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學由舊的漢學系統開始轉向新的宋學系統

第三節 儒學由舊的漢學系統開始轉向新的宋學系統


　　唐朝是漢族文化的輝煌時期，許多方面都表現出充沛的活力，創造新境界。佛教方面，以慧能為首的禪學南宗，推翻天竺式佛教的各宗派，自創漢化（玄學化）佛教，宣導殺佛殺祖，足以解脫處於奴僕地位的無數佛教徒。儒學方面，在墨守師說，拘泥訓詁的束縛下，開創空言說經，緣詞生訓的新風氣。限於訓詁名物，不談哲學思想的儒學，也談起窮理盡性來了，漢學系統由此逐漸轉入宋學系統。所以唐朝儒學在發展的意義上說，是一個重要的轉化階段。

　　唐初孔穎達撰《五經正義》，結束東漢魏晉南北朝歷代相沿的經學，這是適應政治上全國統一的巨大事功，很有助於統治階級思想的統一，因為士人的出路，主要是進士明經兩科。明經專習儒經，進士也必須習儒經，凡是士大夫，基本上都自認是儒生（自認為佛道的是少數），有所議論，總不敢違背儒學或違背過遠。唐朝儒生反對佛教，態度比較一致，議論比較膚淺，這種情形與《五經正義》有密切關係。清儒對孔氏《正義》多有貶辭，不知有了正義，東漢以來紛紜矛盾的師說一掃而空，怒目相向各是其是的宗派（如今文古文之爭，鄭學王學之爭）從此失勢。唐太宗令孔穎達撰《五經正義》，顏師古定《五經定本》，對儒學的影響，與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學有同樣重大的意義。

　　唐時分儒經為三等，《禮記》、《春秋左氏傳》為大經，《詩》、《儀禮》、《周禮》為中經，《易》、《尚書》、《春秋公羊傳》、《谷梁傳》為小經。唐太宗以師說多門，章句繁雜，命孔穎達與諸儒撰定五經義疏，凡一百八十卷，名曰《五經正義》。這是朝廷頒行的官書（唐高宗永徽四年頒行），凡士人應明經科，必須誦習儒經，義理全依據《正義》所說，否則就成異端邪說。《正義》解釋注文，不得有所出入。例如梁儒皇侃撰《禮記疏》，有時不合鄭玄注文，孔穎達斥為“葉落不歸其根，狐死不首其丘”。所謂首丘歸根，就是照注文解釋。注文錯了，或有比注文更好的說法，一概排斥，總要說注文是對的，這叫做疏不破注。孔穎達奉詔撰定的《五經正義》是《周易》王弼注、《尚書》偽孔安國傳（傳即注）、《詩》毛傳、鄭箋、《禮記》鄭玄注、《春秋左氏傳》杜預注。孔穎達作疏，多據南北朝儒主的義疏，如《尚書正義》、《毛詩正義》本于劉悼（孔穎達是劉焯的門人）劉炫，《春秋左氏傳正義》本于劉炫，《禮記正義》本於皇侃，孔穎達自己並沒有新說。《周易正義》不言所本，《正義序》說江南義疏十有餘家，皆辭尚虛玄，義多浮誕，孔穎達採錄諸家舊說，編綴成書，所以《五經正義》中，《周易正義》最為空疏，宋儒為《爾雅》、《論語》、《孝經》作疏，都是照文句推演，與講章無異，這種陋習是從《周易正義》開端的。

　　孔穎達撰《五經正義》，經學統於一尊（注家），所有東漢以來諸儒異說，全部作廢，儒學內部互鬥不決的各宗派，自然熄火，面對宗派林立，說各不同的佛教，在鬥爭中，統一的儒學處於有利地位，唐朝佛教徒力攻道教，卻不敢非議儒經，因為儒經從文字到解釋，都有標準本，違反它，就是違反朝廷的功令。

　　《五經正義》是奉敕撰修的官書，此外還有幾部私修的經疏。唐高宗時太學博士賈公彥撰《周禮》、《儀禮》二經《疏》。二經都用鄭玄注，與《禮記》鄭玄注合稱三禮。孔穎達撰《禮記正義》，與賈公彥共同商定，足見他是三禮專門。《周禮疏》不知所本，《儀禮疏》則是依據齊黃慶、隋李孟悊（同哲）二家之疏。朱熹說經疏中《周禮》最好，《詩》、《禮記》次之，《易》、《書》為下，朱熹評論是允當的。與孔穎達同時的楊士勳撰《春秋谷梁傳疏》，唐後期人徐彥撰《春秋公羊傳疏》，《谷梁傳》用范寧注，《公羊傳》用何休注，作疏體例全同孔疏，不過遠不及《左傳正義》的充實，這是因為魏晉以來《公》、《穀》二傳不被重視，少有專門的儒生，楊徐二人缺乏憑藉，所撰不免流於空疏。大中小三等經，唐儒都做了疏文，對儒學的統一，比兩漢立博士有更高的效力。

　　唐太宗令顏師古考定《五經》文字。顏師古多所訂正，撰成《五經定本》。書成奏上，唐太宗使諸儒詳議、經過辯論，顏師古對笞詳明，諸儒嘆服。唐太宗頒行定本，令學者肄習。自《五經定本》頒行後，諸經文字完全統一，不再有因文字不同解釋各異的弊病。

　　與《五經定本》作用相反，陸元朗（字德明，唐太宗時人）撰《經典釋文》一書，詳列各經本異同，每字各有音切、訓義，漢魏六朝儒經音訓，基本上借此保存。《釋文》有《序錄》一卷，詳述經學傳授源流，為研究經學必讀的課本。陸元朗自南朝陳後主時開始撰述，採集諸儒二百三十餘家的音切和訓詁，功程浩大，真正給漢魏六朝經學完成了結束的工作。

　　由於《正義》和《定本》的頒行，儒家學術被束縛，少數不甘屈服的士人，蕩棄家法，憑己意說經，開穿鑿附會的學風。《五經正義》墨守注文，是嚴格的漢學系統，唐人新開風氣，不拘訓詁舊說，可以自由說經，宋儒更加發展，取佛老思想融入經學，經學面貌大變，自成一種宋學系統，與漢魏六朝的經學，截然不同。多少有些唯物主義傾向的漢學（古文經學）轉變為唯心主義的宋學，這自然是經學史上一個重大的轉變。

　　唐人雖開新風氣，但著書不多，現存諸書有成伯璵《毛詩指說》一卷，以為《毛詩》序首（《大序》，即《關睢》篇的序文）是子夏所傳，其餘是毛萇所續（《小序》，《關睢》篇以外的各篇序），說法是新創，證據卻絕無。按照漢朝傳經家法是不能允許的。唐自安史亂後，藩鎮跋扈，朝廷威勢下降，儒者提倡《春秋》學，正是針對這個政治局面，企圖尊王室，正名分來挽救殘破。最先倡《春秋》學的儒者為啖助，撰《春秋統例》六卷，說《左傳》“敍事雖多，釋經殊少，猶不如《公》、《谷》之於經為密”。《公》、《穀》空言說經，啖助反以為密，足見他旨在借《春秋》發抒自己的政治見解，不重視《左傳》的據事說經。宋儒程頤獨稱啖助絕出諸家，有攘異端開正途之功，程頤這樣讚美啖助，正好說明啖助棄傳求經的學風，即是宋儒附會臆斷的學風。啖助弟子趙匡、陸淳，繼續治《春秋》學，陸淳著《春秋微旨》、《春秋集傳辨疑》等書，不為三傳舊說所拘，專憑己意指出孔子筆削的本意，未免出於虛構。柳宗元作《陸淳墓表》，稱陸淳為巨儒，能知聖人之旨。又有盧仝也穿鑿《春秋》，韓愈贈詩有雲，“《春秋三傳》束高閣，獨抱遺經究終始”。韓愈詩推崇盧仝，說“先生事業不可量”。足見舍傳求經的風氣，韓柳都是贊同的（韓愈李翱作《論語筆解》，也多有穿鑿之處）。《五經正義》束縛說經者不得逾越注疏一步，以啖助陸淳為代表的《春秋》學，連三傳也任意駁詰，更不待說照注文推演的《正義》。啖助等人不顧經學家法和朝廷功令，獨自發抒見解，雖不合漢學規矩，卻為宋學開風氣之先，啖助、陸淳的創始精神，在經學史上，應該是值得注意的變化。