總序

前言

作者 : 彭勇


　　前言：其興也勃其亡也忽

　　 歷史的智慧，是無數先賢聖哲將前人所付出的血與火的代價總結而得出的寶貴的經驗，這筆巨大的精神財富，不光成就了輝煌燦爛的中華文明，也培養出中華民族不屈不撓的民族性格和共同的民族心理。因此，要深刻地了解現實，面向未來，就應當自覺地學習歷史，追溯歷史。

　　 世界上沒有哪個國家如中國一樣有著如此豐贍的文化和高度發達的文明。是惟一擁有最為連續、不間斷歷史的國家。即使在鴉片戰爭以後的一個多世紀裏，中華民族陷入亡國滅種的重重劫難之中，中華文明也沒有因此沉淪，相反，卻表現出不屈的姿態和頑強的精神。整部中國歷史，無不充盈著這種堅忍不拔的民族精神和氣節。

　　 近五千年的歷史風煙，上演了多少波瀾壯闊的歷史活報劇。“江山如此多嬌，引無數英雄競折腰。”數以百計的王朝興替，太多的英雄傳奇，讀來無不盪氣迴腸。其開國之君，無不具有雄才大略；其開國之始，又無不氣象萬千。燕啄新泥，鳥銜熟禾。輕徭薄賦，與民休息。但隨著統治日久，統治階級內部嗜欲漸盛，驕侈之心代替了求治之心，不再治世惟危，很少“慎終如始”了。王朝的危機呈現出來了。所以歷史上屢有中興之主而造中興之勢。然而翻遍二十四史，數一數所謂的不多的幾個中興時期，其氣象也不盡人意，甚而至於加速了王朝的覆滅。統治者更加腐敗，社會矛盾更趨激烈。就像一座梁柱被蝕空的大廈，縱有華麗的外表，也經不起哪怕是輕輕的一陣風或一場雨的吹打了。所以後來讀史者又無不慨嘆：“其興也勃，其亡也忽”，每一次改朝換代，幾乎都伴隨著血與火的慘烈戰爭，都伴隨著家破國亡、妻離子散的末世悲歌。在除舊布新的王朝更替之際，社會長期陷入大動蕩之中，民生凋敝，流離失所，災害肆虐，人口銳減，經濟和社會生活呈現大幅度的倒退。

　　 “以史為鑒，可以知得失”。反省歷史，就是要避免重蹈覆轍，從歷史的經驗中吸取教訓，找出社會發展的規律，從而找到更好的社會發展方向，永葆太平和睦的生活時代，這是每一個治史者、治國濟民者和關心國計民生的華夏子孫共同的期盼。因此，這就需要我們用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觀點去研究歷史，探索歷史發展的規律，探討王朝覆滅的歷程，揭示王朝覆亡的真相。了解歷史發展的軌跡，明辨歷史的是非曲直，以喚起人類心底的良知，讓人們更加熱愛、珍惜和平生活，讓社會穩健和諧地發展，實現人類大同，則具有深遠的意義。
　　 縱覽歷史風雲，細細品味歷代王朝興衰，我們驚奇地發現：歷代王朝創造繁榮的過程極為相似，其衰亡也經歷了驚人相似的軌跡。概言之，在專制主義中央集權或皇權集中的古代社會，歷代王朝的興衰與一個人有極其密切的關係，這個人就是作為王朝最高權力的擁有者——“天子”！即我們常說的國王或皇帝。

　　 在“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賓，莫非王臣”的封建時代，天子對社會財富擁有最高的支配權，對臣民擁有無上的控制權。作為天下百姓，歷來都把天子聖明作為治世的標準。天子聖明，則百姓之幸；天子昏庸，則百姓之禍。但縱觀歷史，聖明的天子屈指可數，昏庸的帝王又比比皆是。百姓的苦樂可想而知了。所以，元代詞人張養浩在路經潼關，看到廢棄的宮闕，發出了“興，百姓苦，亡，百姓苦”的長嘆，引發多少人的思考！秦朝以後，隨著皇帝制度的確立和專制主義中央集權的逐步加強，皇帝成為等級社會的最高主宰者和支配者，中華帝國這艘生命之船在航行中的安危存亡完全係於其一人之手。

　　 王朝興替，其興也由帝王。透過歷代社會經濟的恢復與發展、繁榮狀況，我們不難發現，這一時期的帝王大都勵精圖治，兢兢業業。他們時刻惦記著創業難、守業更難，“水可以載舟，亦可以覆舟”的訓箴，精心打理自己的“家國天下”。在政治方面，他們事必躬親，嚴加管束皇親國戚、家奴宦官；他們親賢人，遠小人，善於納諫，能聽取不同的意見和觀點，甚至是逆耳的忠言。在經濟上，他們與民休息，蠲租免稅，愛惜民力，輕徭薄賦；他們興修水利，發展經濟；他們打擊豪強，分配土地，保護生產和經營；在自然災害降臨時，他們安置流民，傾力救濟。在民族政策方面，切實考慮到統一的多民族國家的實際狀況，充分尊重不同民族之間的風俗與信仰，民族之間、政權之間與國家之間和諧友好相處。中國是一個傳統的農業國家，擁有早熟的農業文化，只要政治清明，愛惜民力，君臣上下同心，百姓自然樂而向之，國泰民安的盛世局面並不難創造。

　　 例如，西漢初年，高祖、文帝、景帝相繼實行休養生息的政策，漢初七十年，國力達於鼎盛，遂有“文景之治”之盛世。隋文帝以短短二十年之時間，創造了後世艷稱的“開皇之治”。唐太宗創造的“貞觀之治”距大唐開國僅僅三十年時間。明朝開國之初，到處田疇荒蕪，榛莽叢生，中原及江淮許多地區人煙斷絕。明太祖提出“安民為本”和“藏富於民”的主張，實行休養生息政策，以恢復和發展生產。到洪武二十六年時，全國人口數已經達到66906040人，比元代1291年人口最高的59848964人（未包括遊食者4298人）增加了696848人。

　　 王朝興替，其亡也由帝王。同樣，任何一個王朝衰敗和滅亡的軌跡都有著驚人的相似。

　　 儘管每一個王朝滅亡的具體方式可能千差萬別，帝王或被俘沙場、或被捉宮廷，或身首異處，或客死他鄉，或自焚宮中，或自縊身亡，或亡命天涯，或葬身魚腹......但任何一個王朝由盛至衰，由衰至亡都不是朝夕間事，都是有跡可循的。即如所謂的清平盛世，也同樣潛伏著危機，只不過被表面的繁華所掩蓋，社會承平愈久，其衰危之心愈益懈怠，統治階層更不願甚至不敢去面對了，仍然我行我素。舉明清為例，普遍認為，明實亡於萬曆15年，清實亡於康乾盛世的乾隆王朝後期。個別帝王或者試圖欲挽救將傾之大廈，但終因積重難返，無法逃脫被顛覆的命運。亡國之君各有各的不同，但亡國之君的行為方式多有驚人的相似。在政治上，他們荒怠朝政，不理政事，或多年不上朝，將朝政悉數委於他人；他們親姦邪，遠忠良，良莠不分，偏聽讒言，致使政治不明，吏治敗壞；他們對治理國家不感興趣，對歪門邪道表現出異乎尋常的熱情，或求長生，或樂於興趣愛好，或荒樂好色，荒淫無道等。在經濟上，他們不抑兼併，橫徵暴斂，與民爭利；他們奢侈浮華，大興土木，勞民傷財，其結果自然是積貧積弱。在民族關係和對外關繫上，他們或嗜殺成性，窮兵黜武，元氣大傷，最後直落得兵敗如山倒；他們往往驕傲自大，採取民族壓迫與民族歧視，等級制度森嚴，致使民怨沸騰。例如，夏朝末年，桀荒淫無度、縱情於歌樂聲色，數月不上朝。大臣關龍逄進諫說：“如果天子做到謙恭、節儉、講究信義、愛護賢才，那麼，天下才能安定，王朝才能穩固。而今陛下奢侈無度，嗜殺成性，弄得諸侯離心離德，百姓盼望您早些滅亡。”忠言逆耳，夏桀竟將關龍逄殺掉，並警告臣下，如果再有進言者，一律處死。從此，賢臣絕跡，佞臣當道，終被湯武革去“天命”。秦二世胡亥昏庸無能，終日沉湎於享樂，權柄被竊於奸相趙高，光天化日之下上演“指鹿為馬”的鬧劇，不幸印證了“亡秦者，胡也”的讖語。大唐帝國後期藩鎮割據、朋黨之爭、宦官弄權，帝王權力被竊，無力左右政局所致。南宋亡國的教訓再次證明天子失德、大權旁落、奸相當道壞政的血的教訓，秦檜、韓胄和賈似道的權傾朝野，究其原因，大都源於帝王們滿意陶醉於江南安逸的生活，滿足於偏安江南的既成事實，像理宗和度宗皆因貪戀女色而亡命。詩人林升在《題臨安邸》中恰切地反映了上至帝王下至百官醉生夢死的生活：“山外青山樓外樓，西湖歌舞幾時休？暖風熏得遊人醉，直把杭州作汴州”。在明末，萬曆皇帝深居宮中，二十年不上朝，置國家大事於腦後，終日縱情於酒色。據史書記載，萬曆皇帝“每夕必飲，每飲必醉，每醉必怒”。他迷戀飲鴆止渴的房中術，二十多歲就搞得身心俱疲，常常頭暈目眩、動火熱症，這也是多年無法臨朝的原因之一。他長期怠政而勤於搜刮，加劇了明代官場的腐敗，致使各級官員不惜民力，以搜括為能事。

　　但是，歷史的發展是複雜的合力運動。我們強調了（王）皇權運行在王朝興替之中的決定性作用，絕不認為它是惟一的因素。過分地強調單一或偶然因素而忽視了綜合因素對歷史發展進程的影響顯然是有悖歷史真實的。我們講在專制主義中央集權下皇權是王朝運行的決定力量，在皇權尚沒有高度集中的時期。如在某個王朝建立之初，王權在沒有取得絕對控制地位的時候，天子的命運和王朝的命位就顯得非常悲慘，像東漢、西晉和東晉時期就是如此。尤其是在東晉門閥政治影響下，皇權變態，皇帝垂拱，士族當權就是突出的例證。

　　 我們強調作為最高統治者王（皇）權的決定意義，絕不是忽視統治者階層的其他群體所施加的影響，如外戚等皇親國戚等，如宦官等皇帝的私人奴僕等，如絕代佳人等，對王朝運行的重要影響。其實，他們的得勢，他們的權力主要取決於皇權的運行，他們之所以氣焰囂張，完全是狐假虎威，仗勢欺人。奸臣賊子亂政，實則源於帝王權力運行出現了問題，一旦天子揚威，無論氣焰多麼囂張的亂臣賊子通通玩完！明末魏忠賢集團的覆亡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 魏忠賢縱然被封為“九千九百歲”，在“萬歲”崇禎帝龍顏大怒時，其貌似堅固龐大的官宦集團也會迅速瓦解。

　　 能夠對皇權運行產生直接、重大影響的是廣大官員群體。他們的權力既是皇帝所賦予的，同時又有相對的獨立性，可以說，官員隊伍的品質是影響王朝興替的重要因素。一個王朝的興衰，很大程度上取決於官員素質的好壞。官員素質的高低既表現在保民、安民和富民方面，更表現在官員的廉潔方面。官員是帝王治國思想的踐履者，吏治清明，則上令下達，政通人和，社會就會安定祥和；官員欺上瞞下，中飽私囊，就會出現“歪嘴和尚念亂經”的情況。官員的素質取決於這一群體的知識水準、社會責任感和道德觀、價值趨向等。歷史上，不乏冒死直顏犯諫的官員，他們以天下為己任，以“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為人生價值觀，既能有效地緩和社會矛盾，也能促進社會經濟的發展，同時又能規勸帝王嚴以律己，執政為民，天下為公。

　　 然而，大臣的命運又在很大程度上受制於皇權的運行。凡是在王朝的興盛之世，就會有一批正直廉潔無私的官員，凡是王朝衰亡和行將崩潰之時，奸臣就會借機竊權，中正鮮少。王朝的命運似乎可以通過直顏犯諫的大臣的命運反映出來。貞觀盛世之時的魏徵，雖然冒死規勸唐太宗，卻仍能得到高升和信任；明代中期的海瑞把明世宗嘉靖皇帝罵得狗血淋頭，雖被投放到監獄，但命不當絕；明未，一批正直的東林黨人慘死在血雨腥風之中，大明的死期註定不遠了。清朝入關之後，官員士大夫們完全沒有了“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的氣概，唯唯諾諾、自稱“奴才”以自保，他們噤若寒蟬，整個思想界幾乎處於“失語”的狀態——“萬馬齊喑究可哀”！可以說，清代二百餘年的吏治是古代中國最為敗壞的時期。所幸者，清前期的康熙、雍正和乾隆等皇帝能事必躬親，勵精圖治，尚能控制住局面。但長此以往，高高在上的統治者，一旦失掉了廣大官員群體的發自內心的支援，一旦不把廣大的民眾放在心上，失去了民心，專制與獨裁下的“風平浪靜”，往往又是滋生更可怕逆流的溫床。當所謂夜郎自大的“康熙盛世”美夢尚未結束時，天朝大國已淪落到任人淩辱的地步！

　　 所以，我們再強調王權在王朝興替過程中重大作用之時，必然明確指出的是，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人之天下，這也是歷代有為的統治者都把“民本思想”作為最重要的治國思想之一的原因。一個王朝的興替，很大程度上取決於統治者（官員）、尤其是作為最高統治者的帝王對待人民的態度。

　　 道理講到這裡，倒讓人想起來，1945年7月，民主人士黃炎培先生在延安與毛澤東同志討論歷史週期率的話題。黃炎培說，中國歷代王朝更替頻繁，興——衰——興——衰的發展週期，有政怠宦成的，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榮取辱的，但都沒能跳出這一週期率 。他說：“我生六十多年，耳聞的不說，所親眼看到的，真所謂‘其興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團體，一地方，乃至一國，許多單位都沒有能跳出這週期率的支配力。”他請教毛澤東有什麼方法跳出歷史興替的週期率？毛澤東回答道：“我們已經找到新路，我們能跳出這週期率。這條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讓人民來監督政府，政府才不敢鬆懈。只有人人起來負責，才不會人亡政息。”毛澤東把王朝週期性的原因歸結於政府腐敗，歸結於專制，歸結於對統治者（官員）隊伍的缺乏有力的監督與制約，是頗有見地的。從中，我們不難讀出，毛澤東對人民力量的重視，也不難品味出他對官員隊伍的素質和效率對國家和政府運行的重大影響的重視。

　　 最後，想談一談農民起義在王朝覆亡中的地位和作用，亦即對農民起義的評價問題。歷史上，許多腐朽不堪的王朝是在農民起義的打擊下滅亡的。對農民起義的研究在新中國成立後的三十餘年裏，獲得空前的繁榮，社會各界對農民起義作用的評價也非常高。但最近十年來，卻出現了過度貶低農民起義的現象。一些人認為，所謂的農民起義的參加者絕大部分是沾染了流氓習氣的流氓無賴之徒，他們好逸惡勞，所謂的“起義”不過是吃大戶、燒殺搶掠。就像魯迅先生《阿Q正傳》所塑造的阿Q形象一樣，到趙家的牙床上滾一滾。不少人認為，農民起義不僅不可能推進歷史的進步，甚至還製造了更大的社會混亂，導致社會發展的倒退。這種觀點在史學界有一定的市場，值得商榷。譬如洪水湧來，勢必泥沙俱下。中國歷史在每一次大動蕩之後都能呈現出相對的穩定期，和社會發展期，概莫能外，這不能不說是歷次的農民起義給新的統治者以覆亡之鑒。 　　

　　 所以明太祖朱元璋深有感觸地說：“所畏者天，所懼者民。茍所為一有不當，上違天意，下失民心，馴致其極而天怒人怨，未有不危亡者矣。” 他反復告誡大臣：“天下初定，百姓財力俱困，譬猶初飛的小鳥，不可拔其羽；新植之木，不可搖其根，要在安養生息之。”所以，每當大的農民起義過後，新立王朝的統治者，都會汲取前代或歷代亡國的教訓，採取一些與民休息、約法省禁的措施，這在客觀上促進了社會經濟的發展。

　　 一個王朝滅亡了，我們稱它為舊朝；另一個王朝建立了，我們稱它為新朝。“總把新朝換舊朝”，這是中國五千年文明史上數百個政權更替給我們留下的印象。歷史進程的必然性和偶然性是史學家長期關心的問題，著名史學家顧誠先生說：“必然性只有一條：就是社會要發展，要前進；其間可能出現短期逆轉和曲折。”歷史的車輪滾滾向前，“世界潮流，浩浩蕩蕩；順之者昌，逆之者亡”。“以史為鑒，可以知興替”，歷史科學的萬古長青，就是教導後來者借鑒歷史上成功的經驗，避免重蹈失敗的覆轍。歷史學家的責任就是找到一條縮短現代人和歷史距離的有效途徑，領悟歷史的智慧和哲理。明智的中國人必將從自己豐厚的歷史遺產中汲取教益，知恥知辱，從而加深對現代社會文明的認識，使我們的認識和實踐達到一個新的境界，把振興中華的宏偉事業推向前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