先聲或配合、響應起義的行動，有的為了懲處叛徒、奸細，有的為了粉碎敵人的陰謀、掃除革命的障礙和喚醒國人。因暗殺活動而犧牲的史堅如、吳樾等，他們視死如歸的精神贏得了人們的尊敬。 1910年，汪精衛入京謀炸攝政王載灃，則屬失敗之餘為了洩憤。孫中山原則上並不排斥暗殺手段，但認為像黃興、汪精衛這樣的重要骨乾放棄武裝起義而搞暗殺是不妥當的。廣州起義失敗後，他由美洲到達馬來半島的檳榔嶼，召集黃興、趙聲等舉行會議，勉勵他們不要因失敗而氣餒，應當再接再厲，繼續堅持鬥爭。他說：“吾曩之失敗，幾為舉世所棄，比之今日，其困難實百倍。今日吾輩雖窮，而革命之風潮已盛，華僑之思想已開，從今而後，只慮吾人之無計劃、無勇氣耳！” ①孫中山的革命樂觀主義精神，使大部分革命黨人深受鼓舞。會議商定了在廣州繼續發動起義的計劃，由孫中山負責在海外籌餉，趙聲、黃興等革命黨人先後返回香港，組織統籌部，作為起義的領導機關，並派人分別前往長江中下游各省聯絡，策動響應。許多革命黨人潛入廣州，設立秘密機關達數十處。他們吸取以往一處機關遭受破壞即牽累全局的沉痛教訓，決定各秘密機關互相保密，直接與統籌部負責人進行單線聯繫。經過較長時間的活動，在廣州新軍、防營、民軍、警察中的發動工作漸趨成熟。 1911年4月8日，香港統籌部召開會議，制定了起義的周密計劃，決定分十路進攻廣州，從香港派“選鋒”800人至廣州發難，於13日（農曆三月十五日）正式起義。 8日這一天，革命志士溫生才在廣州諮議局門前擊斃廣州將軍孚琦，後被捕犧牲。廣州地方當局惶恐萬狀，採取了嚴加防範的措施。革命黨人方面因餉械均未及時運到，起義被迫延期。不久，統籌部獲悉廣州的一部分新軍將於5月初退伍的消息，認為起義不宜再延。 4月23日，黃興趕到廣州，主持起義的領導工作。由於清方搜浦極嚴，廣州城內風聲鶴唳，部分秘密機關已遭破壞，黃興在準備尚未就緒、聯繫未及周密的情況下，臨時決定於27日（農曆三月二十九日）晚舉事，進攻計劃由原來的十路改為四路。及時，他親自率領革命志士200人進攻總督衙門，但其餘三路均未能按時策應。他原來打算活捉兩廣總督張鳴岐，然後用總督名義號召兩廣清軍反正，但攻入總督衙門後，張鳴岐已經潛逃，計劃落空，失去了下一步戰鬥的目標。起義者縱火焚燒總督衙門後，黃興將隊伍分為三路，分途前往接應事前已經聯繫的新軍、防營和民軍，途中遇到清軍的截擊，雙方展開了激烈的巷戰，革命志士多人犧牲，起義遭到慘重的失敗。黃興、朱執信等負傷退回香港。事後，犧牲的革命烈士遺骸72具合葬於廣州紅花崗（後改稱黃花崗）。因此，這次起義被稱為“黃花崗起義”。黃花崗起義的失敗，使同盟會喪失了許多優秀幹部，領導力量大為削弱。但這次起義使清朝統治受到一次沉重的打擊，烈士們英勇戰鬥、視死如歸的革命精神，更加振奮了全國人民的鬥爭意志，鼓舞著人們踏著他們的血跡奮勇前進。孫中山後來總結這次起義說：“是役也，集各省革命黨之精英，與彼虜為最後之一搏。事雖不成，而黃花崗七十二烈士轟轟烈烈之慨已震動全球，而國內革命之時勢實以之造成矣。”①

同盟會領導和影響下的連續不斷的武裝起義，大為振奮人心，促進了全國革命形勢的發展。但歷次起義的失敗，使同盟會的力量受到了挫傷，革命黨人內部的分歧和渙散明顯地加深了。同盟會雖有統一的組織、綱領和行動計劃，但內部卻很不一致。它的領導成員分別來自原興中會、華興會、光復會等幾個不同的地方性革命組織，這些人原來有各自的活動區域，有各自的社會聯繫，有各自的鄉土觀念，往往難以融洽無間。當同盟會籌建期間，華興會內部就有不同意見：或主張保持華興會的組織和興中會聯合，或主張形式上加入孫中山的組織而精神上仍保持自己的團體，或乾脆反對聯合。光復會主要領導人則沒有參預籌建。同盟會成立不久，原華興會的宋教仁等就對孫中山的專斷作風表示不滿，黃興也曾因軍旗、國旗問題和孫中山發生爭執。孫中山主張用青天白日旗，黃興主張用井字旗，孫中山不容異議，黃興“怒而退會”，並“發誓脫同盟會籍”。 ①

1907 年，日本當局為協調和清政府的關係，迫令孫中山離境，使孫中山無法主持同盟會東京本部的工作。孫中山遠赴南洋，全力在華南策動起義，又引起以長江流域為基地的原華興會、光復會成員的不滿。 1907年6月，在北一輝次郎等幾個加入同盟會的日本無政府主義者挑動下，東京本部的張繼、章炳麟、劉光漢、譚人鳳曾掀起“倒孫”風潮，要求罷免孫中山，改選黃興為總理，因黃興堅決反對而作罷。同年8月，四川張百祥、江西鄧文輝、湖南焦達峰、湖北孫武等一部分同盟會員，在宋教仁、譚人鳳的支持下，在東京成立共進會，隨後推派會員回國活動。共進會對於推動長江流域革命運動的發展起過一定的積極作用，但它雖自稱是同盟會的“外圍”，卻不僅有自己獨立的組織，而且把同盟會的“平均地權”綱領改為“平均人權”，甚至有自己的旗幟——十八星旗。黃興曾質問焦達峰，同盟、共進“二統誰將為正！”焦達峰迴答：“異日公功盛，我則附公；我功盛，公亦當附我。” ②實際上是獨樹一幟。

1908年春夏間，陶成章計劃聯合江、浙、皖、贛、閩五省會黨，建立“革命協會”。在他草擬的《革命協會章程》裡，提出了有別於同盟會綱領的政治主張，如否定代議制度，要求“田地公有”等，更明顯地具有“獨立”的性質。 ① 陶成章為募集革命經費到南洋華僑中活動，和同盟會南洋支部發生摩擦，認定為孫中山作梗，便在南洋各埠倡設光復會，並糾集同盟會員李燮和、許雪秋等對孫中山進行人身攻擊。 1909年9月，陶成章、李燮和等起草了一份《孫文罪狀》，捏造種種罪責，要求罷免孫中山的總理職務，掀起了又一次“倒孫”風潮。章炳麟主編《民報》，改變《民報》宣傳三民主義的編輯方針，大肆鼓吹“佛學”與“國粹”，艱澀難懂，脫離現實，遭到海內外許多革命黨人的不滿。這時，他也參加了對孫中山的攻擊。孫中山等被迫反擊，關係破裂。 1910年2月，重建的光復會宣告正式成立，以章炳麟為會長，陶成章為副會長，設執行局於南洋，公開與同盟會分庭抗禮。孫中山在談及此事時沉痛地說：“際此胡氛黑暗，黨有內鬨，誠至為艱苦困危之時代。”② 值得注意的是，宋教仁、譚人鳳等雖然沒有參與第二次“倒孫鳳潮”，但也在醞釀“獨立”活動。 1910年6月，宋、譚等聚於日本，邀約在日本的同盟會分會會長“研討革命前途”，決定採取在長江流域發動革命的方針，籌建同盟會中部總會。 1911年初，譚人鳳從黃興那裡領來活動經費5000 元，即督促宋教仁、陳其美等加緊籌建工作。 7月，同盟會中部總會在上海正式成立。它提出“以推覆清政府、建立民主的立憲政體為主義”，公開拋棄了民生主義。它制訂了自己的會章，不僅建立本部，而且準備在長江流域各省設立分會，還擬定了自己的旗幟——五色旗。儘管中部總會說它奉東京本部為主體，認南方支部為友邦，但實際上是又一個具有“獨立”性的組織。

1908年以後，日本政府以及越南、香港等地的殖民當局部禁止孫中山入境，孫中山不得不遠遊南洋、歐美。他對同盟會東京本部的章炳麟、宋教仁等深為不滿，但又無力加以整頓。他在新加坡建立同盟會南洋支部，在香港建立南方支部，以全力經營華南的革命發動。在孫中山的直接領導下，同盟會本部的職權實際上大部分轉移到新加坡和香港，南洋支部、南方支部成為革命軍事大本營。東京本部被冷落在一旁，名義上它是同盟會的領導中心，而實際上不能起領導中心的作用。鑑於同盟會內部的分歧和渙散，孫中山曾計劃把同盟會改組為中華革命黨，把綱領改為“廢滅韃虜清朝，創立中華民國，實行民生主義”，並於1910年2月在舊金山實施，要求南洋各埠同盟會與分會一體遵改，因遭到抵製而未能貫徹。自立組織，一方面表現了各地革命黨人的革命積極性和主動精神，對於推動各自地區的革命運動有所貢獻；另一方面又表現了革命黨內部領導層的矛盾和不團結，對後來的革命進程不能不產生嚴重的消極影響。

三、群眾性的反抗鬥爭

民主革命運動日益發展的同時，廣大人民群眾反抗清朝暴政的自發鬥爭也日益高漲。 20世紀初年的中國，民族災難深重，農村經濟殘破，整個社會動盪不安。廣大工農群眾自發的抗暴鬥爭此伏彼起，連綿不斷。 1902 年，因攤派賠款，“抗捐滋事之案，層見疊出”。在廣泛的抗捐風潮的基礎上，直隸廣宗等地農民舉起“掃清滅洋”的旗幟，四川巴縣一帶會黨以“滅洋剿清興漢” 為號召，湖南邵陽人民則組織“大漢滅洋軍”，發動武裝起義。廣宗群眾推景廷賓為首，聯合鉅鹿、南宮、威縣一帶農民，抗“洋差”，抗賠款，攻教堂，抗清軍，影響及於河南、山東，北京震動，在19世紀末年爆發的廣西陸川、武鳴會黨起義，到1902年，廣大農民紛起響應，鬥爭火焰迅速蔓延到廣西南部和西部的十餘州縣。隨後，起義地區愈廣，勢力愈強，烽火燃遍全省，廣西巡撫發出了“幾於無人不匪，防剿俱窮”的哀鳴。這次會黨起義，有漢、壯、苗、瑤等各族人民參加，曾波及廣東、湖南、貴州、雲南四省。清政府為此用兵數十萬，到1905年雖然將起義鎮壓下去，但始終未能將鬥爭火焰完全撲滅。會黨首領王和順等後來參加了同盟會。

伴隨著抗捐抗稅的鬥爭而普遍興起的搶米風潮，深刻地反映了農村經濟的殘破和廣大農民的苦難。 1906 年，江蘇受災嚴重，地主、商人乘機囤積居奇，米價暴漲，災民忍無可忍，掀起了猛烈的搶米風潮。靖江、山陽、揚州、泰州、鎮江、清江、蘇州等處先後聚眾數千人，攔搶米船、搗毀米行、錢莊、當舖、衙署；徐州府屬豐、沛、碭山等縣農民群起抗租，地方官吏壓制干涉，激成暴動。浙江省仙居縣農民搶奪紳富米穀，泗安鎮農民抗阻奸商運米出境，杭州也發生了搶米事件。安徽省徽州府各屬農民成群結隊，集體搶糧。湖南省衡、永一帶災民“結隊求食”。湖北省興國、武昌、通山，河南省汝州、關林、新野、西平，江西省吉安、瑞昌，奉天省營口、遼河東岸、鳳凰廳、安東等地，都發生了農民暴動，或抗捐，或抗糧，有的攻入縣城，毀署劫獄，有的搗毀厘捐局卡，有的豎旗舉事，鳴鑼出隊，抗擊官軍的鎮壓。內蒙古伊克昭盟和郭爾羅斯前旗也先後爆發了蒙古放人民反對無止境的“放墾”和加重各族人民負擔的反抗運動。廣西壯、漢各族人民在柳州、南寧等地打開牢獄，放出囚犯，劫走餉銀，發動了武裝起義。各地農民鬥爭此呼彼應，持續高漲。

1907年陝西“蔓延十餘州縣，前後亙四閱月”的抗捐鬥爭，江、浙等省的搶米風潮，新疆哈密維吾爾族人民反抗沉重差徭的暴動，奉天遼陽滿、漢人民反抗牛馬捐的鬥爭；1908年吉林延邊朝鮮族人民反抗苛捐雜稅的鬥爭，1909年直隸遷安縣數万農民的抗捐暴動，江西袁州數千農民的抗捐起義，等等，都是當時規模較大的農民抗暴運動。 1910年，出現了數十年所未有的嚴重災荒，各族人民的反抗浪潮更加高漲起來。這一年發生搶米事件的地區遍及南北各地。江西撫州搶米，參加者達1萬人；焚搶江蘇海州海豐麵粉廠的饑民達2萬餘人；湖北沔陽饑民圍搶富戶後，又列隊對抗前往彈壓的官軍；湖南長沙饑民一夜間將城廂碓房、米店100餘家一齊搗毀，次日又焚燒巡撫衙門，焚燒和搗毀大清銀行、稅關、官錢局等盤剝人民的機構，鬥爭的鋒芒還指向帝國主義的教堂、洋行以及一些洋貨商店，參加鬥爭的人數達2萬以上，並波及益陽、寧鄉、湘潭、湘陰、安化、岳州、寶慶、常德、澧州、衡州、瀏陽各地。抗捐抗稅鬥爭也到處發生。江蘇省反抗調查戶口風潮，遍及宜興、江寧、吳縣、震澤、武進、陽湖、丹徒、金壇等地。廣東省羅定、連州、大埔，浙江省長興，雲南省昭通，直隸省易州，都曾發生反對調查戶口的騷動。調查戶口、釘門牌，是清政府“預備立憲”的措施之一。官紳借調查戶口為名，按戶斂錢，引起了人民群眾的激烈反對。這個事實，充分說明了清政府吏治的腐敗和“預備立憲” 騙局在群眾心目中的破產。此外，因籌辦“地方自治”、“鄉村巡警”及其他“新政”而加捐加稅，也造成無數次大小“民變”。例如，廣西懷遠縣因加抽油捐，激起121村的農民起義，永淳縣、藤縣、岑溪縣農民為抗繳新捐而發生暴動；河南省葉縣農民抗捐，聚眾一二萬人，長葛縣發生萬人暴動，密縣農民拆毀縣署；山東省萊陽縣因貪官劣紳濫增新捐新稅，吞蝕積穀，激起了由曲詩文為首的農民起義，參加的群眾達五六萬人，海陽、榮成等各處農民紛起響應。

1911年7、8月間，大雨滂沱，江河氾濫，長江兩岸自宜昌以下，一片汪洋，幾成澤國。湖南饑民達數十萬之多，每日餓死者不下千餘人。於是安化、溆浦、新化、瀏陽群眾“相約執戈蜂起”，衡州、永州、寶慶三府農民搗毀官運局，岳州、南州、華容等地“搶米穀者不知凡幾” ，桂陽、郴州、永順、靖州、辰州均紛紛禀報“匪徒”滋事。兩湖地區形成瞭如火如荼的革命形勢。億萬農民已經不能照舊生活下去了，遍及全國的農民抗暴鬥爭的持續發展，震撼著清朝統治的基礎，預示清王朝的末日即將到來。反洋教鬥爭仍然不斷發生。 《辛丑條約》訂立後，外國傳教士更加橫行霸道，氣焰囂張，因而在浙江、湖北、江西、四川、河南、廣東、福建、安徽、直隸、山東、山西、雲南、西康等省都激起了廣大人民的激烈反抗。僅據《東方雜誌》的記載，1904至1908年間，發生“鬧教”的地方就有35處。實際上在20世紀初年發生反洋教鬥爭的州縣在六七十以上。 1903年浙江桐廬濮振聲“仇教起事”，1905年湖北宜昌、沙市間居民設立“滅洋”義勇隊，1906年安徽霍山張正金、河南遂平苗金聲“毀堂殺教”、“戕官劫獄”和江西的“南昌教案”，都是較為著名的事例。

工人階級的罷工鬥爭是群眾抗暴鬥爭的重要組成部分。伴隨著帝國主義在華投資的增加和民族資本主義工業的發展，中國工人階級的隊伍迅速增大。在帝國主義、本國封建主義和資本主義的三重壓迫下，工人階級不斷發動反抗。例如，1904年四川成都兵工廠600 名職工舉行罷工，抗議工頭任意剋扣工資；1905年盛宣懷暗將上海華新紗廠賣給日本資本家，“該廠自歸日人經理後，工人大不滿意”。 4月，日方准備裁減工人，激成暴動；同時，上海集成紗廠工人因反對工頭的壓迫和剝削，4600餘人舉行罷工，搗毀廠內部分設備，並抗擊外國巡浦的鎮壓；5月，萍鄉安源煤礦外國工程師無理扣發工人工資，激起罷工。工人們搗毀洋房，痛打監工，並準備奪取軍械，迫使該廠的帝國主義分子星夜乘火車逃往湖南醴陵。後來，礦方被迫同意照發工資，罷工才漸次平息。此後，各地罷工鬥爭繼續發展，罷工次數不斷增多，罷工規模日益擴大。其中較著名的有：1906年，上海虹口瑞綸絲廠外籍經理無理扣發工人工資，全廠女工1000人立即罷工，終於迫使廠方照付工資。 1907年，山東坊子煤礦礦坑爆炸，110名工人遇難，激起了廣大工人的憤怒，罷工持續了數週之久。 1911年8月，上海閘北協和、晉昌、長綸、錦華等絲廠剋扣工人工資，並延長工人勞動時間，四家工廠女工2000餘人舉行罷工以示抗議。 20 世紀初年的中國工人階級，還沒有形成為獨立的政治力量，但在迅速成長過程中，已經與農民階級一起成為中國革命的主要動力。工人階級的罷工鬥爭，把廣大群眾的反抗怒潮引進了城市，更加直接地打擊中外反動勢力的統治中心，進一步推動了革命形勢的發展。

① 《民報之六大主義》的前三條，後三條屬於對外綱領，為“維持世界真正之和平”、“主張中國日本兩國之國民的連合”、“要求世界列國贊成中國革新之事業” 。 ① 思黃：《中國革命史論》，《民報》第1號，第53頁。 ① 《開明專制論》，《新民叢報》第75號。 ② 《新民說·論政治能力》，《新民叢報》第49號。 ③ 《論中國宜改創民主政體》，《民報》第2號。 ① 觀雲：《極東問題之滿洲問題》，《新民叢報》第35號；陳天華：《絕命書》，《民報》第2號。 ① 《江西巡撫吳重熹致外務部請代奏電》，《萍瀏醴起義資料彙編》第115頁。 ② 《匯報》9年94號，1906年12月29日。 ③ 《建國方略》，《孫中山選集》（第2版），第202頁。 ① 《革命逸史》第5集，第106頁，中華書局1982年版。 ① 《辛亥武昌首義記》卷上，第4頁。 ① 黃元秀：《西湖白雲庵與辛亥革命之關係》，《辛亥革命回憶錄》第4集，第151頁。 ② 《建國方略》，《孫中山選集》（第2版）第206頁。 ① 《建國方略》，《孫中山選集》（第2版）第206頁。 ①《建國方略》，《孫中山選集》（第2版）第207 頁。 ① 《革命逸史》初集，第18頁；《宋教仁日記》第343頁。 ② 章炳麟：《焦達峰傳》；張難先：《湖北革命知之錄》第232頁。 ① 平山週《中國秘密社會史》誤題為《龍華會章程》。 ② 《復吳稚暉函》，《孫中山全集》第1卷，第429頁，中華書局1981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