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南、西北各族人民起事

第七章 西南、西北各族人民起义战争

第一节 贵州各族人民起义战争

　　一、起義的爆發

　　貴州是個多民族的省份，有漢、苗、布依、侗、彜、水、回、仡佬、壯、瑤等十多個民族。由于地處雲貴高原東部，土地貧瘠，交通閉塞，經濟落後，在清王朝封建統治下的貴州各族人民，過着十分悲慘的生活。

　　雍正、乾隆時實行“改土歸流”①後，貴州名義上廢除了土司統治，實際上形成了“土流并存”的局面，各族人民遭受流官和土司、漢族地主和本民族地主的雙重壓迫。“土司、通事挾其詐力，剝剝無已。一切食米、煙火、喪葬、嫁娶、夫馬供應之費，無不取之于苗民。……借事勒索，不傾其家不止，而苗民之生機絕矣。 ”①少數民族地區大量肥田沃土被屯軍侵占，官吏、地主、商人、高利貸者也以種種殘酷手段榨取财物，掠奪土地。少數民族農民失去土地，被趕進深山老林。所耕之田，皆山頭地角，收獲很少，往往勞累一年，全家不得溫飽，甚至“終日采芒爲食，四時不能得一粟入口”，“而差徭采買，仍出于原戶”，以緻“當秋冬催比之際，有自掘祖墳銀飾者”。②

　　在殘酷的封建統治和剝削下，貴州各族人民已經難以活下去了。“犯法可以賒死，忍饑則将立斃”，爲了生存，只有起而反抗。

　　1854年3月，布依族人楊元保領導本族農民在獨山的豐甯上司起義，揭開了貴州各族人民起義的序幕。起義軍先後向都勻、荔波、獨山等地進軍，因遭清軍和團練圍攻，被迫退往廣西。當年5月，楊元保被俘遇害，起義失敗。

　　同年9月，漢族齋教（白蓮教支派）領袖楊鳳（隆喜）和參加過楊元保起義的舒裁縫，領導群衆在桐梓縣九壩起義，一舉攻占桐梓縣城，創建“江漢”政權，改九壩爲賽波府。楊鳳被推爲都督大元帥，舒裁縫爲皇帝。他們發布文告，聲讨清王朝的罪行，提出了“複明滅清，吊民伐罪”，“掃清四海，殺盡八旗，以除暴虐，以安民［良］善”③的戰鬥口号。不久，起義軍攻占仁懷，人數發展至二萬以上，建立了以賽波府（九壩）爲中心，包括桐梓、仁懷和遵義城郊的根據地。後又分兵進攻綏陽、正安、黔西，席卷黔北，威逼貴陽。雲貴總督羅繞典率滇軍入黔鎮壓，因作戰失利，驚吓而死，起義軍聲勢大振。1855年1月，兼署貴州提督的四川提督萬福率川軍入黔，向起義軍根據地進攻。起義軍作戰失利，南走黔西，接着采取流動作戰，轉戰于都勻、平越（治今福泉）等府州的廣大地區；因遭川、滇、黔三省清軍和地方團練圍追堵截，力量損失很大。4月22日，起義軍在石阡葛彰司戰敗，楊鳳身負重傷，自刎而死。餘部由舒裁縫率領，進入銅仁府、松桃廳，又由思南府回到遵義府境。6月2日，舒裁縫戰敗被俘，慘遭殺害，起義失敗。

　　楊元保和楊鳳、舒裁縫領導的兩次起義雖告失敗，但他們在貴州廣大地區播下了革命的種子，推動了各族人民的起義。因此，“殲除首要之捷甫奏，而上下遊之變蜂起”①。在黔東南，台拱（今台江）苗民在張秀眉、包大度等領導下首先發難。接着，潘新簡領導水族農民起義于荔波縣九阡，姜映芳領導侗族農民起義于天柱縣執營鄉，潘名傑領導苗民起義于麻哈州（今麻江）壩芒，羅光明領導漢族農民軍活動于都勻、八寨（今丹寨）一帶。在黔北，白蓮教領導的漢族農民相繼起義。同時，又先後爆發了黔西南回民起義和黔西北苗民起義。這些起義彙成一股洪流，沖擊着清王朝在貴州的反動統治。

　　

　　二、起義的勝利發展

　　咸豐初年，清王朝傾全力鎮壓太平軍，在貴州的軍事力量比較薄弱。貴州綠營兵額設三萬六千餘名，因調赴湖北等地與太平軍作戰，所存無幾，而且戰鬥力極弱。楊元保等起義之後，與貴州相鄰的雲南、四川、湖南等省先後派兵入黔，但爲數不多，且多在邊境一帶活動。這種情況，爲起義軍的發展提供了有利條件。

　　（一）苗軍控制黔東南地區

　　1855年4月30日（鹹豐五年三月十五日），張秀眉和包大度、李鴻基等人在台拱首舉義旗，黃平、清平等地苗民起而響應，起義很快擴展到整個黔東南苗民聚居地區。起義軍股數衆多，互不統屬，各自爲戰。張秀眉主動與各地起義軍聯合，積極向清軍進攻，很快就占領了台拱、黃平、清平、丹江（今雷山北）等地清軍的大部分汛堡。7月16日，張秀眉指揮苗民起義軍智取岩門司①，斃署古州廳（治今榕江）同知彭汝玮、署龍裏縣知縣陳毓書等多人。接着，起義軍又相繼攻占了施洞（鎮遠南）、重安驿（今重安江）等地。“岩門失而黃平危，施洞失而鎮遠危，重安失而驿道塞”②。這些軍事要點的占領，對清軍造成很大的威脅，使其占踞的城市更加陷于孤立。清軍因補給線被切斷，糧饷短缺，以緻“草根樹皮剝食殆盡，孑餘之衆，骨立菜色，守既無力，逃亦無路”③。于是，各地苗軍乘機進攻困守城市的清軍，10月23日克丹江廳城，12月6日克下江廳城（今從江西）。1856年，苗軍更加壯大，先後攻克了永從（今黎平南）、凱裏、施秉、清江（今劍河）、台拱、黃平、清平等廳州縣城和軍事要地，殲滅了大量清軍和地主團練武裝，并經受了戰鬥考驗和鍛煉，提高了軍事素質。

　　咸豐帝對貴州的局勢大爲惱火，以“剿辦不力”，“調度無方”等罪名将雲貴總督恒春、貴州巡撫蔣霨遠“革職留任”，命貴州提督孝順“督辦全省軍務”。

　　1857年初，苗軍又主動出擊，以擴大勝利。在黔南方面，楊大六、金幹幹、柳天成等領導的苗軍與羅光明、潘新簡領導的漢族、布依族、水族起義軍活動于都勻、麻哈、獨山一帶，不斷向清軍進攻，迫使貴州提督孝順困守都勻城一隅，一籌莫展。3月，起義軍數萬人合攻丁家山營，孝順親自督戰，兵敗自殺。其後，新任貴州提督佟攀梅以數千之衆，株守麻哈州城。1858年2月，清廷以“擁兵株守”的罪名，将佟革職，“仍留軍營差遣委用”。3月7日，苗軍金幹幹和柳天成部攻入麻哈城，殲敵二千餘人。已革提督佟攀梅、署知州何铤等文武官員悉被擊斃。起義軍乘勝南下，于3月14日攻占黔南最大的城市都勻，斃署知府高廷英等數百人。總兵巴揚阿連夜向貴定逃竄，起義軍跟蹤追擊，直至貴定甕城橋，于是龍裏告急，省城貴陽震動。

　　在東線，早在1856年底，苗軍即挺進到湘黔邊境的錦屏一帶。1857年春，苗軍進圖鎮遠府，在鎮遠附近與援黔川軍參将蔣玉龍部對峙。1858年2月，蔣玉龍補授貴州提督，離鎮遠赴思南鎮壓号軍。苗軍乘機進攻鎮遠府衛二城。鎮遠府城東、西、北三面依山，南臨鎮陽江（今陽河），衛城與府城僅一水之隔。 1858年9月，苗軍包大度部北攻衛城。署知府吳登甲率川軍和練丁抗拒。10月5日，苗軍趁川軍因饷乏擅自向思南潰逃之機，一舉攻占鎮遠衛城，并連夜渡江直撲府城。清軍兵練驚恐四散，署知府吳登甲、署知縣楊淮等均被擊斃。苗軍随即占領了湘、黔大道上的軍事要地鎮遠城，控制了鎮陽江、清水江等水路交通線，使黔東南苗軍和其它民族起義軍同黔東北号軍的占領區聯成一片，各部起義軍得以互相支援，配合作戰。

　　經過三年多的起義戰争，至1858年底，苗軍基本上控制了東起湘黔邊、西至貴陽城下的黔東南大片地區。

　　

　　（二）号軍建立根據地和圍困貴陽

　　号軍是白蓮教支派燈花教組織的起義武裝，因用不同顔色的頭巾裹頭（号褂和旗幟顔色亦各不相同），有紅号、白号、黃号等名稱。

　　貴州東部白蓮教組織比較普遍。太平天國革命爆發後，清王朝令各地舉辦團練，白蓮教徒即利用辦團練的合法地位，公開發展武裝，準備起義。1855年11 月，銅仁府舉人徐廷傑、梅濟鼎聚衆起義，突入銅仁府城，劉世美和田宗達、吳燦奎等也分別起義于江口和印江，是爲紅号。不久，起義失敗，田瑞龍、包茅仙等繼起，堅持鬥争。1858年1月，年近八旬的白蓮教教主劉義順和油匠何冠一等在思南府城北面的鹦鹉溪率衆起義，稱爲白号。3月，楊和風、賀濟泮、胡勝海在安化（今思南）、婺川（今務川）一帶分別起義，稱爲黃号。

　　号軍攻破了不少城市，但均棄而不守，隻占據一些險要的堡寨，往來遊擊。新任貴州提督蔣玉龍雖奉命率川軍由鎮遠前往思南等地鎮壓，但見号軍勢盛，駐軍于偏刀水（今鳳岡南琊川）大營，堅壁自守。1859年11月，白号軍攻占偏刀水川軍大營，增修營壘，據爲根據地。蔣玉龍退至遵義城東要隘三渡關。11月17日，白号軍攻克湄潭縣城，接着乘勝進搗三渡關，大敗清軍，兵鋒直逼遵義近郊。

　　1861年4月，城頭蓋（今思南西）号軍經由文家店渡過烏江，占據荊竹園（今思南西南）等地。荊竹園周圍數十裏環山拱衛，峭壁懸崖，形勢險要，黃号便以此爲根據地。不久清軍由思南來攻，号軍以攻爲守，主動出擊，逼攻石阡和思南府城，使敵人顧此失彼。号軍荊竹園根據地在鬥争中逐漸鞏固起來。此外，餘慶轎頂山，甕安玉華山、平越尚大坪，也是黃号軍的重要根據地。

　　劉義順雖爲白蓮教老教主和各部号軍的共同首領，但實際上并不能統一指揮互不統屬的各部号軍。這種狀況，成爲号軍繼續發展的障礙。因此，劉義順等推舉冒充明代皇帝朱氏後裔（冒名朱明月，一作朱民悅）的遵義人張保山爲秦王（又稱朱王），并繼續采用楊隆喜的“江漢”年号。不久，又立朱明月爲嗣統真主，鑄印鑄錢，并提出了“滅此胡黨，宏我漢京”的政治口号。劉義順自封爲大丞相，以下有王、公、侯、鄉正、元帥、将軍、千裏等職，分別擁有武裝。此後，号軍各自爲政的局面雖然沒有根本性的改變，但各部之間在一定程度上能夠互相支援，互相配合，有的還與苗軍等友軍聯合行動。

　　1863年，羅光明部起義軍占都勻，苗軍潘名傑部據貴定，号軍何得勝部占開州（今開陽），彼此聯合作戰，對貴陽實行長期圍困。清軍将領哀歎：“我軍若右出都勻，則羅光明據其前，（潘）名傑襲其後，左出平越，則（何）得勝據其前，（羅）光明、（藍）三壽襲其後，都難得志。若中出貴定圖麻哈，則（潘）名傑據其前，羅、何左右夾擊，更難得手。數年來賊蹤不常，我軍無可如何”。①12月，潘、何聯軍在貴陽以北黑石頭大敗趙德昌部清軍，進逼貴陽。“附郭一帶，烽火相望，阖城皆驚”。②但貴陽城池堅固，又有重兵防守，起義軍一時難以攻下，潘名傑、何得勝部遂時分時合，活動于城周各地。其後雖數次攻城，終未能下。

　　在此期間，号軍活動地區逐漸擴大，除黃号何得勝部在貴陽附近活動外，白号勢力發展到遵義、大定（治今大方）二府的廣大地區。1864年和1865年，先後攻下桐梓、仁懷、黔西、大定、正安等城，整個黔北地區都成爲号軍的勢力範圍。

　　

　　（三）黔西南回民軍和黔西北苗民軍的節節勝利

　　1858年12月，黔西南普安廳（治今盤縣）回民在張淩翔、馬河圖等領導下起義，後隊伍迅速壯大，并粉碎了興義府（治今安龍）署知府胡霖澍的多次進攻。興義府的回、漢、布依、苗等族群衆紛紛起義響應。

　　1859年秋，張淩翔聯絡張福田（回族）、塗令恒（漢族）、陸王松（布依族）、楊樹森（苗族）等部起義軍圍攻新城（今興仁），并設伏全殲前往救援的團練。困守新城的清軍聞援兵潰敗，加之糧饷匮乏，水道又被起義軍截斷，軍心離散。11月28日夜，清軍兵練開城取水，埋伏在城下的起義軍乘機攻入城中，占據新城。

　　新城三面環山，形勢險要，爲黔西南的軍事要地。張淩翔、馬河圖等便以此爲根據地，建立了大元帥府。張淩翔爲大元帥，馬河圖爲副元帥，總理全局。另設都督、将軍、都統、參軍、中郎将、營長、先鋒、隊長等職。張淩翔、馬河圖一面派人與太平軍和雲南回民起義領袖杜文秀聯系，一面在新城擴建城垣，修碉挖壕，準備長期堅守。

　　1860年，太平軍曾廣依部由廣西進入黔西南，牽制了大量清軍兵力，使回民軍得到了較大的發展。1861年，回民軍由新城向周圍清軍發動進攻。4月，攻占貞豐州城。7月1日，攻入普安縣城，因城中無糧，旋即退出。1862年1月，在苗族群衆的配合下，回民軍攻占冊亨城。4月，張淩翔率軍攻克興義府城。9 月，回民軍再次攻克普安縣城，10月1日攻占普安廳城，11月15日攻占安南（今晴隆），11月20日攻占興義縣城。至此，黔西南興義府和普安廳所屬廣大地區均爲回民軍占領。

　　當各族起義軍在黔東南、黔北和黔西南各地蓬勃發展的時候，在黔西北也爆發了農民起義。1860年5月，苗族農民陶新春利用一萬四千餘苗、彜、布依族群衆在韭菜坪（今赫章縣境）舉行降仙大會的機會，發動起義。起義軍一舉摧毀三個土司衙門，攻占黔西北要隘七星關，控制了黔、滇、川三省的交通咽喉。1861年2月，清軍參将李有恒指揮湘軍、滇軍和團勇各一部向七星關進犯。陶新春率苗軍堅守月餘後，主動撤向畢節縣西北的豬拱箐。豬拱箐地處滇黔邊界，地勢險峻，自然條件非常優越。苗軍在此修建房屋，開墾耕地，在險要關隘修築營壘，派兵據守。不久，李有恒從七星關進至豬拱箐東南峰頂山下，多次進攻未逞。同年夏，太平軍曾廣依部經由大定府北上，李有恒聞訊，慌忙回守畢節。陶新春率領起義軍積極配合太平軍圍攻畢節縣城，爲太平軍籌集糧食，充當向導。李有恒龜縮城内不敢出戰。由于長期未能攻克畢節，加之太平軍翼王石達開已率領大軍到達四川東南，曾廣依決定率部入川與之會合。6月19日，太平軍從畢節撤圍，拟取道黔西、仁懷、桐梓等地前往四川，陶新春便率苗軍和太平軍傷員退回豬拱箐。

　　1863年，石達開部将李福猷率太平軍經過黔西北，陶新春将其迎至豬拱箐休整。在太平軍的幫助下，苗軍整頓了隊伍，逐步建立起各種制度，加強了軍事訓練，提高了部隊的軍事素質。在鬥争中，苗軍的領導核心逐步形成，陶新春自任統兵元帥，周國瑞（漢族，太平軍成員）、基哉先生（彜族）爲軍師，陶三春、楊應再、熊萬順、楊八、張項七、張項八（均爲苗挨）、羅幺大（布依族）等人爲将軍，顧朝禮爲經略，此外還設有掌櫃、宰輔、巨帥、禮師等職。這樣，黔西北苗軍逐漸壯大，豬拱箐根據地日益鞏固起來。

　　陶新春部苗軍以豬拱箐爲根據地，活動于貴州大定、黔西、威甯、畢節以及雲南鎮雄、彜良、大關、昭通和四川邊界地區，與各族起義軍互相配合，不斷打擊清軍。1864年，黔北号軍向貴州西部發展，先占仁懷縣城，11月13日又占黔西州城。貴西道沈西序令署大定知府劉正朝率軍從大定趕往黔西救援。岩大五領導的苗、彜、布依族聯軍①與黔北号軍乘大定空虛，于12月14日襲占大定府城。陶新春率部由豬拱箐來到大定府城，與岩大五及号軍領導人共同商定，分區作戰，互相配合。由于陶新春部苗軍與黔北号軍、岩大五部苗軍等密切配合，主動向敵人進攻，清軍往往不戰而潰。

　　至此，各族人民起義的烽火燃遍了貴州全省，使當地的統治階級處于岌岌可危的境地，清政府也爲之憂心如焚。

　　

　　三、起義軍轉入防禦作戰

　　（一）清軍的謀黔方略與湘軍三路“進剿”的破産

　　1864年7月，太平天國天京陷落，全國革命形勢轉入低潮，但杜文秀領導的雲南回民起義和貴州各族人民起義仍在蓬勃發展。1865年3月，清廷以“江浙肅清，東南底定”，令曾國藩、李鴻章等人就滇、黔兩省“妥爲區劃”，“不以地屬邊陲，稍存漠視”。①4月，曾國藩奏稱：“滇省于天下爲最遠，黔省于天下爲最貧。……謀滇當以蜀爲根本，即以籌饷責之四川總督；謀黔當以湘爲根本，即以籌饷責之湖南巡撫。蜀之南多與滇鄰，湘之西多與黔鄰，進剿即所以自防，勢有不得已者，義亦不得而辭。惟既令其專謀一方，則不能兼顧他省。”②曾國藩提出的川、湘兩省各謀一方，“謀黔當以湘爲根本”的方略，得到清廷的認可，但由于這時太平軍餘部還在福建等地活動，湖南當局尚需預防太平軍由福建經江西入湘，暫時還無力大舉援黔。

　　1866年初，南方的太平軍餘部均遭失敗，清王朝便調集湘、黔、川、滇、桂等省大量清軍，向貴州各族起義軍大舉進攻。早在1865年，四川總督駱秉章即派劉嶽昭率湘軍六千五百人援黔，先後攻占了正安州城和綏陽縣城。1866年初，清王朝一面令已升任雲南巡撫的劉嶽昭率湘軍向黔西、大定、畢節一帶進攻，一面令湖南巡撫李瀚章籌劃進黔事宜。李瀚章系曾國藩的老部下，李鴻章的胞兄，與湘軍的淵源甚深。湘軍攻陷金陵後，大批被裁撤的湘軍官兵回到原籍，李瀚章從中選練兵将二萬餘人，分三路向貴州“進剿”：新授貴州布政使兆琛負責黔東軍事，于湖南辰州府（治今沅陵）、沅州府（治今芷江）招集舊部五千人，編爲“龍武軍 ”十營，進駐貴州鎮遠，督同貴州黔軍與湘軍分途“進剿”，是爲中路；已革浙江按察使、原湘軍統領李元度與總兵王永章、候選知縣李光燎等率兵六千人，由湘西麻陽（今麻陽西南）進駐貴州銅仁，向号軍進攻，是爲北路；總兵周洪印原率二十營湘軍計萬餘人防守湘黔邊界，待李元度等進至銅仁後，即由天柱直趨清江、台拱，與中路湘軍成犄角之勢，合攻黔東南苗軍，是爲南路。

　　面對清軍的進攻，苗、号等起義軍互相支援配合，利用當地山深林密的自然條件，節節阻擊，遲滞和打擊敵人。雖然起義軍處于防禦地位，但黔東南苗軍采取“深入疾歸”的戰法，插入湘西敵後，襲擾湘軍後方，牽制敵人，配合了号軍等起義軍的鬥争，終于粉碎了敵人妄圖一舉消滅黔北号軍和黔東南苗軍的陰謀。

　　1866年夏，李元度等率部自銅仁向号軍根據地分進：李元度、王建章出印江大壩場、何家寨攻大小屯，李光燎自石阡西攻荊竹園。号軍在思南南八十裏的高家田進行防禦。由于大小屯号軍首領投敵，形勢突然逆轉，高家田号軍被迫撤退，荊竹園便暴露在敵軍面前。爲了救援号軍，包大度等率領一支苗軍由鎮遠進至銅仁，于12月1日猛攻府城，迫使北路湘軍回援。當敵軍迫近時，苗軍迅速撤離銅仁，轉向湘西。1867年1月，苗軍由湘西回到銅仁，在離府城二十裏的馬腳岩擊潰湘軍羅建章部，斃參将周洪福，迫使李元度等再次回援。由于苗軍的支援和配合，号軍頂住了敵人的攻勢，守住了荊竹園根據地。

　　在北路湘軍向号軍進攻的同時，兆琛率中路湘軍由玉屏、青溪沿鎮陽江西進，總兵周洪印率南路湘軍由天柱西進，向黔東南苗軍發起進攻。苗軍依托險要地勢節節抗擊，并派兵襲擊湘軍後方糧路和駐地。湘軍進展緩慢，遲至1866年11月，周洪印部才進至邛水（今三穗）以西的下德明、橫坡地區，企圖與兆琛部聯絡一氣，共同向台拱地區進攻。12月，苗軍以四五千人猛攻龍西坡湘軍軍營，并由高寨繞出敵後，徑撲邛水城垣。另一部苗軍六七千人深入湘軍後方玉屏縣，攻擊洋坪湘軍營地，然後進入湖南，逼近湘西晃州廳（今新晃東北）城，後又直薄沅州府城下，迫使天柱地區的湘軍李金榜部回師湘西。1867年2月，清江、台拱地區苗軍向東南方向出擊，攻克了錦屏縣城，威脅南路湘軍的後方，周洪印急忙回軍湘西。

　　兆琛、李元度、周洪印等部湘軍三路入黔作戰，不僅未能消滅号軍、苗軍，反而招來了苗軍經常東進湘西，襲擾湘軍後方，使湖南籍和在湖南的官吏大爲不滿。 1867年11月，清政府給予兆琛“先行開缺，交部議處”、周洪印“降爲參将”、李元度“降爲二品頂戴”的處分，宣告了湘軍三路“進剿”計劃的破産。

　　

　　（二）豬拱箐保衛戰與黔西北苗軍的失敗

　　1866年4月，清王朝令貴州當局厚集兵練，與新任雲南布政使岑毓英率領的滇軍約期“會剿”豬拱箐。

　　豬拱箐包括八座大山，縱橫數十裏，三面峭岩絕壁，僅北面稍緩，由青松梁子可登上山頂。其下爲吳家屯，附近有二龍關和大溜口兩個要隘，間道可通威甯州海馬姑（今屬赫章縣境）。海馬姑距豬拱箐八十裏，地勢險峻，七星河環繞其下，是苗民起義軍的另一個重要據點，與豬拱箐互爲犄角。爲對付清軍的進攻，陶新春領導的苗民起義軍一面收縮兵力，一面在根據地内添築營壘，扼守要隘。附近地區的其它起義軍，如号軍何大五部，苗軍岩大五、祝萬春、何玉堂等部都派兵支援豬拱箐和海馬姑。

　　1867年春，岑毓英由雲南鎮雄州到達貴州畢節，随即督軍進攻黔西北苗軍根據地。他派一部兵力牽制海馬姑的苗軍，截斷豬拱箐的外援，以主力進攻豬拱箐。3月下旬，滇軍攻占吳家屯，然後兩面夾擊，奪占了二龍關和大溜口等要隘，迫使苗軍退回山頂堅守。其後，滇軍在豬拱箐半山腰紮營，準備向山頂苗軍發動總攻。雲南巡撫劉嶽昭一面指揮所率湘軍進攻平遠州（治今織金）牛場苗軍，以斷絕豬拱箐苗軍外援，一面将軍火糧饷源源不斷地運往滇軍陣地，并将滇軍後隊三千餘人調到豬拱箐前線。岑毓英部在豬拱箐苗軍陣地周圍挖掘壕溝，構築木城，修築營壘，連營一百七十二座，把起義軍陣地重重包圍。岑毓英爲徹底孤立豬拱箐苗軍，派總兵王丕烈會同貴州地主武裝向紅岩尖山進犯。王丕烈驅使土目僞裝苗軍援軍，混入起義軍陣地，與清軍裏應外合，于6月21日占領了紅岩尖山。從此，海馬姑與豬拱箐的聯系被敵切斷。

　　苗軍與清軍對峙數月之久，軍火、糧食極度缺乏，形勢日趨危急。更爲嚴重的是，在革命高潮時迫于形勢參加起義的土目，這時大都動搖，紛紛投敵。岑毓英等還根據少數民族“連袂踏歌，此唱彼和，以傳心事”的習俗，編寫瓦解起義軍鬥志的歌詞，讓清軍中的苗、彜族士兵“遍山環歌”，緻使起義軍“聞歌而逸去者萬餘人 ”。①

　　7月20日晨，清軍利用起義軍哨兵輪換吃飯之際，發動總攻。潛伏在起義軍内部的投敵分子“導官兵自其守處入”，清軍大隊束草填壕，攻入起義軍陣地。經過激烈戰鬥，陶新春率領起義軍餘部退到山頂繼續抗擊。中午，清軍發射火箭，焚燒山頂的房屋和棚帳。起義軍和敵人展開最後的肉搏戰，許多人壯烈犧牲，陶新春、熊萬順、周國瑞等人力盡被俘遇害，豬拱箐苗軍根據地終于陷入敵手。8月16 日，海馬姑也被滇軍和貴州兵練攻占。苗軍首領張項七犧牲，陶三春在突圍中被俘。

　　由于豬拱箐保衛戰的失敗，苗軍隊伍大部喪失，黔西北農民起義基本上被鎮壓下去了。

　　

　　（三）黔北号軍的失敗

　　湘軍三路援黔失敗後，清王朝對貴州的用兵方略發生了某些變化。1867年秋，太常寺卿石贊清以“貴州全省糜爛，萬難自強”，乃上書清廷，提出了“料理黔事，心須川楚合力”的主張。對雲南、貴州兩省，他認爲應“先黔後滇”，“黔省肅清，然後移得勝之師料理滇事”。他分析了黔北号軍和黔東南苗軍的情形，認爲苗軍“多坐守巢穴，攻之似易而實難”，号軍“飄忽遊移，擊之似難而實易”，故建議集中湖南、四川、貴州三省兵力，先攻号軍，再攻苗軍。①雖然石贊清的建議爲清廷所否定，但他的基本觀點卻爲不少人所接受。因爲貴州各民族起義軍經常進入四川，危及四川當局的利益，所以四川總督駱秉章早就有“滇事似宜緩圖，而黔寇亟應剿辦”②的意見，并派遣湘軍将領劉嶽昭等率兵援黔。1867年，駱秉章又奏請以候補知府唐炯率川軍援黔。接着，署四川總督崇實奏請由唐炯督辦援黔軍務，令其先與湘軍并力進攻荊竹園，再攻玉華山、尚大坪，認爲“号匪既平，苗賊亦必斂而歸巢”③。1867年11月，清政府令席寶田代替被免職的兆琛總理湖南援黔軍務（席寶田首先向荊竹園的号軍進攻）。這樣，清政府事實上承認并實行了“川楚合力”、“先黔後滇”、先号後苗的方略。

　　1868年1月初，席寶田率湘軍到達貴州銅仁，以一部留防湘黔邊界，自率七千餘人馳赴荊竹園。1月17日，席寶田與李元度兩部湘軍會師于三道水（距荊竹園僅八裏），随即察看地形，研究進攻計劃。荊竹園西臨大河，東、南石壁陡立，唯有北面地勢稍平，但黃号軍防守嚴密。席寶田決定以步步爲營的戰術，指揮湘軍從北面交替前進。湘軍營壘距号軍營卡最近的僅數百步。号軍多次出卡反擊，在湘軍洋槍洋炮的轟擊下，傷亡很大。27日夜，湘軍憑借火力優勢，席寶田部攻北卡，李元度部攻東卡，于第二天黎明沖進荊竹園寨卡。号軍頑強抵抗，戰鬥異常激烈。黃号軍首領肖繼盛、何瑞堂等犧牲，僅有二三千人突圍轉移到羅家岩。湘軍随即攻占羅家岩，守寨号軍傷亡殆盡。

　　2月，席寶田部攻陷轎頂山，黃号興明王石廷士、大元帥馬文祖被俘，慘遭殺害。不久，因苗軍攻入湘西沅州，威脅湘軍後方，席寶田被迫回軍湘西，轎頂山複爲号軍占領。

　　與此同時，李元度部湘軍向烏江西岸的白号軍進攻，并在軍事進攻的同時，大搞招降活動。由于軍事上接連失利，一部分号軍領導人發生動搖，接受招撫，這就加速了白号軍的失敗，使湘軍逐漸攻占了偏刀水的外圍據點。3月24日，湘軍先向距偏刀水僅四裏的覺林寺進攻，遭到号軍英勇反擊，遂用劈山炮猛轟。這時，早已投敵的孫洪順從裏面接應配合，湘軍乘勢奪卡，攻入号軍營壘。稱爲嗣統皇帝的号軍領袖朱明月突圍後被俘。4月初，四川候補知府唐炯和總兵劉鶴齡率川軍相繼到達偏刀水，占據西、南兩面。唐炯、李元度一面派軍隊截擊來援的黃号軍，一面乘虛攻占了黃号軍的重要據點水源溝等地。清軍将偏刀水周圍的神仙峰、黃家寨、朱村、拖尾營等堡寨逐次攻占，并在周圍挖壕塹、樹木栅，派兵晝夜守護，使偏刀水白号軍愈形孤立。号軍奮力堅守，打退川軍、湘軍的多次進攻。清軍以新式後膛開花炮向偏刀水轟擊，号軍傷亡漸多。唐炯又派叛徒龐向忠潛往偏刀水号軍内部誘降。5月26日，川軍、湘軍會攻偏刀水，秘密投敵的号軍首領向成高暗中打開寨門。在裏應外合、内外夾攻之下，偏刀水終于失陷。白号軍首領——寄信王田應武、黔陽王何繼述、元帥何發喜、軍師老教主王禮廷、李長俊等被俘遇害，号軍戰士七八千人被剃發遣散。偏刀水失陷，标志着白号起義軍基本失敗，并使黃号軍陷于孤立。

　　川軍繼續向餘慶轎頂山、甕安玉華山、平越尚大坪等地的黃号軍進攻。黃号首領何得勝已于上年10月病死，何妻黎氏統其衆，由進攻轉爲防禦，并放棄了與潘名傑苗軍的聯合。之後，譚超凡（光前）在甕安自稱皇帝，與黎氏發生矛盾，導緻武裝沖突，自相殘殺，使黃号軍受到極大削弱。貴州巡撫曾璧光令貴州提督張文德進攻龍裏、貴定，牽制潘名傑部苗軍，以便唐炯集中力量進攻号軍。唐炯采取“剿撫兼施”的方針，将部分投降的号軍編入總兵劉鶴齡軍中，令其引導川軍前進；策動譚超凡暗約五十九寨黃号軍向川軍投降，作爲内應；根據降衆提供的有關黃号占領區的地形和叛徒的獻計，制定攻擊玉華山、轎頂山和孤立尚大坪的作戰方案。7月 27日，三路川軍同時渡過清水江（烏江支流）。左路鄧锜率兵一千五百人和五百降衆，從袁家渡渡河，譚超凡率已降清的五十九寨号軍與川軍配合，于8月7日占領甕安縣城。8日，川軍向大轎頂山進攻，号軍降衆從中縱火内應。黃号軍首領石士貴、張義方陣亡，大轎頂山爲川軍占領。右路總兵唐大有從龍坑渡河，在号軍叛徒配合下，于8月7日夜奪占小轎頂山，黃号首領何雙富等被俘。中路總兵劉鶴齡從江界河渡河，8月6日夜襲占長安營，逼玉華山而壘。在叛衆的煽惑下，黃号軍軍心渙散，紛紛出降。川軍乘勢攀藤附葛上山，黃号軍文定王陳紹虞乞降，并将拒不投降的王超凡捆獻清軍，緻使玉華山陷入敵手。至此，餘慶、開州、甕安等州縣全部爲川軍控制。

　　川軍攻占大小轎頂山、玉華山後，便合兵會攻尚大坪。唐炯繼續采用“剿撫兼施”的方針，将玉華山降衆留強汰弱，編爲五營。8月14日，唐大有部川軍和降衆抵達大坂，控扼尚大坪之前，唐炯、劉鶴齡列營于左右。這時，黔軍參将唐天佑部也已渡過清水江，攻占王卡，切斷了尚大坪的後路。于是尚大坪号軍處于川軍、黔軍四面包圍之中。15日夜，川軍冒雨襲占岩門關、平果兩處要隘，逼尚大坪而壘，并發動政治攻勢。8月16日，何黎氏等率号軍及太平軍數千人投降清軍。劉義順和秦崽崽等數十人由小道突圍被俘，後在成都慘遭殺害。

　　号軍最後一個根據地尚大坪的陷落，标志着堅持了十四年之久的号軍起義的最後失敗。

　　

　　（四）湘、川、黔軍三路進攻黔東南苗軍

　　1867年豬拱箐陷落和黔西北苗民起義的失敗，1868年荊竹園失陷和黔北号軍起義的失敗，使貴州各民族起義軍與清軍的力量對比發生了巨大變化，起義戰争轉入了低潮，黔東南、黔西南等地的起義軍面臨着更爲艱苦的防禦作戰任務。

　　1868年5月，席寶田由湘西沅州還軍貴州邛水，于5月19日圍攻邛水西南的苗軍重要據點寨頭。“該處地當山半，三面劈削，一面下臨深澗，堅壘重壕，層層環互”①，形勢極爲險要。苗軍守将甘保玉親率苗軍主力堅守在前哨陣地釘耙塘。湘軍從正面進攻，傷亡慘重。席寶田便改變戰術，一面從正面佯攻，一面派部隊抄至寨頭側後，從高處襲擊苗軍。苗軍腹背受敵，甘保玉不幸犧牲，寨頭終于失守。其後張秀眉、包大度等率苗軍數次反攻寨頭，均未奏效。後由于席寶田請假返回湖南，湘軍便以酷暑爲理由，暫停向苗區進攻。

　　唐炯在攻占尚大坪黃号根據地後，即率川軍南下，進攻苗軍。8月25日，川軍與黔軍參将唐天佑部攻陷平越州城，11月3日攻陷麻哈州城。唐炯利用号軍叛徒陳紹虞等，由平越以東沿重安江東進，會合川軍總兵劉鶴齡部，于11月28日占領黃平舊州城，12月7日占新州城。

　　貴州巡撫曾璧光則遣提督張文德率黔軍由貴陽東進，連陷龍裏、貴定，威逼都勻。都勻地區苗軍首領潘名傑投降。餘部在楊開國領導下繼續戰鬥，終因寡不敵衆，于11月27日撤離都勻。

　　同年11月初，席寶田又由湖南回到寨頭湘軍大營，繼續向苗軍進攻。處于清軍包圍之中的苗軍，一面依托險要山勢節節抵抗，一面派兵繞襲敵後。一部苗軍進攻邛水東北的青溪、玉屏，并進入湖南，另一部攻擊被湘軍占領的荊竹園和上河等地，牽制湘軍，使其不能全力進犯苗區。金幹幹也率五千苗軍，輕裝深入川軍後路，襲擊其補給線。席寶田、唐炯均感後路空虛，兵力不足，屢請增兵。

　　1869年，清政府進一步調兵增援貴州。湖南巡撫劉昆遣記名按察使黃潤昌、道員鄧子垣率萬餘湘軍入黔。1月初，黃潤昌進抵貴州青溪。席寶田令黃潤昌沿鎮陽江西進，令記名提督榮維善由寨頭北上，夾攻鎮遠。3月10日，湘軍攻占鎮遠府衛兩城。其後，黃潤昌率軍西攻施秉，榮維善則率軍南下，與沿清水江西進的李光燎、戈鑒部會合，于4月9日攻占清江廳城。接着，席寶田命榮維善由清江、彭芝亮由石阡，分率所部赴鎮遠，與黃潤昌部會合。4月30日，黃潤昌、榮維善、彭芝亮等部湘軍攻占施秉縣城，苗軍向西撤退。

　　

　　（五）黃飄大捷

　　湘軍攻占施秉後，爲了迅速打通驿道，并與業已占據黃平、重安、清平等地的川軍會合，便乘勝向黃平前進。1869年5月1日和2日，由黃潤昌、榮維善、鄧子垣等率領的湘軍一萬八千餘人占領苗軍重要據點白洗寨（施秉南二十餘裏）和甕谷隴（黃平東南四十餘裏）。甕谷隴至黃平，中有黃飄（黃平東南二十裏）等苗寨，地勢奇險，僅有羊腸小道可以通行。當時有人提議停止攻擊，但黃潤昌、榮維善等因勝而驕，認爲“功在指顧”，“若舍之而去，則驿路仍被梗阻，計不如乘勝追之”①。5月3日，湘軍以榮維善爲前隊，總兵張宜道爲二隊，總兵蘇元春爲三隊，鄧子垣爲四隊，黃潤昌爲後隊，由甕谷隴出發，沿山路魚貫而行。

　　盡管由于湘、川、黔軍節節進逼，苗軍遭受的威脅越來越大，但他們仍然保持着頑強的戰鬥意志。苗軍首領張秀眉令部将包大度率軍萬餘人，在黃飄一帶山上設伏，而以小部隊前出誘敵。當湘軍進入伏擊區時，苗軍突起，前阻後截，“山上木石如雨”。湘軍争相逃命，但因道路狹窄，入馬擁擠，亂作一團，自相踐踏，死傷甚衆。苗軍趁勢由山上沖下，喊殺之聲響徹山谷。黃潤昌爲“飛炮”擊中頭部，頓時斃命。鄧子垣企圖救護，也被苗軍亂刀砍死。榮維善率親兵二百餘人沖出包圍圈，沿山東逃，又爲苗軍包圍，全部被殲。

　　黃飄一戰，苗軍取得了輝煌的戰果，湘軍主力榮維善、黃潤昌、鄧子垣部大部被殲，僅蘇元春率數千殘兵逃出重圍。

　　黃飄大捷之後不久，苗軍又取得了重創黔軍的巨大勝利。1869年5月初，貴州提督張文德指揮黔軍三四千人分五路從都勻向八寨進犯。苗軍奮起阻擊進犯之敵，并由金幹幹率軍數千人，繞至平口、吳秀等地，從側後襲擊敵人，阻截敵人糧道。黔軍腹背受敵，到達八寨以西四十裏的雞賈河一帶時，已無法前進。由于從貴定、獨山等地轉運的糧食，多在途中被苗軍截獲，軍中無糧，先則殺馬爲食，繼則以草根樹皮充饑，士無鬥志，紛紛潰逃。7月中旬，張文德迫于形勢，率部向獨山轉移。苗軍早在樓山口埋伏重兵，當黔軍從高寨坡登上樓山口時，伏兵突起，黔軍頓時亂作一團，總兵馬永勝、副将何遇春等當場斃命，兵勇死傷枕藉，三四千人全行潰滅。張文德僅帶親兵二十餘人徒步經獨山逃回省城貴陽。苗軍乘勝于7月19日收複都勻府城。

　　當時的形勢對苗軍極爲有利，如果各部力量團結一緻，乘勝向敵人進攻，是有可能進一步變被動爲主動的。可惜苗軍滿足于已有的勝利，除了有限的幾次小規模的軍事行動外，無所作爲，從而失去了繼續殲敵的良機，給了敵人以休整恢複的時間。

　　

　　四、起義戰争的最後失敗

　　（一）湘、川軍繼續向苗軍進攻

　　湘軍黃飄大敗之後，湖南巡撫劉昆極力爲席寶田開脫，并從人力物力方面予以大力支援（由湖南增兵萬人，又增設援黔營務處，負責轉運糧饷）。1870年4月上旬，席寶田率新募湘軍回到貴州，進抵鎮遠以南二三十裏的塘頭，連同原有在黔湘軍，共三十餘營，随即部署向施洞口進攻。

　　施洞口位于清水江南岸，是鎮遠入台拱的要隘。苗軍首領九大白和報南燒率部堅守施洞口，張秀眉和潘老冒也率部前來助守。湘軍占據清水江北岸的金鍾山，幾次搶渡清水江，都被苗軍擊退。4月15日（三月十五日），是苗族人民一年一度的“吃姊妹飯”節，苗軍放松了戒備。席寶田指揮湘軍乘機從上下遊暗渡，以一部由正面佯攻，一舉襲占了苗軍的重要據點施洞口，取得了繼續向清水江南岸苗區進攻的出發地。但是，席寶田決定先攻清水江北岸，以期與川軍會師。5月，湘軍相繼攻占新城、甕闆、蓑衣坡等苗軍據點。6月上旬，又占領了施秉城南苗軍重要據點白洗和岩門司。

　　與此同時，唐炯指揮的川軍相繼攻占了黃飄、白堡、甕谷隴等苗軍堡寨，迫使苗軍數千人退守叫鳥硐。該硐“寬廣三裏餘，上下四門曲折相通，中有暗河一道，環護硐門，其内門遍開炮眼，勢極堅險”。①6月10日，川、黔軍各一部聯合發起進攻。苗軍從洞内開槍開炮，大量斃傷敵人。後清軍伐樹木數萬捆，加上硫磺，堆積洞口，乘風縱火。苗軍爲煙火熏灼，無法作戰。27日，清軍進入洞内，将五千餘人全部殺害。接着，川軍與湘軍在甕谷隴會師。至此，鎮遠至黃平的驿道被打通了，清水江和重安江以北地區全被清軍控制，苗軍隻得退守江南。

　　清制，客省軍隊的軍饷應由主省供給，因貴州貧瘠，仍由客省供給。号軍失敗，苗軍退至清水江以南，已不能直接對四川、湖南造成威脅，兩省的統治者便不願出錢爲他省代勞。湖南巡撫劉昆強調“湖南自援黔以來，歲需饷銀甚巨，積欠已多，湘中近日情形，尚須防維補救，自固根本”②，提出湘軍拟暫緩南圖；在此以前，席寶田以天暑疫作爲由，返回湘西沅州，将軍事付與唐本有等。四川總督吳棠提出，全撤川師，以月饷五萬交貴州，由其自辦；接着，唐炯以疫重糧竭爲由，率川軍撤至平越、甕安一線。清廷不同意停饷撤兵之議，規定客省軍隊仍由客省供給軍饷，但爲了解決糧饷困難，允許裁汰老弱。川軍因此軍心不穩，提督陳希祥部先潰，其它各部繼之。貴州巡撫曾璧光以此彈劾唐炯。清廷令貴州提督周達武（原川軍将領）率領本部馬步勇丁五千九百餘人由川入黔，馳赴本任，唐炯各營分別裁撤，于是貴州與湖南、四川的矛盾暫時解決。

　　1870年10月，席寶田又指揮湘軍，采取先攻台拱周圍苗軍堡寨，後攻台拱，數路分進，晝夜力攻的辦法，大舉向台拱地區進攻。已有十餘年沒有遭受清朝官兵和地主豪紳壓迫的台拱苗民，爲了保衛家園，與敵人展開了殊死的鬥争。張秀眉、金大五、楊兄洋等，率軍沿途阻擊，節節抵抗。但湘軍用洋槍、洋炮向苗軍堅守的山寨轟擊，給苗軍造成很大傷亡。不久，山丙、凱塘、革夷等據點相繼失守，金大五沖出重圍，楊兄洋被俘犧牲。張秀眉見無險可守，主動退出台拱城。11月17日，台拱爲湘軍占領。

　　1871年春，清軍繼續向苗軍進攻。貴州提督周達武一面指揮黔軍向苗軍進攻，一面對苗軍首領進行誘降。2月，八寨苗軍首領聞國興（即小播五），爲高官厚祿所誘，約同獨山大河苗軍首領唐大煊降清，“自率團衆收複八寨、上江、下江、三腳各城”。①都勻、麻哈、清平、黃平等城亦先後爲黔軍攻占。4月，席寶田指揮湘軍攻陷丹江廳城，5月，占領苗軍的最後一座城市凱裏，接着向苗軍占據的雷公山進逼。苗軍在張秀眉領導下，撤出雷公山，退守丹江、凱裏之間的山區。由于天暑瘴發，湘軍停止用兵，戰争暫處間歇狀态。

　　

　　（二）烏鴉坡之戰與苗軍的失敗

　　1871年秋，清軍繼續向苗軍進攻。11月，湘軍攻占黃茅嶺各寨，盡得苗軍存糧。張秀眉、楊大六、姜老拉、潘老冒、九大白、包大度、金大五等苗軍将領率苗軍和群衆二十萬人，齊集烏鴉坡。烏鴉坡位于丹江、凱裏邊境，雖然“岡巒環抱，疊隘重關”，形勢險要，但苗軍除此之外，據點盡失，二十萬人據此彈丸之地，不但沒有機動回旋的餘地，而且糧秣皆缺，形勢極爲不利。在這生死存亡的嚴重時刻，以張秀眉爲首的廣大苗軍将士，主張就地堅守，與清軍決一死戰。李文彩（原爲廣西天地會起義軍首領之一，後投奔石達開）則認爲，在此固守，無異于坐以待斃，因而建議“廣集苗船，乘春水漲發，引衆浮清水江東走，徑指洪江，下趨常德，以擾湖南腹地”①。李文彩的方案，沒有被張秀眉接受。

　　1872年春，湘軍和黔軍分數路向苗軍進逼：湘軍唐本有、謝蘭階部由凱裏南下，攻烏鴉坡西北，龔繼昌、蘇元春部由開懷南下，攻烏鴉坡東南，戈鑒部由烏溜前進，與龔繼昌等部相犄角；黔軍則由漫洞進至舟溪，扼烏鴉坡西南。苗軍扼守牙塘、烏遂、猴子坳、小坳等數十寨。4月19日，清軍發動進攻。苗軍用原始武器與裝備洋槍洋炮的清軍激戰十晝夜，清軍每攻占一寨，都要付出相當大的代價。4月30日，苗軍各寨先後被敵攻破，各部乘雨夜分頭突圍。張秀眉、楊大六和九大白等率衆由烏堡、冷水溝北走，爲清軍沖散。負責斷後的九大白英勇犧牲。張秀眉、楊大六率餘部走雷公山。從5月7日開始，清軍開始搜山。姜老拉首先被俘。張秀眉、楊大六退至烏東山時，僅剩四五百人。在力量極爲懸殊的情況下，張秀眉、楊大六仍率苗軍戰士持短刀死戰。後戰敗被俘，于湖南長沙慷慨就義。潘老冒、金大五、李文彩、金幹幹、包大度等亦被清軍俘獲。至此，爲時十八年的苗民起義戰争在湘、川、黔軍的聯合鎮壓下失敗了。

　　

　　（三）新城之戰與回民軍的失敗

　　當黔東南苗軍在烏鴉坡等地與湘、黔軍苦戰時，黔西南回民軍也正在興義府城和新城浴血奮戰，反擊滇、黔軍的聯合進攻。

　　早在1864年10月，興義府代理知府孫清彥等策動駐守興義府城的回民軍都督馬忠叛變。張淩翔、馬河圖聞訊，率軍讨伐，馬忠棄城逃跑。後馬忠引導清軍向興義府城反撲，回民軍苦戰失利，張淩翔、馬河圖壯烈犧牲。1866年4月，金萬照、張定中等設計殺馬忠于新城，并再克興義府城。張、馬犧牲後，起義軍失去了核心領導，金萬照名爲經略大臣，總理全局，但實際上各不相屬，力量逐漸衰弱。當時清軍主要兵力用于鎮壓号軍和苗軍，對黔西南回民軍暫取守勢，因此，兩軍處于相持狀态。但是，清軍加強了對回民軍的分化瓦解，有的起義軍将領思想動搖，與敵人暗中勾搭。

　　1871年11月，原駐守盤江北岸的安義鎮總兵何世華率領七營黔軍，越過盤江上的鐵索橋，向回民軍進攻。早已暗通清軍的譚五受和楊九（楊樹森）公開投敵，何世華部順利地占領了安南縣城，不久進至貞豐州城下。12月19日夜，清軍四面逼攻，守城的回民軍和岩大五部苗軍經激烈巷戰後退出貞豐州城。撤退途中，岩大五被俘，英勇就義。之後，何世華指揮黔軍和團練向占據興義府城和新城的回民起義軍進攻。起義軍頑強抵抗，何世華久攻不下，請求增兵。貴州巡撫派記名道吳德溥、總兵文德盛率黔軍赴援；雲貴總督劉嶽昭和雲南巡撫岑毓英派雲南鹽法道沈壽榕、總兵吳奇忠（即吳元彪）等率滇軍入黔，與黔軍“會剿”起義軍。

　　1872年3月，吳德溥至普安廳，即通知何世華以一部兵力牽制新城回民軍，集中力量先攻興義府。何世華派部占據興義府城北萬壽山。4月，吳奇忠率滇軍趕至興義府，紮營于城南銅鼓山，随即與黔軍合力攻城。張福祿、張福蔭率回民軍在城内堅守，并伺機出去，屢敗清軍。5月19日，清軍挖地道炸塌城牆數丈，起義軍用事先準備好的木石迅速堵住缺口。清軍進攻失敗，遂施用離間計，使中郎将馬宗連等人互相猜忌，并暗中向敵人投降。5月31日夜，在馬宗連等的内應下，清軍攻入城内。回民軍二千四百餘人戰死，張福祿、張福蔭投水自盡，興義府城爲清軍占領。

　　興義府城失陷後，滇軍、黔軍和團練集中力量向回民軍占據的最後一座城市新城進攻。回民軍對新城曾花大力經營，使它成爲一個城堅糧足的據點；但另一方面，卻忽視了城市外圍據點的建設。對于敵人的進攻，回民軍采取了單純守城的方針。新城城池高深堅固，回民軍在四周險要之處皆修有石碉，各碉之間均有交通壕相通。回民軍白天堅守石碉，夜間則主動出擊。1872年4月，吳德溥率所部黔軍至新城。同年5月黔東南苗軍失敗後，貴州提督周達武令原鎮壓苗軍的黔軍除以一萬五千人留守外，全部調赴新城前線，歸何世華、鍾開蘭統領（合計二十營）。不久，滇軍亦從興義府城趕來。清軍兵力不斷增加，攻城卻毫無進展，不得不采用吳德溥軍中英國人麥根之策，沿城掘長壕以作久困之計。回民軍被圍城中，外援斷絕，處境十分困難，但在經略大臣金萬照的領導下，仍英勇作戰，使清軍“動辄受創 ”。

　　1872年10月底，貴州提督周達武抵達新城前線。他認爲盡管滇、黔軍多達數十營，團練數萬人，但強攻傷亡太大，“以彈丸黑子之地，至擲萬衆之命以争之，亦殊得不償失”，乃下令進行“招撫”。①他一面讓黔軍打出“貴州提督周達武 ”的旗幟向回民軍示威，一面派間諜潛入城内，誘降了一貫動搖的回軍首領張定中。11月5日，張定中将金萬照騙出城外，讓清軍捉獲，然後回到城中，命令起義軍放下武器。清軍随即入城，将起義軍将士及其家屬殘酷地加以殺害。金萬照被囚送貴陽，英勇就義。至此，黔西南的回民軍也最後失敗了。

　　黔西南回民起義被鎮壓以後，貴州各族人民的反清鬥争并沒有停止，但就全省範圍而言，較大規模的起義戰争至1872年底即基本上結束了。這次戰争曆時十九年，由漢、苗、布依、侗、水、回、彜、瑤、仡佬等各族人民組成的數十支起義軍，攻城略地，縱橫馳騁在貴州高原上，不但控制了廣大的村寨，而且先後攻陷府、廳、州、縣城五十餘座，搗毀反動政權機構，懲辦貪官污吏。在湘、桂、滇、川、黔五省軍隊的聯合鎮壓下，貴州各族人民起義戰争雖然失敗了，但它沉重打擊了清王朝及其在貴州的封建統治，在中國近代史上的影響和意義是相當深遠的。


第二节 云南回民起义战争

　　一、起義的爆發

　　雲南地處西南邊疆，境内多山，土地瘠薄，各族人民在清朝地方官吏、土司頭人和地主豪強的重重剝削壓迫下，生活異常困苦。清政府每年向雲南征收賦稅達白銀四十萬四千二百兩以上，各級地方政府的費用和官吏的“養廉”以及巧立名目的苛捐雜稅，随征科派。鴉片戰争失敗後的賠款，也分攤到雲南各族人民頭上，使其負擔越來越重。

　　清王朝爲鎮壓人民的反抗，在雲南駐有綠營兵近四萬人，每年所需俸饷及軍械彈藥、恤賞等費甚巨，其中半數以上由地丁銀中支取，餘由江南各省的協饷銀補給。太平天國起義後，江南各省自顧不暇，斷絕了協饷銀的來源，于是雲南地方當局進一步橫征暴斂。“軍費不足，則加賦稅；賦稅不足，則抽厘金；厘金不足，則逼捐輸”①。各地團練更是“任意科斂，弊窦叢生”②。雲南各族人民遭受殘酷的壓迫剝削，被迫起而反抗，以緻“聚衆抗糧”、“閉門拒賦”的現象時有發生。

　　爲轉移雲南各族人民的反抗鬥争目标，統治階級不斷挑起民族矛盾和民族糾紛。雲南是多民族的省份之一，有漢、回、彜、白、哈尼、壯、傣、苗、景頗等幾十個民族。除漢、回兩族外，清統治者對其他民族統稱之爲“夷”。回族人數約占全省人口的十分之一二。由于統治階級的挑撥，回族和漢族之間不斷發生糾紛。早在嘉慶初年，就因回漢上層分子争奪廠礦利益，開始發生仇殺。道光朝以後，回漢之間的矛盾越來越大，械鬥和仇殺的次數越來越多，并愈演愈烈。這種情況，使得雲南的階級矛盾和民族矛盾錯綜複雜地交織在一起。

　　1855年（鹹豐五年）冬，雲南臨安府（治今建水）的漢族地主惡霸和楚雄府（治今楚雄）回民爲了争奪楚雄府南安州（治今楚雄南）石羊廠銀礦，發生糾紛。楚雄府知府崔治中等地方官吏乘機施展“ 暗中挑撥，意在兩傷，借邀功利”的伎倆，“見臨人（按：即臨安府漢人）勢強，則召臨人殺回人；見回人勢強，又使回人以殺臨人”①，導緻事态擴大，矛盾激化，從争吵發展到回漢械鬥。

　　1856年春，臨安漢族惡霸煽動漢人入南安州和楚雄府城捕殺回民，“老弱鮮得免者”②。楚雄府的漢族官紳也殘暴地屠殺回民。臨安漢族惡霸等在廣通（今祿豐縣廣通鎮）、羅川（今祿豐縣西南）、祿豐等地逞兇之後，拟前往省城昆明屠殺回民，回衆起而自衛。新興（今玉溪）回民首領馬淩漢率回民千餘，在距昆明二十裏的小闆橋，将臨安漢人惡霸打敗。這本來是正當的自衛行動，卻被統治階級污蔑爲“糾衆謀逆”、“陰謀作亂”。雲南巡撫舒興阿和團練大臣黃琮竟“饬各府廳州縣聚團殺回”，署布政使清盛也下達了對昆明回民“格殺勿論”的命令。①

　　統治階級策劃的對雲南回民的野蠻屠殺，終于迫使回民群衆走上武裝起義的道路。同年6月，姚州（今姚安）回民首先起事，7月即攻占州城。各地回民相繼響應。在滇西，杜文秀起于蒙化（今巍山），蔡發春起于順甯（今鳳慶），楊榮、虎應龍起于鶴慶、麗江；在滇南，馬德新（字複初）起于新興，馬如龍起于臨安北面的曲江，馬淩漢、楊振鵬起于昆陽（今晉甯），徐元吉起于澂江（今澄江）；在滇東，馬聯升起于曲靖，馬榮起于尋甸。回民起義的烽火遍及雲南全境。與此同時，漢族和彜、哈尼、白、壯等兄弟民族也紛紛起義。哀牢山區李文學領導的彜族人民起義隊伍，一開始就同杜文秀領導的回民起義軍并肩戰鬥。其他起義隊伍也或者單獨作戰，或者與回民起義軍彼此支援，相互配合，有的則直接參加了回民起義的行列。這時，雖然民族仇殺事件在不少地區仍不同程度地存在着，但是以杜文秀爲代表的各族人民群衆，通過鬥争實踐，逐步認識到封建官吏和地主武裝團練才是回漢仇殺的真正罪魁禍首，是各族人民共同的敵人，從而摒棄民族相仇的偏見，走上了共同反對清朝封建統治者的武裝鬥争道路。

　　

　　二、滇東、滇南起義軍的反清鬥争

　　以回民爲主體的雲南各族人民的大起義，極大地震動了清廷。鹹豐帝（清文宗奕詝）立即令正在貴州鎮壓人民起義的雲貴總督恒春折回雲南，“痛加剿洗”。但自太平天國起義以來，清廷不斷征調各省清兵赴江南鎮壓太平軍，雲南防軍也“半經外調”，所剩清軍不敷派遣，顧此失彼。回民起義軍正是趁此有利時機，迅速發展力量，開展反清鬥争。

　　滇東、滇南各族人民起義之初，組織比較分散。曲靖、臨安、東川（治今會澤）、開化（治今文山）等府和廣西州（治今泸西）的許多小股起義軍，各自爲戰，擊敗了前來“圍剿”的清軍和地主團練武裝，進而主動進攻，圍攻敵人盤踞的城市。滇東起義軍控制了平彜（今富源）至嵩明之間的大道。徐元吉部回民軍則占據了接近省城昆明的澂江府城。随着鬥争的發展，各地起義軍力量不斷壯大，并逐漸從互相支援發展到聯合行動。1857年夏，馬如龍、馬德新、徐元吉等率領滇東、滇南回民起義軍二萬人，經晉甯（今昆明市晉城）、呈貢向昆明進發。當時昆明城中清軍很少，團練因無人督率，紛紛潰散。雲貴總督、雲南巡撫和團練大臣等束手無策，隻得緊閉四門，等待援軍。7月12日，起義軍占據距城僅五裏的江右館爲大營，分據大樹營、王家橋、堡基、馬街子、碧雞關、紅廟、西壩等村寨，随即發動對省城的圍攻。城内糧源斷絕，戰守無兵，雲貴總督恒春無計可施，自缢而死；巡撫舒興阿也“引疾乞假”，藏匿家中。

　　其時，清廷正忙于鎮壓太平天國革命，無力顧及雲南，隻得調四川總督吳振棫爲雲貴總督，帶川兵二千名赴任。吳振棫懾于起義軍的聲威，一面奏請清廷将“主剿”回民的團練大臣黃琮、窦垿革職，以麻痹回民的反抗意志，一面召請在外省任職的雲南籍回族官員回滇，以拉攏和收買回民軍首領。滇東、滇南起義軍的主要領導人馬德新和馬如龍都是回族上層分子（馬德新是雲南回民的總掌教，馬如龍則是出身于官宦之家的清朝武生），他們公開聲明，起兵“止欲報仇，不敢爲逆”①，隻要當局懲辦“倡首滅回者，以服衆心，即行解散”②。由于他們根本沒有觸動清朝反動統治的決心，因此，在統治階級的利誘之下，于1858年春與官方訂約，承諾“永不滋事”，并将圍攻省城的起義軍撤離，散歸各地，滇東、滇南起義軍第一次圍攻省城遂告結束。

　　

　　三、滇西起義軍的勝利發展

　　（一）大理革命政權的建立

　　當滇南、滇東回民起義軍由于馬德新、馬如龍等人的妥協遭受挫折的時候，滇西回民起義軍在杜文秀的領導下，不斷地發展壯大。

　　杜文秀（1828—1872）字雲煥，号百香，雲南永昌府保山縣金雞村人，回族。1845年（道光二十五年），永昌府漢族地主團練組織“香把會”，在官府的支持和縱容下，大肆殘殺回民。杜文秀以家屬被殺，未婚妻被擄，于1847年上京控訴，但冤仇終不能伸。失望之餘，他逐漸認識了清王朝的腐敗，激發起反抗清王朝民族壓迫的革命思想。回到雲南之後，便在雲州（今雲縣）、蒙化等地暗中組織回民，醞釀起義。

　　1856年8月，杜文秀乘雲南提督文祥率兵離大理赴楚雄的有利時機，在蒙化率衆起義。9月7日，杜萬榮、藍金喜在大理府城起義。杜文秀聞訊，立即率起義軍前往大理，與當地回民會合，大敗清軍，斃迤西道林廷禧、太和（今大理）知縣毛玉成等。9月16日，大理知府唐惇培敗逃賓川（今賓川南），起義軍勝利占領大理城。奪據大理的勝利，使一部分起義軍首領昏昏然，他們不去組織力量防禦清軍的進攻，卻自恃有功，争權奪利。有的起義軍首領抱有傳統的民族偏見，任令部衆搶掠漢人，引起群衆不滿。這時，杜文秀挺身而出，組織指揮部衆粉碎了鶴麗鎮千總張正泰對大理的進攻，并且明确提出：“欲做大事，必須收拾人心，不宜專尚威力。且漢衆回寡，尤須重用漢人。”①杜文秀的正确主張，得到大家的贊同。由于他“精力強壯，忠直廉潔，素爲衆人所敬仰”②，遂被推舉爲總統兵馬大元帥。 10月23日，滇西回民起義軍齊集大理校軍場，築壇拜帥。杜文秀以原提督署爲大元帥府，組織大理革命政權。授蔡發春爲揚威大都督，總各路軍事，其他文武官員也各有職稱。宣布“遙奉太平天國南京之召号，革命滿清”，并通令“改正朔，蓄全發，易衣冠”③，以示推翻清朝反動統治的決心。

　　爲了鞏固新生的革命政權，杜文秀領導下的大理政權制定各種法律法令，實行了一系列有利于發展革命事業的方針政策，主要是：

　　第一，對各族人民一視同仁，平等對待，改善民族關系。還在起義之初，杜文秀就提出了“重用漢人”的正确主張，大理政權建立以後，即實行“不分漢回，一體保護”的方針，對其他民族，也采取同樣的政策。杜文秀制定的《管理軍政條例》規定：“族分三教，各有根本，各行其是。既同營幹事，均宜一視同仁，不準互相淩虐。”①這種“無分漢回夷，一以公平處之”②的民族政策，改善了大理政權控制地區各民族之間的關系，得到了他們的擁護和歡迎。

　　第二，減輕人民負擔，努力發展生産。大理政權規定廢除丁銀（人口稅）和其它苛捐雜稅，田賦隻征糧米；“地方稅課，舊有例者，方準抽收。不得私加名目，妄自征收”③，以減輕人民負擔。同時，大力發展生産。農業方面，發放耕牛、農具，招民墾荒，獎勵農耕。對工商業，采取保護和促進的政策，嚴禁文武官員“以官壓市，輕價估買”④，積極發展紡織、采礦、制鹽等工業生産。随着生産的發展，不但人民生活有了一定程度的改善，而且使起義軍有充足的軍饷，保證了革命戰争的進行。

　　第三，制定軍事制度，嚴格組織紀律。起義初期，凡屬回民青壯年都要當兵。大理政權建立後，規定回族三丁抽一，五丁抽二；對漢族和其他民族，則分派一定的數額，由其各自出兵。起義軍的編制，以十人爲什，百人爲棚，什有什長，棚有參軍或參謀，三五棚有一統領或都統率領，十棚以上有将軍或都督統率，将軍、都督以上則有大司、大将軍、大都督和元帥。一切軍機事宜，須集體商酌，最後由元帥裁決。遇有大的軍事行動，派出統帶官作爲元帥代表統率部隊，帶兵官不論何職，都要服從統帶官的指揮。起義軍中有嚴格的軍紀和賞罰制度，鼓勵将士服從命令，英勇作戰。杜文秀還特別強調群衆紀律，規定起義軍不得“無故下鄉，滋擾良民”，或“故意縱放牲畜，踐踏田禾”，嚴禁“毀拆廟宇，擾害民房”，不準“強買估賣”等等。①以上規定和軍紀，保證了起義軍的兵源，統一了帥府的軍事指揮，取得了人民的信任和支持，提高了起義軍的戰鬥力。

　　

　　（二）粉碎清軍的多次“進剿”

　　大理背靠蒼山，面向洱海，以上下兩關爲咽喉，地勢極爲險要。大理革命政權建立之後，杜文秀領導起義軍利用良好的地理條件，修營築壘，屯集糧草，做好了防禦敵人進攻的準備，從而使處于劣勢的起義軍，粉碎了敵人一次又一次的武裝“進剿”，保衛了革命政權，并使起義軍隊伍和控制地區不斷發展壯大。

　　千總張正泰失敗之後，清軍又多次組織力量向大理進攻。賓川團練頭目董家蘭和太和縣逃亡地主豪紳趙雲壽、李根香等人組織“義興營”團練軍，聯合敗退到鶴慶的張正泰和屯紮姚州的提督文祥所部清軍，企圖摧毀大理革命政權。1857年夏，文祥指揮清軍進攻下關東面的趙州。時值滇東、滇南起義軍圍攻昆明，滇西起義軍便乘機襲擊文祥部後路。清軍腹背受敵，潰不成軍，文祥退回鎮南州（今南華），彌渡和雲南縣（今祥雲）爲起義軍占領。1859年2月，董家蘭指揮“興義營 ”團練軍水陸兩路對大理發動突然襲擊。潛伏在大理城下的數百名練勇利用夜暗，用棺木裝火藥将城牆炸開，奪占了東門城樓，但從洱海進攻的團練主力因遇到大風浪，未能按期到達，以緻對大理的襲擊又遭失敗。不久，董家蘭因援鄧川（今洱源東南）被起義軍擊斃，張正泰亦因内讧被部下殺死。張董二人既死，所部團練軍一蹶不振，陸續被起義軍消滅。于是滇西起義軍聲勢大振，乘機向四外發展。統治階級驚恐萬狀，以緻“是時無敢言複大理者”②。

　　因清軍屢敗，新任雲貴總督張亮基于1860年1月奏請以總兵褚克昌署理雲南提督，辦理滇西軍務。褚克昌率兵西上，經祿豐、楚雄，于3月間至鎮南州，接任提督。他一面分兵進攻起義軍占據的姚州、大姚，一面率主力繼續西進。起義軍爲了收縮兵力，主動放棄沙橋（鎮南西北）、雲南驿（雲南縣東南）等據點，退守雲南縣城。褚克昌尾追至雲南縣城下，指揮所部清軍進攻縣城和彌渡、紅岩（彌渡西北）等地。面對褚克昌部清軍的大舉進攻，杜文秀一面派人發動滇東、滇南回、漢、彜各族人民起義，以牽制清軍，一面催調正在進攻緬甯（今臨滄）的大都督蔡發春率軍回援。同時，緻書澂江馬德新，請求派兵支援配合，以切斷褚克昌部的後路，造成東西夾擊的态勢。

　　1858年，滇東、滇南起義軍從昆明撤圍散歸各地之後，當時任巡撫的張亮基即調集清軍向回民進攻，回民被迫起而自衛。馬德新、馬如龍因個人目的沒有得到滿足，也乘機再次起兵，于是滇東、滇南回民起義軍又得到了發展。1860年春，馬如龍受馬德新之命，率部西援，4月底與李芳園部會合，共萬餘人，由南安州直逼楚雄。5月3日，攻克廣通。5日，在回镫關（廣通西南）大敗楚雄援軍，斃遊擊高天澤。8日，又在小腰站殲滅楚雄清軍千餘人，斃千總蘇鎮東。“楚雄得力将弁，無出高天澤、蘇鎮東右者，相繼敗沒，兵勇奪氣。 ”①5月21日，滇東、滇南起義軍包圍了楚雄府城。

　　連敗兩仗、士氣低落的楚雄清軍無力阻擋起義軍的銳利攻勢，楚雄知府楊觐向褚克昌求救。褚克昌正在進攻彌渡、紅岩，無兵可派，隻得盡撤鎮南大營清兵赴援楚雄。6月4日，褚克昌親抵楚雄府城。馬如龍、李芳園指揮起義軍晝夜圍攻，于6月11日，用地雷轟塌城垣二十餘丈，攻入城内。清軍一部投降，大部被殲。知府楊觐、副将慶連等被打死，褚克昌逃往鎮南。

　　起義軍攻占楚雄，不但切斷了清軍的後路，而且由于清軍官兵的父母妻子多寓居楚雄，以緻軍心瓦解，無意作戰。盡管褚克昌部将楊有才、張玉柱所部清軍攻占了彌渡和紅岩，卻無法擺脫這種不利的困境。而此時滇西起義軍又從西面發動了強大的攻勢，使清軍腹背受敵，更形狼狽。起義軍大都督蔡發春于1860年4月底攻陷緬甯後，即率領雲州、順甯、蒙化、緬甯起義軍二萬餘東下，楊德明等也率大理、蒙化起義軍八千餘人，在雲南縣與之會合，聯合向彌渡、紅岩等地進攻。連日交戰，清軍傷亡慘重，褚克昌得力将領張福保、楊有才、陳開榜、王有才等被打死。褚克昌慌忙從鎮南回到雲南縣大營指揮作戰，仍無法挽回敗局。清軍糧盡兵潰，遊擊張玉柱、守備孫占魁率部投降起義軍，紅岩、彌渡先後失守。起義軍随即進攻雲南縣清軍大營，并分兵一路，由虎應龍、保文明、桂春亮率領，北攻賓川。這時馬如龍率領的滇東、滇南起義軍也先後攻占了南安州、鎮南州和定遠（今牟定）縣城，控制了楚雄府全部州縣。褚克昌見處在起義軍東西夾擊之下的雲南縣清軍大營危在旦夕，便以往援賓川爲借口，率部撤離，僅留守備周士傑等防守。蔡發春便集中兵力猛攻雲南縣清軍大營，經十幾天激戰，全殲守敵，接着又轉攻賓川。褚克昌紮營于賓川縣城以北的太和村。蔡發春率起義軍趕到後，首先占據賓川北山，切斷清軍糧路，然後實施包圍。8月18日，起義軍發起進攻，9月9日攻破賓川清軍大營，全殲守敵，并殺死褚克昌。褚克昌全軍覆滅，雲南清軍聞風喪膽，“自此愈不敢言西上矣”①。

　　這時的形勢對回民起義軍非常有利，如果杜文秀和馬如龍加強團結，把滇西和滇東、滇南起義軍統一起來，或者繼續維持一定形式的聯合，乘勝出擊，擴大戰果，則有可能置敵人于死地。但是，馬如龍自謂有功，不願居杜文秀之下，竟率滇東、滇南起義軍返回澂江。不久，馬如龍等第二次圍攻昆明，徐元吉犧牲，圍城僅十日即被迫撤圍。

　　在杜文秀的指揮下，滇西起義軍迅速掃清了大姚、姚州等地的殘餘清軍，各将領乘勝向滇西各地清軍發起進攻。蔡德春到楚雄與已參加了滇西起義軍的李芳園會合後，于11月率軍攻占了祿豐縣和安甯州城。與此同時，陳義、楊德明、馬金保、張遇泰①等率部攻占了鶴慶、劍川和麗江城；虎應龍、桂春亮率部進攻永北廳（治今永勝）；蔡發春則率部返回雲州、順甯，轉攻永昌府（治今保山）。1861年3月，蔡發春、陳義率部由南北兩路包圍了永昌府城，經數月圍攻，于7月底攻克。8月，楊榮、張遇泰克雲龍州城（今雲龍），姚得勝、保文明、虎應龍克永北廳城。9月，馬成克龍陵廳城。10月，蔡發春、馬國玺克騰越廳城（今騰沖）。在此期間，滇西起義軍還粉碎了署雲南提督申有謀進攻大理的陰謀，奪回了被清軍一度占領的廣通、祿豐等城。申有謀狼狽不堪，率殘兵不足千人逃回省城。至此，西達龍陵、騰越、雲龍、永昌，東至楚雄、廣通、元謀、祿豐，南至緬甯、順甯、雲州，北抵劍川、鶴慶、麗江、永北，滇西二十餘廳州縣都在大理政權的控制之下。

　　

　　（三）杜文秀反對投降，堅持鬥争

　　1861年底，馬如龍聯合昆陽楊振鵬和新興田慶餘部回民軍，再次向昆明進發，開始對省城的第三衣圍攻。1862年（同治元年）初，雲南府所屬各州縣大都被起義軍占據，昆明成爲一座孤城。當時，兼署雲貴總督的雲南巡撫徐之銘迫于形勢，改變了一意主剿的态度，一面準備向起義軍發動軍事進攻，一面派署提督林自清和署澂江知府岑毓英到起義軍中“議和”，用高官厚祿引誘他們投降。馬如龍認爲機會難得，立即拜倒在敵人面前，聲言“世受皇恩”①，“志在報效，曆年漢回仇殺，不得已铤而走險，非敢叛逆，今願率衆投誠”②。1862年3月，馬如龍、馬德新、楊振鵬等人正式向敵人投降。爲了表示對清朝的“忠順”，馬如龍等親自到各地說降，脅迫起義軍将士解散或撤退，将起義軍占據的昆明四周的昆陽、新興、晉甯、呈貢、嵩明、羅次、易門、富民等城拱手獻給清軍。他們的叛變行徑受到了統治階級的賞識，清廷授予馬如龍“署理總兵”的官職，授予馬德新以“二品伯克”之銜。

　　馬如龍、馬德新等降清後，杜文秀繼續堅持反清鬥争，滇西起義軍成爲統治階級的心腹之患。馬如龍、馬德新等人在雲南督撫大臣的授意下，接二連三地對杜文秀進行誘降活動。1862年夏，馬如龍寫信給杜文秀，并派楊振鵬前往大理，一面以高官厚祿誘勸杜文秀投降，一面以軍事進攻相威脅。馬如龍在6月2日（五月初六日）的信中聲稱：“如以和爲非，則卧榻之側，豈容他人鼾睡，官處必發兵西向。此時兩迤（指滇東、滇南）既和，迤西（即滇西）孤立。前省［軍］西發，每爲東南所擾，故爾無功返。……刻下省垣無南顧之憂，官兵得專西伐之力，則迤西雖有數城之衆，恐難敵全省之師。爾時欲迤南赴援，弟等已授職官，宜報朝廷，必無赴救之理。”③杜文秀既不爲高官厚祿所動，也不理睬馬如龍等的恐吓。在給楊振鵬的信中，他一針見血地指出，官府的所謂和議，“不過因江南未靖，西洋複來，各省紛争，天下鼎沸，暫爲緩此急彼。俟彼處稍定，必将舉全師以壓我境。迨至彼時，［我兵已散，我将各離，］始知朝廷包藏禍心，則謀不及施，勇不及逞，嗷嗷待斃，悔之晚矣！”①6月下旬，楊振鵬到達大理，杜文秀仍嚴詞拒絕，“堅執不從”。1863年夏，馬如龍又派他的親信馬負圖到大理勸降，杜文秀斬釘截鐵地回答：“馬雲峰（馬如龍号雲峰）做馬雲峰的官，我杜文秀造我杜文秀之反。想我杜文秀歸順，除非黃河水清。不然，萬萬不能。”② 1864年，馬德新親自出馬，前往大理遊說。杜文秀仍然拒絕講和，說他“看不起那些身爲革命領袖，倒反去接受壓迫者手下的一點官職”③。這铿锵有力的言詞，表現了杜文秀與清廷勢不兩立的堅定立場，粉碎了統治階級的招降陰謀。

　　

　　四、滇西起義軍東征昆明

　　（一）東征前的形勢

　　1863年6月，清廷調前兩廣總督勞崇光爲雲貴總督。勞崇光令署雲南提督馬如龍防守省城，籌集糧饷軍火；令署理布政使岑毓英率軍進攻滇西。8月，岑毓英率清軍從昆明出發，于11月20日占領楚雄。此後，岑毓英以楚雄爲基地，分兵向大理進犯。清軍雖先後占領了大姚、永北、鄧川、賓川、浪穹（今洱源）、趙州、雲南、鶴慶、麗江等地，逼近大理的南北門戶上下兩關，但岑毓英所率主力卻被起義軍阻擋于鎮南和姚州，無法前進。1864年2月，起義軍在上關大敗清軍，并收複鄧川、浪穹、鶴慶、麗江；不久，又敗敵于下關，收複雲南、趙州、彌渡。杜文秀乘勝派馬得才率領援軍從彌渡、三街間道插到鎮南清軍側後，突然向敵人發起猛攻。清軍大敗（岑毓英也頭部中槍），狼狽逃回楚雄。

　　粉碎岑毓英部的進攻之後，杜文秀領導滇西起義軍乘勝向外發展，南面達于鎮沅，北面達于維西。至1866年初，起義軍控制了滇西二十三座城市，對清廷在雲南的統治造成極大的威脅，于是，雲貴總督勞崇光認爲，“當以征剿迤西爲急”①。3月，勞崇光到達昆明，便積極部署對大理的進攻。

　　經過将近一年的準備，署雲南提督馬如龍率領兵練八千九百餘人，于1867年2月由昆明出發，并指揮督标中軍副将楊振鵬、楚雄協副将李維述、參将楊先芝、遊擊合國安、昭通鎮總兵楊盛宗、騰越鎮總兵田仲興、普洱鎮總兵李錦文等部清軍和地方團練，分數路向滇西進攻。清軍雖然兵力不少，但士氣低落，特別是其中的回民将領和士兵，大都不願同滇西回民軍打仗，加之遭到起義軍的頑強抵抗，兵疲糧缺，進展緩慢。起義軍除在各地堅守外，杜文秀又派出部隊襲擊清軍的後路。清軍驚慌失措，李維述敗于鎮南，楊振鵬潰于賓川，楊先芝、合國安潰于姚州，楚雄、大姚兩地的清軍先後告急。楊盛宗、田仲興等也因糧饷不繼，分別從永北、蒙化、威遠等地敗退。馬如龍見敗局已定，遂托病由定遠撤軍，逃回省城。回民起義軍占領定遠、大姚之後，進而包圍了楚雄。

　　馬如龍進攻滇西及其失敗，是一個重要的事件，它對杜文秀的影響極大。在此之前，杜文秀雖然拒絕了統治階級的誘降，但對馬德新、馬如龍等的叛徒嘴臉缺乏應有的認識，由于民族和宗教等方面的原因，與他們撕不破臉皮，反而與之達成協議，以楚雄、鎮南東西分界，“各守疆界，各行其是”②，“不相侵犯，仍通互市 ”①。爲恪守協議，杜文秀主張首先鞏固滇西，必要時向川、黔發展，以避免與馬德新、馬如龍發生沖突。盡管由于太平天國革命失敗，雲貴總督勞崇光力主“進剿 ”，清軍對大理政權的威脅越來越大，杜文秀仍然不準備向東發展。迨至馬如龍進攻滇西，首先毀約，杜文秀才感到如果仍遵前約，無異于作繭自縛，加上這時清廷在雲南的統治力量比較薄弱，勞崇光病死後，斬任雲貴總督張凱嵩托病逗留四川，新任雲南巡撫劉嶽昭所率湘軍尚在貴州，布政使岑毓英率所部清軍赴貴州鎮壓豬拱箐、海馬姑苗民起義未歸，僅馬如龍率一萬五千殘兵敗将，龜縮省城。因此，杜文秀提議趁機東征昆明，并爲絕大多數起義軍将領所接受。

　　爲大舉東征，杜文秀發布了《帥府布告》、《誓師文》、《興師檄文》等文件。在《誓師文》中說：“此次出師，本爲興漢，戒勿濫殺。如臨其境，如遇其民，各當發明宗旨。但得漢回一心，以雪國恥，是爲至要。”“戰勝攻取之際，毋肆擄掠，毋貪财貨，毋淩婦女。遇官吏頑梗不服者，殺之。良善被挾者，撫之。諸惡元兇，法所必誅，嚴加懲辦，理宜不赦。”②同時，傳檄全省：“滇南一省，回漢夷三教雜處，已千百年矣。出入相友，守望相助，何嘗有畛域之分？慨自滿清僭位以來，虐我人民二百年餘［于］茲矣。”可惡，妖官“置蒼生亦［于］不問，棄黎庶其如遺。甚至漢強則助漢以殺惡，回，回強則助回以殺漢，民不聊生，人心思亂。 ”“本帥目擊時艱，念關民寞［瘼］，不忍無辜之回爲漢所殺，更不忍無辜之漢被回所，傷。爰舉義師，以清妖孽。志在救劫救民，心存安回安漢。”③這些文告，控訴和揭露了清朝統治階級制造民族矛盾，挑起民族仇殺的罪行，進一步闡明了以反清爲主要目标的革命立場，提出了團結回漢各族人民共同進行鬥争的方針政策，同時，對起義軍規定了嚴格的群衆紀律。這就從政治上打擊了敵人，動員和争取了各族人民積極參加東征昆明的戰争。

　　

　　（二）昆明外圍的激烈争奪

　　粉碎馬如龍對滇西的進攻并進行必要準備後，杜文秀調集大理、楚雄、麗江、永昌、順甯、永北、蒙化等地起義軍十萬餘人（一說二十餘萬），由十八大司統率，分兵四路，向雲南省城昆明發起大規模的進攻。其部署如下：北路由大司衡楊榮、大司阃馬旭、大司勳米映山率領，從定遠出發，占領琅黑等鹽井、羅次、武定、富民後，進攻昆明城北；西路由大司政劉誠、大司令馬清、大司藩安長興、大司隸劉綱率領，在占領祿豐、易門、安甯、碧雞關後，進攻昆明城西；東路由楊威大都督蔡廷棟、大司平馬興堂、大司寇李芳園等率領，從大姚出發，攻占元謀、祿勸、柯渡、楊林等地後，攻昆明城東；南路由大司戎馬國春等率領，在占領楚雄、南安、廣通等地後，攻昆明城南。杜文秀坐鎮大理，指揮各路大軍。

　　防守昆明的清軍，是馬如龍所部殘兵敗将，無法與起義軍相抗衡。正在貴州與起義軍作戰的雲南巡撫劉嶽昭，令業已鎮壓了貴州豬拱箐苗民起義軍剛回到雲南的布政使岑毓英“嚴扼曲靖，控制省城”①。岑毓英駐軍曲靖，派出一萬一千餘清軍赴援昆明、楚雄等地，企圖阻擋起義軍向昆明的進軍。

　　十萬起義軍分路并進，盡管圍攻楚雄的起義軍暫時受阻，但其餘各部進展頗爲順利。1867年9月，起義軍占領黑、白、琅等鹽井，控制了鹽井的稅收，斷絕了雲南反動當局至關重要的财源；随後，在兩個多月的時間裏，連陷廣通、祿豐、南安、元謀、武定、祿勸，切斷了楚雄與昆明的聯系。楚雄清軍孤立無援，軍火糧饷皆缺， 12月18日，起義軍一舉攻占了該城。至此，起義軍控制了滇西全境，後路毫無牽掣，軍鋒直指昆明。

　　1868年2月19日，楊榮等部北路軍攻陷富民，西路軍占領安甯。20日，上述兩路起義軍進至昆明城郊：北路軍由富民進占昆明西北的團山、大普吉、梨煙村、夏家窯一帶；西路軍由安甯攻占昆明西面的碧雞關、高嶢、梁家河、普坪等村寨。28日，南路軍攻陷易門。起義軍東征的節節勝利，使清軍中的許多回族将領備受鼓舞，昆陽楊振鵬、新興田慶餘、澂江張元林、曲靖馬天順、尋甸馬世德等，“悉舉所據地方響應”①，杜文秀均授予大司之職。3月9日、10日，在楊振鵬、田慶餘等配合下，南路起義軍襲占了晉甯、呈貢，随後即進占昆明城南的西嶽廟、五華寺等處。至此，起義軍從北、西、南三面包圍了省城昆明。護理雲貴總督宋延春驚呼：“人心驚惶，省城危在旦夕”②。

　　清廷令雲南巡撫劉嶽昭率領所部湘軍火速由黔入滇，以解昆明之圍。在劉嶽昭到達之前，防守昆明的署提督馬如龍因在城外作戰屢敗，退入城内，采取“以防爲剿”的方針，堅守不出，等待援軍。他以 “謀叛”的罪名捕殺了總兵合國安等數名回族将領，設立巡防總局，強迫軍民日夜登城防守，并以自己和勸捐得來的資财充當軍饷，以安定軍心。

　　在有利的形勢下，兵力居于優勢的起義軍不是一鼓作氣向昆明城發動猛攻，而是列兵城下，利用附城的寺廟、堡寨，築牆挖壕，企圖憑借堅固的營壘“坐困”清軍。這種持久圍困的方針，使清軍争得了時間，以調整力量、調派援軍向起義軍反撲。無疑，這對于遠離根據地的起義軍是極爲不利的。而且，起義軍雖然包圍了昆明，但對城東封鎖不嚴，金馬寺至宜良的通道沒有完全截斷，城内清軍仍可由此得到糧食接濟以苟延殘喘。起義軍爲阻截岑毓英的援兵，曾準備控制曲靖，由于行動不迅速果斷，此計未行，而岑毓英的援軍已進到昆明城下，從而使形勢變得複雜起來。

　　1868年3月6日，岑毓英督率三萬餘清軍，由曲靖赴援昆明：遊擊楊玉科率兵一部繞道四川會理，出奇兵抄襲起義軍後路；岑毓英自率主力，進攻昆明城外的起義軍。爲了達成進攻的突然性，岑毓英揚言師出陸涼（今陸良），實際取道馬龍、宜良，于3月14 日秘密地進至離昆明七十裏的七甸。随即指揮清軍由黃土坡、水海子一帶向起義軍進攻，數日之内即占領了大小石壩、小闆橋、官渡等地，切斷了呈貢和江右館起義軍大營之間的聯系。爲了奪回小闆橋要隘，揚威大都督蔡廷棟、大司戎馬國春會同大司略楊振鵬、大司撫田慶餘等率領數萬起義軍，于3月25日由呈貢猛攻該處清軍。清軍扼守要隘，以逸待勞，頂住了起義軍的銳利攻勢。待起義軍疲憊之時，清軍猛然出擊，将起義軍戰敗。接着，清軍又攻占了昆明城東金馬寺、古庭庵、大樹營等地。這時岑毓英部副将楊國發等亦在楊林、大闆橋等地紮營，準備進攻嵩明、尋甸。這樣，就打通了省城東面的通道，保證了城内外清軍的糧饷供給。

　　岑毓英指揮清軍繼續向江右館、石虎岡等起義軍據點進攻。起義軍憑借堅固的工事，頑強抵抗。由于這些據點挖有地窖、交通壕和池塘，清軍開花大炮的威力無法充分發揮，因此進攻難以奏效。同時，爲了牽制進攻的清軍，并重新控制滇東通道，切斷清軍的糧食補給，駐守晉甯的大司治張元林在擊敗臨安兵練之後，乘勝進攻呈貢清軍軍營；蔡廷棟、李芳園聯合尋甸、嵩明等地起義軍，猛攻岑毓英部清軍占據的楊林。呈貢、楊林同時吃緊，岑毓英“以楊林爲東路咽喉”，隻得“先其所急 ”，于5月7日親自率部增援楊林。

　　5月上旬，新任雲貴總督劉嶽昭率二萬餘清軍由貴州畢節到達曲靖，他認爲“心須進攻尋甸，方可早解省圍，争保東路”①，因而決定親率所部湘軍往攻尋甸，令新任雲南巡撫岑毓英配合馬如龍解昆明之圍。岑毓英在解了楊林之圍後，于7月初回到昆明城外距城十二裏的響水閘大營，繼續向昆明城郊起義軍據點進攻。清軍以巨大的傷亡爲代價，占領了地處呈貢、宜良進省要道上的石虎岡和另外少數幾個據點，但由于尋甸、澂江、新興等地起義軍不斷供應糧米彈藥，圍城起義軍仍可以憑借工事長期固守，使清軍無法解除省城之圍。因此，岑毓英決定改變戰法，由馬如龍堅守昆明，以一部兵力牽制圍城起義軍，而以主力圍攻昆明外圍州縣的起義軍，企圖先“去其羽翼”，然後集中力量消滅孤立無援的圍城起義軍。8月，岑毓英率其主力親赴呈貢前線，指揮清軍作戰。這樣，連同楊玉科部滇軍在内，清軍在昆明外圍東、南、北三個戰場上，與起義軍展開了激烈的争奪戰。

　　1.呈貢、晉甯之戰

　　晉甯、呈貢爲昆明以南的重地，在昆陽、新興等地起義軍的支援和配合下，駐守晉甯的大司治張元林、駐守呈貢的大将軍馬開義各率起義軍英勇作戰，多次擊敗敵之進攻。岑毓英到呈貢前線時，正值晉甯和昆陽起義軍在擊潰臨安兵練之後，前來救援呈貢，他趁晉甯城内起義軍兵力薄弱之機，令署總兵梁士美部偷襲晉甯。8月 19日傍晚，梁士美遣其弟梁士偉率軍由江川（今江川江城）出發，夜行八十餘裏，繞過起義軍的營壘，于20 日淩晨前抵達晉甯城外。守城起義軍疏于防守，清軍奪門而入。大司治張元林率起義軍英勇反擊，駐紮城外的起義軍也入城與之配合，挫敗了敵人一舉奪占全城的陰謀。岑毓英一面令遊擊何秀林、王正坤等猛攻呈貢，牽制起義軍兵力，一面派遊擊岑寬德、都司劉重慶等帶兵二千六百人由水路援晉甯。梁士偉因在城内進攻受阻，即分兵一部，與援軍内外夾攻，占領了晉甯城外四鄉。昆陽楊振鵬率起義軍援救，遭水陸兩路清軍阻截，未能到達。8月底，清軍攻占晉甯北面的歸化，截斷了晉甯、呈貢之間的陸路交通。接着，岑毓英又派總兵馬忠等帶兵三千名，由歸化向晉甯進攻，截斷了晉甯通澂江、昆陽的通道。晉甯起義軍孤立無援，形勢危急，但張元林仍率起義軍在城内與敵人相持。

　　岑毓英見晉甯一時難以攻下，便令何秀林、王正坤日夜不停地猛攻呈貢。盡管晉甯危急，呈貢後路已斷，起義軍仍英勇奮戰，打退了清軍的多次進攻。9月29 日，岑毓英“傳齊各營，填壕而進”。清軍四面架梯登城，沖入城内。起義軍與清軍展開巷戰，奮戰一夜，大将軍馬開義等三千餘人英勇犧牲，呈貢終于失守。

　　清軍攻占呈貢後，岑毓英即令何秀林率部攻澂江，王正坤率部助攻晉甯，他本人亦馳赴晉甯督戰。杜文秀爲救援晉甯起義軍，派張禧和馬天朝率援軍萬餘人前往，紮營于城西南的觀音山一帶。澂江起義軍也前往支援，紮營于城東的盤龍寺。爲了阻止援軍與城内起義軍會合，岑毓英又調派張保和等率兵三千餘趕至晉甯。11月 2日，清軍向觀音山進攻，經過激戰，起義軍受挫，馬天朝等犧牲。從澂江前來的援軍亦因何秀林部清軍進攻澂江而撤走。在晉甯起義軍孤立無援的情況下，清軍于 11月3日發動總攻。經過一天一夜的激戰，起義軍彈藥告竭，将士一千餘人壯烈犧牲，張元林僅率少數人突出重圍，轉移至澂江。自8月20日清軍攻入晉甯城内，至11月4日晉甯失守，起義軍與清軍在城内日夜交戰，相持七十七日之久，充分表現了起義軍将士英勇頑強的戰鬥意志和犧牲精神。

　　呈貢、晉甯先後失守，澂江日益孤立。張元林在作戰中身受重傷，退入城内後，思想動搖，暗中向清軍乞降。11月27日黎明，清軍乘起義軍不備，在張元林接應下，突然攻城。中郎将張鵬程等一千餘起義軍将士在戰鬥中犧牲，澂江落入敵手。

　　清軍在南面戰場上的勝利，打通了由省城通滇南的通道。岑毓英随即進駐省城昆明，與馬如龍一起策劃向起義軍進攻。起義軍由于丢失了呈貢、晉甯、澂江等重要地區，昆明城下部隊的側後暴露在敵人面前，處境十分不利。

　　2.富民、武定之戰

　　爲了牽制起義軍的兵力，截斷圍攻昆明起義軍的後路，楊玉科曾奉岑毓英之命，率領清軍數千人，由東川繞道四川會理州，從阿雞魯渡口渡過金沙江，進入雲南。楊玉科聯絡當地的團練武裝，采取聲東擊西的手法，于1868年3月相繼襲占了大姚縣的苴卻（今永仁縣城）、元謀等地；4月，又占領了武定、祿勸。5月，駐守羅次的征南大将軍張遇泰不戰而降。随後，楊玉科率清軍向富民進攻。

　　楊玉科部的迂回行動，威脅着起義軍的後路。爲了改變這種不利局面，杜文秀派大司衛姚得勝等率軍數萬由大理東援。6月中，起義軍由大姚、祿豐、富民三路齊進，分攻元謀、羅次、武定。楊玉科在富民連吃敗仗，隻好收縮兵力，退守羅次。駐守富民城的大司衡楊榮率起義軍尾追敵人，與祿豐起義軍一起進攻羅次城。清軍接連失敗，楊玉科又被迫率部退守武定。起義軍在收複元謀、羅次之後，立即集中兵力于武定方向，迫使岑毓英再次派兵前往增援。楊玉科在武定修築土城碉樓，妄圖扼險頑抗。起義軍以濕木柴堆積成比城樓還高的柴樓，上面架設槍炮，轟擊城内清軍。柴樓遭清軍破壞，起義軍又挖掘地道，埋設地雷炸城，終于在11月1日占領了武定州城和祿勸縣城。

　　3.尋甸之戰

　　1868年3月，當滇西起義軍進至昆明城郊時，馬如龍部将楊先芝、馬天順、馬文成等率部倒戈響應，随即東進占領了尋甸和嵩明州城。尋甸、嵩明是昆明東北的門戶，戰略地位極其重要。尋甸、嵩明起義軍與圍攻昆明的起義軍互相呼應、配合，對清軍威脅甚大。當時，劉嶽昭所部湘軍仍在貴州，僅總兵李家福率領的少數先遣部隊到達曲靖，岑毓英則在昆明城下與起義軍激戰，均無力顧及尋甸、嵩明。

　　劉嶽昭于5月7日，率軍到達曲靖後，經過三個多月的準備，于8月開始督率所部湘軍和新募黔勇二萬餘人，向尋甸進攻。其部署是：總兵李家福率部自馬龍進，總兵謝景春率部自沾益進，總兵全祖凱率部自功山進。三路分進合擊尋甸。8月9日，李家福部占領了尋甸東北的七星橋。接着，謝景春、全祖凱等部也相繼奪占了清水溝、金所等要隘。清軍紮營于近城的文筆山、鳳凰山、望城坡等處，用大炮不斷地向起義軍轟擊。起義軍固守城内，頑強抵抗，清軍久攻不下。12月，四川候補道劉嶽曙（劉嶽昭之弟）率領湘軍二千八百名，由貴州到達雲南，趕至尋甸增援，但仍無進展。

　　大司衛姚得勝、大司衡楊榮于攻占武定之後，即轉旗東向，于1869年 1月21日占領果馬，進至尋甸城下。 1月30日夜晚，起義軍突襲望城坡清軍，敵營中大火突起，全祖凱部四處逃散。次日黎明，總兵謝景春部倉皇撤退，副将賀連璧也棄營逃竄，起義軍乘勝占領七星橋、草壩等地。2月1日，起義軍向文筆山清軍大營發起攻擊，清軍紛紛敗退，逃往曲靖、馬龍、沾益等地，尋甸随之解圍。

　　尋甸一戰，回民起義軍重創了劉嶽昭部清軍。劉嶽昭哀歎：“諸軍精銳大半損折，勢難裹創複戰”①。岑毓英也承認：“此次尋甸失利，……全局幾至動搖”②。

　　

　　（三）東征的失敗

　　昆明外圍東、南、北三個戰場的激烈争奪，起義軍和清軍各有勝負，總的形勢是雙方處于相持狀态。岑毓英進駐昆明後，即派總兵李維述、參将張保和等配合楊玉科部向北線進攻，從1869年 1月中旬到3月上旬，先後占領了富民、祿勸、武定、羅次等地。同一時期，楊榮、姚得勝率所部起義軍在東線作戰。當楊玉科率部進攻武定等地時，楊榮、姚得勝爲牽制清軍，由滇東向昆明進軍。3月，起義軍一舉攻占省城東北重鎮楊林，清軍守将何秀林率部退守宜良。起義軍乘勝由長坡向大闆僑一帶進攻，占據昆明城東小偏橋、十裏鋪、羊房凹、牛街、興福寺等地，使省城清軍大爲震驚。4月，由馬周率領的一支回民起義軍也乘澂江空虛襲占了該城。

　　岑毓英慌忙調集楊玉科、張保和、吳永安、徐聯魁、李廷标諸部救援省城。起義軍由于缺乏統一的領導和指揮，各部之間不能協調一緻地行動，因而沒能趁此有利時機狠狠打擊敵人。岑毓英利用起義軍這個弱點，集中兵力向小偏橋一帶猛攻。清軍采取分割戰術，将起義軍隔爲數段，然後各個擊破。經過近二個月的反複争奪，至6月初，小偏橋、十裏鋪、長坡等要地均被清軍攻占，起義軍傷亡萬餘人。

　　起義軍屯兵昆明城下一年有餘，由于戰線過長，後勤供應難于保證，糧食彈藥時有短缺，加之傳染病流行和頻繁戰鬥，部隊大量減員，特別是久攻昆明不克，戰鬥意志大受影響，士氣逐漸消沉起來。清軍攻占小偏橋、長坡等地之後，即向楊林進攻。起義軍因大量傷亡，于6月11日撤出楊林。接着，岑毓寶由楊林、楊玉科由昆明合攻嵩明。在清軍威逼之下，守将大司寇李芳園、大司平馬興堂挾持杜文秀派到前線監軍的女兒蔡杜氏（蔡廷棟之妻）于6月13日不戰而降。在此期間，劉嶽昭部将李家福、劉嶽曙亦率湘軍向尋甸進攻，相繼占領了七星橋、文筆山、望城坡等要隘，進逼州城。留守尋甸的大司理馬天順等動搖妥協，在清軍剿撫兼施之下，竟于6月 20日率軍投降，尋甸、果馬等地遂爲清軍占領。至此，清軍完全控制了昆明以東地區。

　　岑毓英和馬如龍坐鎮省城，積極準備向圍城起義軍進行全面反攻。他們除雇請外國人訓練清軍使用從國外買進的新式大炮外，并調集大量清軍回昆明，其中有岑毓英部将岑毓寶和岑毓琦所率滇軍、劉嶽昭部将李家福所率湘軍及馬天順等部降軍。1869年7月，清軍首先進攻城南起義軍陣地。至8月初，李家地、老鴉營、大營寺等地均爲清軍占領。老鴉營距南門外三捷橋清軍營壘僅一裏左右，是通起義軍大營江右館的必經之路。老鴉營失守，城西起義軍和江右館的聯系便被切斷。岑毓英一面派副将張保和率部攻昆陽、副将範清率部攻安甯、總兵李維述率部攻廣通、副将楊玉科率部攻元謀、副将何秀林率部攻易門；一面施行離間計，使起義軍将領不能團結對敵，反而互相疑忌。大司疆段成功糧盡，求借于揚威大都督蔡廷棟和大司令馬清，蔡、馬二人都不借給。9月18日，段成功遂向清軍投降，将城南西嶽廟一帶二十餘處營壘全部獻給清軍。岑毓英、馬如龍乘起義軍内亂之機，指揮清軍向城南、城西、城北的起義軍發動全面進攻。起義軍營壘多被攻破，僅存城南江右館、城北馬村、城西土堆三處，但兵力已不足萬人。9月20日，岑毓英、馬如龍指揮清軍合攻江右館，起義軍總理内閣大監軍楊崇章被俘，揚威大都督蔡廷棟、大司徒安文義退守棉花行。馬如龍親臨喊話，要求起義軍首領“自相擒獻”。在敵人的威逼下，蔡廷棟竟将安文義出賣給清軍，向敵人屈膝投降。江右館失守後，城北馬村和城西土堆更加孤立。9月21日夜，駐守馬村的大司勳米映山率五千名起義軍冒雨突圍，轉移到城西土堆，與大司政劉誠率領的二千名起義軍共同堅守。

　　至此，昆明東、南、北三面起義軍陣地完全丢失，元謀、易門、大姚、廣通、安甯等地也已失守，盡管城西土堆仍由起義軍堅守（12月17日失守），但其後路已被切斷，對省城昆明不再有多大威脅。這樣，滇西回民起義軍從1867年開始的東征就徹底失敗了。

　　東征昆明是杜文秀起義以來最大的一次軍事行動，也是雲南以回民爲主體的包括漢、彜各族人民在内的反清鬥争的最高峰。它的失敗，是雲南回民起義戰争由勝利走向失敗的轉折點。

　　

　　五、大理保衛戰

　　（一）戰前形勢

　　滇西起義軍東征昆明失敗之後，雲南清軍和起義軍在力量對比上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清軍已逾十萬，而起義軍的力量則大大削弱了。占滇西起義軍總兵力一半的十萬東征大軍，是最精銳的部隊，幾乎完全損失在東征戰場上；衆多的能征善戰的起義軍首領，有的作戰犧牲，有的死于瘟疫，有的被俘，有的投敵，領導力量大不如前。形勢的變化，越來越有利于清軍而不利于起義軍，因此，雲南巡撫岑毓英決定進軍滇西。

　　昆明解圍之後，岑毓英和馬如龍一面指揮清軍繼續圍攻城西土堆等殘存的起義軍據點，一面調派部隊向昆明外圍州縣進攻。至1869年10月初，清軍相繼占領了南安、楚雄、定遠等地，進一步穩定了省城的局勢。爲了進攻滇西，岑毓英派人分赴湖南、湖北、江西、浙江等地，催調協饷，并奏請在重慶設立滇饷總局，以便于轉解協饷入滇。總督劉嶽昭也于10月7日由曲靖進駐昆明，留總兵謝景春部分防曲靖、馬龍、尋甸等處，以保護滇東饷道。

　　在攻占南安、楚雄、定遠等地之後，岑毓英即指揮清軍分三路向滇西大舉進攻。其部署如下：南路由迤南道張同壽、署普洱府知府許繼衡等率領，由普洱進攻威遠（今景谷）、緬甯，以牽制大理以南各地起義軍；北路由永北廳同知劉昌笏等進攻永北廳城，署維西協中軍都司張潤等率部自維西進攻麗江府城，以阻止鶴慶、麗江、鄧川、浪穹等地起義軍南援大理；中路是主力，由楊玉科率部進攻姚州，都司張士進率部進攻鎮南，都司錢大川等率部進攻雲南縣，守備陳定邦等率部進攻賓川，都司王鍾祥等率部進攻彌渡，署鎮沅州同知尉遲品玉等率部進攻鎮沅與景東接壤之馬街一帶，待姚州得手後，直攻大理。

　　爲了保衛大理，阻止清軍長驅直進，杜文秀采取重點防守姚州、鎮南等地，以一部兵力節節阻擊的方針。

　　

　　（二）大理外圍的激戰

　　姚州是起義軍最早占據并大力經營的城市之一。它東界定遠，北接大姚，南連鎮南，地理位置極爲重要，有大理屏藩之稱。爲防禦清軍進攻，起義軍加固城牆，并在城外修土城、築碉樓、挖壕溝，使它成爲一座易守難攻的堅固堡壘。1869年10月，楊玉科占領定遠後，即率徐聯魁、段瑞梅、蔣宗漢、馮長壽等分數路包圍了姚州。楊玉科紮大營于龍崗衛，指揮清軍晝夜圍攻。大司軍馬金保和大将軍藍平貴、大都督契有明率領起義軍依托環城修築的碉樓營壘，粉碎了敵人一次又一次的進攻。楊玉科無可奈何地說：“相持數月，射火鴉、翻草龍之技已窮，均不能克。又晝夜叠攻，賊殊死戰。……枯索計謀而不得。”① 12月中旬，清軍攻占祿豐後，岑毓英增調總兵李維述部與張士進部合攻鎮南。鎮南爲大理門戶，地理位置同樣十分重要，起義軍“加意布置，以全力據守，猝不可拔”。②由于起義軍在姚州和鎮南兩個軍事要點頑強抵抗，牽制了清軍大量兵力，遲滞了敵人的進攻，爲杜文秀組織兵力阻擊清軍在其它方向的進攻赢得了時間。

　　南北兩路清軍進展較爲順利，至1870年初，南路占領了緬甯，北路占領了麗江、劍川。與此同時，中路的劉興、王鍾祥、丁躍龍、段瑞梅、錢大川、陳定邦等部清軍（本爲牽制起義軍兵力的助攻部隊）不顧主力受阻于姚州、鎮南等情況，突出冒進，先後占領了彌渡、浪穹、鄧川、紅岩、雲南驿和賓川等地，逼近了大理。爲了保衛大理，杜文秀派大司衡楊榮率領一支機動部隊赴援雲南縣，并分兵進攻賓川、浪穹、鄧川等地清軍。由于這些地區的清軍孤軍深入，兵力不足，這時營壘多陷，紛紛敗退。起義軍收複了鄧川、浪穹、彌渡、紅岩、雲南驿等地。4月初，楊玉科部清軍挖地道炸開城牆進入姚州城内，起義軍頑強抵抗，與敵逐點争奪。清軍付出了大量代價，才于5月1日全部占領該城。起義軍将領馬金保、藍平貴被俘，契有明自焚而死，起義軍六千餘人壯烈犧牲。在鎮南，盡管岑毓英派都司陸得成、林大任率開花炮隊增援攻城清軍，晝夜轟城，但仍無進展。

　　岑毓英認爲，清軍西進緩慢并屢次失利的原因：一是東南尚未肅清，不能集中全部兵力進攻滇西，特別是“澂江、新興兩城，圍久不下”，“實爲省城肘腋之患”①；二是軍隊紀律不嚴，諸将各不相下。因此，決定加緊對昆明東南回民軍的進攻：馬如龍親率兵練與總兵田仲興部合攻新興；岑毓英親率兵練往攻澂江。對進攻滇西的各部清軍，則區分任務，各專其責：委楊玉科署鶴麗鎮總兵，督辦大理、麗江軍務；委總兵李維述負責蒙化、趙州、雲南軍務。楊玉科派段瑞梅、蔣宗漢、徐聯魁、馮長壽等各率所部分援鄧川、浪穹、賓川、雲南。起義軍和清軍在上述地區展開激烈争奪，各處得而複失，數易其手。

　　1870年9月3日，北路清軍黃世昌、劉昌笏部占領了永北廳城。9月15日，楊玉科聯合北路清軍攻占鶴慶，接着率軍南下，于10月底11月初奪占浪穹、鄧川，進攻上關。至此，大理以北各州縣盡爲清軍占領。

　　在大理東南，起義軍和清軍争奪也很激烈。1870年9月21日，李維述部終于占領了鎮南，随後向雲南縣進攻。彌渡等地數次爲清軍占領，起義軍又幾次奪了回來。1871年5月，起義軍大敗清軍，擊斃都司陳定邦，又一次收複彌渡。徐聯魁等部進攻下關，也爲楊榮部擊敗，退回賓川。劉嶽昭、岑毓英鑒于以上情況，令楊玉科部清軍轉攻爲守，嚴扼要隘關口，以整訓部隊，籌集糧饷，待秋收以後繼續進攻。

　　在大理西南，大司空李國綸率部守騰越，大司馬楊德明、大可武馬年玉率部守永昌，與當地清軍相持。鑒于永昌爲大理西南屏障，戰略地位相當重要，杜文秀令東征時投敵後又逃回的蔡廷棟、段成功各率所部往援。但蔡、段二人不和，糾衆相攻。後蔡廷棟遣人刺死段成功，兼并其衆，率領大軍于1871年6月25日占領永平，對于援救永昌并不積極。在此期間，楊玉科卻派蔣宗漢等率軍一萬增援圍攻永昌的參将李鳳祥部清軍。在蔣宗漢、李鳳祥部聯合進攻下，永昌城于9月7日失守。

　　1871年秋，岑毓英複令各部清軍同時向起義軍發起進攻，于是楊玉科部圍攻水平，李維述、楊國發部急攻雲南縣，企圖進而東西夾攻下關。11月，清軍在攻占雲南驿之後，李維述令參将李棟材率部進攻彌底（蜜滴）、瓦錄、天生營等處。這一帶是彜族聚居區，彜族起義軍領袖李文學接受杜文秀授予的“大司藩”稱号，負責鎮守哀牢山區。清軍攻瓦錄逾月不下，李棟材中伏而死。起義軍因勝而驕，遭清軍襲擊，彌底、瓦錄、天生營一帶遂于12月失陷，李文學突圍他走。

　　1872年春，杜文秀派楊榮、蔡廷棟率援軍由南澗、古郎一帶攻雲南驿等地，欲截斷清軍後路，但在小橋一帶作戰失利退回。5月初，清軍攻占彌渡、紅岩、南澗等地之後，李維述、楊國發遂率清軍合攻雲南縣，5月22日占領縣城。楊玉科部清軍已于3月4日攻占曲硐（永平南），4月21日占領漾濞，繼而進攻下關。當得知李維述等已占領雲南縣城時，楊玉科立即趕至雲南縣，部署向趙州進攻。趙州是大理南路咽喉，逼近下關。6月1日，楊玉科督率徐聯魁等部由雲南縣、都司周作祥部由洱海東向陽堡南下，兩路夾攻趙州。6月4日，杜文秀親率楊榮、蔡廷棟等萬餘人由大理下關援趙州，遭清軍截擊敗回。6月8日，趙州陷落，清軍進逼下關。

　　6月9日，楊玉科即指揮清軍同時向上下兩關發起進攻。其部署是：段瑞梅率部攻上關，都司李應舉率部由間道進紮花甸以襲上關之後；徐聯魁等率部助攻下關，并由蔣宗漢率部由漾濞越點蒼山，偷襲下關側後；楊玉科率主力從正面進攻下關；守備董良弼率水勇乘船往來于洱海之上，偵察起義軍的虛實。上關和下關各距大理數十裏，是大理的南北門戶。起義軍在上下關均築有石城，城外又築起數道長垣。駐守上關的是馬國玺、馬錫晉，駐守下關的是蔡廷棟。由于起義軍防守嚴密，清軍無隙可乘，幾次進攻都遭失敗，楊玉科隻得退回趙州城北的漢邑村。他探知駐守下關清風橋和天生橋的董正興、魯達二人不是回民，便派人進行分化瓦解，“招其來降，約期内應”①。同時，又派出兵士扮作鹽販，混入兩關，收買居民，以配合清軍的進攻。6月12日，清軍又發起進攻，蔣宗漢率部翻越點蒼山斜陽峰，魯達投降，清軍抄入關後。幸大司勳馬榮耀率援軍趕到，截其歸路，清軍戰守失措，狼狽逃竄。楊玉科急派千餘清軍渡過洱海攻起義軍營壘。駐守下關外關的董正興投降，清軍奪占清風橋，進入内關。蔡廷棟和馬榮耀被迫退守大理，下關遂爲清軍占領。同日，上關也被段瑞梅、李應舉等部清軍攻占。上下兩關的丢失，嚴重地威脅着大理的安全。

　　

　　（三）大理失陷與起義的最後失敗

　　進入上關、下關的清軍達十餘萬人②，大理城内的起義軍連同家屬老小僅五六萬人，力量相差甚大。盡管如此，杜文秀和起義軍将士仍然毫不畏懼，爲了保衛大理政權，決心與清軍戰鬥到底。

　　1872年6月12日，清軍乘勝從南北兩面向大理發起進攻。當南路清軍進至離大理城僅一裏左右、北路清軍經喜洲進至灣橋時，杜文秀命楊榮等率起義軍主動出戰，予敵人以迎頭痛擊。清軍大敗，蔣宗漢等率南路退至太和村，段瑞梅等率北路退至喜洲。正在這時，進攻蒙化的李維述部清軍告急，楊玉科率二千五百人往援。大理起義軍随即出擊，大敗蔣宗漢、徐聯魁部清軍，占領大井旁、磚窯、葭蓬村、重邑村等處。

　　6月22日，清軍攻占蒙化城，李維述率所部向蒙化廳屬大小圍埂進攻，楊玉科則回到下關，繼續部署進攻大理。由于起義軍固守營壘，頑強抵抗，清軍隻得采取步步爲營的戰術，對大理周圍的村寨和起義軍營壘逐點攻擊。起義軍浴血奮戰，英勇殺敵，杜文秀也經常親自披甲上陣。但終因兵力不足，武器不如敵人，城外一百餘碉樓營壘陸續失守。11月初，清軍進至城下，包圍了大理城。

　　起義軍在城周圍挖有壕溝，壕邊修有隐蔽的地下工事數十座，上面覆以泥土，四周砌以磚石，并有地道與城裏相通。清軍進至壕邊時，隐藏在工事裏的起義軍通過工事的暗孔向敵人射擊，清軍屢進屢卻，死傷頗多。後清軍引蒼山溪水淹灌地下工事，迫使起義軍退回城裏。清軍随即越過城壕，在城下紮營，并築起高過城牆的炮台數座，用大炮不斷向城内轟擊。楊玉科又指揮清軍開挖地道，準備炸城。

　　大理被圍日久，情況一天比一天險惡。當時，滇東、滇南地區的起義軍已完全被岑毓英、馬如龍鎮壓下去。滇西除大理外，僅騰越、順甯、雲州數地未被清軍占領。順甯、雲州等地起義軍屢欲赴援大理，都被清軍楊萃、尉遲品玉等部阻截，因此，大理完全成爲一座孤城。爲了早日攻下大理，岑毓英于12月初親自率軍由昆明啓程西進。更爲嚴重的是，随着形勢的不斷惡化，起義軍中的投降勢力逐漸擡頭，内部危機加深。

　　12月10日，清軍地道挖成，炸開東南角城牆攻入城内。起義軍頑強抵抗，清軍死傷甚衆，被迫退出。以後，清軍又多處挖地道炸城，攻入城内，起義軍拚死反擊。至17日，清軍終于占領了城内校場、蓮花池一帶，起義軍退至西北半城。20日，清軍又到援軍五千餘人，楊玉科改單從東南一個方向進攻爲四面同時進攻，又将開花大炮二十門排列城上，晝夜轟擊。起義軍營壘碉堡大半被毀，形勢十分危急。杜文秀決心與清軍決一死戰，至萬難固守之時，再棄而他走，或率全家老小，投洱海以殉。但楊榮、蔡廷棟思想動搖，暗中向清軍求降，并力勸杜文秀出城投敵。杜文秀還收到趙州知州唐澍的勸降信。他考慮到“與其陷萬人于鋒镝，曷若捐一驅［軀］以救生靈 ”，遂決意出城“請罪伏誅”，以求“過咎歸某一人，法律休波萬姓”。① 12月27日，杜文秀服毒後乘轎子到達楊玉科大營。楊玉科将其頭割下，向岑毓英報功。岑毓英急從離大理一百二十裏的紅岩趕到大理，縱兵血洗大理城。

　　大理陷落後，岑毓英移兵攻順甯、雲州、騰越。1873年3月，清軍攻陷順甯，4月又占領雲州。5月，起義軍最後一座城市騰越失守。至此，堅持了十八年之久的雲南回民起義完全失敗了。


第三节 李永和、蓝朝鼎起义战争

　　一、起義雲南，進軍四川

　　第一次鴉片戰争以後，鴉片輸入量逐年增加，國内種植者亦爲數不少。雲南是種植鴉片比較多的地方，煙土運往四川等地，“販者有什佰之利”①。滇川交界地區破産的農民、手工業者、被裁兵勇和遊民等，無以爲生，便結爲“煙幫”，爲煙販護運走私鴉片。他們既受煙販的剝削，又受官吏的欺詐。煙幫外出時，通常由管帶、隊長等率領，并攜有刀槍等武器，以資自衛。1857年以後，清政府爲了籌措軍饷，對鴉片實行“稍寬其禁，聽商貿易”，“征收稅厘”的政策。1859 年，四川省設立厘金局，沿川滇邊界設立關卡，對過在貨物課以厘金。貪官污吏乘機巧立名目，任意敲詐勒索，以飽私囊；詐取不遂，則誣良爲盜，逮捕入獄，施以酷刑，甚至殺害。煙幫因受官吏苛索和迫害，與官府的矛盾日益加劇。當時，石達開部太平軍正進軍西南，杜文秀領導的滇西回民起義正在蓬勃發展，這就爲滇川邊境地區的煙幫和其他人民群衆開展武裝鬥争提供了有利條件。

　　1859年夏，雲南昭通府（治今昭通）煙幫中的胡登高、楊剮狗二人被四川宜賓知縣汪觐光、千總趙三元拘捕入獄，經煙幫多方營救無效，終被處決，于是，長期積壓于煙幫中的對貪官污吏的憤懑一齊迸發出來。不久前在大關牛皮寨聚衆起事的昭通煙幫首領李永和、藍朝鼎等乘間大舉，隊伍由數十人擴充至數百人，終于在同年7月揭開了以李永和、藍朝鼎爲首的滇川農民起義戰争的序幕。

　　10月初，李、藍率領起義軍六七百人，過老鴉灘（今雲南鹽津），進入四川，連克筠連（10月3日）、高縣（10月6日）、慶符（10月8日），斃慶符知縣武來雨。起義軍以“打富濟貧，除暴安良”爲号召，受到四川廣大群衆的擁護，隊伍迅速擴大到數千人。10月11日，起義軍渡過金沙江，占領安邊鎮，軍鋒直指川南重鎮叙州府城（今宜賓市）。 10月15日，起義軍經柏樹溪（今宜賓縣）急襲叙州府城，殲清軍千總趙三元等數百人。至16日，李永和部已占據了城西真武山和翠屏山，藍朝鼎部已占領岷江北岸的吊黃樓，控制了成都、犍爲等地入叙之水路交通。起義軍占領了有利位置，随即圍攻府城。

　　叙州知府英彙和宜賓知縣汪觐光等得知起義軍來襲，驚恐萬狀，緊閉城門，并急忙向成都将軍兼署四川總督有鳳求援。有鳳調派三千名清軍、由提督萬福、按察使蔣征蒲率領往援。起義軍在石馬溪（宜賓市西北）一帶設伏。10月17日，參将高克謙、遊擊明耀光率前鋒千名乘船至石馬溪時，見岸上義軍甚少，便舍舟上岸。起義軍伏兵突起，清軍傷亡甚衆，高克謙、明耀光僅率三百殘兵逃進叙州城。萬福和蔣征蒲不敢接近，分別在離府城數十裏的牛喜■和高家場紮營。起義軍一面搭造木梯，暗挖地道，百計攻城，一面在城外伏擊敵人。11月18日，起義軍又在石馬溪設伏，将署副将馬天貴率領的五百餘清軍截爲數段，全部殲滅。

　　起義軍在叙州城外雖打了幾次勝仗，但府城久攻不克。12月初，義軍先鋒管帶唐友耕降敵，将攻城計劃泄露給清軍，加之此時援叙之清軍兵勇已達萬餘人，形勢對起義軍越來越不利。爲了擺脫被動局面，起義軍于12月8日夜主動撤圍。李永和率部進入宜賓縣青山地區。藍朝鼎率部沿岷江北上，直趨位于樂山、犍爲交界的五通橋、牛華溪、馬踏井三角地帶的犍樂鹽場。

　　嘉定府（治今樂山市）之犍爲、樂山、榮縣和叙州府之富順，井竈林立，是四川最主要的産鹽區。川鹽收入爲清王朝重要财源之一，也是當時四川省“協濟”湘軍軍饷的主要來源。如果起義軍占領了犍樂鹽場和富順的自流井、榮縣的貢井等産鹽區，不僅影響清王朝的收入，而且将使湘軍軍饷因之告匮。因此，清王朝一面抽調準備用來鎮壓太平軍的蕭啓江部湘軍六千人由湘入川，一面谕令新任四川總督曾望顔對犍爲、樂山、榮縣、富順等地幾十萬鹽工“妥爲安置，嚴防勾結”。接着，由甘肅提督郭相忠和陝西副将連慶率領的陝、甘标兵，由四川提督皂升和按察使蔣征蒲率領的督府标兵和重慶鎮營兵，川北鎮總兵占泰、前湖北宜昌鎮總兵虎嵩林、湖北鄖陽鎮左營遊擊張萬祿、陝西候補知府田良、建昌道鄂惠等人統率的兵勇和地方團練數萬人，先後趕到叙、嘉兩府和犍樂、白貢鹽場一帶，防堵李藍起義軍。

　　但起義軍行動迅速，一舉攻占了犍樂鹽場，獲得大量資财，并吸收大批農民、鹽工參軍。之後，爲了避開清軍的追剿，藍朝鼎率領起義軍從五通橋竹根灘西渡岷江，南下宜賓縣芗州一帶。1860年1月7日，藍朝鼎與李永和合軍，突襲犍爲縣東南的箭闆場，将清軍都司但玉龍、守備餘振海等部二千五百人截爲數段，全部殲滅。起義軍聲勢大振，四川提督皂升退守犍爲。1月中旬，起義軍進攻犍爲縣城失利，乃東渡岷江，經龍■場進至羅城場附近的鐵山地區。

　　1860年1月23日，是鹹豐十年正月初一日。這天雨雪交加，清軍躲在營房裏過年。趁此機會，起義軍二萬餘人由楊家場隐蔽地進至富順、榮縣，并于26日突然占領了自流井、貢井。井地周圍數十裏内的物資儲備，盡爲起義軍所有。起義軍以貢井天池寺和謝家松林爲大營，四處活動；同時，大量吸收鹽工、小販和貧苦農民參軍，隊伍很快發展到十餘萬人。

　　自貢不僅是财賦之區，而且北通省城，地理位置相當重要。爲防止起義軍北攻成都，清軍特別加強了自貢北路的防守，由占泰和虎嵩林等率重兵駐守界牌、程家場一帶。

　　起義軍爲擺脫清軍，決定撤離自貢鹽場。1860年3月7日深夜，冒雨從天池寺出發，經柑子坳、秀才坡向川西轉移。新任四川提督占泰事先察知起義軍将要撤離，急令各路清軍堵截。3月8日黎明，遊擊張萬祿部由橋頭鋪趕至秀才坡，“攔頭截剿”。張萬祿趕過豹子山，見打着明耀光旗幟的“清軍”被圍呼救，便催馬下山，前去救援。頓時起義軍伏兵四起，當張萬祿看清“被圍”部隊全是起義軍時，已陷入重圍。結果，張萬祿部“全軍俱覆，血積成渠，田水盡赤”①，張萬祿也當即喪命。其餘清軍不敢緊追，起義軍遂沿橋頭鋪、李子橋西進。

　　起義軍到達五通橋後，清軍又接踵而至。爲調動和分散敵軍兵力，李永和、藍朝鼎商定：李永和率部堅守犍樂地區，在附近活動；藍朝鼎率部沿岷江北上，相機向成都進軍。藍朝鼎率軍先攻馬踏井占泰大營，敗該部清軍，然後經白馬埂進至青神城下，于3月28日一舉占領該縣城。

　　四川總督曾望顔深恐起義軍進攻成都，早就下令附省州縣堅壁清野，無論大小村莊市鎮，都要把糧食、貨物隐藏起來，并将通往成都的各條小路“一概節節挖斷，重重塞關”，大路和各隘口，則“層叠築起高原土關，其門隻可容一人一馬一轎出入”。②起義軍占領青神後，曾望顔“以省垣爲根本重地”，急令占泰“迅率所部全軍，由井研、仁壽星夜繞道兼程赴省”③。

　　在各地人民群衆的支持和配合下，藍部義軍進展神速。3月31日，占泰尚未趕到成都，起義軍已攻克距成都僅百裏的彭山。次日，占泰到省，新津渡口又爲民團所扼，藍朝鼎随即調轉軍鋒，分兵兩路，攻邛州（今邛崃），占蒲江，克名山。起義軍陳兵百丈場、夾門關、平落壩、大塘鋪一帶，連營數十裏，切斷了成都與雅州府（今雅安）的通道。

　　4月25日，藍朝鼎部撤離名山，奪占金雞關，接着進圍雅州府城。因該城防守嚴密，起義軍圍攻多日不克，便轉攻洪雅、夾江、峨眉。清軍将領以爲藍朝鼎欲南下與李永和合軍，急忙派兵攔阻。起義軍出敵不意地回軍西上，于6月上旬連克榮經、天全二城，屯兵于天全、蘆山之間。8月，藍朝鼎駐軍于離成都僅七十餘裏的崇慶元通場，分兵四出。後進入溫江、郫縣、崇慶、新津、彭縣、什邡、漢州（今廣漢）等地。11月，起義軍攻金堂不克，遂進入川東。

　　藍朝鼎率部轉戰于川西、川北各州縣，發展了隊伍，調動了大量清軍，減輕了對李永和部的壓力。這一時期藍朝鼎作戰的一個明顯特點，就是攻而不守，始終沒有建立一個可資立足的根據地，殲滅的敵人也不多。

　　同一時期，李永和駐軍五通橋，分兵在附近活動。1860年5月起圍攻井研，久攻不克，于9月初撤圍。部将張第才（又名張國福）率部進入富順、宜賓、南溪、隆昌。在隆昌擊斃知縣蕭慶，随後遊擊于川東南榮昌、大足、銅梁、永川間。李永和屯兵五裏浩，分兵轉戰于川南富順、宜賓、威遠、榮縣、仁壽、資陽、南溪、隆昌、泸州等地。11月，活動于各地的起義軍二三十萬人齊集富順、隆昌交界的牛佛渡，連營百餘座，活動于百裏之外。這時起義軍人強馬壯，聲威正盛，屯兵牛佛渡數月之久，清軍“無一兵一勇過而問津者”①。

　　12月23日，張第才部義軍占領永川，進入川東的藍朝鼎部也前往會師。不久，藍朝鼎部攻克榮昌，後經大足、銅梁等地北上圍攻遂甯，兩月未下，遂沿涪江北上，連克太和鎮（今射洪）、射洪（今射洪西北）二城，進圍潼川府城（今三台）。

　　

　　二、綿州之戰

　　綿州（今綿陽）在成都東北二百七十裏，爲省城門戶。城東、北兩面依涪江，南臨安昌河。綿州知州唐炯，因任南溪知縣時鎮壓起義軍“有功”而爲上司賞識。他剛一上任，就積極部署綿州的防守。1861年4月初，藍部起義軍圍攻潼川時，唐炯親率所部千餘黔勇駐紮潼錦交界之福源寺（葫蘆溪），并令各鄉團勇前往助守，又派州判顔佐才率兵一部紮豐谷井一帶，以爲後應。

　　4月29日，藍朝鼎自潼川撤圍，率部直趨福源寺，清軍和團勇潰敗。起義軍沒有乘勝追擊，而集大軍于離綿州城三十五裏的豐谷井，使敵人赢得了喘息的時間。唐炯逃回州城後，下令盡燒附郭民房，緊閉城門。5月4日，起義軍進至綿州城下，依山沿河修築營壘，圍困州城。在圍攻綿州的同時，分兵出擊，襲占安縣、彰明（今江油南）等地，獲取大量物資，運至綿州前線。5月24日，起義軍将在涪江巡守的清軍二十餘隻炮船盡數奪獲，完全控制了水陸交通。

　　圍攻綿州的藍朝鼎部有十餘萬人。綿州城内清軍甚少，團勇也爲數不多。四川提督占泰率軍萬餘駐于羅江縣城，扼入省之路。因此，在兵力對比上，起義軍占有絕對優勢。但綿州城垣堅固，易守難攻。城垣周七裏有寄，高一丈九尺。城外除東面緊靠涪江外，北、西、南三面有壕，寬一丈五尺，深一丈。城壕近城一側築有壕牆，壕外置梅花樁。城内存糧極多。鑒于以上情況，唐炯采取了緊閉城門，憑險固守，靜以待援的方針。

　　藍部起義軍屯兵堅城之下，采取了持久作戰的錯誤方針。爲阻水灌城，動用大量兵力在涪江、安昌河彙合處修築堤壩，因流急難以合攏，最後堤壩亦爲大水沖毀。從5月初至9月初，起義軍在四個多月的時間裏，百計攻城，均未得手。在7月的一次伏擊戰中，起義軍曾大敗從羅江來援的占泰所部清軍，并擒殺占泰；但沒有乘勝擴大戰果，仍然傾全力攻城。

　　同年5月26日，前湖南巡撫駱秉章率湘軍五千餘人溯長江到達四川萬縣。50000061_0495_0①這時，李永和部将張第才、何國梁、何興順等率三萬餘入正圍攻順慶府城（今南充市）。駱部湘軍主将黃淳熙奉命率軍三千餘人由萬縣舍船上岸，經梁山、大竹直趨順慶。起義軍聞訊，由順慶沿嘉陵江而下，轉攻定遠（今武勝）。6月18日，湘軍趕至離定遠城十五裏的姚家店，分三路發起突然襲擊。起義軍因缺乏準備，倉促應戰，傷亡慘重，何國梁犧牲。餘部退往二郎場一帶，與趕至該處的另部起義軍數千人會合。二郎場一帶四山壁立，道路盤旋曲折。起義軍利用有利地形設伏以待。21日，黃淳熙率部追至離二郎場二十裏的萬古場，不見起義軍蹤迹。他求勝心切，乘夜繼續追趕。行十餘裏，至燕子窩，與小股起義軍相遇。剛一交戰，起義軍即退走，黃淳熙下令奮力追趕。追過二郎場，義軍伏兵四起，清軍被逼處阡陌小塍之間，彼此不能相顧，以緻一敗塗地，黃淳熙也被擊斃。起義軍随即轉移至綿州，與藍部義軍會合。

　　駱秉章率後隊湘軍于6月30日行抵大竹，得悉前線失利，急忙趕往順慶。他一面令果毅營幫辦曾傳理代理營務，一面在湘軍“随營勇丁”（雜役）中選補士兵，并令在籍道員張由庚、武舉傅鴻勳招募川勇。因湘軍新敗，駱秉章隻得暫留順慶，爲進攻綿州做準備。

　　駱秉章長期與太平軍作戰，積累了不少鎮壓農民起義的經驗。入川以後，他沿途接見各府縣的官紳，搜集起義軍的情報。抵順慶府後，他鑒于藍朝鼎正率十餘萬人圍攻綿州，李永和正率十餘萬人圍攻眉州等地，并認爲藍部“最爲剽悍”，于是制定了一個由北而南，先藍後李，各個擊破的方針。在此以前，駱秉章還針對起義軍 “散而不聚”、“剽而不留”等特點，和以往清軍“銳欲進攻而不能專向一處”，“此剿彼竄，莫收聚殲之功”，“備東缺西，終成流寇之患”的教訓，确定了“誘歸一處”、“合圍會剿”的作戰原則。①在作戰部署上，他決定以新任四川提督蔣玉龍所部，在川南眉州一帶牽制李永和部起義軍，不使北上，而以湘軍爲進攻綿州的主力：總兵胡中和等率原蕭啓江部湘軍六千餘人由中江縣黃鹿鎮經楊家店進紮朱家橋，駱部湘軍由三台縣葫蘆溪進紮豐谷井，從南面進攻起義軍大營；副将唐友耕所部川軍與州判顔佐才新招“黔勇”從西面配合進攻，唐炯則從城裏配合湘軍行動。另外，在東、北兩面加強防守，以防義軍入陝。

　　經過兩個月的準備，駱秉章于1861年8月31日親率後隊湘軍由順慶進駐潼川府城。這時，正在圍攻綿州城的藍部起義軍十餘萬人，精銳集中于南門外。藍朝鼎率主力分駐于東嶽廟一帶，左軍都統吳維之等部駐塔山，前龍軍都統徐元柱等部駐榜山，右七營都統卯老伍等部駐十賢堂，“聯營六七裏，前後相屬”。②此外，前營副帥訾洪發和左帥營都統戴老幺駐西門西山觀一帶，藍朝鼎從兄前軍副帥藍朝柱（藍大順）駐北門桑林壩、龜山一帶，水軍都統鄭十大耶率戰船控扼涪江水路。

　　9月5日，清軍一萬九千餘人全部出動，分數路向起義軍進攻（主戰場在城南）。湘軍護軍營一千六百餘人進攻塔山，湘軍果毅營三千餘人進攻榜山、十賢堂，湘軍湘果營（原蕭啓江部）六千餘人進攻東嶽廟。起義軍奮勇反擊。湘果營總兵胡中和部紛紛敗退，起義軍趁勢奮力追趕包抄。但由于塔山、榜山、十賢堂等處的起義軍戰敗，湘軍果毅營趕至東嶽廟助戰，胡部才免于被殲。經過激戰，起義軍最後雖然打退了敵人的進攻，但損失甚大。戰後，爲了集中兵力，藍朝鼎率軍從東嶽廟轉移至西山觀一帶，藍朝柱從北門龜山、桑林壩一帶轉移至西門青衣壩，與訾洪發等共同據守。這時起義軍仍有八九萬人，在西山觀、青衣壩一帶修築營壘七十餘座，連營二十餘裏。

　　9月18日，清軍經浮橋渡過安昌河，分三路向起義軍進攻：右路爲湘軍護軍營和顔佐才所部黔勇，沿涪江支流直上，牽制青衣壩藍朝柱部義軍；中路爲湘軍果毅營，從正面向西山觀進攻；左路爲湘軍湘果營，繞攻西山觀側後。西山觀山勢險峻，不利仰攻。起義軍在藍朝鼎親自指揮下，奮勇殺敵，有時沖下山坡，與敵人短兵相接，有時退回山頂，以火力殺傷敵人。後因左路清軍湘果營由扁堆山經孫家咀、趙家坡繞至西山觀後，并攻上山梁，向起義軍營壘施放噴筒火箭，抛擲火蛋，陣地上煙焰蔽天，西山觀終爲清軍占領。藍朝鼎、藍朝柱率部退往綿竹、什邡、彭縣一帶。

　　綿州之戰，是李藍起義戰争極關重要的一戰。在此之前，起義軍一直處于主動地位，清軍則處于守勢。當時，四川除成都駐有少數旗營外，主要是綠營兵，名義上有二萬八千餘人，其實多不足額，且分駐各地，兵力極爲分散。但是，李藍起義軍沒有利用這一大好形勢，對迅速發展起來的部隊進行整頓訓練，以緻部隊武器裝備和軍事素質都很差。以這樣一支缺乏攻堅能力的部隊，頓兵于堅城之下，圍城數月之久，這在作戰指揮上顯然是錯誤的。而駱秉章所指揮的清軍，兵力雖處于劣勢，但其主力是裝備精良、訓練有素的湘軍。駱秉章采取“合圍會剿”的方針，集中全部兵力，發動強攻，速戰速決，揚長避短，因而取得了勝利。藍朝鼎在強敵進攻面前，沒有及時果斷地率軍轉移，反而與敵人進行陣地決戰，正好中了敵人的圈套，一戰損失七八萬人，元氣大傷，使戰争形勢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從此，起義軍在戰略上由進攻轉入了防禦。

　　

　　三、眉州之戰

　　眉州城東臨岷江，西接丹棱，南通青神，北連彭山，爲省城南面的門戶之一。

　　1861年4月，李永和、卯得興部起義軍先後攻占仁壽、青神，将仁壽縣改名爲長樂縣，青神縣改名爲安樂縣。其後，李永和派周庭光以大督統名義留守青神縣城，并分軍遊擊于資州（今資中）、資陽、富順、宜賓、彭山、名山、蒲江、丹棱、崇慶、大邑等州縣，自率大軍圍攻眉州城。起義軍雖然屢次擊敗圍剿的清軍，但眉州城卻一直沒有攻下。

　　綿州之戰失利後，藍朝鼎經安縣南下，所部僅剩萬餘人。原駐守羅江略坪場的藍部義軍“李長毛”、謝大德之妻“謝寡婦”①部二萬餘人孤立無援，9月23日又受到唐友耕部川軍的進攻，即退往綿竹，與藍朝鼎部會合，後進駐什邡李家碾、河壩子等地。不久，湘軍趕至，起義軍迅速轉移，經彭縣、灌縣、郫縣入崇慶州。10月13日，突遭湘軍襲擊，再次受損。藍朝鼎率部退向大邑、邛州。李永和派何祟政率萬餘人前往迎接。10月20日，藍朝鼎、何崇政部攻占丹棱縣城，與眉州李永和部成犄角之勢。

　　李永和部十餘萬起義軍屯駐于眉州城西南的象耳寺、快活山以至黃中壩、張家坎一帶，與丹棱、青神聲勢相聯。主力集結于虎皮塘、松江口及其附近的鐵門坎、石灰窯等地，“或于山上築壘，或就民房立營，皆重塹深壕，至爲堅固”①。李永和設大營于距松江口不遠的劉家祠堂。岷江東岸，由卯得興率部據守王家場、洪廟一帶，并向北發展，控制了水陸交通，切斷了米糧出入之道。

　　駱秉章認爲，李永和部圍攻眉州府城，威脅成都，而藍朝鼎部新敗，餘部與李永和部合并，“亟宜迅籌圍剿，迳搗老巢，以收聚殲之功”②。于是令四川提督蔣玉龍派川軍一部牽制丹棱藍朝鼎部，防其東援眉州，北走蒲、邛；以全部湘軍和部分川軍進攻眉州。其部署如下：湘軍湘果營六千餘人由崇慶州取道将軍廟、多悅鎮進紮眉州西北的順和場；湘軍果毅營三千餘人、護軍營二千餘人以及副将朱桂秋等三營由彭山進紮眉州以北悅興場、金魚山一帶，與湘果營聯絡聲勢，向眉州西南一帶進攻。此外，唐友耕部川軍四千餘人和總兵黎德盛部二千餘人由太和場渡過岷江，進攻東岸起義軍，候補知縣陳紹惠統帶水師炮船沿江下駛，進攻起義軍水寨，水陸配合，阻止眉州起義軍渡河東走。

　　11月初，唐友耕部首先到達眉州，接着，湘軍各部亦陸續到達。李永和聞訊，即收縮陣地，将岷江東岸的起義軍調至河西，加強張家坎、黃中壩的防守，并放棄象耳寺陣地，以加強松江口一帶的防守。7日和8日，湘軍移營，由順和場、悅興場進至眉州城西，準備會攻松江口。正在這時，藍朝鼎派出何崇政、謝大德之妻率二萬餘人由萬盛場一帶進至東瓜場，威脅清軍後路。駱秉章決定先打援軍。 11日，湘軍護軍營和湘果營分數路進攻，用劈山大炮向東瓜場轟擊，迫使何崇政等部棄場退走。

　　13日，駱秉章令黎德盛、唐友耕會合陳紹惠之水師炮船，由河東王家場進攻張家坎；以湘軍果毅營由黃中壩渡河進攻松江口，護軍營和朱桂秋等三營與湘軍湘果營左右配合，向起義軍發起總攻。起義軍頑強抵禦，奮勇殺敵，擊退敵之多次進攻。清軍實行迂回包抄，前後夾擊，終于占領了松江口，沖入李永和大營，縱火燒毀劉家祠堂和硝藥局，數萬斤火藥爆炸。李永和率部退卻，沿路又遭清軍截殺，傷亡三萬餘人。當夜，徐家沖、五裏山、張家坎、黑龍場、蓮花場、思濛場等處起義軍皆退據青神。

　　李永和雖撤眉州之圍，但起義軍仍西據丹棱、南占青神。清軍如南攻青神，藍朝鼎部可從丹棱進占眉州、彭山，危及清軍後路。因此，駱秉章放棄原定計劃，以唐友耕一軍進駐青神城北洪化偃，牽制李永和部，防其渡河而東；令湘果、果毅、護軍諸營由眉州西進，與川軍聯合，圍攻丹棱。

　　藍朝鼎等率四五萬起義軍堅守丹棱。該城四面依山，樹林茂密，南門外有河溝數道，不便進兵；東、西、北三門外均有起義軍依山爲營，連營四十餘座，長壕高壘，鹿角釘闆環列，易守難攻。 1861年12月初，清軍發起進攻，起義軍據壘堅守。清軍投放火箭噴筒，起義軍将壘中棚席等易燃物品盡行撤去。清軍多次強攻，起義軍“堅伏牆内，炮石紛投 ”，大量斃傷敵人。清軍連攻兩天，“計窮力盡，竟不能拔一壘”①。強攻失敗後，清軍改行圍困戰術，距起義軍營壘三四裏處，分軍扼駐，并規定起義軍從何路突出，“即惟該路駐守将弁是問”。12月12日，清軍在各要道掘長壕，設木城，出遊騎，斷糧道，以爲坐困之計。爲粉碎敵之圍困，起義軍于當夜從西門沖破川軍封鎖，突圍北走：藍朝柱率部先行，訾洪發、李長毛、謝大德之妻率部繼進，藍朝鼎親率後隊掩護。清軍跟蹤追擊。13日晨，川軍追至麻柳溝，與起義軍後隊接戰。藍朝鼎且戰且退，搶登插旗山，扼險抵禦。正相持間，湘軍陸續趕到，四面圍攻，并從山後爬上山頭。藍朝鼎率衆突圍，在沖下山時不幸爲清軍刺中額部，壯烈犧牲。起義軍餘部由藍朝柱等率領，經蒲江北上。駱秉章一面令湘軍繼續追擊，一面令蔣玉龍率全部川軍回紮思濛場和蓮花場，與唐友耕合攻青神。

　　李永和自眉州退至青神後，與原留守該處的周庭光共同據守，擁有兵力六七萬人。圍攻青神的清軍共約萬人左右。因此，在兵力對比上，起義軍仍占有很大優勢。但李永和新敗，僅以保守青神爲目的，當清軍進攻丹棱的藍朝鼎部時，竟未積極配合作戰。待藍部放棄丹棱和藍朝鼎犧牲以後，李永和部面臨清軍強大壓力，戰鬥意志頗受影響。駱秉章爲防其乘虛突圍，令蔣玉龍部川軍駐城西、城南，與城北唐友耕部聯絡聲勢，令黎德盛等部嚴密防守岷江東岸，水師炮船則在附近江面晝夜巡哨。12月下旬，起義軍幾次從城南突圍未成。駱秉章急令湘軍舍藍朝柱、訾洪發餘部于不顧，回師青神，“以爲合圍聚殲之計”。1862年1月17日，湘軍已由新津折回眉州，李永和趁其尚未進抵青神之機，組織起義軍突圍。當晚，先由數千人手持燈籠火把，從南門沖出北走，吸引圍城清軍；李永和、卯得興親率數萬人，由西南門潛出，以少量兵力攻劉家場清軍，大隊沿山邊小路，靜悄悄地行進，從宋家壩、觀音灘、象鼻灘等處搶渡岷江。李永和、卯得興突圍成功後，率部返回犍爲東北的鐵山地區，周庭光則率萬餘起義軍繼續留守青神。

　　鐵山地區是李永和部起義軍重點據守的地區。這裏東連自貢鹽場，西接犍樂鹽場，不僅物産豐富，而且到處峻嶺險寨，易守難攻。1860年春，李永和、藍朝鼎曾率起義軍東渡岷江，第一次進入鐵山地區，以後又多次進入該地區活動。起義軍在這裏開倉濟貧，除暴安良，執行了一系列有利于群衆的政策和措施，深受群衆擁護。

　　李永和等率起義軍餘部再次進入鐵山地區後，湘軍接踵而至。駱秉章一面指令嘉定、叙州兩府所屬州縣派團練防守通向鐵山的道路和隘口，斷絕起義軍的糧食來源，一面令湘軍圍攻起義軍。起義軍深溝高壘，憑險固守；同時，分軍萬餘人（由李長毛等率領）駐毛家寺，與鐵山相犄角。湘軍多次進攻，均遭失敗。但由于糧道斷絕，起義軍無法繼續堅守，被迫轉移。1862年3月30日，駐守毛家寺的萬餘起義軍經竹根灘、牛華溪、河壩場前往青神，清軍派出部分兵力跟蹤追擊。次日夜間，李永和、卯得興趁機率部撤離鐵山。後爲清軍所阻，被迫分軍：李永和率八九千人暫駐富順、隆昌間之天洋坪；卯得興率萬人紮宜賓屬之八角寨。八角寨距自貢鹽場僅一百餘裏，對其威脅較大。因此，駱秉章以全部兵力圍攻八角寨，阻止卯得興與李永和會合；對天洋坪李永和部，則僅令泸州、富順、隆昌、榮縣等州縣的團練進行圍攻。5月13日夜，李永和率三千餘人離天洋坪，沿途遭團練截殺，損失很大，最後僅率百親人入八角寨，與卯得興會合。

　　八角寨林深徑仄，山徑陡險，山下水田縱橫。李永和、卯得興恃險堅守，以緻湘軍圍攻數月，毫無進展。8月，秋糧将熟，湘軍逼壘而居，切斷了起義軍下山收糧之路；同時，增兵一千五百人，并以新運至的大炮不斷向起義軍營壘轟擊。起義軍糧斷，決定突圍。9月6日夜，先以千餘人攻朱桂秋營做掩護，李永和、卯得興等率衆潛出，經花古場、大塔場、泥溪、嶽坡等地，于9日到達鐵山地區龍■場。

　　龍■場四面環山，南面爲黑虎台，東、北、西三面爲環龍山，環龍河流經其西。環龍山下有一山洞，名龍洞。隻要在黑虎台附近修築堤壩，環龍河水即可由龍洞灌入龍■場，使之變爲澤國。如此絕地，本爲兵家所忌。但李永和鑒于該處存糧尚多，決定在龍■場據守。

　　李永和率軍到達龍■場後不久，清軍即嚴密地包圍了該場。駱秉章派出奸細混入李軍，刺探軍情，繪制地形圖。接着，清軍沿場周圍挖掘長壕，壕外築牆；接連水田之處，則編木爲栅，築起數道“木城”牆栅之外，又密布梅花樁。起義軍被困重圍，“人人有必死之心，困而猶鬥，俨然勁敵”①。清軍圍攻月餘，未能攻破，駱秉章不得不派四川布政使劉蓉前往督戰，劉蓉派人持信前往龍■場誘降，李永和等予以拒絕，并率部奮力突圍。清軍無計可施，竟将環龍河閘斷，阻水灌場，給起義軍造成極大威脅。10月18日，起義軍首領李永和、卯得興等十餘人于豬市坡被俘。次日晚，訾洪發等四千七百餘人也慘遭殺害。李永和、卯得興被解往成都後，英勇就義。

　　

　　四、起義軍餘部轉戰陝西

　　李藍起義軍由于綿州、眉州兩次作戰失利，損失極大，藍朝鼎和李永和又先後犧牲，四川的革命形勢轉入低潮。起義軍難以在四川立足，便相繼離開四川，進入陝西。

　　1861年底藍朝鼎犧牲後，藍朝柱、訾洪發等率餘部繼續北上。在彭縣濛陽場遭湘軍果毅營襲擊，藍朝柱與訾洪發分軍：訾洪發等經川東入川南富順、隆昌等地，與李永和部會合；藍朝柱則率部經漢州（治今廣漢）高坪鋪、德陽孝泉場、安縣黃土場，進入江油（治今江油北）、石泉（治今北川西北）交界的太華山中。 1862年1月，藍朝柱率部東走，欲與原在川東活動的起義軍會合。另部由鄧天王率領，後進入平武山中，因遭清軍圍剿東走，進入陝西甯羌州（今甯強）境内。

　　藍朝柱率百餘人經南部入達縣、東鄉（治今宣漢），與張第才、郭富貴等部起義軍會合。1862年2月8日，攻克新甯（今開江），3月5日放棄，南入墊江縣境，後與曹燦章部義軍合攻墊江縣城。因曾傳理部湘軍趕至，張第才、郭富貴、藍朝柱等退往涪州（今涪陵）北面的鶴遊坪，繼經豐都、忠州（今忠縣）、萬縣進入雲陽縣雲安鹽場。候選知縣易佩紳率湘軍由夔州（今奉節）來攻，藍朝柱率部折往開縣。5月24日，藍朝柱部攻占太平廳（今萬源）。6月初，離大平經煙燈垭進入陝西境，一舉占領定遠廳城（今鎮巴），獲得大批物資，部隊亦得到補充。6月9日起圍攻西鄉， 18日攻入城内，殺知縣巴彥善。藍朝柱乘勝向洋縣進軍，陝西布政使毛震壽領兵逃跑。7月5日，洋縣群衆打開城門，迎接起義軍入城。

　　郭富貴一部三千餘人在雲安鹽場與藍朝柱分兵後，東走大甯（今巫溪），因遭清軍襲擊，于8月初進入陝西平利縣之八仙街。後又轉入湖北，連克竹溪、竹山。不久，複折回陝西，攻平利不下，轉攻磚坪（今岚臯），破城後繳獲一批火藥，隊伍亦發展到三萬餘人。郭富貴原準備沿漢江西上，與藍朝柱會師，因得知回民起義軍正圍攻西安，遂改變計劃，揮軍北上，經子午谷，越秦嶺，直趨西安，欲趁機奪取省城。9月17日，進至長安附近的子午峪，爲清軍勝保部所阻，作戰失利，遂西走鄠縣（今戶縣）。這時部隊僅剩二三千人，經盩厔（今周至）黑水峪進入郿縣（今眉縣），在高店鎮再次戰敗，餘部千餘人向寶雞、鳳縣（治今鳳縣東北）山中撤退。後進入甘肅，攻陷兩當，又經徽縣走成縣，于11月下旬進至階州（治今武都）境。複轉入陝西，克略陽，準備東走洋縣，與藍朝柱會師。中途爲清軍所阻，遂由甯羌州入川，向川東進軍。1863年1月3日，郭富貴于巴州（治今巴中）鼎山鋪被俘，全軍覆沒。

　　藍朝柱取得洋縣後，改洋縣爲靖川，建立政權，自稱“大漢顯王”，封蔡昌齡（藍二順）①爲怡王，并在四鄉設官，下令安民。起義軍紀律嚴明，深受群衆擁護。陝西布政使毛震壽所率川軍，屢爲藍部起義軍所敗。1862年12月，起義軍包圍漢中府城。藍朝柱部在陝西異軍突起，成爲一支重要的革命力量。

　　1863年初，太平天國扶王陳得才率二十餘萬太平軍再度入陝，連克平利、興安（今安康）、紫陽、石泉。占據洋縣的藍朝柱派人前往歡迎。雙方協議，藍部義軍讓出漢中盆地，以洋縣西二十裏之謝村爲界，東歸藍朝柱部起義軍，西歸太平軍。接着，太平軍與藍部共同圍攻漢中府城。同年10月，連克漢中府城和城固縣城。之後，藍朝柱率軍退出漢中盆地，回紮洋縣。不久，藍朝柱分兵攻占佛坪、留壩、華陽鎮等地，設官理事，以穩定後方；自率部分起義軍北上，于11月19日占領盩厔城。

　　盩厔系關中重鎮，離西安僅一百餘裏。起義軍占領該城，嚴重地威脅着省城西安。這時，曾經予陝西當局以巨大打擊的陝西回民起義軍已遭受嚴重挫折，統治者非常害怕藍朝柱與回民起義軍結合，使關中地區的革命烈火重新燃燒起來。因此，西安将軍多隆阿急從正在鎮壓回民起義軍的清軍中抽調穆圖善、姜玉順等馬步十六營，由興平趕至盩厔。多隆阿本人也親至盩厔指揮清軍圍攻。藍朝柱一面向漢中太平軍請援，一面組織力量堅守。

　　多隆阿紮營于距盩厔東門一裏的沙河岸上。清軍将盩厔城團團圍住，所挖地道被起義軍破壞，遂改爲強攻。時值隆冬，起義軍在城牆上放置棉花包，澆水成冰。清軍不但難以攀登，而且炮彈落到結冰的棉花上，效力大減。1864年3月4日，清軍緣梯攻城，城上滾木擂石齊下，死傷甚衆。3月10日，清軍以地雷炸城，城牆僅塌數尺。清軍攻城數十次，傷亡三千餘，仍不得入。

　　盩厔被圍期間，駐留壩太平軍接到藍朝柱求援信後，曾答應派兵救援，但因與留駐洋縣一帶的藍部起義軍發生沖突，“互相攻擊，死傷萬計”①，終未往援。正在甘肅兩當、徽縣一帶活動的太平軍鄭永和部（由四川北上的石達開舊部）趕來援救，因在鳳縣黃牛堡爲清軍所敗，未能到達。從甯陝北上的曹燦章部義軍因遭敵軍阻截，救援計劃亦未能實現。由于援絕，藍朝柱自3月中旬開始多次組織突圍，均未成功。

　　3月30日，清軍再次用地雷炸城，千餘人從缺口處搶登，被起義軍擊退。多隆阿見清軍敗退，親登炮台指揮。起義軍槍炮齊射，彈中其目。當晚，藍朝柱率起義軍從預先挖好的地道撤出盩厔。城内百姓繼續戰鬥，直至4月1日淩晨，清軍才得以進城。不久，多隆阿因傷重喪命。4月11日，藍朝柱于安康紫溪河遇伏身亡。

　　由于天京危急，陝南太平軍撤離陝西，加之新任陝西巡撫劉蓉率領湘軍由川入陝，并占據漢中，陝西的革命形勢逐步惡化。藍朝柱部的失敗，更使力量對比向有利于清軍的方面轉化。藍朝柱犧牲後，曹燦章率部轉戰于鎮安，安康一帶，到處遭到清軍和團練的襲擊，損失甚大。5月22日，曹燦章在鄂縣玉皇廟被俘犧牲。長期轉戰于陝、鄂、豫三省交界地區的蔡昌齡，得知藍朝柱犧牲，自湖北鄖西入陝報仇，因遭清軍阻截，遊擊于鎮安、鄖西交界之大小心川一帶。這時，原石達開部太平軍鄭永和部仍留在陝西、湖北邊境，太平軍啓王梁成富部亦折回鄖西。彼此取得聯系後，梁成富和鄭永和均率部赴小心川與蔡部會師，總數達到四五萬人。因“附省一帶，新麥方登，防兵又少”①，遂由鎮安北趨孝義廳（今柞水），6月6日出大峪口，占領西安以南的尹家衛（引駕回）。後因清軍極力防堵，遂轉戰而西，經鄠縣入盩厔縣境。陝西巡撫劉蓉調集清軍采取“東西夾擊，節節逼緊”，“布列長圍，絕其糧道”的戰術，企圖将起義軍“一鼓聚殲”。②與此同時，利用投降人員大搞招降活動。不久，天京陷落的消息傳來，起義軍士氣低落，一部分人滋長了妥協動搖情緒。7月底至8月上旬，蔡昌齡部都統王洪興、太平軍啓王梁成富部王克昌和彭學進、石達開舊部鄭永和、梁成富部羅啓發等先後率部投敵，使起義軍人數銳減。但蔡昌齡、梁成富不爲所動，頂住逆流，堅持戰鬥，使劉蓉“不過五六日可期一鼓聚殲”的美夢遭到破産。8月13日夜，起義軍趁傾盆大雨，從盩厔焦家巷突圍，越秦嶺，經洋縣、城固、沔縣（今勉縣）、略陽，于9月初進入甘肅境内。

　　

　　五、階州保衛戰和起義的最後失敗

　　蔡昌齡、梁成富所部接近陝甘川邊境時，僅有四千餘人，後有湘軍蕭慶高、何勝必兩部以及參将龔良臣等部二十餘營清軍追擊，劉蓉又飛咨四川總督駱秉章嚴防四川廣元、劍州（今劍閣）各處隘口，并通知甘肅鞏秦階道林之望派兵防守徽縣、成縣、禮縣等地。

　　1864年9月初，蔡昌齡、梁成富經白馬關入甘肅階州境。階州地處甘、陝、川邊界，三省統治者各有打算，無法全力對付起義軍。蕭慶高、何勝必等部被調回四川防守，龔良臣部被派往甘肅河州（今臨夏），其餘各部分防陝邊。由于清軍各部遷延觀望，起義軍得以擺脫追兵，并于9月18日一舉攻克階州城。

　　蔡昌齡、梁成富以階州爲據點，積極發展力量，很快達到三萬餘人。起義軍在階州修制器械，廣儲糧食，增高城牆，并在周圍三四十裏内修築數十座堡壘，派精兵扼守各隘口。蔡昌齡等還與鹽關回民起義軍取得聯系，遙相呼應。

　　陸續前往圍攻階州的清軍約計二三萬人。由于缺乏統一指揮，有的遲至1865年1月上旬才到達。

　　戰鬥首先在階州外圍諸壘進行。雖然起義軍的絕大多數是新入伍者，武器很差，又隻經過短期訓練就參加作戰，但表現卻極爲英勇。當清軍小部隊單獨活動時，起義軍以迅疾的行動給敵以突然襲擊；如遇強敵進攻，則憑城據壘，深匿不出；清軍逼近城壘，則槍炮齊發，殺傷敵人。清軍的進攻屢屢失敗。不得不改變戰術，一面扼守糧道，誘使起義軍出戰，一面大搞誘降活動，對起義軍進行分化瓦解。1865年4月17日，舊城山守軍糧盡援絕，先鋒楊興華率百餘人投敵，22日，又有三官殿兩壘守軍六百餘名投降。清軍逐漸攻占城外各壘，并由北山挖地道直通城邊。6月6日黎明，清軍用地雷炸塌城牆數丈，趁勢沖入城内，起義軍與敵展開巷戰。蔡昌齡、梁成富率領部分将士退入城南堡壘。清軍投擲火彈，堡壘起火，蔡昌齡和梁成富又率百餘人從火中沖出，與敵人搏鬥。終因寡不敵衆，蔡昌齡受傷倒地，爲清軍殺害；守城起義軍也全部壯烈犧牲。梁成富受傷被俘，不久在成都英勇就義。

　　階州保衛戰的失敗，标志着有數十萬群衆參加的持續六年之久、活動範圍遍及滇川鄂陝甘五省的李藍起義戰争的最後結束。


第四节 陕甘回民起义战争

　　一、起義的爆發與發展

　　（一）陝西回民起義

　　繼雲南回民起義之後，在太平天國革命和撚軍起義的影響下，1862年（同治元年）在我國西北的陝甘等地爆發了以回族人民爲主的各族人民武裝起義。這次起義的烽火遍及陝西、甘肅的大部地區，時間長達十二年之久，成爲以太平天國革命運動爲标志的全國轟轟烈烈的反清革命洪流的一個組成部分。

　　1853年太平天國定都南京以後，長江中下遊各省大部爲太平軍所控制。清王朝爲籌集浩繁的軍費，鎮壓太平天國及其影響下的各族人民起義，加緊了對包括西北地區在内的尚未遭受戰争破壞的所謂“完善之區”的搜括。陝西除每月向京師解饷銀數萬兩外，還要協濟用兵各省的大量軍饷。這些負擔全部落到了陝西各族人民的頭上。随着協饷的加重，正稅不夠供給，苛捐雜稅相繼繁興。貪官污吏乘機敲榨勒索，草菅人命。在殘酷的剝削和壓迫下，人民群衆無以爲生，被迫“聚衆抗官 ”。 1861年，靠近省城西安的臨潼就發生過楊生華“聚衆抗糧”的鬥争。

　　回族人民不但遭受沉重的封建剝削，而且還遭受殘酷的民族壓迫。陝西是回民比較集中的地區之一（主要分布在泾水和渭水流域），全省回族人口約百萬。在曆史上，回漢等族勞動人民雜居，雖然宗教信仰和風俗習慣不同，但都處在被剝削被壓迫的地位，因而在共同勞動和反對封建剝削壓迫的鬥争中，保持着較好的關系。可是，清朝統治階級爲鞏固其封建統治，實行反動的民族政策，極力破壞回漢人民的團結。他們一方面籠絡回漢地主階級和其他民族的上層分子，另方面極力挑撥各民族間的關系，以達到分而治之的目的。由于采取所謂“護漢抑回”、“以漢制回”的政策，回族人民政治地位低下，備受歧視和侮辱。在經濟上，不但回族勞動人民要受殘酷的封建剝削，回族地主、工商業者也因與漢族地主、工商業者争奪土地和市場而受到排擠打擊，彼此矛盾很大。統治者有意制造和擴大矛盾，誘使漢人中的地主豪紳分子欺壓回人。回民告之于官，官府偏袒漢民，“凡争訟鬥毆，無論曲直，皆抑壓回民”①。這樣，在回民中逐漸形成一種仇視漢人的心理。回人積怨既久，起而仇殺漢人，清朝統治者便借口保護漢人，動兵殺戮回人。其結果，回漢兩族人民往往認識不到他們共同的敵人是清朝統治者，而在兩個兄弟民族之間埋下了不和的種子，“日積月長，仇恨滋深”，以緻演成回漢械鬥和仇殺事件。

　　由于原駐陝西的清軍多調赴外省與太平軍、撚軍作戰，爲了防止人民的反抗，陝西當局命令各州縣大力興辦團練。這些地方武裝一般都掌握在漢族地主階級手裏，成爲他們鎮壓人民的反動工具。督辦陝西團練大臣張芾，就是泾陽的大地主，做過江西巡撫，因在九江鎮壓太平軍失敗被革職留任，1861年回省守制。他是一個大漢族主義者，極力主張鎮壓回民，這時便用團練來殺害回民群衆。1862年5月，進入陝西的太平軍扶王陳得才部聯合撚軍直逼西安，藍朝柱起義軍也已由四川進入漢中，全陝震動。陝西巡撫瑛棨和團練大臣張芾慌忙調集各地團練往南山堵禦太平軍；同時，加緊了對回民的迫害。

　　太平軍入陝，給正處于水深火熱之中的回民群衆帶來了希望。當年5月，訓導趙權中所屬團練中的數百名回勇，不願和太平軍作戰，殺死帶隊的惡霸地主趙炳堃，散歸家鄉渭南。途中，部分回勇因砍購竹竿與漢人發生争執，被當地團練打死二人。回勇赴華州（今華縣）控訴。知州濮垚竟然說：“爾回子與長毛（按：指太平軍）勾通謀反，打死一回，即少一賊。”①回勇無奈，避居城外秦家村。不久，華州、華陰團練近萬人突然将秦家村及附近回民村莊搶劫一空，又四處散發“陝西不留回民，天意滅回”的傳帖。渭南、大荔、耀州（今耀縣）、富平、同官（今銅川市西北）、高陵等地團練亦紛紛效尤，大殺回民。在生死存亡的關頭，華州回民首先起義，渭河兩岸的回民争相響應，未經旬日，各處回民俱行激變。從此，聲勢浩大的陝西回民起義迅速發展起來。

　　任武、赫明堂是領導渭南、華州、同州（今大荔）一帶回民起義的著名人物。他們曾參加過雲南回民起義，事敗後逃匿渭南倉頭鎮，秘造武器，待機再起。在這次起義中，他們發動回民群衆，殺死訓導趙權中等。渭南胥吏洪興還派人到西安東南太平軍駐地尹家衛聯系，引導太平軍先後攻下渭南城和華州城。後太平軍因回救廬州，很快離陝東征，回民軍繼續堅持鬥争，打擊地主武裝。

　　面對迅速發展的回民起義，以巡撫瑛棨爲首的陝西文武官員驚恐萬狀，不知所措，“籌剿無兵”，“不能不暫行撫慰”②，派遣官紳分赴各地“安撫”。6月4日，張芾等在臨潼油坊街和回民談判時，無理要求交出任武。回民甚爲氣憤，将他押往倉頭鎮，于6月9日處死。這一行動，沉重打擊了陝省當局的“招撫”陰謀，顯示出回民群衆與清統治者鬥争到底的決心。

　　同州府地區回民起義軍主要以大荔的王閣村、羌白鎮和渭南的倉頭鎮爲據點，向清軍展開進攻。6月17日至25日，起義軍圍攻同州城九晝夜不克，遂撤圍西進。29日，各地回民軍聯合逼攻西安，次日即攻占城西金勝寺，殲滅大批團練。7月21日，起義軍又攻占團練的根據地、距西安僅二十裏的六村堡。從此，西安附近的團練武裝精稅皆盡，守城清軍（陝西提督孔廣順所部三千餘人）更形孤立。

　　回民起義的烽火迅速遍及八百裏秦川，起義隊伍擴大至二十餘萬。當時陝西回軍主要首領除任武、洪興、赫明堂外，還有馬正和、馬四元、白彥虎、馬生彥、禹得彥、餘彥祿、孫玉寶、二河州等。其中有的是富甲一方的地主、商人和阿訇等上層分子。起義軍的領導權掌握在他們手中，雖然對發動和組織群衆起過一定的作用，但其消極影響也是顯而易見的。起義軍的武器很原始，主要是菜刀、鐮刀、鍘刀等家具和農具，再就是用竹竿削制的竹竿槍。象擡槍、火炮之類的火器，開始時爲數極少，而且是從敵人手中繳獲來的。

　　陝西回民起義的迅速發展，嚴重威脅到清王朝在西北的統治。清廷急令荊州将軍多隆阿率軍入陝，可是他正被太平軍牽制在江淮之間，隻得又命直隸提督成明率所謂精銳京兵，從山西馳援。1862年8月25日，成明率京兵和豫勇共五千人由朝邑“進剿”，在洛水南岸爲回民起義軍所敗。成明退至朝邑，豫勇逃往大荔。清廷催欽差大臣勝保率軍入陝。9月上旬，勝保率軍由潼關西進時，就不斷遭到回民起義軍的襲擊。臨潼一戰，傷兵勇千餘人，接着又于斜口鎮（臨潼西南）遭到起義軍的堵截，隻得縮回臨潼，後繞道進入西安。當時，西安附近的回民軍集中于鹹陽渭河沿岸，以蘇家溝、渭城爲根據地，屢敗清軍。11月上旬，勝保“派兵勇及百姓馬步兵共四萬餘人，大戰于蘇家溝，……及與回民戰，望風逃竄，兵馬自相踐踏，死者數萬 ”①。與此同時，回民軍乘勝保軍集中于西安，東部兵力空虛之機，于同州一帶發動進攻，在敷水鎮（華陰西）生擒署潼關協副将哈連升，奪取其營壘軍械，并進逼澄城、郃陽（今合陽）、朝邑等地。勝保奉命趕回潼關，與新授西安将軍穆騰阿等督軍鎮壓同州一帶起義軍。由于糧道被起義軍切斷，軍食不足，清軍不敢出戰。勝保不得不奏稱：“陝回族類繁多，賊馬過衆，此剿彼竄，東突西馳。臣所部兵勇隻有一萬數千人，……非再添兵萬餘不能早就蕩平。”②

　　清廷以勝保連戰皆敗，将其革職，解京問罪，改授多隆阿爲欽差大臣，督辦陝西軍務。1863年1月中，多隆阿率部由河南入陝。當時，回民起義軍正圍攻同州城，突遭多隆阿軍進攻，腹背受敵，被迫撤圍。多隆阿于同州接受關防，連同勝保諸部，共有兵二萬餘人。接着，清軍集中力量進攻回民起義軍的重要據點王閣村和羌白鎮。起義軍采取遊擊戰法，不斷襲擊敵軍，并用騎兵截擊清軍運輸線，使其饷械皆缺，進攻受阻。多隆阿一面籌備軍火糧食，一面派人至王閣村“招撫”。起義軍内部組織本來就很松散，領導人之間彼此争權，遇敵“招撫”，矛盾激化，以緻相互攻殺，對敵人的進攻卻缺乏應有的準備。在一切準備就緒以後，清軍用突然襲擊的方式，占領了羌白鎮和王閣村。5月19日，築有堅固防禦工事的另一重要據點倉頭鎮也被清軍攻占，回軍遭到巨大挫折。

　　倉頭鎮失守後，陝西東部地區的回民軍向西轉移，集中于泾陽、高陵、鹹陽一帶。他們與西安地區回民起義軍互相配合，共同戰鬥。當時，陳得才領導的太平軍已由湖北竹山縣一帶再度攻入陝西，占領漢中；藍朝柱起義軍也在川陝邊境活動。在這兩支革命力量遙相呼應下，陝西回民軍加緊圍攻西安。甘肅提督馬德昭和陝西提督孔廣順等率兵七千餘人，困守西安，不敢出戰。8月15日，清廷以陝西巡撫瑛棨“但知株守省垣，一籌莫展”①，下令将其革職，由四川布政使劉蓉接任（劉蓉未到任前，由按察使張集馨代理）。9月初，多隆阿到達西安，再次施展“招撫”伎倆，派人到回民起義軍中誘降。瑛棨也利用西安城中的回紳頻繁地在回民軍首領中進行“招撫”活動。孫玉寶等經不起利誘，向敵投降。1863年10月初，多隆阿部向回民軍發動進攻，13日攻占高陵縣城。接着，多隆阿令新任陝西提督雷正绾部由泾陽渡泾而南，總兵曹克忠部渡渭而北，共同扼守鹹陽，阻截回民軍西退；多隆阿自率主力從高陵渡泾，逼近蘇家溝。回民起義軍“自渭達泾，縱橫十餘裏，排列旌戟若林，嚴陣以待”。②22日，清軍分兩路發起進攻。起義軍拚死抵禦，終因傷亡甚衆，從蘇家溝和渭城撤退。白彥虎、馬生彥、禹得彥、餘彥祿率部向西北經醴泉（今禮泉）、乾州（今乾縣）退至邠州（今彬縣）。其後，一部南下鳳翔，與崔偉領導的當地回民起義軍聯合作戰。未幾，鳳翔、邠州分別爲新任甘肅提督陶茂林和總兵曹克忠所部攻占，回民起義軍大部退至隴東的董志原。其他回民軍也在赫明堂等率領下，經武功、郿縣、鳳翔、隴州（今隴縣）進入甘肅東部地區。從此，陝甘回民起義的中心由陝西轉到甘肅，陝西回民起義鬥争轉入低潮。

　　

　　（二）甘肅回民起義

　　陝西回民起義前後，曾派人前往甘肅，聯絡各地回民，共謀起事。待陝西回民起義發展到陝甘邊境時，甘肅各地回民即紛紛起而響應。在很短時間内，起義就擴展到甘肅全境。1864年初，陝西回民軍陸續進入甘肅，甘肅回民起義的聲勢更加壯大。清統治者驚呼：“現在甘肅之平涼、靜甯、隆德、安定（今定西），省南之鞏昌（今隴西）、秦州（今天水市）、伏羌（今甘谷）、清水，省北之甯夏（今甯夏銀川市）、平羅、靈州（今甯夏靈武）、固原，莫不揭竿而起，蜂屯蟻聚，滋蔓難圖，綿延地方數千裏”。①

　　多隆阿準備由秦度隴，鎮壓甘肅回民起義。他爲了解除西征時的後顧之憂，企圖迅速攻下由藍朝柱起義軍固守的陝西盩厔。3月30日，多隆阿在親自指揮攻城時爲起義軍擊傷頭部，不久死去。清軍喪失了主帥，不能銳意西進，減輕了對甘肅回民軍和已經進入甘肅的陝西回民軍的壓力。

　　1864年5月、6月間，清王朝調福建水師提督楊嶽斌充任陝甘總督，劉蓉督辦陝西軍務，都興阿督辦甘肅軍務。陝西提督雷正绾幫辦甘肅軍務，率同甘肅提督陶茂林及總兵曹克忠等“專讨”甘肅回民軍。同年7月太平天國天京陷落後，清王朝得以把鎮壓太平軍的清軍抽調到西北來鎮壓回民起義軍，以緻“甘省一隅之地，而統兵大員專折言事者，已至八員之多”②，兵勇則達七八萬人。但這些統兵将領派系不一，各自爲政，意見分歧，且他們深恐與回民軍硬拚，勝敗難保，“不如擊之使走，捷報頻聞，可爲幸功邀賞之地”①。所以，清軍雖曾攻陷回民起義軍占領的固原、鹽茶廳（今甯夏海原）、平涼等地，而起義軍的實力卻未受到大的損失。陝西、甘肅回民軍互相配合，采用避實趨虛、飄忽靡常的遊動戰法，仍打了不少勝仗。

　　9月中旬，雷正绾正率三十營清軍進攻甘肅蓮花城（秦安東北），聞知回民軍再次攻下固原，便“欲急克蓮花城以向固原”②。起義軍利用蓮花城附近山路崎岖、溝壑縱橫的有利地形，在山溝内埋伏重兵，另以小隊誘敵。待清軍進至包圍圈時，伏兵齊出。清軍亂作一團，千餘人被殲，雷正绾臉部也被刺傷。直至11月上旬，雷部才攻下蓮花城。其後，雷正绾回軍平涼，向固原前進；曹克忠部由蓮花城南下，迫使正在圍攻秦州的回民起義軍撤圍南走；陶茂林部則向西進軍，于12月中旬玫下金縣（今榆中），進入蘭州。

　　1865年1月中旬，回民軍計取靈台，雷正绾急忙由開城（固原南）回軍東向，奪回靈台。其後，雷部仍北攻固原，直至2月26日方得手。6月，雷部由下馬關（今甯夏同心東）經惠安堡、石溝驿北進，曹克忠部由同心城經甯安堡（今甯夏中甯）折向東北，會攻吳忠堡（今甯夏吳忠）西南的金積堡。回民起義軍在馬化龍領導下，不斷襲擾敵軍。他們阻截清軍運道，并将沿途井泉水窖填塞。清軍在金積堡南面十五裏的強家沙窩等地被阻将及半月，吃喝艱難，爲擺脫困境，乃于7月24日發起進攻；在攻占了回民起義軍的幾座堡壘以後，因所獲無幾，士氣更加低落。29日，曹、雷兩部從東西兩面進攻，回民軍以一部兵力從正面阻擊敵人，另以萬餘馬隊從十裏外繞至敵後。清軍腹背受敵，軍心動搖，狼狽逃竄。回民軍乘勝追擊，斃敵三四千人，并繳獲大批軍需器械。雷正绾腿中炮彈，曹克忠坐騎受傷，分別率殘部退至預望城（今甯夏同心東南）和鹽茶廳。

　　除了回民起義軍外，當時在陝甘兩省還有兩種反清力量：一是饑民武裝，如董福祥、高萬镒、李雙良等領導數十萬饑民武裝活動于甘肅慶陽府和陝西延安府、鄜州等地，張貴領導的饑民武裝也衆達二十八營之多，在甘肅東部的會甯、靜甯、通渭、秦安一帶同清軍作戰。一是嘩變的清兵，如陶茂林部、雷正绾部以及蘭州的督标兵等都曾發生嘩變。饑民武裝和嘩變的清兵隊伍，不僅間接地配合和支援了回民軍的反清鬥争，有的還和起義軍有某種形式的聯合，共同打擊清軍。

　　甘肅回民起義在不斷發展的過程中，逐漸形成了四個反清鬥争中心：一個是馬化龍領導的以金積堡爲中心，包括甯夏府和隴東在内的起義地區；一個是馬占鳌領導的以河州爲中心的回、撒拉、東鄉族起義地區；一個是先後由馬文義、馬桂源和馬本源領導的以西甯爲中心的起義地區；一個是馬文祿領導的以肅州（今酒泉）爲中心的起義地區。隴東的董志原，則是陝西回民軍的根據地。回民起義軍不斷向清軍進攻，使其文報梗塞，糧饷奇绌，省城蘭州處于孤立地位。清王朝在甘肅的統治力量處于風雨飄搖之中，以緻陝甘總督楊嶽斌在奏折中哀歎：“現在河狄之賊擾于南，平固之賊擾于東，甯靈之賊擾于北，涼肅之賊擾于西，幾于剿不勝剿，防不勝防。臣若株守省垣，則饑軍終虞坐困；若出省剿辦，則根本時虞動搖。外察賦勢，内度兵力，實屬不敷分撥。”①

　　同年11月，撚軍首領張宗禹按照賴文光“前進甘陝，連結回衆”，以成犄角之勢的戰略思想，率西撚軍三萬餘衆自河南進入陝西華陰、渭南境内。清廷害怕回民軍與西撚軍聯合，急令湘軍援陝。曾國藩派提督劉松山統老湘軍十八營由河南前往。留陝幫辦軍務的前陝西巡撫劉蓉（時喬松年爲巡撫），一面奏調防守中衛（今甯夏中衛）的穆圖善部移駐甘陝交界的泾州（今甘肅泾川），防止回撚合勢，一面率三十營清軍從陝西西部的隴州、邠州一帶東下，專力攻撚。1867年1月23 日，西撚軍在西安灞橋大敗劉蓉部清軍，取得灞橋大捷後，乘勝包圍西安。在甘肅境内的陝甘回民起義軍爲西撚軍入陝及其勝利所鼓舞，也在甘肅發動進攻，六七萬回民軍在慶陽将清軍圍困達一月之久，雷正绾部隻得殺騾馬爲食。回民軍在甘肅拖住大量清軍，并乘劉蓉率部東下之機，由隴東分數路向陝西進軍。其中張家川回民李得倉領導的一支回民軍，從甘肅華亭進入陝西鳳翔府；另一支回民軍從甘肅甯州（今甯縣）官河鎮進至陝西三水（今旬邑）、淳化、宜君一帶；馬長順等率萬餘回民軍由董志原、慶陽經洛川進到澄城、韓城、郃陽、朝邑一帶。陝北也有回民軍和董福祥等領導的饑民武裝在活動。

　　回民起義軍由甘肅進入陝西以後，與西撚軍協同作戰，共同打擊清軍。他們爲西撚軍作向導，并爲其購買新式槍炮，從物質上給予幫助。

　　1867年5月初，回、撚兩軍在同州許莊将尾追其後的劉松山所部老湘軍包圍，給敵人以重大殺傷後，即揮師西向，進逼西安。5月27日，劉松山等率軍趕到，西撚軍與清軍接戰十餘次，終于失利。此後，回民軍與西撚軍雖然各自爲戰，但仍時離時合，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戰略上相互配合的作用。

　　

　　二、左宗棠入陝及其作戰部署

　　由于楊岳斌對鎮壓陝甘回民起義束手無策，清王朝不得不另調閩浙總督左宗棠接任陝甘總督。1867年1月，左宗棠從福州取道江西到達漢口，随即進行各項準備工作。2月，清廷又授左宗棠爲欽差大臣，催其迅速北上，督辦陝甘軍務。

　　左宗棠深知回民軍和撚軍聯合後更加難以對付，因此，他向清廷進陳方略說：“方今所患者，撚匪回逆耳。以地形論，中原爲重，關隴爲輕；以平賊論，剿撚宜急，剿回宜緩；以用兵次第論，欲靖西陲，必先清腹地，然後客軍無後顧之憂，饷道免中梗之患。”又說：“進兵陝西，必先清關外之賊，進兵甘肅，必先清陝西之賊，駐兵蘭州，必先清各路之賊，然後饷道常通，師行無梗，得以一意進剿，可免牽掣之虞。”①這個方略的核心是“先撚後回”、“先秦後隴”，關鍵則是“不令撚回合勢”。

　　7月，左宗棠所部楚軍近二萬人由湖北樊城分三路到達陝西（參見第五章《撚軍起義戰争》第四節）。按照其“先撚後回”的既定方針，以先期入陝的劉松山所部老湘軍、郭寶昌所部皖軍、劉厚基所部湘軍和新到的高連升部楚軍共二萬一千餘人進攻撚軍，以幫辦劉典所部楚軍和黃鼎所部川軍共八千餘人駐陝甘邊界，對付回民起義軍。其餘楚軍萬餘人，分駐鳳翔、宜君、華州、華陰、渭南、臨潼等地，策應各軍，爲“兼讨回撚之師”。西撚軍識破了左宗棠的陰謀，迅速跳出包圍圈，在回民軍配合下，向陝北挺進。與此同時，陝甘回民起義軍仍不斷從甘肅進入陝西，與西撚軍共同抗清。

　　10月至11月間，西撚軍和回民軍取得了連克陝西安塞（今安塞南）、延川、綏德等城的勝利。左宗棠智窮力竭，不得不上奏“自請嚴議”。可是，由于民族和宗教信仰不同等原因，回民起義軍和西撚軍的聯合沒能得到進一步的發展，一直處于“時離時合”的松散狀态，既沒有統一的組織形式和集中領導，也沒有共同作戰的長遠計劃。更由于統治階級施行分化離間政策，回民起義軍的領導權又掌握在上層分子手裏，個別回民軍首領利用一部分群衆的狹隘民族主義思想，有意挑起回民軍與西撚軍之間的互相攻殺事件，嚴重地破壞了這兩支起義隊伍的聯合，緻使左宗棠“不令撚回合勢”的方略得以逐步實現。同年12月中旬，西撚軍爲救援東撚軍，由宜川東面的壺口渡過黃河進入山西，回民起義軍在陝西處于孤軍作戰的不利地位。雖然這時左宗棠率清軍主力入晉追擊西撚軍，陝西清軍大大減少，但由于回民軍股數衆多，互不統屬，未能對清軍實行有效的打擊。在清軍節節進逼下，起義軍轉取守勢，十分被動，以緻鄜州、宜君、三水、綏德等地相繼失陷。

　　1868年11月，左宗棠參加鎮壓西撚軍以後回到西安。他以陝西大局已定，遂加緊進行進軍甘肅的各項準備。

　　第一，整頓部隊。駐陝清軍，除左宗棠所部楚軍外，還有劉松山的老湘軍、郭寶昌的皖軍、黃鼎的川軍等；駐甘清軍更爲龐雜。這些部隊不但待遇差別很大，而且編制很不統一，有的名爲一營，實際隻有二三百人，有的則多至數倍。爲了整齊劃一，左宗棠下令淘汰疲弱，一律按楚軍的編制加以整頓，統歸其指揮。同時，在陝甘就地招募新兵。到1869年時，左宗棠和劉典直接統轄的楚軍就有步隊五十五營、馬隊十五營，共三萬人左右。

　　第二，誘降饑民武裝。在西撚軍退出陝西、回民起義軍大部轉入甘肅以後，董福祥領導的饑民武裝仍在陝北一帶活動，對清軍威脅很大。董福祥與金積堡和董志原的回民起義軍都有聯系，是左宗棠進攻甘肅的一大障礙。于是，左宗棠在榆林、綏德、延長各駐一軍，截斷董福祥東渡黃河之路；又派劉松山率部從山西渡過黃河，由綏德西行，直逼董福祥的根據地鎮靖堡（今陝西靖邊南）。劉松山通過收買董福祥的父親董世有，誘使董福祥投降。劉松山收其衆十多萬人，從中挑選精壯，按楚軍編制，編爲“董字三營”，由董福祥、張俊和李雙梁各帶一營。董福祥的投降，不僅使回民起義軍失去了一支同盟軍，并直接威脅到金積堡和董志原的安全。以後左宗棠正是利用董福祥的“董字三營”爲前驅，進攻金積堡、西甯和肅州等地的回民起義軍。

　　第三，占據董志原。董志原在甘肅甯州境内的馬蓮河西岸，縱約一百五十裏，橫約二百八十裏。這裏自然條件優越，“地平曠饒沃，可耕可牧”，且“北通靈州，南達陝疆”①，扼陝甘兩省關鍵。1864年以後，陝西回民起義軍主要以董志原爲根據地，其活動範圍延袤三四百裏。他們按原來的村寨或教坊關系擇地而居，一個大的居住區叫做一營。營既是生産單位，又是作戰組織。每營人數不等，多至數萬，少則幾千。營的領導者主要是阿訇和回族上層人物，也有一些是在鬥争中湧現出來的得到群衆擁護的農民和手工業者。陝西回民軍在董志原共有十八大營，與金積堡回民起義軍、陝北董福祥領導的饑民武裝都有聯系，曾攻陷慶陽、甯州、鎮原、平涼等城和五百餘個堡寨，并不時進入陝西活動。1869年3月，左宗棠派兵向正活動于正甯（今正甯西南）、邠州的回民起義軍進擊，回民軍作戰失利，退回董志原。由于重兵壓境，加上傷亡很大，回民起義軍決定進行改編，将原來的十八大營合并爲四大營，并退出董志原根據地，撤往金積堡。4月3日，回民起義軍一部護送家屬辎重，分兩路向驿馬關、北汊河北撤，崔偉、馬正和等率領萬餘人埋伏在董志原，阻擊清軍，掩護撤退。清軍事先得到了情報，待起義軍剛剛開始撤退時，即分路猛撲。回民軍損失三四萬人，由環縣、固原兩路經下馬關退往金積堡地區。清軍占據了董志原一帶，打通了爾後進軍金積堡的通道。

　　第四，興辦屯田，安定後方。左宗棠認爲：“陝甘之事，籌饷難于籌兵，籌糧難于籌饷，籌轉運尤難于籌糧。”①勝保、多隆阿、楊嶽斌等人未認識用兵西北的這個特點，一味增兵猛進，結果後方不穩，兵多饷绌，糧運不繼，屢遭失敗。鑒于他們失敗的教訓，左宗棠決定實行穩打穩紮的方針。他首先把既占地區鞏固起來，就地興辦屯田（分兵屯、民屯兩種）。這是左宗棠解決軍糧困難，穩定後方的一個重要措施。

　　第五，拟定“三路進兵之策”。左宗棠決定分三路向甘肅進軍：劉松山率部由綏德西進，名義上進攻花馬池（今甯夏鹽池），實際上指向金積堡，是爲北路；李耀南、吳士邁率部由隴州、寶雞趨秦州，是爲南路；左宗棠和劉典率軍自乾州經邠州、長武赴泾州，是爲中路。三路之中，北路是重點進攻方向；南路暫取守勢，目的是牽制河州（今臨夏）、狄道（今臨洮）的回民起義軍，切斷其與金積堡之間的聯系，并作進攻河州的準備；中路則以協助北路爲主，照顧南路爲輔。

　　

　　三、金積堡之戰

　　一切準備就緒之後，左宗棠開始向甘肅回民起義軍大舉進攻，矛頭首先指向金積堡。

　　金積堡在靈州西南五十餘裏，東通花馬池，南通固原，西枕黃河。當地回民起義領袖馬化龍是伊斯蘭教中新教的首領，世居金積堡，富甲一方。他有智有謀，在回民中有較高的威望。1862年他領導當地回民起義之後，陝甘回民紛紛投奔金積堡，以緻勢力大振，多次把進攻的清軍打得大敗。1865年，原多隆阿部将穆圖善接任甯夏将軍，督辦甘肅軍務。他采取招降政策，甯夏起義回民舉城投降。馬化龍雖然也接受了“招撫”，但仍保持相當大的獨立性，地方公事及征收錢糧等向皆由他主持，擁有委任參領、協領以至知州等大小官吏和管理軍政事務之權。馬化龍和他委任的官吏在金積堡地區執行團結漢民和“少殺人”、“重農事”的政策，領導回漢人民興修水利，增加糧食生産，促進了經濟發展，人民生活比較安定，受到當地群衆的信任。左宗棠也承認：靈州一帶回民素聽馬化龍之命，對清政府委派的地方官，極爲藐視，“不受約束，官長坐視回衆而莫可如何”①。當然，馬化龍是知道清王朝決不會允許這種狀況長期存在下去的。因此，他一方面向清朝地方政府輸糧輸款，表示“恭順”；另一方面則在金積地區修倉儲糧，築寨建堡，購馬造械，加緊進行防禦清軍進攻的準備。爲了壯大自己的力量，馬化龍與河州、西甯、肅州等地的甘肅回民起義軍保持聯系。陝西回民起義軍退入甘肅後，馬化龍不斷在物質上給予幫助，“陝回敗則資以馬械，陝回窮則助以軍糧”。因此，“自靈甯西達西甯，南通河狄，各回民無不仰其鼻息”。②

　　1869年秋，北路清軍劉松山部進抵靈州。劉松山一面進行“官軍隻剿陝回，已撫之甘回安居無恐”①的欺騙宣傳，一面派兵于9月8日攻占吳忠堡東面的郭家橋。中路清軍則由固原、平涼北進，左宗棠本人也由泾州進駐平涼。這樣，清軍對金積堡形成了大包圍的态勢。

　　甯夏地區的回民不受劉松山的欺騙，與陝西回民起義軍團結戰鬥，奮起抗擊清軍的進攻。當劉松山部從靈州向郭家橋進犯時，沿途回民堡寨“開放槍炮，且傍堡列隊，呼殺官兵”，駐守在甯安堡、同心城、預望城等地的陝甘回民起義軍也前來助戰，清軍被阻于吳忠堡一帶。爲牽制北路清軍，靈州回民起義軍破壞劉松山部的後方運輸線，并趁虛攻占了靈州城。

　　在南線，馬化龍派馬萬春率起義軍一部前往預望城一帶，阻擊清中路軍的進攻。在此之前，白彥虎、楊文治等已率陝西回民起義軍從金積堡地區回到預望城、黑城子等地。當清中路軍雷正绾部進至上述地區時，經過一番激戰，回民起義軍作戰失利，先後失掉了預望城、黑城子、李旺堡等村堡。楊文治陣亡；陳林、馬正和、餘彥祿等部起義軍退回金積堡；白彥虎、禹得彥、崔偉、馬成彥等部起義軍則相繼撤離固原地區西行，經會甯、安定退往河州。陝西回民軍撤離以後，馬萬春部起義軍孤軍作戰，無法阻止清軍前進，以緻同心城、韋州堡一帶起義的回民大部向清軍投降。

　　中路清軍打開金積堡的南面門戶以後，于11月中旬先後進至金積堡西南秦渠一帶，距金積堡僅十餘裏。北路劉松山部在中路清軍的策應下，又奪取了靈州城，打通了後路。至此，清軍完成了對金積堡的包圍。

　　由于回民起義軍頑強抵抗，清軍的進攻難以得手，劉松山不得不将駐定邊、花馬池的四營湘軍調赴前線。11月末，金運昌所部皖軍也進至靈州。從12月起，劉松山和金運昌所部在北，雷正绾等部在南，會攻金積堡。回民軍同清軍在金積堡外圍展開激戰。清軍采取步步爲營的方針，相繼攻占了吳忠堡周圍和金積堡北面的堡寨。回軍傷亡甚衆，金積堡的形勢逐步惡化；但由于戰線縮短，兵力相對集中，加之穆生華率領平涼回民軍退至金積堡地區，兵力有所增加。回軍依托秦漢二渠，挖壕築牆，步兵憑牆防守，騎兵則主動出擊，忽東忽西，不斷襲擊敵人，給清軍以很大打擊。12月11日，總兵簡敬臨率楚軍突入回民軍陣地，被回軍包圍，士卒死傷甚衆，簡敬臨等也被擊斃。

　　金積堡有兩個險要的地方：一是西面的峽口，它既是黃河青銅峽口，也是秦漢二渠的渠口；一是東面的永甯洞，它是山水溝（今山水河）通過秦渠涵洞的地方，秦漢二渠在此處會合，北流入黃河。峽口控制着進水口，永甯洞則控制着出水口，這兩個地方對金積堡的安危關系甚大。清軍一到金積堡地區，首先搶占了這兩個要口。1870年2月12日，回民軍從河西履冰而過，一舉奪回峽口。雷正绾、周蘭亭、張福齊等率部急攻，鏖戰數日，傷亡慘重。19日，周蘭亭、張福齊狼狽逃竄，雷正绾被圍。左宗棠令黃鼎率部往援，又被包圍。後黃鼎和雷正绾雖突圍逃出峽口，但已潰不成軍。回軍乘勝攻占河西廣武營堡，并阻截清軍糧道。

　　與此同時，回民起義軍在永甯洞一帶也積極行動。2月9日晚，起義軍千餘人從金積東南的胡家堡突然進至秦渠南，占領了石家莊和馬五寨幾個村堡，搶修防禦工事。石家莊在吳忠東南四五裏，扼秦渠之要，與下橋永甯洞水口緊接，爲雙方必争之地。劉松山得知，連夜率部來攻，回民起義軍退至馬五寨繼續抗擊。該寨牆厚壕深，劉部連攻不下。2月14日，劉松山中彈，傷重而死。

　　清軍先失峽口，繼喪統領，士氣頓挫，加之糧運不繼，“軍中缺糧，……各營兵丁棄甲夜逃”①，起義軍遂乘機反攻。馬正綱率部由甯州、正甯進入陝西三水，馬朝元率部由金積堡出甯條梁（今陝西靖邊西八十裏）。這兩支隊伍在甘泉會合後，東攻韓城、郃陽，一時陝西吃緊，警報頻傳。與馬化龍有聯系的河州、狄道回民軍也攻占渭源，直逼鞏昌，使甘肅戰局爲之一變。左宗棠坐困平涼，受到清廷的“嚴旨斥責”。

　　這時的形勢對回民起義軍甚爲有利，但由于起義軍缺乏統一的領導和指揮，各自爲戰，不能有力配合，以緻未能進一步發展大好形勢。相反，再次進入陝西的起義軍由于未能建立起可資依托的據點，在清軍和民團的圍追堵截下，被迫到處流動，有生力量遭到很大損失，最後又紛紛敗退甘肅。在金積堡地區，馬化龍由于對清軍估計不足，又對清政府抱有幻想，沒有利用大好時機集中兵力給敵人以緻命打擊，反而幾次向清軍“求撫”；在軍事行動上，則是分兵四處出擊，不能收到應有的效果，幾次争奪永甯洞水口均未得手，因而雖然控制了峽口，多次放水淹灌，都未能對清軍造成大的威脅。

　　清軍方面，左宗棠一面調集兵力截擊進入陝西的回民軍，并奏調郭寶昌部進攻花馬池、定邊（清廷以山西河防吃緊，改調金運昌部前往），以打通金積堡東路糧道；一面令劉松山的侄子劉錦棠接統老湘軍，重新組織力量向金積堡進攻。劉錦棠一面加強對永甯洞的防守，一面派兵在黃河兩岸夾河築壘，保護河西運道，逐漸穩住了清軍的陣腳。同時，乘回民軍出擊陝西之際，重新發起進攻，将靈州至吳忠堡之間的堡寨逐一攻占，并奪取了金積堡北面秦渠上的蔡家橋水口，放水淹灌金積堡。9月，劉錦棠和金運昌部攻破東關和南門外回軍寨卡數十處，将數千所鋪屋盡行燒毀。

　　爲從南面進攻金積堡，左宗棠令黃鼎、雷正绾率中路軍奪取了峽口，并攻占金積堡西面漢渠内外二十餘座回軍壘卡，直逼金積西南洪樂堡。

　　回民起義軍英勇抗擊北路和中路清軍的猛烈進攻，甯死不屈，“堡寨将破時，先刃其家屬，或擲諸水火，乃解衣格鬥，死而後已”①。清軍付出了很大的代價，才攻下金積堡周圍各堡寨。随後，清軍以深溝高壘鎖圍金積堡，在四周挖掘長壕二道，一防金積堡内回軍突圍，一防堡外回軍來援。壕溝距金積堡半裏至三裏不等，壕深一丈，寬三丈，壕邊築牆，高達丈餘。清軍分段駐守：金運昌部駐北面，劉錦棠部駐東、南兩面，雷正绾部駐西南，黃鼎部駐西面，徐文秀部駐西北面。

　　河州地區回民軍派出兩隊兵力救援金積堡，一趨平番（今永登）、鎮番（今民勤），一走安定、靜甯，均爲清軍截擊，未能到達。

　　在糧盡援絕的情況下，先是陳林于1870年12月31日率衆向黃鼎、雷正绾“求撫”。六天之後，馬化龍親赴劉錦棠營中請降，表示願以一人“抵罪”。馬化龍及其子馬耀邦向清軍交出各種火炮五十六門、各種槍千餘杆，并寫信向王家疃莊等地回民軍勸降。1871年3月2日，清軍攻入王家疃莊。劉錦棠随即按左宗棠的預謀，以從金積堡内挖出馬化龍藏匿不交的洋槍一千二百餘杆爲借口，将馬化龍父子一并處死。

　　金積堡是西北回民反清鬥争的核心堡壘。馬化龍領導回族人民武裝起義，打擊了清朝統治階級在西北的統治，客觀上支援了當時各地人民的反清鬥争。馬化龍作爲這次回民起義的領袖，自有其一定的曆史功績。但是，馬化龍是回族中的上層分子，他的反清同廣大回族勞動人民的反清鬥争，是有着區別的。馬化龍之所以反清，是爲了保持和加強其原來的宗教、政治特權和經濟地位，并非真要推翻清朝的封建統治。這正是馬化龍在領導金積堡起義期間沒有提出鮮明的政治口号，并動搖妥協，多次向清軍“求撫”的主要原因。

　　左宗棠雖然殺害了馬化龍父子，鎮壓了金積堡回民起義，卻付出了極大的代價。左宗棠在陝甘指揮的清軍，總計十二萬人左右。金積堡之戰，執行其“三路平回之策”的北路軍和中路軍的大多數部隊都直接參加了作戰，其餘則用于保護後方運道，如從平涼經固原到靈州的九百餘裏間，便用了三十餘營兵力。在這次作戰中，清軍“死傷山積，屢失大将”①，僅劉松山所部老湘軍，營官損失十分之四，官兵死亡千餘，因傷緻殘者達二千餘人。左宗棠不得不承認“十餘年剿發平撚，所部傷亡之多，無逾此役者。”②

　　

　　四、河州之戰

　　河州在蘭州西南，是一個多民族聚居的地區，除回族以外，還有撒拉、東鄉等民族。1862年陝西回民起義爆發時，河州地區回民就起而響應，次年9月攻克狄道城。1864年，馬占鳌領導當地回民起義軍攻占了河州城。馬占鳌是河州牟泥溝河家莊人，先世念經傳教，他本人也是阿訇，有一定的号召力。河州回民起義軍力量較強，當時的陝甘總督熙麟一時無法鎮壓，隻得派人“撫谕”。1867年9月，河州回民起義軍假降，署理陝甘總督穆圖善出省受降，幾被生擒。從此，河州一直在回民起義軍的控制之下，成爲甘肅回民起義軍的四大基地之一。

　　1871年初，河州回民起義軍乘駐甘南清軍範銘部兵變之機，出擊會甯、通渭、秦州、清水、兩當等地。清廷命左宗棠進攻河州，但由于清軍在金積堡之戰中死傷甚衆，“軍心懈弛，将士思歸”，左宗棠不敢貿然進兵。

　　爲進攻河州，清軍進行了一系列的準備：

　　第一，加強和整頓甘南部隊。甘南清軍冗雜，戰鬥力很差，屢爲回軍所敗。左宗棠入甘時即派吳士邁等率部由隴州趨秦州，以加強甘南防軍的力量，這就是執行“ 三路平回之策”的南路軍。1869年底，又派周開錫以翼長名義總統南路諸軍。周開錫到秦州後，即着手整頓甘南清軍，遭到當地駐軍的反對。由于他的暴戾驕矜，激成兵變。後周開錫病死，南路諸軍由總理營務處陳湜接統。

　　第二，準備渡河器材。河州在洮河以西，從狄道、隴西、安定等地用兵，須渡過洮河，所以，左宗棠令清軍先準備好渡河用的船隻和架橋器材，同時，整修道路，以利部隊調動和轉運軍需、傳遞文報等。

　　第三，籌集糧秣。清軍進兵時，須經過渭源屬境。這裏人煙斷絕，一片荒蕪，糧草無處籌措，左宗棠便派出部隊專事轉運，令清軍在靜甯等地儲存三個月糧草。河州一帶夏糧秋糧分別在7月底和9月底收割，左宗棠遂把進軍時機選定在收獲季節，以便就地取糧。

　　1871年7月底，左宗棠認爲一切準備就緒，便令四十餘營清軍分三路進犯河州：中路傅先宗率鄂軍從狄道渡河，左路楊世俊率楚軍取道狄道南面的南關坪進峽城（狄道南九十裏），右路劉明燈率部由馬營監經紅土窯進康家崖（狄道北五十五裏）。爲防止回軍襲擊，規定中路以一半兵力留駐東岸，一半渡過洮河修築堡壘，左右兩路則待中路在河西紮穩腳跟以後再行渡河。此外，令提督徐文秀統領後路由靜甯進會甯，策應右路。同時，派五營清軍分駐河州東南的岷州（今岷縣）和洮州（今卓尼東北）兩城，并調土司楊元帶“番勇”分駐各隘口，均受左路楊世俊節制。又調總兵徐占彪步隊八營、馬隊三營，由中衛經靖遠進至會甯西北和安定東北一帶，防止河州回民軍北進，并兼顧蘭州。左宗棠自己也在1871年9月中旬由平涼經靜甯抵達安定。

　　河州回民起義軍加緊準備防禦清軍的進攻。白彥虎等率陝西回民軍從固原州一帶撤退到河州之後，曾與河州回民起義軍一起在洮河西岸修築了一些堡壘。以後白彥虎等率部前往西甯地區，河州回民起義軍又陸續修築了不少新壘。洮河東岸的康家崖和狄道，是河州回民軍的兩個出入口。自1870年6月狄道爲清軍所占之後，康家崖便成爲起義軍出入河東的唯一通道。因此，回民軍着重加強了康家崖對岸一帶的防禦。

　　1871年9月18日，劉明燈、徐文秀兩部從安定出發，分兩路直插康家崖。清軍“每進一處，各派隊分支包掃而前”，企圖将正在洮河東岸分散活動的回民軍一并驅往康家崖，迫其背水一戰，達到“聚而殲之”的目的。①回軍爲縮短戰線，在洮河東岸進行了心要的阻擊，給敵人以殺傷後，即撤往河西，駐紮于離洮河西岸十裏的三甲集一帶。

　　劉明燈、徐文秀部占領康家崖後，左宗棠令中路傅先宗部和左路楊世俊部在狄道用渡船搭造浮橋，派十二營清軍過河結壘（分別在西坪、三岔河、陳家山頂等地立營），以牽制回民軍，掩護右路清軍渡河。回軍以部分兵力在黑山頭、高家集等地築壘駐守，監視西坪、三岔河、陳家山頂的清軍，防其偷襲；主力仍駐三甲集，以對付康家崖清軍的進攻。起義軍在洮河西岸掘壕數道，并築有炮台，防守嚴密。康家崖近岸洲渚縱橫，水深流急，人馬難越，清軍多次搶渡都被回軍擊退。11月中旬，前福建布政使王德榜率左宗棠親兵等馬步五營，由康家崖東南六十餘裏的站灘間道過狄道浮橋，與中路、左路清軍配合，猛攻黑山頭等處。徐文秀、劉明燈部乘機在康家崖、新添鋪（康家崖南二十裏）等地搭造浮橋，渡過洮河。

　　清軍渡河後，從幾個方向會攻三甲集。三甲集雖屬狄道，卻是河州的第一重門戶。但爲了誘敵深入，回民軍有意放棄三甲集，采取節節阻擊的辦法，逐漸退至太子寺（今廣河）。太子寺在三甲集西南三十餘裏，爲河州總要關隘，河州州判即設于此。河州回民起義以來，太子寺成了起義軍的重要據點。馬占鳌領導回民軍環繞太子寺挖掘長壕一道，深約二丈餘，寬四丈餘，并在險要處設置了許多壘卡，與廣通河北岸的許多回民村堡互爲犄角。

　　1872年1月，清軍經大東鄉和董家山直逼太子寺。回軍在火紅等處依托有利地形頑強抵抗，打退清軍數次進攻。清軍損失慘重，轉而從南面進攻。回軍又在太子寺寨外挖掘深壕二道，并派出小股部隊從沙泥渡至河東，襲擊清軍運糧部隊，截奪軍糧。清軍斷糧，隻得宰牛馬爲食。

　　進攻太子寺的清軍四十餘營密布于太子寺南面二十餘裏的新路坡。馬占鳌親自偵察，發現坡上有個稍低的山頭沒有清軍駐守，便于2月12日晚派馬海晏率回民軍優秀射手數百人乘夜暗潛入新路坡，占領山頭。馬占鳌又密派千人挑運水和土坯上山，連夜澆水砌牆。當時正是隆冬季節，滴水成冰，一夜之間就築成光滑堅硬的堡壘三座。第二天，清軍發現回軍堡壘突然出現在他們的陣地中間，大爲震驚。傅先宗立即調派部隊，親自督攻，企圖拔掉這個釘子。馬海晏沉着應戰。他把槍手一分爲二，一半持槍射擊，一半專裝子彈，多次打退清軍的進攻。14日，傅先宗親掌大旗督兵猛攻，被起義軍當場打死。清軍喪失統領，軍心動搖，防守濫泥溝的回民軍乘機出擊，抄至敵人後面。清軍兩面受敵，紛紛棄壘逃跑。徐文秀企圖挽回頹勢，也被回軍擊斃。

　　太子寺一戰，清軍損兵折将，全線潰退三十餘裏，而且糧運梗阻，幾乎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面對這一輝煌勝利，多數起義軍将領主張乘勝反攻，擴張戰果。有的還提出了進攻左宗棠安定大營的具體計劃。但是，馬占鳌聽說左宗棠正在調動軍隊，又聽說西甯回軍已降，想借起義軍艱苦奮鬥争得的勝利作爲投靠清朝統治者的資本。他召集起義軍将領議事，否定了他們的正确意見，力主向清軍繳械投降，說什麽“果如諸君所欲，往攻安定大營，即使一戰而勝，席卷而東，百二山河，皆爲吾所有，誰以一丸泥封函谷關，使關東将帥不複西來？去一左宗棠，将有無數左宗棠在其後。河州彈丸，何能與天下抗？！”他以太平天國雖曾擴展到十三省，攻占過六百餘城，最後仍被湘軍打敗爲例，強調“今日之事，舍降別無生機”。①随後，馬占鳌派他的兒子馬安良等人前往安定向左宗棠求降。因兵敗而焦慮不安的左宗棠對馬占鳌的這一舉動喜出望外，但又頗感疑惑，害怕“其中或有別故”②。馬占鳌爲了表示誠意，後又親向左宗棠“請罪”。馬占鳌出賣了河州回民起義的成果，向清軍交出騾馬四千匹、槍矛一萬四千餘件，換取了左宗棠對他的賞識。馬占鳌投降後，将部隊按楚軍的編制改編爲三旗馬隊，轉過頭來鎮壓西甯等地的回民起義軍。

　　

　　五、西甯之戰

　　西甯在清代是甘肅的一個府治，管轄西甯、碾伯（今青海樂都）、大通三個縣和貴德、循化、巴燕戎格（今青海化隆）、丹噶爾（今青海湟源）四個廳。1862 年11月，碾伯縣地主武裝“民團”殺死巴燕戎格回民三人，并揚言要盡洗米拉溝（今青海民和西）回民。巴燕戎格和米拉溝回民聯合循化撒拉族，在馬文義的領導下起義。馬文義，又名馬尕三，循化撒拉族人，在回族和撒拉族群衆中有一定威望。起義軍的力量迅速發展，屢次打敗“進剿”的清軍和民團，占領了碾伯至享堂（今青海民和北）的大道，截斷了蘭州至西甯的交通。西甯辦事大臣玉通束手無策，隻得以所謂“以賊攻賊”的方法，保舉循化回紳馬桂源署理循化廳同知，其兄馬本源署循化營遊擊，後又保舉馬桂源署西甯知府，馬本源署西甯鎮标遊擊并代行總兵職務，企圖利用馬桂源、馬本源與馬文義的親戚關系，緩和回民的反抗。但是，形勢的迅速發展，把馬桂源兄弟這樣的回族上層分子也卷入了反清鬥争的行列。西甯一帶名義上仍屬清王朝管轄，實際上是在馬文義和馬桂源的控制之下。馬文義死後，馬桂源、馬本源即成爲西甯回民的首領。1870年初，玉通死，豫師接任西甯辦事大臣。他因害怕西甯回民的革命勢力，不敢到西甯任所，而駐營于離西甯尚有三百數十裏的平番，西甯鎮總兵黃武賢也住在距西甯九十裏的威遠堡（今青海互助）。西甯周圍完全爲回民軍所控制，成爲甘肅回民起義軍另一個重要基地。

　　1872年8月，左宗棠從安定移駐甘肅省城蘭州，調劉錦棠所部老湘車進攻西甯。9月初，劉錦棠率步隊十八營從平涼進抵碾伯。他爲了離間“土回”（指當地回民）和“客回”（指白彥虎、崔偉、禹得彥等率領的陝西回民）的關系，達到各個擊破的目的，“遂出示曉谕：土回安堵無恐，以便直搗陝回巢穴”①。

　　對于要不要同經河州來到西甯地區的陝西回民軍一起抗擊清軍進攻的問題，西甯回軍首領的意見并不一緻。金積堡失敗後，一種畏懼清軍的失敗主義情緒在起義軍中蔓延滋長，一些領導人意志消沉，思想動搖。當河州之戰正在進行的時候，馬永福等人就有投降之意。陝西回軍崔偉、禹得彥、畢大才等人也曾托在金積堡投降的陳林向左宗棠乞降。隻有白彥虎力主抵抗到底。他以馬化龍投降被殺的沉痛教訓說服了崔偉、禹得彥等人，使他們暫時放棄了投降的念頭。9月12日，馬桂源密約白彥虎、崔偉、禹得彥等在西甯東關家中召開緊急會議，一緻主張西甯回軍和陝西回軍聯合起來，共同戰鬥，并推舉馬本源爲大元帥，統一指揮各部起義軍迎戰入侵之敵。

　　西甯在湟水南岸，東面從小峽到大峽之間八十餘裏的一段地方，湟水兩岸高山對峙，一條岸路寬僅數尺，人馬隻能魚貫而行。回民軍在該處山上築起堅固的堡壘，駐兵防守。劉錦棠率領清軍剛出碾伯不遠，就遭到起義軍的迎頭痛擊。回軍利用有利的地形條件，一方面堅守要點，一面派隊偷襲敵人，阻截糧道，打了就跑，使清軍窮于應付。左宗棠不得不向清廷訴苦：“土回與客回聯成一片，每戰則彌山塞谷，四出撓我，殊有應接不暇之勢。又所需軍糧子藥運至前敵各營，均須派隊往來護送，時有戰事，兵力屢分而見單”①。從9月中旬到11月中旬，回軍與清軍接戰五十餘次。清軍損兵折将，不能前進。左宗棠隻得增調劉明燈率馬步六營駐碾伯西南，專司護送；調楊世俊、吳隆海率馬步十一營增援劉錦棠部。同時，加緊進行策降活動。馬桂源出城後，留在城中的馬永福勾結西甯道郭襄之等漢族官紳閉城據守。馬桂源、馬本源沒有分清主次，用相當大的力量去圍攻西甯城，形成兩面作戰的局面。劉錦棠指揮清軍用開花大炮猛攻起義軍堡壘。回民軍因兩面作戰，兵力分散，阻擋不住清軍的強大攻勢，以緻大峽至小峽一段隘路逐漸失守。11月19 日，劉錦棠部進至西甯，當地回軍大部瓦解，陝西回軍首領崔偉、禹得彥、畢大才等也率部投降清軍，隻有白彥虎率領的一部退至大通，與馬壽領導的當地回民起義軍一起繼續堅持鬥争。劉錦棠令已投降的崔偉、禹得彥、畢大才等所部回軍爲前導，北攻大通。

　　馬壽率回民軍堅守大通南面的向陽堡。1873年2月1日，清軍進攻向陽堡，起義軍始則憑堡放槍擲石，繼則巷戰。清軍雖然攻占了向陽堡，但死傷枕藉，僅提督、總兵、副将被擊斃者即達十人之多。繼向陽堡之後，劉錦棠部又攻占了大通縣城。白彥虎仍拒不投降，率衆二千餘北走，出扁都口（今民樂縣南），向肅州退卻。

　　西甯失陷時，馬桂源、馬本源曾率三四千人退至巴燕戎格。左宗棠命陳湜等率軍從河州進攻，同時派馬永福前往“招撫”馬桂源、馬本源的部衆，使其紛紛離去。3月2日，在馬占鳌的策劃下，馬桂源、馬本源在巴燕戎格東山被俘，後在蘭州遇害。陳湜所部清軍占領巴燕戎格城後，不久又攻占循化，西甯之戰遂告結束。

　　

　　六、肅州之戰

　　肅州是陝甘回民起義軍最後一個基地。1865年初，陝甘回民起義的浪潮波及河西走廊，涼州（今武威）回民首先起義，接着馬文祿在肅州起義，占據嘉峪關和肅州城。肅州鄰近嘉峪關，西通新疆，是連接内地與新疆的邊關重鎮。新疆回民在前一年即已起義。清政府爲鎮壓新疆回民起義，急圖打通甘新通道，便命正在甘肅的新授烏魯木齊提督成祿先率兵攻取肅州。由于馬文祿和新疆、金積堡、河州、西甯等地的回民軍都有聯系，力量不斷加強，加之肅州形勢險要，清軍的“進剿”都被回軍擊敗。1868年，成祿和甘肅提督楊占鳌在“招撫”的名義下，與馬文祿“媾和”，把肅州交給馬文祿管制。

　　1871年7月，沙俄突然出兵侵占新疆伊犁，聲言還要“代收”烏魯木齊。在這樣的形勢下，清政府催促成祿迅即出關，并命左宗棠派兵駐防肅州。當時清軍正進攻河州，左宗棠認爲，“以隴中局勢言之，自宜先規河湟，杜其紛竄，然後一意西指，分兵先扼玉關，斷其去路，乃策全功。此時興師遠舉，尚非穩著。”①然而關外形勢畢竟緊迫，左宗棠就抽派駐在靖遠擔任截擊河州回軍和保衛省城蘭州任務的徐占彪部先赴肅州。

　　徐占彪率十二營川軍，從靖遠出發，于1872年初進至肅州高台。馬文祿得知大隊清軍前來，便再次起義反清，據城爲守。徐占彪留兵一部保護運道，主力繼續向肅州城前進。3月，清軍奪占了肅州城南三十裏的紅水壩，并以之爲據點，向塔爾灣和肅州外圍的其它回民軍堡壘進攻，企圖逐步占領肅州外圍。

　　塔爾灣在肅州西南二十裏，地勢較高，回軍在此構築了堅固的堡壘，周圍挖壕築卡，連接東北面黃草壩各村堡，與肅州城互爲犄角。7月初，徐占彪令駐城東三仙洞的清軍向雷台廟一帶發動佯攻，以牽制城中的回民軍，他則親率五營清軍夜襲塔爾灣。防守塔爾灣的回民軍頑強抵抗，城内亦派隊增援，使清軍進攻受阻。徐占彪調開花大炮向塔爾灣一帶的堡寨轟擊，回軍傷亡漸多，塔爾灣和黃草壩一帶百餘座堡寨先後失守。至8月初，近城的回軍墩寨堡壘基本上爲清軍攻占，回軍退入城内堅守。

　　由于兵力不足，徐占彪多次向左宗棠請求增兵。當時劉錦棠正進攻西甯，亦屢請增兵。左宗棠無兵可派，徐占彪隻得把馬步各營每營分作兩營，在距城半裏至一裏的地方環城修壘紮營。盡管如此，北門一帶仍無兵可駐，不能形成合圍。後來，西甯之戰漸近結束，左宗棠派陶生林率馬步五營赴援，于1873年1月到達肅州。适清政府派往新疆的金順一軍二十營也來到肅州，進紮北崖頭，參加圍攻。這樣，清軍就完成了對肅州的合圍。

　　開始，因金順軍剛到，指揮上也不盡統一，清軍的合圍并不嚴密。起義軍在城西禮拜寺和北稍門一帶修築了堡壘，與城内互相聯絡配合。因此，回軍仍能突破清軍的合圍出入肅州。2月7日夜，新疆回民派來的援軍四千餘人和運糧駱駝千餘隻，就是從北稍門進入城内的。以後，清軍陸續把這些堡壘攻破，占領了城西禮拜寺，并在肅州城外挖了長壕，壕外築起堅厚的炮牆，牆外置木栅，在幾個要點上修築了炮台，完全控制了肅州城出入通道。城内的起義軍雖然可以出城，但很難越過清軍的長壕和其它工事，從外面來的援軍也難以沖破封鎖進入城内，以緻肅州完全成爲一座孤城。白彥虎率領的陝西回民軍出扁都口後，經山丹、甘州（今張掖）、高台等地，接近肅州，于4月初進入塔爾灣。白彥虎率衆自外面襲擊徐占彪的大營，馬文祿率部從城裏出南稍門夾攻，使徐占彪、金順部清軍傷亡很大。但因敵人防守嚴密，白彥虎和馬文祿都無法突破清軍的防線，不能内外會師，白彥虎便放棄與馬文祿合作的計劃，出走新疆。

　　這時西甯之戰已經結束，除肅州外，甘肅各地的回民起義均已失敗。白彥虎出嘉峪關西走後，肅州回民起義軍已成孤軍。在外援無望的情況下，馬文祿爲突圍西行，出兵攻奪城西禮拜寺。禮拜寺是從肅州出嘉峪關的大路，清軍派有重兵駐守，因此争奪非常激烈。回民軍經過十晝夜的連續攻擊，有生力量損失很大，不得不停止進攻。7月，東關爲清軍攻占，馬文祿再次組織突圍。由于清軍兵多圍緊，又裝備有洋槍洋炮，起義軍的突圍終未成功。

　　肅州城固壕深，牆高三丈六尺，厚三丈有餘，外環城壕，回軍不易突圍他走，清軍也無法攻入。左宗棠隻得不斷增兵，使圍城清軍達六十餘營。由于久攻不下，左宗棠親至肅州督戰。清軍在城外所築炮台，高出城牆，上安新式後膛炮。金順軍還在城東北角挖了地道，準備炸城。1873年10月6日，清軍發起總攻。由于長期被圍，城内糧食極度缺乏，起義軍隻得殺騾馬充饑，但仍英勇不屈，嚴守城防。爲防止清軍從地道炸城，他們沿城牆橫挖地道，使清軍的地道往往被發現。他們又在城上加砌橫牆，埋伏牆下。當清軍越過城壕登至城腰時，城上一聲令下，石塊紛集如雨，登城清軍紛紛抱頭回竄。楊世俊曾在河州之戰時棄營逃跑，受到降職處分，西甯之戰奉命截擊白彥虎又不力，來到肅州後貪圖立功。10月10日，他親自率部登城，剛登上城頭，即中彈而死。10月底，劉錦棠奉命率湘軍五營和在西甯投降的回民部隊到達肅州。清軍利用崔偉、畢大才等在城下喊話，告以“死期已至，善自爲謀”①。馬文祿終于經不起敵人的威逼利誘，于11月4日開誠投降。左宗棠将馬文祿等九名回軍首領和千餘名起義軍施以酷刑。肅州之戰就這樣以馬文祿的投降和回民大量被殘殺而告終。至此，前後堅持了十二年之久的陝甘回民起義戰争以失敗而結束了。


第五节 起义战争的经验教训

　　在太平天國革命影響和推動下爆發的西南、西北各族人民起義，是當時全國大起義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這些起義，有的與太平軍遙相呼應，甚至并肩戰鬥，有的沒有聯系，基本上處于各自爲戰的狀态。然而，不論處于何種狀态，彼此之間在戰略上都起到了直接或間接的配合與支援作用。正是由于太平天國及全國各族人民的大起義，才沉重地打擊了清王朝的反動統治。

　　西南、西北各族人民起義，堅持鬥争的時間都比較長（少則六七年，長則十九年）。之所以能夠如此，首先是由于各次起義都有比較廣泛的群衆基礎，起義的規模都比較大，各族貧苦農民的鬥争都比較堅決；其次，太平軍和撚軍等的積極作戰，在相當長一段時間内牽制了清軍的主要力量，使之無暇他顧，以緻邊遠地區清軍兵力單薄，起義武裝得以乘機發展；再次，西南、西北地區山高溝深，交通閉塞，人稀糧少，氣候條件差，清軍“進剿”困難。多次起義戰争之所以失敗，一個最重要的原因，就是清王朝掌握全國政權，并采取集中兵力各個擊破的方針；而起義諸軍則未能聯合起來，形成統一的堅強領導和統一的戰略部署，終被清軍各個擊破。此外，西南、西北各族人民起義戰争還有以下一些重要的經驗教訓。

　　

　　一、多民族聚居地區的人民起義，必須實行聯合各族人民共同戰鬥的革命政策

　　西南、西北是多民族聚居的地區。由于統治階級實行反動的民族政策，極力挑撥各民族之間的關系，而各個民族在宗教信仰和風俗習慣等方面也各不相同，因此，清除民族隔閡，改善民族關系，加強民族團結，共同對敵，便成了奪取起義戰争勝利的首要條件。

　　杜文秀是清王朝“護漢抑回”等反動民族政策的直接受害者。由于他能清醒地認識到回漢仇殺的罪魁禍首是清朝政府和封建統治階級，回漢兩族的廣大人民群衆則都是無辜的受害者，因此，他率衆起義之後，緻力于改善民族關系，制定并實行了一系列團結各族人民的政策和措施，積極引導回漢等各族人民消除隔閡，聯合起來，共同反抗清王朝的反動統治。他還實行“重用漢人”的政策，積極吸收漢人參加滇西起義軍。除漢族之外，彜、白、傣、景頗等少數民族人民也大量參加起義軍。所以，杜文秀領導的雲南回民起義戰争，實際是由回民首先起事，由回、漢、彜、白、傣、景頗等各族人民共同參加，聯合反抗清王朝的起義戰争。這正是它能夠不斷發展，并取得一系列勝利的重要原因。同樣，活躍于貴州高原上的數十支起義武裝，也都是以某一民族爲主體，又有其他民族參加的多民族的戰鬥集體。各族起義軍相互應援，密切配合，以至并肩作戰，乃是貴州各族人民起義戰争的突出特點和成功之處。1863年羅光明、潘名傑、何得勝各部起義軍對貴陽實行長期圍困，雖非長算，但他們相互配合，“聲氣相通，互爲援應”，卻使敵人左右爲難，“無可如何”。①

　　與上述情況相比，陝甘回民起義在這個問題上就有明顯的不足。陝甘回民起義軍的領導權多數掌握在回族上層分子和阿訇手裏，他們既沒有提出明确的反清政治綱領，也沒有提出足以動員和号召各族人民群衆共同行動的口号，反而常常把回民群衆的反清鬥争引導到宗教教派之争和民族糾紛上來。這樣，既影響了回民起義軍内部的團結，更妨礙了各族反清力量之間的合作；而統治階級則正好利用矛盾，對起義軍進行分化瓦解，從而極大地削弱了反清力量。

　　

　　二、必須建立一支有組織有紀律的英勇善戰的革命軍隊

　　要戰勝擁有強大武裝的敵人，起義者必須首先武裝自己，建立一支有組織有紀律的軍隊，并不斷提高其軍政素質，使之英勇善戰。雲南回民起義之後不久，杜文秀即對各地集合起來的部隊認真進行整頓，确定部隊的編制，建立各級軍事組織，制定規章制度，嚴格軍事紀律。經過整頓，滇西回民起義軍戰鬥力大爲提高，特別是善于構築防禦工事，具有較強的防禦作戰能力。圍攻昆明時，隻有數十人防守的營壘，卻能屢挫敵鋒，使清軍“動損精銳，破一壘難于披一堅城”①。晉甯之戰，起義軍守城六七個月，粉碎了清軍的多次進攻，并以頑強的戰鬥意志，在城内與敵相持兩月有餘。不少事實表明，杜文秀領導的雲南回民起義軍是一支較有組織紀律、頗爲善戰的軍隊。與此形成對照的是，李、藍起義軍入川後隊伍迅速擴大，在不長的時間裏就發展成爲擁有三十餘萬人的起義大軍。但其軍政素質卻沒有相應的提高，無論進攻和防守，都不能較順利地戰勝少于自己的敵人。綿州和眉州都久攻不下，而遭到湘軍進攻時，又表現防禦能力不強，且一敗而不可收拾。再如陝甘回民起義軍隊伍，雖具有較廣泛的群衆基礎，但組織很不嚴密，平時與老弱婦孺同住一起，行軍作戰時家屬也随同行動，極不利于戰鬥。貴州各族起義軍則多采取“亦兵亦農”的政策，這對于發展生産，減輕人民負擔，長期堅持戰争，起了積極作用。但起義軍沒有脫離生産的基幹隊伍，以緻軍事行動經常受到農業生産季節性的影響，往往喪失有利的作戰時機，且因平時忙于生産，缺乏必要的訓練，軍政素質得不到提高，因而難以抵擋象湘軍這樣訓練有素而又有實戰經驗的軍隊的進攻，緻遭失敗。

　　

　　三、必須适應當時當地的敵我條件，采取和創造靈活的作戰方法

　　起義戰争的一個重要特點，就是在起義之後一個相當長的時期内，起義軍總是不斷地受到敵人的“圍剿”，而起義軍在數量、軍事素質以及武器裝備等方面，一般又劣于敵人。這種敵強己弱的客觀形勢，不經過長期的革命戰争并大量消滅敵人的有生力量，是不會改變的。起義戰争的領導者對此必須有清醒的認識，在作戰中根據敵我雙方各方面的情況，采取揚長避短、趨利避害、以殲滅敵人有生力量爲主要目标的靈活的作戰方法，才能取得作戰的勝利。

　　西南、西北各次起義戰争，起義軍在作戰上都采取過一些适合當時當地情勢的戰法。如陝甘回民起義初期，起義軍注意“避實趨虛”，經常派出騎兵往來遊擊。進攻時一般采取突然襲擊的方式，馬隊在敵陣中“來往沖突”，使以步兵爲主的清軍難以招架；退卻時立即轉入山徑僻道，“飄忽靡常”，使清軍不知自己的去向。貴州起義軍則能利用崇山峻嶺、山陡溝深、溪多林密、路徑紛歧的地形條件和良好的群衆基礎，與敵人周旋。清軍進攻時，起義軍或者分散避入山林，或入險塞固守，使清軍想打打不着，想攻攻不破，爾後利用有利時機，襲擾敵人；清軍被迫撤退時，則出兵追擊，或繞出敵前，設伏以待，使清軍顧此失彼，狼狽不堪。特別是當湘軍向苗區進攻時，苗軍采取“敵進我進”的戰法，向湘軍後方和清軍占領區進軍，調動敵人，迫使其回援，更是起到了“緻人而不緻于人”的作用。李、藍起義軍在 “非萬不得已不可與戰”的原則指導下，以高速流動來擺脫敵人或尋求戰機，“往往百裏突至”，“所入無不大獲”。陝甘和貴州各族起義軍還利用山區糧缺、糧運困難的特點，出奇兵于敵後，襲擊清軍的運輸隊，阻斷清軍的糧道，使敵人糧匮援絕、軍心動搖，有力地配合了正面部隊的作戰。

　　但是，不少起義軍對采取和創造趨利避害的靈活戰法缺乏明确的自覺的認識，不善于從消滅敵人的有生力量着眼，積極尋機在野戰中殲擊敵人，常常注重攻城和守城，而且有不顧主客觀條件強攻堅城和死守孤城和堡寨的現象，以緻損精耗銳，陷入被動。李、藍起義軍圍攻綿州之戰和滇西回民軍圍攻昆明之戰，都導緻了戰争勝敗的根本轉折。

　　

　　四、只有形成統一的組織和堅強的領導集團，才能保證起義的勝利

　　西南、西北各次起義戰争，由于民族、宗教、地域等方面的原因，一般都沒有形成統一的組織和堅強的領導集團。各支起義軍之間或同一支起義軍的各部之間，雖然有時能夠互相配合，甚至聯合作戰，但這種關系是不鞏固的、暫時的，缺乏組織上的保證。各支起義軍基本上是在各自首領的領導下，在各自的地區内單獨活動，分軍作戰，形成股數衆多、互不統屬、各據一方、各自爲戰的局面。

　　這種情況，在起義初期是難以避免的。如果進攻之敵戰鬥力較弱，又缺乏統一的領導和指揮，起義軍各自爲戰，往往使敵人顧此失彼，難以應付，有利于起義軍的發展和壯大。但在起義進一步發展，敵人調集重兵進攻的形勢下，缺乏統一的組織和統一的領導，就無法統一部署，集中力量，有效地打擊敵人，且給敵人以各個擊破的機會。貴州各族人民起義戰争的後期，清軍首先切斷了苗軍和号軍的聯系，集中力量進攻号軍。号軍失敗，苗軍失去了北方強大的友軍，内部又不統一，便在優勢清軍的進攻下，歸于失敗。李、藍起義也由于沒有在鬥争中逐步建立起統一的組織、統一的領導，尤其沒有形成一個堅強的領導集團，不能把各支起義隊伍團結和統一起來，終于被敵人各個擊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