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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4月28日星期五

歷史真貌─三大盛世天朝之一 清朝(六)

康乾盛世之高宗乾隆統治時期

繼清太祖努爾哈赤,太宗皇太極和聖祖康熙大帝后,清朝再次出現了一位留名青史的皇帝:高宗乾隆。他是雍正的第四子,在位60年,退位後又當了三年太上皇,終年89歲。可以說,乾隆是中國有文字記載以來享年最高的皇帝,也是實際執政時間最長的皇帝。在其統治期間,乾隆在康熙和雍正王朝發展的基礎上,使清朝達到了強盛的頂峰,在文治武功方面也頗有建樹,稱得上是一位有為之君。而且,乾隆皇帝是繼遠古堯舜實行禪讓制後,第一個在有生和在位之年提出「禪讓」的皇帝,雖然只是形式上的。

關於乾隆帝的預言和其身世

唐朝高僧黃檗在《禪師詩》第四首中預言了乾隆的在位時間和功績。詩中寫道:「 乾卦占來景運隆,一般六甲子孫同。外攘初度籌邊策,內禪無漸太古風」。「乾卦占來景運隆」一句首尾兩個字暗含乾隆二字,「 一般六甲子孫同」玉石乾隆在位時間和祖父康熙大帝都是六十年左右;「 外攘初度籌邊策」暗指乾隆平定邊疆的武功;「內禪無漸太古風」,預言乾隆將倣傚古人實行禪位。

乾隆帝弘歷,世宗第四子,母孝聖憲皇后,康熙五十年(1711年)八月十三日生於雍親王府邸。不過,關於乾隆皇帝的出生地和其生母,史學家一直存在爭議。但有一點可以明確的是,乾隆確是雍正皇帝的親生兒子,而非野史中傳言的那樣是漢人的子孫。

乾隆還是孩子時,就是「隆准頎身」,贏得了康熙帝的鍾愛,而令其在宮中讀書,老師是庶吉士福敏,弘歷聰明過人,過目成誦。此後,又跟著貝勒允禧學習騎射,跟莊親王允祿學習火器。一次,在木蘭圍場狩獵,剛要射熊時,熊突起,弘歷鎮定自若。康熙帝御槍殪熊。其後,康熙對溫惠皇太妃道:「是命貴重,福將過予。」

雍正元年八月,世宗在乾清宮寫下密詔,藏於世祖所書的正大光明扁額上,由弘歷繼承皇位。雍正駕崩後,乾隆正式登基。

乾隆帝的文治武功

乾隆即位之初,實行寬猛互濟的政策,既有其祖父康熙帝的寬仁,也有其父親的嚴苛。他繼續採取務實的政策,重視農桑,停止捐納;為保護百姓,在浙江修砌海塘,同時繼續平定邊疆的一系列叛亂。根據統計,乾隆十年,三十五年,四十三年,五十五年和嘉慶元年,乾隆下詔先後五次減免全國一年的錢糧,三次減免江南的漕糧,共計2萬萬兩。其減免錢糧次數之多,地域之廣,數量之大,效果之好,前所未有。同時說明乾隆時期天下的富庶。此外,乾隆帝嚮慕風雅,除了自己喜好詩詞、丹青外,還在文化方面多有提倡。其在文治方面值得稱道的成就主要有:

一、主持編纂《四庫全書》,共收書3503種,79337卷,36304冊,其卷數是《永樂大典》的三倍。《四庫全書》是對古代書籍的一次整理,修補,使得許多書籍在遭受後來諸多的天災人禍後得以保存下來,讓今天的人們在溫習某些書籍的過程中,體察古人的智慧。它同時也方便了讀書人的閱讀和文化的傳播。在編纂的過程中,乾隆曾下令毀書約3000多種,共6萬多部。也許,上蒼正是借乾隆皇帝之手,將歷史的某些真實掩蓋,讓後人陷入更深的迷中;也許,上蒼通過這人間的舉動,讓後人能夠有所警醒。

二、主持編修了其它典籍,如《滿文大藏經》,《八旗通志》,《滿文老檔》,《國朝宮史》等,在文學和史學方面都有著重要的意義。

三、興建皇家園林。清朝的許多皇家園林和建築都是在乾隆朝興建或開始興建的,比如頤和園,圓明園,香山,避暑山莊等。這些建築有的經過後代皇帝的翻修,有的已經被毀,但我們今天所看到的,無不體現出了清代園林文化的輝煌。

在武功方面,乾隆帝同樣值得稱道的有:

一、統一了整個新疆地區。乾隆時期,先後兩次派兵平定了新疆准噶爾的叛亂,並使土爾扈特部回歸,統一了整個新疆。此後,清政府在喀什噶爾等地設置參贊大臣、辦事大臣及劣謨大臣;乾隆還設置了伊犁將軍,實行軍府制,修築城堡,駐紮軍隊,巡查邊界;並移民屯邊,加強了對西域的管理。

二、進一步加強了對西藏的管理。康熙和雍正時期的西藏,達賴(駐拉薩)和班禪(駐紮什倫布)掌政令,行教化,同為政教僧俗領袖。而乾隆時期在兩次打敗入侵西藏的廓爾喀(尼泊爾)後,乾隆於1793年(乾隆五十八年)頒布了《欽定西藏章程》中,規定「駐藏大臣督辦藏內事務」,其地位「與達賴喇嘛、班禪額爾德尼平等」;各級地方官員及管事喇嘛,都歸駐藏大臣管轄,「事無大小,均應稟命駐藏大臣辦理」;他們的任命,也「統歸駐藏大臣會同達賴喇嘛揀選,分別奏補揀放」;達賴、班禪以及其他呼圖克圖「靈童」轉世時的「金本巴瓶掣簽」儀式,也要在駐藏大臣的監視下進行。即把呈報出世的「靈童」指出數名,由駐藏大臣將其姓名、生年月日,用滿、漢、藏三種文字寫在簽上,放進皇帝頒發的金本巴瓶內,誦經七日,屆時,駐藏大臣親臨監視抽籤,然後再呈請中央政府批准,方為有效。其它如審查財政收支、主持對外事務、春秋巡視國境等,也都由駐藏大臣經管。此外還整頓西藏地方軍隊組織,加強防務,鑄造西藏地方銀幣。通過這些措施,西藏「事權始歸一」。標誌著中央政府開始對西藏實行全面的管轄。

乾隆時期的盛世景象

乾隆時期,百姓安居樂業,農業生產的恢復和發展非常快,主要表現在荒地的大量開墾和耕地面積的擴大。1722年(康熙六十一年),全國耕地面積突破了明代最高耕地統計數字,達到851萬頃;到1725年(雍正三年),達到890萬頃。而乾隆時期則大大超過了這一數字。

此外,南方雙季水稻種植的推廣以及蕃薯和玉米的引進和推廣,使糧食單位面積產量大幅度提高,如稻米生產,在江浙、湖廣、四川、福建等省的膏腴之區,一般都畝產兩三石,多者可以達到五六石,甚至六七石。這進一步導致了人口的快速增長。1711年(康熙五十年),人口為2462萬。這只是丁數,不是人口總數。乾隆以後,統計方法變了,總括大小男婦數。1741年(乾隆六年),全國人口總數為1億4300多萬;1790年(乾隆五十五年),又增加到3億100多萬。人口的大量增加,一方面表明了農業生產的發展,但同時,也給社會造成了巨大壓力。

另一方面,經濟作物的種植面積也有明顯的增加。桑、茶葉、棉花、甘蔗、煙草等都成為當時非常重要的商品化農作物。如棉花,在明末基本普及的基礎上,種植更加盛行。不僅江蘇、浙江、湖北、河南、山東、河北等省都是著名的棉產區,而且東北也成為重要的棉花產地。在浙江、江蘇、廣東的一些地區,農民都大量種植桑樹。特別是浙江省,「蠶桑之利甲天下」,其中有一些地區,「尺寸之堤,必樹之桑」。所獲之利,比種稻往往多出四五倍,甚至十餘倍。甘蔗的種植在廣東、福建、台灣等地也十分普遍。廣東一些地方種植的「白紫二蔗,動連千頃」。台灣更是「蔗田萬頃碧萋萋」。煙葉的種植也已推廣到全國各地。在「江南、山東、直隸,上腴之地,無不種煙。

手工業生產在康熙中期以後,才逐步得到恢復和發展。而乾隆時期的手工業發展得更為迅速。

比如在清代手工業中佔有重要地位的絲織業的主要產地是:江寧、蘇州、杭州、佛山、廣州等,發展十分迅速。如江寧的織機在乾、嘉時達到三萬餘張,而且比過去有許多改進,「織緞之機,名目百餘」,所產絲織品暢銷全國。而棉織業在江南一些地區也日益發達。棉紡織工具有顯著改進。如上海的紡紗腳車,可「一手三紗,以足運輪(名腳車),人勞而工敏」。織布機也有一些改進和革新。當時的棉布生產,無論數量或質量都比以前有很大提高。上海的「梭布,衣被天下,良賈多以此起家」。蘇州的「益美字號」,因大家譽其「布美,用者競市」,「一年消布,約以百萬匹」,結果「十年富甲諸商,而布更遍行天下」,「二百年間,滇南漠北,無地不以益美為美也」。蘇布「名稱四方」,可見信譽之廣。無錫也盛產棉布,乾隆時,「坐賈收之,捆載而貿於淮、揚、高、寶等處,一歲所交易,不下數十百萬」,有「布碼頭」之稱。

在制瓷業方面,江西景德鎮仍是全國的最大中心。乾隆時,不僅官窯眾多,而且「民窯二三百區,終歲煙火相望,工匠人夫不下數十餘萬」。據統計,乾隆時全國著名陶瓷品產地共有四十餘處,遍佈各地。如直隸武清、山東臨清、江蘇宜興、福建德化、廣東潮州等地的窯場,都有很大的規模,所產瓷器色彩鮮艷,精美異常。

在台灣、福建、廣東、四川等地,制糖業都很發達。康熙至乾隆時期,台灣的種蔗制糖極盛,內銷京津及江浙各省,外運南及呂宋,東至日本等國。廣東的蔗糖也販運四方。

礦冶業在乾隆時期也發展到鼎盛,雲南全省開辦的銅廠有三百多處。其中有官督商辦的大廠,也有私營的小廠。1740年(乾隆五年)至1811年(嘉慶十六年)間,雲南銅礦的最高年產量達到1467萬餘斤。乾隆時,貴州鉛礦年產黑鉛也達到1400多萬斤。此外,廣東的鐵冶規模也很大。廣東佛山鎮的鐵器製造業也很發達。

農業和手工業的繁榮,自然也促進了商業的繁榮。當時中國的各種商品行銷海內外,四方流通聯繫十分密切。中國出口的貨物有茶葉、陶瓷器、生絲、綢緞、棉布、紙張、紙傘、乾果、線香、煙草、鐵鍋、傢具、糖、人參、牛馬、谷物、豆、羊肉、麥粉等,而進口的商品多為毛織品、五金、玻璃、珊瑚、玳瑁和各種香料、海味等奢侈品。在嘉慶以前,中國在國際貿易上始終保持著出超的地位。

而隨著商品經濟的發展,城市也更加繁榮。北京、南京、蘇州、杭州、揚州等著名大城市都很繁華。如蘇州「五方雜處,人煙稠密,貿易之盛,甲於天下」,「洋貨、皮貨、綢緞、衣飾、金玉、珠寶、參藥諸舖,戲園、遊船、酒肆、茶店,如山如林,不知幾千萬人」。其它繁榮的都市還有天津、濟南、開封、太原、廣州、廈門等地。此外,一些中小市鎮也發展起來。如湖北的漢口鎮,「戶口二十餘萬,五方雜處,百藝俱全」,商業往來,以「鹽、當、米、木、花布、藥材六行最大,而各省會館亦多」。

商業的發展,導致一些財力雄厚的富商的出現。如山西的票號,兩淮的鹽商,廣東的行商和各地的糧商、布商等,資財都達到數十萬至數百萬兩。可以說,乾隆時期使康熙盛世發展到了頂峰,是故史家將其合稱為「康乾盛世」 。而歷史發展到現在的中國,在世界上仍然可以稱得上是一個經濟發達的國家。

文字獄和文化專制

清朝在康、雍、乾三朝,一方面在經濟上飛速發展,一方面在文化上實行專制政策,尤其是雍、乾時期,曾連續大興文字獄。對一切文字著述,只要清朝統治者認為觸犯了君權,或者有礙於自己的統治,便被目為「狂吠」、「矣謁」、「悖逆」,必興起大獄,置之重典,往往一案株連數百人。

如1728年(雍正六年)呂留良之獄。浙江呂留良所著詩文和日記,其中有激烈的夷夏之防等言論。呂留良早死,湖南曾靜與弟子張熙,因受其思想影響,列舉了雍正皇帝九條罪狀,勸四川總督岳鐘琪起來反清。結果岳奏聞朝廷,將呂留良家屬、師徒,以及其他與此事件有關的人員,一律治罪。主要人物死者戮屍,活者斬首,受牽連者或殺或流,或發配為奴,輕者亦受杖責。乾隆時期的文網更加嚴密,即使是那些曾經受過皇帝嘉許的人,只要被認為稍有「不安分」的表現,也會橫遭殺頭之禍。乾隆時期的文字獄,多達50多起。

上述政策為後世中國的統治者起了極為不好的示範作用。文化專制導致社會自由思想的萎縮,對於社會風氣也產生了消極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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