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天囯（下）

第四章 太平天国革命战争（后期）

第一节 天京内讧后的战争形势

　　1856年，太平軍繼西征戰場轉敗爲勝之後，又先後攻破了威逼天京數年之久的江北、江南大營，太平天國革命再次出現了有利的形勢。可是，與此同時，太平天國領導集團的内部危機日益加深，洪秀全與楊秀清之間，楊秀清與韋昌輝、石達開之間的矛盾越來越表面化，終于在當年秋天發生了可悲的天京内讧。這是太平天國戰争史上最大的轉捩點。

　　總攬宗教、政治、軍事三權于一身的楊秀清，成了太平天國領導集團之間各種矛盾的焦點。他有出色的政治和軍事才能，但“自恃功高，一切專擅”，以緻天王洪秀全“徒存其名”。①太平軍一破江北、江南大營之後，楊秀清先則将北、翼、燕諸王立即分派離京，繼則假托“天父神旨”，公然逼迫洪秀全封他爲“萬歲”②。洪秀全迫于楊秀清的權勢，當面應允，暗中則采取措施，伺機鏟除楊秀清。

　　當時，北王韋昌輝在江西戰場，翼王石達開在湖北戰場，燕王秦日綱在丹陽前線。9月1日夜，韋昌輝率三千餘人從江西秘密趕回天京，随即對東王府發動突然襲擊，于次日晨将楊秀清及其家屬、近臣全部殺害。接着，韋昌輝又對楊秀清的部屬進行了大屠殺，太平軍将士和群衆二萬餘人罹難，在天京造成了嚴重的恐怖。10月初（一說9月中旬），石達開從湖北趕回天京，責備韋昌輝濫殺無辜。不料韋昌輝又想加害于他，石達開便連夜逃出天京，其家屬則被韋昌輝全部殺害。于是，石達開從安徽、湖北等地調集四萬大軍，集中于安徽蕪湖、甯國府（今宣城）一帶，準備回京讨韋。

　　韋昌輝的大規模屠殺和擅專朝政，激起了天京内外太平軍将士和群衆的極大憤慨。在此情況下，洪秀全下诏将韋昌輝處死，同時被殺的還有參與大屠殺的燕王秦日綱等約二百人。事後，洪秀全派人将韋昌輝等人的首級送安徽甯國府交石達開驗看，并召其回京輔政。約11月底，石達開回到天京，延續兩個多月的天京内讧，至此暫時告一段落。

　　石達開是東、西、南、北、翼五王中的僅存者，加之智勇兼備，在太平軍中夙有聲望，并爲清軍将領（包括曾國藩）所畏憚。因此，由他輔政，受到天京軍民的擁護和歡迎。但是，内讧的陰雲并未因此消散。洪秀全從天京大變亂中錯誤地汲取教訓，自此之後，他隻信任洪姓族人，排斥異姓。他在委托石達開輔政後不久，又加封其長兄洪仁發爲安王，次兄洪仁達爲福王，并讓他倆與石達開同主朝政，以牽制和監視石達開，最後并有圖害之意①。石達開既無法施展其才能，更害怕遭到與楊秀清相同的命運，便于1857年5月底離京出走。

　　石達開被迫出走，實際上是天京内讧的繼續。由于天京内讧和石達開從天京及其它地區帶走大量部隊，太平天國的元氣大傷，整個戰争形勢也随之急劇逆轉。

　　在江蘇戰場，江南大營的擊破和向榮的死去，曾使清軍遭到沉重打擊。但由于天京内讧，給了敵人以重整旗鼓的機會。1857年7月16日，清軍攻陷句容， 12月27日又攻陷鎮江和瓜洲，太平軍守将吳如孝逃回天京。1858年1月，清軍恢複江南大營，再次圍困天京。

　　在湖北戰場，由于石達開東返天京，清軍加緊圍攻武昌。太平軍守将韋志俊因困守已久，又不見援兵到來，加之其兄韋昌輝在天京被處決，喪失了堅守的決心，遂于1856年12月19日放棄武漢。武漢一失，鄂東各州縣随之不守，太平軍的湖北根據地全部喪失。

　　在江西戰場，湘軍于1857年10月26日攻陷湖口和梅家洲，被太平軍分割二年多的湘軍内湖與外江水師得以重新會合，這一帶的長江水面又被湘軍控制。 1858年5月19日，九江城被新任浙江布政使李續賓所部湘軍攻破。駐守該城近五年的太平軍将領林啓容率部進行了英勇的巷戰，一萬七千名将士全部犧牲。

　　太平天國雖然處于十分嚴酷的形勢之下，但由于以下種種原因，沒有發展到迅速崩潰的地步。

　　第一，當時全國仍處在革命高潮之中，北方的撚軍、南方的天地會，以及西南各族人民的起義戰争，正在蓬勃發展，方興未艾，使得清王朝顧此失彼，忙于招架，客觀上給了太平天國革命以很大的支援。

　　第二， 1856年10月，英、法等資本主義列強，爲了在中國攫取更多的殖民特權，悍然挑起了第二次鴉片戰争，清政府雖然實行妥協求和政策，但也不得不以很大的注意力和相當一部分兵力去對付外國侵略者，于是相對地減輕了對太平軍的壓力。

　　第三，石達開雖然離京出走，但他率軍遠征東南各省，吸引了一部分清軍兵力，也在一定程度上減輕了清軍對天京方面的壓力。

　　第四，活躍在安徽戰場的陳玉成和李秀成所部太平軍，積極進擊，頂住了清軍沿江東下的勢頭。先是李秀成被圍于桐城一帶，勢孤力單，後于1857年1月初與陳玉成在枞陽商定了破敵之策，确定對包圍桐城之敵采取大包抄。1月中旬，陳玉成自甯國渡江北上，占無爲、巢縣，轉攻廬江，然後直趨桐城。李秀成也率部出城，與陳玉成部協同，夾攻桐城外圍之敵。2月24日，大敗福建提督秦定三等所部清軍，并乘勝于27日攻克舒城。3月初，太平軍克六安，接着揮師北上，與撚軍勝利會師。撚軍接受太平天國的領導後，在淮河中遊向清軍展開積極進攻，牽制和削弱清軍兵力，使陳玉成得以率軍進入湖北，在鄂東地區轉戰經年，阻扼鄂軍東犯，穩住了皖北太平軍根據地。

　　正是這些客觀條件，使太平天國得以繼續堅持革命戰争。


第二节 石达开率军远征与最后失败

　　1857年（咸豐七年）5月底，石達開自天京出走，率領聽其指揮的數萬部隊①，在蘇皖交界處的銅井鎮渡江，途經無爲，于6月中旬抵達安慶。一路上，他到處張貼布告，闡明離京出走的原因，并表示要繼續忠于太平天國的事業。石達開出走後，天王洪秀全曾派人将“義王”金牌一道及合朝文武要求他返回天京的表章送達安慶，争取他回朝輔政。這時，石達開理應從太平天國的全局利益出發，立即返回天京，與洪秀全同心協力，共挽危局；即使暫不回朝，亦應協同在江北的陳玉成部對清軍進行反擊，或進軍江南，打擊圍困九江等地之敵，以解天京上遊之危。但石達開不顧全局利益，竟南進江西，招集舊部，獨立進行新的遠征。

　　

　　一、進軍江西

　　1857年10月初，石達開率部離開安慶，由安徽建德（今東至東北）進入江西，在景德鎮會集各部，分路南進，經樂平、萬年（今萬年西），于10月21日占領安仁（今餘江東北）。11月10日，石部與由閩入贛的楊輔清等部（約四五萬人）會師于貴溪，聯合攻城未下，遂西走東鄉，于11月底到達撫州，與原駐該處的餘子安部會合。12月初，派兵一部經進賢、豐城，西援臨江（今清江西南）和吉安。吉安位于贛江西岸，1856年冬即遭湘軍圍困。石部到達之前半月，東岸的吉水已落入湘軍手中，故要解吉安之圍，須先攻下吉水。石部對吉水先後發起三次進攻，均爲湘軍所敗。這時，石達開聽取元宰①張遂謀的意見，決定放棄西援臨江和吉安的計劃，準備東進浙、閩。1858年（鹹豐八年）1月初，石部經永豐、峽江、新淦（今新幹）退回撫州。原駐江西各地的太平軍，也陸續前來會合。 2月26日，石部由撫州東進，3月19日敗清軍于上饒，進圍廣豐。因久攻不下，于4月15日撤圍，經玉山入浙江，占領江山。楊輔清部則仍入福建，與石部分道而進。

　　石達開部南進之初，太平軍在江西的兵力仍占很大優勢（約十餘萬人），如堅持西援吉安、臨江，給湘軍以沉重打擊，即可在江西開創新的局面。無如石達開輕率地放棄西援計劃，東進浙江，結果繼1858年1月22日臨江失陷之後，九江、撫州、吉安等地也于同年夏秋先後失守，以緻江西局勢急轉直下，使天京上遊太平軍的作戰增加了困難。

　　

　　二、轉戰閩浙

　　石達開率軍占領浙江江山後，從4月20日開始，自統大軍圍攻衢州（今衢縣），另由國宗石鎮吉率兵一部連占常山、開化、遂昌、松陽（遂昌東南）、處州（今麗水）、缙雲、永康、武義、雲和、宣平（遂昌東）等州縣，控制了浙西南大片地區，牽制了相當數量的清軍。

　　石達開部由江西東入浙江時，江南大營清軍正在圍困天京，清廷判斷石部入浙的主要意圖是抄襲蘇常，回救金陵，于是命在湘守制的曾國藩（曾于1857年春由江西返湘奔父喪）統率在贛湘軍，東援浙江。其實，石達開并無回救金陵之意，在衢州久攻不克的情況下，于7月14日撤圍南行，越仙霞嶺南趨福建。石鎮吉部也奉命由浙入閩。8月中旬，石達開與石鎮吉、楊輔清、楊義清等部會師于福建浦城。但楊輔清、楊義清随即率部返回江西，脫離石達開，後取道皖南回援天京。

　　8月底，石部繼續南進，于30日攻占建陽，不久又西占邵武。石達開的戰略目标是經贛南、湘南西入四川，因此，9月22日又撤離邵武，分軍兩路前進：石達開自統大軍于10月中旬抵達福建汀州（今長汀），18日占領江西瑞金；石鎮吉等率部直趨贛南，于江西新城（今黎川）爲湘軍劉長佑部所阻，不得已退回福建，經建甯、甯化到達汀州。此後，石鎮吉等也率部脫離石達開單獨行動（後經廣東、湖南進入廣西， 1860年4月在廣西百色被清軍消滅）。

　　曾國藩自受命統兵援浙之後，7月中旬離湖南湘鄉，8月底到達江西南昌，9月中旬抵贛東河口鎮（今鉛山）大營。随着石達開部向南推進，曾國藩又于10月中旬移駐江西建昌府（今南城）。

　　12月2日，石達開部由瑞金南進會昌，後經安遠、信豐，于1859年（鹹豐九年）1月3日攻克江西南安府（今大餘）， 11 日又克崇義。

　　當時，陳玉成、李秀成兩支太平軍主力，先後取得了二破江北大營和三河鎮殲滅戰的勝利，楊輔清部已攻克江西景德鎮，長江南北又出現了對太平軍較爲有利的形勢。但石達開部卻孤軍南趨，“勢亂而無紀，氣散而不整”，戰鬥力已大不如昔。①曾國藩命道員張運蘭部由贛東之建昌馳援景德鎮，命道員蕭啓江部四千餘人繼續尾追石部。蕭部于2月18日進至南康，随即向南安府逼進。月底，石部棄南安、崇義，進入湖南境内。

　　

　　三、圍攻寶慶

　　石達開部由江西進入湖南後，于1859年3月2日占桂陽（今汝城），中旬連下興甯（今資興）、宜章、郴州（今郴縣）、桂陽州（今桂陽）、嘉禾，準備取道湘西進入四川。

　　湖南是湘軍的後方老巢。石達開率領号稱二十萬人（實約十餘萬人）的大軍由江西大舉入湘，不僅震動了湖南當局，也影響了各地湘軍的軍心。湖南巡撫駱秉章等急忙從本省各地征調兵勇趕赴湘南防堵，湖北巡撫胡林翼還從湖北派兵往援。

　　石部攻占郴州、桂陽州後，本欲北攻衡州（今衡陽市），由于清軍在常甯、耒陽一帶防堵，乃轉兵西向，由嘉禾經甯遠北上，從4月6日開始圍攻永州府（今零陵），因連連受挫，隻得撤圍，分兵兩路北趨寶慶府（今邵陽市），于5月10日和24日先後到達寶慶城外。

　　寶慶是湘南重鎮。太平軍抵達時，清軍已作了布防：城東由總兵周寬世部和道員趙煥聯部防守，城南由副将田興恕部駐守；城西的資江則由水師巡防。

　　石達開到達寶慶後，設大營于城南十裏之澄水橋，傅忠信部配置于城東十二裏之泥灣，賴裕新部配置于資江西岸之神灘渡，從東、南、西三面構成對寶慶城的包圍。直至6月中旬，才切斷北面通道，完成合圍。

　　從6月下旬開始，清軍各路援軍陸續抵達寶慶外圍。25日，知府劉嶽昭率部抵達城東四十裏的洪橋。7月4日，道員劉長佑亦率江忠義、劉坤一所部到達寶慶城北三十裏的嚴塘。兩路援軍自東北方向節節推進。不久，胡林翼從湖北派來的道員李續宜所率湘軍五千餘人（共十一營）也經益陽、蘭田（今漣源）、新化進抵寶慶，使寶慶地區的清軍總數達到近四萬人。7月24日，奉命總統寶慶東路軍務的李續宜與劉長佑等于高家沖（距城九裏）商讨解圍之策。劉長佑認爲“東路勢厚，且岩壑幽邃，不可用武”，李“乃定計由北路進攻”。①

　　石達開得知清軍援兵大至，于7月25日督率各部包抄清軍高家沖大營，與敵大戰于藍江鋪、清水塘等處。27日，李續宜趁東路鏖戰之際，率所部自高家沖西渡資江，在水師配合下，攻陷了太平軍在田家渡至清水塘一帶的營壘和哨卡。28日，西路的賴裕新所部太平軍向北路湘軍發起反擊，又被李續宜等部擊敗，傷亡數千人，遂紛紛撤至資江東岸。西線既破，寶慶城内外的清軍得以聯成一氣。此後十餘日内，雙方休戰對峙。

　　8月10 日，清軍再次發起進攻，前鋒推進到賀家坳、龍王橋一線。石達開鑒于清軍兵力已厚，寶慶難以攻克，決定改變進軍路線，南下廣西，乃于13日一面派兵進攻賀家坳的湘軍營壘，以掩護退卻，一面命宰制陳亨容等率部南趨新甯，準備退路。8月14日晚，石部全線撤離寶慶外圍，經白倉（今邵陽縣南）南趨東安（今東安西南）。8月22日，各部由東安、新甯分別退入廣西境内。

　　寶慶之戰是石達開自天京出走以來所進行的規模最大曆時最久（三個月）的一次作戰。結果勞師費時，撤圍而去。究其原因，一是敵已有備，而且援軍大至，兵力相當雄厚；二是長途轉戰，部隊攻擊能力減弱；三是沒有及早合圍，盡快發起攻擊；四是沒有在城北部署打援兵力，阻止敵人增援。

　　石達開部從江西進入湖南，既屬過境入川性質（這裏姑且不論其入川是否可取），就應師行間道，不攻堅，不戀戰，力求行動迅速，争取早日入川。可是，由于貪攻永州、寶慶，結果遷延時日，使清軍得以在湖南集結兵力，實行圍堵，從而喪失了進軍四川的時機。

　　

　　四、回師廣西

　　石達開率軍退入廣西後，經興安、義甯（今靈川西）、永福等地，于10月15日輕取慶遠府（今宜山）。由于清軍兵力不足，沒有立即進逼，石部得以在此安然度歲，進行休整補充。但慶遠一帶是人口稀少的貧瘠山區，大軍（由于沿途擴充，此時約有二十餘萬人）久駐于此，軍需給養發生嚴重困難，因而士氣低落，軍心渙散，不斷發生分化。1860年（鹹豐十年）1月，先有傅忠信、譚體元等率部出走，繼有鄭喬等所率“花旗”部（即1855年底于江西參加太平軍的原廣東天地會部分起義武裝）離桂返粵。不久，又有餘忠扶部殺餘入黔。由于敵軍逼近，石達開于5月底棄慶遠，率部南下，後進駐賓州（今賓陽東北）、武緣（今武鳴）一帶。同年秋，彭大順、童容海、朱衣點等又率部東走（後在江西會合複由廣東北上的鄭喬等部，衆達二十萬，1861年9月在江西河口鎮并入李秀成部，重歸天朝）。

　　鑒于衆叛親離，良将精兵盡去（當時僅剩萬餘人），石達開一度産生隐退的念頭，但無安身之處。在無可奈何之中，他隻得勉力支撐。幸好當時新任廣西巡撫劉長佑等部清軍正集中兵力進攻陳開領導的大成國起義軍①，爲石達開繼續在廣西活動和重整旗鼓提供了機會。1861年（鹹豐十一年）8月下旬，大成國的京城秀京（即桂平）失陷，不久陳開被俘遇害，其餘部約三萬人即投奔石達開麾下。于是，石達開的隊伍得以擴大，号稱十萬，但戰鬥素質已遠不如前。爲開創新的局面，石達開決定重新打起遠征四川的旗号。不久即率全軍離開廣西，北進湖南，伺機西入四川。

　　

　　五、輾轉入川

　　1861年10月下旬，石部自桂北進入湖南，進攻綏甯（今綏甯西南），後沿湘黔邊境北進，經靖州（今靖縣）、會同、沅州（今芷江）、泸溪、永綏（今花垣）、于1862年（同治元年）1月底經龍山進入湖北來鳳，2月中旬又經湖北利川進入四川境。

　　在石部入川以前，清廷除責令新任四川總督駱秉章饬令川東鎮道督率兵勇嚴密堵剿外，又責令湖廣總督官文、新任湖北巡撫嚴樹森督饬在防将弁，會同新任湖南巡撫毛鴻賓等所派各部，實行“三面兜剿”，企圖将石部一舉殲滅于湘鄂川黔邊界。由于四川清軍主力未能及時趕到川東前線，清廷的上述計劃未能實現。

　　石達開率軍入川後，于1862年2月20日占領川東石砫廳（今石柱）。因北有大江阻隔，隻好沿長江南岸向西推進。4月上旬攻涪州（今涪陵）不下，5月上旬攻綦江又不下，乃西走合江，入貴州仁懷廳（今赤水），複折入四川，于5月26日占叙永，6月16日克長甯（今珙縣東）。由于沿途擴軍，石部總數又達十餘萬。不久，各地清軍趕到，北進之路受阻，不得不折而東走，于8月中旬再經貴州仁懷廳境趨建義、黔西，10月20日進圍貴州大定府（今大方）。這時，一度曾随石鎮吉行動的宰制曾廣依部也來會攻，但終未攻克大定。于是，石達開率部西走畢節，入雲南境；爲了牽制清軍，派宰制李福猷會同曾廣依率部南走水城、郎岱（今貴州六枝西南），然後西入雲南。

　　石部進入雲南後，又分兵三路入川：宰輔方元祥等率數萬人從川邊屏山縣進入，東趨叙州府（今宜賓市）；宰輔賴裕新率二三萬人經昭通、東川（今會澤），西渡金沙江，北攻四川甯遠府（今西昌）①，“使官兵不能兼顧”②；石達開自率本部大軍由鎮雄北進四川，于11月18日占領筠連，22日進占高縣，并前出到橫江鎮、雙龍場、玉黃樓一帶，與方元祥部夾橫江爲營，伺機由橫江順流而下，搶渡金沙江，進圖叙州府。不久，李福猷、曾廣依部也前來會合。四川總督駱秉章爲阻止石部入川，急調各路清軍密集橫江兩岸：先調雲南提督胡中和及總兵何勝必、蕭慶高督軍由犍爲馳赴叙州以南，“相機截剿”；繼調總兵唐友耕部由江安疾趨慶符，按祭使劉嶽昭部由綦江馳赴長甯、珙縣。雲南巡撫張亮基在叙州聞警，也派參将楊發貴率部赴安邊鋪（叙州西南）協防。③12月下旬，清軍連續向石部發起進攻，雙方互有傷亡。1863年（同治二年）1月1 日，清軍進逼橫江鎮，同時大敗橫江西岸的方元祥部。1月8日，清軍又大舉進攻雙龍場。石達開揮軍迎敵，将清軍擊退。此後，戰事呈膠着狀态。1月30日，劉嶽昭、胡中和等再次率部猛攻雙龍場。由于石達開的部将郭集益等暗中通敵，石部大敗，傷亡慘重，不得不于次日全部撤離四川，複入雲南，駐紮于昭通一帶。

　　

　　六、石達開部的覆滅及其教訓

　　1863年3月，石達開決定兵分兩路，再次進軍四川。自統西路，沿金沙江西行，伺機渡江北進；李福猷統率東路，繞道貴州北上入川。

　　3月24日，李福猷率隊分路入黔，一由鎮雄趨畢節，一由昭通趨威甯、水城。5月初，全部由仁懷東趨遵義。5月底，又自遵義、桐梓一帶東進，經綏陽抵婺川（今務川）。7月，自婺川西攻正安不下，乃入四川境。8月下旬，經酉陽、彭水，進至黔江。

　　石達開于5月12日率三四萬人自雲南昭通進入四川甯遠府境。四川總督駱秉章與布政使劉蓉早已沿大渡河嚴密布防：署雅州府（治今雅安）知府蔡步鍾就近募勇，配合總兵唐友耕等部扼守北岸安慶壩至萬工汛大小渡口；松林地（今石棉西北）土司千戶王應元率“土兵”扼守松林河，并調胡中和部駐紮于化林坪（今泸定南）一帶，以爲聲援；都司謝國泰部守猛虎岡，控制通打箭爐（今康定）之路；邛部（今越西東北）土司嶺承恩率兵控制越嶲大路各隘，以逼迫石部“入夷地小徑 ”，然後“從後路包抄”。①清軍如此層層設防，對不熟悉當地地形而又孤軍深入的石達開部來說，幾如陷阱。

　　石部由甯遠北進時，偵知越嶲大路有敵軍扼守，便以“土人”爲向導，繞經冕甯，抄小路北上，直抵大渡河邊的紫打地（今安順場）。紫打地在崇山峻嶺之中，大渡河橫亘于前，松林河及察羅河分隔左右，又逢大雨，河水驟漲，敵軍嚴守對岸渡口，石部實難飛渡。石達開隻得命令部隊搭棚駐紮，趕造船筏，準備強渡。5月 21日，以四五千人強渡大渡河未成，船筏全毀，傷亡甚衆。後決定西渡松林河，冀由泸定橋直趨天全，因遭土司王應元等部的阻擊，西進計劃又告落空。嗣後，清軍四面逼玫，石部彈盡糧竭，陷入絕境。石達開曾緻書王應元等，許以重金“買路”，但遭拒絕，乃于6月3日令所部分兩隊突圍。一隊搶渡大渡河，一隊搶渡松林河，均未成功。他見大勢已去，令妻妾五人、幼子二人投河自盡，自帶五歲幼子石定忠及宰輔曾仕和等四人于6月13日前往清軍營壘，幻想犧牲自己，保全部衆。豈知反動派決不刀下留情，他們将石部所剩七千餘人全部處死，并将石解往成都。8月6日，石達開于成都從容就義，時年三十三歲。

　　進至黔江的李福猷部得悉石達開在大渡河全軍覆沒的消息，乃放棄入川會師的計劃，東入湖南永綏，然後沿湘黔邊境南下，經會同、綏甯重入廣西，于10月9日攻占龍勝。10月17日，又經興安東趨灌陽。此時，李福猷與其弟李福忠發生分裂。李福猷自率一部由灌陽東入湖南道州、江華，活動于粵桂邊境，年底被清軍消滅。李福忠則率部經湖南城步、通道入貴州，後在湘桂黔邊區堅持鬥争，直至1871年8月失敗。

　　石達開于1857年率部出走後，行程數萬裏，進行了曆時六年的遠征，最後終于在四川大渡河畔全軍覆沒，這個曆史教訓是非常深刻的。

　　石達開率軍他走，不符軍心民意。随着其錯誤行動被越來越多的人所認識，加上孤軍遠征，困難越來越大，廣大将士感到前途渺茫，以緻分化和投敵事件層出不窮，直至在廣西境内發展到衆叛親離的地步。

　　石達開率軍遠征的目标是進入四川，這是他在起義初期就提出過的進軍方向。四川是清王朝的戰略要地之一，又利于割據，倘能入據該省，實行正确的方針政策，反抗清王朝的統治，對全國革命自然是有利的。但石達開在當時形勢下，以其所處的戰略位置（遠離四川），不依靠革命勢力強盛的江、浙、皖、贛，而孤軍遠征四川，勝利的把握是不大的。在進軍過程中，石達開在作戰指導上又缺乏一個正确的方針，東奔西走，強攻堅城，以緻勞師費時，給了敵人以部署防禦的時機。經過廣西大分化之後，老部隊所剩無幾，而清廷已調駱秉章及萬餘湘軍加強了四川的防禦，石達開不能根據變化了的情況，放棄進軍四川的計劃，改取聯合西南各族人民起義軍共同反清的方針，以積聚力量，等待時機，再圖大舉，而是不顧主客觀情況，執意進川，結果一敗再敗，造成全軍覆沒的可悲結局。

　　石達開在太平天國前期戰争中不愧爲著名的戰将，但自率部脫離天京之後，孤軍冒進，沒有後方的支持，沒有友軍的配合，成了流寇式的草莽英雄。盡管一度擁有号稱數十萬之衆，卻沒有打過多少象樣的勝仗，一直擺脫不了被動的處境，最後終于陷入絕地，被數量有限的清軍和土司部隊所殲滅。石達開這位“絕世英物”，竟成了清軍的俘虜，這決不是什麽“惡運使然”，也不是偶然發生的不幸，而是他政治上不顧大局，軍事上實行流寇主義所導緻的必然結果。


第三节 二破江北大营与三河镇大捷

　　石達開出走後，安王洪仁發、福王洪仁達掌握了太平天國的軍政大權。由于他們毫無軍政才能，朝中文武大臣不服。1857年10月，洪秀全改以蒙得恩爲正掌率①，陳玉成爲又正掌率，李秀成爲副掌率，代替安、福二王執政。次年，洪秀全又提拔了一些年青将領，恢複了早期的五軍主将制，封陳玉成爲前軍主将，李秀成爲後軍主将，李世賢爲左軍主将，韋志俊爲右軍主将，蒙得恩爲中軍主将兼正掌率，掌理朝政。①這些措施，對穩定政局起了一定作用。然而，在軍事上，太平天國當時面臨的形勢仍然是十分嚴酷的。繼1857年底鎮江、瓜洲失守之後，1858年1月，江南大營的清軍進紮天京高橋門、龍脖子，進逼秣陵關；江北大營則于 1858年春移駐天京對岸之江浦、浦口，會同江南大營，縮小對天京的包圍圈。同年5月，九江失守，天京的西面屏障安慶也受到湘軍的直接威脅。直至同年9月和11月太平軍取得二破江北大營與三河鎮大捷之後，形勢才爲之一變，基本上扭轉了天京内讧以來太平天國在軍事上萎靡不振的局面。

　　

　　一、枞陽會議

　　爲解天京之圍，李秀成于1858年3月底請命出京，途經蕪湖，與其弟李世賢商定，“一人敵南岸，一人敵北岸”②。不久，李秀成自率部将陳坤書等五千餘人，分別由蕪湖和東梁山渡過長江，齊集含山，于5月8日再克安徽和州（今和縣），接着又連占全椒、滁州（今滁縣）、來安。

　　由于天京被圍日緊，南郊闆橋、大勝關已被敵攻陷，七橋甕、印子山、雨花台也處于敵軍的直接威脅之下。李秀成日夜焦慮，在全椒加緊操練部隊，準備先掃清江浦、浦口之敵，以安定天京人心。6月5日，他率兵五千餘人自全椒進紮江浦大劉村，拟取道橋林進攻江浦、浦口。次日，江北大營統帥德興阿督軍萬餘進攻大劉村。時适大雨滂沱，太平軍疏于戒備，以緻寡不敵衆，初戰失利，損失千餘人，新舊營壘十三座盡失。這使李秀成意識到，單憑一軍之力，難解天京之圍，于是行文各路将領，約定在安徽枞陽舉行會議，共商救京辦法。

　　8月上旬，李秀成與陳玉成、李世賢等将領于枞陽商定：先由陳玉成、李世賢等率部攻克安徽廬州（今合肥市），然後由吳如孝率部在廬州東北一帶活動，牽制勝保所部清軍，陳玉成則率主力速進滁州東南的烏衣鎮一帶，會同李秀成部全力進攻江北大營。

　　枞陽會議使李秀成、陳玉成等人“各誓一心，訂約會戰”，并制定了較正确的作戰方針，爲再破江北大營以解京圍奠定了基礎，因而在太平天國後期戰争曆史上具有相當重要的意義。

　　

　　二、再克廬州與二破江北大營

　　1858年8月11日，陳玉成、李世賢、吳如孝三部聯合行動，由舒城三河鎮向廬州逼進。當時，新任安徽巡撫翁同書尚未到任，廬州城内僅有清軍數千，由副都統麟瑞督率駐守，另由新任安徽布政使李孟群帶勇萬人駐守南郊。8月23日晨，太平軍兩萬餘人從西、南兩個方向直逼城垣。清軍未及交鋒，即紛紛驚潰（李孟群部西逃六安）。當天中午，太平軍即進占廬州城。

　　太平軍再克廬州，清廷上下爲之震動。鹹豐帝立即任命勝保爲欽差大臣，督辦安徽軍務，所有皖境各軍均歸節制。同時，谕令湖廣總督官文從沿長江東下的鄂軍中分派勁旅，赴援廬州；谕令德興阿從江北大營中酌撥馬步官兵，前往廬州“協剿”。清廷嚴令勝保及各路将領務必将廬州即日收複。

　　太平軍的主要進攻目标并非廬州，而是江北大營，因此，未等清軍援兵趕到，陳玉成早已揮軍由界牌直趨滁州，于9月中旬抵烏衣一帶，與自全椒進抵該處的李秀成部會師。在此之前，吳如孝按約率部自廬州北進，占店埠鎮（今肥東）及其東北之梁園，進逼定遠，以牽制勝保軍。

　　當時，江北大營統帥德興阿擁有兵勇一萬五千餘人，以浦口、江浦之間的陡岡、安定橋、小店（今永甯鎮）一帶爲重點，分駐于西至江浦石碛橋（今橋林）、高旺，東至瓜洲、三汊河，北至來安、施官集的廣大地區内，綿延二百餘裏；長江内則有水師巡船往來遊弋，以資接應。戰前，德興阿得意地說：“各路馬步兵勇，或多或少，擇要分布，有警則奮勇向前，賊多則添撥援應；海全一軍駐紮石佛寺，無論何處緊急，皆可策應。”①他認爲攻守都有把握，但作戰結果表明，清軍的這種分散部署，正好給了太平軍以各個擊破的極好機會。

　　李秀成、陳玉成兩部太平軍會師烏衣之後，衆達數萬，與江北大營清軍相持。9月26日，德興阿派出部隊由小店進攻烏衣。太平軍奮起迎戰，大敗清軍，殲敵三四千人。27日，太平軍乘勝向小店發起猛攻，擊敗由江南大營來援的總兵馮子材部五千人。陳玉成部于是沖破清軍陡岡軍營，直下浦口，在從九洑洲渡水前來的太平軍配合下，再次大敗敵軍，并将浦口一帶的清軍營壘全部燒毀。清軍見後路被襲，陣勢大亂，紛紛奪路而逃。德興阿先逃六合，後由水路逃往揚州。陳玉成部随即于29日占領江浦。至此，江北大營再次被摧毀，清軍前後損兵萬餘人。太平軍攻破江北大營之後，恢複了天京與江北的聯系，保障了對天京的供應。同時，大大地鼓舞了士氣，爲奪取三河鎮大捷創造了條件。

　　二破江北大營之後，李秀成率部東進，于10月4日占儀征，9日占揚州。清軍不戰而逃，德興阿北逃邵伯鎮。15日，江南大營幫辦軍務張國梁率兵六千餘人由鎮江渡江北援，李秀成以兵力單薄，于21日棄守揚州，繼又退出儀征。在李秀成率部東進的同時，陳玉成率部由浦口北攻六合，由于道員溫紹原據城死守，直至24日才攻克。

　　江北大營慘敗後，清廷将德興阿革職，并決定撤去江北大營建制，江北軍務由江南大營統帥和春統一節制。

　　

　　三、三河鎮大捷

　　1858年5月，浙江布政使、湘軍悍将李續賓率部攻陷九江後，湖廣總督官文、湖北巡撫胡林翼等即拟訂“東征計劃”，準備乘勝東援安徽。不久，李續賓即率部渡江，返回湖北。同年8月，太平軍攻克廬州，官文便命令“李續賓迅速進兵，攻克太湖，即乘勢掃清桐城、舒城一路，疾趨廬州，會圖克複，兼扼賊匪北竄”。 ①所以，當陳玉成、李秀成部揮師東向，進攻江北大營時，江甯将軍都興阿和李續賓等即率兵勇萬餘人自湖北東犯安徽，9月22日陷太湖，然後分兵爲二：都興阿率副都統多隆阿和總兵鮑超所部進逼安慶，李續賓率所部湘軍北指廬州。

　　李續賓部于9月27日陷潛山，10月13日陷桐城，24日陷舒城，接着指向舒城東面五十餘裏的三河鎮，準備進犯廬州。

　　三河鎮位于界河（今豐樂河）南岸，東瀕巢湖，是廬州西南的重要屏障。該鎮原無城垣，太平軍占領後，新築了城牆，外添磚壘九座，憑河設險，廣屯米糧軍火，接濟廬州、天京，因而在軍事上、經濟上都居重要地位。時太平軍守将爲吳定規。

　　10月24日，陳玉成剛克六合，即接到湘軍大舉東犯安徽的報告，便毅然決定回兵救援。并啓奏天王，調派李秀成部同往。

　　11月3日，季續賓率精兵六千進抵三河鎮外圍。11月7日，分兵三路向鎮外九壘發起進攻：義中等六營進攻河南大街及老鼠夾一帶之壘；左仁等三營進攻迎水庵、水晶庵一帶之壘；副右等二營進攻儲家越之壘。李續賓則親率湘中等二營爲各路後應。①太平軍依托磚壘頑強抵抗，大量殺傷敵人，但由于己方傷亡亦衆，便放棄鎮外九壘，退入鎮内。

　　在湘軍進攻三河鎮外圍的當天，陳玉成率大隊趕到，紮營于三河鎮南金牛鎮一帶。11月14日，李秀成也率部趕到，駐于白石山。至此，進抵三河鎮一帶的太平軍衆達十餘萬人，軍勢大壯。

　　在太平軍強大援軍的威脅下，李續賓的部将曾建議退守桐城。但李一意孤行，認爲“軍事有進無退，當死戰”②，竟于11月15日深夜派兵七營偷襲金牛鎮。次日黎明，當行至距三河鎮十五裏的樊家渡王家祠堂時，與陳玉成軍遭遇。太平軍且戰且走，将敵人誘至設伏地域。當時大霧迷漫，咫尺莫辨，湘軍偷襲部隊經太平軍勇猛沖殺，死傷過半，隊伍星散。李續賓聞報，親自率兵四營往援，連續沖鋒數十次，均不得入。駐紮于白石山的李秀成部聞金牛鎮炮聲不絕，立即趕往參戰；駐守三河鎮的吳定規也率部出城合擊清軍。李續賓見勢不妙，逃回大營，并傳令各部堅守待援。實則這時守壘的湘軍有的已經逃散，有的被太平軍阻截在外，因而有七個營壘迅速被太平軍攻破。接着，李續賓的大營也被太平軍包圍。他督軍往來沖突，終不得脫，當夜被太平軍擊斃（一說自殺）。之後，太平軍繼續圍攻負隅頑抗的殘敵，至18日，全部肅清。這一仗，太平軍一舉消滅湘軍精銳近六千人③，是太平天國革命戰争後期一次出色的殲滅戰。

　　陳玉成、李秀成于三河大捷之後，即乘勝率部南進。時舒城之敵已退守桐城，陳、李兩部便共同往攻，于11月24日奪取該城。都興阿所部清軍于太湖與李續賓部分軍後，即進逼安慶，10月15日攻占安慶北面門戶集賢關，繼而配合楊載福部水師，圍困安慶。及至李續賓大敗于三河鎮，接着舒城、桐城又被太平軍占領，都興阿恐太平軍從側後抄襲，遂于11月27日撤安慶之圍，經石牌（今懷甯）退駐宿松。太平軍随即克複潛山、太湖二城，擴大了占領區，改善了安慶的防禦态勢。

　　湘軍三河鎮之敗，主要原因是孤軍犯險。李續賓僅率八千餘人自湖北東犯，入皖之後，連陷四城，處處分兵駐守，結果，“兵以屢分而單，氣以屢勝而泄”①。進至三河鎮後，僅剩六千人，當太平軍大隊趕到時，已無阻援之兵可派。加之李續賓剛愎自用，拒不接受部将關于退守桐城的建議，終于全軍覆滅。對于湘軍的這次慘敗，鹹豐帝聞之“不覺隕涕”。曾國藩“哀恸填膺，減食數日”。胡林翼則哀歎說：三河敗後，“軍氣已寒，非歲月之間所能複振”②。又說：“三河敗潰之後，元氣盡傷，四年糾合之精銳，覆于一旦，而且敢戰之才，明達足智之士，亦凋喪殆盡。”③可見此戰對清廷和湘軍的打擊是極爲沉重的。

　　太平軍之所以能打這樣漂亮的殲滅戰，主要由于決心正确果斷，兵力集中，戰術比較靈活。當湘軍進抵舒城、三河時，陳玉成果斷地決定兼程回援，并奏調李秀成部同往，形成了兵力對比上的絕對優勢①。在對敵發起進攻時，太平軍采取正面迎戰與伏擊、抄襲相結合的戰法，各部之間密切協同，主動配合，迅速分割包圍敵人，打得湘軍前後左右不能相救，終将李續賓及其所部徹底殲滅。

　　通過三河大捷，太平軍粉碎了湘軍東犯的圖謀，保衛了皖中根據地，對鼓舞士氣，穩定江北戰局，保證天京安全和物資供應，都具有極重要的意義。


第四节 二破江南大营与东征苏常沪

　　太平軍于1858年下半年取得二破江北大營與三河鎮大捷兩次重大勝利後，戰争形勢有了較明顯的好轉。1859年洪仁玕到達天京後進行的某些革新，又使太平天國的政治局面有了某種程度的改進。正是這些條件，促成了1860年太平軍二破江南大營與東征蘇常等一系列軍事行動的勝利。

　　

　　一、二破江南大營作戰方針的提出

　　1859年6月，當石達開率軍圍攻湖南寶慶時，清廷爲阻止太平軍入川，曾命曾國藩親自統兵前往四川扼守。8月，石部自湖南退入廣西後，清廷又命曾國藩暫緩入川，改援安徽。10月，曾國藩與官文、胡林翼等共同制訂了一個“四路圖皖”①的計劃，準備再次進攻安徽。同年底，曾國藩自湖北移營安徽宿松，胡林翼移營安徽英山，向皖西太平軍根據地步步進逼。

　　在天京對岸，當1858年冬陳玉成、李秀成會師三河鎮之際，留守滁州、全椒的李秀成部将李昭壽（原系撚軍，後加入李秀成部）被欽差大臣勝保招撫，于11月1日獻城降清。1859年2月底，與李昭壽關系密切的江浦守将薛之元又投降清軍。不久，浦口等地也落入敵手。這樣，皖北與天京之間的聯系又被隔斷。爲了打通聯系，陳玉成、李秀成于1859年 3、4月間曾先後兩次率軍進攻江浦、浦口，但均未得手。其後，陳、李兩軍轉戰于六合、儀征、揚州、天長、盱眙、來安、滁州間，企圖誘使清軍分兵，乘隙奪回浦口、江浦。直到11月間，在擊敗署湖北提督周天培等部清軍後，才占領浦口，并圍攻江浦，稍解天京之圍。此後，李秀成率軍留守浦口一帶，陳玉成則率軍返回皖西戰場，對付東犯之湘軍。

　　1859年4月，洪秀全的族弟洪仁玕由香港抵天京，頗爲洪秀全所器重，不久即被封爲“開朝精忠軍師頂天撫朝綱幹王”。洪仁玕總理朝政後，撰寫了《資政新篇》等著作，在政治和經濟方面提出了一些改革措施，使太平天國的領導力量有了某種程度的加強。但洪仁玕的被重用，引起了一些“老兄弟”的不滿。洪秀全便加封前軍主将陳玉成爲英王，加封李秀成爲忠王，使這一矛盾基本上得到了解決。但在同年10月，又發生了右軍主将韋志俊于皖南池州（今貴池）降清的事件；幸其部将紛紛反對，被他帶走的人馬不多。

　　綜觀1859年的形勢，太平天國既出現了新的希望，也存在不少困難，特別是天京仍處于江南大營清軍的包圍之下，總的形勢依然相當嚴酷。

　　面對上述情況，李秀成一再向洪秀全“強奏”，要求率軍離開浦口，設法攻打江南大營，以解京圍。這一要求最後得到了洪秀全的應允。關于如何解圍問題，李秀成與洪仁玕進行過三次面商。洪仁玕認爲：“此時京圍難以力攻，必向湖、杭虛處，力攻其背。彼必返救湖、杭，俟其撤兵遠去，即行返旆自救，必獲捷報也。”① 李秀成同意這一計謀，便與洪仁玕共同确定了如下作戰方案：（一）由李秀成、李世賢率部“僞裝纓帽号衣，一路潛入杭、湖二處”，攻敵之所必救，以吸引和調動江南大營清軍；當出現上述情況時，立即放棄浙江杭州和湖州（今吳興），由小路回師天京，圍攻江南大營。（二）由英王陳玉成執行“虛援安省”的任務，在皖北實施佯動，以掩護江南之作戰行動。整個作戰由李秀成負責組織實施。

　　

　　二、奔襲湖杭與回師天京

　　1860年1月底，李秀成将鎮守浦口的任務交給部将黃子隆、陳贊明後，即前往蕪湖，召集将領會議，說明天京被圍的危急形勢，宣布攻杭救京的計劃，明确進軍路線和各将領的任務。2月10日，李秀成率陳坤書、譚紹光、陸順德等部二萬餘人到達南陵，後經清弋江鎮和馬頭鎮，繞過甯國府，于24日攻占廣德，留陳坤書、陳炳文率部守城，以備接應，自率譚紹光、陸順德、吳定彩等部輕裝疾進浙江。爲掩護李秀成主力的進軍，李世賢率部由南陵經泾縣，進占旌德、太平（今太平東），留新任右軍主将劉官芳在這一帶活動，自率大軍東入浙江，29日與李秀成部會師于安吉（今安吉北）。3月4日，李秀成、李世賢兩軍大敗清軍于長興西南的虹星橋，并進占長興。然後分軍爲二：李世賢率部佯攻湖州，以牽制清軍；李秀成則率領精兵六七千人冒充清軍，日夜兼程進襲杭州。

　　3月11日，李秀成所率精兵進至杭州城外。時杭州城除滿營外，僅有兵勇二千八百餘名。19日太平軍轟塌清波門城垣，由一千三百五十人組成的先鋒隊立即沖入城内，攻占杭州，殺死浙江巡撫羅遵殿等多人。惟杭州将軍瑞昌等踞守的滿城，未能攻下。

　　江南大營統帥和春得知太平軍入浙，即于3月10日派總兵張玉良等率兵二千由六合往援。鹹豐帝深恐失掉浙江這個财賦之區，嚴令和春增調勁旅赴浙（後又命和春兼辦浙江軍務）。和春隻得遵旨加撥援兵，江南大營“先後調援者不下一萬三千人”①，統歸張玉良率領。太平軍攻陷杭州四天之後，即3月23日，張玉良所率援兵才到達杭州城外。

　　李秀成見調動江南大營清軍的目的已經達到，便于3月24日在城内遍插旗幟以爲疑兵，連夜撤出杭州，率軍疾馳北返。28日過臨安，循天目山走小路北趨孝豐（安吉西南），4月4日抵廣德。4月8日，于安徽建平（今郎溪）召開了有輔王楊輔清、侍王李世賢（4月3日率部由湖州撤圍西返）、右軍主将劉官芳、定南主将黃文金、平西主将吳定彩、求天義陳坤書等參加的軍事會議，共同商定了解救天京之圍的詳細計劃。會後，即分東西兩路進援天京。

　　西路由楊輔清、黃文金等率領，從安徽甯國府東面的洪林橋一帶出發，于4月12日占江蘇高淳，18日占溧水（浙江提督鄭魁士敗走鎮江），23日占秣陵關。29日，分兵兩支：一由楊輔清、黃文金率領指向雨花台，一由劉官芳、陳坤書率領進逼高橋門。

　　東路又分左右兩翼：右翼由李世賢率領，于4月13日占領溧陽，15日攻宜興，16日迫常州，以牽制東面清軍，爾後回師西向，于23日占領句容。左翼由李秀成親率本部，經溧陽進占赤山（句容西南）。27日，李秀成部自赤山、李世賢部自句容分進合擊淳化鎮（今江甯東），次日大敗幫辦江南大營軍務、江南提督張國梁部清軍，克複該鎮。

　　當李秀成率軍回師天京之際，在皖北執行佯動任務的陳玉成、吳如孝等率軍由全椒南下，于4月底渡江，經江甯鎮抵闆橋、善橋一帶。

　　

　　三、摧毀江南大營

　　清軍江南大營于1858年初重建後，統帥和春設大營于滄波、高橋兩門之間。不久，強征數萬民夫，于天京城外挖掘深闊各約丈餘的長壕，綿亘百餘裏，經年始成。①1860年1月底，李秀成離浦口後，江南大營清軍水陸并進，攻陷了浦口沿江一帶太平軍壘卡二十餘座，并于2月1日占領江浦和九洑洲，進一步圍困天京。

　　4月底，各路太平軍抵達天京外圍，衆達十餘萬人，在掃清清軍外圍據點後，随即準備總攻江南大營。總攻部署是：李世賢部自北門洪山、燕子矶，李秀成部自堯化門，劉官芳、陳坤書部自高橋門，楊輔清部自雨花台，陳玉成部自善橋方向，五路并進。天京城内的太平軍則由城内出擊，配合援軍夾攻清軍。

　　5月2日，太平軍發起總攻。是日天氣晴朗，但從當晚開始降雨，連日不止，太平軍冒雨連續進攻。

　　5月4日，陳玉成部于上河鎮、毛公渡一帶搭造浮橋數道，進攻天京西南清軍營壘外牆。城内太平軍也紛紛出擊。5日，陳玉成部突破敵軍在天京西南所築長壕。當天，城内太平軍抛擲的火罐落入清軍副将雷安邦營内，引起火藥轟發，該部随即外逃。附近清軍聞之大驚，也紛紛撤出營外。太平軍乘敵人混亂之機，前後夾攻，半日之内，将江南大營西半部的五十餘座營壘全行攻破，殲滅清軍總兵黃靖以下數千人。張國梁聞西路有變，率兵往援，見營盤已失，隻得倉皇退回，破壞上方橋，企圖固守小水關以東各營壘。太平軍突破敵西南長壕，内外會師，重圍已解，士氣更高，便連夜乘勝猛攻。清軍軍營四處火起，江南大營總部所在地小水關大營也被攻破，和春等率殘部經石埠橋乘船逃往鎮江。江北及九洑洲一帶清軍也随即逃遁。于是，重建後圍困天京兩年多的清軍江南大營又被摧毀。太平軍繳獲了大量槍炮、火藥、鉛子，以及白銀十餘萬兩。

　　二破江南大營，是太平天國戰争史上最爲“得意之筆”。洪仁玕、李秀成等正确地選擇杭州作爲“攻敵必救”的目标，調動和分散江南大營清軍的兵力，然後回師急攻，内外夾擊，使數萬清軍陷入被動挨打地位，這一着是頗爲成功的。

　　太平軍在此次作戰中不僅有變内線作戰爲外線作戰的正确方針，而且有周密的計劃。在進軍浙江和回攻江南大營之先，都召開了作戰會議，統一了各将領的認識，明确了各自的任務，因而在作戰過程中能做到齊心協力，所向披靡。确如李秀成所說：“如欲奮一戰而勝萬戰，先須聯萬心而作一心。”①

　　此戰成功之處，還在于集中了優勢兵力。清軍江南大營，築有号稱“萬裏長壕”的堅固工事，即使在分兵援浙之後，仍擁有較爲雄厚的兵力。爲殲滅這股清軍，太平軍集中了天京周圍可能集中的十餘萬軍隊，因而在四五天之内，即徹底摧垮了和春、張國梁苦心經營了兩年多的江南大營。

　　洪仁玕、李秀成等在作戰指揮上比較靈活，注意了主攻、助攻、掩護、佯動相結合。進軍浙江時，由陳玉成部在皖北佯動，以迷惑和牽制敵軍；由皖南進軍杭州時，先則由李世賢部分兵活動于旌德、太平一帶進行掩護，繼則由李世賢率軍進攻湖州進行牽制，以保證李秀成部進攻杭州的勝利；由浙江回師天京時，一度派出一支部隊進占溧陽，擺出東攻蘇常的架勢，以迷惑敵人，保障進攻江南大營之戰的順利進行。

　　在這次作戰中，太平軍也有不足之處。主要是作戰目标隻圖解圍，因而進攻江南大營時，既未注意切斷敵軍的退路，又未能在敵退卻時迅速組織截擊和追擊，雖然攻破了大營，但僅斃敵三五千人，基本上打了個擊潰戰。②由于太平軍隻注意迅解京圍而沒有大量殲滅敵人有生力量，因此和春、張國梁等逃至鎮江後，又得以收集殘兵敗将二萬餘人，防守鎮江和丹陽。

　　

　　四、東征蘇常

　　1860年5月11日，洪仁玕、陳玉成、李秀成、李世賢、楊輔清、劉官芳等在天京慶賀解圍作戰的勝利，并商議下一步進兵之策。陳玉成主張救援安徽。李世賢主張南取閩浙。洪仁玕和李秀成則主張先取長江下遊，他們認爲：“爲今之計，自天京而論，四［西］距川、陝，西［北］距長城，南距雲、貴、兩粵，俱有五六千裏之遙。惟東距蘇、杭、上海，不及千裏之遠。厚薄之勢既殊，而乘勝下取，其功易成。一俟下路既得，即取百萬買置火輪二十個，沿長江上取。另發兵一支，由南進江西，發兵一支，由北進蕲、黃，合取湖北。則長江兩岸俱爲我有，則根本可久大矣。”①洪秀全采納了洪仁玕、李秀成關于先取蘇常、後攻天京上遊的主張，命令李秀成率軍東征蘇常，并限期一個月完成任務。②李秀成會同李世賢、楊輔清、黃文金等聯合東進。與此同時，陳玉成率部渡江往攻揚州，以牽制江北清軍，使其不得南渡救援蘇常；劉官芳等則率部折回皖南，屏障天京西側。

　　5月15日，東征大軍數萬人由天京出發，當天占領句容，19日大敗清軍于丹陽城外，并攻占該城。清軍死傷萬餘人，湖北提督王浚等被擊斃，和春等逃往常州，張國梁在逃跑時于丹陽南門外落水溺死。

　　太平軍攻克丹陽後，繼續追殲潰敵。5月22日，開始逼攻常州。當時，由浙江折回的總兵張玉良駐紮常州城外，所部不滿萬人。由于兩江總督何桂清未戰先逃，清軍“膽氣愈寒”，隻顧劫掠，毫無鬥志。26日，太平軍攻克該城，和春逃至蘇州西北的浒墅關，愧懼交集，自殺身死。張玉良率殘兵退守元錫。5月30日，太平軍占領無錫，張玉良等敗退蘇州。6月2日，太平軍進抵蘇州城下，受到人民群衆的熱烈歡迎。在内應和群衆的配合下，太平軍輕取蘇州城，殺江蘇巡撫徐有壬、署按察使朱鈞等多人，收降清軍五六萬，并繳獲大批洋槍洋炮。

　　在李秀成、李世賢、楊輔清等部進攻常州的同時，陳玉成督軍進逼揚州，因作戰失利，旋即揮師西向，于6月2日再攻安徽全椒，中旬又撤圍南返天京。

　　東征太平軍占領蘇州後，即向周圍擴大戰果：李秀成分兵一部繼續東進，于6月間連占昆山、太倉、嘉定、青浦，7月1日攻克松江；李世賢部于6月13日攻克吳江後，繼續南進，于15日攻占浙江嘉興，準備進軍杭州；楊輔清部也于6月中旬一度占領浙江長興，後經江蘇宜興西入皖南。

　　太平軍自5月15日從天京出發，在一個半月内，即占領了長江三角洲除上海等以外的大部地區，取得了開辟蘇常根據地的重大勝利。太平天國将這個經濟上最富庶的地區置爲蘇福省，建立了地方政權，鼓勵發展生産和貿易，使之成爲爾後數年間源源供給天京财糧的重要基地。

　　

　　五、進攻上海　　

　　太平軍攻占蘇常之後，李秀成決定乘勝進圖上海。他認爲：“今有挑選勇将千餘，勇兵數萬，勢如山嶺之堅”，攻取上海，“猶如囊中取物”。①其實，進攻上海，不僅有軍事問題，而且有外交問題，情況十分複雜。

　　上海自第一次鴉片戰争後，列爲五口通商口岸之一。1843年《虎門條約》又規定，英國可在上海設“居留地”，即所謂“租界”。其後，美、法租界亦相繼設立。租界自設“工部局”，不受中國當局治理，俨然成了“國中之國”。至十九世紀五十年代，上海已成爲中外貿易的主要商埠。因此，外國侵略者必然竭力将它控制在自己手中。

　　當太平軍進軍蘇常，兵鋒漸漸逼近上海時，英法侵略者即密切注視事态的發展，亟謀對策。當時，第二次鴉片戰争尚未結束，過往上海的英法侵略軍甚多，英法公使有恃無恐，便于5月下旬居然以維護商業爲名，宣布“保衛”上海。與此同時，以道員吳煦和上海巨商楊坊爲首的一批買辦官僚，一方面向英法積極求救，一方面雇用美國流氓華爾出面組織“洋槍隊”，公然與太平軍爲敵。6月初，華爾在上海募得外籍水手、流氓二百餘人，經過短時間的訓練，便于7月初進襲剛被太平軍陸順德部攻占的松江。華爾本想利用黎明進行偷襲，但洋槍隊均系無賴之徒，抵達城外仍酗酒喧嘩，走漏了風聲。太平軍嚴陣以待，當敵人接近城牆時，伏兵驟起，奮力攻擊。洋槍隊大敗，華爾率殘部狼狽逃回上海，不得不重新組建。7月16日，洋槍隊在七千名清軍的配合下，依仗洋槍洋炮，攻陷了松江。8月2日，華爾又率洋槍隊三百人，攜大炮二門、小炮數門，進犯青浦，并有清軍萬人（由參将李恒嵩率領）在後接應。此時，李秀成已率精兵自蘇州來援，守軍鬥志倍增。因此，洋槍隊雖然在炮火掩護下一度登上南城，終因衆寡懸殊而敗退，共計死傷一百人（三分之一），華爾也五處受傷，全部火炮及炮船均被太平軍繳獲。①華爾裹傷赴滬，補充兵員和軍械後，又回到松江。8月9日，洋槍隊和清軍再犯青浦，太平軍兵分兩路，沖出城外進行包抄，迫使其丢下槍炮，逃往松江。李秀成督軍追擊，于8月12日奪回松江，并決定乘勝進攻上海。

　　在此以前，洪仁玕和李秀成在外交方面進行過一番努力。李秀成曾于6月下旬緻書英國駐華公使，說明進取上海之必要，闡明太平天國的對外政策，表示願與各國友好往來，并邀請他來蘇州面商。其後，洪仁玕也緻書英、法、美各國駐上海領事，告以他将于蘇州與各國公使會晤。但英法侵略者決心以武力阻撓太平軍接近上海，因此，其駐華公使對李秀成、洪仁玕發出的照會，竟未予拆閱，拒不答複。

　　由于英法侵略者如此無理，李秀成等決定乘戰勝洋槍隊之餘威，奪取近在咫尺的上海。這時的上海，人口三十餘萬，駐有清軍萬餘人，英法軍二千人左右。8月16日，太平軍由青浦、松江兩路并進，前鋒于17日進抵上海西南的七寶、虹橋一帶。18日，李秀成再次緻書上海各國公使，聲明太平軍到上海後，不擾外人，并請懸挂黃旗，以便識別。随後，李秀成僅率随從三千人親抵徐家彙，準備去“接收”上海。李秀成對外國侵略者決心與太平軍爲敵這一情況估計不足，加上寄希望于駐滬兩廣兵勇的投誠内應①，故有如此輕率之舉。當天，風雨大作，太平軍随即占據附近之羅家灣。蔡元隆、郜永寬兩部進至上海城外之九裏橋，大敗清軍。于是，李秀成督軍直逼上海縣城西、南兩門。正準備入城之際，突遭英法軍的猛烈射擊。太平軍未予還擊，隻是搖手示意，請勿放槍，要求通話；但侵略者不予理睬，繼續射擊。太平軍前進受阻，傷亡數百人，隻得後撤。19日，太平軍再次抵近縣城，又遭英軍射擊，依舊未予還擊。20日，後續太平軍三萬人進至上海城郊，李秀成督軍由西門外轉向英租界，于跑馬場附近又遭英軍襲擊。同時，停泊在蘇州河中的兩艘英艦也發炮轟擊。在此情況下，太平軍隻得後撤徐家彙。

　　太平軍多次進攻受阻，且發覺内應無望（準備起事的兩廣兵勇事前即被江蘇巡撫薛煥鎮壓），乃于8月24日撤離上海。當時，張玉良所部清軍反攻嘉興甚急，守将求援，李秀成便率全軍往援。

　　洪仁玕、李秀成決定進攻上海，以爲可以輕取，反映出當時太平天國的領導者對外國侵略者的本質和外交鬥争的複雜性缺乏認識，因此，在沒有調集足夠兵力，進行必要準備與合理部署的情況下，便貿然行動，把希望寄托在列強的中立和清軍内應的配合上，結果兩者落空，唾手而得上海的願望頓成泡影。這樣，不但長了敵人的志氣，而且耽誤了以後攻鄂救皖的時間。在英法侵略者尚未撕下“中立”外衣，并未主動向太平軍進攻的情況下，太平軍本應暫緩進逼上海，在占領蘇常之後立即回師西進，集中力量打擊對自己威脅最大的湘軍，發展和鞏固天京上遊的根據地。果如此，則爾後形勢的發展将會有所不同。


第五节 安庆会战

　　安慶是天京上遊的重要門戶①，它的得失，對太平天國後期戰争的全局關系極大。按照1860年5月天京軍事會議作出的決定，太平軍東取蘇常，是爲“合取湖北”準備條件；而“合取湖北”，實際上又是爲了保衛以安慶爲主的安徽根據地（最終是爲了保衛天京）。所以，從1860年9月以後，盡管戰場很寬，烽煙遍及大江南北，但從全局來看，争奪安慶乃是戰局的重點所在。安慶争奪戰持續了一年之久，成爲直接關系着天京安危的一場大決戰。

　　

　　一、 雙方戰略意圖與部署

　　江南大營崩潰後，清王朝将鎮壓太平天國的希望進一步寄托在曾國藩及其湘軍身上。早在1860年春，湘軍即在鄂軍配合下大舉入皖，推進到宿松、太湖、潛山、霍山一線。太平軍進行二破江南大營作戰時，湘軍正積極準備繼續東犯，進圍安慶。同年6月8日，當李秀成等率軍東征時，清廷以曾國藩署理兩江總督，賞加兵部尚書銜，令其“即統率所部兵勇，取道甯國、廣（德）、建（平）一帶，徑赴蘇州，相機兜剿，以保全東南大局”①。但曾國藩認爲，要保江南，必須先控上遊，因而對于鹹豐帝的谕令，他總是強調兵力不敷而消極拖延。曾國藩認定安慶爲必争之地，“目前關系淮南之全局，将來即爲克複金陵之張本”②。因此，令其弟曾國荃率湘軍近萬人相繼進紮安慶北面的集賢關，于城外開挖長壕二道，前壕用以圍城，後壕用以拒援。但在鹹豐帝的一再催促下，曾國藩不得不将圍攻安慶的任務交給曾國荃，自率萬人（半數以上爲“新募之卒”）于7月初自宿松開赴長江南岸，月底立大營于皖南祁門，擺出一副東進蘇常的架勢。實際上，曾國藩心有成算，他把湘軍主力和戰将留在安慶周圍，自己進至江南，不過是爲了應付清廷，并牽制南岸太平軍，以掩護北岸湘軍奪取安慶。

　　1860年8月10日，清廷任命曾國藩爲兩江總督、欽差大臣，督辦江南軍務，所有大江南北水陸各軍，統歸其節制，随後，又接連催促他體察情形，進兵江浙。曾國藩以“皖南安則浙江亦安”爲由，拒不應命，其戰略意圖仍然是千方百計奪取安慶。同年9月，湘、鄂軍已深入安徽腹地：在江北，副都統多隆阿率鄂軍萬餘人進攻桐城，提督楊載福率湘軍水師破枞陽、攻池州，與圍困安慶的曾國荃部聲勢相聯。在江南，道員張運蘭率湘軍四千由徽州（今歙縣）取道旌德進援甯國府；總兵鮑超部湘軍六千餘人攻泾縣；道員李元度也率新募之湘勇三千餘人自湖南開抵祁門。曾國藩則坐鎮祁門調度指揮。

　　對太平天國來說，安慶同樣是生死攸關的必争之地。1853年2月，太平軍自武漢進軍金陵時，曾攻克安慶，旋即棄守。同年5月，太平軍自天京西征，于6月 10日再占安慶，即設西征軍大本營于此。從那時起，安慶就成爲僅次于天京的政治、軍事中心。自1858年夏九江失陷之後，安慶就成了天京上遊唯一的重要屏障。安慶一旦有失，湘軍便可直窺天京，嚴重威脅太平天國統治中心的安全。

　　按照 1860年5月天京會議确定的戰略方針，“一俟下路既得”，即應“沿長江上取”湖北。由于安慶已爲湘軍所困，救援安慶便成了太平軍的當務之急。同年9月下旬，天京最高當局決定再次采用“圍魏救趙”之計，即按原定方針進軍湖北，以期安慶不救自救。根據這一目标确定的進軍部署是，兵分五路，江南江北并進：陳玉成率軍從長江北岸西進，經皖北入鄂東；李秀成率軍從長江南岸西進，經皖南、江西進入鄂東南；楊輔清、黃文金率軍沿長江南岸趨贛北；李世賢率軍經徽州入贛東；劉官芳率軍攻祁門曾國藩大營。以上五路中，李秀成和陳玉成兩路取大鉗形攻勢，預定次年春會師武漢，占領湘、鄂軍的後方基地，以調動圍攻安慶之敵；後三路主要是牽制皖南和江西湘軍，并伺機殲敵。每路兵力少者數萬，多者十餘萬。①

　　

　　二、“五路救皖”計劃的落空

　　（一）陳、李“合取湖北”半途而廢

　　1.陳玉成部的作戰行動

　　陳玉成是救援安慶的積極倡議者。他于9月30日率軍自天京北渡，10月10日即占領皖北定遠之爐橋，14日西圍壽州（今壽縣），15日又分兵一部攻六安。20日從壽州撤圍南走，一方面加強進攻六安的兵力，一方面進攻舒城，但均未奏效。11月26日，陳玉成聯合撚軍龔得樹、孫葵心等部（共約十餘萬人），進至桐城西南的挂車河一帶，紮營四十餘座，試圖直接救援安慶。12月5日，陳玉成部遭到多隆阿部鄂軍萬餘人的進攻，稍有損失。以後，連續數日閉壘不戰。 12月10日，多隆阿部與新任安徽按察使李續宜所部湘軍近萬人（屯于新安渡）向陳玉成部聯合發起進攻，南北夾擊。正酣戰間，都司雷正绾率領的步隊七營、副都統溫德勒克西率領的馬隊，“均由後路抄出”。“諸路并進，槍箭齊施，……圍殺三時之久”。②陳玉成部遭敵圍攻，傷亡數千人（孫葵心也傷重身亡），損失慘重，不得不北走廬江，進行休整。1861年1月初，陳玉成又派兵一部進攻枞陽，被湘軍水師總兵李成謀和遊擊韋志俊（太平軍降将）所部擊退。至此，陳玉成企圖直接救援安慶的努力完全失敗。

　　1861年2月，南岸的李秀成部已由浙入贛，正向西挺進中。陳玉成便按照“合取湖北”的既定方針，開始向湖北進軍。2月26日，他先遣撚軍孫葵心餘部前往河南固始、汝陽（今汝南）等處，以牽制清軍，掩護入鄂之師，然後于3月3日親率數萬大軍西進。中旬，連下霍山、英山和湖北蕲水（今浠水）、黃州府（今黃岡）。22日，陳玉成在黃州府會見了英國參贊巴夏禮①。巴夏禮借口維護英國的商業利益，危言聳聽地“勸告”陳玉成不要進攻武漢。②陳玉成果然上當，決定中止向武漢進軍。除留賴文光率部駐守黃州府外，分兵數路，于3月下旬至4月中旬先後占領湖北蕲州、黃安（今紅安）、德安府（今安陸）、孝感、黃陂、随州（今随縣）、雲夢、應城、麻城等地，但大都旋取旋棄。由于曾國藩等堅持“但求力破安慶一關，此外皆不遽與之争得失”③的方針，鄂省後方空虛，因而太平軍分兵攻取各地時，如入無人之境。當時，武漢及其附近的清軍僅有一萬人左右，如果陳玉成決心果斷，堅決進軍武漢，是有可能達到預定目的的。無如陳玉成一時失策，輕信外國殖民主義分子的訛詐，以緻功虧一篑，鑄成大錯。1861年4月下旬，陳玉成鑒于安慶被圍日緊（其眷屬俱被困城中），又不見李秀成部如期入鄂，遂決計放棄“合取湖北”的計劃，親率所部東下，複直接馳援安慶。

　　2.李秀成部的作戰行動

　　1860年9月下旬，李秀成率部解嘉興之圍，班師蘇州後，接到天王洪秀全令其提師趕赴上遊的诏書。他随即将蘇福省的軍政事務交給陳坤書接任，自率大軍于10月初旬回到天京受命。

　　10月下旬，李秀成率軍自天京出發，經安徽太平府（今當塗）、蕪湖、繁昌、南陵、石埭（今廣陽），于12月1日越羊棧嶺進占黟縣，離曾國藩的祁門大營僅六十裏。正在進攻休甯的湘軍鮑超、張運蘭兩部（共約萬人）見後路被斷，急忙回師反攻。2日，太平軍稍卻，退守黟縣北面的盧村。3日，又與鮑、張兩部戰于休甯柏莊嶺，陣亡數百人（曾國藩謂“斃賊四千餘人”）。盡管李秀成部進入黟縣對曾國藩震動極大（他當即給曾國荃等寫了遺囑性的書信），但李秀成根本無意進攻祁門，隻圖過境，因此，既受阻于湘軍，便率部改道徽州，過屯溪，到婺源，繼又折入浙江境内，在常山過年。①

　　1861年2月中旬，李秀成部自浙江進入江西，經玉山、廣豐、廣信府，于3月中旬進攻建昌府未克，下旬進攻撫州府又未克，乃南趨崇仁、宜黃，4月4日又由樂安北占新淦，次日進占樟樹鎮（今清江）。由于贛江水漲及清軍和地方團練的防堵，未能過江，便沿江南進，于19日自吉水一帶渡過贛江，20日占吉安。 22日，棄城北進，5月2日攻臨江府不克，繼續北上，連下奉新、瑞州府（今高安）、武甯、新昌（今宜豐），于30日占領義甯州（今修水）。6月上旬，分三路進入湖北：右路由武甯北攻湖北興國州（今陽新）；中路由義甯州北攻通山；左路西攻通城。鄂東南一帶群衆約三十萬人争相加入太平軍，使李秀成部兵員大增，号稱五十萬。

　　李秀成部進入鄂東南後，前鋒于6月中旬一度占領武昌縣（今鄂城）。此時，李秀成接到賴文光發自黃州府的禀報，得知陳玉成部早已回師東援安慶，他對攻鄂本不甚積極，便于7月上旬令所部撤出湖北，折入贛西北地區。就這樣，太平軍又一次失去了一舉奪占武漢的良機，兩路“合取湖北”的計劃至此徹底落空。

　　

　　（二）楊、黃進軍贛北失利

　　太平軍攻克蘇常之後，楊輔清率部經江蘇宜興進入皖南，于1860年6月23日占領廣德，29日棄之，進攻甯國府。曾國藩根據清廷命令，于9月中旬派張運蘭部湘軍由祁門取道旌德前往救援。與此同時，李世賢部亦自浙江進入皖南，協同楊輔清圍攻甯國府，終于在9月26日再次攻下該城。

　　同年12月初旬，楊輔清部自甯國府循長江南岸西進，于12月8日開始圍攻建德。15日，與自蕪湖西來會師的定南主将黃文金部數萬人共同攻下該城。建德是曾國藩祁門大營與江北之間的交通孔道。建德一失，祁門與江北湘軍主力之間的聯系受阻，因此，曾國藩急忙派副将唐義訓等率部往攻。太平軍猝不及防，建德于 12月28日複陷敵手。其後，楊輔清率部退回甯國府。在此以前，黃文金和營天義李遠繼等率部進入贛北，于12月20日攻占彭澤，22日李部占景德鎮東北的浮梁，24日黃部攻湖口不下，次日南占都昌，李部則由浮梁西占饒州府（今波陽）。以上所占各地除饒州府外，不久即被湘軍攻陷。

　　1861年1月5日，黃文金、李遠繼率軍二萬餘人自饒州分數路東攻景德鎮。由于左宗棠①督軍力拒，未能得手。7日再攻浮梁，又爲左部擊退。2月18日，湘軍鮑超部（1月8日自皖南休甯經祁門來援）和左宗棠部與黃、李兩軍戰于景德鎮西北的洋塘謝家灘。湘軍分三路進攻，太平軍也分三路抗擊，雙方鏖戰四小時之久。由于平分兵力，太平軍傷亡甚衆，黃文金等隻得率餘部退回建德境内，一部占據縣城，大部據守金家村、黃麥鋪一帶。3月7日，鮑超商請皖南鎮總兵陳大富率部列陣于建德城外，牽制城内太平軍，自率所部湘軍及左宗棠軍一部，分三路向黃麥鋪發起進攻。太平軍再次失利，建德縣城也于當日失守，遂被迫繼續東撤，退到蕪湖休整。

　　黃文金等率軍進入贛北，“連陷數城，意在斷祁門之糧路，解安慶之重圍”②。由于進攻景德鎮和浮梁受挫，複有洋塘及黃麥鋪之敗，以緻計劃落空。

　　

　　（三）擊破曾國藩祁門大營良機的喪失

　　1860年9月下旬，李世賢部協助楊輔清部攻下皖南甯國府，随即南下，于10月6日攻占績溪。10月8日，李世賢等督率四萬餘人進攻徽州，大敗新任皖南道李元度所統湘軍三千人及來自祁門的湘軍援兵三千餘人，于次日占領該城，12日又占休甯。10月16日，李世賢突然率部由徽州折回浙江，似欲牽制浙江清軍，掩護劉官芳等部的行動。10月20日，李部占浙江嚴州府（今建德東）。11月下旬，又北占臨安、富陽，一度進逼杭州，旋又北攻湖州。12月7日，因攻湖州不克，又西進皖南徽州，後與劉官芳部聯絡，作戰于祁門附近地區。12月底，李世賢部自休甯逼近曾國藩祁門大營。劉官芳部則自北路破禾戍嶺、羊棧嶺，入黟縣盧村，向祁門進逼，後爲湘軍鮑超部所敗，退出羊棧嶺外。1861年1月4日，李世賢部也被湘軍張運蘭部擊敗，退守黟縣東面的蘭田。6日，李世賢又分兵兩路猛攻黟縣東南的漁亭，仍未得手。

　　劉官芳部退出羊棧嶺後，屯于石埭一帶。2月 15日，探知鮑超部自大營援景德鎮，便分兵二路，攻破祁門北面的大洪嶺（距祁門六十裏）和西北的大赤嶺（距祁門八十裏）。次日，西路進至距祁門四十裏的曆口，給曾國藩以極大震動。17日，太平軍繼續向祁門進逼，前鋒進至離祁門僅十八裏的石門橋，但遭到湘軍副将唐義訓部的伏擊，敗退至大赤嶺外。

　　李世賢由于進攻祁門未果，乃于3月8日進占婺源，準備繞道江西，切斷皖南湘軍糧道，伺機回攻祁門。22日，敗左宗棠軍王開琳等部于婺源甲路，4月9日攻占景德鎮，陣斃總兵陳大富等多人。左宗棠率部退走樂平，李世賢即傳令東攻祁門。4月15日，李世賢在東進途中聞留駐江西的部隊遭到左部反擊，便不分主次，立即回軍進攻樂平。在此以前，左宗棠“饬各營傍樂平縣城東南，加修外壕，周十餘裏，令南鄉團練入城固守，以作疑兵”，湘軍則分守外壕。①4月22日午刻，當李世賢部逼近外壕時，湘軍“排槍轟擊”。太平軍“屢卻屢前”，奮勇環攻，與敵相持至夜，并利用城外燒毀未盡的民房“穴牆開炮”，但終未攻克。23日，李世賢拟集中兵力攻敵一隅，乃調主力由城東北繞攻城西，予敵以大量殺傷。不意湘軍以攻爲守，分三路越壕出擊，拚死力戰，太平軍不支撤退，于高橋阻于小溪，人馬“自相蹈藉”，傷亡甚衆。①由于進攻受挫，李世賢随即率軍東返浙江。于是，李世賢部和劉官芳部所擔負的進軍贛東和攻擊曾國藩祁門大營的任務都未能完成。

　　本來，1860年底至1861年初，曾國藩祁門大營已陷于太平軍的四面包圍之中：西南的浮梁、景德鎮一帶有李遠繼部；東北的黟縣山嶺間有劉官芳等部；東南的休甯一帶有李世賢部；南面有李秀成部方抵婺源。曾國藩勢孤力單，岌岌可危。他在信中哀歎：“自十一月來，奇險萬狀，風波叠起。文報不通者五日，饷道不通者二十餘日。”②特別是李世賢部攻占景德鎮之後，皖南湘軍米糧無繼，曾國藩感到“無日不在危機駭浪之中”③。他曾移營休甯，親自督軍進攻徽州，企圖打通浙江糧道，又告失敗。在絕望中，他不得不寫下遺書部署後事。其幕僚們也都惶惶然不可終日。及至左宗棠部湘軍敗李世賢部于樂平，曾國藩才感到“心緒略舒”，宛如絕路逢生。當時，皖南湘軍不過三萬人，其中半數爲新募之勇，戰鬥力不強，而太平軍在皖南的兵力總數一度十倍于敵，如果天京最高當局實行統一計劃、統一指揮，及時協調前線各軍的行動，對曾國藩的祁門大營步步緊逼，不斷縮小包圍圈，力求将其全殲或給以殲滅性的打擊，則對整個戰局将起重大的影響。可惜，各路太平軍非但沒有統一的作戰指揮，而且根本沒有會攻祁門大營的計劃，以緻喪失良機，使曾國藩及其湘軍逃脫了在皖南覆滅的命運。

　　

　　三、安慶的失守

　　（一）戰前态勢

　　自1860年夏初湘軍圍困安慶以來，守城太平軍約二萬人在謝天義張朝爵、受天安葉芸來率領下，堅守城池，以待援兵。

　　1861年4月下旬，陳玉成棄鄂回皖，率軍三萬人由黃州等處經宿松、石牌，于4月27日進至安慶集賢關，逼近圍城的曾國荃部湘軍。4月29日，陳玉成與城内守将葉芸來分別率部紮營于城東北的菱湖南北兩岸，連夜築壘十八座（北岸十三、南岸五），并以小艇溝通兩岸聯系。與此同時，天京當局鑒于“合取湖北”以救安慶的計劃未能實現，決定由幹王洪仁玕、章王林紹璋自天京率兵直接救援安慶；定南主将簧文金也率部自蕪湖西援。1861年5月1日，洪仁玕、林紹璋等會合桐城、廬江一帶的吳如孝部，共二萬餘人，進至安慶北面的新安渡、橫山鋪、練潭一帶，連營三十餘裏，謀與陳玉成部會師，共解安慶之圍。曾國藩驚呼：“所有安慶官軍曾國荃等各營，城賊撲之于前，援賊撲之于後，勢殊危急。”他決心投入更大的兵力，與太平軍決戰于安慶，聲稱“賊以全力救安慶，我亦以全力争安慶。……迅克安慶，大局乃有挽回之日，金陵乃有恢複之望”。①于是，一場争奪安慶的殊死搏鬥展開了。

　　5月10日，曾國藩自祁門移營至長江邊上的東流，就近指揮；同時，将鮑超部六千人自景德鎮調往江北（5月15日抵石牌）。坐鎮太湖的湖北巡撫胡林翼也調總兵成大吉部五千人赴援安慶。爲對付陳玉成和洪仁玕、林紹璋南北兩路援軍，胡林翼提出了一個“南遲北速”的作戰方針。他說：“打璋（林紹璋）、玕（洪仁玕）宜速，打狗（對陳玉成的誣稱）宜遲、宜持重，（集賢）關内外無米糧，迫而蹙之，彼必求戰，彼求戰而我應之，必大捷。”①

　　

　　（二）直接救援安慶失利

　　5月初開始，太平軍與敵人在安慶城外展開了激烈的争奪戰。1日，陳玉成及葉芸來部與湘軍曾國荃部及楊載福部水師戰于菱湖，未分勝負。2日，多隆阿以所部近萬人（4月30日由挂車河進至安慶北面的高河鋪）分四路向練潭和橫山鋪猛撲。太平軍營地不堅，旋被攻破。駐新安渡的太平軍一萬餘人前往救援，多隆阿以三營步兵迎面接戰，以五營步兵從側翼攻擊，以馬隊繞到後面攻擊。太平軍前後受敵，傷亡甚衆，洪仁玕、林紹璋、吳如孝率餘部退守桐城。3日，自蕪湖來援的黃文金部太平軍七八千人及撚軍二萬餘人趕到，紮營于桐城東南的天林莊一帶。6日，黃文金會同洪仁玕、林紹璋、吳如孝等督率三萬人，分兵兩路，主力直趨新安渡，一部（約五六千人）進攻鄂軍挂車河老營。多隆阿由高河鋪調步隊十三營馳援新安渡，并調駐挂車河的記名副都統金順率馬隊往援。待太平軍接近新安渡時，多隆阿部從左右兩翼進行包抄，金順則率馬隊繞至香鋪街，從後路截擊。太平軍以爲中了埋伏，紛紛敗退，撤回天林莊。進攻挂車河的太平軍也被協領穆圖善等部清軍擊退。黃文金等部爲多隆阿部所阻，無法與陳玉成部會合，便撤出天林莊，退至桐城東面的孔城鎮。

　　陳玉成見洪仁玕等所率援軍受阻，而湘軍總兵鮑超、成大吉兩部又将來到，知安慶解圍不易，便于5月19日留部将劉瑲琳、李四福、朱孔堂等率部據守集賢關内外各壘，自率馬步五六千人繞道赴桐城，以便與洪仁玕等會商進軍事宜。多隆阿聞訊，即派兵追擊，使負責斷後的黃金愛部太平軍傷亡千餘人。

　　5月20日，陳玉成抵達桐城，與洪仁玕、林紹璋等會晤，商定于23日分三路進攻挂車河之敵：陳玉成率四千人出挂車河之左，洪仁玕率七千人自江家橋由中路進攻，林紹璋、孫葵意率太平軍和撚軍共萬餘人由棋盤嶺出挂車河之右。多隆阿事先得到了上述情報，決定“乘其布置未定，先發制人”①，當即派出馬隊多起，分路設伏。24日黎明，太平軍發起進攻，多隆阿親率馬步各營，“分兵五隊，揚旗而出”，前三隊三路迎戰，後兩隊爲預備隊，“列隊不動”。正酣戰間，多軍伏兵從太平軍後方沖出，太平軍陣腳遂亂，紛紛後退。多軍乘勢進擊，太平軍傷亡較衆，不得不退回桐城。

　　在此以前，湘軍援兵鮑超、成大吉兩部共萬餘人已于5月20日抵達集賢關外，并立即進攻關外赤岡嶺的四座太平軍營壘，被劉瑲琳所部擊退。此後，湘軍改變戰法，在赤岡嶺附近修築炮台數十座，從6月2日開始，不斷對赤岡嶺四壘實施轟擊。8日，太平軍三壘被毀，守将李四福、朱孔堂以下千餘人或戰死或被俘，惟劉瑲琳所在的第一壘仍頑強抵抗。9日，成大吉部奉調回援湖北（當時李秀成部正向鄂東南進軍），鮑超部繼續圍攻劉瑲琳部。當日午夜，劉瑲琳等冒死向北突圍，鮑超率馬步兵追擊。由于溪水泛漲，突圍北走的太平軍大多被湘軍擒殺，劉瑲琳也被敵人俘虜，肢解處死。赤岡嶺四壘守軍（共約四千人）均系太平軍精銳，此次全部被殲，使陳玉成部的戰鬥力大受影響。

　　7月1日，太平軍平西主将吳定彩部（由蘇北來援）自菱湖北向湘軍發起攻擊，被同知曾貞幹所部擊敗。7月8日，曾國荃督軍對菱湖南北兩岸的十八座太平軍營壘發動進攻，太平軍因接連受挫，士氣低落，以緻數千人出降（結果均被殺），吳定彩率殘部退入安慶城内。至此，安慶完全成了一座孤城，戰局更加被動。

　　

　　（三）安慶失陷及其教訓

　　太平軍繼“合取湖北”間接救援安慶的計劃落空後，直接派兵解圍的努力又告失敗，安慶城内守軍被圍年餘，糧食告罄，出城降敵者與日俱增，形勢極度惡化。

　　陳玉成在進攻挂車河受挫後，6月下旬于皖北無爲會晤楊輔清，約其出兵共解安慶之圍。7月下旬，楊輔清率部自甯國府出發，渡江後，經無爲西進，會合陳玉成部，繞經六安、霍山、英山、宿松，于8月6日攻太湖不下，取道小池驿、黃泥港東趨清河、三橋頭、高樓嶺，直至馬鞍山，由南面威脅挂車河多隆阿部營壘。與此同時，林紹璋、吳如孝率六七千人，自桐城西趨挂車河，黃文金率五六千人，自呂亭驿一帶繞至姬公廟、麻子嶺，以爲策應。多隆阿自率馬步各營迎戰林、吳兩部太平軍，并派總兵雷正绾率隊迎擊黃文金部。8月7日，雙方鏖戰三小時，太平軍不支，退入桐城。其後，太平軍以一部駐桐城，牽制多隆阿軍，以大部趨安慶，進攻湘軍圍師之背。8月21日至24日，陳玉成、楊輔清等部約四五萬人，陸續進抵集賢關内，在關口、毛嶺、十裏鋪一帶紮營四十餘座，安慶城内的太平軍也列陣于西門一帶，遙相呼應。25日和26日，陳玉成、楊輔清等督軍向曾國荃部湘軍後壕發起進攻，輪番沖鋒，西北方向的進攻尤爲激烈。曾國荃督率各營堅守營壕，待太平軍逼近時，槍炮齊發，使太平軍傷亡甚衆。8月28日至9月2日，太平軍每夜都對敵營進行襲擊，并在菱湖北岸陸續建起了十餘座營壘。9月3日夜，又發起猛烈進攻，同時用小船運米入城，但被湘軍水師全部搶去。城外太平軍無法攻破湘軍的包圍圈，城内太平軍米糧枯竭，軍心進一步渙散。

　　9月5日淩晨，湘軍于北城用炸藥轟塌城牆，紛紛登城，攻入城内，會同長江水師，南北夾擊，濫肆屠殺。守城太平軍全軍覆沒，葉芸來、吳定彩殉難，張朝爵乘船突圍，不知所終。

　　安慶失守，标志着自1860年9月開始的太平軍“五路救皖之策”的徹底失敗。從此，太平天國後期戰争形勢更加惡化。洪仁玕說：“我軍最重大之損失，乃是安慶落在清軍之手。此城實爲天京之鎖鑰而保障其安全者。一落在妖手，即可爲攻我之基礎。安慶一失，沿途至天京之城相繼陷落不可複守矣。安慶一日無恙，則天京一日無險。”①

　　在長達一年的安慶會戰中，太平軍動員了數十萬兵力，與以湘軍爲主的清軍進行了反複激烈的搏鬥，最終歸于失敗，教訓極爲深刻。從戰略上看，太平軍處于一種被動保守地位，爲安慶一城的得失所左右，被迫同敵人進行戰略性的決戰，失掉了獨立自主地組織使用自己力量的自主能力。同時，在會戰指導上又犯了一系列錯誤。

　　第一，主要将領缺乏一緻而堅定的決心。除陳玉成積極主張救援安慶外，其他主要将領李秀成、李世賢、楊輔清等，對于“五路救皖之策”的态度并不十分積極，以緻西進的行動相當遲緩。當安慶極度危急之際，擁衆數十萬的李秀成由鄂返贛後，不主動配合陳玉成等部進攻安慶外圍之敵，竟率部東返，更是嚴重影響了整個戰局。

　　第二，主要将領決心不果斷。陳玉成率部進入湖北後，竟輕信巴夏禮的訛詐，中止進軍武漢，以緻功敗垂成。李秀成率部逼近武昌時，同樣不堅決果斷地奪取武漢，見陳玉成部東返，便折回江西。陳、李兩部長途跋涉，徒勞往返，喪失了戰場上的主動權。其實，盡管曾國藩和胡林翼都聲稱不論武漢能否保住，決不撤安慶之圍，但如果陳、李兩部堅決執行會攻武漢的既定方針，進而積極向湘、鄂腹地發展，直搗湘軍和鄂軍的老巢，還是能夠調動安慶圍敵的。李秀成部逼近武昌時，先則有成大吉部由安慶前線回援，繼則有胡林翼自太湖率部沿江西上，亟援武昌，就是明證。

　　第三，缺乏集中統一的指揮。太平軍最高當局雖有“合取湖北”以救安慶的總的戰略意圖，但既無詳細的作戰計劃，又不指定前線最高指揮官，以緻各路将領基本上處于各行其是的狀态。李秀成、李世賢、楊輔清、黃文金等部雖然同屬江南戰場，但也互不統屬，以緻不能協調一緻地給危如累卵的曾國藩祁門大營以殲滅性的打擊，最後反被敵人各個擊敗。在江北戰場，後期集中了較多的部隊，身居要職的幹王洪仁玕也一度親臨前線，但同樣沒有擺脫各自爲戰的狀态，因而始終未能突破敵人的包圍圈，解安慶之圍。

　　第四，作戰指揮主觀急躁，不能根據敵人的特點采取适宜的戰法。曾國荃等根據曾國藩不攻堅，不出戰，堅守勿撤，長期圍困的指示，一直深溝高壘，靜待戰機。太平軍方面，則由于安慶被圍日久，陳玉成等解圍心切，作戰指揮上表現出急躁莽撞。太湖、潛山未下，就攻桐城挂車河之敵，桐城外圍之敵未除，又攻安慶圍敵，結果徒勞兵力，一處也未能攻下。太平軍沒有穩固的後方，也沒有可靠地控制通道，因而供應得不到保證，難以持久作戰。敵軍見其“意在速戰”，于是采取“深溝高壘，姑作如不欲戰之狀”，“待其逼近求戰，而後從容應之”①的方針，使太平軍屢攻受挫。陳玉成等不注意認真偵察和研究敵人的作戰企圖，不能針對敵人堅守長圍和積極增援的特點，采取相應的對策。隻是從迅速解圍的願望出發，多次倉促發動進攻。結果安慶之圍未解，解圍之兵先潰，終至城陷軍滅，徹底失敗。倘若能審時度勢，有計劃有準備地集中優勢兵力（當時太平軍在數量上占有優勢），使用一部兵力以圍制圍（從圍敵外面築壘包圍），主力則集中打援，力求調動敵人，于運動中包圍殲擊之，待大量殲滅援敵而又疲困了圍敵之後，再内外夾擊，則安慶會戰的結局可能大不相同。


第六节 李秀成部回师江浙与再攻上海

　　1861年7月中旬，李秀成中止進軍武漢，率部由湖北退入江西義甯州和武甯一帶後，竟置安慶和天京上遊的嚴重局勢于不顧，傾全力回師江浙。加之天京最高當局對第二次鴉片戰争結束後出現的中外反動勢力進一步勾結起來共同鎮壓太平軍的新形勢認識不清，在李秀成部攻占杭州之後，決定再次進攻上海，最後上海未下，湘軍卻乘勢進逼天京，以緻太平天國革命戰争的形勢迅速惡化。

　　

　　一、攻佔浙江

　　1861年4月，李世賢部在江西樂平戰敗之後，即回師浙江，于5月初占領常山、江山，而後分路東進，連占遂安（今淳安西南）、壽昌（今建德西南）、龍遊（今衢縣東）、金華。6月，又連占遂昌、松陽、處州、永康。7月下旬，一度占領嚴州。9月底，前鋒進抵諸暨、東陽一線，浙江西部和中部的大部地區已在太平軍的控制之下。

　　同年7月19日，從湖北退入江西義甯州和武甯一帶的李秀成部進占靖安，逼近南昌。曾國藩在東流聞訊，急調原拟援鄂的鮑超部七千人由宿松南渡長江，經九江馳援南昌。8月14日，李秀成率部由瑞州府進向臨江府。24日，鮑超率部經瑞州南下，李部随即東渡贛江，屯于樟樹鎮一帶。27日，李部分三路沿贛江北攻南昌，在豐城爲鮑部所敗。李秀成不敢戀戰，于30日率部東趨撫州府，圍城多日不克，而鮑部将至，乃于9月8日撤圍東走。16日，在河口鎮一帶會合自廣西東返的石達開舊部汪海洋、朱衣點、童容海等部及天地會衆共約二十萬人。之後，李秀成便率領号稱七十萬人的大軍，進入浙江。

　　10月5日，李秀成部開始圍攻浙江衢州，不克，11日撤圍東走，過蘭溪北上嚴州，與正在圍攻該城的李世賢部會合。随後，李秀成率部北進，連下新城（今富陽西南）、臨安，于20日占領杭州西面的餘杭，進逼省城。接着，陸順德部自富陽東進，于10月27日占蕭山，11月1日占紹興。未幾，李容發（李秀成之子）、李容椿（李秀成之侄）也率部趕到紹興，協助守城。至此，李秀成部完成了對杭州的包圍。①11月4日，李秀成督令陳炳文、童容海等率部攻占城外要點饅頭山，連破望江、候潮、鳳山各門外清軍營盤，切斷了守城清軍與外部的聯系。7日，廣西提督張玉良率兵萬餘自上遊援杭，被太平軍擊敗（張玉良也于21日被擊斃）。從此，清杭州将軍瑞昌、巡撫王有齡、提督饒廷選等率兵數萬人困守孤城，食糧漸趨枯竭。12月10日，武林、錢塘、清波門外的各營清軍投降太平軍。29日，清軍兵勇紛紛潰散，太平軍各部乘勢緣梯而入，打開鳳山、候潮、清波等門，大隊入城，占領杭州。王有齡等自殺，布政使林福祥、總兵米興朝等被擒。杭州既破，李秀成命暫停進攻滿城，允許杭州将軍瑞昌率部退走。瑞昌頑抗，李秀成乃于31日下令攻破滿城。瑞昌以及副都統傑純、關福等自殺。

　　在李秀成部進攻杭州的同時，李世賢部于10月20日再克嚴州，随即向浙東發展，連占嵊縣、新昌、上虞、天台、奉化、慈谿（今甯波市西北）、鎮海、仙居、台州（今臨海）、黃岩、太平（今溫嶺）等府縣，對甯波形成包圍之勢。甯波是第一次鴉片戰争後開辟的五個通商口岸之一。太平軍進逼甯波，外國人甚爲恐慌，多方進行幹預。11月28日，英國駐華海軍司令賀布從日本趕回上海，即派軍艦一艘開赴甯波，企圖阻撓太平軍的進攻。同日，駐甯波的英、美、法領事會商保護外人辦法，并派人前往餘姚、奉化會晤太平軍主将黃呈忠、範汝增。黃、範均答允入城後保護外國人生命财産的安全，但同時指出，外國人不得援助清軍。12月9 日，太平軍分南北兩路向甯波推進，守城清軍紛紛潰逃，因而未遇任何抵抗即占領了甯波府城。

　　

　　二、再攻上海

　　（一）李秀成部挺進上海與英法聯軍進攻太平軍

　　第二次鴉片戰争結束後，外國侵略者爲了攫取不平等條約中規定的開埠、賠款、割地、内河航行、海關特權等一系列侵略權益，希望中國有一個象清王朝那樣既軟弱無能而又相對穩定的政權；而清王朝也早已意識到太平天國是其緻命的威脅，迫切需要借助外國侵略者的力量來鎮壓太平軍。中外反動勢力這種反革命利益的一緻性，成爲它們相互勾結起來鎮壓太平天國革命的客觀基礎。 1861年3月，英國駐華海軍司令賀布曾向天京當局提出太平軍不得進入上海、吳淞三十英裏之内的無理要求。天京當局經過反複斟酌，同意了上述要求，但以當年爲限，期滿作廢。年底，英國方面又派人到天京要挾，天京當局明确予以拒絕。

　　1862年1月7日，即太平軍攻克杭州後的第八天，李秀成督令譚紹光、郜永寬、李容發等部向上海進軍。與此同時，原駐蘇州一帶的太平軍也在劉肇均率領下，經嘉定進逼寶山、吳淞。至1月20日，各路太平軍分別占領了青浦、奉賢（今上海市奉賢縣奉城鎮）、南彙、川沙。西路前鋒抵達寶山縣吳淞鎮一帶，東路前鋒抵達高橋鎮，基本上完成了對上海的包圍。

　　清廷認爲，上海“僻處一隅，于用兵固爲絕地，而海關爲饷源所出，自應亟籌保護。”①當時，上海由江蘇巡撫薛煥等統帶四萬兵勇駐防（城内隻有八千人），多數爲殘兵敗将，戰鬥力不強。而這時湘軍正欲進逼金陵，也難以抽兵增援上海。清廷渴望英法侵略者給予援助，于是，同治帝（清穆宗載淳》谕令薛煥等：“與英法兩國迅速籌商，克日辦理，但于剿賊有裨，朕必不爲遙制。”②

　　2月13日，駐滬英法侵略軍頭目會商防務，大緻确定：由英軍防守英、美租界，兼守北門及附近城牆，由法軍防守法租界和上海縣城。其時，英、法駐滬海陸軍爲數不多，各約九百餘人；但就在當天，英軍一部由天津開至上海，使其實力得到加強。此外，以華爾爲頭目的洋槍隊經過改組，已擴至一千二百人，仍以松江爲基地。不久，英法侵略者公然以太平軍進軍上海影響租界的供應和貿易爲借口，明目張膽地與清軍一起向太平軍進攻。他們首先企圖肅清距上海百裏之内的太平軍據點，并根據其兵力不足而火力較強的特點，決定采取集中力量逐個攻占的方針。

　　2月21日，英國駐華海軍司令賀布率水兵三百五十人，攜帶六磅火箭炮一門，法國駐華海軍司令蔔羅德率法軍一百六十人，攜帶野戰炮二門，華爾率洋槍隊五百六十人，搭乘輪船炮艇，自上海開抵吳淞口登岸，在清軍配合下，向駐于高橋鎮的太平軍發起進攻。當時，高橋鎮由數百名太平軍“老兄弟”及數千名新戰士防守，他們以簡陋的武器，進行了英勇頑強的抵抗。由于敵軍火力較猛，最後被迫撤退。侵略軍攻下高橋後，即交由清軍防守。

　　2月28日，賀布率英國水兵和水手三百五十人、炮兵三十五人（攜榴彈炮四門、野戰炮一門），卜羅德率法軍二百人（攜榴彈炮二門），另有洋槍隊七百五十人，由上海搭乘十一隻輪船，溯黃浦江而上，開抵上海以南約五十裏的闵行鎮，3月1日黎明在南岸登陸，向肖塘鎮進攻。太平軍憑壘抵抗，使華爾七處受傷。終因侵略軍火力猛烈，太平軍工事被毀，難以守禦，不得不放棄肖塘後撤。3月14日，進攻泗泾的太平軍又遭侵略軍攻擊，被迫撤退。

　　李秀成在蘇州得知進攻泗泾受挫後，對進攻上海的計劃作了如下調整：由駐青浦的李明成（李秀成之弟）等首先“合兵力攻七寶”，然後進攻泗泾，得手後，“于沿江連營，以爲相持固守之計”；陳炳文率部由青浦南面的天馬直取松江，并由李明成派兵助攻；松江攻克後，交李明成等駐守，陳炳文部則“赴吳淞口相地安營，屯兵駐紮，以逸待勞，而爲緩步進兵之計”；劉肇均部“由嘉定境出野雞墩，于吳淞江、黃渡等處安紮營盤，深溝高壘”。總的方針是：“四面雲屯，将上海包圍定疊”，以待敵人“内中自變”，“乘機計取”，“緩步進兵”，避免強攻。①

　　七寶與泗泾是由上海去松江的必經之地，太平軍一旦攻占，就可切斷松江與上海之間的通道，使松江陷于孤立無援的境地。因此，當太平軍準備進攻七寶時，敵軍方面也決定發動進攻，以防止太平軍攻占上述兩處。當時，原駐天津的英軍已調至上海，使駐滬英軍總數達到近三千人。侵略軍實力倍增，氣焰更爲嚣張。

　　4月3日，賀布率一千四百九十七名英軍（攜大炮九門），蔔羅德率四百一十名法軍（攜大炮四門），另有“常勝軍”②一千二百人，在侵華英軍司令士迪佛立統一指揮下，由上海出發至七寶，次日淩晨乘大霧迷漫向王家寺太平軍營壘逼近，前隊進至距大營僅六十碼的地帶。駐守王家寺的太平軍約四五千人，大營以木栅圍築，實以泥土，外有深溝環繞，相當堅固。上午8時45分，侵略軍開始以大炮三面環攻太平軍營壘。雙方交戰約半小時，太平軍不支，被迫撤退。接着，侵略軍又轉攻泗泾方向的龍珠庵太平軍營壘，遭到迎頭痛擊，死傷七十餘人。5日，侵略軍全部出動，向龍珠庵發起猛烈攻擊。此處約有八千太平軍據守，在武器裝備遠占優勢的外國侵略軍瘋狂進攻下，不得不撤出陣地。至此，太平軍攻占七寶、泗泾的計劃落空了。

　　4月17日，侵略軍二千四百餘人又分乘英法軍艦，溯黃浦江而上，對上海東南四十裏的周浦進行襲擊。太平軍猝不及防，棄壘東走川沙。

　　

　　（二）嘉定、青浦相繼失陷

　　正當外國侵略軍在上海附近瘋狂進攻太平軍之際，曾國藩應江蘇官紳之請，将原拟派往鎮江以威脅天京的李鴻章所部淮軍①六千五百人調往上海。在七艘外輪的接運下，從4月5日起分三批由安慶出發，5月2日全部抵滬。淮軍的到來，給太平軍進攻上海增加了新的困難。

　　

　　李鴻章的淮軍

　　在淮軍赴滬期間，英法侵略軍頭目賀布、士迪佛立、蔔羅德等于4月22日共同商定了進一步進攻太平軍的計劃，決定立即占領嘉定、青浦、南橋（今上海市奉賢縣城）等地。

　　4月27日，侵略軍近四千人攜火炮三十門，在李恒嵩所部清軍五千人的配合下，自上海向嘉定發動進攻，在南翔鶴查山爲太平軍所敗。29日，侵略軍用大炮轟毀控制嘉定水道的兩座營壘，太平軍敗退。侵略軍随即包圍嘉定，采取“圍三阙一”的部署攻城：由英法軍攻南門；“常勝軍”攻西門；清軍攻東門；虛留北門，以清軍設伏。守城太平軍五六千人，非但沒有城防大炮，連擡炮、火繩槍等火器也爲數極少，大部爲竹矛等冷兵器。5月1日晨，侵略軍大炮齊發。太平軍犧牲數百人，不得已留百餘人堅守南門，掩護全軍由北門退出，嘉定遂陷。退出北門的太平軍遭清軍截殺，又犧牲二千人，損失慘重。

　　5月6日，侵略軍與清軍近萬人（内英法軍二千六百一十三人、華爾“常勝軍”一千八百人、清軍數千人）攜大炮四十門，由上海出發進攻青浦。12日，敵軍用大炮将城牆轟開兩個缺口，随即沖鋒。守城的太平軍約四千人依托城上工事，冒着槍林彈雨頑強抵抗，終因寡不敵衆，被迫撤離城牆。敵軍乘勢蜂擁入城，青浦縣城遂陷。太平軍犧牲約千人，二千人被俘。

　　5月17日，英法軍二千六百餘人和“常勝軍”二千餘人自青浦出發，向南橋太平軍進攻。新任署理江蘇巡撫李鴻章也派參将程學啓等率淮軍自浦東南彙、周浦前來，會同外國侵略軍作戰。南橋是個小鎮，太平軍守軍不滿千人，但周圍築有較堅固的防禦工事。當天下午，敵軍先用大炮轟擊兩小時，然後沖向土牆。這時，隐蔽在土牆後的太平軍突然用擡炮、火繩槍和少數歐制武器猛烈射擊，将蔔羅德擊斃，并打退了敵人的沖鋒。當敵軍再次炮擊和沖鋒時，太平軍才撤出南橋鎮。

　　5月20日，敵軍又攻占南橋鎮南面的柘林。21日，太平軍主動放棄奉賢縣城。此時，敵軍獲悉太平軍正反擊嘉定，于是匆忙撤回上海。

　　

　　（三）李秀成率軍反攻半途而止

　　嘉定、青浦等地相繼失守，李秀成感到局勢嚴重，便親率精兵萬餘人，自蘇州出發，進行反攻。

　　反攻作戰首先從太倉開始。此前，在外國侵略軍向嘉定、青浦進攻的同時，江蘇巡撫薛煥就派知府李慶琛率兵五千餘人，進紮太倉東門外闆橋地方，準備伺機奪占太倉。1862年5月14日，李秀成到達太倉，次日開始與清軍接戰。17日，清軍大敗，死傷過半，李慶琛也被擊斃。此戰，太平軍繳獲不少洋槍和大炮。

　　李秀成率軍擊敗太倉清軍之後，即分兵進逼嘉定、青浦。嘉定由英法軍四百人和清軍參将熊兆周部據守。士迪佛立、格爾森等英法侵略軍頭目得知嘉定被圍，即率兵千名，攜炮十三門由上海馳援。25日，侵略軍在南翔遭到阻擊。26日，士迪佛立等分兵五百人突入嘉定城，救出被圍英法軍，逃回上海。嘉定重新爲太平軍占領。

　　圍攻嘉定的同時，陳炳文、郜永寬部太平軍進圍青浦，但不久又被調往嘉定助戰。5月28日，李秀成以嘉定既克，便會同陳炳文等部共二萬五千人轉攻青浦，并乘勝連占泗泾、七寶等要地。青浦駐有“常勝軍”千人和英軍六百人。華爾曾幾次率兵由松江往援，都爲太平軍所阻。6月9日，青浦敵軍冒死突圍，逃回松江，但“常勝軍”副領隊法爾斯德被俘（後被華爾以大批軍火贖回）。

　　太平軍于5月底開始圍攻松江。由于久攻不下，李秀成于6月17日撤松江圍，督率譚紹光、陳炳文、郜永寬等部五六萬人進逼上海。首先圍攻紮于新橋的淮軍程學啓部營壘，進至法華寺、徐家彙、九裏橋一帶。由于程學啓部拚死抵抗，太平軍反複沖殺，營壘終未能破。18日，李鴻章督率參将張遇春、郭松林等部三路馳援，與太平軍激戰于九裏橋、虹橋等處，結果太平軍不支，退回泗泾。這時，李秀成已接到洪秀全回救天京的诏旨，遂放棄泗泾、塘橋等處營壘，将嘉定、青浦、太倉等處的防務交由譚紹光負責，自率大隊回到蘇州，與各将領會商救京之策。

　　李秀成親率精兵反攻上海之敵，雖未能攻下上海，但收複了嘉定、青浦，給了英法侵略軍和“常勝軍”以應有的打擊。外國侵略軍數量有限，侵占的地方越多，其兵力就越分散，這就使太平軍能夠以數量上的優勢和勇敢精神，彌補火器落後的短處。太平軍攻克嘉定、青浦，曾使英法侵略軍爲之喪膽。李鴻章奏稱：“西兵爲賊衆所懾，從此不肯出擊”①。左宗棠也說：“夷人之畏長毛，亦與我同，委而去之，真情畢露”②。這就打破了英法侵略軍和洋槍洋炮不可戰勝的迷信，也證明了太平軍隻要善于在戰争實踐中不斷總結經驗教訓，是能夠找到一套對付洋槍洋炮的戰法，并進而奪取洋槍洋炮，以武裝自己，戰勝敵人的。

　　當然，太平軍第二次進攻上海，在戰略上是失策的。上海是中國的領土，太平軍自然完全有權攻占；但是，在湘軍正準備席卷金陵，天京面臨嚴重威脅的情況下，從戰争全局考慮，太平軍當以集中力量對付湘軍爲宜。另一方面，這時第二次鴉片戰争已經結束，中外反動派已勾結起來鎮壓太平軍，再次進攻與外國侵略者利益攸關的上海，正好爲他們直接配合清軍作戰提供了口實。

　　除了戰略決策錯誤以外，太平軍在作戰指導上也存在一些問題，如決心不果斷，兵力不集中等。當英法侵略軍赤膊上陣，公開進攻太平軍時，李秀成不是增兵反攻，而是繼續采取“緩步進兵之計 ”，寄希望于敵人“内中自變”，“乘機計取”，結果事與願違，希望落空。太平軍雖發起過兩次較大規模的進攻，但每次參戰的兵力不過三五萬人，數量上不占絕對優勢，這就很難給裝備上遠占優勢的敵人以緻命性的打擊。


第七节 太平天国革命战争的最后失败

　　一、西線軍事形勢的惡化

　　1861年9月湘軍攻占安慶後，曾國藩随即由皖南東流進駐該城，籌劃進軍金陵和圍殲太平軍的有關事宜。他決定先行肅清沿江一帶的太平軍，以鞏固後方，即實行所謂“欲拔根本，先剪枝葉”的方針。曾國藩後來申述其理由說：“用兵之道，可進而不可退，算成必兼算敗。與其急進金陵，師老無功而複退，何如先清後路，腳根已穩而後進。”①因此，1861年9月上旬以後，湘軍除趁安慶之勝先後奪占池州、銅陵、無爲及其東北的運漕、東關等重鎮外，暫時停止進攻，休整部隊，增募兵勇，調整部署，爲進軍金陵進行多方面的準備。

　　以洪秀全爲首的太平天國最高領導集團，在安慶失守以後，基本上處于束手無策的狀态，聽任湘軍從容備戰，眼看着西線軍事形勢惡化下去。由于安慶失守，陳玉成受到革職處分，以緻“心煩意亂”，“坐守廬城”。①楊輔清、黃文金等各路援軍則陸續撤回皖南。以後，陳玉成爲了“廣招兵馬，早複皖省”②，除派馬融和及撚軍首領張樂行率部進至淮河以北外，繼又派出扶王陳得才、啓王梁成富、遵王賴文光、祜王藍成春等率部遠征河南、陝西，這就使皖北本已不多的兵力更形單薄。遠征軍派出不久，新任荊州将軍多隆阿即會同欽差大臣袁甲三等率清軍圍攻廬州。在此情況下，陳玉成于1862年2月23日接連發出書信，向各方求援，要陳得才、馬融和、張樂行等返廬 “面議一切軍機”③。可是，這時陳得才等已進入河南，張樂行、馬融和等正在督軍圍攻安徽穎州府（今阜陽）。而且，這些信件全部被清軍截獲。于是，廬州陷入孤立無援的絕境。5月13日，陳玉成放棄廬州，率兵三千餘人北走壽州，打算聯絡苗沛霖④，再作良圖。不料苗沛霖已被欽差大臣勝保招撫，陳玉成一入壽州城，即被逮捕，不久被解往勝保軍營，6月4日在河南延津遇害，年僅二十六歲。陳玉成是太平天國後期的主要将領之一，英勇善戰，屢立戰功。他的犧牲和廬州的失陷，不僅使太平軍在皖北的防務瓦解，并使整個西線形勢更加急轉直下。①

　　

　　二、十三王回援天京失利

　　（一）清軍之大舉東犯

　　1862年1月30日（同治元年正月初一日），清廷命曾國藩爲協辦大學士，仍統轄蘇、贛、皖、浙四省軍務。曾國藩受寵若驚，立即進一步籌劃以東征金陵爲主要目标的全盤軍事行動。其部署如下：新任江蘇布政使曾國荃率湘軍二萬（後陸續增至五萬）自安慶沿長江北岸直趨金陵；同知曾貞幹率湘軍四五千人由池州沿長江南岸進攻蕪湖；兵部侍郎彭玉麟等率湘軍水師沿江而下，配合兩岸陸師的進攻，兼負運輸接濟任務；提督鮑超率所部湘軍數千人由贛入皖，經青陽攻甯國府；安徽巡撫李續宜率所部湘軍萬餘人進援皖北穎州；荊州将軍多隆阿率鄂軍二萬餘人圍攻廬州；浙江巡撫左宗棠率所部湘軍及部分贛軍、浙軍共約二萬餘人全力進攻浙江，牽制李世賢部太平軍；署理江蘇巡撫李鴻章率淮軍六千五百人會同外國侵略軍進攻上海周圍李秀成部太平軍，爾後西進。以上共計八路，前四路爲直接進攻天京的兵力。此外，尚有道員張運蘭等部湘軍數千人扼守皖南婺源一帶，并爲“遊擊之師”，防止浙江太平軍入贛，以固徽州後路。同時，協攻廬州的袁甲三、防守江浦的李世忠、揚州的都興阿、鎮江的馮子材等部，也歸曾國藩節制。曾國藩仍駐安慶指揮。

　　 1862年3月15日，曾國荃率新募的湘勇八千人抵達安慶，24日即率全軍自安慶出發，沿長江北岸東下。與此同時，皖北、皖南、浙江等地戰事也進一步展開。各地太平軍在敵人的全面進攻下節節後退。截至5月中旬爲止，巢縣、含山、和州、繁昌、南陵、青陽、石埭、太平、泾縣、廬州等地均被清軍攻陷。

　　5月18日，曾國荃率軍十五營自西梁山渡江，會同水師攻占當塗，20日會同曾貞幹部占領蕪湖，26日進駐江甯鎮闆橋，旋占秣陵關、大勝關、三汊河。30 日，彭玉麟督水師八營占頭關、江心洲、蒲包洲，進泊金陵護城河口，曾國荃則督陸師直逼雨花台，距城不及四裏。曾貞幹所部湘軍占領蕪湖後，不久也前往金陵，與魯國荃部會師。從此太平天國的首都天京處于湘軍的直接威脅之下。

　　

　　（二）十三王回救天京　　

　　湘軍迅速進抵天京城下，使洪秀全等甚爲吃驚，因爲他們雖然估計到湘軍“必順流東下進攻天京，但從未準備彼等能突如其來如是之速”①。因此，洪秀全一日三诏地催促李秀成迅速回援。李秀成隻得停止進攻上海，回到蘇州，于6月22日召集各将領分析形勢，商讨救京之策。他認爲曾國荃所部湘軍“由上而下，利在水軍，我勞其逸，水道難争”，加之湘軍近來屢勝，其勢正銳，因而“不欲與戰”，決定等兩年之後，湘軍“兵久而必無鬥戰之心，然後再與其戰”。②于是，先将蘇州的财物、米糧、軍火全部解送天京，以利固守；同時，派李明成率兵一部趕回天京，加強防務。

　　1862年7月，天京外圍的形勢更趨嚴重。7月11日，西南屏障甯國府城爲鮑超部攻陷。16日，保王童容海率部襲取廣德，殺李世賢部守将馬桂功後，宣布降清。①楊輔清、洪仁玕率部約二萬人自皖南退至江甯淳化鎮一帶，回援天京，于7月20日約城内守軍夜襲湘軍軍營，被湘軍擊退。

　　8月6日，李秀成在蘇州再次召集各将領會商救京事宜。正在這時，洪秀全又遣人催促李秀成迅速援京，并申斥說：“三诏追救京城，何不啓隊發行？爾意欲何爲？爾身受重任，而知朕法否？若不遵诏，國法難容！”②李秀成在洪秀全嚴诏催逼之下，隻得抽調兵馬，于9月14日由蘇州出發，回援天京。

　　此次由李秀成督率回救天京的将領共有十三王，領兵十餘萬人（号稱六十萬），到東壩會齊後，分路進紮方山、闆橋一線。與此同時，陳坤書等率四萬人進至安徽太平府，拟攻金柱關，斷敵蕪湖之援；楊輔清、黃文金等則分路進逼甯國府城，以牽制鮑超部湘軍。

　　

　　（三）天京外圍的激戰　　

　　10月13日，天京外圍的攻守戰正式開始。李秀成督率援軍與天京城内守軍相配合，對圍城湘軍之東西兩翼發起猛攻。湘軍堅壁固守，俟太平軍攻近，突以排炮轟擊。太平軍聞炮則伏，炮停即起，晝夜不停地進攻敵人。15日，西路太平軍數千人沖上江心洲，抄敵營後路，拟斷敵運道。曾國荃令連夜構築十數壘，與太平軍對峙于洲上，以保運道暢通。18日至21日，東路太平軍集中洋槍洋炮猛攻，湘軍固守營壘，拚死頑抗。22日，太平軍“負片闆蛇行而進”，并“束草填壕”，步步進逼。曾國荃見勢危急，親自督戰死拒，被太平軍擊傷面頰。23日，李世賢自浙江率三四萬人趕到，加強了東路攻勢。太平軍連日猛攻，更番叠進，并“用箱箧實土于中，排砌壕邊，明防炮子于上，暗鑿地道于下”，準備穴地轟毀敵壘。湘軍先以火箭集中射擊，繼挑“銳卒”進行反擊，破壞太平軍的地道作業。①與此同時，湘軍發現太平軍西線營壘散而不堅，有隙可乘，遂于27日實施三路反擊。太平軍猝不及防，被毀營壘十二座，傷亡頗衆。

　　11月3日，太平軍并力進攻東路，用火藥轟塌曾國荃雨花台大營附近的湘軍營牆兩處，随即“乘隙直上，萬弩齊發，排炮雷轟，踴躍争先”，紛紛沖入缺口。② 但湘軍早有準備，地道轟發之後，立即從營中沖出，并力搶堵攔擊。太平軍往返沖殺達五六次之多，終不得入。次日，西路太平軍決長江之水，冀斷敵糧運。湘軍水師出動舢闆，駐守雙閘，配合陸師保護運道。東路太平軍則繼續挖掘地道，向敵進攻。湘軍以對挖的辦法進行破壞，每挖通一處地道，或熏以毒煙，或灌以穢水，或以木樁堵洞口，使太平軍的地道連連失效。

　　11月26日，李秀成、李世賢等以圍攻雨花台曾國荃軍營月餘不下，不得已下令撤圍。李世賢率西路退秣陵關，旋退東壩小丹陽；李秀成率東路進入天京。至此，十三王回援天京的作戰完全失敗。

　　李秀成此次帶領十三王回援天京，在兵力對比上占壓倒優勢，在武器裝備方面，據曾國荃稱：“賊之火器精利于我者百倍之多，又無日不以開花大炮子打壘内，洋槍隊多至二萬杆。”①其言難免有所誇張，但當時太平軍的火器優于圍城的湘軍是可能的。所不足者，湘軍擁有水師，能控制長江水道，太平軍則無可奈何。整個而言，太平軍之所以久攻不克，既有湘軍善于築壘頑抗及太平軍缺衣少糧等客觀原因②，也有主觀指導上的失誤。

　　1861年冬，湘軍因兵力不足，暫時停止了攻勢，但洪秀全等并未抓緊時機加強西線的防禦，使曾國荃部湘軍得以迅速竄至天京雨花台。即使這樣，當時曾國藩遠在安慶，鮑超部被牽制于甯國府一帶，左宗棠部遠在浙江，多隆阿部爲對付入陝的太平軍正調赴陝西途中，因而曾國荃部顯系孤軍深入，再加湘軍疫病流行，“曾國荃金陵營中，病者亦逾萬數”③，因此，當時曾國荃部水陸各營雖有近三萬人，能作戰者不過六七千人。故對太平軍來說，仍是重創甚至全殲敵人的好機會。但由于天京當局事先沒有準備，直至湘軍兵臨天京城下，才倉卒調兵，及至各路援軍趕到，敵人已深溝高壘，以逸待勞，增加了反擊作戰的困難。

　　李秀成率領十三王回救時，面對已經修有堅固工事的湘軍，未能很好地配合城内守軍設法先予敵以消耗，再進行有準備的圍攻，而是一到天京外圍就連日輪番攻擊，企圖速勝，結果鈍兵挫銳，力屈罷攻。另外，沒有正确地選擇好主要攻擊方向。進至天京的湘軍立營于江邊至雨花台之間的狹長地帶，其西面是水師與陸師的結合部，又是糧運孔道。李秀成如果将主要兵力置于西路，首先斷敵水路與陸路的聯系，絕其糧源，進而集中兵力攻殲西路之敵，動搖雨花台大營，則取勝的機會還是存在的。

　　

　　三、“進北救南”計劃的落空

　　由于未能擊敗曾國荃部湘軍而解天京之圍，洪秀全對李秀成“嚴責革爵”，并要他“進兵北行”。至于北進的企圖，據湘軍繳獲的太平軍文件透露：太平軍過江之後，将由舒城、六安趨霍山、英山、麻城、宋埠，然後兵分兩路，奪取黃州與漢口，以調動長江南岸之敵北援，下遊之敵上援，冀解天京之圍。①其基本策略仍然是 “圍魏救趙”之計。

　　1862年12月1日，李秀成遵照洪秀全“進兵北行”的指令，命林紹璋、洪春元、郜永寬、李容發率領第一批部隊數萬人自天京下關渡至九洑洲，隐蔽于蘆葦叢中，準備北進。8日起，太平軍一面猛攻浦口江南提督李世忠（即叛将李昭壽）各營，一面晝夜趕渡。渡江後，于18日占領安徽含山， 19日占巢縣，21日占和州，以後又連占銅城閘、運漕鎮和東關等要地，并在這一帶等待主帥李秀成及後續部隊的到來。

　　當時，曾國藩已識破太平軍北進企圖。他在給曾國荃的信中指出：李秀成“往年以偏師攻破浙江，分官軍之勢，而以全力攻撲金陵老營。此次或以攻竄和、含、巢、廬，效往年破浙之故智，而以全力再攻弟營（按：即雨花台曾國荃軍營）與金柱”②。曾國藩一面指示曾國荃堅守大營，一面紛調援軍入皖，堵截太平軍。

　　1863年2月27日，李秀成會同陳坤書、吳如孝等率領第二批部隊數萬人（一說三十餘萬，号稱五十萬）渡江。陳坤書等率部繞江浦西進和州、含山。吳如孝率部進攻李世忠大營，并于3月22日占浦口，4月3日占江浦，從而恢複了天京與江北間的通道。

　　3月31日，李秀成進抵巢縣，準備取道無爲州西進。由于三個多月來曾國藩已從各地調集了萬餘援軍進入皖北，使太平軍西進遇到很大困難。4月19日，太平軍自巢縣進抵無爲州的石澗埠，圍攻湘軍道員毛有銘、按察使劉連捷部。敵軍憑壘堅守待援，太平軍進攻多日未下，乃于5月4日撤圍西走。7日攻廬江不下，8日攻舒城又不下，于11日進逼六安。時六安城内僅有糧台道員曾廣翼、知州何家聰率兩營兵據守。但由于敵軍拚死力拒，太平軍連日攻城都未得手。當時正值青黃不接，糧食奇缺，加之敵軍堵截甚嚴，李秀成被迫放棄原定進軍計劃，于5月19日撤六安之圍，折往壽州，随即東返，6月2日進入天長縣境。留守和州、含山、巢縣一帶的太平軍也先後放棄上述各地，退守江浦、浦口。

　　在李秀成率軍北進的同時，天京當局曾命皖南的劉官芳等部由徽州、甯國出發，古隆賢等部自太平、祁門出發，黃文金等部自青陽、石埭出發，三路同時西進，以與李秀成部相策應。但由于上述三路太平軍對敵打擊不狠，對湘軍後路的威脅不大，曾國藩仍可從皖南抽調兵力救援皖北，而李秀成率軍到達六安之後，又遇難即退，半途折回，緻使洪秀全關于出擊敵後，挽救天京危局的計劃歸于失敗。

　　這時，淮軍和“常勝軍”已自上海西進，并攻陷了太倉、昆山，正準備圍攻蘇州。天京方面，曾國荃所統圍師已增至三萬餘人，并于6月13日占領了聚寶門外各石壘。因此，洪秀全急令李秀成速回天京。 16日，李秀成率部離天長，經六合，趨浦口，于20日經九洑洲南渡抵京。太平軍将士冒着清軍的炮火逐日南渡，前後曆時十二天，被擊斃和餓死者甚衆，渡至南岸進入天京城内者總數不及一萬五千人。6月25日，清軍水陸配合，攻陷江浦、浦口，30日陷九洑洲，太平軍又損失二萬餘人。至此，長江北岸完全爲清軍所占。

　　“進北救南”的作戰行動，非但沒有達到解救天京的目的，反而損失精銳數萬人，使太平軍的實力進一步遭到削弱。從此，天京解圍的希望變得更加渺茫了。

　　

　　四、蘇南諸城的失陷

　　（一）常熟、太倉争奪戰

　　1862年9月，李秀成率十三王回救天京後，李鴻章所部淮軍在英法軍、“常勝軍”配合下，乘機進襲在上海附近的太平軍，于10月24日攻陷嘉定。11月 3日，譚紹光組織反擊，與淮軍、“常勝軍”（此時華爾已被擊斃，“常勝軍”由美人白齊文統領）戰于黃渡、四江口、白鶴港一帶，後因作戰失利，退守昆山。

　　1863年1月16、17日，太平軍常熟守将駱國忠等殺死忠于太平天國的将領二人和兵士五百餘人，投降清軍，并于19日襲占了常熟北面的福山港。當時，李秀成已由天京來到蘇州，聞訊後立即與譚紹光等率軍讨伐常熟叛軍，企圖一舉奪回該城，嚴懲叛徒；同時，派會王蔡元隆（李秀成之婿）入守太倉，以防内變（早已通敵的太倉守将錢壽仁旋即率二千餘人出城降于淮軍并改姓名爲周壽昌）。

　　由于太倉仍在太平軍手中，淮軍無法從陸路救援常熟，李鴻章便調派“常勝軍”五百人，取道水路往援。因福山港已被太平軍占領，“常勝軍”于2月5日到達時，不得登岸。爲此，李鴻章又饬令總兵程學啓糾集清軍萬餘和“常勝軍”二千餘人進攻太倉，企圖打通往援常熟的陸路通道。2月14日，當敵軍進至南碼頭時，憑河據守的太平軍依托工事英勇阻擊。“常勝軍”以洋槍和炸炮（開花大炮）猛烈射擊，太平軍被迫退入城中。15日上午，“常勝軍”頭目奧倫督軍用大炮轟塌南門城牆，淮軍立即渡過浮橋沖鋒，城内太平軍伏兵驟起，用千餘洋槍火力封鎖城牆，大量殺傷敵人，打垮了敵人的進攻。接着，蔡元隆督令守軍從西、南兩門沖出，将敵人趕往望仙橋一帶。“常勝軍傷亡百餘人，外國兵頭亦傷十餘人，一時難期力振。該軍即于二十九日（16日）退回松江”。①其後，李鴻章又先後派提督黃翼升、道員潘鼎新、總兵劉銘傳等率水陸師赴援常熟，均未得逞。

　　4月5日，新任“常勝軍”統領戈登會同黃翼升、潘鼎新等率兵近萬人，攻占了福山港。常熟城内的叛軍立即出城接應，與淮軍、“常勝軍”會合。太平軍圍攻常熟七十餘日，終未能下，譚紹光（李秀成已于2月22日返回天京）不得已于4月6日下令撤圍。

　　淮軍和“常勝軍”占領常熟之後，李鴻章又饬令淮軍加緊進攻太倉，并派員入城策反。太平軍守将蔡元隆将計就計，約定于4月26日“獻城”。屆時，淮軍統領李鶴章（李鴻章之弟）率領一千五百人前往受降，及抵城邊，太平軍伏兵驟起，淮軍大量被殲，李鶴章也險些送命。5月2日，戈登率領“常勝軍”二千八百餘人（内有英軍五百餘名）協同淮軍猛攻太倉，蔡元隆部經頑強抵抗後撤出。淮軍入城後大肆屠殺，遇害者萬餘人。

　　5月4日，淮軍及“常勝軍”共約二萬餘人乘勝進犯昆山，守将劉肇均等率所部一萬二千人依托堅城闊壕，頑強抵禦。不久，李鴻章親臨昆山督師，他根據戈登的建議①，于5月30日與戈登同乘英軍提供的“海生”号戰艦，率軍一舉攻占昆山西面的正儀，然後回軍東向，會同圍攻昆山的淮軍擊敗譚紹光所率太平軍援兵。昆山太平軍見後路被襲，次日即有七八千人向西撤退。戈登率炮船跟蹤追擊，太平軍損失嚴重。6月1日，太平軍全部西撤蘇州，昆山遂陷，槍彈制造廠随之落入敵手，使爾後的軍械供應發生極大困難。

　　

　　（二）蘇州、無錫相繼失守

　　敵軍既得太倉、昆山，便準備進攻太平天國蘇福省的首府蘇州。李鴻章分析：蘇常爲金陵根本，物産豐富，太平軍必死守力争；江南多水，進攻不易；歸其統率的清軍兵力僅四萬餘人（包括添募和收降之衆）分布于常熟至金山衛之間的廣闊地區内，能直接用于進攻蘇州的兵力有限。因此，他決定采取“規取遠勢，以翦蘇州枝葉，而後圖其根本”的方針，并拟定了一個“以剿爲堵”的三路進攻計劃：中路從昆山直趨蘇州，由程學啓部擔任；北路從常熟進攻江陰、無錫，由李鶴章及總兵劉銘傳部擔任；南路從泖澱湖攻吳江、平望、太湖，切斷浙江太平軍進援之道，由總兵李朝斌率所部太湖水師十營擔任。此外，由黃翼升率淮揚水師往來策應，“常勝軍”則駐昆山爲總預備隊，“專備各路遊擊援應”。②

　　鑒于蘇南形勢危急，剛由皖北回到天京的李秀成于7月7日到達蘇州，布置防守事宜，不久又返回天京。當時，譚紹光在蘇州主持蘇南軍務，他雇請數十名外國人，教練炸炮，以增強太平軍的防守能力。

　　7月7日，北路淮軍分三支向江陰進攻，太平軍在江陰、常熟之交的顧山、北■、長泾一帶節節阻擊。直至8月下旬，淮軍才進抵江陰城下。9月13日，江陰失陷。北路淮軍既得江陰，李鴻章便令劉銘傳駐紮青暘鎮，副将周盛波部和總兵郭松林部分別進駐無錫芙蓉山與缑山，道員張樹聲等部進駐張泾橋以爲後援，李鶴章則督小隊往來調度，準備集中力量攻取無錫，以配合中路、南路軍合擊蘇州。9月24日，郭松林部進占無錫東面的東亭鎮，前鋒抵達無錫南門外。

　　7月26日，中路淮軍因南路李朝斌所部水師尚未開到，改變直取蘇州的計劃，會同戈登率領的“常勝軍”等向吳江開進。29日進抵吳江城下時，太平軍守将開門出降。吳江爲浙江太平軍援救蘇州的必由之路，該城失陷，蘇州的南路援絕。

　　由于蘇南形勢日益惡化，經李秀成再三懇請，洪秀全允其再次離開天京前往蘇州，但限期四十天回京。9月23日，李秀成抵蘇州，本欲召集各鎮将商讨對策，以求“會司并進”，“合力解京圍、解省困”①。但常州守将陳坤書、無錫守将黃子隆均未應約前來，也未發兵會師，李秀成隻得将駐蘇州的郜永寬等部調往蘇州、無錫交界處，與無錫郊外的李世賢部相街接。自10月下旬至11月上旬，李秀成督軍連日向圍攻無錫的李鶴章、劉銘傳等部淮軍發起進攻，交戰于後宅、梅村、坊前、安鎮一帶。面對太平軍的進攻，淮軍“先以堅壁勿戰挫其氣，繼風滾營并進遏其鋒”①，加之駐守無錫、常州的太平軍沒有很好地進行配合，因而淮軍得以“穩紮穩打”地對付太平軍。而中路淮軍和“常勝軍”則由浒墅關一帶抄襲李秀成部後路，使其無法集中力量進攻圍困無錫之敵。因此，李秀成部出擊半個月，非但未能擊敗蘇州、無錫外圍之敵，反而損失不少兵力。

　　蘇州城四面環水，太平軍憑河修築長牆，牆内又築石壘、土營數十座，南自盤門，北至婁門，聯絡一氣。城内穴地爲屋，上面覆闆堆土，以禦炮擊。由于太平軍設防相當堅固嚴密，因此，程學啓、戈登率部圍攻兩月，進展甚微。11月27日，敵軍在護城河上偷架浮橋，調集炸炮，水陸配合，越河進攻。經過激戰，城外東、南、西三面的防禦工事全被毀壞，敵軍直薄城下。李秀成見蘇州城危，于11月30日撤離，由譚紹光堅守危城。此時，郜永寬等發生動搖，私下與敵議降。淮軍以生擒李秀成或斬殺譚紹光爲條件。12月4日，郜永寬等八人将慕王譚紹光殺害，開城降敵，蘇州城遂爲敵所占。幾天之後，郜永寬等八人均被李鴻章處死。12月12日，無錫失守，黃子隆被俘，不久遇害。淮軍攻陷蘇州、無錫後，遂分兵兩路：一路進窺浙江嘉興，一路準備進攻常州。

　　

　　（三）常州失陷

　　12月15日，李鴻章到達無錫，對進攻常州作了部署。接着，提督劉銘傳率部抵達常州西北的陳都橋、羊頭橋、西施橋，前鋒進抵孫村，與常州城僅一河之隔；總兵周盛波等部從無錫出發，經戚墅堰進抵常州城東十五裏的擂鼓橋、白家橋，前鋒抵三裏橋一帶。與此同時，常州西北奔牛鎮的太平軍守将邵志綸投敵，西路交通受到很大威脅。

　　1864年2月，戈登率“常勝軍”自昆山出發，經無錫攻宜興，以截斷浙江太平軍北援之路。3月2日，宜興失守；8日，溧陽守将降敵，常州南路被敵截斷。

　　3月8日，太平軍常州守将陳坤書曾會合自句容、丹陽來援的林紹璋、陳承琦等部援軍，對奔牛鎮之敵進行反擊，結果失利。于是，陳承琦、李容發等率部自常州循江東進，15日攻江陰未下，17日攻常熟又未下，乃于18日占福山， 20日又往攻無錫。李鴻章大爲震動，急調郭松林部和“常勝軍”回救，并從常州外圍調李鶴章部回守無錫，調張樹聲等率三千人駐紮江陰南面的青暘，從嘉興前線調鄭國魁水陸三營馳援常熟。

　　3月下旬，清援軍趕到常熟外圍的顧山、王莊一帶，與太平軍展開激戰。太平軍被迫撤常熟之圍，退至江陰境内。31日，陳承琦部于江陰東南的華墅襲擊回援的 “常勝軍”，使其“全隊八百人覆沒”。太平軍繳獲洋槍四百餘杆。4月11日，李鴻章督令各路援軍對華墅進行反撲，太平軍予敵以重大殺傷後退回常州、丹陽。

　　太平軍陳承琦、李容發部深入敵後作戰，打亂了淮軍的進攻部署，迫使李鴻章不得不從前線抽調部隊回援，減輕了對常州等地太平軍的壓力。可是，這支部隊深入敵占區後，仍熱衷于圍攻城市，并與回援之敵進行正面對陣，而沒有堅持遊動作戰，因而最後仍難免被敵人擊敗。

　　淮軍在肅清突入江陰、常熟、無錫境内的太平軍之後，又聚集于常州外圍。4月22日，淮軍水陸協同，攻占了常州西南的陳渡橋，太平軍通金壇、丹陽之路均被切斷。23日，常州城外的要點盡失，太平軍全部退入城内。27日，大南門、小南門和北門城牆被淮軍轟塌數處，太平軍頑強抵抗，多次擊退敵之沖鋒。後淮軍在城壕外構築長牆，移近炮位，并在晚間于護城河上偷架浮橋。5月10日，淮軍發起總攻，以大炮對準舊缺口猛烈轟擊。至11日，南城、北城各被轟塌十餘丈，淮軍由缺口沖入。太平軍與突入之敵展開激烈的巷戰，淮軍付出了重大代價才占領常州城。陳坤書被俘後慘遭殺害。

　　4月25日，提督鮑超部陷金壇。5月13日，提督馮子材部陷丹陽。至此，蘇南各城全部被清軍攻陷。

　　

　　五、浙江戰場的失利

　　當各路湘軍節節東犯、曾國荃部兵臨天京城下時，鎮守浙江的太平軍李世賢、黃呈忠、範汝增等部，也受到來自東西兩面敵軍的夾擊。

　　浙東方面，清軍與英法侵略軍勾結起來，于1862年5月10日攻陷甯波。8月2日，洋将馬惇率“常勝軍”一隊自上海到達甯波，會同“常捷軍”①進犯餘姚，威逼紹興。9月，黃呈忠、範汝增部對敵發起反擊，進占慈谿，威脅甯波。“常勝軍”統領華爾奉李鴻章之命，率千人自上海赴甯波，于21日攻占慈谿。在這次戰鬥中，華爾受傷喪命。1863年3月，浙東的中外反動聯軍再次發起進攻，于3月15日占領紹興，20日占蕭山，前鋒直抵杭州城下。

　　浙西方面，新任浙江巡撫左宗棠于1862年2月中旬率部由皖南進入浙江後，不久連占開化、常山、遂安、江山等地。同年5月31日，左宗棠由江山進至衢州，所部湘軍進至湯溪、蘭溪一線，威脅金華。從6月起，李世賢部在龍遊、湯溪、蘭溪一線對左宗棠所部湘軍進行了頑強的反擊戰。同年秋，浙江布政使蔣益澧率湘軍近萬人由廣西到達浙江，增強了左宗棠的兵力。而太平軍方面，由于曾國荃部圍困天京，李世賢奉命回援，留浙的太平軍兵力減少。于是，左宗棠乘機督軍于同年冬對浙西太平軍發起新的攻勢。1863年1月2日陷嚴州，2月28日陷湯溪，3月1日陷龍遊、蘭溪。3月2日，太平軍棄守金華。接着，旬日之間，湘軍又連陷武義、永康、東陽、義烏、諸■、桐廬，3月24日開始進攻杭州西南的富陽。

　　富陽是湘軍進攻杭州必經之地。“縣城背江面山，右阻一溪，形勢完固”，太平軍占領杭州之後，即“于此修築城壘，雉堞一新”。①湘軍蔣益澧部自3月下旬開始進攻富陽以來，屢爲太平軍守将汪海洋部所敗。直至9月20日，才在“常捷軍”千餘人的協同下攻占該城。湘軍既占富陽，便沿錢塘江直逼杭州。同時，分兵趨餘杭（杭州西），企圖切斷杭州太平軍的後路。雙方在杭州、餘杭展開了激烈的争奪戰。

　　1863年底，蘇南戰場的軍事形勢嚴重惡化，蘇州、無錫落入敵手。淮軍除進攻常州外，分兵一支南入浙江，進攻杭州東北的重鎮嘉興。嘉興附近的平湖、乍浦、海鹽、澉浦、海甯、桐鄉等地的太平軍守将紛紛投敵叛變。1864年3月25日，嘉興失守，堅守杭州的太平軍陷于敵人的三路圍擊之下。

　　3月28日，湘軍在“常捷軍”的配合下，對杭州發起猛攻，用大炮轟塌鳳山門城垛約三丈，乘勢湧入，後被太平軍全部逐出。30日，敵軍向武林、錢塘、鳳山、望江、清泰等門發起猛攻（以武林門爲主攻方向），太平軍堅決抗擊，給敵以重大殺傷。當天晚上，陳炳文等率部北走德清，杭州于次日晨落入敵手。同日，汪海洋棄餘杭北走，餘杭亦失陷。

　　4月14日，李世賢會同陳炳文、汪海洋、黃呈忠、陸順德等，自德清抵浙西昌化，拟離浙入皖。楊輔清、黃文金等留守湖州。至此，浙江全省基本上爲湘軍占領。

　　太平軍在浙江轉戰三年，給了敵人以沉重打擊，但由于缺乏不間斷的集中統一指揮，各部行動不能協調一緻，加上後期士氣低落，有的将領投敵叛變，終于在中外反動派的聯合進攻下失敗了。蘇南與浙江根據地的喪失，使天京的東南屏障不複存在，軍需和糧食供應斷絕，進一步陷入了被動局面。

　　

　　六、天京的陷落　　

　　湘軍于1863年6月底攻破九洑洲，控制了長江北岸以後，鮑超部自江北南渡，紮營神策門（今中央門）外沿江一帶。9月，曾國荃部攻占了天京城東南的上方橋和城西南的江東橋。11月上旬，又連續攻占了城東南的上方門、高橋門、雙橋門、七橋甕以及秣陵關、中和橋，太平軍在紫金山西南的要點全部失守。中旬，湘軍又攻占了淳化、解溪、龍都、湖熟、三岔鎮；侍郎彭玉麟、提督楊嶽斌（即楊載福）的水師和鮑超部又攻占了天京東南要地高淳、東壩。下旬，溧水太平軍守将降清。從此，天京城南百裏内再無太平軍蹤迹。

　　11月25日，巡撫曾國荃及提督蕭慶衍部進紮城東孝陵衛。這時，天京城隻有太平門、神策門尚與外界相通，危在旦夕。

　　12月20日，李秀成自丹陽回到天京，次日即向洪秀全建議：鑒于湘軍壕深壘固，圍困甚嚴，天京内無糧草，外援難至，不如“讓城別走”。洪秀全厲聲斥責說：“朕奉上帝聖旨、天兄耶稣聖旨下凡，作天下萬國獨一真主，何具［懼］之有。……朕鐵桶江山，爾不扶，有人扶。爾說無兵，朕之天兵多過與［于］水，何具［懼］曾（妖）者乎！爾怕死，便是會死，政事不與爾幹，王次兄勇王執掌，幼西王出令，有不遵幼西王令者台朝誅之。”①當時，可供洪秀全選擇的隻有兩種可能：或者死守天京，與孤城共存亡；或者讓城別走，擺脫被圍的困境，收集各支太平軍，重整旗鼓，另作良圖。權衡利弊，後者才是太平軍唯一的出路。因爲，當時天京尚未完全中斷與外面的聯系，突圍仍有可能；更重要的是這時散布于各地的太平軍尚有數十萬之衆，在洪秀全的号召下，把他們集中起來，統一指揮，重振軍威，實行正确的戰略戰術，仍有可能打出一個新的局面。可是，由于洪秀全迷信愚昧、剛愎自負已經到了無可挽救的程度，斷然拒絕了李秀成“讓城別走”的建議，緻使太平天國革命事業喪失了最後的一線希望。

　　1864年2月28日，湘軍攻占了紫金山巅的天保城。3月2日，曾國荃部進駐太平門、神策門外，對天京形成合圍。

　　曾國荃部合圍金陵之後，曾于3月14日用雲梯攻城，但未得逞。4月開始，在朝陽、神策、金川門外挖掘地道十餘處，準備轟塌城牆。太平軍一面組織力量從城内對挖，進行破壞，一面構築月城，以便城牆轟塌後繼續組織抵抗。

　　1864年（同治三年）6月1日，天王洪秀全病逝（一說自殺），終年五十一歲。此後，天京人心愈加不安。五天之後，全朝文武扶幼天王洪天貴福即位，一切軍政事務統歸忠王李秀成執掌。

　　7月3日，湘軍攻占紫金山地保城（即龍脖子），從而可以居高臨下監視城内的動靜。湘軍在龍脖子山麓修築炮台數十座，對城内日夜轟擊，壓制太平軍的炮火，掩護其攻城準備工作的進行；同時，在龍脖子山麓與城牆間大量填塞蘆葦、蒿草，上覆沙土，高與城齊，爲攻城鋪平道路，還在附近距城十數丈處日夜挖掘地道，準備轟城。半個月後，湘軍攻城準備工作基本就緒。

　　李秀成見湘軍攻城在即，于7月18日深夜，選派千餘人僞裝湘軍，沖出城去，企圖破壞太平門附近的地道，結果被湘軍識破，退回城内。

　　7月19日晨，湘軍擔任主攻任務的部隊齊集太平門外。午刻，地雷轟發，城牆被轟開很大缺口，湘軍蜂擁而入。太平軍紛紛以槍炮還擊，雖給敵人以重大殺傷，但終未能堵住缺口。湘軍由太平門入城後，兵分四路向縱深進攻：中路由副将王遠和等率領，直插天王府；右路由按察使劉連捷率領，直插神策門，與由神策門緣梯而入的朱南桂部會合後，西趨獅子山，奪取儀鳳門；中左路由道員彭毓橘等率領，直插通濟門；左路由提督蕭孚泗等率領，奪取朝陽門、洪武門。朝陽等門失守後，駐守西南各門的太平軍開始動搖，提督羅逢源等部乘勢自聚寶門攻入，總兵李金洲等部自通濟門攻入。與此同時，提督黃翼升也率水師各營奪占中關，乘勝猛攻濱江之壘，會同道員陳湜等部奪取了水西、旱西兩門。及至傍晚，天京全城各門均爲湘軍奪占。

　　李秀成于19日淩晨自太平門敗退後，即回到天王府，獨帶幼天王一人，由數千文武護送，奔向旱西門，企圖由此突圍出城，結果爲陳湜部所阻，隻得轉上清涼山。入夜，折回太平門，僞裝湘軍，由缺口沖出，向孝陵衛方向突圍。不久，李秀成與幼天王失散，便分道奔逃。曾國荃派七百名馬隊追擊。21日，在淳化鎮俘獲列王李萬材，在湖熟鎮一帶追殺章王林紹璋和幼西王蕭友和等。22日，李秀成也在方山附近被俘。7月28日，曾國藩自安慶到金陵，令李秀成書寫供詞。8月7 日，李秀成寫完供詞，即被殺害，年僅四十歲。

　　湘軍于大肆搶劫之後，将天京城内某些建築物付之一炬，以消滅罪迹。全城一片火海，一直燃燒至26日。城内所有太平軍将士，或在戰鬥中犧牲，或被湘軍殺害，或聚衆自焚，十餘萬人無一降者。湘軍圍城兩年有餘，前後死于疾病者萬餘人，戰死者八九千人，同樣付出了高昂的代價。

　　

　　七、太平軍餘部的繼續奮戰與最後失敗

　　天京的陷落，標誌着太平天國的失敗。但是，分散在長江南北各個戰場上的數十萬太平軍，繼續高舉太平天國的旗幟，英勇頑強地抗擊着敵人的進攻。

　　在長江以北活動的主要是自西北回援的太平軍。1864年2月，遠征西北的陳得才等部太平軍爲救援天京，決定由陝西南部分三路東下：北路由陳得才、藍成春、賴文光等率領，由甯陝出鎮安、山陽、商州（今商縣）；中路由梁成富率領，由石泉、漢陰出興安府（今安康）、鄖陽（今湖北鄖縣）；南路由馬融和等率領，由西鄉出紫陽、磚坪（今岚臯）、平利、竹山。三路太平軍相約于南陽、襄陽一帶會齊。北路按預定路線東進，中路和南路則爲清軍阻截，亦轉由北路出陝。4月下旬，在河南西南的淅川一帶先後與撚軍陳大喜、張宗禹兩部會師，衆至數十萬，聲勢甚壯。不久，梁成富部又折回陝西，主力則由陳得才等率領，由新野入湖北，經棗陽、随州、應山、黃陂，于6、7月間進抵黃安、麻城，受到湖北提督成大吉部的阻截，未能進援天京。當得知天京陷落後，軍心動搖，戰鬥力大不如前，8月下旬，這支部隊在麻城一帶分兵兩路：一由陳得才等率領，東入安徽；一由賴文光、張宗禹等率領，北入河南。之後，又一起轉戰于鄂皖地區。11月上旬，在安徽霍山黑石渡爲清軍所敗，馬融和率衆數萬降清，藍成春被叛徒出賣殉難，陳得才見大勢已去，服毒而死。餘部在賴文光率領下，與撚軍合編，經過整頓，又成爲一支很有戰鬥力的部隊，堅持與清軍戰鬥到1868年。

　　長江以南的太平軍，開始以浙江湖州和江西爲基地，後轉至福建、廣東，至1866年失敗。

　　1864年7月，從天京突圍出來的幼天王洪天貴福在江蘇東壩與率兵來迎的洪仁玕相遇，随即回到皖南廣德。8月13日，洪仁玕至湖州，準備與黃文金等堅守城池，左宗棠部湘軍、李鴻章部淮軍圍攻湖州甚急，守城太平軍頑強作戰，數次大敗清軍，但南門守将陳學明于8月26日向清軍投降，形勢對太平軍極爲不利。洪仁玕、黃文金等不得已于27日夜棄湖州退往廣德，29日夜，護幼天王離廣德走甯國、昌化。途中，黃文金受傷犧牲，洪仁玕護幼天王經開化、常山等地，于9月 22日入江西玉山，企圖與先期入贛的李世賢、陳炳文及汪海洋等部會合，再入湖北會合陳得才部，重振太平天國大業。不期李世賢等部已轉移至贛、粵、閩三省邊界地區，洪仁玕率部追趕，10月9日在石城楊家牌遭敵襲擊，幼天王與洪仁玕等被沖散。洪仁玕北走廣昌，在白水鎮被俘。幼天王逃至石城荒山中，25日亦被敵軍搜獲。11月18日，年僅十六歲的幼天王在南昌被淩遲處死。五天之後，洪仁玕亦于南昌遇害。

　　在洪仁玕部入贛之前，已有三批太平軍突破清軍重圍進入江西。1864年2月4日，李世賢、譚星、林正揚等率軍八萬人自江蘇溧陽突圍，經安徽廣德、甯國入浙西昌化。李世賢以宜興、溧陽緊急，折回赴援。譚星等突破清軍的重重封鎖，于2月26日自浙江開化入江西玉山，進向廣信。此爲第一批入江西的太平軍。3月上旬，溧陽太平軍守将吳人傑率部降清，李世賢随即率部進入浙江，于6月中旬會同棄守杭州、餘杭的陳炳文、汪海洋各部自德清經昌化入皖南，4月下旬進至江西德興、玉山一帶。此爲第二批入江西的太平軍，共約二十萬人。第三批爲劉肇均、朱興隆、林彩新所率部衆約三萬人，5月初自常州、丹陽出發，經浙江昌化、安徽甯國、婺源入江西德興、弋陽。沿途遭清軍堵截，損失很大，林彩新落水犧牲，劉肇均率殘部與李世賢部會合。

　　二三十萬太平軍入贛，統治階級視爲“腹心大患”而全力專注。曾國藩、左宗棠等急忙從江蘇、浙江和湖南等地陸續抽調湘軍往援江西。7月中旬，督辦江西皖南軍務的新任陝甘總督楊嶽斌和提督鮑超又率水陸湘軍二萬人到達江西，使在贛清軍總數達到五六萬人。

　　進入江西的二三十萬太平軍一直在贛江以東和贛閩邊境活動。李世賢部攻撫州不下，6月底占宜黃、崇仁，與據南豐的譚星部相聯絡。陳炳文、汪海洋部則占據金溪、東鄉等地。太平軍對撫州形成包圍之勢。7月16日，楊嶽斌到達南昌，立即與巡撫沈葆桢指揮清軍向太平軍展開進攻。8月5日，鮑超所部湘軍大敗汪海洋部于撫州東南的許灣鎮。陳炳文懼戰，棄東鄉、金溪，并于13日率部六萬餘人（内洋槍隊七千餘人）向鮑超投降。16日，汪海洋等占新城，旋因鮑超部追至，棄城走南豐、石城、瑞金。在此期間，李世賢部受到敵軍的猛烈攻擊，先後棄崇仁、宜黃、南豐，經廣昌、甯都、雩都（今于都）、信豐、大庾（今大餘），于9月17 日越梅嶺關入廣東，後遊擊于粵贛邊境。10月4日，李世賢部占廣東鎮平（今蕉嶺），後入福建，于14日占漳州。陸順德部則于9日占福建永定，15日占龍岩。同日，汪海洋亦率部自江西瑞金進入福建汀州（治今長汀）境内。

　　由于太平軍餘部會集閩南，閩浙總督左宗棠不得不由杭州趕赴福建督師。所部湘軍二萬餘人分三路入閩：西路由幫辦福建軍務劉典等率領，由江西建昌入汀州；中路由提督黃少春等率領，由衢州經江山，取道浦城、建甯府（今福建建瓯）南下；東路由提督高連升率領，由杭州赴甯波，乘英輪由海道抵福州。

　　12月1日，李世賢部在漳州萬松關大敗署福建陸路提督林文察部和水師總兵曾玉明部清軍，斃林文察等約千人。17日，劉典率部自連城南下，汪海洋、譚體元、李遠繼等部大敗敵軍于連城南面的新泉一帶。

　　左宗棠鑒于冒進失利的教訓，改取“漸逼漸進”的戰術，以高連升、黃少春部六千六百人攻漳州，康國器、劉明珍部四千五百人攻龍岩，劉典、王德榜、王開琳等部一萬八千人攻汀州、連城。1865年1月26日，署汀州鎮總兵關鎮國在副将方耀所率廣東清軍的配合下，占領了永定縣城。2月19日，康國器部攻占龍岩，陸順德部敗走漳州。這樣，在漳州的李世賢部與在汀州、連城一帶的汪海洋部之間的聯系被切斷。劉典和署福建按察使王德榜等部連續向汪海洋部進攻。2月22日新泉一戰，汪海洋部大敗，精銳損失幾半。3月1日，又敗于南陽，遂向龍岩、南靖、永定一帶轉移，沿途屢遭清軍堵截，損失慘重。

　　清廷爲加強鎮壓福建太平軍的兵力，又從江蘇調派提督郭松林率淮軍八千（均裝備有洋槍）由海道去福建，3月31日抵廈門。4月11日，李世賢率部自漳州主動出擊，遭到郭松林部的反擊，傷亡三、四千人。5月15日，郭松林、高連升、王德榜指揮淮軍和湘軍攻破漳州，李世賢率部巷戰，傷亡萬餘人，力不能支，突圍撤走。16日，陸順德亦棄南靖。5月26日，李世賢、陸順德等部于永定塔下又爲劉典和康國器部清軍所敗，損失約二萬人，次日又有三萬餘人投降清軍。李世賢所部損失殆盡，隻身逃出，陸順德則率餘部入粵，占鎮平，走平遠。

　　汪海洋部太平軍也接連失利。4月22日，該部敗于南靖、永定、龍岩間，六千餘人犧牲。漳州失陷後，汪海洋、李遠繼等部與康國器部清軍戰于永定，損失很大，後于6月10日由上杭經武平入廣東鎮平。

　　李世賢晝伏夜行，于8月19日至鎮平，入汪海洋軍營，不意四天之後竟爲汪海洋刺死，年僅三十二歲。

　　8月29日，陸順德、林正揚部占廣東長樂（興甯西南）。9月20日，林正揚執陸順德，獻城降清。

　　9月28日，鎮平爲高連升等部攻占，汪海洋部經平遠入江西定南、龍南，又爲清軍席寶田部所敗，複折入廣東，占和平、連平。12月初，經龍川抵興甯，8日攻占嘉應州（今梅縣）。此前，清廷曾命左宗棠赴廣東督師，并節制各路清軍。1866年1月15日，左宗棠抵廣東大埔，檄調鮑超、劉典、高連升、康國器、黃少春、王德榜諸部三四萬人，在二萬餘粵軍的配合下，對嘉應州實行四面包圍。1月28日，汪海洋在督率所部反擊清軍時中彈受傷，2月1日犧牲，年三十六歲。餘部由譚體元統領，棄嘉應州南走。後在黃沙嶂山中迷路，被清軍追及，譚體元力竭墜崖犧牲，部衆或戰死或投降。至此，除與撚軍合編的賴文光所率部衆尚在堅持鬥争外，太平天國革命戰争終以失敗而結束了。


第八节 太平天国革命战争失败的教训

　　曆時十五年、遍及十七省的太平天國革命戰争，其規模之浩大，戰事之激烈，内容之豐富，影響之深遠，爲農民革命戰争史上所罕見。太平天國的英雄們在這次戰争中堅忍不拔，英勇奮鬥，不僅沉重地打擊了清王朝的封建統治，而且勇敢地抗擊了外國侵略者的武裝幹涉，揭開了中國人民反封建反侵略的民主主義革命的序幕，在中國近代史上寫下了極其光輝燦爛的一頁。

　　太平天國革命戰争時期的中國，雖已開始淪爲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但封建經濟基礎仍然根深蒂固。由于沒有新的生産力和新的生産關系，沒有資産階級，也沒有無産階級，因此，太平天國革命本質上依然是一場舊式的農民革命運動，它不可能完成資産階級民主主義革命範疇的種種任務。然而，革命的聲勢如此波瀾壯闊，革命的綱領和政策比中國曆史上任何一次農民戰争都要完備的太平天國革命，最終遭到失敗，其原因和教訓是值得認真探讨的。

　　曆史上任何一次人民起義，在開始時，它的力量總是弱小的。如果起義的領導者主觀指導正确，就能逐漸壯大自己，最終戰勝強大的敵人。太平天國革命時期的清王朝，控制着全國政權，擁有八九十萬軍隊和雄厚的人力物力資源，特別是1860年以後，中外反動勢力互相勾結，共同鎮壓人民起義，給太平天國革命戰争造成了更大的困難。盡管如此，由于太平軍的力量也相當強大，而且順應人心思變的潮流，如果太平天國的領導者不是在主觀指導上存在許多錯誤，是有可能取得革命戰争勝利的。這裏着重從政治和軍事兩個方面對太平天國領導者所犯錯誤加以探讨。

　　

　　一、政治方面的失誤

　　（一）沒有形成能統籌全局和團結一緻的堅強領導核心

　　太平天國起義初期，雖然形成了一個以洪秀全爲首的六王領導核心，但内部存在着廣東、廣西等派別和較爲明顯的宗教迷信色彩。建都金陵後，太平天國的領導者之間不僅宗派情緒有所發展，而且迅速滋長了享樂腐化思想，争權奪利，終于導緻最高領導集團内部的相互殘殺，産生了最大的領導危機。

　　天京内讧以前，洪秀全未能善處矛盾，事後又沒有正确汲取教訓。他不是大膽地選拔和重用有威望有才能的将領，組成新的領導核心；相反，卻增加了疑忌心和宗派情緒，開始搞家天下。石達開被迫出走以後，天京的軍政大權操于洪氏家族手中，引起不少将領的埋怨和不滿。到了晚期，洪秀全不得不依靠陳玉成、李秀成等有作爲的年輕将領支撐危局，但對他們同樣不是真心信任，竟濫封諸王，緻使陳、李不能發揮統一指揮的作用，結果助長了分散主義，甚至出現了分崩離析的局面。沒有一個能夠統籌全局的有權威的領導中樞，對前線也就不能實施集中統一的指揮調度。清軍則相反，由開始時的多頭指揮逐漸改變爲由曾國藩集中統一指揮。這是太平軍在後期戰争中經常失利，并最後失敗的一個重要原因。

　　

　　（二）未能制定一套适合時宜的政策和策略，形成革命的大聯合

　　洪秀全等用拜上帝教的形式，創立了一套以樸素的平等思想爲内容的農民革命理論，對于發動農民群衆起了積極的作用。但是，他們硬要人們隻拜“獨一真神”“ 皇上帝”，企圖用在中國社會中沒有群衆基礎的外來的宗教迷信代替舊有的宗教習慣，不僅一般群衆難于接受，而且造成了與以中國社會舊有宗教爲号召的其它各種起義組織的隔閡。當時，在太平天國革命影響下，全國掀起了革命的高潮，但是太平天國基本上沒有能把各地的起義武裝團結起來，形成廣泛的革命的大聯合。

　　太平天國的領袖們反對某些爲統治階級服務的封建思想和文化，對于解放農民的思想起了一定的作用。但是，他們自身卻不能沖破封建思想和舊禮教的羅網，在建都金陵以後，竟将封建等級和世襲制度以及“三綱五常”等與神權相結合，作爲鞏固其政權的工具，結果日益走向封建化，并愈來愈嚴重地脫離了群衆。

　　太平天國對清王朝的堅決鬥争精神，給受壓迫受剝削的農民帶來了鼓舞和希望。但在鬥争過程中，沒有把打擊的矛頭集中在清王朝以及依附于它的大地主大官僚身上，而是無區別地把中小官僚以及清軍中的下級官弁等也列爲“妖”類而加以打擊，因而不利于分化瓦解敵人，進一步擴大自己的隊伍。

　　此外，太平天國的領導者爲農村制定的絕對平均主義的土地政策，爲城市制定的取消商品交換的政策，以及拆散家庭、男女分居的社會生活制度，雖然後來作了改變，但已造成不良影響，爲敵人進行反對太平天國的惡意宣傳提供了可乘之隙。

　　上述種種不合時宜的政策和策略，都不同程度地影響了革命大聯合的形成，而沒有革命大聯合，自然難以推翻當時還比較強大後來又得到資本主義列強支持的清王朝的反動統治。

　　

　　（三）不善于羅緻人才，缺少謀士

　　洪秀全等太平天國的領導人中，有的雖有一定的文化，但畢竟閱曆不深，知識有限，對中國的曆史和現狀都知之不多，缺乏全面地分析形勢和制定正确的政策與策略的能力。但隻要他們能象曆史上某些起義領袖那樣，廣招賢士，虛心求教，是可以彌補自己的知識和領導經驗不足的。可惜，太平天國的領導者沒有采取積極措施，尋求更多胸懷韬略的有識之士，使他們爲太平天國的革命事業出謀獻策。定都金陵後，洪秀全日益滋長保守和封建迷信思想，最後竟發展到“信天不信人”的荒謬地步，當然更談不上禮賢下士、網羅人才了。而沒有招納和培養一批有才能的政治家、戰略家，這不能不是太平天國失敗的重要原因之一。

　　

　　二、軍事方面的失誤

　　（一）忽視軍隊的提高與鞏固工作

　　金田起義時，洪秀全等對部隊規定了嚴格的紀律，并實行聖庫制度，以保證部隊的供給和将士的清廉。太平軍内部還有一套教育訓練制度，使部隊的軍政素質不斷提高，因而能以少勝多，打破清軍的圍追堵截，發展革命的大好形勢。

　　早期的太平軍還注意發揮各類人員的特長，及時組建新的部隊。如由挖煤工人組成的“土營”，在城市攻防作戰中發揮了重要作用；由船戶組成的“水營”，在攻占武昌和進軍金陵的作戰中，他發揮了重要作用。

　　但是，在建都金陵之後，太平天國的領導者卻忽視了部隊的提高和鞏固工作。由于對控制長江的重要性認識不足，忽略了加強水師的建設，沒有将戰船和運輸船分別編組，不注意改進戰船和船炮的技術性能，加強戰船的作戰訓練，以提高水師的作戰能力。因此，在西征作戰中遭到慘重損失，喪失了水上控制權。此外，在已經具備條件的情況下，沒有及時組建“馬隊”和“炮隊”等新的兵種。這些，都影響了戰鬥力的進一步提高。

　　天京内讧後，太平軍的元氣受到很大損傷。後來吸收了大批新戰士，遊民和散兵不斷增加，部隊的成分遠不如以前純潔。面對這種情況，太平天國的領導者沒有重視部隊的思想建設和組織建設，以緻軍政素質和戰鬥力明顯下降。後期的不少戰鬥，太平軍雖在兵力上占有明顯的優勢，卻屢爲清軍所敗，除了作戰指揮方面的原因外，與部隊的戰鬥力下降也是直接有關的。

　　随着太平天國在政治上日趨腐化，将士中的離心傾向和悲觀失望情緒也逐漸發展，以緻後期率衆叛降事件不斷發生。這對太平軍在政治上、軍事上都是很大的削弱和打擊。

　　

　　（二）戰略決策屢犯錯誤　　

　　太平軍出廣西，越湖南，攻武漢，取金陵，威震中外。在這種情況下，清王朝必然加緊調兵遣将，全力堵截和進剿。而當時太平軍的兵力還很有限，受“圍剿”的态勢尚未改變，也沒有建立起進可以攻、退可以守的戰略基地。可是，太平天國的領袖們卻陶醉于初步取得的勝利，對彼己力量對比作了錯誤的估計，因而實行軍事冒險主義，作出了不符合客觀條件的既北伐又西征的戰略決策，在無法實施戰略協同的兩個方向同時出擊。結果，北伐軍全部覆滅。西征軍也付出了重大代價，雖然占領了武漢、九江、安慶和其它部分地區，但未能在天京上遊建立起連成一片的根據地。這種戰略決策上的錯誤，使太平軍損失慘重，坐失了有利的發展時機和戰略上的主動權。

　　此後，太平天國的領導者在軍事上開始由冒險變爲保守，一系列大的作戰行動都是圍繞保衛天京而進行的。雖然取得了攻破江北、江南大營的勝利，并乘勝開辟了蘇南根據地，但太平天國的領導者仍然未能客觀地分析形勢，認真研究敵情，确定主要打擊方向，以緻在戰略決策上又接連犯了幾次錯誤。

　　當時，蘇浙方向的清軍由于兵力薄弱，基本上采取守勢，上海的外國侵略者尚未撕下“中立”的外衣，因此，對天京的威脅主要來自上遊的湘軍。太平軍隻有在西線集中兵力，擊敗湘軍，才能争取戰略上的主動權。可是，當李秀成部攻占蘇南大部縣城，取得人力物力補充後，不是立即回師西進，而是繼續向上海發動進攻，直至湘軍大舉進犯時，才将主力轉向西線，而此時已失先機之利。在安慶解圍作戰中，陳玉成、李秀成兩部，又未能根據湘軍兵少和後方空虛等弱點，堅決攻取武漢，橫掃兩湖、江西，切斷湘軍補給線，打亂其進攻部署，以争取主動。嗣後，江北諸軍爲救安慶而被迫決戰，江南主力（李秀成部）則回師江浙，再攻上海，形成了兵力分散，各自爲戰的不利局面。

　　安慶失守後，洪秀全株守金陵，坐待敵人來攻。他既不迅速調集兵力迎戰湘軍，也無長遠決策，聽任戰局自流發展。直到天京被圍，才趕忙催軍救援，緻使戰局陷入危殆。最後，在隻有棄城別圖一線希望時，仍頑固地坐以待斃，終至完全失敗。

　　在戰略決策方面，老奸巨猾的曾國藩顯得略高一籌。他根據曆史經驗，認爲要打敗太平軍，必須首先占領天京上遊的戰略要地安慶，然後逐步東進。爲了實現這一計劃，他甚至以種種借口違抗清廷關于分兵援救蘇、常的命令，堅持集中兵力圍攻安慶，并終于達到了目的。太平天國的領導者既不認真研究敵人，也不努力提高自己的戰略修養，以緻戰略指導上遜于敵人，這也是軍事上失敗的一個主要原因。

　　

　　（三）兵力分散，各自爲戰，缺乏集中統一的指揮

　　建都金陵以後，太平軍在三河鎮大捷以及攻破江北、江南大營的作戰中，注意集中優勢兵力和實施統一指揮，因而取得了重大勝利。但在不少次作戰中，不是由于兵力不集中，就是由于指揮不統一，因而造成失利。缺乏統一指揮，各自爲戰，從而導緻作戰失利的明顯戰例，是安慶會戰。當時，參戰的太平軍在兵力上占有數倍于敵的優勢，但是，對于這樣大的作戰行動，太平天國的領導者不僅沒有指定最高前線指揮員，而且江南的四路部隊也無統一指揮，結果形成各打各的，甚至想打就打，想走就走，徒有兵力優勢而形不成拳頭，不能在有決定意義的方向上給敵人以緻命打擊，反爲少于自己的湘軍擊敗。之所以如此，前期主要由于驕傲輕敵，企圖速勝；後期主要由于沒有有權威的最高統帥和滋長了分散主義。

　　曾國藩在取得湘潭、武漢之戰勝利後，也曾犯過分兵冒進的錯誤，吃過被太平軍分割、圍困的苦頭。但他以後汲取了教訓，基本上采取集中兵力于天京上遊，并在作好充分準備之後才逐步推進的方針，從而取得了較好的戰果。而太平軍在碰了許多釘子之後，卻始終沒有改變分兵作戰的狀況，因此不但不能更有效地殲滅敵人，反而被敵人各個擊破。

　　

　　（四）偏重于城市攻防戰，忽視在機動作戰中大量殲敵有生力量

　　在太平天國後期戰争中，除石達開部走上流寇主義道路外，長江兩岸的太平軍主力主要是進行城市攻防戰，不重視在野戰中殲滅敵人有生力量。長于攻城是太平軍的一個優點，但圍繞幾個主要城市同敵人反複争奪，特別是把天京作爲一個最大的包袱背了起來，爲保衛天京而不惜犧牲和消耗，牽動全局，使自己處于被動地位，造成亡軍亡城的嚴重惡果，實爲一大失策。究其原因，主要是在取得一定勝利後，滋長了享樂思想，政治上也就日趨保守。同時，太平天國的領導者不懂得城市保衛戰必須與野戰相配合，不懂得隻有不斷消滅敵人的有生力量，使敵我力量對比發生根本變化，才能有效地保衛城市，而消極地保衛城市，必然落得個人地兩空。

　　由于不重視野戰殲敵，在攻城和解圍作戰中，往往在城外死守營壘，以阻援敵，而不是創造戰機伏擊、襲擊援敵；在進攻敵人營壘時，往往隻注意正面強攻，不注意側後迂回包圍，緻攻破敵營後，不能及時截殲逃敵，打不了殲滅戰，使敵人得以散而複聚，重新構成威脅；在防禦作戰中，往往單純依托陣地進行正面阻擊，或節節退守城鎮，與進攻之敵拚消耗，不注意設伏誘敵，或從敵後襲擾、牽制敵人；在敵人分路進攻的情況下，不願主動放棄一些次要城鎮，集中兵力于機動位置，出其不意地圍殲敵之一路，再及其餘，以各個擊破敵人。不注意學習野戰殲敵戰法，是太平軍軍事上的一大缺陷。

　　太平天國革命戰争雖然失敗了，但這次戰争的影響是巨大的。它激勵着中國人民再接再厲地向封建主義和外國侵略勢力進行英勇頑強的沖擊，從而爲中國近代民主主義革命奠定了基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