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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4月20日星期四

歷史真貌─三大盛世天朝之一 清朝(三)

康乾盛世之聖祖康熙統治時期

在業已走過的中華歷史上,曾經出現過幾位曠世明君,比如西漢的武帝,唐代的太宗,宋朝的太祖。當歷史走入清朝時,又出現了一位雄才大略的,堪與前世明君比肩的君王:康熙帝。其文治武功可以說是無與倫比。他引導著大清帝國擺脫了明清之際的混亂與動盪,走向了和平與安定,為持續時間長達130餘年的康乾盛世奠定了堅實的社會基礎。清朝對中國歷史最重要的貢獻是完成了國家統一,而這一成就正是在康熙朝奠定的。後世史家在評價康熙帝的一生時,認為其「雖曰守成,實同開創」,評價可謂公允。

《燒餅歌》中關於康熙帝的預言

明代劉基的《燒餅歌》中有這樣的記載:基曰:「十八年間水火,奪庸人不用水火臣,卦分氣數少三數。」

這段預言,說的是清聖祖康熙皇帝的故事。「十八年間水火奪」一句,預言康熙繼位之事,「康」字底下是「水」的變形, 「熙」字底下四又是「火」字的變形,因此正與歷史事件暗合。劉基又以「庸人不用水火臣」一句來暗示康熙, 「庸」字去掉底下的「用」,再加上「水」便是「康」字; 「臣」與「熙」的左上角相近,底下加上「火」(即四點),便基本上湊成了「熙」字(少了一個「已」)。可以說,此句大體上達到了暗示「康熙」的目地。

「卦分氣數少三數」一句,是預言康熙皇帝的在位時間。「卦分氣數」便是六十四,因為「八卦」當中, 「乾」、「兌」、 「離」、 「震」、 「巽」、「坎」、「艮」、 「坤」等名稱。這八卦兩兩相重,便可形成八八六十四卦。 「少三數」,即是「六十四」減少「三」之數,因此得數是六十一,這六十一便是康熙在位六十一年的年數(1661──1722)。

康熙帝的身世和異象

康熙帝,名玄曄,是順治皇帝的第三個兒子,母親是孝康章皇后。史書記載其「天表英俊,嶽立聲洪」 。據說當他六歲時,與皇二子福全一起向父皇問安。順治問他們二人,將來想做什麼。福全的回答是:「願為賢王」 。而玄曄卻回答道「願傚法父皇」 。順治深以為異。

順治帝臨終時,指定玄曄為皇位繼承人。因當時的玄曄年僅8歲,順治帝又指派了4名親信大臣輔政,即索尼、蘇克薩哈、遏必隆和鰲拜。玄曄即位後,改元康熙,史稱康熙帝。

康熙8歲喪父,10歲又喪母。母親重病時,康熙「朝夕虔侍,親嘗湯藥,目不交睫,衣不解帶」;母親病故後,他又晝夜守靈,水米不進,哀哭不停。康熙後來回憶說,幼年在「父母膝下,未得一日承歡」。幼年的憂患,激勵了康熙奮發學習、自立自強的精神。

康熙是個非常喜愛學習之人。康熙5歲入書房讀書,晝夜苦讀,不論寒暑,甚至廢寢忘食。他曾說自己「自五齡受書,誦讀恆至夜分,樂此不為疲也。」 康熙又喜好書法,「每日寫千餘字,從無間斷」。他讀「四書」——《大學》、《中庸》、《論語》、《孟子》,「必使字字成誦,從來不肯自欺」。後來他要求皇子讀書,讀滿百遍,還要背誦,這是他早年讀書經驗的傳承。

康熙繼位後,學習更加勤奮,甚至過勞咯血。他讀書不是為消遣,而是為「體會古帝王孜孜求治之意」,以治國、平天下。他在出巡途中,深夜乘舟,或居行宮,談《周易》,看《尚書》,讀《左傳》,誦《詩經》,賦詩著文,習以為常。直到花甲之年,仍手不釋卷。

康熙的身上流淌著三種血統、三種文化和三種品格。康熙的父親是滿洲人,祖母是蒙古人,母親是漢族人。他深受祖母的教誨,又向蘇麻喇姑(蘇墨爾,孝莊隨嫁貼身侍女)學習蒙古語,向滿洲師傅學習騎射,跟漢族師傅接受儒家教育。

康熙的勇武與奮進,受到了滿洲文化的影響;高遠與大度,得益於蒙古文化的熏陶;仁愛與韜略,來自漢族儒學的營養;後來,他的開放與求新,則是受了耶穌教士西方文化的熏染。康熙帝吸收了中華多民族的、西方多國家的,悠久而又新進、博大而又深厚的文化營養,具有當時最高的文化素質。這為他展現帝王才氣,實現宏圖大業,奠定了基礎。

少年康熙計除鰲拜親政

康熙即位之時,清朝處於雖然建立,但國家正百廢待興的局面。而康熙雖然當了皇帝,但因為年幼,國家大事的決斷基本掌握在四位輔政大臣手中。這四位輔政大臣,索尼居首位,總掌啟奏批紅等大權,但年老力衰。排在第二位的蘇克薩哈富有才幹,但與鰲拜不和。其後的遏必隆則為人圓滑,不與人爭鋒。對權力最有野心的是鰲拜。為了在索尼退下之後掌控朝政,鰲拜一方面拉攏遏必隆,一方面借圈地事件打擊蘇克薩哈。在處理朝政時,鰲拜十分專橫,根本不將康熙帝放在眼中。

聰明的康熙以退為進,在祖母的支持和幫助下,一方面避免與鰲拜發生正面衝突,一方面韜光養晦,專心學習治世本領,並尋找適當時機剪除鰲拜。

1667年6月,索尼去世。十二歲的康熙決心廢除四大臣輔政體制,實行親政。7月,實行親政大典。不過,康熙雖然親政,但原有輔政體制卻未能發生變化。為了使康熙能夠及早親政,並迫使遏必隆和鰲拜也交出權力,蘇克薩哈在康熙親政第六天上書請求退隱。在康熙尚未做出反應之際,鰲拜羅織了24條罪狀陷害蘇克薩哈,並強迫康熙將其處死。清除了蘇克薩哈後,鰲拜更加肆無忌憚,朝廷所有政事,均由其決斷;對於康熙帝的有些詔令,他也敢公開抗旨。這些使康熙意識到該是剪除鰲拜的時候了。康熙考慮到鰲拜親信黨羽遍佈朝野,所以決定設計將其剷除。

康熙一方面在表面上麻痺鰲拜,一方面選擇一群身強力壯的少年練習撲擊之術。1669年5月,康熙決定採取行動。他首先將鰲拜的黨羽以各種名義派出,削弱鰲拜的勢力,然後派人將鰲拜召入宮中擒獲。鰲拜的黨羽在此之後也被一一擒拿。

在對待鰲拜的處理上,再次顯示了康熙的睿智。他下詔說:「鰲拜愚悖無知,誠合夷族。特念效力年久,迭立戰功,貸其死,籍貫沒拘禁。」 也就是說,鰲拜因立過許多戰功,所以免於一死而終身監禁。對於其黨羽也給予了不同的處罰。同時恢復了蘇克薩哈的職位。這種措施穩定了朝局。

康熙剪除鰲拜後,廢除了輔政體制,收回了朱批大權。自此才真正開始了親政。

康乾盛世的開啟--康熙的寬仁之治

康熙親政後,清朝內部出現了相對的穩定。但是,國內形勢仍然十分險惡。南方的三藩割據,西北噶爾丹的反叛,台灣鄭氏的割據等等,都擺在康熙的面前。深謀遠慮的康熙憑著自己超凡的膽略,在良臣的輔佐下,開創了盛世王朝。

在治國之本上,康熙選擇了儒家思想。康熙自幼就對儒家學說充滿濃厚興趣,認為「殊覺義理無窮,樂此不倦」(《康熙起居注》第1冊第80頁)。康熙十六年十二月,他在御制《日講四書解義序》中,明確宣佈清廷要將治統與道統合一,以儒家學說為治國之本。康熙帝的這一態度為清朝內部持續數十年的文化紛爭(也是治國方略的紛爭)畫上了一個圓滿的句號。

但信奉儒家思想的康熙因受祖母的影響,對佛家思想亦有所研究。每當天下發生災禍,康熙常常視為對當政者的警示。比如康熙十八年發生地震,康熙下詔說:「朕躬不德,政治未協,致茲地震示警」。因此要求臣下自省,廉潔。康熙二十六年,天下大旱。康熙下詔說,這都是由於自己缺少涼德「不能上格天心」而造成的。

在政治上,康熙進一步加強了皇權。他表示「天下大權當統於一」(《清聖祖實錄》卷275,康熙五十六年十一月辛未),「天下大小事務,皆朕一身親理,無可旁貸。若將要務分任於人,則斷不可行」(《清聖祖實錄》卷284,康熙五十八年四月辛亥)。為此,他一方面通過各種手段,採取強有力的措施,限制滿洲貴族的權力,如剝奪各旗王公幹預旗務的權力,破除「軍功勳舊諸王」統兵征伐的傳統,削弱議政王大臣會議的政治影響等。另一方面,康熙將用人之權、獎懲之權親自控制,不許大臣干預;並設立密奏制度,以廣泛體察下情。這種統治方式為被雍正、乾隆二帝繼承和發展,並為清朝其他皇帝沿用。

康熙帝在加強皇權的同時,也著手完善清朝官僚政治制度。有兩個現象值得特別注意:一是康熙九年八月將內三院改為內閣,從此內閣作為清朝法定中央政府、作為官僚政治的重要象徵,其地位穩定下來並一直存在到清末;二是康熙二十三年開始纂修《大清會典》。這是清代第一部重要的政典。《大清會典》於康熙二十九年完成,共162卷。從此,清朝官僚政治的運行基本做到了有法可依,有章可循,初步實現了政治運作的規範化。

在用人方面,康熙任人唯賢,任用了一大批敢於直言的清官。康熙在用人方面有著非常清醒的認識。比如康熙二十六年,康熙說:「堯舜之世,府修事和,然且兢兢業業,不敢謂己治已安。漢文帝亦古之賢王,賈誼猶指陳得失,直言切諫。今但雲主聖臣賢,政治無闕,豈國家果無一事可言耶?」 他要求大臣們盡心職業,視國事如家事。

在經濟上,康熙認為「家給人足,而後世濟」,在繼續採取輕徭薄賦,與民生息的政策的同時,又採取了一系列措施,體現了他仁愛的一面。其一,是廢止「圈田令」,即廢止滿清貴族圈近京州縣田地的特權,將土地讓與百姓耕種;康熙在詔書上說:「自後圈占民間房地,永行停止,其今年所已圈者,悉令給還民間」,其二,延長墾荒的免稅時間。清初規定墾荒三年內免稅,以後改為六年;康熙十二年重申新墾荒田十年後徵稅。這一政策刺激了農民墾荒的積極性,使耕地面積迅速增加。其三,實行更名地政策。對於農民耕種的原先屬於明朝宗室的土地,康熙下詔農民可以不必支付田價,照常耕種。「原種之人,令其耕種」,永為世業,號為「更名田」。這些農民成為自耕農。這一政策將直隸、山東、山西、湖廣、陝西、甘肅等地廢藩田改為民地,自耕農大量出現。其四,改革賦役制度。1646年(順治三年),清廷以明萬歷時舊籍為準,著手編纂《賦役全書》,到1657年(順治十四年)完成。1685年(康熙二十四年)至1687年(康熙二十六年),刪除全書上的田賦尾數,重新編成《簡明賦役全書》。為了防止地方官吏的私征濫派和保證國家的賦稅收入,在催征辦法上也不斷改變,如從發給花戶「由單」到「串票」(二、三、四聯等串票),再到「滾單」等。

此外,康熙還重視興修水利,大力修治黃河,終將「淮黃故道,次第修復」,暫時緩和了黃河中下游和沿淮各地多年水患的威脅,保證了百姓的耕種。

在軍事上,初步形成了剿撫並用、以德服人的統一方針,即「亂則聲討,治則撫綏」(《清聖祖實錄》卷180,康熙36年2月壬寅),「仰憑天道,俯愜人情,以萬不得已而用兵」(《御制親征平定朔漠方略序》)。康熙認為:「帝王治天下自有本原,不專恃險阻」,「守國之道惟在修德安民,民心悅則邦本得,而邊境自固,所謂眾志成城者是也」(《清聖祖實錄》卷151,康熙三十年五月丙午)。為了維護國家的統一,康熙在縝密謀劃之後平定了三藩之亂;遏制了沙俄的擴張,簽訂了中俄尼布楚條約;武力平定割據台灣的鄭氏家族,使台灣回歸;康熙還親征新疆准噶爾,擊敗噶爾丹,使蒙古土爾扈特臣服清朝。

在文化上,康熙強調興禮教。他在康熙十八年下詔說:「盛治之世,余一余三。蓋倉廩足而禮教興,水旱乃可無虞。比聞小民不知積蓄,一逢歉歲,率致流移。夫興儉化民,食時用禮,惟良有司是賴。」

在康熙倡導之下,編成了收字四萬九千多的《康熙字典》以及一百八十卷的《大清會典》,一百零六卷的《佩文韻府》,一百二十卷的《歷代題畫詩類》,九百卷的《全唐詩》,還策劃了一萬卷的《古今圖書集成》。 
 
在對邊疆少數民族的關係上,康熙帝以撫慰為主,加強了邊疆少數民族對中央政府的向心力。比如土爾扈特蒙古雖然受到沙皇俄國的控制,但仍心向中央政府,多次派人奉表入貢。

在西藏問題上,康熙除了承繼順治帝冊封達賴政策外,還派兵於1718年至1720年(康熙五十七年至康熙五十九年)間入藏,擊敗了佔據西藏的准噶爾叛軍。此後,清政府分兵駐藏,並任命康濟鼐和頗羅鼐二人分理前後藏事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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