試述史通之內容及劉知幾在史學上之貢獻。

史通的內容

劉知幾字子玄，他學識廣博，一生著述很多，不過這些書絕大部分已經散佚，只有《史通》是他唯一流傳至今的著作。《史通》是中國第一部評論史學的專書，全書共二十卷，原為五十二篇，今存四十九篇，今缺《體統》、《鰍繆》及《弛張》三篇。《史通》可分為兩部份：內篇興外篇。

內篇十卷，共三十六篇，有三篇已佚。其內容多論史學源流，史家的體例和編撰的方法，並泛論史學方法，提出個人見解。

在《六家》，《二體》篇中，它將歷來史書的體例分為「六家」和「二體」。「六家」是尚書家、春秋家、左傳家、國語家、史記家及漢書家。另外，劉氏又把「編年」、「紀傳」二體作史家的正體，稱為正史，其他旁流稱為「雜著」。在《六家篇》中他認為斷代史優於通史的形式，蓋斷代為史，所記時代較短，容易專訂，而通史則範圍過大，易流於蕪雜。

在《本紀列傳》、《世家》和《表志》中，闡發了他對這些體裁的一些意見。尤其重要的是在《表志》中，他主張刪去「天文」、「藝文」、「五行」三志，而增加「都邑」、「氏族」、「方物」三志。

此外，劉氏在內篇中亦提出編寫史書的方法。在《采撰》篇中認為凡逸事、瑣言、群書、家史、別傳、雜記等等均宜涉及。在《言語》、《浮詞》、《敘事》、《鑒識》、《模擬》、，《核才》提出其寫史的方法。《人物》和《品藻》指出歷史人物太多，不能盡錄，乃要選「其惡可以誡世，其善可以示後」的人物。在《模擬》篇中，劉氏反對史家盲目追求形式而不知創新，他以為在非不得已的情況下摸擬應取他人之精神，故云：「貌異而心同者，模擬之上也，貌同而心異者，模擬之下也。」

外篇十卷，共十三篇，內容多論史官建置的沿革及評論多家史書的得失。在《史官建置及忤時》篇中，劉氏論述了歷代史官建置之沿革及官修史之弊病。在《疑古》、《惑經》篇中，作者反對儒家之神秘化及歷史定命論，並提出對經說的大膽懷疑，甚至連孔子所修的《春秋》，劉氏也指其有錯誤。

此外，在《雜說》上中下三篇，把春秋至雜識等，分為各部份，泛論史書之得失。《古今正史》則述古今正史的沿革流變。

《史通》是中國第一部評論史學的專書，全書共二十卷，原為五十二篇，今存四十九篇，今缺《體統》、《鰍繆》及《弛張》三篇。《史通》可分為兩部份：內篇興外篇。內篇十卷，共三十六篇，有三篇已佚。其內容多論史學源流，史家的體例和編撰的方法，並泛論史學方法，提出個人的見解。外篇十卷，共十三篇，內容多論史官建置的沿革及評論多家史書的得失。現述劉知幾在史學上之貢獻如下:

首先，他建立史學史的基礎。他在《史通》中的《史官建置》、《古今正史》和《六家》等篇，歷述中國史官的起源及變遷，列舉歷代官修和私撰的各種史書，並對各家史書的體裁加以分析和評論，建立了史學史的基礎，是研究唐代以前史學發展的重要著作，而中國史著雖有長遠歷史，自司馬遷以後，至唐初為止，著作甚多，然未有總結前代史學得失以及提出史學理論之作。直至《史通》出現，中國才有較全面而詳細的歷史學總結，故他是研究中國史學醱履史不可缺少的參考資料。

另外，他提出史書體例的看法。劉氏對于史書的體例都全面談到、如《六家》、《本紀》、《世家》、《列傳、《表歷》、《書志》、《論贊》、《序例》、《題目》等篇，論到各種體例的意義和作用，都很切實，提出史書要另立「制冊章表書」，傳載重要文獻，又主張增加《都邑》、《氏族》、《方物》三志，這是他的卓解，為後來鄭樵《通志》所用。此外，他贊成斷代史體例，亦有一定價值。因為後一朝修前一朝的歷史，時間不遠，史料易得，積累許多斷代史，編通史就容易有成，中國有豐富的史籍，就是斷代史的體例有以致之。

第三，他提出史學方法。在《史通》中，劉氏提出的史學方法，甚有系統和全面，從史料的範圍，史料的採輯，史料的鑑別史料的區分，至編纂的次序，史事的判斷，人物的評論，篇幅的剪裁，文字的修飾等，都有創造性的研究和規劃。例如《載言》、《編次》、《稱謂》、《言語》、《浮詞》、《敘事》、《曲筆》、《直書》等篇、都是討論史學方法的，他所提出的意見，對後世史學有很大的影響。

第四，他提出史家的修養標準。劉氏認為史學家應具備三長，即史才、史學及史識三項。史才是指史家的才能；史識是指史家對史學的見解和觀點；史學是指史家的知識和學問。史家能備以上三個條件，所寫的歷史能反映社會真實情況。這種理論，除了今後世史家對其本身要求有所提示外，對後世研究批評史學影響亦大。

第五，他開闊史評的道路。史評包兩種，一是對史事的評論，一是對史書的評論。評事的史書產生很早，有史書即有史事的看法，如孔子《春秋》的褒眨書法，就是對歷史事件和人物的一種評論。評書則是屬于史學範圍，它一方面批評著史者的觀點，一方面提出個人建設性的意見，把史學向前推進一步。雖然有班彪對《史記》之評論，文心雕龍《史傳篇》描述歷代史著沿革及評論，但都不全面。而《史通》則是首部有系統的全面評論專著，是史評的創始，其後繼作史評甚多，如宋呂夏卿的《唐書直筆》、吳縝的《唐書糾繆》、元蘇元爵的《三史質疑》、清王夫之《讀通鑑論》、趙翼之《廿二史劄記》、王鳴盛之十七史商榷》、錢大昕之《廿二史考異》及最重要的章學誠《文史通義》，這些書都是繼承《史通》評書的精神而產生，可見其在史學上的重要性了。

最後，他的史學見解，啟發了很多後世修史者。唐以之史書，採《史通》的見解者，以歐陽修《新唐書》為最多，如關於書志之見，劉氏以為表只是重複列述本紀和列傳所載，故煩細而無大作用，又如志方面，他主張刪紀傳體的天文志﹑藝文志和五行志，歐陽修頗能師其意。《新唐書》後，劉氏之學說大盛行而流傳於世，如後唐諸史，有「論」無「贊」，有韻之贊全刪去，儷語之論刪改，皆受其影響。劉氏以為贊論是後世文士以空言作史論的不良風氣，只是架床疊屋，無大意義，更批評范曄的後漢書，每篇論之後，再附以贊，更屬煩瑣。而劉氏倡斷代史，貶通史。他反對修通史是由於通史的體例包括上下數千年史實，年月悠長，史料多已失佚，其可錄者往往舊文，難得新異，故不主張修通史，而後世官修史多為斷代史，通史地位日漸低落，此與劉氏不無關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